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附录I 中国书法背后的文化及制度因素
在中国，书法历来被认为文化的一种。而中国文化，无论在文字、语言、思维体系，均与其他文化完全不同而自成一体。[1]中国的传统及文化主导，乃是以中原地带为核心，沿着黄河、长江沿岸的江河、湖泊及相关水系逐步展开。同时，中央集权力量的加强，边缘部分被逐渐同化，中国人眼中的整个世界，乃是以地理上的沙漠、大海、草原等天然阻隔，所形成的封闭世界，号称海内。[2]
相对富庶的区域，称为 鱼米之乡 ，物质丰盛，得以支持更大程度的知识分工生产，并发展抽象文化和休闲技巧。[3]
汉以前，思想最为自由活跃的是诸子百家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在近代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前，思想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而每每令人追忆。[4]
从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看，主要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政治手腕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策士游说，主要面向小团体的卿侯，而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统治的思想。[5]这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向公众演说的传统。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策士除了强调独创性之外，也强调叙事技巧和修辞学。[6]同时，实用性的军事和技巧，要比抽象性的思考来得更受欢迎。所以，一开始，法家的思想，要比儒家更受到重视。
一直等到天下一统于秦，并用15年时间，统一各种制度，自由竞争的思想竞赛，才慢慢消失，而战争，也令到各种书籍和纪录失去保存。汉承秦制，并在混乱中重建传统。一开始遵循儒里法表，兼融黄老，待到董仲舒定儒术于一尊，以天人感应作为独裁者的政治合法性依据，以一整套的儒家伦理约束社会制度，以修齐治平规训个人发展道路之后，对个人的自由思考及知识规划，便保持着由中央集权高度控制的态势。
此后，汉举贤良、孟德三策陆续演变，下层人士，通过各种预先规划的途径被选拔，到唐太宗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这一途径，知识的生产被政府所规划并制度化，自由思想受到严密监控。[7]皇朝对民众严密监管，资源流动受到高度控制。通过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的眼界和知识结构，为政府所规划并限制。好谈国事而眼高手低。
中央集权的高度控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那些不符合国家规划的自由思想被扼杀，得不到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的地区，尽管也存在一帮有足够好奇心和物质条件的有闲阶级，但却缺乏制度来支持对自然界的兴趣培养和实验精神发展。在身份地位上，这些人和手工艺人的严格区分，使抽象学问和实际工艺高度分离。而教育，尽管有可以支持基础教育的私塾，但其目标集中于考试科举。民间实用技术零星发展但缺乏系统整理，工匠手艺精湛但缺乏系统整理推广，而不能大规模复制。除了满足向皇家进贡要求而获得资助的项目，大部分手工艺的改良，均源于市场的自发。[8]关于自然界的纯知识中，天文学，蒙上占星术的外衣而发展。[9]纯数学则完全不受国家资助，成为有闲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10]由于传统作为有闲阶级的士大夫并不缺乏好奇心及闲暇时间，但实际上，其可能的思考途径却过早受到中国集权路线的规划和限制，从而，除了发展出大量复杂矛盾的人事技巧之外，也发展出大量高度精致细腻的艺术，比如诗词歌赋的技巧，而书法即是其中之一。[11]
中国书法依托方形文字而起，自结绳纪事，演化出象状摹形的鸟凤龙虫体以来，基于所竣刻材料，是有钟鼎、石鼓、甲骨、金籀，作为沟通工具的文字既未定型，关于线条的审美意象也颇为随意，有天然质朴之感。
