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幸运的享受了现代科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的舒适和便利，但也很可能会很不幸的面临机器人的全面反叛。但无论如何，科技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算如郭童子般隐居普陀，也难免会受到酸雨和毒气的影响。
科技是如此深刻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致人们经常忘却以下事实：近代所熟悉的科学的起始概念和方法，在有史可征的数千年间，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作为少数有闲阶级的智力游戏而被学习及传承，并没有社会规模上的物质及制度基础，来支持科学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分工及生产。而技术，则从人类还在能人阶段开始，数百万年间，以手艺的形式，分散于工匠之手，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而逐步精练。
直到16世纪之前，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于分离并独自发展的状态。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三个世纪，仅仅不到100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还是被当成炮灰而送上前线。要再过几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才被豁免兵役，集中起来，利用其研究成果助益战争。科学家成为一时新贵的原因，只不过是这几十年间，政府终于重新将培根勋爵的 知识就是力量 诠释为 相对论就是原子弹，从而基于一种功利主义角度的选择而已。
这些事实经常被忘却的原因，仅仅是过去这50年间，科学，技术已经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社会的制度支持将其力量进一步放大，并以新的物质及巨大的威力，（比如可以毁灭城市的原子弹）生动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正是基于科学及技术结合带来的变革，矿物资源、动力器械以及通信工具的引入，使现代的物质生活远远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
科技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人们经常不自觉的将当代所习惯的社会制度及认识，去理解过去时空领域上的社会生活，从而得出一些 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张五常教授《创作与抄作》（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中所说的：
只有经济学我一开头就创，没有抄过，但那是科学，不是艺术。没有听过科学要从抄学起。
便是一个例子。对于当代生活、社会制度的习惯，和对科学史的无知，正是出现这种 流行的谬误 的根本原因。培根勋爵说过另一句话：
读史使人明智。
广泛的阅读，可以保持一个 Open 的头脑，而获得超越当下生活和制度限制的自由思想。当代人所以缺乏创造力的原因，除了缺乏想象力和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缺乏这种 Open 的头脑。
科学和艺术中对待创和抄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制度现象。独创性和优先权仅仅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种激励制度。而这种激励制度，仅仅是在科学共同体形成之后才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从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就适用的规则。
没有听过科学要从抄学起
这句话，正是按照当代的观念去误解前世的事实的流行谬误。这种谬误，如果通过对科学社会学（S.T.S）的学习，理解到 科学 事实上只是作为共同体的一群人中通行的一种游戏规则，便可以避免。甚至进一步的，如果考虑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关于 科学词语有限性 的说明，便知道，抄 和 创 事实上，仅仅是一种分类行为。而对分类行为本身的界定，则一种演化中的因袭文化中的内容，也即是说，所谓的 抄 和 创 的边界其实极为可疑，而人为的将其对立起来这种设定，从一开始便可能不成立。从而，张教授的判断便无从说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读书及知识的学习，可以改变很多流行的谬误信念，而保持一个 Open 而不顽固的头脑。
考虑到尽管默顿学派的（S.T.S）和爱丁堡学派的（SSK）虽然在 科学哲学 之后便零星的介绍给中文读者，但基于读者的知识背景，这篇文字，主要在于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解释科学、技术的分野及其结合的历史，以说明前面指出的，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制度现象的 科学。至于基于 SSK 考察的内容，可能时，留待日后再行论述。
一、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词源学。
科学 和 技术 这两个词语所分别指代的事物，在当代常被简单的理解为抽象知识（科学）和应用事物（技术）的分野。而按照传统的理解，对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追求，则对应于求真、求用、求美。尽管基于后现代的视角，这种理解极为可疑。
