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文明的定居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及历史，深受地貌和气候影响。所处区域的不同地貌和气候，成为这些地方陆续演化的基本约束。尽管大自然变化无常，但地貌的演化，却相对缓慢。“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条件，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工业等，人类无尽无休的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却完全相同。”[1]“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来展望未来。”[2]可以说，正是由于身处同一片土地，缓慢变化的场景，延续了人们的记忆，使人们具备延续性的历史感。[3]
不同的气候、地理产生出不同的文明。古代文明多伴河而生（中国、印度、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埃及），此外，还有地中海的海生文明（非尼基、希腊、罗马、北欧及部分埃及），阿拉伯的沙漠文明，新西兰的毛利文明，北极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文明等等。[4]不断循环的大气，除了与地表互相作用，形成诸如海洋、沙漠、雪原等不同面貌外，还为农业社会带来至关重要的降雨。[5]这种影响的例子到处可见，比如在印度形成了两部分不同的印度：一个具备大量瀑布和湖泊的湿润的印度和一个由印度河—恒河平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这两种不同的地貌，成为印度史的背景舞台。
在中国历史上，气候同样影响历史演变。黄仁宇指出，“15英寸等雨线”与中国的国防线——长城的防线大致符合，天气的作用，促成了游牧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区分，[6]在大历史的范围看，游牧民族的间歇性侵入，引起了农业文明历朝以来，外患与内政之间的连环问题：“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7]而在文学上，这种区别便引发了塞内及塞外这种区分，进一步分出塞外诗歌和宫廷诗歌的不同流派。对于长城以内的中国王朝来说，周而复始的干旱和洪水，则始终困扰王朝的统治，气候直接影响农业收成，促使历朝灾民暴乱，而治水则成为农业社会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8]气候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农业。地理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交通，影响人类的活动。但当这两者的影响，以一种背景形式，渗入关于历史和社会的阐释之后，这种影响，便被保存在观念和文化的符号中而被延续。典型的，比如中国、希腊—罗马在国家的地理观念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的反映了他们地貌上的不同这一例子。
中国的历史，发源于夏、商、周。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商人五迁，不出山东、河南，商最后250年定居于河南商丘旁，器具如青铜、甲骨，以农业为主。后百余年，周兴起于渭水之间，逐鹿于中原之上，此时之活动范围，以山东、河南、山西为主，旁及河北、陕西。东周后，长江以下，楚、吴、越等国家，活动范围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才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的视野。再经历春秋、战国，而及秦、汉。[9]秦灭六国，分三十六郡，“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汉承秦制，重农抑商，一尊儒术，成为此后之分分合合的源头，也了结了先前群雄逐鹿的历史。
从此之后，自帝国首都辐射而出的驿道，将本来为山川阻隔的地域连成一个广阔的大地，历史便在这广阔大地上展开[11]，倚山丘要津为天险，以中原为必争之地。而每逢时局动荡之际，便出现倚天险为靠，疆域割据的局面，无论此前的六国争雄，此后的三国争霸，还是晋分东西，宋分南北，皆倚地理而成。这种在大地上竞争，以首都、城市为战争目标，以天险为屏障的传统，使中国人关于国家的观念，隐含的以海为边界的大地为基础。对此，顾颉刚的说法是：“春秋以前，所谓华夏文明，局限于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一带，此谓之‘中国’。此外，则谓之蛮。此时之世界观念，以海为界，故有‘海内’及‘四海’之称。《诗·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立政》篇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皆可证商周人以海为边界。”[12]这种以陆地为世界的观念，使海外在概念中，成为异端、隐者以及复辟人士的避难所及流放地。[13]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罗马帝国崛起的地方，乃是地中海[14]以及包围它的不可分割的陆地世界[15]。地中海，是一个局促在陆地之间的海。除了一系列密集的山和平原、半岛之外，便是连结着这些小岛的海域。半岛和海，构成地中海的主要活动场景。[16]它的一个侧面是北欧，另三个侧面是沙漠，从广义的撒哈拉（包括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17]。