历史哲学文本

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 - 4.7 社会生物学之后

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出版3年后，威尔逊又出版了《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并获普利策奖，成功地向普通读者推销他的思想。1990年，他再次以《蚂蚁的故事》获得普利策奖，接下来，几乎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阐述他对生物多样性的考察和人类进化的思考。1998年，《论契合》（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的出版，是他对《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最后一章的继续发挥，即试图以一个共同的框架，综合各种知识。威尔逊将这称为 爱奥尼亚的魅力 。

西方的知识传统，源自希腊哲学。威尔逊所指的 爱奥尼亚的魅力，乃是一种深层次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通过少量的规则，便可以解释这个世界。这种信念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米利都城的泰勒斯^[1]。当希腊哲学衰落，基督教兴起并成为欧洲的知识传统一直到17世纪科学的兴起之前，基督教义，尽管隐含并混杂着各种冲突和纷争，但在整体上，它一直以统一的面貌，作为欧洲惟一的主流知识体系。17世纪科学兴起以后，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的知识，在各个领域不断增长深化。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是科学兴起以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尚未高度分化以前，对当时已有知识进行综合的一次尝试。但随着启蒙运动的衰落和牛顿还原体系在低速物理学上的成功，一方面，因为技术和实验工具的发展，科学沿着还原论的方向，越走越远，形成各种各样的非常细化的专业，而科学体系作为一种体制和组织，使越来越多的人员，被卷进科学研究中，成为专门的科学的从业者。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文科学，从神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分化成为各种各样的学科，但这些学科，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和体系，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使得知识成为真正的碎片。^[2]

伴随这种知识碎片化的是价值多元化。相信一些有限的基本的“伟大著作”能够为文明提供基本框架和核心的这种观念，越来越为人所怀疑；同时，传统的人文科学和新兴的自然科学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深，这种状况，为C.P.斯诺于1959年5月7日在英国剑桥的演讲中指出。^[3]但尽管如此，知识碎片化这一问题未被真正意识到并有效面对。这种碎片化的过程，从科学兴起以来便一直进行着，到了20世纪50年代，遵循分工专业化的路线，沿着还原论的方法，对众多鸡毛蒜皮事的深入了解已经成为科学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条。^[4]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强调威尔逊开创的理论的价值，不如佩服他这种逆潮流而动的综合各学科的野心及面对各种可能责难的勇气。威尔逊用契合^[5]这一词语以表述其基本思想，即通过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威尔逊指出，这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使得威尔逊的理论，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强烈意识形态倾向而使宗教团体及科学从业人员感到潜在的威胁。

威尔逊的契合理论可以称为 基因—文化的协同进化 ，威尔逊说：

文化是由众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而每个人的智力又是人类大脑遗传结构的产物。因此，基因与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又不是僵硬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测量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简单，基因限定了预成规则，这种规则没有什么倾向性，而且受个人智力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的调节。人的智力在人从生到死的发展过程，吸收了所能获得的部分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引导了个人大脑所遗传的预成规则。（《论契合》，P.181）

对于基因和文化这两者的分别强调，威尔逊认为，这也正是遗传学家和博物学家着眼点的不同，

传统上，博物学家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影响，遗传学家强调基因对行为的影响。遗传学家认为智力可以遗传，博物学家对此的期望低一些。（《论契合》，P.211）

彻底的生物决定论往往来源于遗传学的证据，而博物学家则更加强调环境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演化。

威尔逊冀望人类行为遗传学可以确定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关键联系。从基因到行为之间的生成，威尔逊称为 渐成规则 。而这些渐成规则包括不同的复杂层度，比如说，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次级渐成规则是对大量的整合进行调节，并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情感，形成一种的记忆体，可以预测或对外界作出反应；由此，生成高度复杂的文化。^[6]文化，威尔逊认为：

文化的天然要素就是呈阶层体系排列的语义记忆成分，这些语义成分由不同的神经回路编辑，形成最终和大脑活动联系起来的节点。这些节点就是与语词关联的概念或符号，节点之间的联系便组成具有复杂含义的信息。数量众多的基因指令大脑、感觉系统和所有其他与外界物质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生理过程，从而产生出心智和文化的综合性质。^[7]

