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东方的中国，刘彻即位为汉武帝。历经高祖、惠帝的经营，文景的休养生息之后，相较于前代，人口和财力更为充足。《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载：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可谓此时写照。汉武帝在世期间，打造了一个强势的君权王朝和事功务实的官僚集团，并且以损失一半人口的高昂代价1，派霍去病、卫青西击匈奴，促成民族大迁移，而这最终导致蛮族对罗马的入侵。但东西半球这两个大帝国之间的跨度，如此辽阔而深远，以至身在局中者远未能意识到此种变化之间的因果链条。
这两个帝国，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均丧失了其强有力的领导者。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此后，罗马经历了13年内战，直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统一罗马帝国。逢战则开 的哲那斯神庙再度关闭。从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是罗马帝国长期内战之后，最为和平，疆界也最大的时期。而耶稣也出生于这一期间。
关于耶稣的生平，秋水幸原在狱中临终写成的《基督抹杀论》乃为后世无神论者中最为坚定的反对神化耶稣者的考察。2 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使徒们四散逃逸，却促成教义四处传播，其中足迹行得最远者为保罗。这期间，基督教慢慢变得具体化，相应，本来只属于犹太人的宗教，也慢慢转为一个向异乡人开放的宗教。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犹太要素为以下六项：
一部圣史、选民、公义的新概念、律法、弥赛亚、天国。
这其中，除了律法之外，其他都是属于思想性的内容，或者可以转变为思想性的内容。于是，律法和习俗成为一种外在的约束。而律法的 制度变迁，也成为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变的决定性约束条件之一。耶稣的信徒中，雅各和彼得试图将基督教定位为一种只在犹太人之间传承的宗教。保罗却允许外邦人入教，并允许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不行割礼。《使徒行传》以一种保罗式的观点，记载了这两种不同的争论。割礼是否被认可，成为一个显著性事件和标志。To "circ" or not to "circ" -- Oh, what a question! 最终，保罗的意见被接受，《旧约》中摩西的律法不再被视为最后的和绝对的真理，而被代之的是 爱上帝 和 爱邻舍 两条戒命。3 这一制度变迁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割礼并非一种普世完全接受的习俗，如果继续将割礼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那么，今日的基督教徒人数可能会大大减少。
以此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相较而言，汉王朝沿袭秦帝国的人口管制制度，对人口流动的管理甚为严密，也有相应的人口统计，同时，汉王朝也具备足够的政府武装力量及行政管理经验来强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比如边疆屯军，步步为营，逐步蚕食其他民族的领地。这种经验，被两千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嘲笑汉武帝略输文采的湖南愤青所借用并发扬，通过肃反运动，清理家庭成分，将大量反动分子发配到边疆，宣传曰 支援三线建设，强制迁移大量汉族人口进入新疆西藏，以此弱化地方势力，可见时汉武帝对皇土中草芥小民的高度控制能力。相较而言，此时的罗马帝国，刚从以战养战的战争中休息下来，尚未有足够长的时间将士兵转化为稳定的农业人口，一时的和平和富足引起上层人士奢侈消费，下层民众却仍食不果腹，对此，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来应付财富不均的问题。所以奴隶经常造反。时代精神中，富足孕育出思想，动荡则使宗教传播。各种宗教在奴隶和民众间流行。这一时期，基督教随之扩展，并和其他宗教及内部的教派竞争。
考察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如果沿用卢曼 Niklas Luhmann 在《社会、意义和宗教：一种自我指涉》中的理解，尽管宗教系统试图按照他们自身来描述历史，但宗教形式和宗教系统本身的演化并不取决于宗教原因、事件和经验，而是一种自我指涉系统的结果。卢曼以为，社会只能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系统而存在，并且只能在一个哥德尔式的世界中运行，并且，经由 沟通 而不断自我复制或者自我膨胀。如果遵循 沟通 这一思路考虑的话，那么，作为媒介的工具，从演说者的口头言说变化为听者的书写阅读，引起自我指涉中的模式变化。基督 述而不作，口语是其主要沟通工具，福音的感染力，倚赖于演说者的煽动力。而基督蒙难，福音不再并被定式为《福音书》后，文本，保存了一切被写下来的内容，无论其内容重要与否。
它独立于在场的人，独立于具体情景，独立于手势和语调，更重要的是，独立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是一种人与上帝的沟通关系，《福音书》的确立，使 倾听 上帝的声音变成一种对文本的阅读。而谈论上帝时，所谈论的，事实上不是上帝本身，而是关于上帝的概念，这就是卢曼所谓的沟通过程自反性。4 但作为一种沟通过程而言，作为经典的《圣经》被动态修订和演化，可以被视为文本本身对读者的反应。文本的存在，使教义不能将自身呈现为一连串的口头传递，而被逼将自身转变成一个训导和支持识字信徒的系统。这时，布道并非多余，但向不识字的民众布道的同时，却不能忽略这么一个事实：宗教信仰系统的一切内容，却都指向一个已经形成书写和文本系统的传统。于是，问题变成：信仰或许是简单的，但教义却是复杂的，而且文本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互相矛盾的文本，最终可能导致信仰的混乱。