在词源学上，按照 Raymond Williams 在《关键词》中所说明：
技术 Technology 从17世纪起，指的是对技艺做有系统研究的描述。最接近的词根是希腊文 Tekhnologia，指有系统的处理。
而 科学 Science 这个词则从14世纪成为英文，其最接近的词源是法文 Science，拉丁文 Scientia——知识 Knowledge。直到18世纪前，大部分的 Science，都被称为 Art。在古人的词语运用和理解中，科学和技术均被隐含在 Art 中。Art 和 Nature 相对，Nature 用于指人类符合自然本性的部分，而 Art 则用以指示人类技能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以后，技术这个词语，才从工艺 Art 上分离出来，而 Science 这个词语与 Art 分离的分离，同样是在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巧合，在16、17、18这三个世纪中，欧洲发生了巨大科技变迁，使科学和技术分别脱离了过去的手艺，逐步成为今天为现代人所熟悉的现代化力量。这种词源学上的变化，正是因这种科技变迁而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变迁，稍后于15-18世纪资本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巨大变迁，伴随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形成一种 Gloem 怪物，以市场为组织形态，以商品交易作为渠道，打通地理及制度上的障碍， 将全球不同国家实体卷入全球化浪潮中。从而，词源学上的知识考古学，从某种角度上说，显示了现实的社会变迁。
二、 科学、技术的历史。
亚当斯密除了 看不见的手 为后世所关注外，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在《国富论》中，他因袭并发展了《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考察。其中关键的要点是市场容量决定了分工水平。后来杨格反过来提出分工水平也会拓展市场的容量。形成正反馈。如果将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话，考虑到直到近代，人口才膨胀到如此大的密度，那么，科学它在近代的出现，也符合斯密的设想。而科学技术的应用，也为更高密度的人口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
基于现今可以考证的人类历史，可以推想，开始时，人类乃是赤裸裸的来到地球，倚靠肢体作为获得食物的工具而延续生命。在史前期的200万年期间，收集食物的手艺，及对身边动植物的了解，决定了肉体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手艺的重要性，在于其决定了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本质性类似于一种通过摧毁硬盘服务器的方法以彻底的消灭网络BBS上的敌对言论。
正是倚赖于工具的不断使用和传承，才使人类，这个在肉体上相对于其他天然物种脆弱的群体，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史，在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便直接倚赖于技术的发展。而这时，尽管我们并不排除某个狂人在暴风雨后独自仰望头上的星空，悟出足以和相对论媲美的葵花宝典，但很遗憾，由于没有 bbs 可以灌水，所以这一类抽象思考并没有记录并流传下来。
在旧石器年代的200万年间，人类并未真正定居，而是四处漂泊，这时的人口密度估计每平方英里不会超过1人。可以设想的是，在茫茫大地，能遇见一个同类已经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而当时的语言，并未系统化到九三共识，可以同套语言，各自表述，那么，对于身边动植物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这种知识认知在同类间的文化传播，必然更多的依赖于实际动作的模仿，而不是语言上的抽象教育。也就是说，作为 Art 的零星手艺，必然在对手艺的系统整理（技术）之先，也必然在成文传播的抽象（科学）知识之先。
食物采集和狩猎，成为旧石器时代的两种主要社会分工。狩猎使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而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或许也有所改善。如希罗多德所记载，原始民族轻视农业，上古色雷斯人以狩猎为高贵之事业而耕耘为低贱的勾当。但随着人类密度逐渐增大，可以推论的是，在天然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可采集得到的植物，以及通过狩猎得到的动物，数量均将逐步下降。这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旧石器时代的应用。其结果，便是在这种压力下，采集果实和狩猎食物的技巧被自然选择而进化，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分流。即是游牧（流动）和农业（定居）的分流。
