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学的知识基础

2007-3-6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工商业

简单的说，工就是生产，商就是交换。工商业的演变及对其涉及知识的认知，本质上乃是基于人类构成组织，通过分工、交换进行合作，再生产出满足人类需求物品的历史过程之上而得到。这种生产交换过程，伴随人类进化及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相始终，并日趋复杂。而关于工商业的知识认知，则必然在组织的复杂演变之后。

在有文字记录的最近数千年中，大量关于如何组织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经验被记录并形成一些简单的系统性思考，再通过书籍或教育传授给后人。比如中国在数千年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中，便发展出复杂的儒家伦理体系，以及

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

等诸种简便说法。

但是，使知识得以产生的现实生活背景，本身便处于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中。这一个演变过程，不但包括人类活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及角色的多样化，也包括由于技术改变带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这样一种过程，展现了外在范围的广度扩张以及内在组织形式的深化。

在17世纪以前，组织形式及活动范围的急剧变迁，往往是由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带来大量人口和物资有目的性的流动而引起。在没有战争的日子，人类自发的生产、物质交换行为，则如潜流一般在不同地区进行不断的物质、资本、人口交流，并进而或快或慢的推动制度和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演变。

17世纪以来，伴随植基于 希腊-罗马-基督教 文明之上的欧洲国家在航海事业上的探险及拓展，使得地球上本来分散封闭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变得密切，甚至某些国家达到唇齿相依的程度。在过去300多年中，这一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密切，引起不同地区、人种在物质生活、语言、文化、知识、制度的共融。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近百年新兴的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比如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以及可口可乐、好莱呜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而这种全球化景观的长远展望，便是 地球村 这种天涯若比邻的心理距离。

这种过程，在支持全球化者看来或许是一种 好 的过程，但对于身处在这种共融互动过程中的人们来说，伴随着生活的变动，带来不同价值观冲突的行为，这种冲突，有时很有趣和可笑，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人，认为的英国人膝盖不能弯曲，有时则由于这种急剧动荡带来迷惑、焦虑甚至挫折，比如清末民初以来面对洋人强枪利炮时，传统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对这 千年未有大变局 的彷徨和脆弱，乃至为文化所苦但却看不到传统前途而投湖自杀。

但这种变化和融合的力量，并不因为某人自杀而停止，因应于这一过程所引起的诸种对策，比如赶超英美而大炼钢铁，为强国而反思传统进行新文化运动，甚至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命以达到新的组织形态变化，以及由于这种运动失败引起的1978年后的经济上改革开放，在一个广泛的大场景下看，实质上均与此种17世纪以来不同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一以贯之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发生在不同具体文化国家独特事件背后的大场景。

无独有偶的是，这一过程及背景，并非以中国为然，比如当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之后，欧洲、美国的纺织、钢铁行业的工人的就业福利情况，便与中国的出口密切相关。而全球的资本自由流转，则使美联储的利率制定，可能成为亚洲风暴的导火线。甚至，当中国憧憬大国崛起，洗刷百年屈辱的时候，亚洲的小国，则对一个 大国 出现之后的各种威胁或危机忧心匆匆。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比17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更直接的去面对这种改变。一旦传统教育的知识和相应的人的组织行为，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生活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动的话，便会带来价值观认知上的深切痛苦。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互相影响程度更加密切，对于一方有利的事情，可能使他者严重受损。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了这一全球化过程，才能使生活在地球村的民众有更好的知识准备，以应付这一已经超越了某个个人或者团体意愿的，已经进行了300多年的大规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变迁。

2. 工商业知识教育的特性

加里贝克尔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中认为，父母给予子女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是通过影响孩子的未来潜在收入来影响孩子的经济福利的，隐含的默契是，这种投资作为对于其他诸如土地、珠宝、黄金、股票等的一种其他代替渠道，在父母年迈的时候，通过孩子相应的赡养而得到回报。

更广泛的看，任何一种形式的教育，无论是代际之间，还是个人的自我教育，在经济学含义上都可以广泛看成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本质上就是付出现在的资源和时间，来换取日后的回报。从而教育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视野下对于未来需求展望的投资行为。

从社会层面上看，知识教育可以区分为自我教育和被动教育。被动教育包括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强制性学校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关社会体制。而自我教育，则多数表现在成年人的自我学习，以及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反思和自我训练中对自我行为的修正。自我教育因人而异，与每个人的天赋及兴趣、环境有关，但相对灵活而变化多端。社会教育在当代则多数成为体制并系统化，相对变化缓慢。

就工商业知识而言，工商业所需要的知识教育，不同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个人训练，也不同于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好奇。如果将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好奇以及哲学思维培训称为知性训练的话，那么其中涉及的主要是智力思维的提升。如果将对通过文学、电影等，感受人性或者情感所涉及的心灵感受称为灵性训练的话，那么这些训练，多数以个人的体验为主，强调的目标对象是个体的感受和变化。

整体上看，工商业所需要的训练，不同于上述两种训练，重点在于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合作、生产、交换行为，看起来更接近于身体和行为的技能训练。但工商业的训练，也严格区别于琴棋书画的技艺训练，后者这种训练，被称为艺术，而工业强调的则是技术。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艺术体现了人的差别性，而技术则重点在于体现产品之间无差别的可复制性。

将系统的工商业知识的渊源，追溯到17世纪，而不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的原因在于，17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及大航海这一过程，新能源和矿物被充分利用而代替以往在农业社会的动物和人力作为生产的动力，这一能源利用的变化，长远上带来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的出现并大量应用。同时，这一变化作为一个催化剂，使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系统加速演化，使传统的农业社会，进一步转化成为工业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东、西方在物质力量上的大分流。这一过程被后世称为工业革命，技术、科学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化，自我演化，自我指涉，作用于此后的数个世纪，再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地方，再进一步催生出全球化。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工业革命的长远结果是，机器和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然后，人的行为反过来被机器所约束，或者说，人被机器所驯化。而这一点，是以前任何世代未曾出现，也从未曾为之提供知识准备的。这正是为什么可以继续借鉴17世纪以前的经典或者知识、话语资源，来进行个人的心灵或者知性训练，但却不能单靠这些传统的知识资源来习得现代所需要的工商业知识训练。因为17世纪以前，作为人类数千年宝贵经验传承者的知识阶层，无论是古老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基督传统的教士，均是以有闲阶级的面目存在，所研究的知识问题，也重在灵性、知性的训练，而非强调生产、交换过程的技能问题。

