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 - 4.1 自然神学和设计论
设计论 的思想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希腊哲学关于万物着眼的是其间的秩序和配合。苏格拉底注意到，人体各个部分，尽管看起来非常复杂，配合起来却非常契合，这充分显现了一种非随机偶然的精致。[1]亚里士多德创建物理学，则以为宇宙万物，静止时有其天然位置，运动时则有其目的。[2]
犹太教义不同于希腊哲学。《旧约》第一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后整部《旧约》圣经，将一切可思议、不可思议者均与神力有关[3]。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斐洛用柏拉图学说重新解说《圣经》。一方面，上帝从虚无（ex nihilo）中创造世界的犹太式断言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上帝存在也被认为可以通过实际世界的现象得到证明。[4]得到上帝因善而创世，万物受造于神，经由神发出的光认识神之存在的说法。由是，信仰和理性开始合流。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希腊哲学着眼于万物之间的规则，接近设计论；犹太神学重神之光，接近创生论。
在基督教兴起并成为罗马国教之后，西方教会的神学以奥古斯丁的思想为主流。奥古斯丁的学说纷纭复杂，体系庞大。在《上帝之城》中，他认为人类文明起起落落，唯有神之国度永垂不朽。神之创世，为神至善至大能力之体现。而人则以对上帝的信心，在理性及秩序中感受上帝之爱，形成对神之信仰。由此综合信仰和理性，并进一步区分出两种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并形成两种神学：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sy）和启示神学（Apocalyptic）[5]。普通启示[6]为人依靠常规理性所能理解者，经由对上帝造物的理解，间接获得对神的认识。自然神学倚赖普遍启示，涉及人及人所处世界之可理解常识。特殊启示则为奇迹，如神现身说法[7]，为人间所不可思议之事，为大奥秘，启示神学倚赖特殊体验，研究的核心，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非常识可理解之奥秘。这两种神学之间的差异，从后世看来，可以说是理性和信仰的差异，也是哲学和宗教的差异，但在奥古斯丁神学中，这两者均被看成获得信仰的途径，源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人的恩典，而无任何冲突。
奥古斯丁之后，西方基督神学的主流一直围绕三位一体的启示神学而展开，希腊哲学的影响日渐式微。12世纪，亚里士多德学说重新输入并形成经院哲学，才改变这一状况。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4—1274年）改变了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方法论，而强调以知求信并以此打通哲学和宗教，形成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系统化知识体系。阿奎那对上帝设计地证明，偏向于重新开始的希腊哲学思路，而非沿袭传统的奥古斯丁路线。[8]
路德改宗，引起基督教会第三次大分裂[9]。天主教和新教关于神学的论争，演变成为中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随后，新教本身四分五裂[10]，教义分歧严重，形成各种流派，自然神论即是其中一支。在新教的各种教义中，除自然神论之外，其他全部遵循传统启示神学路线，探讨有关道和圣灵的神学，唯有自然神论，立基于普通理性知识，更期望完全基于理性，克服宗派之争，而得到普世认可的宗教，故又可称为自然宗派。
自然神论者，以赫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为先驱，以廷德尔（Matthew Tindal，1655-1733）、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为主力，主要包括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一批作家，其作品及方法论，在于彻底背离传统的启示神学路线，而将教义还原到常识基础上。[11]其核心观点是任何启示必须经过理性的判断，才可以当作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而这一流派用功的领域，不在传统经院哲学开创的逻辑思辨，而在于历史学，特别是宗教史，比如对《圣经》故事及早期宗教史的世俗常识还原。比如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1670—1733年）对于耶稣复活的解释是：门徒通过向看守坟墓的士兵行贿，偷走耶稣的身体。而米德尔顿（Conyers Myddelton，1683—1750年）在Concerning the Miraculous Pow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Subsisted in the Thurch from the Earliest Ages一书中则通过历史解读，仔细地研究了早期教会关于神迹的纪录，说明神迹并没有经过相关目击者确认。[12]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超自然的因素，被从历史记述中重新驱除出去，而历史学也重新接上希腊史学的思路，并开出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早期基督教士讽刺的描写，深刻影响到此后的历史学转向。
严格说起来，自然神论对于启示神学和奇迹的批判，所遵循的方法是历史学和常识理性，彻底背离神学和哲学结合的传统路线，另开一脉，才是主流传统的真正异端及对立面。从思想流变上看，这一路向转变的结果是，自然理性常识，从此不是完成信仰或者救恩的一个过程或者工具，而反客为主成为神之启示的终极裁判。[13]这一宗派的真正影响和作用，不在于神学，而在于世俗社会——在欧洲，促进了启蒙运动；在美国，融进了《独立宣言》，形成政教分离的法律，甚至进一步影响此后数百年美国关于神学和科学的立场。[14]在英国，自然神论这一宗派则带来的影响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对神启路线的放弃，转而研究**自然** 这一上帝的作品，以期理解全能者的智慧与全能。[15]并经由自然研究中获得的确定性秩序，期望可以给混乱纷纭的神学战争一个信仰上帝的理性基础，无论其目的和价值取向如何，这促使科学间接得以兴起。[16]
