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谚语说，
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上卷，详细描绘了地中海的地貌。地中海，除了一系列密集的山和平原、半岛之外，便是连结着这些小岛的海域。半岛和海，构成地中海的主要活动场景。甚至可以这么说，地中海，就是一个局促在陆地之间的海。它的一个侧面是北欧，即是到达油橄榄树之前所在的区域，另三个侧面是沙漠，从广义的撒哈拉，包括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汉唐的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展开。《后汉书·西域传》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但甘英并没有真正到达罗马。直到东汉，罗马的商人到达了中国，即《后汉书·西域传》所载：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抵汉。
可以这么说，沙漠和大海的障碍，阻止了亚历山大短促功业的进一步扩张，而商人，却基于动物精神的原始推动力，跨越了地理上的障碍。
地中海的地理构成，使罗马人对于陆地和海有着和中国人不同的理解。
中国人的观念中，按照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
春秋以前，所谓华夏文明，局限于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一带，此谓之
中国。此外，则谓之蛮。此时之世界观念，以海为界，故有海内及四海之称。《诗-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立政》篇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皆可证商周人以海为边界。
也即是说，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观念，乃是以海为边界。此后隋炀帝远征琉球，郑和下西洋，可谓富于想象力的举动。
这种以陆地为世界的观念，使海外在概念中，成为异端、隐者以及复辟人士的避难所及流放地。孔子在《论语·公治长》中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可谓此种传统之正统表达。这种避居海外的举动，历朝络绎不绝，传说箕子北走朝鲜（辽西），徐巿东渡扶桑，汉唐逐鹿中原未遂的田横、扶余（即梁羽生作品中的虬髯客），明郑成功，清康有为、梁启超，民国后孙中山、蒋氏父子，文革后高行健、杨小凯，1989以来更是不绝如缕。
对于这种异端，王朝历来的做法是斩草除根。即所谓卧畔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假 统一 之大名，行威胁利诱，欺诈拐骗，武力强占等光辉手段。帝国所患，并非海外一弹丸地，而为政统之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有如基督教义中 三位一体 中性和位格之争一样，于外人眼中或许可笑，但对于身处其间者，此问题却是所有一切争议的起点。中国自汉董仲舒以来，政教合一，以儒家教义为政治合法性之依据，天子为社稷所系，若天子崩，则政权之合法性，以血缘传承，依嫡幼而定。按照最标准的儒家教义，《曲礼》国君死社稷，国君自杀便标志着王朝终结。明崇祯故事，
李自成攻代州。陷固关。犯畿南。帝诏天下勤王。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李建泰疏请南迁。不听。帝曰，
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丁未。内城陷。帝自缢于万岁山。
崇祯皇帝下了一通《罪己诏》，然后自杀，此种行为，乃是完全按照最正统的儒家传统而为，这也是后来史家不再理会福王的小明朝存在，而将甲申年作为明朝终结年限的原因。
政统的合法性，牵涉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合法性问题，即是所打的是黑工，还是经已政府注册的合法工人。在标准的儒家教义中，枪杆子里出政权 属于典型的篡位而必须被谴责。但儒生们事实上，并不太在意谁来当皇帝，只要皇帝愿意接受儒家作为王朝的基本教义。士大夫们便获得了道义上的注册牌照。于是，尧、舜之间的禅让制度被引申借鉴，作为不同家天下叠代之间政统转移的标准仪式（即是 礼）。而邹衍的五德循环说，便用一种轮回宿命，来解释秦汉叠替背后天命的合理性。王莽在位时，更换了一系列的钱币、颜色、年号，甚至地名，试图配合这种规律，显示了对此学说的推崇。但从大历史角度看，汉唐以来，王朝叠代，多由暴力获得。李渊为隋杨旧臣，宋祖为柴氏旧臣，唐太宗杀兄废父，武则天出于后宫，其名分的合法性均颇为可疑。王夫之在《宋论》第一卷中，很一种很抽象的说法，
帝王之受命，上者以德，商周是也，其次以功，汉唐是也，而宋，命也，
来解释这一问题。
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却每每根据自身所处的状况，做出合法政统的判别。杨联升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说：