甚至反过来，这些灵性和知性的训练，养成一帮四体不勤的识字阶层，从价值观或者社会认知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典型的，比如传统基督教会反对高利贷，而传统儒家价值观则以士农工商为价值体系而鄙视商人的作用。这一结果在当代中国，则继续表现为大量继续研习传统文化的文学青年，专注于诗歌文学，空谈心性，自傲自得，却无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甚至还出现读经的以试图领导当代潮流的可笑行为，皆因这些行为背后，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全球化变化这一大趋势。

在17世纪以来，这种变化陆续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比如股份公司和平衡式簿记法因为海外冒险而产生，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在各历史时期陆续出现，直到19世纪以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的分工、组织形式来完成日常生活的物质供应，从而发展出具备明确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再进一步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分别强调生产和交换功能的工业和商业逐渐独立出来，聚集大规模人口的城市成为物质交换的中心，市民阶层、技术官僚相继出现，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政府，传统价值伦理转化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工商业知识的真正的生活背景。这一背景决定了基于其上的工商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乃是能够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分工的技能训练。这正是工商业知识的特性。

3. 工商业知识的西方经济学传统

16-18世纪间各种松散零碎的思想和并不共享一个核心分析范式的团体，组成了后来的 重商主义 这个思想总称，显示了资本主义工业观点对于政治的渗透。《蜜蜂的寓言》则作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为后来的个人自我利益促进公共利益的信条澄清了价值基础。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将人性和历史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构建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神学体系之后，后世对经济生活所进行的冷静观察及分析，便统合在这一被追认的经济学之父所建立的学科下进行。

社会经济体系得以运行的诸种制度，货币、信用、商业、价格、分工、经济增长、效率、产权、契约、国际贸易等等，甚至支持这些制度和契约得以运行背后的法律、社会意识形态、人口、技术、环境等要素对于经济运转的作用，均在此学科下开展并持续进行研究。

随着主题的广泛及对社会现象研究的深入，学科的知识分工也逐渐深化。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体系的运用，使经济学体系在形式及逻辑上日趋严密复杂的同时，也使得这一学科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言自语的神学。其原因在于数学本身在发展其自恰存在的逻辑形式的同时，并不保证其在实际生活运用的合适性。当牛顿利用数学体系发展出物理学来描述天体之间的运行时，非常碰巧的，他所研究并演绎出来的数学体系，在具备高度精密性和普适性的同时，却非常幸运的和自然无意识物体的运动定律具备高度的重合性。也即是说，他的幸运在于，他所构建的数学体系，和自然界的物体运动，特别是天体的运动，具备了高度重合的逻辑必然性和自然因果性。而这一点，在涉及非常主观能动的人类行为时，其前提并不存在。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在把自己打扮成为科学时，却越来越象神学的原因。

同时，令人沮丧的是，在经济学科的核心分析体系——一般均衡分析和自由竞争假设中，作为社会物质主要生产和交换任务承担者的企业，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中，均被看成一个黑箱，企业家的角色，几乎完全从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消失而被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对于现代大量生活在公司制度中的人们，或者试图创建自己企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由于经济学采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并将自己努力打扮成为一种科学，在其核心分析范式中，长期下，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最终会使社会出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努力和付出，却会被同质化成为相当的基础分析元素，也就是说，在经济学标准视角中，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努力和差异，实际上只会最终趋同。或者说，经济学试图指出各种事件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这么一种必然结果，使得人的努力在整个事件中完全失去作用，这对于在企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们来说，除了令人沮丧之外，也意味着对于任何工商业知识的学习在长期下完全没有意义。

正是经济学这种分析范式本质上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及企业性质及经营者研究的不适应，使得大学中的各种商学院，尽管在其入门课程中都相应设置了不同的经济学科，以便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理解经济世界的视角。但在其后的课程中，更多的是依赖一种 案例学习 Case Study。用费雪的话说，商学院的理论，必然是实例理论，通过暗示揭示特定现象的可能性，着力于描写 可能发生的过程，而不是如经济学所试图揭示的逻辑必然发生的事件。这一点，正是商学教育和经济学教育的真正区别：商学教育更加体现了个人的差异对于结果不同的可能作用。

4. 商学院的教育范式及 MBA

商学院以案例学习为核心教育方式的好处在于，与经济学标准教育范式假设经济世界中的参与者，全部均为理性人，然后将经济体系的运作，抽象成为可以计算的方程式不同，商学院的案例学习的前提是将世界看成一个不确定的，可以由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人自己选择，而左右博弈结果的世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成一种由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通过进化或者演化博弈而得到可能的不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进化淘汰之后的成功案例、制度、思想通过案例思考和教育，完成从头脑到头脑的复制。案例作为载体，完成这种智力教育。在行为学中，这种案例思考和学习，通过多次重复出现事件，形成学习者记忆中的共性规律，具体的经验被推广为一般性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不必然保证成功，但这些经验和规律，在学习者此后的实践中，面对不确定性的复杂局面时，能够提供一个已经经过许多事例证明成功的决策。此种教育的好处不但在于理解过往的成败，而在于受教育者得以提早模拟以后可能面对的复杂博弈环境，并考虑于两难中，平衡估量大量难以精确计算判断的信息，再基于其上寻求可能之解决方案。而不成为标准经济学假设中贝立登的那只驴子，正是MBA教育和纯经济学教学之间的真正差异。

在这种案例教育中，寻找一系列共性的事例，并形成合适的决策力是其教育的关键，这种寻找有赖于受训练者之眼界和训练。此种教育之优势，也是其难点之所在，如何沿着

Data → Information → Knowledge → Decision → Wisdom

这一链条，将对事件的考察理解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智慧，需要学习者通过其生活经验及判断（experience）来对所涉及的新的事件进行归类判断，并纳入相应的（context）因果性联想来达到。