17世纪科学知识得到高速增长，许多影响后世的学科和思潮，其源头均可追溯到这一世纪。后世的科学史家经常将这种变化称为“科学革命”，并一直将其起源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1473—1543年）“日心说”天文体系对托勒密的挑战。但对哥白尼影响的确认，是一种事后追认。[17]真正使使一种新的物理学思维得以成形的，是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等人在知识上的努力。[18]如果说，真有一场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事实上是发生在牛顿身后的200年间，在这段时间里，牛顿的数学思想和经典物理学思想，充分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并影响了知识分工及各种学科的思维方式。如同以塞亚·柏林所说的“牛顿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的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在一定时期内，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发生了确实是极富创造性的转变，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没有哪个能避免这场文化变革的影响。”[19]
牛顿的成就对于神学的影响是，他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于所身处自然界规律理解的同时，使设计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设计论的理论要点是，除非我们求助于一个高度智能的智慧，否则一般事物之间的秩序，它们规律的、和谐的相互关系，便是令人类如此迷惑和不可说明的，对于自然和谐关联的敬意，使这一切归因于一个高度智慧的设计者。牛顿的发现和成就，将苏格拉底及阿圭那关于冥冥背后，有神之设计存在的想法，充分展开，并以其惊人的成果令人取信。此时作为工具的科学知识和作为终极价值的神学，充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一次对宇宙迷人结构的新发现，都增加了对这个设计者的一分敬意。1691年，波义耳（Robert Boyle）设立了一个延续多年的讲座，用设计的卓越、宇宙的秩序与华丽等等，来证明世界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1691年，约翰·瑞（John Ray，1627—1705年 ）则出版了《体现在创造作品中的上帝的智慧》一书，列举自然界的复杂和精巧，加强这个论述。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有人在继续这种影响，布里吉瓦特伯爵（Earl of Bridgewater）留下一大笔遗产供编撰、出版系列论文集，以论述“上帝在创造作品中的威力、智慧和仁慈”。
在这场设计论运动中，最常用到的一个流行的论证是手表类比。这个比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塞罗，但却是经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年）的推广而家喻户晓。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一书中，描述了许多生物体复杂结构以及它们对环境的巧妙适应的例子，以说明苏格拉底所感受的，世界——特别是生物体的构造——是如此复杂而有序，它们不可能是一开始便如此偶然分布。设想你走过一片荒野，脚踏在石头上，你可能会假定这些石头一直就在那里，而不会追问它们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在地上见到了一块手表，你就会奇怪它怎么会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块手表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的，一定是由某个手表匠制造出来的。他由此推论说：
在手表中存在的每一个加工的迹象，每一个设计的表现，在大自然的产物中也都存在着；并且，大自然的产物远胜手表，超出了一切人为的计算。
既然手表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手表匠，大自然也就应该有一个创造它的智能设计者，也就是上帝。[20]这个类比随即成为18世纪自然神学家通行的类比。[21]
自然神学家在使用这个类比时，实际上很少意识到，这种论证方式本身捆绑了神创论和设计论所包含的两种含义：发明和秩序。神创论重在 发明 和 创造，源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 神从虚无中创生世界 这种信仰。而设计论，实质上是一种后天的实证主义，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圭那一脉。手表类比的逻辑，实质上是以自然界中高度复杂，鬼斧神工的物体之间的秩序、和谐，以人工的不可能来论证上帝的可能。[22]设计论实质上是在阿圭那的教义之上更进一步，将经院哲学在逻辑上的逻辑必然性和关于自然世界的因果必然性隐含捆绑在一起。
但是，基督神学并不是超越于人世实际事务，仅仅存在于纯粹智力思辨上的逻辑体系，而是沿袭了犹太人的历史、并将这种传统和耶稣的生平捆绑在一起而形成的。[23]在新教改革以后，从1650年到1850年，从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年）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 )这段时间，基督教信仰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在过去，奥古斯丁以来，神学的主流一直是启示神学，作为属于常规自然知识之外的奇迹，一直被作为上帝对人世的救恩而被关注。但当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24]第六章认为：
