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基督教的兴起 - 2.4 犹太人的希腊化
当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奇迹般崛起时,希腊文化便随着他对世界的征服而传播。马其顿帝国疆域急剧拓展,为了减少被征服地区的不稳定,除了对不让亚历山大通过的城市予以攻击之外,对于那些主动臣服的城市,亚历山大采取了一种保持其民族文化和宗教独立性的策略。1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希腊文化的心醉,他所到之处,被命名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式城市被不断修筑起来以纪念其功业。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准备离开之前,设计修建了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2 这座城市因其极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高度繁荣,大量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旋即聚居于此。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帝国被其手下四将军割据,巴勒斯坦因其地理位置变成兵家相争之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有不少迁居到这个城市,成为另一个犹太人聚居的中心,形成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种两个中心的分化。3 时长日久之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后代由于不断的希腊化变得不熟悉希伯来文,不得不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4 由于语言变化,而翻译过程则是一个对于文本的重新阐释,所以产生对《圣经》文本新的理解,这是促成各种不同宗派形成的一个因素。5 亚历山大远征使犹太人大规模接触到希腊文化。传说公元前3世纪的赫卡泰戊斯6 在希腊文献中提到了犹太人历史和律法。7 但最起码要等到犹太人的 玛喀比起义
8 后,希腊人才比较明显关注犹太人。反过来,犹太人却深受希腊文化影响,9 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被不断的希腊化。
《旧约》中关于犹太人故事的《历史书》一直记载到公元前430年左右的《尼希米记》为止,而《新约》则从耶稣诞生开始。这期间《旧约》中 旧的约定
已经结束,《新约》中 新的约定
尚未来到,两约之间的400多年,是犹太教 沉默的时代
。这400多年的犹太人历史,被载入15部《次经》10 中。《次经》的记载,可以被看成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显示了希腊化生活对犹太人的影响。11 这种影响,从语言、礼节、风俗等实际生活方面开始,慢慢波及道德、伦理、宗教、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等方面。
犹太教的《圣经》是一个根据历代文书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常出现前后矛盾,思维冲突的地方,远不及希腊哲学来得逻辑严密。12 这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浸润在希腊文化中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解经时便也自觉不自觉的遵循一种更加连贯的思维,以处理《圣经》中那些前后不一致的部分。比如那些易让人觉得荒谬的部分,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会采用字面解经法,老老实实的承认不能让其连贯起来解释,而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但亚历山大城的解经者,则倾向于采用隐喻解释13 的办法以使事理看起来更加自恰。14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希腊文学中的修辞学,特别是采用隐喻等手法,自由阐释文本的做法,被引进来解释《圣经》15。
将犹太教教义进一步希腊化的有亚历山大城的斐洛16,以及约瑟夫、老普林尼等人。斐洛的学说,包括四部分:上帝学说、逻各斯学说、《圣经》解释法、伦理学说。17 其中没有包括任何有关基督耶稣的预期。18 斐洛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旧约》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和谐不悖。由此,寓意解经法被运用来调和《旧约》和希腊哲学,形成更为前后一致、逻辑严密的学说。19 《旧约》中经常出现在俗世,与人同形同性的神,在斐洛的上帝学说中,被修改成为一种完全抽象的、不可知的、完全远离世界的纯粹超验存在,而上帝与人的沟通则倚赖于 逻各斯
这个中介者。20 逻各斯之所以被引入的理由是,如果上帝真的是纯粹的超验性的话,那么 上帝的被理解如何可能
?愚蠢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如何可能去理解造物主本身?斐洛将斯多葛学派的这个概念引入,以作为上帝显现其自身的一种方式。当斐洛将哲学看成一种工具,通过思辨的形式,思考神之力量时,在事实上便已将犹太教义的纯粹信仰引入一种思辨之中。尽管上帝是不可认识的终极存在,但他已不是沉默不语,上帝是通过他所溢出来的光——逻各斯对人说话,而人类则通过对逻各斯的理性思辨而认识神之力量。21 斐洛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思想,22 为后来的基督神学做了一系列铺垫。斐洛的理论很大程度看,可以被看成因应于当时实际的环境的策略结果。在一个强调逻辑思辩的主流文化下,让犹太教思想包容希腊哲学,以形成更加严密的体系,无疑是一种更加容易融入主流文化的方法。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引入逻各斯之后,上帝的力及其秩序,便被置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批判之下,由此引发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问题23,也带来基督教义中神性和位格的问题。24 同时,上帝的存在也不再是象《旧约》所记载的,经常现身击杀那些不听话或者不合意者,而是退化为一种终极不可知的力量,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赖于先知向哲人的转化,使上帝的 道
25 通过思辨而为世人理解。从而,在线性时间下,基于对上帝的信仰,由于 逻各斯
的存在,历史变得逻辑一致,这成为日后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思想渊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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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阿蒙神庙中被神谕确认为太阳神之子而完成和埃及宗教的融合。但耶路撒冷城这个主动向他臣服的城市,亚历山大却根本没有进去,说明此时埃及的宗教和地位,要远高于犹太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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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著名的亚历山大博学园,包括藏书70万卷的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院,还有着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灯塔的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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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双城记
