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科学的兴起 - 3.3 科学革命和皇家学会
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发生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有着共同的背景和充分重叠的广泛主题。在富裕的意大利，对教会的不满，变成在人文艺术方面的创作[1]；而在贫穷的德意志，则演变成为上街流血的斗争。[2]
宗教改革的副作用之一是改变了人们关于 自然 的观念。自然神学[3]这个名词在古罗马便已提出。《圣经》中说，世界乃是神所创生，由此得到自然乃是神的真正造物。奥古斯丁采用 自然之书 这种比喻，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以让人们理解他的意图，一是被文字纪录下来的《圣经》，一是无字天书——自然。阿圭那之后，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流思想中，人工世界和自然世界被严格区分，自然受造于上帝而被赋予神性，教义并不鼓励人们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但新教改革之后，《圣经》被翻译成为各国语言，信仰和赎罪成为个人之事，教义的纷争，不像过去那样仰仗一个权威组织解释，而需要自行探求。甚至很多人有鉴于千百年来《圣经》被教士所把持，便主张必须澄清并剔除教士所加入的各种解释和看法，以获得上帝造物的真正意图。文本的纷争，不再依赖于终极文本，而有必要借助 自然之书 这个外在之物。这样看起来，探索自然便是必要而且符合宗教价值的。同时，宗教改革也放松了对个人知识追求的限制，在此之前，基督教垄断了知识体系和话语权，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自然体系，在被基督教思想吸收之后，便和基督教信仰捆绑在一起。任何一种对这些知识体系的反驳，都同时意味着一种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当新教改革鼓励民众自己去追寻《圣经》的真正意图时，这一种限制也同时被放松了，这隐含地鼓励人们对自然进行探索。人们可以把自然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按照其本身来研究，而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教条。对于自然知识的追求，长远上促进了经验主义[4]的发展。在17到19世纪，则将科学和宗教价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5]自然神学和设计论的出现，使科学被伪装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支持和扩展宗教目标，追寻信仰真义的工具。[6]
但17世纪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促进了科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发现和理论，比如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等在天文学、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以至后来科学史常将科学的兴起，追溯到这些先驱身上，甚至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行为，在整体上称为 科学革命。但如同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7]指出的，非但不存在一种所谓的 科学革命，甚至连后世所以为的 科学 概念所指的实体，在这一时期是否存在都有待探讨。在17世纪，科学（Science）倾向于指任何正确构成的知识[8]，而对自然事物及其因果结构的探究，则属于 自然志 和 自然哲学 的范围。17世纪之前，在欧洲，构成普遍的、必然正确知识体系的，只有基督教是真理，除此之外都是异端。而这时的科学运动和对于自然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整体的运动，而是由一些基于个人好奇心形成的高度支离破碎的零散行动，并没有对广大公众产生任何关键性的影响。[9]科学对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实质影响，必须等到工业革命之后许久才真正显现出来，而将科学看成一种可以取代宗教的信仰，则是20世纪的事。[10]
17世纪对于科学的兴起，关键之处不在于一场科学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而在于，正是在这个世纪，科学 确确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有形组织和系统，从而使业余科学家完成了向专业科学家的过渡。依赖这些有形组织的规则和制度，科学体系才能进一步自发发展，并演变出后人见到的科学。
这些组织的出现，受益于培根的思想。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制度体系，知识权威附属于信仰权威的一部分，教会掌管对个人的信仰和知识体系监察的权力，个人对于真理的自行理解常被认为是危险的。[11]在新教改革放松了教会对于信仰和知识的统一管制之后，其知识权威的地位相应受到削弱。大学作为一种抱残守缺的机构，所传授的文科、艺术等智力思辨的知识，明显缺乏与时俱进[12]的解释力，以应付大航海所带来的大量新鲜事物和问题。这导致长期以来所确立的权威知识以及知识的传授制度模式，受到质疑并消解。这种知识上缺乏统一权威的无序状态，不但会出现在平民百姓中，也出现在新兴的绅士和商人阶级中。培根的知识纲领，便是因应于这种知识体系无序的担忧而产生。他认为，国家必须代替教会，担负起领导民众追求知识的责任。在《大西洋岛》（1627）中，他设想了一个中央科学研究所，其中有实验室、植物园、厨房、熔炉，机械工厂等部分，通过这种设计及分工，培根宣称，科学知识可以更有效的生产出来。[13]培根的广泛影响，使得宫廷、民众能够接受科学团体的存在。
但从实际的结果看，科学组织的兴起及其内部章程的演变，并非完全遵循培根国家引导的设计理论。同样，他所鼓吹的集中起来追求科学知识的运动并没有出现，仅出现一些独立分散的团体，由于出资人和目的不同，也相应形成不同的组织制度。[14]其中英国皇家学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15]。尽管学会并没有得到皇家其他实质性赞助，但由于皇家的正式承认和特权许可，使学会的研究得到名分上的承认和保护[16]。按照现在的科学标准看起来，开始时的皇家学会，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团体。[17]成员里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者，比如身份显赫的赞助者，为科学的新发现添油加醋的报道者，艺术品鉴赏者，猎奇者，厌恶刻板沉闷学院学习的逃避者……这些人聚集起来，使学会看起来更像一个俱乐部和休闲的论坛[18]，古典希腊自由组合的学园精神也得到重现。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主要是神职人员或与宗教密切相关人士，同时，也有很多绅士和商人。[19]
