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石器时代，大部分人类结束漂泊的生活，开始定居之后，人类的历史，便缘着某些固定的地点而展开，这成为日后的名胜古迹。人类在不断驯化周围环境的同时，也为环境所驯化，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意味着在人对环境改变的同时，环境也进行着一种对于人类基因的自然选择。同时，人体的肢体和躯干，也随着这种被驯化而进一步分工，脑体的分化，促成抽象思维和手艺的各自进一步发展，这成为日后科学和技术的起因和分歧。
尽管在漫长的人世中，也可以发见各种用脚或肢体的其他部分发展而成的技艺，比如王冕用屁股画莲，或者施蛰存所描写的鸠摩罗十口吐莲花的吞钉魔术，甚至《肉蒲团》的另类书法，但主要的，技艺 乃是手这种肢体的充分分工专业化发展而成的结果，也即手艺。就个人手艺而言，其发展路子，一是走向审美，比如艺术，一是走向创意，比如后世的设计，而走向大规模千人一面生产的，便是技术。在手艺发展的这三个途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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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艺术：经由眼睛、耳朵所直接感受到的色彩、线条、音色的震撼，通过手艺的不断训练，心摹手追，达致精致的技巧，比如中国的二胡，书法。这些艺术，虽然因应于工具的分化，及器具组合，形成不同的分支，比如中国画的毛笔水墨和西洋画的水粉颜料，但就其表现重点而言，在于手、口的技巧，而不展现工具的表现力，这正是在前一节《中国书法》中已经说明的，传统书法，更重视单钩执笔还是双钩执笔这种区别，而不试图摆脱毛笔水墨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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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与手艺的区别在于其规模复制性，如果说手艺是强调因人而异的差异性而表达出来的熟能生巧，那么，技术，更多强调的因缘于工具的产品可复制性。这种可复制性本身意味着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对人类差异性的磨灭，或者说，人类的进一步被驯化。人的肢体被训练，被规训来适用某种生产标准，满足这种可复制性带来对人的同一性要求，这意味着人的工具化和物化。这个主题，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者对于工业化的忧心忡忡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性的被磨灭，在整体的人类物种上，意味着人类不止为环境所选择，也被人类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所驯化。当工业化的浪潮起源于欧洲而伴随市场的力量，以
现代化这个词语陆续向其他国家扩展时，也意味着这种驯化行为在人类群体的扩展。这种扩展带来的是各种标准一致的产品，麦当劳，星吧克，宜家家私，hollywood 电影，disney 乐园，正是这种产品的标准化慢慢跨越了地域上的差异，而使全球的物质生活在产品趋于同一性。而同时，产品的同一性，也带来了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以及与之共生的各种职业病和人类生物时钟的改变。对于这种改变的忧虑，正随着人类的创造物的不断升级而加剧，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对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描写，正显示了这种担心。 -
创意设计：如果说，技术是在追求产品的精良和生产的效率的实用性，那么，创意设计，乃是在追求纯粹带来快感而不具备实用性的审美。基于基因突变的不可预测性，创意可能无处不在，但在早期，对于实用性的强调，加上工具的非一致性，以及手艺的随意性，使创意的价值可能会被忽视，也经常会被模糊在工具和手艺的差异性中，而创意设计也不可能独立成为一个分支。只有在真正工业化之后，当工具被标准化而手艺的拙劣得以被工具的精良所弥补之后，创意的价值才被体现出来。创意的重点，不在于手艺精湛，而在于 idea，如何通过现在的工具或产品，来表达新颖的 idea，正是创意设计的重点所在，从而，可以这么说，创意设计的产生，必然在基于大规模的分工生产工业化之后，在这一意义上，从手艺发展出技术，再发展出设计，乃是一种必然途径。创意设计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实用性满足之后的审美追求，或者说，工业化之后的艺术。这显示了一种脑和工具的结合。也意味着一种脑的发展和人类肢体被工具所取代带来的生物选择。