地中海有五个大半岛，包括意大利、巴尔干、小亚细亚、北非和伊比利亚，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岛屿。这种地理状况，使这些小岛成为一个地理缓冲带，有时如鲁宾逊一样长久与世隔绝，有时则因为偶然的机会，与外界往来，或成为海上航行的长久中间站，或又再次陷入沉寂，完全依赖运气而定。[18]希腊-罗马兴起的真正地方，是地中海五个半岛。这五个半岛，实际上相当辽阔而可以看成是大陆。半岛之上，是众多的山脉、少量的丘陵和若干广阔的平原。在地貌上，山区和平原的区别最为显著。平原是城市得以兴起的地方，城市必须构筑在平原上，而不在山间。正如知识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一样，[19]文明本质上是城市和低地平原的产物。城市聚集了大量人群，为市场半径扩大及人员聚集提供了条件，进而基于市场自发交易，分工交换得以进行，最终带来大量的物质剩余。布罗代尔以为“剩余产品的花销，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20]但在地中海，最早的生活而且最稳定的生活，却不是平原的生活，而是山的生活。山，才是历史真正的开始。
小平原或许可能容易成为繁荣的地方，但大平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整治时，却只是死水壅积、疾病流行的世界。山区的雨水，除了入海，便积聚于平原。冬天加上雨季，便是洪水。不干净的水，使细菌和热病流行。低地积水的地方意味着死亡，同洼地的斗争成为地中海乡村的特有背景，疟疾则成为“地中海病理学的典型画面”。要改变这一面貌，必须依赖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立，对积水的疏导以及新鲜活水的引入。与美国西进[21]不同的是，地中海的土地拓展，是一种典型的富人冒险活动。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大型水利的修筑。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富人天然所有。平原是富人的天下。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乃至司法工具，正是与这种地貌伴生而在平原上发展。
但山却以其天然的阻隔，独立于这种拓展之外。山与平原比较，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天然的具备更多资源。但山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无法积累，分工无法进行，文明无法展开。因为泥土会随着雨水被冲下山坡，必须把泥土运回山顶，再用石头挡住，在某些不能使用牲畜而只能单靠人力的地方，这项劳动是一个艰巨而无止境的过程。一旦劳动停止，一切又重新开始，[22]但山有另外一个优势，便是其天然壁垒使山区构成一种独立于外部尘嚣之外的自足世界，为各种异端及文明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自由人的藏身之所。文明所强加于人之一切束缚，在山区上不再存在。巫师、巫术、黑弥撒、魔法、各种西方文化中非正统的古老文化，均潜藏在山区之中。在地中海，海路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平原是城市崛起的地方，而山区则成为逃避文明的真正避难所。[23]
这种地理上的差别进一步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比如帝国与城邦的区别。中国从来只有帝国观念，没有城邦概念，更没有城邦自治的想法。而城邦则是希腊—罗马的天然观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希腊—罗马城邦的地貌，便可理解城邦观念是如何与地中海密切相关的。[24]作为交通通道的水路，天然的阻隔了陆地间的联系，跨越海洋的战争，代价更高而取胜的几率更低。[25]从而，保持对手的独立和尊严的和平贸易，其受动辄试图全面征服的战争干扰的频率相对要低一些。[26]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使城邦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权利”。这正是希克斯所说的：“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和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通道。[27]另外的许多孤立岛屿、海峡和溪谷则便于防御，因此城邦易于形成。希腊是城邦的典型代表例子，但实际上城邦在地中海一带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腓尼基人的城邦，伊特拉斯坎人的城邦。”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是完全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 [28]
从长远上说，中国重农抑商的思想因素，和欧洲重商主义以及后来兴起的联邦主义，都可以在地理的初始条件上找到其渊源。这些不同的要素，随着时间积累演化，慢慢渗透进各种制度和观念之中，当近代，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发生碰撞、不同的观念和制度起冲突时，这种冲突背后的默会因素，却因为很少被意识到而需要重新进行揭示。
注释：
[1]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2]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种感慨，显示了这种历史感的延续性。
