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用 乌合之众 来描述 大众的疯狂，容格用 集体无意识 重新阐发。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文版，41页）中，容格写道
大脑是在数百万年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这个历史的成果，正如同身体一样，它也携带着这个历史的痕迹，如果你能够摸索到心灵的基本构造，你就自然会窥见远古心灵的痕迹。
无意识真正包含的，是时代巨大的集体事件，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历史的酝酿，当原型（archetype）在许多个体的身上被激活时并上升到表面来时，我们既置身于历史，也置身于现在，此时，原型复活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无意识心理，而不是大脑的理性思维。（176页）
尽管容格意识到，对大脑的了解是必要的，但对于 大众的疯狂 这个问题，他所所能做的解释，只能将 集体无意识 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理解成为深藏于人类身上，随时可能被唤醒来控制人的行动的黑巫师。问题是，如果人性，或者说，灵魂的印记，真的存在的话，它藏在哪里呢？
恶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是思想者和各种宗教扣问终极时常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对此，不同宗教各执一词。以流传于中国的几大教而言，
道教，作为最正宗的本土宗教，老子《道德经》说道，
为吾有身，患莫大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绝欲去智，少私寡欲。但看起来，老子的哲学见解，俗人皆昭昭，我独若昏，很有深谙世故，秘传真理的味道，而当庄子说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日后的道士则深研房中术，练元婴求长生，受其粘染的文人墨客则标榜好色而不淫，颇得藏传佛教密宗欢喜佛之神韵，可以说，道教实际上并不是太关心善恶的起源问题，而更关注存身之道。或者说，老庄哲学里面的终极关怀是个体如何存身，而不是讨论人性善恶的伦理。
儒家中，孔子说，
食色性也，
不太主张以后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先天的气质有无。但他的学生们却意见大不相同，《孟子·告子上》主张性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荀子》主张 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后来程朱理学，走了孟子这一路，便以为气质之性为恶之起源。于是，启蒙文字中的《三字经》便有 人之初，性本善 的说法，说起来，儒家所指的恶，只是一种「善的缺乏」，而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或者说，儒家从没有试图去解说人性里面的恶从哪里来，又深藏于哪里。
儒家的性善性恶，讨论的都是当生当世的问题，佛教偏向性善论，劝人向善，但佛教看众生，是从无始以前看起，向着成佛的目标迈进，六道轮回，需以成就大智慧之后的结局，而不能以当下的一生论善断恶；对众生而言，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一体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便是佛性。所以对于佛教来说，性善性恶，其实不是问题。或者说，佛教的教义，其实在千世万劫的因果轮回中，已经消解了人性的起源问题。
除开道教和儒家这二种本土教义和蜕变为禅学的西来佛教之外，中土比较显著的，便是摩尼教、景教、祆教，合称三夷教。
祅教，又称拜火教，约公元前六百年至前五百年间，波斯人锁罗亚思德所创。依其仪礼特征而命名。萨珊王朝期间（约226—851），被立为波斯国教。公元七世纪为阿拉伯人征服后，日渐衰落。《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辛巴达航海时，遇见拜火教徒时，已目为邪教。拜火教传入中国约于北朝时的北周（公元六世纪中叶），唐人据其音而造新字 祆 XIAN，以指其神。唐时，两京及西北各州有祅祠，用以怀柔西域胡人，但不许本土民间祈祭；五代，北宋时犹存，至南宋以后不见于中国记载。祅教的教义是典型二神教，善神代表光明，恶神为万恶之门；火是善神代表，拜火，也拜太阳。（可读《陈垣史学论著选》之）。拜火教教义中，善恶乃与天地俱生，其争斗，无始无终，没有起源问题。
摩尼教（创始人 Mani，约216年－274年，约为中国的东汉末年，此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则是基于祅教学说，同时吸收基督教的诺斯替派 Gnosticism 及少量佛教教义而成。宋代《佛祖统纪》记载，唐武则天延载元年（即公元六九四年）波斯有摩尼僧带《二宗经》朝觐。开元二十年遭禁。安史乱后，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势力，重入中华。七十余年间，一时为盛，为三夷教之首。会昌三年（843）为唐武宗所禁，转而为地下宗教，民间传为 食菜事魔，即是金庸小说里的张无忌执掌的明教，依仪式而言，摩尼教素食但不拜火，所以《倚天屠龙记》写明教徒在蝴蝶谷聚会，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实是拜火教的张冠李戴。摩尼教的教义为两宗三际，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未来、现在。主张有天地之时，只有善恶二宗。善宗即光明王国，恶宗为黑暗之王（魔王）。二宗始于混沌之先，故善恶起源无可追溯，这一点，来源于拜火教。同样回避了这个问题。