简要考察了作为肢体发展的艺术、技术和设计，再来看沿着抽象思维发展出来的科学。科学的前身是自然哲学，源于抽象思维。就抽象思维所倚赖的工具而言，纯粹抽象的智力思维，尽管在后世或许可以通过可移动硬盘加上在人脑上接驳 USB 接口而传输，但在过往的历史上，智力训练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文字符号系统而延续。可以这么说，技艺是感于心，达乎手，以人工而追天然。而思维，则是算于脑，通于理，以文字重现逻辑。而作用于脑的抽象思维，对于符号系统有着一种远远强烈于手艺对于工具的倚赖作用的路径倚赖性。正是文字符号系统的作用，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对话凝聚成文本，跨越时空，而得以为后世共鸣。
就人类记忆而言，储存于脑神经元的记忆，其生物性特点决定了记忆的短暂，尽管通过睡眠，做梦，或者不断的长期重复，可能形成长期记忆，但这种生物性特点，决定了记忆是如此容易遗忘，无论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16年前在广场的血腥，亲历者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尽管感受可能依旧，但细节却越来越模糊。只有依赖于其他外在的非人的符号系统，比如用文字记载而成的回忆录，死难者名单，或者文字派生出来的，音乐、图片，摄影，照片、电影、DV 等，比如孤立在那一排即将开进广场的坦克前的肉身这种图片，感受才得以传染，而记忆也得到延续。
从而，就文字符号体系而言，其最大的功用，便是跨越了时间的限制，延续了人类积累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积累的传递，决定了识字分子与文盲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就文字符号系统的社会选择而言，流传在民间的口头系统，乃是一种无目的性的约定俗成，自我演化的符号系统，而占据庙堂之高的书写系统，则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倾向，并通过不断的强化教育传承，自成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口头传统带着更多的自生自发发展的痕迹，而书写系统，在标准化、主流化之后，便带着更多设计主义的印记和权力的强制性痕迹，而这种权力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垄断性质。从而，在对抗集权权力的形式上看，上街游行，愤怒呐喊，乃至在广场上绝食静坐，流血抗议，体现的是一种民间权力与极权权力的对抗，而哲学的静思及逻辑的反咭，则更多的体现了知识精英对极权权力的对抗。
考察完了抽象思维的工具，回到抽象思维的产生问题，抽象思维本身乃是脑充分分工专业化的结果。就创造力的本质而言，基因变异的创造力，本身便是断续而非常有的，很容易受情绪及肉身各种状况的影响，大脑的感受力，和肉身的情绪状况可能有关，而知识的创造，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非迫切实用性的产物，或者说，一种有闲阶级的产物。尽管后世脑神经科学的发展，或许可以证明某些具体的学科的活动思维，乃是与大脑中某个区的某个神经元的活动一一对应，比如，假如很不巧的，大脑进行经济学问题思考时候的神经元正紧靠控制肠胃或者饮食的神经元，而进行艺术审美的神经元，则紧靠控制兴奋系统的神经元，那么，或许为 经济学家用肠胃思考，而 马克思哲学考研招生教授用下半身思考 这些命题提供一个脑神经方面的证据，如果更进一步的，假设这两个神经元本身便具备一定联系的话，那么，考察一个本来有意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学学生，最终走向推销基督教伦理的经济学家这种历程和下半身及肠胃的关系，便可能因为脑神经科学的证据而更加有趣了。
但很遗憾的，一种尽管充分具备有趣性而不具备直接实用性猜想，如果需要的时间的物质，得不到制度和物质上的支持，便很难继续发展下去。就现实的情况看，大脑关于逻辑分析的工作原理，仍然不如实际技艺一样直观而详细，而不为民众所直接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粗通魔术的民间艺人，通过耳朵认字和练气之法，便可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而抽象思维，则必然是一种对于体系内成员的言说。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如果科学不能实际演化成为产品，而为大众的生物肢体所直接享受的话，那么，科学又有什么用？抽象思维，又有什么用处呢？