中国传统将一个有合法的继承家系的朝代（正统）和一个篡位的朝代或者傀儡朝代相区别，然而，这一区分所采取的标准会随着历史学家所处位置而变化。
杨联升以 三国的正统问题 来说明以地域为标准和以血缘为标准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西晋时候，魏（曹操）被认为正统，因为它从汉接过皇位并转给了晋，同时，魏也占据了那时中国的心脏地带——黄河领域。但到了东晋时候，因为东晋处于偏安，所以对处于相似境况的蜀（刘备），便开始强调基于血缘的合法性。到宋时，这一冲突更加明显。北宋的司马光认为魏具备合法性，南宋的朱熹则认为蜀具备合法性。
这种政统、道义上的合法性，属于一种信念的力量，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助力，典型如骆宾王的《缴武氏文》。对于士大夫来说，政统的合法与否，牵涉到该出世还是该入世的问题，和基督的性、格对早期教徒一样，成为区分派别的标准。这一问题之令人捆饶之处，在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表现出来。
李自成入京时，如果崇祯皇帝接受失败命运，举行一个禅让的仪式，将玉玺大印传给李自成，那么，士大夫们便可以继续名正言顺的为新皇帝打工。但崇祯皇帝的举动，意味着他并不承认李自成的合法性，这逼着士大夫们只好起来勤王。但如果按照正统的教义，国君死社稷，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同样标志着王朝的终结，士大夫们的勤王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存在问题。于是，教义只好被重新解释，顾亭林在《日知录》中便解释说，天子则四境之内无非其土者，无往不可。以倡言天子死社稷者为浅学小儒。吴廷燮进一步说，《曲礼》所言国君，皆指诸侯而言，明思宗竟以天子殉社稷为正，此未知天子以四海为家之义。说到底，均只不过为自己之所为寻找一个合法性依据而已。当清兵渡江打到了福王的小明朝，带着一卷福王的投降书，王觉斯、钱谦益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投降新王朝，继续打工。（此节可参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王朝历来不允许另一政权之存在。按清魏源《圣武纪略》载，清平南将军贝子赖《答致郑经之谕文》曰：
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珍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雉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巿之日本，于世无患，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
所云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
以 统一 之名游说郑氏归降，可谓最早版本之 一国两制。所着重者，并非弹丸之地，而为正统之名分所系。在骗术被识穿之后，只要武力足够强，武力征服乃势在必然。于是，雍正元年，宪皇帝即位，诏曰：
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神武远届，拓入版图。
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自此千秋万世，一统江湖，海内海外，再无异端，可谓英明神武，鸟生鱼汤。
从这角度，再重新检视冯玉祥逼宫，梁巨川死难以来王朝之变化，如陈寅恪所言，王国维自沉，代表着保存在白虎通中的正统教义的沦落，立宪选举成为新的合法性教义。从而孙——蒋一脉，保持了立宪选举的外在形式而更具备作为意义上的 礼 的合法性。而1949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则只是一种标准的篡位举动而已。可以设想的是，尽管此后历史被不断重新修改，洪秀全、水浒等各种各样的暴动被重新确定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途径。但这种教育的一个可能结果便是存在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的隐患，随着政权维续，这种提法只能慢慢淡化，而不能正面强调。
从而，一旦真正着手面对传统问题时，强调地域合法性标准，而不是强调教义或者血统合法性标准，无疑更为有利而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如果能够通过招安的方式，完成名分及教义上的合法性认证，无疑是最为有利而低成本的做法。这就是 统一 这个名词及口号被不断重新提出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真正由来。至于 削藩 这一必然事件，则是招安以后的事了。只要天下一统，再多100万人上街，也挡不住威武之师。招安本来就是对蠢材的说辞，二千年观念依旧存续，说起来，香港人还是该多读读《水浒》。