说起来，基督教对人性的问题处理最认真，但相应的问题也最令人头疼。《圣经．创世记》第1章中，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那么，问题是：既然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而上帝是全善全能，为何还有恶？魔鬼从哪里诞生？《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五节，解释说道，神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但，而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由于骄傲和自大，天使长堕落为魔鬼。但说起来，骄傲自大，正是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欺骗、骄傲、嫉妒、愤怒）之一，罪又从哪里来？于是奥古斯丁不得不竭尽心力，创造了 原罪 这个概念。让亚当、夏娃的后代，去为他们的先人在远古时代的一次放纵行为千秋万世的买单赎罪。
大致可以这么说，上述的中土主要宗教，并没有真的回答了人性从何而来的问题。或者回避，或者归为不可知。倒是孔老夫子还相对老实些，说
未知生，焉知死，
君子远庖厨而食不厌精，看起来，倒很有有闲阶级及小资精神。正如一直所说明的，历史哲学必历史之外。所有人类关于人性的理解，便象一条生活在深水里的聪明的鱼，在在不见光线的黑暗中意想在大地行走的情形。这种情形，和文革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小兵们，在地图上插满红旗，试图解放其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一样的可笑而令人悲哀。
但深水中的鱼，会不会有走上陆地看一看世界的可能呢？萨满教极其神秘的咒语，摩西登上圣山的呼喊，都不可能召唤出电磁光谱。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神，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物理知识。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只能生活在深水中，不能迈上陆地。当代人对于生物学及遗传学的知识，已经远远的超越前人。如果人性的善恶是胎生遗传的，那么，基于当代人的知识，意味我们可能找到善恶的基因。
倪匡的科幻小说中，描写了一对科学家，试图把一个恶人的脑神经重新搭线以成为好人，但却因为搭线用的摸版，并非上帝的全善，于是，这个恶人变成一个心计深沉的岳不群。黄易的小说中，邪灵常深藏于遥远时空的某个地洞之中，以隔空遥感的方式扫描人类的脑电波以占据人类的身体。但这只是小说，一种重构的虚拟叙事，而这种重构，只不过是作者基于当下的知识和理解的重构。
荣格深研各种宗教和神秘主义，他虽然无意把 集体无意识 发展成为类似宗教的基本教义，但当他叩问 恶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脑神经科学知识如此缺乏，以至于他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支持，于是他的解释，看起来，也颇有宗教的味道。他以为，集体无意识 乃是一种人人共有的先天遗传，诱导其爆发则是后天影响。用这种 先天 和 后天 来区分统合的解说方式，看起来是如此类似道教的阴阳相生。问题在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观，至多可以说是一种视角而不是方法，在方法论上，属于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夸夸其谈而不足其用。
信徒们有时会把这种千年久盛不衰的流传看成一种奇迹，但较之这些2000多年的宗教，信徒们不如崇拜自身足下的历经几十亿变化的石头，来得更为合理。正传统文化的信徒们以为五千言〈道德经〉说尽天下道理，基督徒的信徒们，以为千僖即是末日，自命为儒家文化抱残守缺的继承者则以为《公羊》、《谷梁》足以重建今日的世界。可谓大谬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们只能生活在深水中，不能迈上陆地。世易时移，今日若再有人以《道德经》做企业管理，或以儒家制度鼓吹社会重建，那么这个人不是蠢材便是野心家。
现实并非如容格所言皆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炕，乌合之众 并非时刻都疯狂。信了某个狂人胡言乱语的信徒们，也并非天天都----拿着刀子---剖开肚子---寻找轮子。若果如此，也不必大动干戈四处搜捕了。大革命和大屠杀中，虽然倾巢之下无完卵，但除了大量愚蠢的暴民和帮凶之外，还有遗世独立的冷眼旁观者，以及充分利用群众心理及鲜血、肉体为自己构搭阶梯的野心家和政客。他们也是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吗？恐怕未必。
博奕论中，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演示了一种基于个体自身的理性选择，如何导致一种低效率的群体均衡结构的例子。那么，问题便与人类的行为和选择有关了。当采用容格的集体无意识的 非理性 状态来解释时，便导致汪丁丁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一文最后提出来的，
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使工具主义
理性观很难立足。
所以他不愿意使用 个体理性 和 集体非理性 来描述这种情况，因为 集体的理性，在他看来没有定义。问题不是 是否理性？ 而是 何种理性，谁之正义？ 这才是问题。
容格的解说，借用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在《协调：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译本名称为《论契合》）的 基因---文化 协同论框架来理解的话，这涉及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基因 涉及生物学、解剖学、遗传学、脑神经科学的内容，文化 涉及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哲学的问题。
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基因和自然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本性？灵魂，如果存在的话，以何种形式存在？又存在肉身的何处？
在沿着 基因 这一分支考察了这一问题之后，下文将回归到 文化 这一分支，进一步阐述
人如何认识自己？
人如何做出选择？
社会如何可能？
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