秦李斯刻石，书同文于小篆，自此，书写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其书写的规范，由政府进行统一，但此时政府仅限于强调作为工具的沟通效率，而尚未有精力去试图统一书法的审美。此后，篆体散为八分，易为隶体，因急就而生章草。秦汉之间，不足百年，文字变化至巨。[12]汉代官方文字往来，以隶书为主，尽管有很多变体，但基本就文字演化，仍以交流识别为第一要义。
汉代的隶体一直持续到魏晋，而期间，书写工具及载体也发生变化。秦以前的文字，主要保留在金属钟鼎，秦收天下金器之后，民间改为刻石，但西汉碑刻也很少见，而竹简、木椟和缣帛仍然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同时，缣贵而简重，战乱中，易遭毁坏。汉代最重要的技术是纸张的发明和改造。[13]纸张由于技术改良使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广泛普及，这一结果，影响了晋代的书写。但在东汉时，这一成果尚未完全显露，民间则碑刻大盛，而官方和佛教徒刻石勒碑，则保存经典典籍。[14]
汉勒石、魏墓志的工艺，大致是先书丹，后刻石，最终的成型面貌，完全有赖于刻工的优劣。刻工每一笔都是自己体，每一刀都可能因石材和刀锋的碰撞而产生出创新的变化，但对于刻经来说，书法只是一种附属要求，重要在于内容保存，也没有标准及规范，没有一个既定成形的共同默认准则可循，也远未发展成为一种学科的系统批评。刻工，无论其刀法如何神妙，也纯粹基于个人手艺而非系统性的美术训练。故偶尔有神来之笔，但却良莠不齐。尽管如此，由于时代之间，书写工具，载体，字体均发生强烈的变化，故汉碑、魏墓志均显示出与后代不同的独特风格。
在当代人眼中，从秦到晋之间这些书写，均属于书法的范围，这涵盖了鸟凤龙虫体、钟鼎、石鼓、甲骨、金籀、篆、隶、章草等书体，而保存这些书体的工具也多种多样。但书法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审美意味，却非这些时代之人所有，真正的书法，乃是从晋代的 法书 开始。
晋代时，纸张已广泛使用，[15]制笔的工艺也已经成熟。正是晋代的风流名士，才真正将书法从手艺变成一种艺术。上有贵族引领时尚，下有民众追随，书法在晋代成型，也属必然。[16]王氏父子被奉为书法正宗，以行书名世。父子风格不同，大王质朴而偏楷，小王疏狂而近草。[17]
晋唐的社会风貌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于艺术、思想风格也完全不同。唐太宗在科举取士，限制知识领域，规划思想的同时，也进一步以其对书法的个人喜好，规划了时代的审美规范。书写被融合在科举制度中被制度化。同时，皇帝的口味偏好，引导了唐朝出现大量 书法家 之外，也出现大量关于书法批评的所谓正统理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书法的传统。而书法便定型于唐楷。这一规范，在形体上，以颜柳欧虞所开创的楷书标准，而工具则定型于笔墨纸砚。在宋代的印刷术发展之后，皇家对书法的审美要求，通过 阁帖 这种 法书 标准，进一步推广到民间，演化出馆阁体这种皇家帖学，成为民间士子的技术规范，一直延续到清代碑学的兴起。
自唐代以君主的个人偏好确立了传统和标准以来，书法被夹杂在科举制度这种经过多年演变已经高度成熟精致的制度中被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背景，使从摹开始的老老实实的 抄 古帖成为受正面制度激励的做法。而无论表达张狂的草书，模拟民间心态的隶书，复古的篆书，以及后世满清的碑学，来对抗官方帖学，从来都没有形成官方承认的主流，中国书法，是在传统形成的夹缝中所形成的。而作为艺术创造本身，独创性从来不是中国书法所强调的，书法的要求便是 抄 ，老老实实的模仿。[18]
清代文字狱和更高强度的思想管制，使金石学成为士大夫逃避世事的去处，通过时间的累积，金石考证，无意间形成一种挑战现行历史的真相还原，并间接借古讽今，这种风气，伴随碑刻的出土，波及了书写的技术规范准则。一时碑学大盛，清代的书法碑学，如果从1840年算起，包括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桂馥、杨守敬，再到后世的吴昌硕、康有为，[19]这一风气，伴随对刑徒砖刻、晋人残纸、民间经卷、陶器铭文等的重新理解，在官方定下来的书法规范中，加入民间元素，进而形成碑学与帖学两个对立的美学范畴，这种对立，可以说是时代风气促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对立，也可以说是民间流派与皇家在审美意象上的对立，民间阶层，对于皇家审美意象的反抗。