就定居生活而言，在旧石器时代，首先获得定居的是死去的人。死者定居于坟墓，成为生者于茫茫旷野徘徊时的原点和固定标志。同时，岩洞成为主要的储备仓库。而水井、高地、河流沿岸，这些相对安全而又物产丰富的地方，则成为定居生活的可能首选。定居生活加深了对身边植物生长周期的理解，再利用自然的周期过程，通过播种获得更多食物。于是，沿着这个发展方向，村落和村庄出现，人类开始定居。旧石器时代采集果实为生的伊甸园生活，终于转变为新石器时代自行播种生产食物的农居生活。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更多的依赖于运动和肌肉力量的武器，新石器时代突出的表现为一个器皿的时代，或者说，一种更有利于发展出母系社会制度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如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仓和住房等技术被发明，对于小规模村落来说，年纪越大的长者，积累了越多的生活经验，而任何创新的发明的作用，必须在短时间周期内立竿见影的显示出来，所以，实用的技术得以逐步改良，而抽象思维则不受鼓励。
在另一个方向上，富于勇力者继续漂流狩猎，并因为食物的逐渐稀缺而发展出各种狩猎工具以及崦制和储存食物的方法，进而，或者继续漂流，或者偶尔回归定居文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那些相对技术落后的农民，由于更先进农业发展的其他农民的压迫，被迫迁移到广阔的草地，成为流动不息的牧羊人。在人类从定居于农业生活到演化出工业文明这段时间里，那些以群体形式游牧于草原的部落，诸如蒙古人，或隐或现，传奇般出现于农业文明的历史故事中，成为一种关于异域的想象。而那些回归定居生活的猎民，则以另一种形式作用于农业社会：即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变。
按照张五常的定义，在鲁宾逊世界中，增加了星期五，便是社会的开始。在新石器时代，当人类结束了漂泊生活，开始聚居时，人口密度比以前要多百倍以上，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也便在这时开始。而因为剩余物质增长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便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困绕着人类社会。在定居生活的社会，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财富，一种是自行生产食物。另一种则是从别人手里偷或抢，即是所谓的强制性财富再分配。对于使用第一种方式，自食其力的农民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人便可完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丰衣足食，帝力何加焉？但在初民的社会，积累下来的剩余物质，关系的不是温饱之后的小康，而是生命忧关的生存问题。猎食失败者，和收成不好的农民，极有可能利用武力进行劫掠或者偷盗剩余物产，成为 流寇。进而，部分猎民被招安成为军人，军队和防卫系统相应衍生，于是，供养这种公共服务的税收系统成为必需，这即是作为 坐寇 的国家和政府的出现。
在人类有史可载的文明中，除了偶尔为流寇骚扰的时间外，大部分时间，社会乃是由身怀利器的坐寇统治。无论坐寇之间，采用战争方式的暴力掠夺，还是和平时期，坐寇和百姓在约定的规则内和平竞争，（竞 字的 刑天舞干戚 味道，显示了竞争背后的弱肉强食），恰恰正是剩余财富的增长，以及对财富再分配的争执和博弈，才衍生出后世种种复杂而精致的政治制度。甚至后来经由多个流寇竞争，出现了防备大独裁者的民主制度，也是因为剩余利益的分配博奕而产生。人类的政治史，充分显示了剩余财富分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攻击时的所选择角度的煽动力以及为什么 均贫富 一直是后世各种暴力革命机会主义者的终极口号的原因。
坐寇 出现的结果，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组织动员术的高速发展。在正面意义上，促使水利灌溉工程方面的成功以及城市的兴起。而负面意义，则是人类不但在驯化动物的过程进行了自我驯化，也同时被动物一样，成为被统治奴役的奴隶。大禹治水的成功，意味着人类这个群体踏上了改变自然的第一步，从此，可以采摘天然果实的自然环境一去不复返，伊甸园的生活，也便只能残存于对神话的追忆中。无论人类此后如何力图和环境和平共处，人类的出现，虽然因自然而生，但却因为自身确立的存在，而令环境的自然再不可能。
另外，灌溉技术及大规模水利工程集约化农业的成功，则使更多的食物被生产出来，同一块土地上，能容纳更大密度的人口。城市由此出现。城市与王权制度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城市作为一种大规模建筑，除了集结整个群体在物质方面的社会成就之外，也因为其神庙和宫殿而获得符号象征。城市一方面集结了神权意义上的一切功能，另一方面则以其大规模的建筑，显示了统治者经由王权制度表达出来的力量。（这即是所谓 大型纪念性建筑，如果用心去体会后世许多貌似宏大的水利工程和类似动物鸟蛋的剧院背后的权力性质，便得以理解这种神权和王权结合的炫耀性，奇怪的是，在文明进化了2000多年之后，这种人类可笑而愚昧仍然得以延续），由此，建筑本身体现了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而城市的出现，带来的另一个负面结果是，人类的战争史，从此便与城市相始终。如果说，先民为了物质和生存而争斗，那么，对城市的征服，不但意味着对城市富饶物质的劫掠，也意味着文化意义上具有标志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充分具备意识形态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战争才成为不同于动物世界斗争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争。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所说的，
每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
而亚历山大在征服埃及之后，和阿蒙神的和解，正充分体现了折冲和妥协。
