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社会生物学（2）

Wilson 所引起的这一场 社会生物学之争（sociobiology debate），其中 Wilson 的答辩及来往文字，收录于Caplan, A.L., ed. 1978.《The Sociobiology Deba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80年，这场论争退潮时，Dr.Richard J. Blackwell 写了Sociobiology: the New religion，以 一种新的宗教 为社会生物学定性。

正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裳《九阴真经》技成出山时，早年的对手，早已远离尘世。争一招之胜负，有时不若比寿命之短长。2000年《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25周年纪念版（千僖版）出版，wilson 重新写了序言。Steve sailer 做了题为《Sociobiology at Age 25》的评论。这书25年后的再版，或许在 wilson 自己看来，按照正统的演化论教义，本身便如长寿一样，已经意味着一种不需要论证的胜利，可谓 看谁笑到最后。有趣的是，不久林毅夫、杨小凯也有了关于 后发优势 及 后发劣势 之争，随后也同样也因杨小凯仙逝而终结。

但正如 Tom Bethell，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of The American Spectator，在2001年的 "Against 'Sociobiology'"一开始所说一样：

对于未来的世代，那一场社会生物学之战，或许是个迷。

对于被抛入尘世的后来世代来说，往昔几多风流人物，挥霍了多少似水华年激情参与的论战，无论科玄论争，还是鹅湖之会，俱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古董。历史对于后人的意义，与后人有关，而与历史自身无关。而 历史自身的意义，必须回到历史自身的序列中，才得以昭显，而与后人的价值判断无关。于是，可以回到历史，重新回顾当日有关社会生物学的论战。

按照 Dr.Richard J. Blackwell（1980年）在《Sociobiology: the New religion》中的概述，对于 wilson 的攻击，来源于两个不同方向，

• 一是学院内的政治左翼，在这一派观点中，wilson 被指责为 elitism, racism, sexism, anti-feminism, a denigration of the power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hange, and in general of being a reactionary advocat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

• 二是其他科学家及科学哲学评论者（more technical, criticism of Wilson has come from various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who charge that his argumentation is frequently subject to the fallacy of equivocations）。

对于第一种批评者，wilson 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论而不大理睬。而第二个种，则是源自对理论内部的攻击。比如 wilson 在哈佛大学的同事 Richard Lewontin 和 Stephen J Gould 所组织的 社会生物学讨论小组，才是其真正的敌人。但这种攻击，不但源于理论框架的见解分歧，同样也源于价值判断上的立场差异。

Richard Lewontin 是 Theodosius Dobzhansky 的学生。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在俄国移民到美国，成为 Thomas Hunt Morgan 的助手，这是其中文小传及其400多种著作目录。其著名名言为《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若没有进化论之光，生物学的一切便毫无意义）后面这个连接是《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51)的第一章(3)。

达尔文的日食 使1930-1940年间，遗传学家与博物学家互相交流，综合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 Mendel 的遗传学原理（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Gregor Mendel），成为 综合进化论（the Synthesis Theory of Evolutionary）。Theodosius Dobzhansky即是其中领导者之一，其他成员诸如Julian Huxley、G. Ledyard Stebbins、George Gaylord Simpson 、Ernst Mayr 等。Theodosius Dobzhansky 推崇演化观点，同时又是俄罗斯正教教徒。对于文化及基因的问题，Tom Bethell 在《Against Sociobiology》一文中写道：

As late as 1963, Theodosius Dobzhansky had stated the older view of human behavior. “Culture is not inherited through genes, it is acquired by learning from other human beings,” he wrote. “In a sense, human genes have surrendered their primacy in human evolution to an entirely new, nonbiological or superorganic agent, culture.”

Theodosius Dobzhansky 重申了

文化被认为不是内生于基因，而是经由人类互动而学习得来

这种传统观点。这一点，或许影响了他的学生 Lewontin 后来与 wilson 论战时的价值立场。

Richard C. Lewontin，1929年生，与 wilson 同年。1951年在 Harvard 大学获生物学学位， 1952在 Columbia 大学获数理统计学硕士，两年后获动物学博士学位。论文见目录，著作有：

• 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此书为进化生物学的经典教材）。
• Human Diversity,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82)
•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with Steven Rose and Leon J. Kamin) (1984) 《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
•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1991) 《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基因的教条》
• 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
• It Ain’t Necessarily So：The Dream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Other Illusions）《并非必然：人类基因组计划之梦及其它幻觉》
• 中文有David I. Suzuki, Anthony J. F. Griffiths, Richard C. Lewontin著，兰斌等译，1990：遗传分析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Lewontin 所关注，除进化生物学及遗传学方面外，还包括分子演化理论的数学化问题，这或与其数学专业背景有关。这也促使其在生物学中使用博奕论以说明问题。

