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考古学，综合了各种科技进展的成果，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谱系假说。其变化路径，是从南方古猿逐渐直立，活动范围从森林扩散到热带草原，懂得利用少量原始石块作为工具，最终出走非洲，进入亚洲。[1]在石器发明后的约100万年间，再无任何变化，能与人类直立、制造工具及双足行走这三者相比，影响更为深远。
年代稍微晚近[2]的原人化石，比之前的其他时代更为常见，这意味着人类在大地上陆续扩张。约30万到2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已经可以确定是有目的的被打磨出来。说明人类此时的进化中，大脑已经能够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前，进行预先想像，并有目的的制造工具。从气候上看，地球北极的冰盖约每10万年扩张并收缩一次，地球气候则随之震荡，从进化论观点看，那些随气候变化而迁徙的原人更可能生存下来，由于这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所以很难再确认早期原人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但从化石的分布看，直到旧石器年代，人类并未真正定居，而是四处漂泊。
欧洲古代的居民，以约20万—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为多。1997年，根据对线粒体DNA的分析，尼安德特人是另外一个人类分支,与现存人类的祖先无关。但这一人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倾向于埋葬死者。从尼安德特人的坟墓看，骸骨没有随葬品，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物质缺乏，也可能意味他们不具有宗教意识。而在伊拉克沙尼达洞穴中发现的一个老年残疾人的骸骨，意味着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关怀”在古远之先便已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基于当时的物质条件，这个残疾人实在很难生存到老年。[3]尼安德特人的大规模出现，意味着人类远在基于本能谋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组织行为[4]。但现存的化石只提供了极少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信息，也没有显示他们具备非常明显的符号能力。尼安德特人大约在4万—2.7万年前灭绝，这或许与从非洲迁移过来的智人中的一支，克罗马努人的入侵有关。这两个人种的化石显示，它们的脑容量没有太大差异，但在已有3万年历史遗址中发现的克罗马努人，具备远比尼安德特人更多的符号行为，比如对工具的装饰、雕刻、绘画、精心埋葬死者等。这大约是最近一次冰川期再次开始的时候，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在这一时期，人类也逐渐从漂泊转到定居生活。
这种转变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开始与某些固定地点密切相关：旧石器时代最先获得定居的是死者，他们定居于坟墓，成为生者于茫茫旷野徘徊呼告时，所围绕的标志性位置。水源、高地、河流沿岸这些相对安全而又物产丰富的地方，则是定居的首选。岩洞成为主要的储备仓库。随着在某些地点的长时间生活，人类也逐渐丰富对身边植物生长周期的理解，并进而利用这些自然周期，播种并获得食物。沿着这个方向，村落、村庄渐次出现，人类群体最终定居了下来。于是，旧石器时代采集果实为生的伊甸园生活，便转变成为新石器时代自行播种生产食物的农居生活。[5]
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不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工具的不同。首先是大量磨制工具的出现[6]。这些工具的出现对人类组织生活和制度的影响，波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导致一种保护石料采集者的和平公约的出现；[7]第二，石器成为商品，交易出现；第三，制造石器的分工合作制度的形成。[8]石器工具的发展，使狩猎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进一步的，狩猎使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和发展，而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也有所改善。[9]随着群体人口总数和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可以推论，假设天然环境不变及其他技术条件不变，那么人均所能得到的食物，无论是可采集得到的植物，还是狩猎得到的动物，数量都将逐步下降而带来饥荒[10]。但可观察到的结果是，人类沿着采集果实和狩猎食物这两各方向，分别演进，并形成专业化，这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分流。即是游牧（流动）和农业（定居）的分流。对应于这种分流，可以观察到的是，相对于早期更多依赖于运动和肌肉力量的武器，这一时期突出表现为大量器皿的产生，诸如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仓和住房等器物和技术陆续被发明，[11]这种社会分工一直持续到约一万年前,畜牧和种植的出现。随后,铜器、铁器大量应用，带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12]伴随社会整体生活从狩猎向农业过渡[13]，器具加工工艺渐次改良，大量物质剩余及积累，各种分配财富的制度和组织的雏形陆续出现，并在以后的日子中不断演化并日趋复杂。
