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认为
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无论它在哪里被发现，
从而得出哲学是神为了让希腊人能接受基督而准备的方法，柏拉图则是摩西的分身。相较于此前查士丁硬拿基督往 logos 上凑，克莱门特的说法，更大言不惭，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此时基督教的壮大。这种论证的搞笑程度，赶得上某君以为，文革中湖南流氓不是迫害四川武大，而是暗地保护，目的是为后世改革做准备的说法。这差点便可以推出，为使某君能得享改革开放之胜利果实，湖南流氓不惜发动了文革，以今人之价值观去衡量前史，可笑者便常如此。
如果时间是线性的话，那么，历史必然只是一次，这一刻的当下乃由过去延续而成，那么，没有此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当然便没有说话者那一刻的可能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衍生出“没有猪头党，便没有新中国”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愚蠢歌词。因为正如本文先前一开篇所说明的，如果历史只有一次，那么，历史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便不能用此种时间事件上的先后次序作为结果来证明。
如果说，早期教父的这些论断方式中，爱纽任的论证方式带有两个凡是的味道，而查士丁则将他的理论解说成 基督神学特色的希腊哲学 以获得皇帝的认同，那么克莱门特，则可谓新左了，一反而认为希腊哲学乃是 希腊哲学特色的基督神学。但基督神学与希腊哲学及印度佛学不同的是，希腊哲学中 Logos 的循环生灭，印度佛学中因果轮回，时间均是无生无灭，当下并不重要。但当克莱门特为基督神学辩护时，当下被强调并引申为末世，于是，当下这一刻比历史更具价值。在此后的世代中， 自我 在当下这一刻重要性，被过分强调，乃至自我造神。其渊源便是克莱门特。
克莱门特对希腊哲学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奥利金（约185-254）。奥利金试图会通希腊哲学思想和犹太教思想，打造一个基督神学体系。他继续查士丁对逻各斯的理解，强调逻各斯不是在时间中创生出来，而是通过道成肉身，使永恒的神得以和此生此世的时空建立起历史关系。这虽然没去考虑性和位格的问题，但朝向 圣父、圣灵、圣子 三位一体又走进了一步。但问题是，一旦试图将希腊哲学和犹太思想糅杂起来，便难免必须去面对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张力问题。也即是斯特劳斯所强烈关注的 神性 和 理性 之间的张力问题。
这种问题来源于所综合的思想传统，或者说文本，事实上乃是由过往积累而来，而这些文本的创生，各有各的目的，每一文本也从未试图去和其他文本达致逻辑一致性。于是，随时间独立自我演变的文本，作为一个实际演变而非理性建构的体系，不可能存在先天的逻辑自恰性。典型的例子，比如犹太教的上帝，乃是伴随时间历史而存在，而且，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参与犹太人的历史。而希腊神话，经过希腊哲学去神话化之后，成为单纯不变甚至不受时间干扰的 logos，无情绪之变化而独立存在，一旦基督神学试图调和这两者，便意味着某些属性的必然被放弃或者折衷，比如采用寓意解经法，将上帝的发怒，解释成一种修辞学上拟人化。这正是奥利金为了达致基督神学的逻辑自恰性，所采取的哲学化立场。
但很有趣的是，早期如查士丁为了向皇帝献媚而将基督神学硬往哲学上凑，后世的教父，在基督教壮大之后，却因神学的过度哲学化而恼怒不已。以至于后来的基督公会，先控告说奥利金是所有各种异端的来源并把他定为异端，但更后来的会议则推翻先前的决议并确认他是伟大的神学家。这种个人的价值被后世以后世的价值观不断重新解释的母蜘蛛式的做法，与后世对宋江、于连的重新阐释来完成一种全民价值观的转换如出一辙。
如果说，克莱门特、奥利金可谓神学中的自由主义，那么，同时代的人中，德尔图良（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0-225年）则可谓神学中的保守主义。他约40岁时才开始信基督教。在德尔图良看来，克莱门特的论证方式是极其搞笑的，他提出：
雅典(哲学)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基督与柏拉图有何相通？教会与学府有何相同？
他坚决主张将哲学从基督神学中清除出去，而基督徒必须是除了圣经、使徒的言语和教会的规则外，对心智的思索完全没有兴趣的人。
