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斐洛对犹太教义的哲学化
希腊哲学经由苏格拉底引入价值伦理判断，再由柏拉图引入理念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分之后，已背离纯基于自然的思辩而指向俗世，这方便了犹太教的哲学化。
聚居在 Alexandria 的流落异乡的犹太人（The Jewish Dispersion），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更受希腊化影响，这种地理上的分野造成的思想歧异，促成日后教义中对希腊哲学吸收的不同意见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宗派。典型的例子是经文释义时隐喻解释法的运用。
《圣经》由历代文书拼凑而成，早期的神话和后期的情景未必尽能和谐一致，对于这些易让人觉得荒谬的部分，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尽可能贴近文本本义，采用字面解经法，少量采用寓意解经法，对含义未明的部分（比如《利未记》13:11-13），则断言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而亚历山大城的解经者，则倾向于采用隐喻解释的办法（寓意解经法）以使道理更加自恰。比如说，将禁食肉的戒律解释为不要虐待作为同类的动物。
从修辞学看，基于文献记载，隐喻 这一词语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的Kleanthes开始运用。希腊哲人在对荷马史诗的去神话化时已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七十子圣经》对希伯来文本圣经的翻译中已显示出对这种方式吸收的痕迹（这或许是 Freud《梦的解释》对梦的自由阐释时所依据的传统）
这种解释方式，将《圣经》当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文本，为原先文本去神话化，甚至借着文本，畅述己意。但这种 六经注我 式的解说方式，允许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阐述，从而产生各种可能的歧义并引发各种争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便变成宗派对阐释不可见上帝的话语权力的争夺。或者说，不同教义解释导致权力分配的问题。从而，一旦后世确立了 正统的教义 之后，这种采用新的阐释方式以从旧文本中获得新意义的方法便被主流教会所抵制，以至于区分出正统和异端，用暴力的形式以制止新的阐释，比如布鲁诺的被烧死，从这一角度，我们得以理解后世 整风整党，反对 修正主义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原因（很有趣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权力在握者为正统，弱势者为异端，中间并无是非讨论之余地，这和现今中文世界49以后，胜者为左败者右，而非西方世界以侧重平等抑自由为 左、右 之界定类似）。
关于大陆对古代基督教的研究情况，章雪富2002做了一个概述，大陆研究得很少，主要集中研究斐洛，忽略了约瑟斯福，老普林尼等人的文献。而就算斐洛的研究，比起西文仍是少的可怜。
斐洛，又称 Philo of Alexandria，（Philo Judaeus，约公元前25年出生），公元40年，他代表犹太人去罗马游说国王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之中有较大影响。他的希腊文法深深印着柏拉图的风格，显示了希腊哲学的熏陶，就家世而言，他出身犹太望族，好学沉思，会通两希思想而每自出机枢。
2003翻译出版的 Ronald Williamson 的《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些关于斐洛的二手学说，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则翻译了他的《论〈创世记〉》，而此前，中国人对斐洛的认识，来源于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鲍威尔的零星碎片的见解：
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斐洛和塞内卡。这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
布鲁诺·鲍威尔的疑古心态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类似，凡古皆疑，他认为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都是问题。这种怀疑到了恩格斯时，更直接的，基督教被认为来源于 庸俗 的后斐洛派。于是，基督教历代的教义争辩和修订便被当成旁支末节，思辨为价值判断所终结。如果说，基督教会用上帝存在这一理由，终结了一切哲学的终极追问，那么，马恩列斯则用了另一种方式，更为粗暴的终结了这种追问。
从历史发生的次序来看，可以确信的是，斐洛对于日后将他追认为弥塞亚的基督教完全没有任何预期，他所做的会通两希的知识努力，与其说是基于现实的问题关怀，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好奇。按照 Ronald Williamson 重编的斐洛著作的解释，斐洛的努力包括四部分：上帝学说，逻各斯学说、《圣经》解释法、伦理学说。Ronald Williamson 用这么一个比喻以说明斐洛对寓意解经法的运用：
斐洛甚至可以从一份火车时刻表中引出柏拉图的理念，
以从本来没有任何隐喻意义的文本中说明他所认为隐喻的意义。
