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并非希腊所特有。[1]但以城邦为政治组织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而渐臻成熟的，最终，这种形式成为了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政治组织形式。在城邦开始其“天然合法性”很久之后，才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关于城邦的政治理论的理解和产生。这也是西方陆续对人们所习见的生活组织方式反思的开始。[2]
与希腊哲学中的其他学派比较，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更关注伦理问题和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问题，从而更具备政治哲学性质。[3]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他的言行和学说，散见于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他追问的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等，这些问题，均以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为背景，属于入世的问题而不是出世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正当的生活方式？”追问的则是社会秩序背后的规范性和合法性问题。苏格拉底的学说，沿两个脉络得到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三十僭主以政治独裁的形式实践了他的教育。另一方面，柏拉图则在理论上阐发了他的政治见解。[4]三十僭主，作为治理城邦的政治事务者，遵循了苏格拉底的思路，将城邦默作为一个预设前提，并以此处理相关的事务。柏拉图则不同，柏拉图关于城邦的哲学，乃是试图超越现实的城邦而成为一种关于城邦的抽象理念。
在柏拉图的论证中，秩序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基准。城邦的正义来源存在于城邦的秩序之中。[5]柏拉图所讨论的善和美，乃是通过秩序所展开的形式而被洞见，存在于抽象的秩序，而不在于个体的人中。[6]关于城邦的哲学和理念，则超越了现实的城邦本身，成为一种建构性的一切城邦的理想主义哲学，并反过来，以“理想城邦”作为“现实城邦”的隐含参照体系[7]，从而评判现实城邦的优劣。[8]如果这种理论建构纯粹停留于理念的话，那么结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从《国家篇》到《法律篇》，柏拉图不但讨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基点是怎么样，统治者该如何被教育，还跨越了实然和应然的桥梁，讨论了如何在克里特岛中建立一个国家，并通过实施法律和对平民进行所谓德性教育的普遍灌输，来构建社会。《国家篇》中，他指出，民众的欲望被指出必须加以抑制；《法律篇》中，更进一步的，柏拉图认为，欲望必须被重新改造。但是，柏拉图没有指出，如果教育失效时，该怎么办？或者说，与现行秩序不一致的时候，必须采用何种手段？考虑到20世纪的诸种实际情况下，只能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看起来更像一种军国主义的训导。[9]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0]开篇写道：“人，按其本性，乃是政治动物”时，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老师这种神圣的疯狂，而完全立足于现实城邦之上。[11]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重新构建一个现实中从不存在的理想国，而是试图基于对各国政制形态进行比较。他比较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制度，写成了《政治学》及《雅典政制》，他追问的问题是“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来三种好政府（君主、贵族、立宪）和三种坏政府（僭主、寡头、民主）。[12]这种区分，在日后欧洲各个独立王国兴起，以及平民力量逐渐壮大之后，成为日后各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种关于城邦及政体不同的看法，或多或少显现了他们哲学之间的区别。但是，希腊哲学中关于政治制度的反思，关于城邦如何可能的讨论和政治试验，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后便结束了。柏拉图的思想，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时期由于遭遇犹太教思想而得以被融合，但希腊哲学中其他关于各种问题的好奇和探询精神，却在战乱中沉寂，甚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需要等待千年之后，到12世纪之后，才时空交错的重新遭遇基督教思想。[13]
注释：
[1] 在两千年前的苏美尔，城邦便已产生，有一个叫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同样古老。
[2] 这再次印证了哈耶克所认为的，人类自发的演进出制度，总在对于制度的完全理解之先。
[3] 相对而言，其他流派，比如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或者斯多葛学派等，更注重个人自由，致力于追寻一种不依赖于社会通行准则束缚，而自给自足的个人生活。
[4] 综合起来说，苏格拉底可以被看成古代政治哲学的源头。
[5] 这一点显示了柏拉图思想和希腊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共同性质：强调事物变化背后的抽象规律，以恒定规律高于现实抽象变化的思维方式。
[6] 这就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古典自然权利论的本来面目若得到充分展开，与关于最优制度的理论就是同一回事。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7] 这类似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一般均衡点，这一均衡点不存在于尘世生活，而存在于理念之中。而苏格拉底所讨论的善和美，则带有福利经济学的意味。
[8]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的中超越和存在的构建与柏拉图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同时，如果说，苏格拉底的追问，是一种批判和反思，而柏拉图关于城邦的哲学建构，看起来更容易成为独裁者最为坦诚的同党。
[9] 很反讽的是，基于某种所谓德性的教育，却很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统治，所以，对于各种“以德治国”或者注重“数荣数耻”的德性教育，有必要对其背后极权主义用心保持警惕。
[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11] 在经济学上，这类似于不试图追求最优，转而接受次优的帕累托改进。
[12] 关于僭主，亚里士多德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评论：“一个僭主要想保持权力时，必须做些什么事情。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像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他应该使人民不断从事巨大的工程，如像埃及国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种做法。他也应该授权给女人和奴隶，使他们也都成为告密者。他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要做，并且永远需要有一个领袖……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但没有决定哪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是更为有效。”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全书里唯有这段话是对于今天最适用的一段话，思想起来不禁令人黯然。”
[13] 12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引进。在12—14世纪，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渊源，绕过基督教传统，而回归希腊哲学。比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19章中写道：“从17世纪开始，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然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事实上，罗素的说法，背后隐藏了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漫长的中世纪中，特别是13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已经和基督教思想高度融合，17世纪之后的各种思辨以亚里士多德为攻击对象，与其说带有哲学思辨的味道，不如说更带有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