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一节的论述，这一节略述中国书法。
中国从秦开始，就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元1200年前后人口已达1亿多。从秦到清间，战争、和平交替，如同经济周期一样，每几百年，王朝便转手一次，有时也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甚至有时游牧民族也会定居下来，比如蒙古。另外，丝绸之路、佛法东来、郑和通西洋等行动，均开辟了和外界进行思想、物质交流的途径，但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立场上看，整个文化趋势处于相对封闭。
传统文化以中原地带为核心，沿着黄河和长江以及相关的江河、湖泊及相关水系逐步展开，同时，伴随中央王权从核心区域对边缘部分的逐渐同化，中国眼中的整个世界，便是以地理上的沙漠、大海、草原为天然阻隔，所形成的封闭世界，号称海内。相对富庶的区域，称为 鱼米之乡，物质丰盛，得以支持更大程度的知识分工生产，并发展抽象文化和休闲技巧。在和外族接触，以及战争的边缘地带，抽象文化和精巧艺术未得到发展，但武器制造技术确逐步得到改良。
就抽象文化而言，在汉以前，思想最为自由活跃的是诸子百家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在近代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前，思想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可以不受政府管制，也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推广贩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聚集相关的 fans 讲学，依赖市场出售。这时个人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得以自由发挥，单就这一点与此后持续了两千年的高度思想管制及压抑而言，这一时期确实值得令人追忆。
但从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看，此时讲学的受众，并非如古希腊罗马一般面向公众演说，而主要集中在小群体内，主要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政治手腕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策士游说，也是面向卿侯，比如孔子的讲学，除了通过收取学生的酬金，也偶尔做一下官，领取一些俸禄，但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统治的思想。而好谈天道的老庄，在冥思万物之间的生生不息时，仍忘不了背后的人事兴替，至于法家的学说，更是直接为人事伦理定下规章制度。独创性在这个时期是重要的，在一个市场竞争的背景下，独创性的思想的价值，虽然不直接从发表这种制度得到奖金回报，但却可以通过市场销售获得君主的认同而获得收益。但正是这种成果导向，使独创性的重要性，有时不及修辞演说术重要。而儒家的思想，也不及法家的作用来得直接明显而不被重视。儒家道德仁义的伦理完整性及修齐治平、和谐小康社会的迷惑性外衣的功用，直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之后，才被统治者所理解并应用，成为此后官方的主要说辞。
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儒里法表，兼融黄老。诸子时代的思想，在时间的冲刷下，终于以天人感应的面目，形成天道和人道追求这种 逻辑上 的和谐，同时，也为独裁者完成一个道德伦理依据，并衍生出一套话语井然的伦理教条。而此后，对知识，特别是管理知识，或者说，治理术的抽象思考，便保持着由中央集权高度控制的态势。从汉举贤良、孟德三策开始，到唐太宗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这一途径，知识的生产被政府所规划并制度化，自由思想受到严密监控。
就科举制度的成就来看，中国的聪明统治者，比如李世民者，是很早便意识到一旦开启民智之后对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的人，科举制度，便是一种大禹治水式的疏导，而非堵塞的做法。同时，这种制度，也提供了一种上下层之间的阶层流动的途径。学而优则仕，无数聪明的人才将精力消耗于考试，万品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要通过考试，便可以成为皇朝的官僚、皇帝的家奴，在一个产权归属于家天下的世界里，这两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区别。皇朝对被剥削者的民众的严密监管，使资源的流动，受到高度控制。而通过考试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知识结构，为政府所规划并限制。却好空谈国事。
中央集权具有高度控制力的直接结果是，那些不符合国家规范制度的自由思想，便由此被扼杀。直到和欧洲技术接触以前，中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政治实体，城市文化高度发达，也存在一帮有足够好奇心和物质条件的有闲阶级，但却缺乏制度来支持对自然界的兴趣培养和实验精神发展，由于身份地位上和手工艺人的严格区分，使抽象学问和实际工艺高度分离。有可以支持基础教育的私塾，但其目标集中于考试科举。民间实用技术零星发展但缺乏系统整理，工匠手艺精湛但不能大规模复制。除了满足向皇家进贡要求而获得资助的项目，大部分手工艺的改良，均源于市场的自发。但尽管如此，宋明二代仍然发展出很多实用技术。如果没有此后欧洲海盗以强兵利炮敲开国门，可以预见的是，纯智力思考的抽象文化，作为一个寄生于政治实体上的附属物，和寄生于市场的技术一样，极有可能仍将沿着前人已经规划设定的路子继续自发演化下去。