碑学这一运动，使后来民间所理解的 书法 ，除了馆阁体所确立的楷书标准之外，更加入了晋以前的一系列遗物，这些遗物与阁帖一起，伴随照相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对 书法 这一词语及传统的重新诠释。于是，后世学子，便在碑和帖所混杂而成的 书法传统 中，学习书写，而那些还在沿袭前人关于碑学和帖学何为正宗，何为美的争论，则仍然引用着前人所形成的规范及标准来进行作为争议的依据和评判，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封闭的中国世界中，官方和民间审美标准的分歧，而帖学和碑学的分歧，在于要么抄阁帖，要么抄古碑。而并没有真正回头去反思过为什么要抄而不是自由的独创这一问题。
从技术观点上看，中国书法作为一个传统本身而言，便约定了 抄 的事实和规范。除非放弃毛笔和水墨，又放弃中国的方形文字，[20]否则，只要是中国书法，便必须老老实实的抄。当士大夫用毛笔和水墨承接下民间艺人下的技术传统时，书法艺术便成为毛笔水墨的囚徒，当颜柳欧虞确立了书法的正统时，书法便成为唐楷的囚徒。只有当毛笔水墨变化成为钢笔墨水，再进一步变化为鼠标和键盘时，当鼠标键盘，在已经眼见的最近，在各种输入法对方形文字的输入同化之后，最终于以千人一面的书写，完成传统所不能完成的大规模复制之后，中国书法，才慢慢摆脱文化因素，成为真正的古董，而属于少数人可以选择的休闲消遣，同时，这种消遣再没有传统受皇家推崇的高下之分，而只是一种个人的兴趣选择。
回顾唐以来的书法批评及书写技术，在技术上，中国的书法史，显示出一种纯粹的手艺，而非可大量复制的系统技术，尽管有如此多的考试者渴望着书写出一手好文字，却只有少数的书法家的作品作为法书流传下来。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关于书法的理论，集中在审美理论的研究，而不在于执笔技法和书写材料的研究。而坐姿，执笔技法，书写材料等的变化，则成为每一代书法成就的无意识背景及约束条件，这种约束，使对前代书法的模仿不可再现。缺乏对这些约束条件的深入研究，使得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而不能成为机械时代的大规模复制品，而使每一民众均可受惠，可以说，尽管中国的制度背景提供了一个书法群体，并通过制度化形成一个规模组织制度，但在条件上，却无法使书法成为一种完全可复制的技术，而皇家的审美规范，则一直试图以统一划一的规范，去人为的强化、规训、引导受制度激励的科举者，以达致一种千人一面的书写。这种规范，源自中国的制度及文化，而成为中国书法的潜意识背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追求统一面貌，而扼杀个体创造力。其结果，便形成中国书法在强烈的社会制度变迁之后，仍不自觉的以其审美意识，继续影响着那些所谓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传递着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
注释：
[1] 中国从秦开始，就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比如公元1200年前后，人口已达1亿多。相对于这一时期其他地方的人口，无疑令人惊讶。
[2] 从秦到清，战争、和平交替，犹如经济周期，每几百年，王朝便转手一次，形成一种动荡。在这个过程，与外界也陆续接触，比如游牧民族时不时会入侵，甚至定居下来，比如蒙古。另外，丝绸之路、佛法东来、郑和通西洋等等，均开辟了和外界进行思想、物质交流的途径，但整体上，尽管这些行动或多或少，对于中国文化形成一些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流文化的思维脉络。
[3] 与此对照的是，在那些和外族接触、战争的边缘地带，抽象文化和精巧艺术未得到发展，但武器制造技术却得到改良。
[4] 春秋战国时，由于竞争作用，思想可以不受中央集权管制，也可以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可以自由聚众讲学，个人的创造力和魅力得以完全自由发挥，单这一点，与此后持续两千余年的高度思想管制比较，确实值得令人追忆，而其基础可能是因为各国的分裂和自由竞争，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反过来起了压抑作用。
[5] 比如孔子，其收入除了收取学生的酬金，也偶尔做一下官，领取俸禄，但所提供的，主要是人事制度思想。好谈天道的老庄，在冥思万物之间的生生不息时，仍忘不了背后的人事兴替，法家的学说，更是直接为人事伦理定下成文的规章制度。
