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自然神学和设计论

对 设计论，一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这时，苏格拉底已经注意到，人体各个部分，尽管看起来非常复杂，配合起来却非常契合，这充分显现了一种非偶然的精致。¹然后，亚里士多德创建的物理学，以为宇宙万物所在，静止时有其天然位置，运动时则有其目的。²可以说，希腊哲学关于万物，所着眼的是其间的秩序和配合。

犹太教义，不同于希腊哲学。《旧约》第一句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而后，整部《旧约》圣经，既是犹太人的历史，也是神在其造物中彰显力量的历史。³一切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均与神力有关。

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斐洛，用柏拉图学说，重新解说《圣经》。一方面，上帝从 虚无 ex nihilo 中创造世界的犹太式断言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上帝存在，也可以通过实际世界的现象得到证明。⁴由此，得到上帝因善而创世，万物受造于神，经由神发出的光，而认识神之存在的说法。由是，信仰和理性开始合流。

就思想渊源而言，希腊哲学，着眼于万物之间的规则，接近设计论；犹太神学，重在神之恩典，接近创生论。基督教兴起并成为罗马国教之后，西方教会的神学，以奥古斯丁的思想为主流。奥古斯丁的学说纷纭复杂，体系庞大。在《上帝之城》中，他认为人类文明起起落落，唯有神之国度永垂不朽。神之创世，为神至善至大能力之体现。而人，则以对上帝的信心，在理性及秩序中感受上帝之爱，形成对神之信仰。由此，进一步沿着斐洛的思路，综合信仰和理性为一体，而又区分出两种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并形成两种神学：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sy 和 启示神学 Apocalyptic⁵。

• 普遍启示⁶为人依靠常规理性所能理解者，经由对上帝造物的理解，间接获得对神的认识。自然神学 倚赖普遍启示，涉及人及人所处世界之可理解常识。

• 特殊启示则为奇迹，如神现身说法⁷，为人间所不可思议之事，为大奥秘，启示神学 倚赖特殊体验，研究的核心，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非常识可理解之奥秘。

这两种神学之间的差异，从后世看来，可以说是理性和信仰的差异，是哲学和宗教的差异，也是科学和迷信的差异，但在奥古斯丁神学中，这两者均被看成获得信仰的途径，源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人的恩典，而无任何冲突。

奥古斯丁之后，基督神学的主流，一直围绕三位一体的 启示神学，希腊哲学的影响日渐式微。12世纪，亚里士多德学说重新输入，并形成经院哲学，才改变这一状况。奥古斯丁的方法论是以信求知，那么，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4—1274年) 则是以知求信，并以此打通哲学和宗教，形成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经由理性对于神的认识，可以独立于上帝的恩典之外，而上帝的存在，也可纯粹倚赖理性而证明。阿奎那对上帝的证明，偏向于重新沿袭希腊哲学的思路，而非传统的奥古斯丁路线。⁸

路德改宗，引起基督教会第三次大分裂⁹。天主教和新教关于神学的论争，演变成为中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随后，新教本身四分五裂¹⁰，教义分歧严重，形成各种流派，自然神论即是其中一支。在新教的各种教义中，除自然神论之外，其他全部遵循传统 启示神学 路线，探讨有关道和圣灵的神学，唯有自然神论，立基于普通理性知识，更期望完全基于理性，克服宗派之争，得到普世认可的宗教，故又可称为 自然宗派。自然神论者，以赫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为先驱，以廷德尔（Matthew Tindal，1655-1733）、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为主力，主要包括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一批作家，其作品及方法论，在于彻底背离传统的 启示神学 路线，而将教义还原到常识基础上。¹¹其核心观点是，任何启示，必须经过理性的判断，才可以当作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而这一流派用功的领域，不在传统经院哲学开创的逻辑思辨，而在于历史学，特别是宗教史，比如对《圣经》故事及早期宗教史的世俗常识还原。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1670—1733年）对于耶稣复活的解释是：门徒通过向看守坟墓的士兵行贿，偷走耶稣的身体。而米德尔顿（Conyers Myddelton ，1683—1750年）在 Concerning the Miraculous Pow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Subsisted in the Church from the Earliest Ages 一书（此书名中文可以翻译成《对那些据说从早期开始，便一直存在于基督教会中的神奇力量的自由探究》）中则通过历史解读，仔细地研究了早期教会关于神迹的纪录，说明神迹并没有经过相关目击者确认。¹²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超自然的因素，被从历史记述中重新驱除出去，上接希腊史学的思路，下开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早期基督教士讽刺的描写，并深刻影响到此后的历史学转向。