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及范式日益渗入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数学化便是其中典型例子，杨小凯在《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和学术秩序》中说道，马歇尔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问题，一是词语没有严格定义，典型者如亚当斯密以来的 使用价值 这一词语，无严格定义，既不能证其真，也不能证其伪。二是理论之间无统一之基础及自恰的逻辑。因此无法共享一个知识主体，分工合作，知识积累无法进行。自萨谬而森及 Arrow-Debreu 将一般均衡数学化以后，经济学形成以数学化为基础的主流学派。由此得以共享一个知识主体，即有一个作为背景标尺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神学及儒学在确定了基本典籍之后，确实有利于知识的交流及积累）而数学化之后，更可发现分歧之所在，由此容易澄清门派之见。汪丁丁指出，当 Nash 将合作博奕转化为非合作博奕之后，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被视为博奕均衡的一个特例。此时的博奕论成为一个更加基础的分析方法。这即是经济学数学化以后，从以一般均衡为基础转为博奕论为基础的趋势。

博奕论对生物学的渗透，按照 Karl Sigmund 在 "William D Hamilton’s work in th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中说明，Hamilton 以前，Fisher R.A.（1930）采用了一种类似 Von neumann 最小最大定理的方法以，处理 sex-ratio selection 问题。Lewontin (1961)在《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 382-403》中，将 Life-history traits 阐释为博奕论的 Strategies（战略）将Reproductive success 阐释为 pay-off（支付），而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a certain game “against nature” 则成为一个混合战略。

此后，W. D. Hamilton（1967）年的论文《Extraordinary sex ratios, Science 156,477-88》进一步应用博奕论发展了Fisher的思考。按照Hamilton（1996）后来的回忆，当时他还是学生时，课余阅读博奕论乃是一个脑力放松活动。但当他阅读博奕论教材及 Nash 囚徒困境问题时，他意识到生物学的 fitness 概念与博奕论的 pay-off 等价。这触发了他1967年的论文。但在这篇论文中，他并没有考虑多次动态博奕的问题，也没有应用到无限次博奕的合作解问题（俗定理）。这个问题是由 Trivers, Robert, L (1971),No.1,pp.53-57.的论文《"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46》解决的。Trivers, Robert 应用了无限次博奕的合作解作为互惠利他主义的模型。由此，博奕论精致的模型被用于阐释生物学中基于利己的动机而导致整体的合作形态。相应的，Fisher 的思考及 Hamilton 的论文则进一步激发了 John Maynard Smith 的两篇论文：Maynard Smith J and G.R.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 J（1974）并发展为 Maynard Smith J（1982）的著作：《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在这两篇论文中，Maynard Smith J提出ESS稳定均衡模型，成为演化博奕论的基础。比如典型的一个tip for tap 策略相对于 总是背叛 的策略而言，就是一个稳定均衡演进。这个模型，由 Axelrod 和Hamilton（1981）的论文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e 将其应用于重复博奕以解释合作行为的演化基础问题。

从上述涉及人物，Hamilton，Lewontin，Trivers, Robert，Maynard Smith J，无论立场各异，均是社会生物学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在促进博奕论在生物学的应用方面的贡献相辅相成，这除了显示博奕论和生物学的结合或许是一种时代之波之外，也显示了社会生物学与这种思潮的密切关系。

Lewontin 对 wilson 的抨击，其差异及抨击之着力所在，从其系列著作名称便可见一斑。即是基因决定论及环境决定论，他说道“生物学的进步并不依赖革命性的新概念的形成，而是依赖于新方法论的产生，使得问题可以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回答。”这意味着一种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在《三螺旋》一书中，他指出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生物体的完整的 DNA 序列和无限的计算能力，我们也不能计算这个生物体，因为生物体并不从它的基因中计算自己。

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 生态空间 等待生物体去适应。环境离开了生物体是不存在的。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而且选择、创造、改变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其中，随机因素是极其重要的。这意味着需要对演化过程中，基因及环境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而不能持单纯的某一种决定论形式，因为那有可能因为过度简化而导致误解及滥用。正是这种既反基因决定论又反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令Lewontin经常左右开战。而且，他也很热心于抨击各种理论，比如在《三螺旋》中抨击激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和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三C理论），以及对 IQ test 及 The Bell Curve《钟型曲线》的批评。就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而言，Lewontin 的见解，不及 Williams 的看法更加富于哲学思考。而对于 Wilson 的社会生物学，Lewontin 也更加直接的其简化归类为生物决定论而予以攻击。之中简化的结果，便是使wilson的理论更容易被误解而成为公众的靶子。其直接的例子，便是1978年，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讨论会上，Wilson 被泼了一杯冰水。而在场的另一个生物学家，Garland Allen，则表示此种行动乃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Lewontin 的重要支持者是 Stephen J Gould，相对而言，古尔德的作品翻译得较多，论文目录其中如《自达尔文以来》及《熊猫的拇指》等，较为国人所熟悉。Stephen J Gould 的专业是古生物学及自然史。相对而言，古尔德对于 wilson 的抨击虽然不如 Lewontin 般激烈，但更加影响广泛。从1974年开始，古尔德在《自然史》上开辟专栏《这种生命观》持续不断的阐述他眼中的演化观点。在其中，Gould 充分的利用其在媒体的影响力表达他的观点，也攻击社会生物学。这一系列结集成为7本书。在这一系列的第一册《自达尔文以来》的第八部分，古尔德特别开辟一节以讨论《社会生物学》。古尔德写道：