反过来，文化也反作用于基因，因为文化和环境选择作为一个外部条件，将决定何种行使这种指令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从而

基因决定渐成规则，渐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受和心理发育，而次成规则（次级渐成规则）又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文化帮助决定哪一种指令基因可以从一代到另一代幸存下去，并表现出更大的活力。成功的新基因改变群体中的渐成规则，变化了的渐成规则又改变文化获得途径的方向和效力。^[8]

可见基因和文化在两个方向上分别进化但又可能相互协同影响。

威尔逊以蛇和撒旦为例子说明基因对于文化的影响。灵长类动物对蛇很恐惧，例如黑长尾猴遇到蛇时，便会发出独特的尖叫声。威尔逊认为，人类对蛇有一种天生的厌恶，这被称为 有备习得 ，即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人类有足够充分的时间使自己的大脑对蛇的恐惧形成有选择的基因效应。^[9]这种恐惧，在文化符号形成之后，人类便用撒旦这种可怕的文化符号来表示蛇。色彩的词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然界并不存在色彩，可见光由连续变化的光波构成，但没有色彩。色彩是通过视网膜中具有感光能力的视锥细胞和大脑中与之联系的神经细胞才表现出来的。光的能量，被视锥细胞中三种不同色素（红，绿，蓝）吸收，再分解成为电信号，传递到大脑。而三种色素的成分是氨基酸，受X染色体控制，基因发生突变，就会引起色盲。人类将大脑所感觉的连续变化的波长，分解为独立的单位，即是色谱。从生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排列是彻底的人类行为，因为相对于其他物种，对于光的波长的感受可能与人类不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光的波长在人脑中形成的颜色排列，乃是由遗传进化而来。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看到的是颜色，而对颜色的词语描述，则属于文化的范畴。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所使用的基本颜色术语的数目有很大的差别。英语描绘基本颜色的术语有11个，分别是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和灰。而另外的一些语言，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尼人（Dani）的语言，只有两个表示颜色的词：mili（黑夜），mola（白昼）。可是，对达尼人和其他缺少明确的色彩词汇的人种进行的测试表明，他们对于色彩的记忆和判断的能力与有着丰富色彩词汇的人种是一模一样的。语言实际上是符号系统的一种，

如果母语中对某一件事物没有作出较为细致的区分，而另一门语言却作了区分；那么，当人们在学习了这门第二语言以后，他会发现自己对这一事物的认知能力会有所提高。由母语所造成的这种认知和思维上的不足，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但所有这些文化系统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却是由于遗传进化得到的生物性限制，基于这一限制范围，由于不同的环境影响和进化途径，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系统。由此，威尔逊将人类的进化，表述为基因和文化分别进化的协同效应，或者说， 基因和文化 之间的 带 ，通过探讨夹在基因和文化，肉身和灵魂之中的人类的演化，来考察人类之间的互动行为及社会形成。代际之间的传承，依赖两类信息作为编码(code)，一是基因，一是文化。肉身的自然演化依赖基因的遗传；而文化作为符号系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

威尔逊这种理论，看起来更像达尔文理论和拉马克理论综合体的变种：基因的多样性和自私性，决定了存在各种可能的争夺，而外界环境作为文化要素，决定了哪些基因能够存活下去，通过这种选择，适者生存，生存的就是适者。这么一种套套逻辑的结果是，人类表现出来的面貌，是千百万年来，基因斗争和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人类类似于动物，处于无意识的生存状态，当大脑对自我意识开始苏醒、能够有意识的改造环境并反过来控制基因时，文化便反作用于基因，从而决定自身的走向，这是一种真正变种的作用于人类的拉马克主义。而令传统理论恼怒的是，威尔逊比达尔文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人和动物类似的生物性。^[10]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在文明发生前数百万年间，人类的生活犹在梦中。在稳定成型的符号系统及文字,超越个体时空局限而延续生命体验之前，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散布于地球表面的某些区域，彼此互无所知。接下来，从30000年前至有史可溯的6000年间，工具持续而非偶然的使用，火的制作和利用（燧人氏），语言的诞生，性妒忌的制约使伙伴关系成为可能等因素陆续产生，以此形成大规模社会的基础。而最后这6000年，特别是工业革命及电气时代以来的故事，便如德斯蒙德·莫里斯的感慨：

