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一周书评”1975年22期（Volume 22,Number 18 · November 13, 1975）发表了一封由 a group of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cientists, high school teachers, doctors, and students who work in the Boston area发出的联名信，标题是 Against "Sociobiology"，署名包括 Richard Lewonti 及 Stephen J Gould 等。使原本属于学院里的纷争向公众公开，并迅速激化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信中写道：
Each time these ideas have resurfaced the claim has been made that they were based on ne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Yet each time, even though strong scientific argument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show the absurdity of these theories, they have not died. The reas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se recurrent determinist theories is that they consistently tend to provide a genetic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d of existing privileges for certain groups according to class, race or sex.（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幽灵以各种新的理论出现，为现存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辩护）These theories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enactment of sterilization laws an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laws by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10 and 1930 and also for the eugenics policies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gas chambers in Nazi Germany.（这是美国1910 and 1930的限制移民法及纳粹毒气室之来源）The latest attempt to reinvigorate these tired theories comes with the alleged crea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是其最后一次复辟）We think that this information has little relevance to human behavior, and the supposedly objectiv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reality conceals political assumptions.（以科学客观知识之面貌，隐藏政治祸心）
这种攻击极其直接，正如 Tom Bethell 在 "Against 'Sociobiology'" 中所说，当左右派论争时，一开始，左派通常更具备对公众的影响力，其原因，除了相对于右派而言，左派更具备冲动的激情之外，还因为他们真的确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这种真理在握的信念，正是其激情斗争的深层动力，而右派，除了激情不足之外，更致命的是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这一点，适用于当世大多数论争，而左派自以为更加具备的道德真理，事实上，也可以被定义成一种宗教。
按照 平等，还是效率？ 这种标准而简单的划分左右派的做法，难免会忽略掉标签底下遵循其他价值标准得到的各种分歧和差别。但将对方简单规约为 signal a new wave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t theories.（新一波的生物决定论）然后 以人民之名义，自命 科学界的良心 而进行道德批判的做法，尽管可能会符合愚蠢而充满激情的民众的一时需要，但却不符合科学辩论的准则。更何况，掩盖在各种 为人民服务 或者 从没有经济学家叫我闭口 之类这种道德幌子底下的，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阴谋，于是，与公众的激情相对应的，是学院里科学家的冷漠。
Tom Bethell 评论道：
suggesting that sociobiology could lead to the gas chambers and say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protocols of science was a poor strategy indeed. The scientific criticism, often excellent, was buried beneath political comments so ill–advised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normally sympathetic to left–wing opinion, didn’t hesitate to take Wilson’s side.（说社会生物学会引导公众走向毒气室无疑不是一个好策略，于是，名义上同情左派观点的《纽约时报》，毫不犹豫的站到对面去）。
时间逝去，当公众的热情渐渐冷却，最终尘埃落定，曾有的纷争被公众彻底忘却时，理论的真正内容及价值，由冷漠的学院人士进一步阐发之后，才得以真正障显出来。正是这一点，《新的综合》千僖版的出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黄裳式的犬儒的真正意义——冷漠和沉默，有时也同样意味着斗争。
对于文革式标签化而加以攻击的做法，Wilson 的辩解很简单，nowhere had he said that human behavior was determined by the genes. “In rough terms,” he explained, “I see maybe 10 percent of human behavior as genetic and 90 percent as environmental.”（wilson 极其谨慎的从不说人类之行为由基因决定，他只说人类行为10%由基因决定，90%是由环境决定）。
在《论契合》的第七章《从基因到文化》中，Wilson 写道：
传统上，博物学家强调环境的影响，遗传学家强调基因的影响。遗传学家认为智力可以遗传，博物学家对此的期望低一些。
彻底的生物决定论往往来源于遗传学的证据，而博物学家则更加强调环境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演化。遗传学家和博物学家之间的这种差异，表现为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 Mendel 的遗传学原理（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Gregor Mendel）的判断及立场上的不同。
