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以耶稣为起点。但关于耶稣的事迹，除了福音书的描述外，^[1]已无旁证可考。^[2]耶稣生平记载的空缺，使得保罗、教会以至后来各种阐释者，得以将他们的理解，随意的重加在耶稣身上。从这一角度说，耶稣生平的缺失，倒是一种方便。^[3]但反过来，后世的许多无神论者，也利用对耶稣生平的重新考察，来表达其无神论的观点。比如狱中的幸德秋水便在临终时写成了《基督何许人也》来表达他的不满^[4]。但耶稣是否曾经存在，他的妈妈是否未婚怀孕，他生活得如何，这些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上神坛，并被他的追随者神圣化为一个符号。

与苏格拉底一样，耶稣本身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从流传的事迹看，与其说耶稣是个思想者，不如说耶稣是个慈善家。最早参与基督教组织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5]。所以他建立的组织，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一种不分民族的互助会团体性质。^[6]同时，或许因为耶稣本身是犹太人，凑巧也有几个犹太使徒，因而犹太教教义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传统。犹太教是一个民族的宗教，注重阶级，恪守摩西律法。但基督教从一开始便以慈善会的形式出现，耶稣对其追随者，既没有民族限制，也没有职业歧视，对于基督教徒是否应该信守摩西律法，比如信耶稣者要不要行割礼，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争议点之一。^[7]割礼是否被认可，成为一个显著性事件和标志，并最终以基督教允许教徒不行割礼而告终。^[8]《旧约》中摩西的律法不再被视为最后的和绝对的真理，而被代之的是“爱上帝”和“爱邻舍”两条戒律。^[9]诸如此类的争议，使基督教从一开始便被当成犹太教的异端^[10]。同时，基督教徒的形象在民众及统治者的眼中并不太好。基督教徒秘密聚会的仪式，源于古希腊伊流欣努秘仪，故弄玄虚，以增加其神秘感，却因此更易让人起疑，以致基督教徒成为各种流言和事件的替罪羊。^[11]

在正统犹太教看来，作为异端的基督教义可能是幼稚而且可笑的，^[12]但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种教义是否逻辑严密，而是鼓惑力。^[13]在基督的信徒、徒弟、教父们发展起小规模的组织活动之后。如同唐·吉柯德对付风车一样，统治者的反应是将此种宗教迅速升级为敌人，大规模的禁止传播并迫害其中的会员。^[14]于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使徒们却四散逃逸，这反过来使基督教义四处传播，^[15]基督教慢慢变得具体化，本来只属于犹太人的宗教，终于彻底转型为一个向异乡人完全开放的宗教。

注释：

[1] 如果基督教没有基督，便和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了马克思一样，将会非常搞笑。但历史，有时确实很搞笑。如果耶稣真的存在的话，所能猜测的是，他可能医治了某些麻风病人并获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然后在公元30年前后因“渎神罪”被吊死。这一事件，可能仅是罗马帝国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一件极轻微的扰乱社会治安事件而已。这一事件的性质，和一个大学生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出街而被打死其实很相像，但这种充满偶然性的类似事件，却可能触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甚至历史。

[2] 塔西佗著《编年史》第15卷中有关于耶稣的内容，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认为，这可能是后来教徒的篡改。遵循一种科学主义的疑古精神，孤证是非常可疑的，甚至使徒的事迹，同样也很可疑，方舟子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文章，表达了这种怀疑。考虑到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要到公元3世纪才开始，同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目击者对英雄或者重大事件的记录。而耶稣的生平，实在很卑贱，所以他的真实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是很正常的事。等到他被后世神化之后，他的直接、间接追随者，凭记忆和想像重塑，那么，这个过程出现矛盾不一的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3] 勒南在《耶稣传》中，由基本释义学原则，重构出关于耶稣的传奇性记载，以驱除《福音书》（耶稣的门徒根据他们听到，看到的，写就的各种《福音》中，关于耶稣的事迹，并不完全一致）中的歧义。而尼采对耶稣生平的重新阐述，则是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查拉斯图拉如在山上的训道，更是与《登山宝训》对应。但这种策略，并没有他喊出“上帝死了”时，那种愤怒和怨恨来得更加直接和更令人震撼，考虑到耶稣是基督教的符号象征所在，便得以理解尼采在《敌基督者》中对基督神学的颠覆意义。

