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科学的兴起
科学 和 技术 常被简单的理解为抽象知识和技艺应用的分别，[1]在17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均被隐含的认为属于手艺（art）的一部分。[2]在16、17、18这三个世纪中，欧洲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随之从手艺中脱胎而出，独立发展。科学、技术这两个词语在这三个世纪成型，显示了这种变化。
以照近代人眼中的科学和技术为标准来衡量，从人类有史开始到公元16世纪以前数千年间，科学一直属于少数有闲阶级的智力游戏，由分散独立的个体研究、学习、传承，整体社会层面上，没有相应的物质及制度基础来支持知识的集体积累并分工创造；技术则开始于数百万年前的能人阶段，以手艺的形式，通过代代相传的模仿和积累而渐渐精练。[3]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间，[4]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波冲击，引发了食物采集和狩猎之间的分工，进而形成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制度。人类中的大部分人定居下来，在相对固定的地点生活并时代繁衍。到了新石器时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第二波冲击是灌溉技术的提高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城市由之出现，并带来大量物质剩余及财富积累，进而，人类文明的诸种社会制度的雏形诞生[5]，并日趋复杂，这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开始。新旧大陆上不同地理圈的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有些随时间烟消云散，有些[6]仍保留着其先祖的努力遗迹和记忆，科学则在欧洲兴起。
3.1 科学的传统
尽管希腊时代便已出现求真爱智的沉思精神和自由聚会的学园制度而一直为后人称颂不已，但当希腊为罗马征服，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不久，蛮族入侵，帝国分裂。从此之后到9世纪之间的欧洲，政治上各个王国和庄园各自为政；经济以封建式庄园经济为主，城市解体为庄园，交换萎缩、市场崩溃；精神上全然赖基督教，教会组织成为分裂国土上的黏合剂。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欧洲并没有一个行使全民意志的统一国家，而依靠教廷为核心的组织，维系了一个整体的基督教世界。
城市解体的直接结果，是学校的消失和教育的退化。[7]希腊哲学及思想，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脉部分残存在基督神学之中外，另外一些被保存在阿拉伯人手中，而在欧洲消失。基督教会成为教育的主要资助者。经过历次公会修订并确认的《圣经》，在教会内部是权威的文本，对外却成为启蒙教育民众的工具。教会和王国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基督教修道院式的教育，充当了平民教育和微弱古典传统的传播者角色。[8]
9世纪后，欧洲的市场交换重新活跃。随后几个世纪，工具和技术出现一系列改良，比如马镫、重犁、用马代替牛作为耕种牲畜，三田轮作制等被采用，大炮、帆船、滑镗枪被制作和使用并不断改良[9]。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知识传统无任何知识能支持这一系列的技术改良。社会层面上，王国和教会控制了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王权和神权相互抗衡又相互支持。王国是“源于圣经的政治”，[10]修道院不是避难所而是枢密院。[11]13世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长期争夺之后，教权取得了对王权的胜利。从此之后，教权更加密切的参与进社会的实际生活，所面对的直接竞争对手，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王权，而是分散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天主教不单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在经济上拥有大量教产，政治上有大量可动员群众的强大实体。以基督为核心的精神信仰，落实到操作层面上，成为垄断了信仰这一权利的教会对于世俗信徒的权力。教会设定自己的法典，教皇权力高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国家无权审判神职人员，所有想得到拯救的人必须服从教皇，世俗统治者要接受教皇的审判，而教皇只接受上帝的审判。在经济层面上，教会诸权力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教产免于国家税收的权力。这在欧洲诸王国陆续兴起之后，引发了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多次冲突。[12]
