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进化论

就 进化论 这个词语本身而言，按照 Gould 在《自然史沉思录》第三节中的说明，达尔文、拉马克、海克尔早期的著作中，均不曾使用 进化 这个词语。达尔文使用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拉马克使用 transformisme，海克尔使用 transmutations theory 以说明各自的理论。Bowler, Peter J 指出，

拉丁文 evolutio 的意思是展开，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在生物学中，进化 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子宫中胚胎的生长是地球上生命发展一般历程的缩影。¹

正是 Herbert Spencer 的大力提倡及使用，才使 进化论 这个词语广泛流行，并进一步被后人用以指称涵盖了从拉马克、达尔文开始的一系列关于物种演变的思想，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用以指向 进步 这种幻象。（这可能将在《进步的幻象》部分论述。）

进化论的传统是博物学。达尔文之前，关于生物的系统思考，最主要的是自然神学的设计观点。这种观点强调

世界的规则和复杂性，特别是在生物结构中体现出来的规则和复杂性，不能通过自然本身建立，必定是由一个全能全知的造物主所设计出来。²

基于这种信仰，物种的结构被重新排列，物种关系之间用巨大的链条描述，而随着全球航行的开展，新发现的物种则可以被归纳进来。

如同 Bowler, Peter J 所说明，现代分类系统是由瑞典博物学家卡洛鲁斯·林奈建立起来，他在《自然系统》（Linnaeus，1735）中大致勾勒了他的技术，初期的系统，乃是基于植物学领域，基于卡梅拉琉斯1694年发现的植物性别，以生殖器官作为系统所依据的关键性状。植物界分成若干纲，每一个纲又分成若干目。要确定一种植物所属的纲和目，只需数一下它的花上的雄蕊和雌蕊。将目分成属和种则要根据更详细的观察，要考虑花型和花的大小。接着，在动物学中也引入同样分类，林奈在动物界中确定了6个纲。现代生物学家发现有必要极大扩充林奈的分类阶元，于是，属首先要组成科，然后再组成目和纲。所有植物的命名始于林奈的《植物的种》（1753）和他的《植物的属》第五版（1754）。动物的命名始于他的《自然系统》第十版（1758），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用双命名法命名所有已知的动物。整体而言，林奈的分类系统，为人类理解自然界的生物，提供了一个实用性的框架。

这种分类系统为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De Buffon, 1707-1788）所反对，布丰在《自然史》第一卷中直接攻击了林奈及所有人将自然史简化为探讨抽象关系的观点。布丰以为，

物种以及由物种组成的属，只不过是分类学家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体，基于自然界存在的只是完全连续的形态的观点，可以反对建立任何分类系统。

但是，与外界，特别是教会的压力有关，布丰的观点前后变动很大而不能做进一步拓展。

林奈和布丰之间的分歧，表现在对连续性的不同看法上。特创论可以被视为一种不连续变化的理论，因为每一种新物种是独立存在，并且物种被视为特征明显的、不变的实体，由关键的性状来确定。通过其基本特征可以进而划分出类似的个体。这种思维的起源可以一直远溯到沿着基督神学遗传下来的柏拉图哲学。按照柏拉图哲学，物种，作为系统的基本单位及规则，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深层的存在。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一代个体的表面性状。这种概念很适合物种是造物主设计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造物主通过确保个体生物的变化不能超越严格的界限来保证物种的持久不变。而当布丰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存在时，可以说是一种将彻底的 个人主义 视角应用于动物身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生命，均有可能是独特而不可被归约和分类。

在林奈强调的不连续性的体系中，个体可能有演化的历史，但物种因为固定不变而不会有演化的历史。一旦转而强调连续性，则意味着不但个体的动物有其变化的历史，而且作为动物整体的物种，也有其演化的历史，而关于作为物种的历史之间的规律考察，便回到本文一开始洛维特关于 历史哲学 的定义：

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

于是，试图寻找物种的历史演化规律，便间接变成一种历史哲学。如同在《博奕演进：制度和文化》一节所说明的，历史哲学 本身意味着对实在世界事件的重新排序，并在这种排序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而与作为被考察对象的历史无关。可以这么说，布丰和林奈之间的分歧，所显示出来的，乃是关于动物历史的不同的历史哲学见解。布丰所强调的是作为自然界真象的的 Nature 的自然序列的不可重排性。（即是自然序列自给自足存在）。而林奈的系统意味着对这种自然序列的人为重新排列，并通过这种序列间的排列形式获得自身的意义。尽管林奈的序列中，本身并不试图将其中的某些部分作为终极意义而成为超越系统的终极判据，但其结果，却承接了先前的自然神学所遵循的关于世界乃是以上帝创世作为终极力量的看法。