就可考察历史而言，如果说，技艺的发生演化，从人类与地球共生开始，只要有创造表达的原动力存在，便得以发展，而抽象思维和非直接性知识的考察，则必然是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后才得以出现，自上古结绳记事以来，在城市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文字书写的成熟，和官僚阶层，宗教组织，国家政权，皇室等阶层的权力架构共生。也即是说，一种更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或者一种更加密集的组织形式，乃是倚赖于更加有效的沟通表达工具才得以出现。（比如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而对知识的了解和控制，无论是在古代基于神秘主义的立场，或是在现代基于彻底功利主义的立场，抑或在极权国家基于奴役管制的立场，关于知识的思考，从一开始便被视为神秘而危险的而受到充分管制。正是这种管制，使人类被区分出两个生物学物种——文盲和识字分子。识字分子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而得以充分利用人类过往的经验和记忆，而文盲只能通过实物的演示和使用而模仿学习。这种差异本身，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脑的选择有关，或者可以这么说，社会对于记忆和文字体系的制度支持和自然选择，决定了相对于其他肢体而言，脑被选择出来充分发展，甚至，前世具备畸形脑的残废儿童，也可能成为后世眼中的天才，这正是前面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的另一种驯化和自然选择——广阔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基因的另一种选择。
从这种角度说，如果说，创造力源自基因的自然变异，那么，对创造力各种形式的褒贬，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选择结果。同样，创新精神在科学中的强调，也是一种社会选择而不是天然所成。正是这种社会选择，使知识从一开始便具备充分的社会性，或者说，权力性质。从而，从一开始，教育，便意味着上一代的人，以文字系统为工具，对下一代的规训作用。这种规训，意味着人类自觉不自觉的以文化因素强加于基因突变之上，从这种角度上看，人类从城市文明发展以来，各种不同的文明的智力水平，充分的体现在其文字符号体系中，而对其文字体系构成规则，或者说，对于 词语—权力 的反思本身，正意味着一种对整体文明的反思和解构努力，或者说，个体对于权力的反抗，而这，正是自从维特根斯坦以来各种通过对文本和词语背后的权力考察和解构主义的着眼所在。而考察科学的兴起，则意味着考察知识的传承和分布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或者说，科学的社会性质。
就沿着自然哲学分化出来的科学体系而言，源自希腊的哲学这个词语的 求真爱智 意义，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纯粹追求思维快感的探求，而不着重其作用于其他肢体上的实用性。可以这么说，哲学的实用性这个命题本身，便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遵循希腊哲学的原初意义的话，哲学本身便是一种思维的自由探求，基于基因变异的创造力的一种发泄，而不在于对错，不在于真伪，而在于兴趣，或者说，在于 爱智慧 这个行为本身。而将哲学作为一种训练而教育，则是社会的制度因素所促成，而非源于人类的生物性。
抽象思维发展出哲学，是在希腊时期，而希腊哲学转折于基督神学，启示和理性相互绞缠，一路沿袭而来，最终竟促成科学这一不可预期的结果。从哲学发展出科学，无论后来的学者如何套用各种必然性说法，并援引这一历程来佐证或者贩卖其宗教信仰，但历史只有一次，这种必然性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而这种历程看起来，更象是一种偶然结果，尽管其中，诸种因素错综复杂。
在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基因的因素已经若隐若显，黯然淡去，而文化的痕迹更多的作用于这两千年的故事中，关于科学的兴起的故事线索，可以从希腊哲学说起，经由基督神学，演化为自然哲学，再经过功利主义和实验精神的训练，产生出后代眼中的科学体系。其中，希腊哲学向基督神学的转折，可以参读本文作者的《历史哲学概述》，而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的作用，则会在《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那一篇中另行论述。关于支持科学的社会制度的沿革，乃是从17世纪的英格兰说起。
Michael Chen 写于200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