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文本
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 - 4.6 社会生物学
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1]
1975年，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2]第一章开宗明义的以这句话作为社会生物学的开始。事实上，1971年，威尔逊在秉承动物行为学传统的著作《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一书的最后一章，便以《以社会生物学作为统一的分析框架的前景》（The Prospect for a Unified Sociobiology）为题，暗示生物学此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但一直要等到1975年《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出版，威尔逊才正式表述了他的理论框架。
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 这个词语，并非威尔逊首创。1946年斯科特（John P. Scott）和1948年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3]分别使用过这个词语，不过，斯科特将 社会生物学 的研究范围界定为“介乎生物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4]。同时，斯科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 动物行为 ，所以在1950 — 1970年间， 社会生物学 这个词语的运用间断，主要出现于各种与 动物行为 研究相关的文章里，而指向同一领域的相关词语还有 行为生物学 biosociology 及 动物生物学 animal sociology 等。[5]威尔逊采用了这个词语来表述他的理论构架，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这一词语的本来含义。[6]威尔逊将这一词语重新定义为：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包括性和父母行为在内所进行的系统研究。[7]这意味着基于对动物行为研究所得到分析框架，也将被应用到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之中。
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中，威尔逊综合了先前动物行为学和生物学关于利他行为的相关考察，详细的阐述包括基因天然的争取复制的性质、亲缘关系、侵犯行为、利他行为、性行为等各种专题，使之综合到一个框架下。同时，在这本书的最后，威尔逊独立的开辟了一章，来讨论人的行为，即是“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的扩展。威尔逊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可以借助社会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即借助对各种社会性物种的比较考察，先将人的行为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然后研究人群内部的变异。[8]威尔逊的结论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机体千差万别的行星之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进化实验，是一种基因和环境之间数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物种之中，许多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比如珊瑚虫等无脊椎动物，蚂蚁、蜜蜂等昆虫，鱼类、鸟类等脊椎动物。
（On Human Nature）但
人类行为依然以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并且与哺乳类动物的行为一脉相承，这个事实意味着，直到不久以前，人类行为还是受制于遗传过程。
为了避免被看成彻底的 遗传决定论 ，威尔逊写道
若这一想法属实，影响行为的遗传性便很可能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至今尚存。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这本书的结构，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很类似。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同样极其谨慎的用了这么一句话——
这将有利于阐明人类的来源及其历史。
来暗示其关于各种物种起源的理论被应用到人类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壮阔的景观”来展望可能的发展。同样威尔逊也只是提出一个框架的开始，同时威尔逊极其谨慎，从不说人类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而只说人类行为10%由基因决定，90%是由环境决定。[9]但是，威尔逊用了整整一章来谈论用生物学研究人类诸种社会行为的可能。实际上，威尔逊采用了方法及思维非常类似于达尔文的，他综合各种关于动物行为的考察，并将其外推到人类身上，试图将演化对于动物行为分化的作用，直接用于分析人类行为本身。这意味着，如果这种分析成功的话，则社会生物学将成为比传统社会学更为基础的学说，因此对于一些主题，比如 犯罪 这种行为，是否属于 基因 天然，无疑将引起非常多的争议，因为这种考察一旦被证实，那么，基于犯罪行为对于罪犯进行审判的合法性本身，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区分出有意识可控制行为和基于基因控制的行为，将引起非常大争议。[10]
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威尔逊的这个框架，在生物学内部，引起的争议，实际上相当于遗传学与进化论在完成 综合进化论 之前各种争议的再次延续，而书名中 新的综合 一词，也暗示了威尔逊试图在 综合进化论 之后，完成对 基因—文化 这种张力所进行的新的综合。如其所预想的，关于社会生物学的理解，迅速超越生物学的范围，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议，并引起1970—1980年间的 社会生物学之争 sociobiology debate ，接着，这场争论升级为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并波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女权主义。[11]关于这一场“社会生物学之争”的相关文字，后来收录于《社会生物学之争》[12]这本书中，当这场论争退潮之后，Dr.Richard J. Blackwell 写了《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宗教》[13]，以 一种新的宗教 为 社会生物学 这种学说定性，这再次显示了 社会生物学 被高度意识形态化。[14]
1975年，《纽约时报》的 一周书评 [15]发表了题为《反对“社会生物学”》的联名信，这封信由波斯顿地区的一个科学联合体发出，[16]署名包括列万廷及史蒂芬·古尔德等，使原本属于学院里的纷争向公众公开，并迅速激化成为一个公共事件。[17]
