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科学的兴起及地位的上升

就科学的兴起而言，从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十三到十七世纪, 科学背后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一系列对日后影响深远的变化。

历史学家总好谈论转折点以作为确定事件的关键之处。数学上，转折点，或者说拐点，可以用导数的变化率直观的加以说明，但这需要一个连续的函数。不幸的是，历史学非但寻找不到合适而连续的观察及数据，得以利用数学工具来表现历史趋势，甚至，连连续性本身，都存在许多争议，比如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否是连续的这一问题。

比较不存在争议的是技术的发展，从9世纪开始到17世纪间，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一系列连续性的改良，马镫、重犁、用马代替牛作为耕种工具，三田轮作制等典型技术都被采用。大炮、帆船、滑镗枪的制作和使用技术得到不断改良，伴随这一系列改良的，是实物的使用效率提高带来的人口增长和膨胀，但这些改良，有时虽然得到官方的资助，但却并没有任何专利制度来，来确保发明者创新之后的收益，也没有一个系统制度，来刻意诱导或者设计出这些技术改良的路径。在这一系列改良的过程中，技术和器具的进步，更多倚赖实践者的经验、直觉、估计、实践和勇气。此时欧洲的科学传统，如果有的话，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的传统，其中并无任何知识可以用来支持这一系列的技术改良。或者说，此时，科学根本无助益于技术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此时的科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持续争议中，源于十七世纪的观点，从培根勋爵、伏尔泰、孔多塞再到后来的布克哈特，通过不遗余力的攻击中世纪的教会，并追认希腊哲学为近代科学的先祖，而竭力试图割裂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从而得到科学的传统乃是从希腊开始，再跃过中世纪这一片空白，通过文艺复兴而演变成为近代科学的观点。

上一代所苦苦试图记忆的，下一代在努力遗忘，再下一代，便只能追抚了。从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对于宗教体系的攻击，一直要到科学自身发展出自身的体系之后，才逐渐变得平淡，而减弱这数百年来杀父式的攻击。此后的科学史的研究者，也才得以重新正视在科学兴起之初，乃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苦苦挣扎，才取得神学婢女的地位这一事实。

对于西欧来说，十三世纪，见证了城市共和国在兴起之后的分裂，见证了教会在和王权争斗时候的咄咄逼人，正是教会和王权之间形成的均势，才使平民力量得到兴起。而平民则是大学兴起的资助力量。这时期的大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牧师，律师，医生，行政官员，医生。这都是教会、国家，乃至市场中必须的人才。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聘请老师，或者老师们通过行会收费招生。但此时的大学，不同于后世的研究机构，而是一种职业培训学校，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所以将此时的大学定义为预科班而不是求真爱智的研究机构并不过分。¹

就社会地位而言，教会和王权一直是控制着主要社会和政治资源的组织。王国乃是《源于圣经的政治》，修道院不是避难所，而是庐山和北戴河上的中央党校。《红与黑》则是大学生们所追求的出路。从而，教义事实上相当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由于上帝不可试探，不可触摸，不可求证，而上帝的儿子，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复活，但却不能如 UFO 般乘飞梭跨越时空隧道回来给当代人布道，从而，关于上帝的教义，便只能倚赖于对文本的各种解释。问题是，基本的经典，除了《旧约》之外，还有《新约》、福音，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释经文本，这一系列的文本，并不如 你办事，我放心 这种大白话一般简单，而是充满相互冲突的逻辑推理。尽管已经经过奥古斯丁的重新解释并整理，但是看起来，教义之间的逻辑性并不完全显得非常严密。

于是，当希腊哲学陆续传回时，一千多年前，本来就应该交锋，修整的不同理论框架，却于这后世重新交错而竞争。特别是在基督教已经占据了整个社会话语权的情况下，这种整体性的对基督神学的挑战，无疑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这使得教会的主教们，从一开始便对传回来的希腊哲学充满敌意，并采取一千年前已经采取的做法，通过不断的谴责或者宣布为异端，而捍卫教义本身的不受污染。