奇迹发生于自然之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所以必然是扰乱自然的秩序的，如果在自然中有不遵循自然律的什么事发生，也就违反上帝的性质和规律。
时，这种论述意味着，上帝必须是绝对理性的，而一种彻底理性化和纯化了的宗教，没有反复无常的神偶然干预的地盘，这彻底的驱除了奇迹的可能性。进而，100多年后，即19世纪20年代，施莱尔马赫基于神学传统，进一步在《基督教信仰》中推演了斯宾诺莎的方法，并将自然因果性归入逻辑必然性。[25]
当设计论沿着这个方向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时，带来的最根本原因和问题是，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是否都是由上帝决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属于自然因果性领域，而上帝决定的问题，由于其不可见性而属于逻辑必然性领域。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属于上帝的控制，那么，一个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上帝，又怎么可能是全能全知的。反过来，上帝的全能和全知性，决定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并且必须在上帝控制之内，这要求自然界所发生的诸多事情之间的因果性，必然能够用逻辑必然性来解释。这种思想是死硬的神学决定论者，因为这要求自然的一切，皆为上帝所决定。[26]当自然因果性和逻辑必然性的隐含同一，以将神创论和设计论所结合起来的手表类比，为世人所知晓时， “发明和自然法则”这种双重观念，在英国自然神学内部有一种不安的联盟，由于放弃了神启路线，转而走实证路线，自然神学始终注重于后天的实际例子和自然法则，而从没有着力于创生和发明这一部分的神学思维，从而最终以自然法则吞噬发明思想而告终。[27]
在威廉·佩利的 手表类比 中，用来作为实证说明的，究竟是自然的实例，还是关于这些实例背后的规则，一直是设计论中被模糊而困惑之处。老派的神学家，多强调自然之物，这些物品有着明显的标记而非偶然存在。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年）在Nith Bridgewaterr Treatise中，则将上帝设计定位于自然规则，而不是设计实物，在巴比奇的概念中，上帝只是创生了设计规则，而不是真正动手去设计实物，上帝便如一个躲在幕后的行家，通过不可思议的法则，控制着剧本和整体演员的表演。威廉·邓勃斯基指出，尽管看起来，巴比奇的设计论思维更加精巧和聪明，但在神学上，这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自然规则是以无位格的必然性产生效果。一旦将设计论定位于自然法则，它便成了一个空洞的比喻。因为，一只手表是被设计的，乃是因为理性的人，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这只手表被设计的过程和配合的程序。通过这只手表，便把发明过程说清楚了，因为事实本身已经通过结果说明。而将设计定位于法则，当说设计手表的法则是被设计的，则完全颠倒了逻辑因果而使说明变得不知所云。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并没有为早期英国自然神学家所意识到。18世纪的神学家，将神创论和设计论捆绑在一起，使用自然的实物来论证背后的神的存在。达尔文的攻击，正是针对于设计论的攻击，而最终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到神创论，并最终危及基督教的终极信仰而成为基督教的敌人。
注释：
[1] 在与苏格拉底对话时，阿里斯托底莫斯承认：“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观察它们（身体的各部分）时，它们的确很像是由一个聪明仁爱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
[2]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到的四因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
[3]《圣经》既是犹太人的历史，也是神在其造物中彰显力量的历史。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19:1-2）。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4] 斐洛断言，上帝把存在的东西赋予不存在的东西，创生万物，然后，他注视和关照着这个世界，通过放牧他的羊群来显现他的善，并以这善达到完美。同时，斐洛又说道：当视觉看到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运动以及它们那难以完全形容的秩序时，它同时也看见了一个真切确实的世界创造者，必然存在某位创造者，因为和谐、秩序、真理的尺度和比例，如何的和合，真切的繁荣和幸福，都不可能自我出现，参考《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中《斐洛的上帝学说》《如何认识上帝》等节。
[5] Apocalyptic这个词源自“约翰启示录”。
[6] 如大自然、人的良知、道德本性等。
[7] 如神的直接现身，对人说话、异梦、异象等，以色列人的神奇历史、基督道成肉身及复活等，也被列入特殊启示。
[8] 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经由理性对于神的认识，可以独立于上帝的恩典之外，而上帝的存在，倚赖理性也得到证明。在《神学大全》中，列举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条论证，其中第五条为：有一个具有智慧的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趋向其最终目的，因此我们将这个存在称为“神”。由此，阿奎那被教会判为异端，直到后来时代潮流转变之后，才又被捧为圣徒。见《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9] 第一次大分裂在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第二次大分裂在1378—1417年教宗之争；第三次分裂以1520年罗马天主教会把路德逐出教会为标志。此后20年，教宗陆续将各地新教领袖逐出教会，致使这些新教领袖在各地另起炉灶，成立新的教会，中世纪完整的基督教世界从此消失。见《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0] 其中有数千清教徒，在英国的尝试失败之后，逃到北美，由此开始北美的基督教传统。