第二，教会和教义分别演化，为此后教会分裂埋下隐患。一个典型例子是税收问题。在基督教正统教义中，税收和信仰是两回事。当耶稣面对税收和信仰这个陷阱时，他聪明的回答了“让神之物归神，恺撒之物归恺撒”。但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日后教会居然发展成为代替官方收取税收的组织，而他的答案却变成阻碍。[13]在教会和世俗权力抗衡的日子里，教会直接宣称：一切权柄属于上帝，恺撒也是上帝的佣人。耶稣基督不属世界，世界却属于耶稣基督。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教会对于世俗事务的插手，在组织内部，面临正统教义拥护者的反对。[14]
第三，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重新引入对基督教教义的冲击。从基督教被官方接纳以来到中世纪，基督教一直致力于清除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的哲学传统除了柏拉图的部分思想被借用保留外，其他部分已经不再存在欧洲，而在9世纪阿拉伯崛起时，被大量不加选择地翻译为阿拉伯语，但却得不到详细的解读和辨识。到11、12世纪，失传了的希腊文献陆续从阿拉伯回流欧洲，欧洲才反过来陆续了解过往的希腊哲学。[15]至晚到1200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阿拉伯被翻译回欧洲。在1200年-1255年，几十年间，经历了教会所颁布的几次禁令之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终于在学院的课程中被确定了下来。教会的态度从开始的剧烈反对，到后来的慢慢接受、吸收。并用更长的时间，试图用现有的奥古斯丁和柏拉图思想，来重新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冲击。于是，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这两种一千多年前没有来得及完全彻底整合的理论，于后世重新交错。[16]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除了一部分由罗马法学者的诠释，演化成为城市共和国辩护的政治理论之外，对神学的影响，主要是由托马斯·阿圭那在《神学大全》中的发挥，将奥古斯丁教义转化成为经院哲学。但阿圭那在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同时，也将本来的基督教教义亚里士多德化了。[17]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仅仅停留于纯粹的抽象智力方面的建构，那么将其与基督教的信仰糅合起来，并不会引起更大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不止是简单的语体[18]，还包括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的描述，这些描述尽管不是实验性的，却明显不同于基督教信仰对于世界的理解。这激发了基督教学者持续的兴趣，甚至这种关注和研究，当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神学在哲学上被调和之后仍然继续。[19]
这三者的结果是，在此后的三个世纪，王权和教会的冲突使平民和贵族力量兴起。教会和教义的冲突导致路德改宗。对自然界的持续研究引发了实验精神。
注释：
[1] 这两者界限也很模糊。科学、技术和艺术各自所追求，一般以为分别对应于求真、求用、求美。
[2] Nature 与 art 相对的，nature 指自然天生部分，art 指人类技能产物。威廉姆斯指出，在词源学上，“技术（technology）从17世纪起，指的是对技艺做有系统研究的描述。最接近的词根是希腊文 tekhnologia，指有系统的处理。”而“科学（science）这个词则从14世纪成为英文，最接近的词源是法文 science，拉丁文 scientia ——知识（knowledge）。直到18世纪前，大部分的 science，都被称为 art”。见威廉姆斯《关键词》。
[3] 倚赖于工具的不断使用和传承，在肉体上相对于其他物种天然脆弱的人类才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人类的进化史，在人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便直接倚赖于技术的发展。
[4] 以工具划分时代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技术对人类的影响。
[5]人类文明的诸种制度，正是为了协调物质的生产以及剩余财富的分配而出现。
[6] 比如伊斯兰、印度、中国等。
[7] 教育和城市密切相关，按照加里·贝克尔的观点：教育意味着一种对于本人或者下一代的长时间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剩余资本，以物质盈余和时间盈余为条件。见《家庭论》。由于市场容量决定了分工程度，只有城市才能有高密度的人口和剩余物质，以支付教育所需要的成本。从而，城市解体为农村，导致的是教育和学校的退化。