德尔图良的主张显示了此时的基督教已经意识到哲学带莱的对神学的纠缠，因为，一旦必须依靠逻辑和文本的自恰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对神的信仰便变成神学，而不断的受到哲学的干扰或者必须去面对世俗关于神的存在的质问。这种质问，正是引起日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们所追问的诸如 上帝如何能举起一块他不能举起的石头 此类问题的根源。德尔图良完全意识到
信仰，必须以理性上的不可能为基础。
作为一种更彻底的方法，必须采用一种更加干脆的唯信论，将哲学驱赶出神学之外，不用事实或者其他辨证的方式来说明，而是采用相信与不信来界定。如果基督教及早听从德尔图良的教导，将基督神学中的哲学部分斩草除根的话，那么，很可能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便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这一点上，后世深暗《明史》的湖南流氓，理解得更加深刻，通过文化革命，用一切暴力和媒介封锁的办法，对各种可能质问教义的声音，名之为修正主义从而从精神到肉体加以扼杀。以将教义变成一种追求简单划一而不受质疑的信仰，并在早上朝拜，晚上忏悔的仪式中完成这种自我造神运动。
但此时的基督教，仍然是受迫害的宗教会，德尔图良也并不拥有后世君主的强力，尽管他充分具备强烈的个人性格特征和政治家的眼光，强烈主张将哲学驱赶出神学之外，但在与帕克西亚等的论战过程中，他同样不得不借鉴希腊哲学，甚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结果，便是首创了后世 三位一体 等一系列概念。很有趣的是，因为晚年的德尔图良改信孟他努主义，自命为得上帝精髓，而不愿和蠢材为伍，离开教会。因此，后世的教会不承认他是圣徒或者神甫，也导致他的著作被后世埋没，而此后教会便在不断的流血争吵中，无效率的用百余年的时间，来重复德尔图良对三位一体的独立思考。这和后世用几亿人口来验证马寅初的结论一样，愚蠢而可悲。一个不容许异端声音的社会，必然有无数此类愚蠢悲剧的重复出现。因此，军队、文官政府及对媒介的控制这三种暴君用来保证教义纯粹的最终极的手段的改革，军队是否能独立于文官政府关于教义的争吵，争吵能否通过媒介被表达并放大出来，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充分利用个体信息及个体创造力的关键。在这个角度上说，郑大班和阿飞哥封麦这一事件本身，是对言论空间保证的绝大讽刺，如那张以肉身挡住坦克的照片一样，事实，要胜于无数谎言的遮掩。
同一个基督的教义和信仰，却引发出克莱门特、奥利金、德尔图良等如此多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于是，在各种论争中，一个作为终极判据的经典文本的重要性日显突出。虽然在公元170年左右，已经有半成品式的《新约经典》———穆多拉利经目的出现，但基于各自的立场，爱任纽、奥利金、德尔图良都制作了自己的《圣经经目》，虽然其中有相同部分，但歧异却也不小。一直要到公元300年左右，不同神学学说关于基本经目的分歧才逐步缩小，这种缩小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皇帝的迫害而导致的压力和教会的壮大，而在君士坦丁皇帝311年突然改信之后，由于皇帝力促教会和教义统一，于是，397年的迦太基会议订出为数73卷的新旧约正典书目（新约27卷，旧约46卷）并得到419年的迦太基会议的确认，《新约》经典才算尘埃落定，尽管这些经典所表述的神学和教义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和纷争，但对于经典文本的限定，使这种纷争的解决和统一最终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教会组织的出现、皇帝的归信和经典文本的形成，是影响此后基督神学走向的几件大事。由此，基督神学开始自成体系，而教会也开始介入世俗政治，与帝国及欧洲历史相缠绕。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在第15章中，指出以下五个方面使基督教比起其他宗教而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包括
- 基督教徒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
- 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
- 传说中的神奇力量。
- 基督教徒的品德。
- 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了教会成为一个组织，很可能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各种可能的解释，甚至包括了连杀婴的几率问题，比如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引用了哈那克的话：