布丰关于生物连续性的观点，经由其学生拉马克（Jean Baptise Larmarck, 1744-1829）进一步发挥之后，才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起，形成另一种关于物种演化历史的不同的观点。当达尔文将《物种起源》拓展到《人类的由来》时，人 被作为生物界的物种之一被进一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Wilson 在《社会生物学》中将动物行为的分析拓展到关于 人 的行为分析，实际上是遵循和承接了达尔文的传统。

在连续性的问题上，当达尔文引入连续进化的观点之后，传统的物种定义变得不再可靠。当达尔文设想进化通过个体之间微小差异的积累进行时，个体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个体的平均构成造成群体的变化，那么物种本身也随之变化而不存在理想的、永恒不变的结构。也即是说，基于一种物种演化思想，由于不存在先验标准，猪、狗 乃至 人 这种物种上的归属可能无法被定义，从而关于动物的历史必然变成一种个体的历史，而不是整体的历史，在这一点上，达尔文的阐发，又间接重新阐释了布丰的个体主义。而这种阐发的结果，便是使物种这个名词不可定义，这与经济学中，张五常认为因不存在先验的标准而导致的 企业 无法定义的问题共通。

在达尔文之前的思想传统中，Bowler, Peter J 强调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医生以及拉马克的重要性。

他们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对生命变化的最复杂的研究；但是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设想他们对达尔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贡献。

如果将18世纪博物学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看起来很像是预先提出了现代的进化论，然而，前达尔文时期博物学家成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试图去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和未能解决，而在于他们发现了许多途径去探讨宇宙变化的含义。

这个时期的博物学与启蒙哲学的一般背景相适应，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在这种背景中并不能产生出与今天的观点几乎相同的观点。

Bowler, Peter J 的评论隐含着社会思潮对达尔文的可能影响，也即是说，达尔文相对于前人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即是自浪漫主义者以来的演化思想。回到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第八章《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 关于从康德到浪漫主义之间的演化思想的变化，源自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 概念，作为本来存在的属性而存在，并且因为形式在逻辑上先于对象，不能按照过程来表达，因此落在演化概念之外。但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到黑格尔的哲学，形式变成一个演化过程。演化论学说意味着形式的可变化性，即是形式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从布丰和林奈的分歧，到布丰 → 拉马克 → 达尔文关于连续性的观点，显示出与整体演化思潮的相关性。关于这个问题，Bowler, Peter J 谨慎的采取中庸之道：

更严重的问题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强调科学家所处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作用 外史论者 以及强调达尔文所进行的遵循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以获取真正知识的 内史论者，均可能是只执一端，失之偏颇的言论。

如同 Gould 在《自达尔文以来》中所说明的，达尔文是以船长 Captain Fitzroy 的伴侣的身份出现在贝格尔号上，而不是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身份出现。也即是说，达尔文此时，是一个身份暧昧的对博物学有着强烈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而已。但正如后来的考证所显示的，达尔文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物种固定的说法，而是这次历时5年的航行，使达尔文游历了南美广大的内陆地区，并因此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目击资料，包括1835年智利康塞普尼翁大地震的影响，海岸线的升降，脊椎动物的化石等等，这使他对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看法，特别是物种地理分布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转而从演化的观点而不是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去看待物种之间的可能联系。可以说是这次游历，提供了促使他此后一生专注的物种演化的素材。

一旦他开始确信新的物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源于原先的物种的演化，他就开始尝试各种假说，以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同时，他意识到，任何进化学说最终都要用来说明人类，因而他开始广泛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理论，以努力确保他的观点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按照达尔文笔记中所显示出来的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及了解，诸如布儒斯特关于孔德著作的评论使其意识到理论可能需要建立在数学原理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的文献，有助于使他确信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有目的倾向机制是可以成立的。而凯特尔对马尔萨斯的批评，则激发起达尔文对人口原理的关键阅读等，对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阅读，均有助于促成其最终物种演化的假说。

达尔文的主要考察完成于其两部著作《物种起源》（1859）及《人类的由来》（1871）。如同古尔德所说明的，第一部著作距离达尔文1837年游历归来，已经接近21年之久，而从第一部著作到第二部著作的出版，又隔了整整12年。这个问题，古尔德称之为 达尔文的拖延。尽管或许从一开始，达尔文便已经意识到其理论适用于人的可能性，但这种拖延，使达尔文对人之外其他生物的考察及对人的考察进行独立的论述，而仅仅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中暗示 这种生命观的壮丽。 而这种拖延，也使其理论穷尽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趋于圆熟。

遵循布丰——林奈的博物学传统，达尔文的阐释，遵循两个步骤。一是分类，二是对类别之间的变化加以阐释。由于达尔文遵循连续性的思路，并且不以物种固定作为予设前提，从而使关于物种的考察，不可能继续遵循林奈开创的根据生殖器官性状来划分的物种恒定的先验概念。达尔文转而采取了统计学的解释方法，即是建立在统计描述的因素基础上的解释，而无需将任何事情都还原为绝对固定的规律。犹如气体动力学理论或者关于电子云的理论一样，达尔文的理论对所考察的物种看起来像是仅仅大量个别事件的平均效果，由此，分类成为可能。