当 Mendel 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豌豆实验的时候，基因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到20世纪40年代时，染色体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一信念已为遗传学广泛接受。当1953年，James D. Watson 及 Crick，F. H，C. 发表了他们那篇900字的著名论文，论证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之后，遗传信息传递成为一种确实可见的事实而不再是一组抽象的概念。而整个过程中，遗传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张力所激起的论战之激烈，也与日后的社会生物学相辉映。
（以下部分引自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进化思想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的第九至十二章）
朱利安·赫胥黎在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新版，Huxley，1963），使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日食”这句话，来描述在遗传学与选择论结合成
现代综合论之前的境况。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那时是达尔文主义最兴盛的时代，当时达尔文主义几乎成了进化论的同义词——到了1900年，进化论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喜欢用其他机制，而不是选择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在1900年左右的那些关键岁月里，选择理论之所以处于最低潮时期，的确并不是由于对达尔文主义的攻击，就在那时，重演论的合理性也受到了动摇。
在达尔文失败之处，孟德尔式遗传学成功了；孟德尔式遗传学证明，个体生长并不是说明进化的合适方式，于是乎便动摇了曾用来支持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直接证据。这时，人们认为，进化过程只能通过向群体中引入新的遗传因子来控制。最初，遗传学家不承认环境适应的选择效应可以控制“突变”的扩散。他们认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是缺乏实验的、过时陈旧的博物学产物。不过人们对拉马克主义并没有太深的敌意，而且正是基于遗传理论的革命，最终为选择理论确立新的基础。
孟德尔的遗传学工作问世后35年无人问津，作者只是在死后才名声大噪。
但到1902年，Mendel 定律被正式命名之后，遗传学得到承认，
此后，被人们称为
孟德尔学说或遗传学的出现，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这时，认为生长和遗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观点开始走向衰落（Horder et al，1986）。人们在研究遗传时，不必担心性状是如何在生长的生物体中产生出来的。按照这门新兴科学的标准，生长同进化无关：只有新遗传性状的引入才可以改变一个种群，而且不能通过该过程与生长的相似之处而解释它。这时，可以将拉马克主义、重演论和进化模型的作法，统统视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化体系的遗迹而抛弃掉。在达尔文主义涉及的地方，遗传学最终取得了胜利，遗传学取消了将进化类比成生长的目的论方法。
遗传学家对外部环境可以决定新性状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孟德尔定律涉及的是现存性状的传递，而不是新性状的产生，不久之后，德弗里斯在发展突变概念时，对孟德尔定律失去了兴趣。这种观点发表在1901-1903年的《突变论》中（De Vries，英译本，1910b）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演说中（De Vries，1904；Allen，1969b；Bowler，1978，1983）。对于厌倦了达尔文论者和拉马克论者之间争执的许多博物学家来说，突变论似乎包含了所有的答案。突变论解释了新性状的起源和新变异及物种的分离，而无需达尔文主义的复杂的隔离机制。而且，突变论看来是建立于坚实的实验基础上，这符合新兴科学的传统。
对于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来说，突变理论是攻击达尔文主义整体哲学思想的基础（Allen，1968，1978；Bowler，1978，1983），在《进化和适应》（Morgan，1903）一书，不仅攻击了选择机制，而且也攻击了整个功利主义自然观。他利用德弗里斯的突变的产生不是出于任何适应的目的的观点，接着他又提出，根本没必要去想象选择会在任何水平起作用。他相信，任何突变体只要不与环境明显不相容，就可以生存和繁殖。环境并不有效地控制进化：进化的历程完全由各种突变来决定。绝对的孟德尔主义者由于只注意实验室工作，这样使得他们疏离了传统的博物学问题，突变被视为一个体内过程，受纯生物学定律控制，可以产生更加有规律的进化，该进化历程不受环境偶然变化的影响。
孟德尔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两极分化一直持续到1920年才开始降温。而
综合进化论则是力图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1902年，G·乌德尼·于尔指出，孟德尔定律不见得一定与生物统计学派通过测量得出的变异观相冲突。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不连续变异，是因为可以通过他们的实验技术来证明这种变异，因而他们认为连续没有遗传或进化意义。然而，于尔提出，如果设想多于一对的遗传因子能够影响一种性状的话，那么，根据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就可以解释连续变异的性状。如果一系列遗传因子使同一性状只发生很小程度的变化，那么，在这些遗传因子的恒定重组中，简单的孟德尔比例就会消失。结果，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
于尔的观点是由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进一步发挥。费舍尔认识到，利用孟德尔定律，可以解决许多皮尔孙因依赖于融合遗传而产生出的许多问题。单位性状可以保持下去，而不融合，这样也就可以保持群体的变异性。费舍尔利用他的技术研究了选择对遗传性变异群体的影响，并最终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Fisher, 1930）。进而，美国的威廉·E·卡斯特(Castle，1911)迈及其学生塞瓦尔·赖特充分将数学应用于遗传学研究中，分析近交效应，从而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基因相互作用的系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固定，然后再受选择的作用。