的局面,在后世很多地方出现类似状况,传统城市一开始常保留更多过去的文化,而新兴城市则常带来新的改良和思想,但有时传统中心却会出现更为暴烈的革命而导致过往的文化随之消失,反过来倚赖于新兴城市以保留过往的文化,类似的例子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唐宋间脉络一致,但当中国历经战乱、革命之后,传统消失时,反而日本有些地方保留了中国过去的韵味,比如东京浅草寺的风韵,便每令人回想起宋明间的武林。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后,两岸三地:香港、大陆、台湾所用的中文语法和话语体系各不相同。 ↩ -
这即是《七十子圣经》(Septuag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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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是同样的马克思学说,在欧洲、亚洲、日本、中国、朝鲜、菲律宾都得到不同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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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卡泰戊斯 Hecataeus of Abdera 不同于公元前5世纪的 Hecataeus of Mile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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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出自约公元37年—95年的约瑟夫斯所作的《犹太古代史》,其内容真实备受争议。包括这段关于犹太人的记载,所以,这段记载的作者,常被称为
Pseudo-Hecataeus
。 ↩ -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食用猪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后世犹太人的光明节 Hanukah 也来源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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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宽容和开明,使许多犹太人乐意接受希腊的文化,如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采用希腊式建筑等,进而,欣赏希腊的艺术,研究希腊的哲学,甚至不少犹太人加入亚历山大的军队,充当亚历山大向外征讨的雇佣军。亚历山大之后,托勒密王朝控制巴勒斯坦时,亚历山大对犹太人宽容的传统仍然被继续保持,犹太人的希腊化进程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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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次经》,不为后世的新教所认可。 新教作为天主教异端,为了显示自己的历史渊源,将《旧约》直接同原始希伯来文本接轨,而将《次经》摒弃在外,基督教天主教会在《旧约》中收录了其中的7部,被收录的称为《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其余称为《次经》(Apocrypha),意为
隐藏
或不为人所知
。这些《次经》包括各种杂烩——有些接近于预言,有些则假托前人之名,比如从《摩西五卷》中寻找一些言语,然后加以发挥。类似于中国汉代人伪造前人著作的做法。当时不同的城市的犹太人,对于这些著作的看法也不相同,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倾向于认同这类书,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并不赞同 ↩ -
比如《所罗门智训》中有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相互融合的迹象。《玛喀比传》记载了大祭司耶孙鼓励犹太人接受希腊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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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不一致性,有时倒是下一次重新阐释的便利。比如因为《旧约》中存在某种建立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叙说,所以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3年)通过对文句分析,由《旧约》中重构出另一个以色列历史。见《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洛维特、沃格林等著,田立年、吴增定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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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解经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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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将禁食肉的戒律解释为不要虐待作为同类的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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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记载,
隐喻
这一词语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克利安西(Kleanthes Aus Assos,约公元前330—约公元前232年)开始运用。希腊哲人在对荷马史诗的去神话化时已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七十子圣经》对希伯来文本圣经的翻译中也显示出对这种方式吸收的痕迹。甚至后世佛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对梦的自由阐释时,也隐含的采用了这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式,将《圣经》当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文本,在为原先文本去神话化的同时,也借着文本,加入解经者自己的阐述。但这种六经注我
