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的第二章，讨论 作为经济的文明 时写道，
无论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落之中，经济活动总是会带来一定的剩余，这些剩余的花消，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可以说，大量的物质剩余乃是文明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而物质剩余，有赖于经济增长及社会分工而得到。
如布罗代尔所言，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倚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环境，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健康与疾病，经济或者技术的增长或衰落-----所有这一切都深刻的影响了文化，也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结构。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如果将文明视做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种状态以及各类艺术的总体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文明，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而政治经济学便是研究影响文明发生的背景条件。
中文的 经济学 与西文的 economics 有着不同的含义。词语定义演化的路径依赖性，限定了思维的可能发散机会，而不同语言中，词语含义的差异，则造成了理解的差异及强调重点的不同。
西文中的 economics，按照浙江大学 LWD 老师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一个简单的考证》（未刊稿）中所说明的：
econom一词源于希腊。eco的意思是家务，nom 的意思是规则。因此Oikonomike或economics的出头含义就是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主人和奴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道德哲学上的含义一直延续到18世纪哈奇森（1755）和斯密的著作之中。
而 政治经济学 一词，则源自法语 oeconomie 对拉丁语 oeconomia 的扩展。LWD 写道：
用
经济一词表示节俭、勤俭和精心管理家庭和其他组织财务也是拉丁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词首先在法国出现。一般认为，孟克莱田于1615年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金（King, 1948）的研究指出图尔奎特 Turquet 早在1611年，也就是比孟克莱田早4年时就已经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在英国，配第于1683年和1691年使用了这个词。詹姆斯.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书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边沁、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都把政治经济学确定为是研究依法管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体系。小穆勒则坚持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它要深入事物的深层进行研究和说明。
这说明，
把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提供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含义在19世纪的上半叶是极为广泛的。
进而，
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最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恩格斯则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使用 政治经济学 这个词语的时候，所想到的是作为敌人的资本主义。
而另一部分人澄清 政治经济学 这个词语可能容易让人造成这门学科主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误解，
1863年，赫恩 Hearn 建议把政治经济学改名为财富学或者努力满足人类需要的学说。麦克劳德 Macleod 于1875年提议改称政治经济学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克交换物品数量关系的规律的科学。杰文斯被说服采用这样一个名称。随后，1879年马歇尔夫妇就把他们出版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名为《工业经济学》，1905年当杰文斯最后一次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便将该书改名为《经济学原理》。所以，英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马歇尔在提倡和推广经济学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是主要贡献者。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政治经济学几乎已经都改称经济学。
到罗宾逊夫人和凯恩斯以及熊比特的《经济分析史》，
经济学被简单地看作是一套分析工具。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智慧的工具。
而沿着马歇尔的道路，经萨谬尔森数学化之后，经济学彻底的达到了韦伯的经济学与价值判断无关论的工具观点。这成为百年来的经济学主流。
正如 LWD 所说明的，当本世纪60年代以来，沿着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了政治生活等非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去，由此而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布坎南的弗吉尼亚学派通过公共选择学术使得经济学与政治问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而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某种政治经济学。于是，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变得更加复杂，而纠缠其中的，则是阴魂不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 政治经济学 的复辟主张。
回顾完西文中的 经济学，再来看中文中的 经济学，按照汪丁丁在《经济原考》中所作的词源说明：
-
经：章太炎《经学略说》：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谓之经。
《说文》：经，织也。
《左传》：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
由此引申出治理和规范的意思。《诗·大雅》：经之营之。
《周礼》：体国经野，
以经邦国。
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由此和济字相连接。 -
济，《说文》释名济水而外，无详解。《易经》有既济，未济二卦，其义似应从治水而来，(治水，齐水也)，再引申为利用，管理，完成，丰盛，给予，利益。《易·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从济字的规范和完成义又引申出中止的涵义。《诗经》有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康熙字典》引《左传》：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又见《辞海》引《书·陈君》：必有忍，其乃有济。
所以，济字的止义含有后来《大学》止于至善的意思，与明明德相接，这就回到了经字。
如同汪丁丁强调所：