对于归属于同一个体之间的变异问题，达尔文意识到他并没有办法得出变异的动力，或者说，不能用还原论确认出变异的过程，于是，变异被理解成为 随机的，正是这一点意味着不仅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有用和无用的），而且变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直接分析出来。这因为乃是基于事后的演化结果来推测可能的事前发生的原因及规律。也即是说，有多种力量可能是促使生物的分布变成现今的分布状况，比如基因变异、气候、地质变化，环境变化，基因变异、生物间的竞争等等，但对于观察者来说，这些力量的作用已经是千百万年许久以前的事情，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

由于许久以前的气候变化、地理变化乃至各种偶然的未知的变化，导致生物的迁徙。

但对于达尔文来说，所见到的，只是千秋万世之后的结果，便如水中那条聪明鱼，对于大陆的猜想一样，其真实变异的动力，要等到遗传学的发展，才得以揭示出来。

通过研究物种如何迁移到世界各地并发生演变，可以解释生物的分布这一事实。因而产生出对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新的研究，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框架和理论，即是通过无数轻微的累积之后，经由外部环境的作用（自然选择）形成此后的生物形态分布。经由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残存下来的物种表现出一种 as if 理性。而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这种适用性可能是局部最优而非全局最优。这种被锁定的路径，表现出一种演化的痕迹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果。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尔德在《熊猫的拇指》中所说明的，达尔文花了极大的精力用于自然史上的旁支末节，比如兰花和藤壶的研究，甚至出版了一本极其晦涩的书籍《论英国和外国的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并兼论杂交的优良作用》（1862）在这本书中，达尔文论述了兰花和昆虫 合谋博奕 的种种计谋，以达到生存（最优 pay-off）的策略。但是，正如古尔德所说明的，尽管这种策略是如此精巧，却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也即是说，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不会做一种如此迂回而没有效率的设计，正是在这一点上，兰花的结构和熊猫的拇指，说明了作为全能全知的上帝不会选择这种路径，除非其是有意向世人泄露其愚蠢和无聊。从而，达尔文在其极其晦涩的著作中，揭示了上帝创造物种的不可能性。

如果物种从一开始以来便没有变化，那么，如何说明现代的物种乃是古代的产物？不可能用完美性来说明进化，因为完美的设计，正如工程师的完全理性一样，可能被特创论者用以论证上帝的设计。达尔文考察了各种生物的退化结构，以演示进化论的规律。他写道：

这种奇怪的部分，属于不再流通的邮票，

按照我的带有修饰的由来观点（进化），痕迹器官只不过是无用的解剖结构，作为祖先功能的痕迹被保留下来，

比如人的阑尾，鲸鱼的牙齿，甚至人的外耳等。正是这种对于退化结构的考察，使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一种可以扩展于历史考察的方法论，比如对于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形式考察，正是被保留下来的先前部分的残存，显示了演化的痕迹。³ 而正是依赖于这些退化的痕迹，历史才得以被重建。本质上说，达尔文的学说，乃是关于历史的学说。

达尔文所进行的，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中自然生物的一种人为排序，也包括一种沿着时间序列方向的历史重建。但是，与林奈的系统不同，对于林奈的系统来说，标准已经先验设定，所有参与列序的物种以及个体，经过标准筛选之后天然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恰而不导致原有标准的失效或者序列意义的变化。也即是说，新的物种或者个体的出现，对于林奈的体系来说，只是一个归类问题，相当于图书馆学里面的目录学而已。而达尔文的序列，则是试图考察物种之间的可能演变，也即是说，达尔文试图考察的，不但是作为事件的历史，还包括历史的可能演变的因果性。这就是在《什么是历史》一节中所引述的，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故事与历史》一节的界定，将叙事命题转化成为历史叙事的问题。按照先前所说明，历史除了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外，还必须有以下几个最低限度的定义：

1. 叙事命题，即是分散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件。这对于达尔文来说，是物种的独立分布事件。

2. 如果叙事命题与连续事件有关。比如说，认为其中两个物种有直接相关性，这就与休谟问题⁴ 有关。这变成一个因果性考察的问题。

3. 当主体被当成实体时，这种考察所应用的思考便形成一种哲学。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表达出来的，正是试图将作为独立事件存在的活体生物，化石残骸的生物这种叙事命题，采用一种连续性谱系的方式，将其一以贯之而得以理解物种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考察在线性时间下，成为一种事后考察，也即是说，一种关于动物的历史重建，而一旦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被提出并被应用于所考察的事物的整体序列时，这种原则便是一种历史哲学，从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被视为关于所有生物的一种历史哲学。

这种方法论，最直接的问题，便是休谟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 t1 时间中的 X 状态向 t2 时间的 Y 状态过渡？）这变成一个因果性考察的问题。（下面论述休谟问题和卡尔波普尔的论证，待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