就传统关于自然界的纯知识而言，天文学，蒙上占星术的外衣而发展，钦天监是直属皇帝控制的部门，从而，在实践上，留下大量天文记录，但天文学对于人事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基于天人感应学说而形成的途径，并没有独立发展成为超离人事的纯思考。而纯数学则完全不受国家资助，而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比如宋朝的数学家秦九韶、李冶均是地方的官吏。除了治国平天下的工作之外，作为有闲阶级的士大夫并不缺乏好奇心及闲暇时间，但这种好奇心集中于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等技巧。结果，发展出了高度精致细腻的艺术，比如书法。
就书法作为一个综合整体而言，中国书法依托方形文字而起，自结绳纪事，演化出象状摹形的鸟凤龙虫体，再刻于钟鼎、石鼓、甲骨、金籀，作为沟通工具的文字既未定型，关于线条的审美意象也颇为随意，完全处于一种自生自发扩展状态，待到秦李斯刻石，书同文于小篆，书写作为一种沟通工具才由政府进行统一划定，但这时政府仍没有精力去顾及书法美感问题，而更强调作为工具的沟通效率。
此后，篆体散为八分，易为隶体，再因急就而生章草，汉代官方文字往来，以隶书为主，尽管有很多变体。就文字演化而言，流通仍是基本要义。秦汉间，不足百年，文字变化至巨。秦灭六国，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毁 《诗》、《书》、百家语。民间禁藏《诗》《书》。到汉时，文字已与前朝大为不同，孔府出《壁中书》，马端临谓为科斗或蝌蚪书，皮锡瑞谓为古籀书，或又谓篆书，西汉已不通行。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争，除了语法，语义的争议之外，与文字辨识也有关系。正是这种争议，才引起此后一系列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
就书写工具而言，秦以前的的文字，主要保留在金属钟鼎上得以流传，但秦收天下金器，西汉的碑刻也很少见。竹简、木椟和谦帛仍然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缣贵而简重，而在战乱中，则容易遭受毁坏。就对于书写载体而言，汉代最重要的技术是纸张的发明和改造。按照《后汉书》，蔡伦在公元105年间完成对纸张技术的改造并上报皇帝。但纸张进一步技术改良、降低成本从而能让更多人使用，一直要到晋代。而东汉时，则是碑刻大盛，官方和佛教徒刻石勒碑，纪念保留一些经典典籍，比如175年的嘉平刻石，而按照公元100年前后编就的《说文解字》，此时的文字，大概有9000个左右。东汉的石经，主要是为了确立官方典籍的权威性，减少解读文字的分歧，此时所强调的是保存的文字内容，而非书写的美感。佛教徒刻经，较官方为晚，但基于信仰因素，规模和数量更见宏伟，自汉末至唐初间多次灭佛，使佛经多刻于摩崖和岩洞之中，摩崖刻经，以大字为主，多为佛经片段，因为字体远大于后世的手写体，所以并无法详细显现笔触间的变化。
就汉勒石、魏墓志的工艺而言，大致是先书丹，后刻石，最终的成型面貌，完全有赖于刻工的优劣。刻工每一笔都是自己体，每一刀都可能因石材和刀锋的碰撞而产生出创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没有 抄 与 创 之分，没有社会规模的体制来评议并为其获得创造署名的优先权。因为对于刻经来说，书法只是一种附属要求，重要在于内容保存。由于这种自发而缺乏系统整理性质，尽管从整体上看，汉碑、魏墓志的 书法 都各自表现出自己时代的风貌，但这种风貌是基于各自的偶然条件自由生长而成的。而作为工匠的刻工，无论其刀法如何神妙，终是个人手艺而已，而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美术学习。所显示出来的书法艺术，均是民间刻工由于经验累积而成的手艺精粹，或许石工心中会有自己对美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却没有一个既定成形的共同默认准则可循，也远为成为一种学科的系统批评。
就晋代以前，后世眼中的书法而言，涵盖了鸟凤龙虫体、钟鼎、石鼓、甲骨、金籀、篆、隶、章草等书体，而保存这些书体的工具也自不同，将这些归入金石训诂门类，来考察文字演变尚有道理，但将其归入同一个 书法 这个名目，考察其中的美学意蕴，却是缺乏逻辑一致的道理。真正的书法，乃是从晋代的 法书 开始。而后人眼中所理解的书法，并非晋以前的人所有，所以以后世的 书法 眼光，去看待前代的书写，也是一种流行的谬误。
晋代纸张已经广泛使用，比如崔瑗复葛元甫书说
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而左思的文字，也使洛阳纸贵，可知此时纸张已经广泛代替绢素作为书写载体。而制笔的工艺也已经成熟。正是晋代的风流名士，真正将书法从手艺变成一种艺术者，而正是王谢家族的显赫背景以及富裕状况，才将书法提升到一种有闲阶级的手艺游戏而变得更加精致。从汉末到魏晋之间，权政之变数，外似宽而内实忌，于当政无可用事者，便转事清谈，风云之志淡而老庄之学起。大量的有闲阶级出现，但时局却高度钳制言论及思想，转事清淡及艺术，也属必然之理。而民间于纸张、笔墨大量流行，被及庶人。上有贵族引领时尚，下有民众追随，书法，在晋代成型，也属必然。
王氏父子，被奉为书法正宗，以行书而名世。就风格而言，大王质朴而偏楷，小王疏狂而近草，就时代风貌而言，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应该更能够得到当时的推广。按照沈尹默的说法，右军逝世之后百余年间，其书体确实不如子敬受潮流喜好，而王曦之被后世推崇，则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有关。