斐洛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和旧约圣经，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和谐不悖。或者说，他力图消除犹太教义和希腊哲学之中的不和谐部分，他的做法，便是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成为后世 三位一体 的原型之一。但与后世三位一体的 圣父、圣灵、圣子 的三位一体不同，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三位一体便是 上帝、锣各斯（Logos）、摩西。而完全没有关于基督的想象。
基于《新约》所记载耶酥出生时的天象（后世圣诞节装饰星所象征的伯利恒之星），按今日天文学的考证，假如耶酥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应该在公元前6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以南约6公里的伯利恒，活动地区主要在加利利南部的拿撒勒。罗马的史学中，塔西陀(55-120)和斯韦托尼阿(75-160) 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也没有提及耶稣之名。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的《犹太古史》（Josephus 约公元37 ～ 95）中有两处提到耶稣，但这后来被考证出是3世纪时基督徒的伪造。可以这么说，耶稣在世时的影响最多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远未传播至亚历山大城，斐洛，要比耶稣年长20-30岁，虽然曾到过巴勒斯坦，但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同样没有提及耶稣。这种沉默，显示了他对基督教，假如他真的略有所闻的话，也是毫不措意。
斐洛的上帝观念中，旧约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思想被逐渐祛除，上帝作为一种完全抽象的不可知论概念，或者完全远离世界的纯粹超验性而存在。而上帝与人的沟通则有赖于 Logos 这个中介者，Logos 这个概念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用来说明印在自然秩序之上的理性，或者说，不受人影响的不可知的秩序和力（一只 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在《七十子译本》的前三句中被引入，早期的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借用了老子的《道德经》将其翻译为 道。
Logos 之所以被引入的理由是，如何上帝真的是纯粹的超验性的话，那么
上帝的被理解如何可能？
愚蠢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如何可能去理解造物主本身？斐洛将斯多葛学派这个概念引入来作为上帝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这种心态实际上相当接近于希腊哲学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秩序和不可抗拒力的好奇。当斐洛将哲学视为通过思辩，来洞察被上帝占有的 Logos 时，事实上，已经将犹太教义的纯粹信仰引入一种思辩之中。尽管上帝是终极存在不可认识的，但他已不是沉默不语的终极存在，而是可以通过对上帝的光所溢出来的光——Logos 的理性思辩加以认识。
在斐洛的用法中，Logos 大写时表达上帝的力，而小写则表示由上帝的光溢出来的世界和人之中的秩序。对 Logos 的这种引入导致了一种基于智力上的区分，早期犹太教的先知是一种能制造出谶谣的预言家，先知的存在倚赖于神迹，不倚赖于智力。假如先知的预言真的一语成谶的话，那么，这并非来源于理性推导，而是来源先启式的偷窥了上帝为人世所编写的剧本。而一旦引入 Logos 之后，对上帝的认识便被转化为对 Logos 的认识。这需要哲人的深思和怀疑论证，而这种论证背后，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可知的上帝所溢出的光，作为 Logos，以冥冥中左右人类命运的力的形式，为高智力者所感悟。斐洛将 Logos 用于专指上帝的思想，而 nous 专指人的理性能力，显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斐洛没有想到的是，引入 Logos 之后产生了神性和位格这个很让后人头疼的问题，甚至进而启蒙之后，对 Logos 的反思，竟导致上帝是否存在这一整个信仰体系的起点产生疑问。
斐洛的其他思想，比如原罪观念、通过心灵奉献进行忏悔的观念、禁欲观念、贞洁受孕（处女生子），甚至包括对诸如割礼等律法是否必要放松，教义是否可能为非犹太人所理解等问题的思考，为后世的基督神甫做了一系列的铺垫，但对于本文所考察的关于历史哲学来说，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犹太人的宗教，便是犹太人的历史，一旦斐洛在犹太教中引入希腊哲学之后，上帝的存在，退化为一种终极不可知的力量，而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赖于先知向哲人的靠拢，使 道 通过思辩而可能为人世认识，这么一来，线性时间下，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引入不变的 道，历史便可能因为 Logos 而变得逻辑一致。这种对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调和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之后的世代。而这期间，是基督教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