公元前6000年前后，沿着大河流域：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近东六大城市文明的出现，这是第一波值得记忆的城市历史。不同文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字书写、算术、天文学。这些知识因为纯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兴起，书写为了记帐，几何学为了丈量土地，天文学为了观测时间，而金丹术则产生于关于青铜和铁的冶金学。这意味着应用科学的出现，必然早于纯粹的抽象科学，或者说，对于有用知识的追求，必然早于对不切时用知识的追求。就此时的社会制度而言，社会并未完全分工出一些专门可以依赖传授知识为生的职业。而所学习的知识，作为生存技艺的一种，训练的是如苏美尔人在泥版上不断重复演算算术的精熟，而非对创造力的强调。知识属于整体所有，而非私人所有。尽管在这些技艺背后，仍然可以看到某些创新的欲望和冲动，但是，很遗憾的是，这只能说明创造的欲望，乃是人类本性之一，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基因变异，天然而生，而社会制度，只不过作为一种外部环境，通过制度激励，诱导其变迁方向而已。这些古代文明留下了许多宏伟的建筑，金字塔、巨石阵、复活节岛的雕像等，都显示了这时的手工艺水平和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集权组织能力，令后人惊叹不已。而残存下来的建筑，无论设计还是施工，均充分显现了工程师式的创造力。但这些建筑并不以某一个工程师而命名，而是以法老的名字命名，以障显统治者的丰功伟业，而不是以设计施工者命名。
从6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人类社会的诸种基础制度，如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乃至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出现并不断变得更加精致。相应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集约化农业的成功，伴随大量剩余物质的出现，带来人口庞大的城市，中央集权王国，以及军队，税务官，警察，僧侣等各种职业，乃至后来为知识传播带来巨大作用的书写的出现。社会的诸种复杂制度由此成型，并成为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但一直要到数千年之后，直到近代，人类才将社会制度本身列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上说，人类结成社会，乃是在人类理解社会制度之先，这为哈耶克关于制度的自生自发扩展秩序必然在可设计的制度之先提供了历史依据，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如是，未来未必如是。
从公元前2000年以后，在地球上广阔的领域上，新旧大陆上的文明，便各自因着自身的机缘发展，各自配合着当地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开始的条件约束，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如此有趣的不同世界，比如作为旧大陆交通枢纽的伊斯兰世界、远东封闭而广阔的中国文明、印度诸文明，新大陆的玛雅文明、阿茈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这些文明，都表现出城市文明的特征，也在不同时代出现各自的辉煌，比如8-12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吠陀时代和印度教时代的印度，汉唐时代的中国北方和宋明时代的中国南方，所产生的大量抽象文化和精致工艺，至今仍为后世称道。
这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层面上表现出灌溉型农业、集权政治、分层的社会制度，精致宏伟的建筑，侧重实用的知识结构等类似特征。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和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自的范围内逐步深化，但这些文明都没有发展出后来欧洲的自然科学。在这些高度集权的国家中，知识因其实用性而受到国家的资助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的管制和导向。后世意义上的科学还没有产生，战争促使一些器具的生产技巧得到不断改良，比如因应于城市的坚固，中国便出现了公输般的攻城车，希腊，则出现了亚历山大帝的抛石机。而为了对付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火器的使用也被陆续接受。但整体上说，技艺仍然满足于一种手工艺的实际应用，却还远未达到系统化的水平。在这些古老国家中，抽象知识和实际工艺仍然独立发展，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可能类似于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变化。而这些古老的国度和文明，或者消亡，或者以不同面目继续演化，直到其后代被卷入欧洲因近代科学技术而生的现代化力量为止。
在这些文明中，就历史记忆而言，现在的伊斯兰、印度、中国仍然存续着他们祖先的印记和遗痕，为后世留下很多有趣的事物。而希腊-罗马，则因为对于后来欧洲的影响而值得回顾。下面一节，将讨论中国和希腊的情形，然后，在再下一节，焦点，将转向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
待续。 Michael Chen 写于2005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