案例教育中，案例被利用来作为载体，但对事件及信息本身的理解，却因参与者的知识及经验过程而不同，因而案例本身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终极的答案，而是因不同参与者的解构而获得不同的意义，一旦参与者缺乏相应的独立思考及所必须的对商业环境的理解和认识，那么案例式的教育将退化为纯粹不可理解而形式化的知识教育。这一点，也正是学习者需要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理解和生活经验的原因。

在常规的工商管理教育中，依据不同的知识传统，又可以区分出美国式的 MBA 教育和德国式的工程师训练。MBA 是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大体上，现今各国的 MBA 教育多依美国为原型，所遵循的理念是，通过知识学习及实际技能训练并行，通过体验模拟出来的商业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可以在一生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得以持续学习的基点，重在鼓励独立性思维及管理视野方面的拓展。这一理念，充分体现出 MBA 教育与技师或专业工程师的教育训练之不同，后者以德国为典范，重在对 物 之技艺。前者则重在人和事的理解。同时，这一界线也显现了 MBA 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不同。比如 IESE 商业学校2002年1月的课程设计中，区分了以下三者：

• Managers: Experience, Reduced study
• MBA’s: High preparation, High dedication, Low experience, Limited maturity, Many cultures
• Doctoral: High study, Its own objectives, Test for drafts, Teaching, Research

这一划分说明，MBA 的课程设计介乎实际管理者与博士之间，比管理者有更多知识思考及准备，但却不必如博士般精深。其中，除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之外，面对人事之决策技能及对博弈环境的整体性视角为其关键。而这正是引入案例学习的原因所在。

自工业革命以来，分工的专业伴随市场拓展深化，社会竞争的副产物之一，便是随着专业化的开展，本来那些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人力资源因为这种专业化而被局限在某一分工知识上，并随之越行越远，对于鸡毛蒜皮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却对于社会层面上广泛知识无法形成一种通才共识而被 锁定 Lock-in。在这一意义上，MBA 式的通才教育，可以被看成一种在更进一步分工之前的一种工商业通才教育，从而具有广泛的视野从而可能在日后沟通各种不同的知识碎片，而能够把握错综复杂的局面。同时，由于其生源入学前已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对于社会的实际工商业环境有一定的理解，因此能够根据其原来所具备的经验，重新学习相应的知识以完成在原有经验上的创新，由此，此种教育并非完全单调技能的教育，而是一种类似于通才教育的基础性工商业知识把握。同样重要的是，当全球的不同国家，参考类似的思想渊源和教育传统来完成这种商业训练之后，比如中国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对麻省理工 MBA 教育模式及教材引进，在长远上说，在不断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类似的商业教育基础，那么，在日后跨文化的沟通中，将会有着更加容易的共鸣和理解，从而显现出其在交易成本上的优势。

MBA 的教材和课程设计，大约可分为三大类，一为静态体系的知识，比如其中关于经济学部分的学习。另一部分是技能，即为前人成法及现成制度，包括金融财务、商务沟通、统计学、会计学等各种知识及技能训练，第三部分，即是智慧之学习，比如战略管理，运营运筹、商业决策、危机管理等。这部分学习可以说是技进乎道，运用全因人而异，而进行训练的方法，即是前文所述及之 Case Study。

从这种分类看起来，MBA 教育确实因应了为工商界培养新人的需要，糅合知识、技能、智慧在一门课程中，这可以被看成 MBA 的教育模式的优点。

5. MBA 的问题及创新精神

但许多时候，往往优点也就是缺点。MBA 通才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三部分的智慧决策部分，涉及战略、危机等问题，往往和学习者的天赋有关，而很难被教育。一般而言，这一部分高度抽象性的技能，往往集中由公司的高层去面对，出现的概率也相对于日常管理事务也低很多，所以，也很难通过少量案例来模拟。而一旦出现，也往往因地制宜，很难通过通行教育训练，所以这一部分，往往是受训练者学得最模糊的地方。而剩下两部分，MBA 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精深不如经济系学生，而实务的技巧，也往往不如财会系学生。同时，由于 MBA 教育乃是模拟现有的商业体制中的案例而成，所以，其教育依附现行体制而成，适合于在现行体制打工而不适合自行创业，特别是如果有大量 MBA 在一个团队中，更能显示出其教育的好处，而反过来，则变成一种劣势。

MBA 教育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在于，由于投资学习 MBA 课程的学费、时间以及丧失工作升迁的机会成本太高，导致 MBA 学生，在创业问题上，和一般普通人比较时，受更多的门槛和机会成本限制，从而不会去从事一些明显低利润的边缘行业，比如洗衣店、理发店、私人杂货店、饮食店等，但事实上，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最低，也最多出现在各种试图独立创业的人的选择名单中。这种机会成本的限制，使得 MBA 学生的创业机会大量受限制。

从市场角色看，创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大公司的创新和私人投资的创新。这两类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私人创业来说，创业就象在急流中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其发展路径往往不可预料，而需要由创业者根据每一刻的具体情况不断做调整，不值得，也不可能在事前对于计划来做详细的规划和研究，所以，每天都不断有人出来创业，但绝大部分却被急流冲走，因为诸如资金短缺，市场变化等大量的问题，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创业的失败，最终只有极少数能成功。而对于大公司来说，创新变成一种可规划的计划任务，可以采用系统的方法进行规划、研究，并对计划进行系统而详尽的考察，从而大大减少其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讶之处在于，绝大部分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大公司的企业，一开始的创业，往往也是由私人开创的小公司发展而成，而非现有大公司有组织的计划和设计。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正印证了奈特和哈耶克中关于不确定性的解释：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信息的分散，而这种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于另外一些人却是商机，从而，分散的个体分别利用了各自的信息，会比一个大公司搜集信息再进行决策显得更有效率，而其创业的成功，则是市场对其信息利用的补偿。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正是创新者获得风险报酬之由来。

