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科学的兴起 - 3.2 13到17世纪科学的发展

13到17世纪，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社会表现为三种力量的变化和平衡：宗教、王国、平民。教会内部发生新教改革，外部咄咄逼人地和王权争斗。教会和王权的均势使平民力量和城市共和国兴起，但不久之后又陷入分裂。外部整体环境是，欧洲各国进行航海竞争，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使疆域高度拓展。太阳底下突然出现了大量新的事物，^[1]传统知识的不足带来对新知识的迫切需求，印刷术发展带来知识普及，社会储存了大量财富，物质的丰富足以资助进一步科学研究。眼界和物质的拓展带来对知识极限的拓展，这一切，成为科学兴起的契机。

科学并不是在大学中兴起。13世纪的大学，是一种类似教育联合会的行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律师、医生、行政官员，为教会、市场、国家输送人才。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聘请老师，或者老师们通过行会收费招生。但此时的大学不同于后世，仅仅是一种职业培训学校，为学生们日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这时的大学并不是指某处建筑或某个章程。大学没有地产，而是由一群随时可以移动的人所构成。由于各处教会、国王的支持，大学的教育者获得了大量的便利从而发展迅速。与希腊各学派所创建的学园不同的是，13世纪欧洲的大学无论教科书、问题、课程都非常相似。^[2]大学更像一种技术学校的预科班而不是一个求真爱智的机构。但大学提供了一个让大量兴趣相近者聚集起来的机会，以聚敛收集到的古代资源，同时也合作起来把阿拉伯语的希腊和拉丁传统文献重新翻译并输入欧洲。在13世纪前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文献，13世纪时是如何重新整合文献。从13到17世纪间，则是这些文献和教会、神学的重新融合。^[3]

新教改革动摇了传统神学的知识基础，并促使每一个人都去思考以寻求更加可靠的知识。教会内部有许多争议，一是传统神学理论和现有教会组织的冲突，另一个是教廷和教会的冲突，^[4]一直以来基督教内部的争议从不间断，但争议一直局限于教会内部，这主要得益于对以拉丁文形式保存的《圣经》的解释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教士手中。对于文本化上帝的解释权是教会权力的真正理论来源。但是，新教改革和印刷术的普及，釜底抽薪的剥夺了这种权力。新教主张 因信称义，脱离文本而回到信仰。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为德语以及其他各国的语言，让各国的民众得以直接以他们本族的语言去解读《圣经》，是彻底削弱拥有《圣经》解释权的知识精英的致命办法。而印刷术的普及，则使民众以更低的成本，阅读到已经翻译为自己母语《圣经》。^[5]这使民众意识到现有教会的组织形态及其原则，与基督原始理想之差距。路德和加尔文教义的改革结果，便是信仰的个人化。救赎的任务不再由教会或者教士来负担，而是由个人来负担，而教会对于民众在信仰上控制力则急剧下降。简单的说，新教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天主教在精神和政治上的统一被瓦解。为了应付新教在精神上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的高度骚乱，天主教被迫退让出本来所掌握的世俗权力，而将这部分权力历史性地让渡给世俗的民族国家和文官政府。这些民族国家，以罗马法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为基础，获得世俗权力的理论依据，形成君主王国对抗教会的局面，进而逐步摆脱教会的约束，依赖专制主义和军事荣誉为意识形态，演变出现代基于个体意志而构成的各种联合体。这完全是新教改革所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新教精神同时还带来了一种社会性的功利主义基准。^[6]根据这一基准，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受到推崇。但所推崇的是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整理，而不是经院哲学的逻辑思维，^[7]这间接促使科学的兴起。更为深远的影响是，^[8]现代国家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价值伦理准则，为了共同的生活，而主张共同的意志和荣誉，却放弃了一个超验的普世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世界的共同体。对于民众来说，因信称义 将救赎的重任从过去的教会手中转移到每一个人肩上，面临分裂的教会、教派和教义，民众被逼要在这些纷争中，寻找出值得确信，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和信仰，这为自然常识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空间和需求，这为科学取代基督教，成为另外一种信仰提供了可能。

注释：

[1] 语见《旧约》中《传道书》：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传道书》相传为世间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晚年所写。

[2] 这既可能是由于此前知识的高度缺乏，吸收了翻译融入阿拉伯文化的希腊文献的结果，也是高度流动的教师带来的结果。教师高度流动而体系相似的教育体系，使得一旦出现挑战现在传统的新资料和思想，其影响力也更大。

[3] 这种融合间接促成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以及日后的文艺复兴。这时，知识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足以和信仰竞争的意识形态，而被教会列为敌人，相反，科学和学问是以受教会保护的形态存在。但这时的学问，集中于关注教会所关注的话题，或者满足世俗的某些职业需求，而不是集中于对知识本身的探索。

[4] 即教皇至上还是教会至上的冲突。

[5] 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有大量非拉丁文而是各自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本出现，每一个翻译本，都是一种重新阐释。

[6] 这是韦伯开始的关于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伦理命题所说明的。

[7] 比如关于自然的物理学，由于其彰显了上帝的荣光，作为对上帝作品的研究，而受到清教徒重视。

[8] 特洛尔奇，《基督教和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