我们爬上顶峰的过程是个一夜暴富的故事。我们就像任何暴发户一样，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甚至还常常否认自己的家世。

而黑猩猩，这些人类的乡下穷亲戚，则仍时时刻刻提醒着那累世贫穷的世代和祖先的影子。一夜暴富与累世穷困，最显著的差异源于文化的积累及自我的意识的发展。正是基于大规模社会性的分工合作的积累，使过去6000年，表现出与之前数百万年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

卡尔·波普尔用三个世界的方式，来划分人类的经验。^[11]按照这种划分方式，人类婴儿在出生以后，便已经具备大脑，随着身体的发育，作为第二世界的自我发育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互动，最终形成这个个体的自我存在及自我意识。而这一过程，在最近的6000年间，由于文化进化速度加快，使过去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显得非常缓慢，甚至令当代人已经忘却了肉身乃是经由数百万年间人科动物的进化而来，只有在饥饿、疾病、禽流感、艾滋病袭来的时候，或者心理的各种情绪，比如妒忌、愤怒、贪婪等几宗罪超越理性的控制范围时，人才可能意识到自我的生物性，才可能意识到 文化进化对生物本能进化的代替 之后，生物本能仍在沿着某种方向而进化。

现代人的脑的容量与数百万年前的猿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如威尔逊所说，

成千上万代的人无须知道大脑如何工作的机理，也能生存和繁衍下来，人们凭借深化和自欺，依靠宗教仪式，便尽可能的适应生存的世界。（《论契合》，P.138）

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的结果，脑对身体的精确控制，早在数百万年前已进化完成。^[12]在石器时代，对工具的制造在大脑中形成记忆，而后再制造时就能想像出即将造出的工具的样子。在最关键的近6000年的中，文化的进化乃是基于传统的模仿和学习。文化的进化，除了与教学有关之外，是否与遗传有关呢？文化的传承，在何种程度上是彻底的非基因的，甚至超越基因及自然进化的选择而独立进化的呢？这是相关争论的一个焦点。传统的价值观认为，文化乃是纯粹完全由人类创造，而与生物遗传无关，比如杜布赞斯基就认为不存在语言基因，只存在基于语言脑区之上的进化。同时，20世纪多数的社群理论并不关注基因的作用，转而强调文化自身有其突出的特征，并与曾经创造出它的遗传和心理过程不再联系，单靠文化本身便可以塑造生活，认为文化自身创生出文化并延续。但问题在于，从历史事实来看，

文明及文化的历史，乃是人类从一种近乎动物的状态迈向礼仪社会的一部历史；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培育了艺术，采纳了文明的价值观，还自由地运用了理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及语言的进化与心智的进化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难题：文化进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亦即野蛮人的驯化过程，远在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便已经完成了。正是这种惟有人类经验过的文化进化，才使得人类在今天得以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13]

即从历史事实来看，文化的进化乃是伴随生物的进化过程而出现的副产物。甚至，当威尔逊认为人类的生物进化本身，已经限定了文化创造的可能范围和路径时，便引起了强烈的争议。而这，只有在对脑部的工作原理及脑神经认知科学进行详细研究之后，才可能得知。

如果将人与动物的区别，称为 人性 的话，那么如何界定 人性 ？传统的教义，经常用人的伦理道德、自由意志，甚至灵魂，来区别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同。^[14]弗兰西斯·克里克则将身体感觉及自由意志定义为“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15]，从脑科学和认知角度重新刻画了人与动物在认知方面的关键不同。心理学和认知方面的研究表明，大脑进化的不同，正是文化创生的根源、自由意志的根源以及人与动物的不同根源。

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详细系统的内省，威廉·詹姆斯通过描述被他称为 思想 thought 的五种特性，开始关于意识的研究。^[16]19世纪以后，灵魂可能的存在位置与大脑有直接联系，已经与心或身体中的其他器官没有任何关系。但大脑实际上乃是千百万年长期进化的基因控制的产物，人类的大脑中，仍然保持着动物进化历程从鱼类到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后脑、中脑和前脑。大脑的无意识行为仍可能时刻左右着人类的行为，也从不同侧面使文化创生，^[17]荣格指出：