对威尔逊的攻击，来源于两个不同方向:一是学院内的政治左翼，在这一派观点中，基于各自的观点及阐释，威尔逊被指责为精英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男性至上者、反女权主义者，甚至被认为藐视及令社会制度蒙羞者。[18]对于这些攻击，威尔逊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论而不大理睬。而且，从结果来看，将对方简单规约为新一波的生物决定论（signal a new wave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t theories） 。然后 以人民之名义 ，自命 科学界的良心 而进行道德批判的做法，尽管可能会符合愚蠢而充满激情的民众的一时需要，但却不符合科学辩论的准则。其结果，与公众的激情相对应的是学院里科学家的冷漠。而“说社会生物学会引导公众走向毒气室无疑不是一个好策略，于是，名义上同情左派观点的《纽约时报》，毫不犹豫的站到对面去。”[19]
而另一种，则是对理论内在的逻辑及思维的攻击，比如威尔逊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列万廷[20]和古尔德所组织的 社会生物学讨论小组 ，强烈的反对威尔逊的学说。同时，对于威尔逊学说表示支持的，则有上面已经提及的 Robert Trivers、William D. Hamiton、《自私的基因》的作者 Richard Dawkins 等，由此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而 John Maynard Smith 则力图在这场争论中，持一个公平而客观的立场。[21]
列万廷是综合进化论创建者杜布赞斯基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从俄国移民到美国之后，成为果蝇研究者摩尔根的助手，其名言是
若没有进化论之光，生物学的一切便毫无意义。[22]
杜布赞斯基关于基因和文化的观点是“文化被认为非内生于基因，而是经由人类互动学习得来”，这或许影响了列万廷。列万廷对于威尔逊，着力所在从其一系列著作名称便可见一斑，即是反对基因决定论及环境决定论。他以为，
生物学的进步并不依赖革命性的新概念的形成，而是依赖于新方法论的产生，使得问题可以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回答。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生物体的完整的DNA序列和无限的计算能力，我们也不能计算这个生物体，因为生物体并不从它的基因中计算自己。
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
生态空间等待生物体去适应，环境离开了生物体是不存在的。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而且选择、创造、改变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其中，随机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也即是说，同样基于进化论视野，列万廷强调的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共生演化，而反对单纯地强调生物基因，或者单纯地强调环境作用。[23]对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列万廷直接地将其简化为生物决定论而予以攻击。这种攻击跟过依赖其所背负的道德良心，而在思想及逻辑上并不具备相应的攻击力。
列万廷的重要支持者是古尔德，古尔德的专业是古生物学及自然史。[24]从1974年开始，古尔德在《自然史》上开辟专栏 这种生命观 ，持续不断的阐述他眼中的演化观点。同时，古尔德充分的利用其在媒体的影响力，攻击社会生物学。这些评论汇编成一个系列的七本书。在第一册《自达尔文以来》的第八部分，古尔德特别开辟一节以讨论《社会生物学》。古尔德写道：
在清晰解释进化的原则及始终透彻探讨动物的社会行为方面，《社会生物学》大概是多少年来的首要文献。但对于其最后一章《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我发现我自己属于极少数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古尔德批评道：
威尔逊并没有提出从所有动物的更大的行为范围中限定人类行为范围的论据。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在培养果蝇的瓶子中培养人，于是，威尔逊采用了三个策略：普遍性、连续性和适应性。[25]
一个典型的争议，是关于生活在浮冰之上的爱斯基摩人——当食物缺乏时，种群必须搬离原来的地方时，年迈的祖母，经常会留在原地等死。威尔逊对此的解释，是利用了汉密尔顿的 亲缘利他 说，认为这样是基因为使自身的延续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而古尔德则指出，这与遗传无关，这种选择只是一种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歌曲和故事被创造以歌颂纪念牺牲，年迈的留守者成为英雄。[26]于是，小孩从一开始便被灌输这种教育，当其年迈时候，便会自愿选择这种光辉而荣耀的事情。文化与基因无关。同时，古尔德评论说，威尔逊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正如古尔德也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样。古尔德争辩的目的，仅仅是想指出这种事例不能成为利他主义行为具备遗传基础的证据而已。[27]
当2000年，《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25周年纪念版（千僖版）出版时，威尔逊重新写了序言。或许在威尔逊自己看来，《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25年后再版，按照一种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观点，该书的再版，便如长寿一样，已经意味着一种不需要论证的胜利。但事实上，这场社会生物学之争，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关于人类行为，应该归属于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和动物一样，遵循本能而行动，而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具备可能的自由意志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将肉身看成是 DNA 的宿体，无疑是一个极其富予启发性的观点，但这是否正确？仍然是一个问题。[28]
注释：
[1] 类似的，“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塞缨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2] 中文版“走向未来”丛书中有《社会生物学》一书，是威尔逊原书的大量删节编译本，约为原本的1/10。下面这个连接是关于威尔逊的介绍的。
[3] 霍凯特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待这个词语。
[4]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which lies between the fields of biology (particularly ecology and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5] Introduction: What is Sociobiology?"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nd Defense.
[6] 往往正如重大的革新均以复辟之名而启动一样，威尔逊的谨慎，或许意味着他已经预见随后可能的攻击。
[7] Sociobiology is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all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including sexual and parental behavior,in all kinds of organisms including humans.