在清晰解释进化的原则及始终透彻探讨动物的社会行为方面，《社会生物学》大概史多少年来的首要文献。但对于最后一章"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我发现我自己属于极少数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古尔德批评道：

Wilson 并没有提出从所有动物的更大的全部行为范围中限定人类行为范围的论据。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在培养果蝇的瓶子中培养人，于是，Wilson采用了三个策略：普遍性，连续性和适应性。（连续性在这里所指的是Reproductive success，即是种群及基因的延续）。

古尔德批评了 Wilson 利用 Hamilton 的 亲选择理论 来作为论证基础。经由 Trivers, Robert 所发挥的 互惠利他（即是博奕论中的无限次博奕导致囚徒困境的合作解）。Wilson 将 Hamilton 对生物遗传研究的结论应用于人类社会，比如生活在浮冰之上的爱斯基摩人。当食物缺乏时，种群必须搬离原来的地方时，年迈的祖母，经常会留在原地等死。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的结果，便是使整个种群得以生存。

Wilson 对此的解释是遵循 Hamilton 的路径，认为这是基因为使自身的延续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而古尔德则指出，这或许与遗传无关，而只是因为这种选择是一种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歌曲和故事被创造以歌颂纪念牺牲，年迈的留守者成为英雄。（比如铁达尼号上的绅士行为），于是，小孩从一开始便被灌输这种教育，当其年迈时候，便会自愿选择这种光荣和荣耀的事情。而文化，则与基因无关。古尔德评论说，wilson 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正如他自己也不能证明他的观点一样，但这意味着这种事例不能成为利他主义行为具备遗传基础的证据。

爱斯基摩文化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使整个种群得以生存。这即是张五常的老师 Alchian 所指的 as if 理性。所谓

自然选择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的关系，

按照汪丁丁2003的叙述，假设洛杉矶有一群赛车手，开着汽车穿越加州大沙漠，比如说，有一百条道路通往目的地——芝加哥，人们不知道哪条路上设有加油站。如果没有加油站，则汽车在中途就熄火，到不了芝加哥。这时候，如果经济学家都在芝加哥终点观察世界，那么他们看到的所有赛车手，看上去 好象 是预先就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而所有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的车手就开到了芝加哥。这就是经济学理性假设的 as if 理性。但问题在于，这种 as if 理性 的判断依据是基于一种全能全知的上帝，在世界终结时以一种 全局最优 而不会被演化路径锁入次优或最差的处境来进行判断的，而如果是在局中或者某一个阶段，则永远不可能知道是否是 理性 行为，这意味着 as if理性 这个词语本身可能是一种需要用威廉的剃刀处理掉的实体。

随着论争的开展，双方走向一种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状态。此种争论的意识形态化状态，便正如 Tom Bethell （2001）《Against Sociobiology》所说明的，是一种 Left versus right，学院中的左派和右派的价值立场之争。更准确点，是 Ullica Segerstrale 在《defender of the Truth: the battle for science the sociology debate and beyond》中所说明的，New Left activist on the one hand and traditional liberals and democrats on the other”(新左与传统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之间的争执)。

这一种对于，正如 Tom Bethell 所说明的，Wilson 所以被看成保守主义的右派而被新左仇视的原因在于，假如按照 wilson 的理论，社会行为乃是由于基因所决定，那么，马克思主义式的 社会革命 还存在何种意义？Lewontin 在美国属于属于左派的社会批评家。39岁时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因为反对越南战争，二年后即宣布退出科学院。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十二个退出科学院者之一。方舟子将 Lewontin 称为 遗传学界的良心。同时，Lewontin 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解释了其与 wilson 的价值立场差异，于是，当 Lewontin 及古尔德所组织的 社会生物学讨论小组，以 为人民的科学 之名，签署了各种针对社会生物学的宣言时，这种行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立场及党派之争。这场运动随着15个签名者在对 Wilson 的联名攻击而更加激化。¹

Kevin N Laland 在《Sense and nonsense》一书中，引述了 John Maynard Smith 的话：

当我和 Stephen J Gould 及 Richard Lewontin 谈话时，我成为一个 Sociobiolist，当和 wilson 及 Robert Trivers 谈话时，我则发现我同样极力反对他们，

并指出，事实上，这场争论由于意识形态化而导致双方均着力于攻击彼此心中的稻草人而漠视了真正有价值的评论及观点，只有 John Maynard Smith 仍力图在这种争论中持中立公正的立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