大脑是在数百万年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这个历史的成果，正如同身体一样，它也携带着这个历史的痕迹，如果你能够摸索到心灵的基本构造，你就自然会窥见远古心灵的痕迹。

并据此发挥出他的 原型 学说，认为“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通过 无意识心理 沉淀在人的心灵中而遗传，不仅仅是大脑所控制的理性行为，这种遗传也同样影响了文化的创生。^[18]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受科学界尊重的学科之前，心理学家从不谈论精神事件。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去研究视觉意象，并且在原来用于描述数字计算机行为的概念基础之上，提出各种精神过程的心理学模型。即便如此，意识还是很少被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尝试区分大脑里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19]

意识与生物体的学习息息相关，但它对如何发生这一切，却是无意识的。^[20]

关于意识的问题，直到晚近才得以进一步理解，这即是当代的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斯特宾斯（George Ledyard Stebbins）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时间序列的关联意识，即历史观念乃是人类独有的。^[21]由于这种意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使人类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多可能的变通。英瓦尔（Ingvar）提出，人类由于具备对过去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组成的结构及时间范式，引起人们对未来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实际上是对过去事件及事件序列的一种套用。^[22]英瓦尔用 回忆未来 memory of the future 指称人类的这种能力，他进一步根据临床证据说明，大脑中的额叶——前额叶中的皮层起了主要作用。其结果，使人们通过过去的记忆，产生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形成时间序列意义下的历史事件，进而产生了所谓的第四维度——心灵中的时空旅行。^[23]进一步的，创造性想像力（creative imagination）也可能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种想像力极有可能是一种天赋，而关于它在大脑中的位置及形成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最后，则是自由意志和道德义务。^[24]弗兰西斯·克里克提出，自由意志可能是位于靠近24区或者大脑的前扣带裂上，但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自由意志 或 灵魂 所处的位置。^[25]

冀望于脑神经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和成就，或许可以证实或者证伪威尔逊的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 ，但是，社会生物学带来的真正问题，是继承了达尔文的学说，颠覆了传统的文化观念，而将人的生物性考虑进人类的行为及文化创生里面去。^[26]但是，相对于文化进化，基因进化显得非常缓慢，朗斯登和威尔逊认为在1000年的时间内（约30代人）^[27]文化和基因可以形成一种必需的联系。但看起来，相对于人类进化的茫茫长河，1000年未免显得太短，而一旦考虑到近300年来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变化，以及最近100年的电气革命，甚至最近20年在计算机及网络方面的成就，1000年又未免显得太长。尽管威尔逊提出了一个 good idea ，但关于文化的变化，社会生物学除了在人的生物性方面引起关注之外，看起来还需要寻找其他的途径及解释方式。

对社会生物学关于基因和文化的思考，威廉姆斯指出了一个关键之处，

社会生物学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研究，横跨了两个不能比较的领域：一个是信息范畴，另一个是物质范畴。在《天择：范畴、层次及挑战》中，已经指出这个问题。在还原论中，这两个领域不能相关，星云和尘埃颗粒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有质量、电荷、长宽可以测量。但你不能这样比较信息和物质，信息没有质量、电荷，或是毫米尺寸可言，同样地，物质也没有比特这个单位。不能拿比特来度量黄金，黄金没有冗余（redundancy）、保真度（fidelity），或是任何用来描述信息的符号。信息和物质属于两个领域的内容，只能分开讨论。