我们很难决定那作为基督教特征的各个势力在产生推动力方面的比重，也就是确定：这种推动力有多少从它的一神论得来，从耶稣基督的教义得来，从它的永生希望得来，从它的积极施舍和社会救济制度得来，从它的纪律和组织得来，从它进行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的能力和轮廓得来，还是从它在第三世纪里所发展的技巧得来，另一重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异教徒和基督徒在人口繁殖率上有着高低的差别。因为在异教徒间存在着杀婴的风气，而在基督徒间这种杀婴的恶习，则被禁止的。
但合理而客观的方式，可能是汤普逊式的对事实的说明，而非对事件间因果关系的论断。
汤普逊力图为教会这种组织优势做出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上的说明，按照他的转述，基督的言说中所出现的事物，多是乡村风情，而保罗的言说，则多是城市的景物，这显示了基督教的城市化。早期的神学或者基督教义多少带着犹太教的强烈非政府倾向，但如同汤普逊所指出，
它却从没企图把这些观念付诸实施，而是将它的活动局限在实际条件内。博爱和慈善的福音，反映在施舍方面：如救济孤儿、寡妇、疾病残废者的苦难，救济第三世纪中那些被送到石场里、矿井里的基督徒囚犯，赎回那些被非洲摩尔人所掳的俘虏，赈济荒灾，维持传教师的生活，照顾那些旅行途中的基督徒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慈善性工作。
这种将教义隐藏在互助会的慈善行为背后的做法，使
最初两世纪中，所有的皈依信仰者，差不多全部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自由人、手艺者和商人。
而
神父作家们则经常把一个富人或一个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之皈依信仰事件，作为特别庆贺的事件。关于本都城一个有钱的船主人马桑的信教，即是一个例证。
反过来，通过罗马教会对地方教会的财富施舍，罗马教会获得了对地方教会的影响力，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一个组织的形成。
如同所指出和先前所说明的，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以后，犹太教的《圣史》、选民，再加上救恩赎罪的理论，使基督教一直带有一种普世化倾向，各地方教会的统一，强化了这种倾向，甚至使作为组织的教会和作为组织的帝国的统一，成为这种信念的合理推论。在德尔图良的学生西普利安为教会找到教理上的根基——教会之外无救恩——之后，教会更成为一种成型的严密组织。这种严密的组织和财富的整合，使教会史上，君士坦丁时代前的教会，表现出一种直线扩展的趋势：即从奴隶和下层工人阶层到罗马帝国的富人阶层和有钱贵族的自下而上的扩展。到公元310年时，基督教会的成员已经渗透至皇族、法院、军队和官僚体系，并开始挑战现行制度。吉本的书中，记载了一个青年士兵马克西米利安努斯在一个公共节日里，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衔的标记，宣称他除了那永恒的王耶稣基督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远不再使用杀人的武器，不再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当然，这个事例又可以被基督徒再次利用来证明神之伟大。但这种行为，如同吉本所说的，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府会听之任之不加惩罚，这或许是每一任的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无不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
在君士坦丁皇帝归信以前，对基督教的迫害，造成了大量的殉道者，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和内奸。中国人很容易通过《红岩》一类的电视剧理解这时的状况。但暴力，并不是消灭宗教的最好办法。正如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回应皇帝对丐帮过于强大的担心时说道，天下乞丐的多少，事实上是由皇帝决定的一样，外部蛮族的不断骚扰，和内部广阔的帝国大地上，军队将领的不断自立为王，使帝国疲于应对，根本无法提供除了暴力之外，足以应付宗教的物质及思想代替物。最终，帝国只能无可奈何的任由基督教存在和渗透，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崛起和改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00年后中原大战和日军入侵而导致共军崛起，为基督教崛起，重演了一个生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