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科学、技术和手艺而言，手艺除了意味着人体通过对自身肢体的训练，达到一种更熟练使用肢体的水平之外，同时也意味着人体因应于外在物质世界的改变，相应发展出来的一种自我意识控制下的驯化。这正是文化 Culture 的词根来源。
技术，则意味着通过使用物质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方法。按照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看法，生存和传种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一需求乃由基因设定，即是人类的本能。除了少数基于自我的意识控制或者判断，决定放弃生存（比如谭嗣同式的舍生取义，意志消沉的自杀行为、神风突击队，广场的自焚和来世的超度等等），或者放弃传种（在香港等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中选择 Dink 式的单身生活）之外，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与动物一样，生存和传种这一基本的生物性本能，是人类整体得以生存繁殖的基本法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更进一步将人类的需求区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的强行区分，从操作性观点来说，产生出一个偏好不同的次序，由此可以比较其效用，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社会生物学，对于各种需求对于人脑的影响，并未达到可以验证比较的层面，从而这种需求层次的区分，或者说，主观效用理论，只能停留于一种理论构思的层面，而缺乏真正的实证性。但是，马斯洛理论相对于梁漱暝观点的多层次性，显示了一种对于概念进行细分的努力。
相对而言，构成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结成社会组织之后的世代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只是衣食住行而已。但相应的，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和方法，却通过不断的自我演化，形成更高的复杂程度，原始人的茹毛饮血和现代人的一餐法国大餐，或许对于进食者的生存需要而言，所摄入的热量可能一样，但制造出法国大餐的过程的复杂性，却远远高于直接的茹毛饮血的进食，正是这种食不厌细，哙不厌精的追求，使更多的物质被涉及，更多功能更加复杂的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并使用。同时，这个过程中，除了满足基本功能性需求外，其他无用的审美元素，也被添加进来，比如说，日本人对于食物所进行的精美而细致的包装，或者买椟还珠过程中，对于盒子的不厌其烦的雕琢，这种非功能性而充满审美的过程，也同样促进人类在满足生存需求之上，对于物质的进一步研究，和对工具的改良。这表现为物质和工具的演化。
就 演化 这一词语在后世的使用和影响力而言，正是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理论，使演化这一词语及其思想，成为此后渗进各种学科并影响人们观察理解各种事物的方法论。如同米德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关于《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的考察所指出，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的标题中，所使用的 物种 Species 这一词语正是 形式 的拉丁文。可以这么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考察的正是自然界各物种，其形式变化的次序。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理论，形式乃是先验设定，所谓形式的变化，只不过是先验予设形式的完成，此时的演化，所指的是同种形式的不同阶段而已。但达尔文之后，产生出和古典演化理论完全不同的现代的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与古典理论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演化被认为是形式的变化，而形式的变化，与外部条件有关。这正是米德所指出的，演化的中心，在于这么一种认识，即是过程将按照它所进行的条件，来因应变化其形式。
对于一个进食过程来说，通过不同形式（茹毛饮血—精食细哙）产生出来的食物，最终会被分解成为满足人类生存的糖分，其最终目的并无二致，而其关键不同之处，则在于食物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而达到不同的形式。这是食物形式的演化。而对于一个生命过程来说，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此生，是波澜起伏，多姿多彩，还是平淡如水，人终有一死，生于大地，归于尘土，赤裸而来，赤裸而去。决定此生的生活形式者，正是肉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个体对这些条件的因应及选择。
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涉及人类的外部诸事物的演化的话，可以看到，对于人所身处的地球来说，在人类出现直到其影响力足以改变地球的天然环境之前（比如砍伐森林的温室效应，或者原子弹的大爆炸），地球诸元素及物种本身，便处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演化。太阳及外星系的辐射和小行星的撞击，不断的改变地球上生物的形式。
在人类以强有力的作用介入自然界的天然演化之后，人类的经验随着世代而增加，对自然界诸物质的使用，也随时间而变得复杂。在人类自我演化的世代中，对于人类文明具备深刻影响的，正是物质和工具的不断演化而使人类具备了肢体之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不同，重新分配了人这个物种和其他动物物种在力量上的不同，从而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称王称霸而将老虎和狮子关进动物园玩耍。同时，这种物质和工具的改变，也影响了使用这些物质和工具的人群的不同力量，比如说，西洋以强枪利炮，横扫苦练金钟罩和铁布衫的东亚。正是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人群的自我驯化路径，比如说，强调身体训练和格斗技术的咏春拳和少林寺成为电影传奇，而因为高度敲击键盘，手指的灵活性，特别是小指的灵活性却得到高度提高。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物质和工具也同样处于不同的层次的演化。比如说，为了满足作为饮水的器皿这一工具功能，不同形状的杯子（比如圆、方、椭圆、锥体等）被制造并使用，这些不同形状的杯子，可以储存不同的容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同时，制造杯子的材料，也随时代而不同，比如木头、陶瓷、玉、金属、不锈钢、玻璃、塑料等。而将材料制造成为工具的动力，则有人、马、木柴、木炭、油、电、太阳能、核能源等诸种形式的不同。
相对于工具形式变化的多样性，材料的选择集更受限制，这一限制，除了受限制于人类对于物质特性的认识，也受限制于可使用资源的成本。但物质材料的变化，带来的工具特性上的飞跃变化（比如从木剑上升到玄铁重剑之后的攻击力的变化），使材料的改变，更深刻的影响社会群体的生活。同时，每一次动力形式的变化，在合适的组织形态下，一旦被采用，会产生出影响人类至巨的深刻影响。
当进一步考虑工具和物质的演化对人类的影响时，从漫长的人世来看，后人对于新、旧石器时代区分的依据，乃是依据使用工具的不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则是依据使用的动力材料。而每当回想起一百年之前，当缺失了当世各种电器以及电力之后的世界，便可以清楚的了解电力的使用，对这100年间的人类生活的实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工具或者动力的变化，都因应的产生了人类职业上分工的变化。或者说，进一步加剧了人类职业的分化。这正是工具和物质的变化，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组织形式的变化，或者说，分工的形成和社会的演化。这种社会的分工，按照涂尔干和卢曼的观点，分工本质上意味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这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自我接受他者的选择，并以此作为自我行为的前提。从一种博奕的观点看，在长时间下，个体选择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社会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诱导或者锁定这种专业化行为。这种专业分化，以及基于分工基础之上的产品交换，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将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整体福利增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分工的好处辩护。而涂尔干则从快乐的强度及反对功利主义角度的立场，抨击这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上看，分工，确实导致了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这时，技术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物质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方法，同时，也指向人类如何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社会科学。
从社会学立场上看，无论关于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的价值判断如何，看起来，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更象一种自我指涉系统，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开始进行，那么，这种趋势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继续促进分工的程度，和演化的复杂度。涂尔干直接设想：
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决定了分工程度，
这看起来接近于亚当-斯密和扬格的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变化，和欧洲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工业社会之前的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我将在《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再行论述。
18世纪，英国的纺织业，倚赖新的能源动力而获得明显变化，并由此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社会的其他制度变迁一起，形成后世所谓的工业革命，而也加速了东西方的大分流。技术、科学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化，自我演化，自我指涉，并作用于此后的数个世纪，再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地方。从一种后见之明来看，在大历史的角度，工业革命的长远结果是，首先，机器和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然后，操作行为被逐步自动化以迎合设备的工作速度，或者说，人被机器所驯化。尽管在长远的将来，可能出现智能的机器人，以代替人的思考，但却未必有智能的机器人，可以代替人而进行喜怒哀乐，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可能，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