相应的，MBA 教育本身，并不能对于信息的分散利用有所改善，因为这种分散本身是由市场决定，而非由知识教育体系决定，从而在这个问题上，MBA 并不能表现出优势。这种逆向选择的结果便是，往往 MBA 最终选择去大公司打工，成为有效的项目经理，但却很少能够私人创立一个能成长为国际大公司的企业。这一点，恐怕是很多MBA学生在选择接受这种教育训练之前很少意识到的。

6. 现代管理学的起点：公司

一门学科当可以被界定成为一个学科的时候，除了在一定限度上可以划分出其研究范围和目标之外，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一个可以称为硬核的核心分析范式。当经济学仍然依托在政治经济学门下，各种思想均以独立分散的形式出现时，这门学科的硬核尚未形成。直到二百多年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自由市场思想、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等，阿罗-德布罗意的数学化努力下融合，形成一个以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逻辑自恰的体系时，这个学科才可以被确认成为独立的学科。根据这一硬核区分出来的各种知识，通过一定次序教授给入门的学生，而那些和这个体系不同的案例考察、思想、见解、假设、历史文献，则作为一种高级课程或者专题的补充而被继续研究、深化。

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不能对应适用于工商管理学。原因在于在标准经济学体系中，市场被假设成为一个理想的无摩擦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而自行运转。而公司被看成一个技术黑箱，左边输入原料，右边便可以得到产品。而在过去的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特别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以来，以公司制度下的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形态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

相对于过去的漫漫数千年中，把人们联结起来的各种组织，无论家庭、教会、国家、氏族等，企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代表。企业成为联结人们活动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企业中形成的同事之间的群体关系及雇员的角色，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并进而形成社会的中心。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和人的角色变化，瓦解了传统的政治传统和习俗。并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变化最大的恰恰是社会本身。在1945年以前，知识工人¹ 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而到了1983年，不足40年间，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已经可以被归类为知识工人。在二战以前，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者将会成为自我雇佣者。而今天，有超过90%以上的学生，会在毕业后选择进入某一个组织工作，通过组织提供的酬劳来获得其基本开销，并呆在组织中服务终生。在过去数十年间，创建一间公司的成本越来越便宜，使得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为任何有志于创业者所自由使用。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人还是极少出去创建自己的公司，而是愿意呆在某个固定的组织中获得自己的酬劳。甚至，能够离开组织，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成为一种有反叛意识的年轻人的梦想，以至于互联网出现之后，soho 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梦想实现方式，而忘记了仅仅在数十年前，自我雇佣者才是社会的主流。社会组织的演变对于人的观念改变的影响力，有时令人如此惊讶。

如同德鲁克所说，战后的世界和平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和平不同，它不再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社会、信仰、制度能否超越国界而走向统一，转而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和平共处。而美国国内的稳定和世界和平，都依赖于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的正常运转。²

当代绝大部分的人口和国家，乃是通过市场交换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和功能，而公司则作为市场生产、交换的基本单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只有理解了公司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人的存在地位，才有可能当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和传统的组织形式发生冲突时，比如公司生活的要求和社会的基本信仰、习俗以及对传统的忠诚发生冲突时，才更可能为这一冲突过程的参与者提供新的解决途径或者价值观。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和背景下，尽管仍然有非常多的极权国家，保留了高度的集权控制和组织计划形态，也有非常多的封闭国家，保留了大量的传统习俗，但是，当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分布以及全球贸易的开展，带来资金、物品、人才的大量流通的同时，无论愿意或是不愿意，这样一种全球化贸易，必将带来这些极权封闭国家的大规模变迁，思想、制度，人对社会的理解，终将随着市场的交互而改变，这样一种改变，甚至也包括那些本来接受了各种传统潜移默化的伦理知识教育，而对市场具有强烈的反对和厌恶之情的传统知识分子，转而不得不无奈的接受并理解市场运行的逻辑，以及那些极权国家和资源垄断者，在其利润和效率受到自由市场的挑战之后，转而不得不接受相应的改革和改变，来参与这个全世界的自由市场。考虑到亚洲的妇女，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妇女，通过自由的职业选择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从而获得社会地位上的提升，这一点更加明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考虑到过去20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使得那些对于当时体制不满的人群，能够通过市场经济在体制外获得一份生存的权利和体面的职业，而不需要再去忍受各种在体制内每天必须面对的无所不在的洗脑教育，知识分子们应该更能够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亲身利益相关的冲击，才能使多数人因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从长远上改变极权社会的制度。这是市场和极权的对抗。

在这一意义上，公司，正是现代经济体系的起点。任何工商学知识，也必将以此为起点。对于工商管理来说，由于工业和商业从事的职能目标不同，工业重在组织产品的生产，商业重在组织产品流通。这两者所着重的技能和知识教育也不同。能够将这两者结合在一个学科中来讨论的原因，乃是这两者在现代均依托在公司制名下进行。在德鲁克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以前，公司这一制度尽管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现代管理学的出现，这门学科围绕公司这种现代组织，对其结构、政策以及由此涉及的人文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考察。而一切的工商知识，均以此为核心。包括此后的 MBA 教育中涉及的各个分支，除了涉及经济学部分知识作为对于经济体系运作的理解之外，其他部分，实质上也是针对不同的公司职能和环境，描述公司的行为及思考。而更早的关于管理的各种思考和研究，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霍桑效应等，甚至零碎散见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各种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组织互动的理解，均不能被列入现代管理学的原因，乃是这些考察实际上并不以公司为起点进行一个系统性考察。

7. 企业是什么？

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但公司为什么存在？工商管理学的一切学问，均以公司为起点，但并不追问这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清晰的理解作为工商管理学的核心基础的公司的存在及成因。这可以经由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思想来解释的。

标准经济学体系中，市场被假设成为一个理想的无摩擦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而自行运转。问题是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能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不满足于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和解释。

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认为企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他的学生，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

允许某个权威（一个 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企业比市场有着更低的交易成本，这是他的解释。

科斯开创了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一系列研究，其他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科斯的学生和朋友，张五常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 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他写道：