[4] 气候和地理作为初始条件，对于文明的作用，从“城邦”的概念，先见于腓尼基(Phoenicia)，而后成熟于希腊，却不能为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所发展，可见一斑。
[5] 在农业社会，气候及地貌,深刻的影响着农业收成，并进一步决定了城市所能聚居的最大人口数目，这对于整个博弈来说，博弈者的资源禀赋从一开始便不相同，由此才得以产生以后的军事征服、资源争夺等问题，一旦考虑到路径依赖性作用，便得以明了这种气候、地理的不同，对于后来历史的影响。但如果过分将历史的一系列变化，纯粹的归结于地理或气候因素，比如《河殇》中纯粹的用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来区分不同的面貌，则未免容易将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演化，简单的归因于某几个纯粹的外部条件，而忽略了演化机制的复杂。
[6] 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的第3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6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馑。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8] “荒政”是人治对抗天灾的制度。考虑到这种对抗努力实际上是绵延数千年而来，而人类也累积了相当长的经验，以“三年灾害“为名，推脱背后制度崩溃和人为祸害，导致万万生灵涂炭，实在不可饶恕。参见本书附录E《关于荒政的考察》。
[9] 张荫麟，《中国史纲》。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 这种地貌，可以见游戏《三国志》。
[12] 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
[13] 孔子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谓此种传统之最传统表达。语见《论语·公治长》，而历朝避居海外的举动，则络绎不绝，著名者，如传说箕子北走朝鲜（辽西），徐市东渡扶桑，汉唐逐鹿中原未遂的田横、扶余，明郑成功，清康有为、梁启超，清末民初孙中山、后来隐居小岛的蒋中正等等。而隋炀帝远征流球，郑和下西洋，在传统观念中，可以看成富于想像力的冲动。
[14] 参见本书附录《地中海的界限》。
[15] 普罗旺斯谚语：“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16] 布罗代尔，《地中海史》。
[17] 这即是汉唐的陆上丝绸之路。《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但甘英并没有真正到达罗马，只是隔海兴叹。到东汉时，罗马的商人到达了中国，即《后汉书·西域传》所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抵汉。”沙漠和大海的障碍，阻止了亚历山大短促功业的进一步扩张，但商人基于丰富的动物本能，跨越了地理上的障碍，完成了商业和市场的交流。
[18] 某些小岛，比如撒丁岛，便表现出间断的保存着不同时段文明的痕迹，类似不知魏晋的桃花源，间断的接触外界的历史。
[19]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20]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论作为经济的文明》一节。
[21] 美国西进过程中，新城市的建立，除了政府的补贴之外，更多依赖于大量个体砍伐森林而获得的对自由世界的拓展，而非个体富人的活动。
[22] 希腊神话中“西西福斯”的景况，便是对此最清晰而精彩的描述。同时，当这个神话用一种让身处地中海人们所能理解的词语来描述一种苦难的景况时，词语和文化本身则反过来反映了地理特征。
[23] 这种地貌上的差异，表现为在地中海的故事中，作为正面制度的对抗人物的罗宾汉，乃是活跃在山上，而在中国，广阔大陆才是国家的真正所在，海外则是异端的来源和去向，所以水浒人物，是藏匿在梁山泊中的。
[24] 下面这些连接提供了不同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以及罗马城所处的位置，也包括了古罗马的风光残骸。
http://www.mingyuen.edu.hk/history/5rome/01maps.htm
http://www.mingyuen.edu.hk/history/5rome/04roads/romanroadmap.gif
http://www.historylink101.com/ancient_rome/ancient_rome_maps.htm
http://www.historylink101.com/ancient_rome/ancient_rome_picture_gallery.htm
[25] 虽然城邦之间仍然战争不断，但大海的阻隔，使大规模战争难以一个接一个持续爆发，因而以海伦之名跨海横渡作战的10年特洛伊之战便成为永久经典的传说。
[26] 海洋的天然阻隔程度与造船技术有关，希腊—罗马时代的地中海，相较于陆上防守的军队，造船及航海技术所能输送的军队及武力显得很脆弱，至多只能当海盗进行游击战。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当帆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明显改进了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27] 游戏《大航海》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28]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