回顾完中国传统对海和大陆的观念，再来看看地中海的地貌。地中海有五个大半岛，包括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北非和伊利比亚，以及成为海上航行的中间站的不计其数的零散岛屿，这种地理上的状况，使这些小岛成为一个地理缓冲带，小岛上的居民，可能如鲁宾孙一般长久与世隔绝，也可能因偶然的机会与外界往来而被卷入外界的兴衰之中，一切有赖运气而定。撒丁岛间断的保存着不同时段文明的痕迹，正是这种小岛的典型例子。广阔的海域，和零散的小岛，为希腊城邦的联盟制提供了天然合法性。当罗马帝国用武力远远拓展了其疆域时，帝国的活动范围，便不再局限于零散的岛屿，而涉及半岛之上的广阔地形中的各种人群。于是，城邦联盟转而为帝国专制。这便是孟德斯球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卷十一章十六节中所说的，
如果征服地幅员广大，那么专制主义必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军队散拄各省的军力常感不足，皇帝身边经常有一支特别忠诚的队伍，以便随时去平定国内可能的动乱。
这解释了皇帝从不放弃军委主席位置的原因。而从这一角度说，按照陈炯明的设想，分成33个省自治，省份之间联邦竞争，或者是瓦解专制主义的一个好方法。
地中海五个半岛，实际上相当辽阔而接近于大陆。半岛之上，是众多的山脉、若干的平原、少量的丘陵和广阔的平原。而其中，山区和平原的区别，最为显著。平原乃是城市得以兴起的基础，山却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文明，乃是城市和低地平原的产物。正如知识，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可读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如同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论作为经济的文明〉一节所写：
剩余产品的花消，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
基于平原之上构筑的城市，聚集了大量人群，分工交换得以进行。可以这么说，文明的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基于市场力量自发交易带来的剩余，而城市，为市场半径扩大及人员聚集提供了条件。
但地中海最早的生活，却不是平原的生活，而是山的生活。小平原或许可能容易成为繁荣的地方，大平原却只是死水壅积、疾病流行的世界。山区的雨水，除了入海，便积聚于平原。冬天加上雨季，便是洪水。不干净的水，使细菌和热病流行。疟疾成为 地中海病理学的典型画面，而低地积水的地方则意味着死亡。同洼地的斗争，成为地中海乡村的特有背景，这有赖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立，对积水的疏导以及新鲜活水的引入。如果说，北美西进中，新城市的建立，乃是一种基于个体砍伐森林而获得的自由世界，那么，地中海的土地拓展，却是一种富人的冒险活动，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大型水利的修筑。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富人天然所有，可以这么说，平原，乃是富人的天下。于是，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乃至司法工具，得以在平原上发展起来。但山，却以其天然的阻隔，使其独立于这种拓展之外。
按照混沌理论，山同样不可定义，因为微观地图上并没有办法准确度量出其界限。相对于平原而言，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山地天然具备更多资源。但山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无法积累，分工无法进行。从而文明无法展开。因为泥土会随着雨水被冲下山坡，必须把泥土运回山顶，再用石头挡住，在某些不能使用牲畜而只能单靠人力的地方，这项劳动是一个艰巨而无止境的过程。一旦劳动停止，一切又重新开始，西西福斯 的景况，便是对此最清晰而精彩的描述。
但山区却以其独立于外部尘嚣之外的自足世界，为各种异端及文明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自由人的藏身之所。文明所强加于人之一切束缚，在山区上不再存在。巫师、巫术、黑弥撒、魔法、各种西方文化中非正统的古老文化，均潜藏在山区之中。直到16世纪，普罗旺斯的贵族仍然自己耕地。山地，以其贫穷，为真正的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无疑，经过改造的平原和繁荣的城市，要远被山区更为富裕。于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罗马帝国不得不在高地边缘，驻扎零散的兵团。由此，罗马帝国的防线随着帝国的扩展而拉开，开支也逐渐增大。正是这一点，使帝国空具强有力的装备的人员，却无法对付采用游击战术的蛮族。最终促成了帝国的崩溃。
Michael Chen 写于2004年7月，时距《东渡记：那一回眸的风情》三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