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对于张五常这一分析方式，汪丁丁的评论是，从那以后，

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

也即是说，如果经济学的分析核心是市场，而工商学的研究核心是企业的话，那么，在契约的视角下，这两者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基于国家、法律、社会制度之上的契约机制，市场和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差别。但这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会出现公司这种制度，甚至从进化的视角看，公司这种单位组织仍然在不断深化并在不同的国家、制度、地域扩展。

我个人的解释如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用一种经济学体系来对付千差万别的经济社会，使得这么一种理论要么足够抽象以做到无所不能，要么非常庞大而令人无所适从。经济学为了使自己的逻辑体系自恰，假设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但是，在现实中，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不但如此，行为人不但对自己无知，也对他人的行为以及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可能完全无知。

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不但包括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包括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这可以被称为事件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按照博弈论的术语说，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作为制度的一种的企业，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而这样一种制度，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结果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的形成减少了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公司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对技术资源如何利用的不确定性，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契约的不确定性，甚至也包括完全未知的不确定性。大公司与个人决策比较，付出成本进行调研，试图减少可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却必须付出成本。而稳定和合理薪筹结构的公司，激励了员工的努力，从而减少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而使结果更有效率。这所有种种面对不确定性所表现出来的制度、行为、经营、管理，通过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企业中所包括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状态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通过其产品获得利润，再经由利润来衡量出所有这些企业中的行为人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本来很难被定价的能力，比如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反应能力也被集结在利润中被体现估价。

从一种社会演进角度看，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是人们完全不可能知道的，或者说，未来完全在预测之外，因此，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性来。因应这种不确定性，人类社会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的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这个原理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与否，经由长时间的博弈演变，这样一种组织最终出现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秩序之中。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不同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因为企业的管理者超人的经营能力，或者是因为这个企业更加有效率的制度，也或许因为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或者创造力。但无论如何，在形成企业这种组织形态并参与市场之后，这些能力被得以量化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从而，市场自发的，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淘汰掉那些低能力的组织。企业，作为一个可以衡量的测度单位，使得人类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被衡量并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从这种角度理解，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企业乃是基于市场而诞生。甚至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将零散的市场交换行为，形式化、固定化成为企业，消除了市场交换的一些不确定性，流水的兵，铁打的盘营，这样的好处便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区分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良好而简便的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和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的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非合作组织等。企业无论进行何种生产，无论企业如何变换，到倒闭前为止，企业是一个明确的单位。

张五常的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的边界的无法确定而在契约观视角下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的话，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基于明确的会计法则，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其他过渡状态，比如说国家，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比如说 GDP 和汇率，我们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除了企业这种通过市场交换而且能更被以更低成本进行测度之外，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的成本要远远高得多。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以更好的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但作为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测度单位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

也即是说：企业存在的实质，是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样一种定价，实际是对企业这个团体所包括的行为人的努力所付出的酬劳的定价。理论的假设，会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比一个失败的企业表现出更加有效率，但现实中，许多本来可能成功的企业失败了，而非常多本来应该被淘汰的企业依然低效率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原因除了市场本身的竞争并不完全是如经济学世界所假设的完全自由竞争之外，还因为企业的参与人有着并不单纯追求利润的其他多元目标，比如对于舒适的办公环境，其他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追求，但从长期上看，诉诸一种达尔文进化论的变形的话，长期上看，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工商企业法则：利润必然是非负的，不管经理多么强烈的追求其他目标，或者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合适的策略是多么困难，任何不能满足这一准则的企业，必然会从经济舞台消失。这一准则，甚至可以涵盖那些非盈利组织，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目标而成立的非盈利组织，但是，正如方卓如所观察到的，非盈利组织同样对于效率以及目标有着明确的追求和考核，其工作强度和管理模式，实际上和盈利组织并没有很大差别。

8. 工商管理学知识纲要及关键词

工商管理之目的，为使公司赚钱。由此可以进而讨论工商管理学诸知识。简单的说，一切工商管理学知识，都以公司为基本组织起点，探讨如何使组织如何更有效率的完成生产、流通的问题，更直接点说，工商管理学，研究的是在市场中赚钱的技能，所以，投资学也在 MBA 课程中被教授，尽管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一个普通的散户在市场中的炒卖也属于投资行为而不涉及明确的对人群的组织管理问题。

人类构成社会并分工合作，以货币为媒介，通过市场交换物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只要能为人们提供服务或者产品者，都可能获得报酬。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报酬常以货币的数量来衡量。在以金钱为衡量标杆的参照系中，一切进入市场交换的服务或者产品，都必须有价而可衡量，否则便无法在市场中完成交换。市场经济中，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令到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很不舒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也一样被客观化、物质化，人之差异便为金钱所抹平。但无奈的是，市场交换必然如此。

所以，工商管理知识本身，是典型的价值无涉的工具知识，纯粹在可交换情况下，探讨如何赚更多的钱。任何一种工商知识本身，都默认了这一前提，甚至，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某些过往被认为是无价之物之物，不属于市场交换的范围的，也被利用市场经济来进行交易或者达到其他的价值目标，比如污染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本身并非只以追求利润作为单一价值维度，身处社会中的公司和个人，也有其社会责任，所以，各种各样的工商管理知识，也同样强调了如何和社会共存或者平衡公司的多个价值维度。比如公司的社会责任等，这使得现实的工商管理学知识以及公司运营本身，并非单以利润为价值目标。比如 Body Shop 公司就一直以强调环保的面貌出现，而日本的公司，在非常长时间内，认为照顾员工福利在于利润最大化之先而不愿意裁员。但是，总体上来说，追求利润仍然是公司和工商管理知识的基调。

对于工商管理学来说，另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事实是，在一个机会平等、自由进入的市场中，竞争的作用，会使得产品和服务价格和利润降低下来。经济学最基础的原理说明，任何无差异的产品，在自由竞争情况下，最终会获得一个接近稳定的社会平均水准的报酬。也即是说，长远上，自由竞争情况下，企业家试图获取超越这一平均利润的行为，几乎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完全生活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假设世界中，人的天赋不同、资源分布的环境不同、市场半径不同、初始资金积累不同、技术不同、制度环境不同、信息不同、知识运用能力不同、组织管理文化不同，种种的差异，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面目，这除了使市场中的消费者多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之外，也使企业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并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其寿命或长或短。