严格说起来，自然神论对于 启示神学 和奇迹的批判，所遵循的方法，是历史学和常识理性，彻底背离神学和哲学结合的传统路线，另开一脉，才是主流传统的真正异端及对立面。从思想流变上看，这一路向转变的结果是，自然理性常识，从此不是完成信仰或者救恩的一个过程或者工具，而是反客为主 ，成为神之启示的终极裁判。¹³但这一宗派的真正影响和作用，不在于神学，而在于世俗社会——在欧洲，促进了启蒙运动；在美国，融进了《独立宣言》，形成政教分离的法律，甚至进一步影响此后数百年美国关于神学和科学的立场。¹⁴在英国，自然神论这一宗派带来的影响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对于神启路线的放弃，转而研究 自然 这一上帝的作品，以期理解全能者的智慧与全能，¹⁵并经由自然研究中获得的确定性秩序，期望可以给混乱纷纭的神学战争一个信仰上帝的理性基础，无论其目的和价值取向如何，这使科学间接地兴起。¹⁶即科学得以兴起，乃是得宜于神学流派之间的战争。

在17世纪，科学知识得到高速增长，许多影响后世的学科和思潮，其源头均可追溯到这一世纪。后世的科学史家经常将这种变化称为 科学革命，并一直将其起源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1473—1543年）日心说 天文体系对托勒密的挑战。但如同科恩¹⁷所指出的，哥白尼的影响，要一直到他的论文（1543年）发表的50—75年后才出现。而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等人在知识上的努力，才使一种新的惯性物理学思维得以成形。牛顿在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光学及光和颜色理论、科学仪器设计以及通过实验演示对于科学原理的说明、力学体系等，这些给后世的科学史研究留下了充分的例证。而相对的、不为人知的是，当牛顿与莱布尼兹发生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争夺时，他不择手段的利用皇家学会会长身份，党同伐异地对莱布尼兹进行打压。而牛顿身后留下的大量资料，充分表明除了在自然物理知识方面的追求之外，他还痴迷于年代学及《圣经》问题的论述。但对于后世来说，他真正的成就在于关于自然的数学理论，如果说，真有一场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发生在牛顿身后的200年间，牛顿的数学思想和经典物理学思想，充分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并影响了知识分工及各种学科的思维方式。如同以塞亚·柏林所说的

牛顿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的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在一定时期内，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发生了确实是极富创造性的转变，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没有哪个能避免这场文化变革的影响。¹⁸

就神学而言上，牛顿的成就，在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于所身处自然界规律理解的同时，使设计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这种理论的要点是，除非我们求助于一个高度智能的智慧，否则一般事物之间的秩序，它们规律的、和谐的相互关系，便是令人类如此迷惑和不可说明的，对于自然和谐关联的敬意，使这一切归因于一个高度智慧的设计者。牛顿的发现和成就，将苏格拉底及阿圭那关于冥冥背后，有神之设计存在的想法，充分展开，并以其惊人的成果令人取信。此时作为工具的科学知识和作为终极价值的神学，充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一次对宇宙迷人结构的新发现，都增加了对这个设计者的一分敬意。1691年，波义耳 Robert Boyle 设立了一个延续多年的讲座，用设计的卓越、宇宙的秩序与华丽等等，来证明世界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1691年，约翰·瑞（John Ray，1627—1705年 ）则出版了《体现在创造作品中的上帝的智慧》一书，列举自然界的复杂和精巧，加强这个论述。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有其影响，布里吉瓦特伯爵 Earl of Bridgewater 留下一大笔遗产供编撰、出版系列论文集，以论述

上帝在创造作品中的威力、智慧和仁慈。

在这个运动中，常用到的一个流行的论证，是手表类比。这个比喻源于西塞罗，并经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年）进一步推广而家喻户晓。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一书中，描述了许多生物体复杂结构以及它们对环境的巧妙适应的例子，以说明苏格拉底所感受的，世界——特别是生物体的构造——是如此复杂而有序，它们不可能是一开始便如此偶然分布。设想你走过一片荒野，脚踏在石头上，你可能会假定这些石头一直就在那里，而不会追问它们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在地上见到了一块手表，你就会奇怪它怎么会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块手表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的，一定是由某个手表匠制造出来的。他由此推论说：

在手表中存在的每一个加工的迹象，每一个设计的表现，在大自然的产物中也都存在着；并且，大自然的产物远胜手表，超出了一切人为的计算。

既然手表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手表匠，大自然也就应该有一个创造它的智能设计者，也就是上帝。¹⁹这个类比随即成为18世纪自然神学家通行的类比。²⁰