[4] 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先驱人物之一。本名传次郎，生于日本高知县，曾师从中江兆民。《基督何许人也》在作者被杀害后的第八天出版，一个月之內七度重版，曾对日本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此书的中文版本为：《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马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各种民间组织、包括宗教的自发建立，多数源于正面救助制度的缺失。比如中国的道教或者民间传统，在饥荒时，也常煮粥以救济灾民，或者提倡团体合作而救治疾病。对于这一问题，周星驰在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最后，回应皇帝对丐帮过于强大的担心时说，天下乞丐的多少，事实上是由皇帝决定的。反过来，如果正面政府处于恐惧或者极权的需要，竭力遏制各种组织建立时，一旦找到某个突破口，比如医疗和气功、治病等因素，那么这种组织很容易便大规模扩散。

[6] 如同先前所说明的，公元70年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灭之后，各处建立起庙宇，作为圣殿的代替物，并在安息日礼拜。这为日后各地教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基督教会的原型则是围绕基督团结而成的互助会。《新约》中没有提及耶稣的经济来源，如果以当时的物质条件来看，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二个门徒，需要不少的经费和复杂的人事管理。而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依靠百姓的捐赠，所以，魔术般的神迹、罗马人的演说技巧、乃至超自然的治病技巧或者知识对经济收入应该有所助益。福音书中，“教会”（ecclesia）这个词仅出现两次，说明耶稣对于教会这种组织化结构的作用没有足够的重视。 而耶稣之后最早的教会，是由15名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在基督死去仅仅40天后建立起来的。

[7] 罗素认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犹太要素为以下六项：“一部圣史、选民、公义的新概念、律法、弥赛亚、天国。”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这其中，除了律法之外，其他都是属于思想性的内容，或者可以转变为思想性的内容。于是，律法和习俗成为一种外在的约束。而律法的“制度变迁”，也成为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变的外在决定性约束条件之一。

[8] 耶稣的使徒中，雅各和彼得试图将基督教定位成一种只在犹太人之间传承的宗教；保罗却允许外邦人入教，并允许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不行割礼。《使徒行传》以一种保罗式的观点，记载了这两种不同的争论， 最终，保罗的意见被接受，

[9] 这一制度变迁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割礼并非一种普世完全接受的习俗，如果继续将割礼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那么，今日的基督教徒人数可能会大大减少。

[10] 在公元90年犹太教举行的雅麦尼亚会议（The Council of Jamnia）中，这个会议接受39卷希伯来文圣经为正典，而将基督教徒驱逐出会堂。

[11] 尼禄将罗马大火嫁祸给基督教徒并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一说法就颇为流行。从现有记载看，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中，基督教的发展和罗马统治者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历史记载混乱而且相当不一致。此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或者各个省的统治者变换频繁，因而，流传下来的不同基督教徒对所遭遇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而后人所读到的历史，则可能夹杂着后来历代教徒的篡改，更使这段历史显得更加模糊和混乱。可以确认的是，尽管迫害未必是非常大规模的，但王国针对教徒的审判却存在过，而迫害可能来源于统治者对异见分子私人组织危险性的担心。“圣餐”的说法，以面包象征基督的肉体，并将其吃下，在不信教者看来，本身带有邪术宗教的痕迹。后来中国的“天津教案”产生，其导致因素之一，也是出于类似的疑虑。

[12] 类似的例子是，在正统佛学看来，各种气功流派，在理论上是极其幼稚而又可笑的，但有时，这些不起眼的小宗派，尽管其本身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却发展成为足以影响时事的大规模组织，这主要与民众的愚昧有关。

[13] 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把诸如恐惧、怜悯、高兴等归入了《修辞学》而非《伦理学》。罗马则发展了演说术，尽管此种演说术多少带有几分“启蒙”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曲解和误导。个体的民众或许可以通过对话以理解思维及认识的局限，乌合之众的民众则更多的是需要被感染以获得群体认同感和安全感，而不需要澄明清晰的玄思及逻辑严密的论证。

[14] 这无疑是使一种愚蠢的低级宗教迅速壮大为有规模组织的最有效办法。

[15] 其中足迹行得最远者为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