[8] 很难说，如果没有基督教所起的延续作用，欧洲文明，会不会和其他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文明一样，成为后世发掘和考古的对象。不同的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 1450—1600）后，人文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攻击中世纪教会，培根、伏尔泰、孔多塞以及后来的布克哈特，都竭力割裂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将科学的传统直接追溯到古希腊，再跃过中世纪这一片空白，通过文艺复兴演化出近代科学。期间从公元410年，到15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被认为是“黑暗时代”，于科学毫无补益。 “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源于基督教，奥古斯丁目睹罗马城的陷落，在《上帝之城》中划分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认为末日即将来临，身处即将走向上帝之城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者获得话语权，借用了这一词语，以重新书写历史，这一标签，在为其合法性辩护的同时，也显示一种掘墓鞭尸式的胜利。而刚从教会分裂出来的新教路德宗，视传统宗教为敌人，也沿用这一词语，以指称过往那些由天主教统治的历史。此后，在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以教会为敌人，也将中世纪的日子，视为黑暗。19、20世纪，科学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传统宗教思想为敌人，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关系，中世纪也与黑暗联系在一起。于是，在人文主义者、启蒙运动者、科学主义者、新教徒眼中，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中世纪是黑暗的。但一切现在的思想，和以往的世代，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正视过往的历史，便无法完成对于现在的反思。“黑暗的中世纪”和“万恶的旧社会”这种词语一样，遮蔽了其间那些人们生命的真实存在以及他们对于人生悲欢离合的感受。
[9] 这些改良，有时虽然得到官方的少许资助，但却并没有演化出任何专利制度，来确保发明者在进行创新之后的收益。技术和工具的进步，更多依赖实践者的经验、直觉、估计、实践和勇气。
[10]《源于圣经的政治》(影印本)，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博絮埃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 是服务恺撒，还是服务上帝，是底层青年所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这个问题类似于当代有志于知识追求的青年，是选择忍受漫长而无稽的各种考试，还是直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一样艰难而现实。
[12] 如宗教财产的赋税问题，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冲突的敏感问题，中国晋唐时期所发生的多次灭佛行为，也与此问题有关。同样，在后来的欧洲，也正是关于赋税权力的争议，在多次战争之后，诸封建领主和国王才达成“大宪章”的契约，成为日后英国宪法的源泉。
[13] 对身处早期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这个答案非常聪明的回避了问题，缓和了早期基督教和世俗官方组织之间的正面冲突。但早期尚未崛起的民间组织的诸种承诺，可能成为夺权之后各种行为的辛辣讽刺。2005年，李敖在大陆各著名高校的演讲，便为此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好的例子。
[14] 正统教义以为，上帝的存在，不可触摸，不可试探，不可求证，从而信仰变成依赖于对各种文本的诠释。基本的经典，除了《旧约》、《新约》、福音书之外，也包括后来的一系列释经文本，构成一个庞大的文本体系，虽然经过奥古斯丁等人的重新整理及解释，但逻辑的自洽性，仍甚可疑，操作起来，反不如“你办事，我放心”这种大白话更为方便。但这些经典，延续千载，浸润于每一个信徒心中，成为凝结组织的重要力量，日后路德将教会看成信徒的团体，而不赞同教廷担当地主、收税人的角色，不信任教廷对于教会的专制权力。其反对教廷组织的依据，也正是来源于神学理论。
[15] 情况类似于陈寅恪所说的“群趋东邻受国史”。
[16] 有趣的是，基督神学乃是基于犹太教信仰，糅合柏拉图哲学演化而成，经过奥古斯丁的修饰，成为主流传统。而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却兜兜转转，在流传到阿拉伯人手中之后，重新传回欧洲，再次挑战基督教神学。千年交锋，很是传奇。
[17]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的全能上帝一样，本质上都有一种忍不住将其扩张到全部事物的欲望。正是这种整全性，使阿圭那能够把两者糅合为一。阿圭那由于这种行为，先是被教会谴责为异端，而后又被尊称为圣徒。
[18] 比如下面名词也并不简单的代表着一种词语，而有其背后意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主体思想。
[19] 以自然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精神，得益于这一事实。理性和信仰的矛盾，给予了经验主义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