但自然神学家在使用这个类比时，实际上很少意识到，这种论证乃是捆绑了神创论和设计论所包含的两种含义：发明和秩序。神创论重在 发明 和 创造，源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 神从虚无中创生世界 这种信仰。而设计论，实质上是一种后天的实证主义，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圭那一脉。手表类比的逻辑，实质上是以自然界中高度复杂，鬼斧神工的物体之间的秩序、和谐，来论证上帝的设计。将信仰和理性捆绑在一起，从渊源上可以一直追溯到犹太教的希腊化，尽管一直有神学家试图将哲学从教义中驱除出去，但这两者最终在阿圭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中得到融合。设计论，实质上，乃是在阿圭那的教义之上更进一步，将经院哲学在逻辑上的逻辑必然性和关于自然世界的因果必然性隐含捆绑在一起。在阿圭那的论证中，神学和哲学，乃是重合在一起，具有充分的逻辑必然性的哲学知识，可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基督神学并不是超越于人世实际事务，仅仅存在于纯粹智力思辨上的逻辑体系，而是从一开始便和犹太人的历史、耶稣的生平捆绑在一起。《旧约》中，上帝会暴怒，会因为乌撒手扶约柜而予以击杀，会因为后悔造了人，便发大洪水把除挪亚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连其他生物也跟着遭殃。²¹《新约》中，上帝的人子，耶稣道成肉身，化身为人，在人世间行使神力，将水变酒，甚至死而复生。这些传说，决定了犹太教义和基督神学，从一开始便是历史神学，通过这些奇迹，通过教士对于 启示神学 的阐述，上帝一直不断地干预这个世界的运作，这决定了神学不可能被彻底的纯粹理性思辨化，而必须牵涉于人世的争斗。从奥古斯丁以来，神学的主流一直是 启示神学，作为属于常规自然知识之外的奇迹，一直被作为上帝对人世的救恩而被关注。但在新教改革以后，从1650年到1850年，从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年）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这段时间，基督教信仰基础发生了变化。如同威廉·邓勃斯基²²所说明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²³第六章认为：

奇迹发生于自然之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所以必然是扰乱自然的秩序的，如果在自然中有不遵循自然律的什么事发生，也就违反上帝的性质和规律。

这一论述意味着，上帝必须是绝对理性的，而一种彻底理性化和纯化了的宗教，没有反复无常的神偶然干预的地盘，这彻底的驱除了奇迹的可能性。100多年后，19世纪20年代，施莱尔马赫基于神学传统，进一步在《基督教信仰》中推演了斯宾诺莎的方法，并将自然因果性归入逻辑必然性。将这二者统一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和问题是，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是否都是由上帝决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属于自然因果性领域，而上帝决定的问题，由于其不可见性，属于逻辑必然性领域。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属于上帝的控制，那么，一个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上帝，又怎么可能是全能全知的，正是上帝的全能和全知性，决定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在上帝控制之内，这使得自然界所发生的诸多事情之间的因果性，必然能够用逻辑必然性来解释。这种思想是死硬的神学决定论者，因为这要求自然的一切，皆为上帝所决定。从这种角度上，尽管当时的启示神学各种流派都起来反对斯宾诺莎的著作，但斯宾诺莎才是真正在逻辑上，将阿圭那的神学思想在逻辑论证上发扬光大的人。而牛顿在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成就，则进一步沿着秩序和设计这一路线，佐证了上帝的存在。自然因果性和逻辑必然性的隐含同一，使科学的定律，和哲学的逻辑结合起来，而以综合了神创论和设计论的手表类比的说法，为世人所知晓，其背后，便如同威廉·邓勃斯基所说明的，发明和自然法则 这种双重观念，在英国自然神学内部有一种不安的联盟，而以自然法则吞噬发明而告终。²⁴或者说，由于放弃了神启路线，转而走实证路线，自然神学始终注重于后天的实际例子和自然法则，而从没有着力于创生和发明这一部分的神学思维。

在威廉·佩利的 手表类比 中，用来作为实证说明的，究竟是自然的实例，还是关于这些实例背后的规则，一直是设计论中被模糊而困惑之处。老派的神学家，多强调自然之物，这些物品有着明显的标记而非偶然存在。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年）在 Nith Bridgewater Treatise 中，则将上帝设计定位于自然规则，而不是设计实物，在巴比奇的概念中，上帝只是创生了设计规则，而不是真正动手去设计实物，上帝便如一个躲在幕后的行家，通过不可思议的法则，控制着剧本和整体演员的表演。威廉·邓勃斯基指出，尽管看起来，巴比奇的设计论思维更加精巧和聪明，但在神学上，这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自然规则是以无位格的必然性产生效果。一旦将设计论定位于自然法则，它便成了一个空洞的比喻。因为，一只手表是被设计的，乃是因为理性的人，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这只手表被设计的过程和配合的程序。通过这只手表，便把发明过程说清楚了，因为事实本身已经通过结果说明。而将设计定位于法则，当说设计手表的法则是被设计的，则完全颠倒了逻辑因果而使说明变得不知所云。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并没有为早期英国自然神学家所意识到，18世纪的神学家，将神创论和设计论捆绑在一起，使用自然的实物来论证背后的神的存在。达尔文的攻击，正是针对于设计论的攻击，并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到神创论，并最终危及基督教的终极信仰而成为基督教的敌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