在13世纪，最具备冲击力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当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十二世纪末从拉丁文中翻译完成之后，除了通过罗马法学者的诠释，演化成为城市共和国辩护的政治理论之外，在教会之内，也通过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的发挥，将流行的奥古斯丁哲学转化成为经院哲学。在经过柏拉图化的基督教信仰中，引入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因为从此之后，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至晚从1200年被翻译进来以后，到1255年几十年间，经历了教会所颁布的几次禁令之后，终于在学院的课程中被确定了下来。教会的态度从开始的剧烈反对，到后来的用更长的时间，用现有的思想资源中的奥古斯丁和柏拉图思想，来重新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冲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犹太教的信仰，糅合了柏拉图的哲学，演化出基督神学，并经过奥古斯丁的修炼，成为主流传统。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却兜兜转转，在流传到阿拉伯人手中之后，重新传回欧洲并挑战基督教学说。这很有武侠小说的味道，但思想史上的顺序，却是这种传播路径的改变而打乱，并交错在后世的时空中了。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的全能上帝一样，本质上都有一种忍不住将其扩张到全部事物的欲望。正是这种整全性，使阿圭那能够把两者糅合为一。而阿圭那在一方面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同时，也将本来的基督教教义亚里士多德化，这使得他身后，在被尊称为 S.T. 之前，还和他那些被尊称为 S.T. 的前辈中的某些人一样，经历过被谴责这种荣光，提早演出一幕先打成走资大右派而后又被捧上神坛者的剧本。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仅仅停留于纯粹的抽象智力方面的建构之上时，那么，事实上，将其与基督教的信仰糅合起来，并不会引起更大的灾难。但是，很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不止是单纯的三个代表，或者和谐社会，这种充满大量操作空间的话语，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描述和建构，而这一系列的描述，尽管不是实验性的，但却明显不同于基督教信仰对于世界的理解。随着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持续和激化，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便被日益关注起来。而这种研究和关注，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神学被调和之后，仍得以继续。某种程度上说，以自然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精神，得益于这两者冲突这一事实。或者说，理性和信仰的冲突，引起了经验主义的呼应。

罗马天主教在13世纪以后，已经确立了其基本的形态以及思维模式。这一直维持到16世纪的新教产生。而在这一时期，科学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上升到足以和信仰竞争的高度而被列在敌人的位置，相反，科学和学问，一直是以受教会保护的形态出现。但是，这时的学问，仍然集中于关注教会所关注的话题，或者满足世俗的某些职业需求。而科学，如果有的话，也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财富上的支持，来满足对于知识本身的探索。而且，这时的科学，实质上，其思想框架，更可能倾向于经院哲学的理论建构思考，而不是真正的注重实验精神。

对于教会来说，亚里士多德和传统基督教学说的相互纠缠，其予设的前提，是被文本化的上帝。而解决的一个办法，便是后来新教改革的 因信称义，脱离文本，而回到信仰。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为德语以及其他各国的语言，让民众得以直接面对最原始的文本，将《圣经》世俗化，无疑是削弱拥有《圣经》解释权的知识精英的一种致命办法。而在教义上，救赎的任务，不再由教会或者教士来负担，而是由个人来负担，这无疑带来教士声望和地位的下降。

新教对于天主教的挑战，伴随疆域拓展，物质和财富增加带来的世俗力量的增大，其结果是，天主教在精神和政治上的统一被瓦解，而为了应付新教在精神上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的高度骚乱，天主教被迫退让出本来所掌握的世俗权力，而将这部分权力历史性的让度给世俗的文官政府。同时，如同由韦伯开始的关于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伦理命题所说明的，新教精神，还带来了一种社会性的功利主义基准。而在这一基准下，学问作为一种职业，是受到推崇的。新教精神的另一种影响是，对于经验材料的理性整理受到进一步推崇，而经院哲学的主流逻辑思维被放到一个更加从属的地位。物理学，由于其彰显了上帝的荣光，作为对上帝作品的研究，而加倍受到清教徒重视。可以说，科学的地位，在神学体系中，从不重要的婢女，已经慢慢上升到能够理财的管家了。这些，都是宗教改革之初，从没有被预料到的副作用。

同时，在这三个世纪间，欧洲各国，在技术、航海上的竞争带来的疆域高度拓展带来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同时，印刷术的发展带来的知识的普及，社会上有大量足以支持知识研究的财富积累，都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因素。

到17世纪时，社会对于科学的价值尺度的评价已经明显上升。科学变得时髦。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支持科学运作的力量，明显不同于上半页，这在英格兰特别明显。同时，科学的研究，开始成为组织化运作起来，比如皇家学会在1662年的成立。并开始大众化而为成为公众追求的新行业。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