基因是信息包，不是实体。DNA 分子碱基所构成的式样（pattern），指定了所代表的基因。但是 DNA 只是媒介，不是信息。要保持演化理论思路的清晰，万万不可不弄清楚媒介和信息的区别。计算机将信息从一个物理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媒介，然后从原始的媒介重新读取同样的信息，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信息和媒介的独立性质。生物学上，如果你讨论基因（gene）、基因型（genotype）和基因库（genepool）时，你讨论的是信息，不是物理客观的实体，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文化的基因，指的是影响众人行为的文化信息。但是不像遗传基因，文化基因没有一个能存档的单一媒介。你可以把《堂吉诃德》用一叠纸油印，也可以把它制成雷射唱碟或录音带，转换成声波放给盲人听。不管用的是那一种媒介，它永远是同一本书、同一种信息。文化演化的过程里，咖啡杯或桌子之类的概念会持续存在，但咖啡杯和桌子却不可能持续，它们只是作为信息持续重复的结果而出现，因为持续存在的信息告诉人们如何制造咖啡杯和桌子。生物学上也一样，手、脚、鼻子不会持续存在，但是会持续重复出现，由于有制作手、脚、鼻子的基因指令持续存在。始终存在并且不断演化的是信息本身。而人类是通过信息的外在物理表现，才知道这种信息的存在。道金斯的理论一直没有说服力，其原因就是他把基因当作一个物体，强调的只是复制，而不是信息。^[28]

威廉姆斯的这个评论可能是及其重要的，他对信息和实体的区分，类似于计算机中软件和硬件的区分。演化的是形式，这正是演化思想中的本质概念。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指出： 形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作为本来存在的属性。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 形式 ，在逻辑上先于对象，因此不属于演化所讨论的。同样， 形式 作为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的静态概念，也是预先给定的。但从康德到浪漫主义者之后，“形式”变成一个演化过程。在这种观点下，“形式”并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的。比如黑格尔的哲学，便显示出一种 演化的哲学 ，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其中物种(species)一词，正是拉丁文中的“形式”。物种起源，就是 形式 的起源及变化。达尔文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便是指出了 形式 依赖于内在的变化过程，及外在的生命过程，在不同条件下的相互作用。演化论学说意味着 形式 的可变化性，即是 形式 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29]从而，当威尔逊试图寻找基因和文化的对应关系时，他可能是不恰当的将软件和硬件进行了对比。

文化类似软件。在人类所有成员共有的天赋之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以及社会制度。^[30]思想被传播，而传播的机制是文化，柏拉图主义者理解柏拉图的学说并不需要与柏拉图具备相同的基因。若作为软件，文化就是一种编码软件，尽管这个软件需要基于硬件才能运转，但软件形成之后，只要条件合适，均可能独立运行出自身的结果，这个结果与所运行的硬件无关，这不同于硬件之间的相互依赖。尽管动物可能具备某些模仿能力，但遗传仍是代际之间信息传递的主导模式，而不形成可积累传递的符号系统。而人类，随着语言的出现实现了进一步的交流，而当文字出现并迅速成为稳定的符号系统之后，跨时空的交流便通过文字系统而得以进行，使千古之后的心灵默契成为可能。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化理解为一种 共享的符号系统 shared symbolic systems of cumulative creations of mind ，而格尔茨（Cliford Geertz,1973）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历史上可传递的、用符号体现的意义模式，一种用符号形式表达的继承的观念体系”。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共有的交流体系，可能存在于人类之间而非人类的头脑之中。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行为的参与者，对于社会规则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所具备的默认的理解。被抛到人世的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的生活，学习身处环境的“文化”所隐含的行为规则，并通过理解这种行为规则，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能力的复制，是通过文化而不是基因来进行。而这种选择，是真正的拉马克意义上的后天获得性的遗传。通过对这些文化游戏规则的反思，人类才可以更好的确认这些游戏规则的目的，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意志。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中思考威尔逊的知识努力，跨学科和知识统合或许是可能的。我们面对同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必要去寻求简约的几条规则来规制如此复杂而由真实的世界，因为进化的途径，不可预知。未来皆为一切可能。

注释：

[1] 泰勒斯相信，所有的物质，乃是由水构成。

[2] 哈耶克在1956年的演讲中，强调了《专业化的困境》。

[3] 斯诺创造了 两种文化 一词，以引起听众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这两者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状况的注意。.斯诺以其成功小说家和失败科研人员特有的身份和知识，结合英国剑桥特有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成功的推销了这个词语，并迅速在其他国家引起反响。其演讲结集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

[4]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5] 契合(consilience)一词是威廉·休厄尔在1840年的著作《归纳科学的哲学》中提及的。