[6] 独创性的重要，在于一个竞争背景下，思想的价值，虽然不直接从发表论文得到奖金，但却可以通过获得君主的认同而获得回报。但反过来，君主的口味，直接决定了思想是否会被接受，从而修辞演说术及叙事技巧被高度发展。
[7] 作为中国聪明的统治者，李世民是很早便意识到，开民智之后将对统治带来巨大威胁的人。而科举制度，提供了一种大禹治水式的疏导，而非堵塞。这种制度一方面为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途径，减少社会摩擦。另一方面，万品皆贱，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令到无数聪明的人才将精力消耗于考试，只要通过考试，便可以成为皇朝的官僚、皇帝的家奴，而在一个产权归属于皇帝的家天下世界，这两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区别。
[8] 尽管如此，宋明二代仍然发展出很多实用技术。如果没有此后欧洲海盗以强兵利炮敲开国门，可以预见的是，纯智力思考的抽象文化，作为一个寄生于政治实体上的附属物，和寄生于市场的技术一样，极有可能仍将沿着前人已经规划设定的路子继续自发演化下去。
[9] 钦天监是直属皇帝控制的部门，在实践上，留下大量天文记录，但在传统中国，由于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天文学一直和人事纠缠不清并受到政治约束，而没有发展成为超离人事，独立发展的科学。
[10] 比如宋朝的数学家秦九韶、李冶均是地方的官吏。
[11]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区分，并不是特别界限分明，所以文学青年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12] 秦灭六国，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毁 《诗》、《书》、百家语 。民间禁藏《诗》《书》。到汉时，文字已与前朝大为不同，孔府出《壁中书》，马端临谓为科斗或蝌蚪书，皮锡瑞谓为古籀书，或又谓篆书，西汉已不通行。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争，除了语法，语义的争议之外，与文字辨识也有关系。正是这种争议，才引起此后一系列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
[13] 《后汉书》记载，蔡伦在公元105年间完成对纸张技术的改造并上报皇帝。
[14] 比如175年的嘉平刻石。按照公元100年前后编就的《说文解字》，此时的文字，大概有9000个左右。东汉的石经，主要是为了确立官方典籍的权威性，减少解读文字的分歧，强调文字内容，而非书写美感。佛教徒刻经，较官方为晚，但基于信仰因素，规模和数量更见宏伟，自汉末至唐初间，多次发生灭佛，故佛经多刻于摩崖和岩洞之中，摩崖刻经，以大字为主，多为佛经片段，因为字体远大于后世的手写体，所以并无法详细显现笔触间的变化。
[15] 比如《崔瑗复葛元甫书》说 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而左思的文字，也使洛阳纸贵，可知此时纸张已经广泛代替绢素作为书写载体。
[16] 王谢家族的显赫背景以及富裕状况，与书法被提升为一种有闲阶级的手艺而变得非常精致明显有关。汉末到魏晋间，权政变数，外似宽而内实忌，于当政无可用事者，便转事清谈，风云之志淡而老庄之学起。大量的有闲阶级出现，但时局却高度钳制言论及思想，转事清淡及艺术，也属必然之理。而民间于纸张、笔墨大量流行，被及庶人。故流风波及，成一代面貌。
[17] 按照沈尹默的说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比其父更受推崇，右军逝世之后百余年间，其书体不如子敬受潮流喜好，王羲之被后世推崇，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有关。唐太宗刻意推崇王羲之，贬抑王献之，并将这种喜好进一步通过他的臣子推广。（见《二王书法管窥》）
[18] 这种理论延续下来的例子，是日本的刷字，只能被看成异端。
[19] 甲骨文的发现，并大量出土，引用更早的民间老祖宗字体，来反对官方帖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20] 比如说，采用包子和面条，改用锲形文字，但这很容易被看成怪诞的行为艺术，而不被中国书法范围所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