杜布赞斯基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Dobzansky，1937)一书中采纳了赖特的结论，于是积极推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现代的综合。这部书在博物学家的实际工作经验与实验和数学生物学家的抽象的表达之间架设了桥梁。在书中，杜布赞斯基概括了说明突变真正本质的实验证据，强调了突变的影响很小，以及突变如何造成群体发生自然变异。他概括了数学家的结论，尤其是赖特的工作。他还论述了他本人对昆虫地理变异的遗传学基础所做的研究，并且论述了其他证明同样效应的工作。从1938年开始，杜布赞斯基与赖特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自然种群遗传学研究(收集在 Dobzhansky，1981)。这些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表明，选择不仅仅是变化的机制，而且也能通过平衡机制，比如通过建立在超级杂合子适应基础上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稳定性。对于现代达尔文主义来说，这种广泛存在的动态平衡相当重要，因为这表明群体确实含有大量的遗传变异储蓄，这些在新的环境下便能够表现出变异。
T·H·赫胥黎的孙子 J·赫胥黎，1940年，他编辑了《新系统学》一书，这部书汇总了生物学各个方面的贡献，而且他的一部综合性论著《进化：现代的综合》，也于1942年出版。迈尔的《系统学与物种起源》(Mayr ，1942)也是一本现代综合论的基础著作，书中强调了在物种形成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将综合进化论扩展到古生物学领域主要是由乔治·盖劳德·辛普森的《进化的节奏与方式》(Simpson，1944)。辛普森通过定量分析表明，明显的进化通过的是达尔文主义已经预言的不规则和非定向方式进行的。
（引文论述从1900年到1940年，40年之间，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Mendel的遗传学原理之间的分歧，直到“综合进化论”的出现。以了解wilson的话语背景）
正如在上一节的《社会生物学（2）》中所说明的，Theodosius Dobzhansky 及 Julian Huxley、G. Ledyard Stebbins、George Gaylord Simpson 、Ernst Mayr 等一起，倡导了 综合进化论（the Synthesis Theory of Evolutionary）的形成。整体而言，在 综合进化论 的理解中，突变成为物种变异的原动力，而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从而使物种连续变化成为一种外在可见之基因的 表现型 结果，正是此时，使物种形式的 演化 成为可观察的结果，而外部环境成为一个限制性条件，正如先前所说明的 as if 理性一样，环境通过选择，使各种突变之中，适合外部环境的某种突变得以生存下来，于是，结合了遗传学的进化论再次重新展开，这正是 综合进化论 所进行的 综合。这种综合并不讨论 基因 和 文化 之间的关系，而是讨论物种变异和环境适应之间的关系。
但是，正如先前所说明的，As if 理性必须倚赖于一个从终点考察的全能全知的上帝，这个上帝必须通晓整个博奕结构中的成功与失败，才能指出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以说明一种 事后诸葛亮 的 as if 理性。而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由于世界尚未终结，演化仍在继续，而且身在局中者可能为“路径倚赖性”所锁定而导致局部理性而非全局理性，这使 As if 理性本身成为一个很可疑的方法论。
由于随机变异成为物种变化的真正原动力，这使得达尔文式进化不具有任何目的论的特征，也即是说，
进化不意味着进步。（Evolution is different as Progress）
进化仅仅意味着一种随机变异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的序言所坚持的，达尔文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更加适应它们的环境，这就是进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关于达尔文》中，古尔德考察了
生物变化如何被称为进化（Evolution）
的历程，以进一步论证他对达尔文的理解。按照他的考察，进化这个词语是1744年，由 Albrecht Von Haller 所发明，用于指胚胎学理论。《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 H.more 的诗：
外形的展示（进化）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
在达尔文所使用的英语中，进化和进步的含义紧密相连。达尔文一直用 decent with modification 来描述他眼中的形式的变化。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才用到进化这个词语。按照古尔德的解释，正是 spencer 对达尔文理论的重新推广，才使达尔文的 进化论 具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目的论中 进步 的含义。而当严复在《天演论》导言第一节的评论中写道：
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一境，且演且进
时，意味着严复所理解的进化论，更多的是带有 Spencer 的目的论的进化论，而不是古尔德所理解的真正达尔文理论。
在古尔德所强调的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观点中，适者生存 这种观点本身便是一种博物学家一直坚守的环境与适应之间的互动生存理论而已。这种目的性引发了 H.J.Muller 1959年那
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
令人黯然的抱怨。此时的进化是纯粹物质性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变化。同时，由于此种逻辑结构，自然选择 这个词语成为一个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结构而已，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适应度标准。也即是说，自然选择只是意味着一种哲学而已。而一旦将作为物种的人视为自然界天演的一种的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世界万物演化的一种规律考察，这种规律考察在线性时间下成为一种关于世界万物的历史哲学。
这种达尔文式的历史哲学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目的论的意义，正是人将这种进化的序列重新排列得到一种终极判断标准之后，进化才成为进步，而进化也获得一种目的论的意义。这一点，清楚的为哈耶克所意识到，他在《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中《进化、传统和进步》一节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把进化和进步视作同一回事。但是，在我们明确知道正是传统的进化使文明成为可能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自生自发的进化乃是进步的一项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
正是在最原初的随机变化的无目的性的达尔文理论的意义上，哈耶克使用了 自生自发秩序 这个词语。这可以窥见哈耶克理论中的进化论渊源。
但是，一旦将达尔文进化论理解为一种关于人和物的历史哲学的话，便不可避免的面临卡尔波普尔重新回顾康德及休莫关于实然和应然的探讨之后而提出的方法论。下一节，探讨卡尔波普尔对于进化论的攻击，以及这种攻击如何适用于 Wilson 的 新的综合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