[6] 类似的是计算机程序，基本硬件构造可能是晶体管和线路板，而初级的渐成规则，类似于构成硬件和软件沟通之间的诸如Debug一类的汇编语言，在此之上，再衍生出不同的次级渐成规则，比如视窗作为平台，再由此衍生出各种应用软件。

[7] 《论契合》，P.194。

[8] 文化进化的步伐越快，文化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就越疏松，通过出色的转换得到新的适应，以及在不受相应精确的遗传指令控制下传播这种适应，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化促进人们做出迅速的调整。《论契合》，P.223。

[9] 在野外，害怕蛇的那些人所携带的基因得以流传下来。

[10] 1967年，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裸猿》继续了这一观点，相对于威尔逊的谨慎，莫里斯对裸猿的定义，更加大胆、露骨而直接。他基于现存的192种猴子和猩猩为背景的考察，将 人类 定义为 裸猿 。用以下过程来描述人类的进化： 丛林猿—旷野猿—狩猎猿—定居猿—文化猿 。人类的性行为、育儿方式、探究欲（好奇心）、争斗行为（竞争）、进食行为、安抚行为等一系列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显示作为一种生物现象的人所自然固有的动物本性。如果按照威尔逊的理论，可谓真正的遵循基因途径进化的作为动物的人的本性，而选择不育或者单身、避孕，则是文化对于基因的选择。

[11] 与约翰·埃克尔斯爵士与人合编的《自我及其大脑》： 世界一 是指通常所说的物理世界，岩石、树木和物理力场的世界； 世界二 是指心理学的世界，它被人类心灵的研究者们所研究，而且也被动物心灵的研究者们所研究； 世界三 是指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尽管我在世界三中把艺术品包括在内，也把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归于其中。简单来说，一个人被肢解成三部分：一部分是人的手足、大脑等，是实体部分；第二部分是人的心理，是过程部分；第三部分是知识部分。

[12] 坦桑尼亚北部拉托利遗址出土的足迹化石，显示了一个36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家庭，在一个火山爆发后的茫茫大地上携手漫步，足迹显示其中一员能够准确的踩着另一个先行者的足迹前进，这只有在脑部已经能够准确控制身体的行走和并通过眼睛对踏落点进行准确判断之后才能实现。（《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约翰·C.埃克尔斯）

[13] 哈耶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14] 比如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所指的 人心对人生的自觉能动性 。（用心指主体自觉性，用心物问题指称自由意志与物质存在之间的张力，显示了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话语传统）而《罗马天主教教义问答手册》中则将灵魂（soul）定义为“离开躯体但却具有理智和自由意志的活的生物体”。

[15] 弗兰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

[16]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

[17] 这在19世纪已被普遍意识到，弗洛伊德据此划分出意识和潜意识、超我（superego）的存在。

[18]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19] 弗兰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

[20] 薛定鄂，《生命是什么》。

[21] G. L. Stebbins, 1982, Darwin to DNA: Molecules to Humanity.

[22] "Memory of the future": an essay on 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conscious awareness, 1985.

[23] 《追忆似水年华》以及相关的作品，展现了大量极好的例子。

[24] 这很大程度上，和传统文化观念中的 灵魂 概念重合。

[25] 弗兰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

[26] 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当试图以各种理论，对人类行为进行解说时，便不能单纯的将人简化成为一个类似于上帝的全能全知、完全理性的维度进行计算，而必需考虑人的生物性，以及人们的互动问题。以理性主义解释一切行为，在经济学中，以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为代表，但这种状况可能不完全代表了人类的真实状况，汪丁丁的《行为学和神学视野下的经济学》可能是一种尝试，在一种更小的范围内，约束威尔逊的 带 的宽度，而其他中文相关的文献，比如陈嘉映的《社会生物学与道德》、韦森的《文化与制序》中关于语言的演进，叶航关于利他主义及效用的考察，都与社会生物学的考察相关。

[27] Lumsden, CJ/Wilson, EO 1981. Genes, Mind and Culture: 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8] 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

[29] 米德，《19世纪的思想运动》。

[30] 这类似于同一个计算机（生物学）支持了多种不同的子程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