唐太宗在科举取士，限制知识领域，规划思想的同时，也以其对书法的个人喜好，刻意推崇王羲之，贬抑王献之，并将这种喜好进一步通过他的臣子推广。从此书法便定型于唐楷，这种定型的关键原因在于书写这种艺术，被融合在科举制度中被制度化。由于皇帝的口味偏好，使唐朝除了出现大量后世的 书法家 之外，也出现大量关于书法批评的理论，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书法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如果说有书法的话，那么，法书便定型于颜柳欧虞所开创的楷书标准，而书写工具则定型于笔墨纸砚。
如果按照后世的观点，先前的刀锋刻石也是书法的话，那么，当士大夫用毛笔和水墨承接下民间艺人下的技术传统时，书法艺术便成为毛笔水墨的囚徒，当颜柳欧虞确立了书法的正统时，书法便成为唐楷的囚徒。但是，在唐代，这个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困绕的问题，君主的个人偏好已经确立了传统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的书法，本来就无创可言，因为任何创造性的书写，比如日本的刷字，只能被看成异端。从一开始，书法的要求便是 抄，老老实实的模仿。这一传统，在宋代的印刷术发展之后，皇家对书法的审美要求，通过 阁帖 这种 法书 标准，进一步推广到民间，演化出馆阁体这种皇家贴学，成为民间士子的技术规范，并一直延续到清代碑学的兴起。
对于清代来说，文字狱和更高强度的思想管制，使金石学成为士大夫逃避世事的去处，而且这种金石考证也在无意间通过时间的累积，形成一种挑战现行规范的历史叙事，这种风气，伴随碑刻的出土，波及了书写的技术规范准则。形成碑学与帖学两个对立的美学范围，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对立，同样是时代风气促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对立，也可以说是民间与皇家在审美意象上的对立。
清代的书法碑学，如果从1840年算起包括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桂馥、杨守敬，再到后世的吴昌硕、康有为，而甲骨文的发现，并大量出土，引用更早的民间老祖宗字体，来反对官方帖学，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这一风气，伴随对刑徒砖刻、晋人残纸、民间经卷、陶器铭文等的重新理解，在官方定下来的书法规范中，加入民间元素，成为对 书法 这一词语及传统的重新诠释。
正是碑学这一运动，使后来民间所理解的 书法，除了馆阁体所确立的楷书标准之外，更加入了晋以前的一系列遗物，这些遗物与阁帖一起，伴随照相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后世学子的 书法 规范。后世的学生，便在碑和帖所混杂而成的 书法传统 中，学习书写，而秉承前代关于碑学和帖学的争论者，则继续沿着前人带着意识形态争论的路子，继续先前的争论，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封闭的中国世界中，官方和民间审美标准的分歧。而这二者所混杂而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反叛，则成为古代和现代之争，中国和西洋之争。
从唐以来的书法批评及技术角度上看，中国的书法史，同样显示出一种纯粹的手艺而非系统的技术可复制的情况，尽管有如此多的考试者渴望着书写出一手好文字，却只有少数的书法家的作品作为法书流传下来。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关于书法的理论，集中在审美理论的研究，而不在于执笔技法和书写材料的研究。而坐姿，执笔技法，书写材料等的变化，则成为每一代书法成就的基础约束条件，使对前代书法的模仿不可再现。缺乏对这些约束条件的深入研究，使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而不能成为机械时代的大规模复制品，以使每一民众均可受惠，在这一意义上，尽管中国的制度背景提供了一个书法群体，并通过制度化形成一个规模组织制度，但却无法使书法教学成为一种完全可复制的技术。
另一方面，书法被夹杂在科举制度这种经过多年演变已经高度成熟精致的制度中被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背景，使从摹开始的老老实实的 抄 古贴成为受正面制度激励的做法。而无论采用表达张狂的草书，模拟民间心态的隶书，复古的篆书，以及后世满清的碑学，来对抗官方贴学，从来都没有形成官方承认的主流，而作为艺术创造本身，独创性从来不是中国书法所强调的，中国书法，是在传统形成的夹缝中，艰难求存的。而后世学书法，从一开始便必须抄，因为中国书法作为一个传统本身而言，便约定了 抄 这一事实。除非他放弃毛笔和水墨，采用包子和面条，又放弃中国的方形文字，改用锲形文字，否则，只要是中国书法，便必须老老实实的抄。不同的是，要么按照传统抄阁贴，要么抄古碑。
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当毛笔水墨变化成为钢笔墨水，再进一步变化为鼠标和键盘时，中国书法，才可能真正的成为类似古董的艺术，成为少数人的休闲消遣，而这种消遣再没有传统受皇家推崇的高下之分，只是一种个人的口味选择。而鼠标键盘，在已经眼见的最近，在各种输入法对方型文字的输入同化之后，最终于以千人一面的书写，完成传统所不能完成的大规模复制。
下一节，是欧洲文明的兴起。
Michael Chen，草于2005-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