[11] 英国1694年终止了事前新闻检查制度，新的言论自由时代到来，自然神论的作者，充分的利用了这一权利，出版了大量读物，来攻击启示神学。
[12] 与此同期的是，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加入了《论神迹》部分内容，但米德尔顿的著作，使全英国处于一种激动状态，而休谟的著作，却没有任何反响，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叙事比逻辑叙事，更能容易影响到普通的读者和民众。
[13] 简单地说，奥古斯丁的路线是：我信—秩序中感受上帝之爱—印证信。阿圭那的路线是：无须倚赖神启而获得信，单凭理性常识，便可知神之存在。可以说是因知识获得之确切而获得信仰。17世纪以来，科学以工具理性的面貌出现，与信仰上帝之爱不再有关。当汪丁丁说在“知识的尽头获得信仰”时，可以说，是重新回到阿圭那，沿着不可知论的路线，以另一种方式，通过知识这一途径而获得信仰。
[14] 在欧洲，自然神论为以后的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兴起的结果，是思想从神学和教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作为个体的人，通过理性思考进行自我启蒙。进而，纯思想的争辩，演变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流血斗争，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欧洲世界。在美国，则以其倡导者的名声和实际所为，而影响更为深广。这些倡导者包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年)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8年）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托马斯·潘恩以《理性时代》和《常识》等著作，用一种“积极自由”的形式，影响了美国的独立，托马斯·杰斐逊则起草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宣言显露了（radiated）作为包含个体成员的社会享有他们的自然权利以及追求他们自我决定（self-determined）目标的愿景（vision）。同时，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将政教分离的原则，写进了《美国宪法》。
[15] 如牛顿，便在《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中，论证宇宙的秩序乃是上帝所确立。
[16] 科学得以兴起，可以被看成得益于神学流派之间的战争。考虑到科学在当代已经接近一种信仰，自然神学可以说被认为科学这种宗教的远祖。
[17] 科恩指出，哥白尼影响要一直到他的论文（1543年）发表的50—75年后才出现。见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
[18] 牛顿在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光学及光和颜色理论、科学仪器设计以及通过实验演示对于科学原理的说明、力学体系等，这些给后世的科学史研究留下了充分的例证。而相对的、不为人知的是，当牛顿与莱布尼兹发生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争夺时，他充满恶意的利用皇家学会会长身份对莱布尼兹进行打压。而牛顿身后留下的大量资料，充分表明除了对自然物理知识方面的追求之外，他还痴迷于年代学及《圣经》问题的论述。但他真正的成就在于关于自然的数学理论。
[19] 以塞亚·柏林，《个人印象》（1980年），转引自《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
[20] 转引自方舟子《进化·达尔文之前（一）》。
[21] 日后，道金斯使用《盲目钟表匠》作为他生物学著作的书名，实际上，是在和隐含的传统对话。
[22] 将信仰和理性捆绑在一起，从渊源上可以一直追溯到犹太教的希腊化，尽管一直有神学家试图将哲学从教义中驱除出去，但这两者最终在阿圭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中得到融合。在阿圭那的论证中，神学和哲学重合在一起，具有充分的逻辑必然性的哲学知识，可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基础。
[23] 犹太神学，从一开始便是历史神学，《旧约》中，上帝会暴怒，会因为乌撒手扶约柜而予以击杀，会因为后悔造了人，便发大洪水把除挪亚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连其他生物也跟着遭殃。《旧约》，《撒母耳记下》六章一至十五节，创６：５。《新约》中，上帝的人子，耶稣道成肉身，化身为人，在人世间行使神力，将水变酒，甚至死而复生。教士不断的重复这些奇迹的启示神学，而上帝被认为是一直不断的干预这个世界的运作，这决定了神学不可能被彻底的纯粹理性思辨化，而必须牵涉于人世的争斗。
[24]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
[25] 威廉·邓勃斯基，《理智设计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6] 尽管当时的启示神学各种流派都起来反对斯宾诺莎的著作，但斯宾诺莎才是真正在逻辑上，将阿圭那的神学思想在逻辑论证上发扬光大的人。而牛顿在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成就，则进一步沿着秩序和设计这一路线，佐证了上帝的存在。
[27] 威廉·邓勃斯基，《理智设计论》，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