在经已定居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方面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文明的兴起。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后，沿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流域，近东六大古代城市文明出现，这是人类第一波值得记忆的关于城市的故事。[14]灌溉技术及大规模水利工程集约化农业的成功，使远远超越以前所能得到的数目巨大的物质被生产出来，这真正导致了文明的诞生。[15]同一块土地上，由于能够容纳更大密度的人口，城市出现了，同时，并非偶然的，作为制度之一的王权也随之出现。[16]城市集结了人类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获得符号和意义上象征。一方面，城市以神庙和宫殿，集结了神权意义上的一切功能，另一方面，则以其大规模的建筑成就，显示了王权独裁制度下，独裁者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除了表现在大规模水利工程之外，也表现在那些前人留下来的令人惊叹的各种宏伟建筑，比如金字塔、巨石阵、复活节岛的雕像等。[17]这些建筑，无论设计还是施工，均充分显现了工程师式的创造力，以及令人惊叹的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集权组织动员能力。城市的出现，使人类的战争史，从此与城市相始终。[18]
城市的兴起和物资的丰富，也进一步带动了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和复杂精致制度的出现，这些古老的文明，大致上社会层面均表现出灌溉型农业、集权政治、分层的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王国，以及军队、税务官、警察、僧侣等各种职业，精致宏伟的建筑，侧重实用的知识结构等类似特征。文化知识上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书写、算术、天文学等。[19]从公元6千年前到2千年前间，在这些古老文明中，人类社会的诸种基础制度，比如社会组织之中的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等，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均已出现并不断日趋精致。[20]社会的诸种复杂制度由此成型，并为人们所习以为常[21]。这些古老文明，各自分布在地球广阔的土地上，（比如新、旧大陆），因各自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以及开始时的不同条件，在漫长的世代中，衍生出各自多姿多彩而又丰富有趣的世界。[22]并不断因应于自身的机缘而演化，直到近代以来，近代科学技术在欧洲兴起，[23]现代化力量席卷全球，其后代才被卷入这一潮流，而不得不一起来面对全球化的问题为止。
[1]1995年发现的猿人化石，说明420万年前，南方古猿已获得某种形式的直立能力。发掘出来的25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以及对其附近骨头的分析，说明早期石器主要用来敲击动物死尸的骨髓，而不是作为切割工具，即此时的南方古猿主要是食腐者而不是狩猎者。对约160万年前的图尔卡纳湖男孩化石的研究，身材体格高大适宜散热，四肢细长可大幅移动，说明此时原始人已习惯远离森林和树阴而在热带草原生活，从而可以走出非洲，进入亚洲。
[2] 比如约50万年前的化石。
[3] 萨勒，《在达尔文的镜子里》。
[4] 肯•宾莫尔（Binmore）对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的批评：“这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辩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
[5]整体社会形态及组织方式，从采集果实到播种收获的转变，与技术（art）发展及社会分工相契合。可以推想的是，当人类赤裸裸的来到地球，倚靠肢体作为获得食物的工具而延续生命时，收集食物的手艺，和对身边动植物的了解，决定了生命能否存续。对动植物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传播，更多依赖于动作上的模仿，而不是语言上的抽象表达。这意味着作为技术的零星手艺，必然在对手艺的系统整理（技术）之先，也必然在成文传播的抽象知识（科学）之先。正是身教言传的模仿，和工具的不断使用，同时依赖于群体生活的互助，才使肉体上相对于其他天然物种更加脆弱的人类，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史，在人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便直接倚赖于技术的发展。
[6]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详细图解了新石器和旧石器的不同，同时列举了17种不同种类的新石器。其划分的关键，在于是否由人工刻意打造，这包括击碎、剥削、截断、穿孔、磋磨等5种人工打磨方法的使用。以工具来划分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是一种典型的遵循技术不同而划分年代的方法。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宽泛的讲，大约在2.7万年前到7千年前间。较窄的范围，则在一万年前以内。
[7] 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由于武力相当，通过一种以牙还牙的长期博弈，可能会导致纳什均衡点稳定出现，即是和平的平衡状态。
[8] 关于交易和分工的经济学理论，到亚当·斯密才被论述，已是这种制度演化数千年之后的事，这一点印证了哈耶克所认为的，制度的自发演化，在为人认识之先。
[9]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原始民族轻视农业，上古色雷斯人以狩猎为高贵之事业，而将耕耘看成低贱的勾当，这显示了人类制度及观念在时代变化之后，仍保存先前观念的粘性。
[10]这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旧石器时代的应用。
[11]这种定居、采集和器皿储存的特征，适应于母系社会制度。同时，在小规模村落中，年纪越大的长者，积累的生活经验越多，也比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显得德高望重。由于生活的迫切压力，使任何发明和创新，都必须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的显示出来，而不允许迂回复杂的知识积累或抽象无用的沉思，在这种压力下，实用的技术，被逐步改良，而抽象思维则不受鼓励。
[12]纯铜较软，与锡一起融化后形成的青铜则较硬，适合做利器，也比石器更持久耐用。大约六千年前，青铜出现在埃及，五千年前,出现在中国与欧洲南部，四千年前,出现在欧洲北部。铁矿因对冶炼技术的更高要求，出现的年代要比铜器为晚。