从中国
经济学的双重涵义——经义之学和利益之学，可以论断：所谓义利之辨，其实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之一。
汪丁丁指出，由于词语的路径倚赖性问题，在中国人所使用的词语 经济学 中，义利之辨 之辩乃是经济学话语的背景基础。而这个基本核心问题，与苏格兰启蒙时代将 经济学 视作研究 一个社会里生产，交换，消费 的学问一致。当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对人的自利本性和人的恻隐之心这两个假设中，哪一个对于解释经济行为更为重要提出疑问时，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 义利之辨 的问题。由此，中文中 经济学 一词，与西文中的 economics 一词，共同面临 义利之辨 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现在的中文话语体系中，可以翻译为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问题。
但是，汪丁丁只考察了 经 与 济 的本来含义，并没有进一步考察 经济 这个词语将 经、济 两个单字连起来的词义变化。他只是基于阅读，谨慎的指出 经济 这个最早似乎见于杜甫的诗中。这种论断是相当谨慎的。王彬彬的《“经济”补说》引用了李白的《嘲鲁儒》中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的句子，指出最早将 经济 二字联用的，也许是李白。
对于唐诗中，经济 这个词语连用的例子，Michael 在本文的附录三《唐诗宋词中的“经济”》一文中，作了一个索引，列举了出现 经济 一词的唐人诗句。《李太白集》经济 一词出现四处，《杜工部集》经济 一词出现五处，比李太白（701-762）年长的，张九龄（678-740）孟浩然（689或691-约740）、王昌龄（约698-756）均使用过这一词语，比杜工部（712-770）年长的，王维（701-761，一作698-759）高适（706-765）均使用这一词语。基于文献来说，《全唐诗》中，从年代上说，最早使用 经济 一语的，极有可能是卢藏用的《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贻平昔游旧》的
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
经济 在唐诗中大量出现，说明这个词语此时已经在读书阶层中广泛使用。王彬彬引述日本富山大学竹浪聪的考证，认为东晋道教葛洪（283－363）的《抱朴子》内篇中，
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
中的 经世济俗，为 经济 一语的 原形。
但事实上，经世济俗 并非道家思想，而是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经过孔子修订的《礼记》的《大学》一开篇即作了一个导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路径，以个人修持为起点，以经邦济世为终点，构成中国儒家处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在这一意义上，经济 一词背后所表达 经世济俗 的，正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对周礼的修订，历经汉唐、宋明、直至晚清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统思想的核心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与其遵循汪丁丁有点 六经注我 式的做法，将中文的 经济学 的基本冲突定义为 义利之辨，不如说，中文的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学 乃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中的 经世济俗 之学。
而唐诗中出现的 经济 一词，乃至此后梁徐勉和元帝诗中，
早怀经世方，留心在庶绩，厉精思治纲。
《宋史•王安石传论》中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明《皇朝经世大典》，皆可列入中国的 经济 渊源。于是，如此说来，和培根勋爵一样，博学多才的卢藏用，（《列传第四十四．卢藏用传》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虽隐居于终南，而执着于经济，难免后世有 终南捷径 的典故了（一笑！）在这一意义上，便得以理解，为何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便一直与政治及价值伦理纠缠不休，因为词语本身，已经限定了思维及话题。
于是，可以重新回顾当年严复对《国富论》的翻译。如同竹浪聪说明，经济一词，唐以后传入日本，其义渐狭，专用指财务政策、财政措施。深合西文 economics 之义。这也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原题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所研究的作为文明的背景条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国家致富的经世之义。
严复坚持将 economics 译成 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 译事例言 中说明：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同时严复在《四十自序例言》中所说的，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之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律三家著作，皆宜移译。
如同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第五章《原富》中所说明的，而严复之所以选择斯密的著作，乃是因为斯密的著作是源而不是流。而同时，严复强调了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的是增进本国富强
而歪曲了斯密的原意。这源自严复与斯密的问题意识的不同。如果说，斯密运用了自由主义原则以强调重商主义的话，那么，严复对斯密的翻译，却是自1840以来中国重兴强国之梦的关注。严复清楚的意识汪丁丁所指出的斯密的教义中的 义利之辨，并在《原富》按语中，指出孟子
亦有仁义而已，何必言利
以及董生
正谊不谋利
这种正统教义的问题在于
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
的不可操作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严复对 经济学 翻译的抵制，显示了其已经摆脱的传统士大夫的 经世致用 的角色，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经济运作的可能规律，尽管其背后，还有着强烈的强国的情结。
计学 这一词语，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学 这一词语的流行，或许显示了儒家思想的粘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马克思主义经过苏联的重新注释，再流传入中国时。马克思关于 政治经济学 的见解，便正如赫恩 Hearn 及麦克劳德 Macleod 所担心的，变成为政治的服务的经济之学。而对于换了个皇帝打工的士大夫阶层来说，经济学 这个词语，正是彻底的正统儒家教义的重新表达而已，一切顺理成章。于是，这也正是80年代以来，西文中，马歇尔-萨谬尔森化的 economics，自1949之后，重新传入中国时，便一直与政治及价值问题纠缠不休，而开始的修学者，也大多抱着当日严复的屈辱与梦想的志向，这再次显示词语对思维及话题的限制，乃至百年来不变的问题意识及传统思维定势。
重新回顾一开始布罗代尔所言，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文明发生的背景条件）时，可以看到，布罗代尔乃是基于19世纪的上半叶的思想传统上使用这一词语。由此，可以摆脱国家及民族的界线，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讨论如何基于劳动分工及自由市场，达到物质剩余及经济增长的可能。此时的经济学，与政治及价值无关，成为一种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关于 文明如何可能？ 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