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背景，成为企业在市场中生存的基调，但竞争对于企业的真正影响，尽管工商业同仁都身同感受，但是，真正对其考察并将表达出来的，是 Michael Porter 在80年代末的作品《竞争优势》及其随后的《竞争战略》，波特明确说明，在竞争的前提下，一个企业要在行业中生存，要么采取低成本战略，要么采取差异化战略。也即是说，公司要赚钱，要么产品比别人便宜，要么产品比别人好，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这是工商管理学中第一次明确揭示竞争对于单一企业的基本约束。波特带出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获得比其他竞争者更低的制造、流通成本，又如何使得一个特定的企业显得与其他企业不同？

前一问题，与一系列后来的管理理论相关，比如流程改造 Process Improvement、价值链分析 Value Chain、关键路线分析 Critical Path Analysis、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等。与成本这一话题相关的文献，还包括各种管理方式的探讨，比如 成本-收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组织形式变革以获得更高效率，比如 变革管理 Change Management、管理层削减 Delayering、绩效报酬 Performance Related Pay 领导力等等。

后一问题则包括企业品牌的营造(Branding)、采用自食生存的模式竞争(Cannibalisation)、关系营销(CRM)来维持一种客户对于企业和产品的情感，又或通过质量提升，比如全面质量管理(TQM)及 Six Sigma 等来使产品和其他竞争者不同，并且在这些策略之上，构造所特有的企业文化和形象(Culture)，并引导企业追求卓越(Excellence—Tom Peters)。

通过以上种种的努力的总体，使某一个特定企业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企业，而令其他企业很难模仿，从而获得超越其他企业的利润，这样一些关键要素，被称为 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另外，企业不止应该只保持目前的产品和状态，为了使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昂的利润，企业还得分析目前 产品的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为后来的企业设置 进入障碍 Barrier to entry、追求创新 Innovation 并 捍卫创新 Championing。甚至需要去研究社会未来的趋势变化，比如理解 全球化 Globlisation 和 商业周期 Business Cycle 以洞识先机。³

这样一些理念和术语，构成了绝大部分关于企业研究的主要核心话题。几乎大部分的当代管理思想史，都可以沿着这个纲要寻找到与之相关的知识联系，新的知识也可以在这个纲要中寻找到相应的谱系或定位。这些理念和术语，实际上大部分都出现在最近20年间，并且是基于各自对于实践感悟而分散出现。这些术语和理念，实际上介乎感知和解释之间。多数的术语，仍然停留于对大部分工商业现象的描述，而未足以形成一个足够抽象严密的体系来解释大部分的商业现象，或者预测企业的未来走向。这和经济学所形成的严谨抽象体系完全不同。

从叙事形式来看，经济学数学化之后，基本的叙事形式是采用数学语言及形式逻辑，试图勾勒基本的规律，以推断出一个结论。对于绝大部分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来说，结论在实际应用上的对错，远没有形式逻辑证明来得重要。而 工商管理学采用的叙事形式，多是故事叙事或者案例考察，并多以畅销书的面目出现。出现这一区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事例以及一个稳定的核心参照系，来将各种各样的企业行为统合在一个框架下解释，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影响企业成败的因素过于广泛，以至于很难实际上分离出对于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对其进行定量考察。从而，管理思想表现成为一种针对不同案例的成败碎片或者不同企业的传奇故事，非常适用于一个企业的管理方法，可能完全不适用于另一个企业，甚至如果不恰当的适用，更可能会造成更加致命的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看，Peters Senge 的《第五项修炼》会被认为是一个及其不严谨的命题，为什么是第五项修炼，而不是第六项？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只研究通用汽车，只能被看成一个各例而没有被证明能够在其他公司中适用。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这种区别，使得当经济学追求严谨而力图将自己打扮成一门科学时，却适得其反的表现得成为自言自语的形式逻辑体系，甚至也制造出一些自吹自擂的神棍及其 Fans 鼓吹只靠三招两式便可以进行经济解释。而工商管理学在努力考察某些具体的事例时，却常不自觉努力泛化表现出一种泛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至于成为不断制造各种新奇名词及畅销书的大杂烩，或者为探求企业赚钱奥秘者提供灵感，或者为夸夸其谈的咨询师或管理顾问，提供各种装饰其话语的新奇名词。尽管其中一些非常有教益的思想和内容，已经成为各种工商管理学生的教材，比如 John Kotter 的营销学著作。但另外一些仍然以野狐蝉的形式，成为市面的畅销书，比如 Peters Senge 的《第五项修炼》或者 Ken Blanchard 的《1分钟经理》。关于工商业的关键词索引，2000年 Tin Hindle 出版了Guide to management Ideas，此书后来由中信出版社以《管理思想》为名列入〈经济学人〉丛书出版，有兴趣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

9. 商界50智者排名

商业一直处于竞争中，知识、话语体系本身也一直处于竞争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每年都起起伏伏，每一年也都有大量商业名词和知识涌现。随着时间逝去，一些思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一些风靡一时的词语，也不再为人注意。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及其创造的理念和术语，会因为不断被人引用而历久弥新并构成学科的重要理念及核心。

怎么样来评价或者挑选出这些重要的词语呢？在统计学及计算机出现以前，重要的人物排名，往往是由某个见闻广博的人物来完成，比如古龙的作品中，便由百晓生完成武功高低的排名，尽管从日后的比赛结果看，排名第三的小李飞刀打败了排名第2的上官金环。但由于百晓生已经逝去，再无人更新这一排名，所以排名便成绝响。

统计学出现以后，排名的依据，大多数字化。比如富可敌国，究竟多少？财富排名榜，最通行的是福布斯的财富排名榜，后来，又有胡润排名榜。当代的富翁，大多需要通过上市来扩大其财富，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相对还是比较清楚，而每年也可以更新。比如根据最新的数字，排名世界第2的巴菲特，身家440亿美金。在将其身家的85%捐献出去做善事之前，若以非洲小国计算，非但富可敌国，则是富可敌16国。所以，数字化后的统计，便可比较。