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发展出来：
- 一是发展出教会，成为一种社会结构。
- 一是通过语义学，发展出神学。
教会和神学这两者可能并行不悖，也可能出现矛盾。因为 信仰 可能是一种个人的事情，而教会，却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教会的出现，相当于将一个属于私人问题的信仰，捆绑在一个集体行为的活动中。作为话语系统的教义本身因其开放性导致了不确定性，而教会通过仪式的模式化，则建立起可确定的复杂性。而且，教会不但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 神圣的组织。当教会组织建立起以地区为单位的主教管区和等级森严的组织以后，信仰本身由于思想理解而带来的混杂，被教会这一组织转化为行动上的统一。在集体行动中，仪式成为社会的浓缩形式，或者说，教会这一结构，设立了本身的仪式，从而模式化了信仰。于是，纯粹属于思想上的教义的矛盾和冲突，便通过教会的组织行为外化并放大出来，从而被进一步过滤而统一。
卢曼在《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中写道：
教义学阐释的目标在于提供某种答案，它依靠未经功能分析的抽象概念来从事自身这一活动，同时，也以一种独立于具体语境的形式来使用其材料。
问题在于，教会和神学实际上是两套独立发展的系统，教义自身的思想发展，和实际的教会组织的发展，可能并不相符。在信仰的个人性并未为信仰者所强调时，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明显。而在后现代社会，信仰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自我选择之后，如果，信仰仍然被集体行动捆绑，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便突出出来，这种张力的表现例子之一，便是早期因为信仰分裂导致的教会分裂以至后来的路德改宗。但对于基督尚未成为国教之前，这两者，却是互相支持的。因为一旦教会形成了以主教为核心的阶层组织时，神学便为主教的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终极的判据。下面解释基督教会的形成和神学的发展以说明这一论断。
如同先前所说明的，公元70年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灭之后，各处建立起庙宇，作为圣殿的代替物，并在安息日礼拜。这为日后各地教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基督教会的原型则是围绕基督团结而成的互助会。《新约》中没有提及耶稣的经济来源，如果以当时的物质条件来看，十二个宗徒和七十二个门徒，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需要很大的经费和复杂的人事管理。而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依靠百姓的捐赠，所以，魔术般的神迹、罗马人的演说技巧、乃至超自然的治病技巧或者知识对于经济收入应该有所助益。符类福音书中，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仅出现两次。说明耶稣对于教会这种组织化结构的作用没有足够的重视。
基督受难以后，使徒分散奔走，却使这种组织被复制并扩大起来，各地的团体，模仿基督的互助会，按本地固有的习惯方式组织新的团体，比如犹太人地方教会按照犹太教的作法设立长老团，雅各伯宗徒则按耶路撒冷教会设立长老团；而以安提约基雅为中心的教会则有双重的组织：一是是流动的传教士，兼任教师和先知的身份，一是在各地为教会选派负责人，但初世纪教会体制结构的演进显得有点模糊不清，各项职务的名称并不一致，经常遇到一个职务的名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义。
开始时，使徒具有很特别的权威，得到耶稣亲传的使徒保罗，是一个典型的流动传教士，角色犹如日后从共产国际空降而来的特派员王明。但如同日后王明被定义为左倾一样，权力的斗争，反过来也会影响神学的变化。使徒死亡之后，领导权便成为一个问题，而外部异端的竞争及当局的迫害，更进一步促使必须有一个足够权力的领导者来应付各种危机并成为终极的权力核心，于是，长老团中的 长老监督们 vescovi presbiteri 中，产生出 超级长老，这成为日后的 主教，既是大祭司又是使徒的接班人，拥有终极的权力。这便是所谓 教会的教权化。同时，教会律例 被发展出来，形成一个具备正式成文规章的组织。
从2世纪开始，教会的历史相对更为清晰。至三世纪，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 Eusebius 写了一本著作《教会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AD325）来阐述教会的发展时，罗马城里已经有四十个宗教团体，分成几个教区，全部由一个主教领导。此时的主教高乃略，有150个成员在他手下做事。而各教区的主教则由长老推举出核心。而在教会以外的基督徒生活，则被视为不是真正的信徒。这就是综合了救恩论和教会的职能之后，提出来
教会之外无救恩，
若无教会为母，便无基督为父
的大主教西匍利安的理论。从三世纪的西普利安开始出现的教廷式主教，按照罗马帝国执政官和总督的方式，执行职权。教会成为一个半政治性的制度化组织。此时的教区和教会，犹如历经第5次反围剿之后分散各地的根据地，星罗棋布，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组织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