学会明确宣布鼓励有创造性和有知识的商人、哲学家和医生，组织编著商业史，讨论革新工艺过程的方式，收集国内各个地区的农业实践资料。学会的早期成员，对重新发现的一切新奇的自然现象普遍感到好奇，这使他们把研究的网撒得太广，以致失去了长期集中研究某一问题的优势。尽管他们努力把科学兴趣的目标，引向工艺生产，并试图使科学研究产生出可能的现实成果。但事实是，与他们试图在一两个世纪内，用知识重新改变整个物质世界的野心相不陪衬的是，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技术实际上并没有从科学中得到很多收益，反而科学从技术的进步中受惠颇多。[20]皇家学会的努力，主要是激起了公众的热情和促进了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是技术以及实际产品的产生。即在没有国家严格的指令规训下，科学 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有形组织和系统，业余科学家完成了向专业科学家过渡，并演化出了令日后知识高速增长的制度。
注释：
[1] 比如《十日谈》中对修士的调笑。
[2] 桓宽《盐铁论》卷第五：
丞相史曰：“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
对于现存制度的不满，是采用和平商讨的方式，还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和物质生活水平关系密切。
[3] 瓦罗（M.Terentius Varro）提出诗歌神学、公民神学和自然神学的区分。
[4] 依靠自然而非依靠人们的证词，以事物而非以言论而作为知识的源泉，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性为证据，经验真理成为知识的事实证明。
[5] 在阿圭那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之后，到1850年之前，理性一直是信仰的基础。寻求自然作为上帝造物之中的真义，正是这种力量的必然之义。
[6] 所以，在17世纪，根本不存在一场所谓科学和宗教的冲突。有趣的是，这种追求也是日后促生达尔文进化论的力量，这使理性设计论被怀疑，并进一步导致对信仰的怀疑。
[7] Shapin, Stev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8] 必然的、普遍的、真理的知识体系。
[9] 如果真有一场科学革命，那么，关键之处在于，这一时期，原先必然正确的基督教真理，是否经由对自然的探讨以及实验精神而被转化成为一种对科学的新信仰。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信仰转变，就算真的存在的话，并不如 革命 这一词语所宣扬的如此彻底。牛顿除了是个炼金术士，还是个虔信的教徒，而伽利略、哥白尼与教会的冲突，也远没有达到要抛弃传统基督教，改信科学的程度。真实的情形是笛卡儿、玻意耳的思想，并不是17世纪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普遍想法，甚至17世纪压倒性的多数人并不生活在欧洲，更不知道他们乃是生活在后人眼中的“17世纪”，更没有意识或感受到，有一场所谓的 科学革命 正在发生。所谓发生在17世纪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只不过是后人眼中的 科学革命 而已。
[10] 17世纪的科学、技术这两者同时受到社会的动态影响。如果将科学看成观念的领域，而将技术看成工具的领域，直到工业革命，技术和工艺的发展，一直还保留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状态。而这一时期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技术革新，从科学得益甚微，反而是科学从技术的进步中得益甚多。直到19世纪末，相当多重要的工业革新，很少来源自对科学有贡献的人、机构或者群体。
[11] 类似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和思想的控制。
[12] 与时俱进本身意味着在知识上的更新，一边管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一边标榜与时俱进，无疑是可笑的，市场的开放，伴生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市场本身有持续的动力，以打破信息的限制。
[13] 培根富有洞察力的意识到分工对于知识生产的作用，这比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对于物质生产的作用还早。但培根所理解的分工，乃是在国家监控及管制之下的，更类似一种计划经济的分工。当培根宣称 知识就是权力 时，他实际上并不是在为知识的可能生产力而欢呼雀跃，而是在担心不受国家监控的知识，会导致一种国家权威的丧失，从而提出国家行政权力必须对知识实施有效的控制。这使培根的《大西洋岛》整体上体现出一种设计的痕迹，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脉相承。
[14] 这些团体中，著名的包括佛罗伦萨的西门托学院、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巴黎的皇家科学院、德国的柏林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由商人推动，属于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科学团体。法国皇家科学院由皇家成立，并给以薪俸。中国科学院效仿的是法国和俄罗斯科学院体制。
[15] 学会秘书长托马斯·斯普拉特（Tomas Sprat）的《皇家学会史》记载了学会诞生的故事。《皇家学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杰克逊·科普和哈纳德·琼斯主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8[1667]。从1645年开始，一些人士基于兴趣，开始每周在伦敦聚集，聚集的议题，避开神学和政治，讨论一些通过实验能够判断和解决的问题。随着成员的迁徙，社团一分为二，一在牛津，一在伦敦。在牛津的团体在一度兴旺之后，最终消散；而在伦敦的团体，在复辟之后，重新聚集。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成立，两年后，得到国王的特许状之后，学会成立。竖年，学会特权又蒙获扩大。
[16] 这种保护可能不是针对科学研究的保护，而是出于对其绅士成员的尊重。
[17] 皇家学会的会员在公元1660年创立时约为100人，到70年代时就增加到200人以上，但是在17世纪快要终了时，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开始下降了，所以在公元1700年时只剩下125位会员。在这以后，会员人数又增加起来，到公元1800年达到500人，但是在500人里真正谈得上是科学家的还不到一半，其余都是名誉会员。参考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
[18] 类似早期网络上的BBS。
[19] 罗伯特·默顿继续了韦伯的命题指出新教徒倾向于追求现世功业，接触实际事物，反对经院哲学的抽象思维，从而推动了对自然的观察和实验精神。罗伯特·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社会》。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20] 在工业革命以前，16、17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转化为技术，只有一个例外——航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