经济学中对于人物及学术著作的重要性统计，是对已经构成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刊物上的人名及作品的引用次数来排序的。但商业著作由于其畅销书性质，以及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共同体的文献发表来作为索引。所以，早期的商业思想排名，大多是根据一些大师的点评，评选各自认为重要的商业思想或人物。比如查尔斯•汉迪应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向全球的经理人以及管理专业的学子介绍现今管理学领导潮流的节目中，便列出十多位他认为重要的管理思想大师并逐一评述，包括彼得德鲁克、比尔盖茨、大前研一、汤姆彼得斯、沃伦本尼斯等。这本书在中国，后来以《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 出版。一些比较著名的刊物，时不时也会做各种调查，比如《经济学人》、《时代周刊》、《商业周刊》等，间中会评选出对于时代或者商业有明显影响力的思想或人物，

互联网成熟以后，成为信息传播的非常重要途径，并吸引了普罗大众的参与。特别是 Google 出现以后，搜索统计工作变得简单起来。比如1998年，“Guru Guide”便统计列出近100位商界思想名人录，但没有完成排名。2002年，由Edward de Bono主持，咨询机构 Accenture 使用基于联邦法官理查•波斯纳 Richard Posner 所构想的三个条件去构建其2002年的商业50人排名，其方法如下:

1. 用Google 搜索出现的网页数，减去重复其重名部分。
2. 统计在《社会科学期刊引用文献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上的引用次数，也就是学术刊物的引用次数。
3. 根据雷克斯兰克思全球学术线上资料库 Lexis/Nexis 上，在商业与新闻媒体类别的提及次数。

然后将这三者相加，便得到一个排名榜。这个排名后来发展到200个人。

另外，由 Suntop Media 赞助的网站 The thinker 50 分别在2001、2003、2005年也设立了自己的商界50人排名榜，最新的排名，在2006年6月以书籍形式出版。该网站的排名方式，同样以 Google 为主要工具及信息来源，但以鼓励参与者投票的方式进行。

大致而言，思想界50人的每年排名，便如福布斯白人财富榜一样，每年座位或许有起有落，但有多数人是一直稳定的占据在榜上的，至于少数突然出现的，往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提供的网址或资料，自行比较那些之前出现而又突然消失者，用其去观察时代口味的变化。但本文更加关注的，则是那些无论在何种排名榜上，均有所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便如蓝筹股一样，几乎永远是任何主要组合所必备的材料，也是关注商业思想者所不能绕过的话题。

10. Accenture 2002商界50人点评

这个排名读者可以参考附录。可以看到，对商界有影响的人物，往往来自以下背景：

• 商学院：这包括一系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如排名第6的 Gary S. Becker。加里贝克以《家庭论》等一系列著作，开创了以经济学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分析。排名12的 Ronald Coase。科斯以《社会成本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经由张五常的宣传，其名声近年大响。排名22的 Robert C. Merton 罗伯特默顿，以其资产定价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并参与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建，这个公司的倒闭为华尔街以及全球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排名42的 Myron S. Scholes，他于1997年以其期权定价公式获得诺贝尔奖。

  此外，还有排名第9的 Hal Varian，范里安为经济系的学生们写了一本文字优雅，言简意赅的教材：《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但他入榜的原因，或许与其另外一本书《信息规则》有关，在这本和夏皮罗合著的著作中，他令人惊讶的论证了互联网这样一种新事物，其定价规则依然遵循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捍卫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排名第38的 Alfred Chandler，钱德勒以《看的见的手》等开创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组织和商业史的研究，令人佩服。几乎任何一个经济系的学生，无论其学习的方向是金融、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都会遇见这些令人佩服的大师。

  此外还有排名13的 Lester Thurow，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院长。排名第一的波特在哈佛大学任教，排名23的密西根大学的普哈拉 C. K. Prahalad，他与排名第7的 Gary Hamel 一起在1990年于管理学中创立了 核心竞争力 这个词语。

• 实务经理人：他们创立或者重新改造公司，将自己的理念身体力行的用行动表达出来。比如排名33的杰克•韦尔奇、排名19的 Bill Gates、排名47的 Dell 等。排名28的 Kevin Kelly，排名44的 Richard Branson，他创立了维珍集团。在这些人中，盖姿除了是世界首富之外，他所发明的 Windows，跟轮子一样，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伟大发明之一。尽管从排名系统上，这些人物由于很少在学术期刊发表任何文字而可能在统计资料上占劣势，但由于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容易出现在各个媒体的焦点中，从而具备对商界高度的影响力。

对于商界有影响力的还有另外2类，尽管这些人未必会进入前50名的排名，比如

• 记者：另外商业杂志或报纸的记者或编辑，他们也写书。例如，《哈佛商业评论》的汤玛斯•史都华 Thomas Stewart，之前他在《财星》杂志与《Business 2.0》，也是《智能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 的作者。《商业周刊》的约翰•拜恩 John Byrne 也是《网络神童》The Whiz Kids 的作者，与《杰克：全凭胆识》Jack: Straight form the Gut 共同作者。《经济学人》的艾德莱恩•伍尔德礼奇 Adrian Wooldridge 与约翰•米克斯维特 John Micklethwait，也是《完美大未来》A Future Perfect 与《企业巫医》The Witch Doctors 的共同作者。

• 顾问：这些人一般在顾问公司工作，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领导思潮，因此他们写文章、写书、在会议或私人公司演讲。例如在美智企管顾问 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 工作的艾德里安•斯莱沃斯基 Adrian Slywotzky，在裴洛系统公司 Perot System 的詹姆斯•钱辟 James Champy，与麦肯锡的劳威尔•布里安 Lowell Bryan。

在这个排名中，同样包括了一些几乎是世界性所共知的传统人物，比如排名第3在美国创立管理学的德鲁克，排名第1的提出 竞争优势 的 Michael E. Porter，排名21的写营销教材的 Philip Kotler、排名14的 Charles Handy，他在英国创立了管理学，研究组织和个人行为。来自亚洲区的还有排名40的 Sumantra Ghoshal，他是 Charles Handy 的老师。排名37的 Kenichi Ohmae，大前研一，他除了在日本将麦肯锡的业务发扬光大之外，还写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思考等100多本著作。排名30的 Robert Kaplan，创立了平衡计分卡的概念。