式的解说方式,由于允许很大程度的自由阐述,从而产生各种可能的歧义并引发各种争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便成为各种教派对阐释不可见上帝的话语权力的争夺。当考虑到教义解释导致权力分配问题时,便得以理解当后世确立了正统的教义
之后,这种采用新的阐释方式以从旧文本中获得新意义的方法便被主流教会所抵制,而这又进一步区分出正统和异端。新教“因信称义”的做法,便是允许个体的教民,自由的阐释自己的理解,而瓦解传统天主教会对于《圣经》阐释的话语垄断权。 ↩ -
斐洛 Philo Judaeus,又称 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5年出生。公元40年,他代表犹太人去罗马游说国王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之中有较大影响。斐洛的希腊文法深印着柏拉图的文风,显示了希腊哲学对他的熏陶,斐洛出身犹太望族,熟悉犹太经典。对斐洛的评价,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所说明的鲍威尔的零星见解:
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斐洛和塞涅卡。这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
布鲁诺·鲍威尔的疑古心态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类似,凡古皆疑,而背后别有用心。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都是问题。由此,基督教历代的教义争辩和修订便被当成旁支末节,如果说,基督教会用上帝存在这一理由,终结了一切哲学的终极追问,那么,后世采用基本的价值判断,而终结一切可能的思辨时,则是用另外一种更为粗暴的终结了这种追问。 ↩ -
参考《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斐洛思想引论》,(英)罗纳尔德·威廉逊(Ronald Williamson)著,徐开来、林庆华译,华夏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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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中,记载耶稣出生时的天象,按后世天文学考证,这一天象应出现于公元前6年,假如耶稣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应该出生在这一年。而斐洛,至少比耶稣年长二三十岁,耶稣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加利利南部的拿撒勒。罗马的史学中,塔西佗 Cormelius Tacitus 和绥托纽阿 Seutonius 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也没有提及耶稣之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Flavis Josephus 的《犹太古史》中有两处提到耶稣,但后来这被考证出是3世纪时基督徒的伪造。耶稣在世时的影响最多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远未传播至亚历山大城。而斐洛虽然曾到过巴勒斯坦,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耶稣。这种沉默,显示了对于基督教,假如他真的略有所闻的话,也毫不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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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尔德·威廉逊用这么一个比喻——
斐洛甚至可以从一份火车时刻表中引出柏拉图的理念
来说明斐洛的辩才无敌。斐洛深得罗马修辞学精华,《圣经》只不过是被他选择用来作为运用这种修辞学的文本而已。有趣的是,斐洛为后世和谐社会
的和谐理论
提供了一个范本:无妨通过寓意解经法的运用,通过不断的重新消解、否认先前的文本,来为后来举动的合法性辩护,完成对教义的新的阐释。 ↩ -
斐洛用大写的逻各斯(Logos)来表达上帝的力,而小写的(logos)则表示由上帝的光溢出来的世界和人之中的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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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希腊哲学是通过对于自然的思考,而产生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抽象体系。在希腊哲学和犹太教被斐洛调和在一起之后,关于自然背后的秩序和力,被认为可以通过逻辑思辨而认识。但到了后世,基于对于传统神学的怀疑,自然神学重新出现,又回到了理解自然以认识神之力量这个老路子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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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原罪观念、通过心灵奉献进行忏悔的观念、禁欲观念、贞洁受孕(处女生子的观念),甚至包括对诸如割礼等律法是否必要放松,教义是否可能为非犹太人所理解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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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同样对应于先知和哲人的区分。早期犹太教的先知是一种能制造出谶谣的预言家,倚赖于神迹而不倚赖于智力。假如先知的预言真的一语成谶,那么,这力量,并非来源于理性推导,而是来源先启式的偷窥了上帝为人世所编写的剧本。但在引入逻各斯之后,对上帝的认识便被转化为对逻各斯的认识。这需要哲人式的深思和论证。不可知的上帝所溢出的光,以冥冥中左右人类命运的力的形式,为高智力者通过理解认知,而不再是拍拍脑袋的灵光一现,由此又导出日后的启示神学和自然神学的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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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基督神学,
圣父、圣灵、圣子
的三位一体
,但这三者,何为第一位,却是一个困扰基督神学甚久的问题。正是斐洛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后世三位一体
才得以成型。但与后世“三位一体”的不同,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三位一体
便是“上帝、逻各斯、摩西”,而完全没有关于基督的任何想像。 ↩ -
逻各斯
,见《七十子译本》的前三句,在早期的中文语境下,翻译借用了老子的《道德经》中文将其翻译为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