[8]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外形差异，大约在2000万年之前才区分出来，但无论是解剖和生理细节、社会生活的某些细节及心理反应，黑猩猩和人类都很类似，甚至基因也很相似。
[9] Nowhere had he said that human behavior was determined by the genes. “In rough terms,” he explained, “I see maybe 10 percent of human behavior as genetic and 90 percent as environmental.”
[10] 一个例子便是后来有人以这种理论为强奸行为辩解。
[11] 这场争议波及范围很广。一个例子是1978年5月17日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中，做了《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的专题报告，这个演讲后来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并被收录于《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其中，哈耶克批评了社会生物学所认为的人类价值的两种终极来源：先天产物及理性产物，转而强调“既非人为也非自然，既非遗传也非理性设计”的 习得规则 ，以作为人类价值的第三个渊源。这篇演讲，显示了社会生物学之争对于其他学科的影响。对于社会意识上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78年，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讨论会上，威尔逊被泼了一杯冰水。而在场的另一个生物学家，Garland Allen，则表示此种行动乃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这已经超越了学术之争。
[12] Caplan, A.L., ed. 1978.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3] Sociobiology: the New religion
[14] 最近出版的还有，Ullica Segerstrale. Defenders of the Truth: The Battle for Science in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 Volume 22, Number 18 · November 13, 1975.
[16] A group of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cientists, high school teachers, doctors, and students who work in the Boston area.
[17] 信中写道：
Each time these ideas have resurfaced the claim has been made that they were based on ne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Yet each time, even though strong scientific argument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show the absurdity of these theories, they have not died. The reas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se recurrent determinist theories is that they consistently tend to provide a genetic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d of existing privileges for certain groups according to class, race or sex.（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幽灵以各种新的理论出现，为现存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辩护）These theories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enactment of sterilization laws an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laws by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10 and 1930 and also for the eugenics policies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gas chambers in Nazi Germany.（这是美国1910 and 1930的限制移民法及纳粹毒气室之来源）The latest attempt to reinvigorate these tired theories comes with the alleged crea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是其最后一次复辟）We think that this information has little relevance to human behavior, and the supposedly objectiv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reality conceals political assumptions.（以科学客观知识之面貌，隐藏政治祸心）
[18] elitism, racism, sexism, anti-feminism, a denigration of the power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hange.
[19] Suggesting that sociobiology could lead to the gas chambers and say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protocols of science was a poor strategy indeed. The scientific criticism, often excellent, was buried beneath political comments so ill–advised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normally sympathetic to left–wing opinion, didn’t hesitate to take Wilson’s side.
[20] 1929年，列万廷与威尔逊同年出生。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生物学学位， 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数理统计学硕士，两年后获动物学博士学位。Richard C. Lewontin的著作有：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此书为进化生物学的经典教材。Human Diversity,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82。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with Steven Rose and Leon J. Kamin)，1984，（中文译名《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1991，（中文译名《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基因的教条》）。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文译名《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It Ain’t Necessarily So：The Dream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Other Illusions，（中文译名《并非必然：人类基因组计划之梦及其他幻觉》）。已翻译出版的有《遗传分析导论》David I. Suzuki, Anthony J. F. Griffiths, Richard C. Lewontin著，兰斌等译，1990，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Richard C. Lewontin论文可在此链接查阅。
[21] John Maynard Smith 说道：
当我和古尔德及列万廷谈话时，我成为一个社会生物学主义者，当和威尔逊及 Robert Trivers 谈话时，我则发现我同样极力反对他们。
并指出，事实上，这场争论由于意识形态而导致双方均着力于攻击彼此心中的稻草人而漠视了真正有价值的评论及观点。
[22]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51) . 相反的观点是1959年，美国遗传学家谬勒的抱怨：“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
[23] 由于背负公众的良心，列万廷经常和各方开战，比如在《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中抨击三 C 理论（激变理论 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 和复杂性理论 complexity theory），以及对智商测试（IQ test）及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
[24] 古尔德的作品翻译较多，如《自达尔文以来》及《熊猫的拇指》等，其论文目录。
[25] 连续性在这里所指的是种群及基因的延续(reproductive success)。
[26] 比如“铁达尼号”上的绅士行为。
[27] 经济学上，张五常的老师 Alchian 提出一种类似说法：as if 理性。所谓 自然选择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的关系 ，按照汪丁丁的叙述，假设洛杉矶有一队赛车手，开着汽车穿越加州大沙漠，比如说，有一百条道路通往目的地——芝加哥，人们不知道哪条路上设有加油站。如果没有加油站，则汽车在中途就熄火，到不了芝加哥。这时候，如果经济学家都在芝加哥终点观察世界，那么他们看到的所有赛车手，看上去“好象”是预先就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而所有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的车手就开到了芝加哥。这就是经济学理性假设的 as if理性 。这种解释方式，事实上，是一种以事后的结果来论证事前的套套逻辑，对此的反对意见是由于 lock in 局部锁入使得局中人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最优选择。
[28] 类似《黑客帝国》里以为生活在真实中的人，其实肉身却是虚幻的，是编码程序的一种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