[13]农业的发展，使定居生活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那些狩猎者则在漫长的世代中继续漂流。随着定居者文明和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的漂流者，被迫迁移到广阔的草地之外，成为流动不息的游牧人群，比如突厥人、蒙古人、吉卜赛人等，如传奇般若隐若现出现于农业文明的历史中，成为一种关于异域的想像。偶尔也有些猎民回归到定居的农业文明中，以流寇的形式，作用于农业社会，间接促成了国家等制度的出现。参考本书附录L《国家》。一些类似游民对于定居社会的残害的例子，则是张献忠毫无理由、毫无目的屠杀式革命。
[14] 人类在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方面的成功，意味着人类成功的踏上了改变自然的第一步。从此，纯粹依赖于采摘天然果实的自然环境一去不复返，伊甸园的生活，也只能残存于对神话的追忆中。无论人类此后如何力图和环境和平共处，人类的出现，因自然而生，但因为自身的存在及超越，令到本来生生不息、相互平衡的生物圈，由于人类的一枝独大而变得为人类左右。同时，人类在驯化动物及环境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生存于其中，而反过来被自我驯化。后世的子孙，不得不去去承担这数千年来对于环境的改造的结果和社会责任。
[15]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第2章说，“无论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落之中，经济活动总是会带来一定的剩余，这些剩余的花销、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倚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环境，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健康与疾病，经济或技术的增长或衰落——所有这一切都深刻的影响了文化，也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结构。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16]在中国的历史故事中，关于大规模水利工程和王权制度兴起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的父亲鳏治水失败，跳进河中，变成一条鱼。禹非常勤奋的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他采用与鳏完全不同的治水方式，用疏导而不是堵截，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个故事的后续事件，便是大禹获得了高度的权力，并将这种权力让渡给了他的儿子，从而结束了传统“禅让”的制度，开始了一个王朝权力在亲属间保留的新的权力制度体系。
[17]类似的，后世为了彰显其巨大力量者，也喜欢兴建各种大规模水利工程或建筑，比如三峡水利工程，艾菲尔铁塔、国家大剧院等。
[18] 战争中，对城市的征服，不但意味着对城市富饶物质的劫掠，也意味着文化意义上具有标志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充分具备意识形态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战争才成为不同于动物世界斗争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差异，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所说的，“每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
[19] 这些知识主要是基于纯实际应用的需要而起，书写为了记账，几何学为了丈量土地，天文学为了观测时间，金丹术则产生于青铜和铁的冶金学。这意味着应用科学的出现，必然早于纯粹的抽象科学。对于有用知识的追求，必然早于对不切适用知识的追求。此时社会并未完全分工出一些纯粹依赖传授知识为生的职业。所学习的知识，为了应用而学习的目的非常强，比如苏美尔人在泥版上不断重复的演算算术,主要是为了计算的精熟，而非对创造力的强调。同时, 知识属于整体所有，而非私人所有。
[20] 详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更基础的著作可读《金枝》、《古代社会》。人类学关于那些尚未被现代文明所卷入的各种孤立部落的考察，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旁证和猜想。
[21] 直到近代，人类才将社会制度本身列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事实上说，人类结成社会，乃是在人类理解社会制度之先，这为哈耶克关于制度的自生自发扩展秩序必然在可设计的制度之先提供了历史依据，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如是，未来却未必如是。
[22]比如作为旧大陆交通枢纽的伊斯兰世界、远东封闭而广阔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新大陆的上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这些文明或消亡，或发展，或相互作用,甚至其后代也出现非常的辉煌，比如公元8—12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吠陀时代和印度教时代的印度，汉唐时代的中国北方和宋明时代的中国南方，所产生的大量抽象文化和精致工艺，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
[23]除了欧洲之外，这些古老文明都没有发展出后来欧洲所出现的自然科学。尽管战争促使一些器具的生产技巧得到不断改良，比如中国公输般的攻城云梯，希腊亚历山大帝的抛石机，及后来的火器等。但从整体上说，技艺仍然满足于一种手工艺的实际应用，却还远未达到系统化的水平。后世意义上的科学没有产生。其原因与高度集权的国家中，知识因其实用性而受到国家的资助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的管制和导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