同时，来自互联网及新经济的人士也非常多，比如排名24的 Thomas H. Davenport，排名31的 Esther Dyson 等。随着互联网泡沫在1999的破裂，新经济和互联网何去何从仍然是未知之数，这些人会不会在以后的排名中更加靠前或者消失，有待日后知晓。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比如排名第3的 Robert Reich，他是《成功的未来》The Future of Success 及《国家的工作》The Work of Nations 作者，柯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终生为劳工福利呼吁。他的出现，不但为统计者惊讶，也非常值得研究者思考。排名第15的 Henry Mintzberg 他以批评 MBA 的教育无法产生管理者而出名，但他同样在商学院为 MBA 授课。还有另外几个研究趋势及潜能的人物，比如排名第8的 Alvin Toffler ，托夫勒以《第三次浪潮》中对未来的预言而名闻于世，排名48的 John Naisbitt，他以研究时代的大趋势出名，以及排名45的 Anthony Robbins，他以开发人的潜能而著名，这个人可以说比李阳还疯狂，可以和陈安之、李阳归结到同一个群体中去。

这些另类人物的存在，也可以显示美国人与亚洲人不同的奇怪口味。笔者无意在这里为每一个人物做分析。读者可以根据提供的名单，自行根据兴趣及方向，寻找各个人物的简介从中学习，又或许可以根据日后的更新调查表，考察时代的潮流变化。

11. 一个思考。

最后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人物和思想，中国大陆的学生能学习到什么？

从第一节开始，本文明确的指出从17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世界经济循环的影响。在这种全球化浪潮下，表现为资金、商品的逐步自由流通，无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才或者商品，都因为这种全球化而进入同一个市场，并经由其国家的先天禀赋和市场竞争完成分工合作。工商业知识作为一种实用技能，赚钱之学，本质上无分国界，无分先后。其运用因人而异，技进乎道而运用存乎一心。但作为知识而言，工商管理学知识明显受世界经济的潮流变化而影响。

从一、二战以来，英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消退，美国崛起，两国冷战，从此世界划分为两种意识形态及市场，而战后的日本则以其低成本、高品质的工业产品进入全球市场，令美国担忧。再后，在重重唱衰美国的声音中，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的创意及新产业的产地，苏联解体，而日本则陷入15年的衰退之中。制造产品的国家，陆续转移到亚洲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等，并陆续向劳动力更低的国家迁移。

中国在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及倒行逆施、杀人无数之后，从80年代开始，终于以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参与全球大市场的分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拜毛泽东所赐的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这样一种优势，在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婴儿潮陆续进入退休期之后，更加明显。在一个老龄化的欧洲、美国、日本、香港的世界中，中国以其源源不绝的为世界提供廉价劳动产品而受欢迎。

这样一种特点，配合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一个典型的生产大国，为世界各个富裕国家输送产品的同时，也勉强维持了这个国家10多亿人口的温饱。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过程。这在近年，消耗了大量地球的原始资源，带动了各种资源价格的增长。

在多大程度上，过去20多年的工业过程能否维持下去？社会经济是否能够完成转型？仍然是未知之数。但由于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的残余，政府力量的不肯退让，市场在多重夹缝中求发展。其结果便是，在工业制造方面，如何不断吸纳从农村出来的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方面，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于是，美国和日本的制造经验，很快被引入到中国并吸收，这个过程目前仍然在进行之中。

在这个过程伴随的就是大学的教育，仍然接近于德国的工程师教育，为生产过程提供更多的技师，而非提供更多的管理预备人才。而商品的流通方面的知识相当缺乏。从波特的竞争优势学说来说，中国将低成本的竞争发挥得非常彻底，而在产品的差异化及营销方面，实际上离世界尚远，至于那些潜在于产品生产背后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营造、企业再造，市场趋势研究等学问，更多的只是各种伪咨询机构的时髦用语。而实际上，这些机构更多的作为企业权力斗争洗牌的工具而不能真正的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竞争力。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前提下，奢谈工商管理之学，乃至金融财技、为商之道，多少仍离题尚远。从前面评选出来的商界思想50人来看，英美世界之外，日本只有大前研一能进入美国人的视野，而发展了20-30年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语世界，无论李嘉诚还是郭台铭，仍然没有进入这个排名榜中。至于著作等身的邱永汉、林行止，大陆又有几人阅读？

在前苏联，本来创立了 50年经济周期理论 的康德拉季也夫完全有资格可以进入这个排名榜，因为在西方世界，研究这方面最负盛名的熊比特，也只是指出经济周期的存在而已，不像他明确的提出50年以成为后人批评的基石。但可惜在斯大林大元帅的命令下，他被处决了。同样，在中国文革中，多少在美国、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一样被无声无息的处决了，这样一种结果，导致思想界的知识和教育，由此而断绝。

考虑到旧有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资源及知识的垄断，仍时时障碍着市场的运转。假如中国评选商界影响力50人的话，恐怕前五名必然是胡、温、江、邓、毛。而那些被网络屏蔽掉的网页，将成为统计最大的误差项。各种各样对于商业及经济学的误解，乃至各种本土自创的奇谈怪论，仍大量存在。无论商学院、实业界、记者、顾问业，中国仍然缺乏自由的土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学习有效率的生产，并让市场有效率的工作。这样一个重建及学习过程，看起来远需要时间，或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也未必能够达到，而在不远的将来，阅读这篇文字的年轻人，一样也将迈入退休的年龄。如何与时间竞赛。完成转型，面对竞争，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在知识上，仍需要继续全盘西化，向外学习。工商管理知识大国的崛起，为期尚早。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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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个词语是德鲁克在1959年创造的。 ↩

2. 自由企业体制 概念的多种阐释并不妨碍它默认地赞同以下的理解：公司由私人拥有，实行独立管理，以盈利为目的，在竞争市场中出售其产品。 ↩

3. The Road Ah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