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书名所表明，就现在所知，地球乃是人类历史展开的主要场所，人类的活动，深受地球地貌和天空气候的影响。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说，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条件，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工业等，人类无尽无休的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却完全相同。
当将考察的视点，离开上一节汤因比所描述的《帝国时代》中《征服者》攻城掠地，成王败寇的游戏，转向这兴亡大戏背后，百万枯骨的平凡人生时，如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开篇所言，
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来展望未来。
作为环境的气候和地理，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间结构，使后人得以在时间流逝以后，理解大地上平凡众生过往残存的足迹。
中国传统中，天文地理之学，作为军事家必备之素质，一方面在《幼学琼林》等传统启蒙读物中普及，一方面则被赋予一种超能力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当时光逝去，知识分工专业化之后，传统的这种知识，再不如先前般重要，现今除了专门的天文及地理学家外，所能见到的传统残余，在民间，便是堪舆玄空之学中，关于 风水 的种种知识，甚至这个词语，也被借用来理解世事变化无常背后，冥冥中的运命规律。而在电玩时代，便保留在光荣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公孙胜、张角诸人的 天变 能力中了。
除了与地表互相作用，形成诸如海洋、沙漠、雪原等不同面貌外，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大气，为农业社会带来至关重要的降雨。在 Herman Goetz 对印度史的区分中，一个具备大量瀑布和湖泊的湿润的印度，和一个由印度河—恒河平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形成两种不同的的印度面貌，由此两元衍变演化生灭。对于中国来说，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的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说，
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15英寸等雨线 与全国的国防线—长城的防线大致符合，促成了游牧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塞内塞外的分野。这种分野陈寅恪先前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已经做了一个考察，即是历朝外患与内政之间的连环问题：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
也即是说，气候及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初始禀赋从一开始便以不同的资源及技术形式进行分配。黄仁宇的考察中，这种不同造成的资源分配，是两千年中国，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塞外、塞内不断激荡，外族间断入侵的基本背景因素。
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对于长城以内的内政来说，周而复始的干旱和洪水，从大禹开始，治水便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主题。1 而这种气候直接影响了农业收成。这是历朝饿民暴乱的主要影响因素。
按照黄仁宇的考察，灾害相当频繁，各省的文献，也记录了相关的事件。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tie et fammine en Chine au 18 siecle 也曾做过一个回顾。荒政 是历朝对抗天灾的一个制度。
汉以后，天下一统，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大饥，令灾区移民就食于蜀汉。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山东江陵等地水灾，武帝令水运巴蜀之粟赈救山东及江陵之灾民。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于边郡设常平仓。这是荒政的开始。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于乡村建义仓。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修常平法，令各州设仓，重复旧制。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置 社仓， 淳熙八年（1181年）推广于各地。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董煟著《救荒活民书》，历述前朝救荒策略及对策。元明之间，有灾蠲之制，报灾、勘灾、蠲税粮、科差均有定制，且行赈粥、煮赈之善事。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灾赈之制入《大清会典》、《户部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典之中。按魏丕信对1743-1744年直隶救灾的考察，清政府是时的救荒制度，可谓措施得力，成效卓著。
道光、咸丰之后，历太平天国、义和团之乱，加之赔款甚巨，国库日渐空虚。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大旱，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 丁戊奇荒。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云：山西
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华北人口锐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下降为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梁方仲：《统计》甲表）。经此奇荒，华北四省人口骤减约700万，为历朝之最。究其原因，与国家制度崩溃有关。是时，国家制度崩坏，民间团体应运而成，洋务派人物，南粮北调，活人无数，可谓功德无量。
就荒政一事而言，历朝天灾不断，而人祸有时。此后百年间，国势动荡不已，1960-1963三年间，人口锐减3,500万。为 丁戊奇荒 之5倍。有史每归咎于 三年灾害，而修国史者，再无董狐直笔，或三缄其口，或封锁消息，或掩盖史料，或涂抹数字，或委诸天灾，究其时，公社化、大跃进，致民无剩余，而当政者骤得天下，犹汲汲于天下之家产分割，两千年传统，尽目之以腐朽，旧制崩溃，新制未兴，是有此史所未有之大灾难，究其实，人祸之害，远甚于天灾也。而此后数十年，米粮温饱问题，困扰未休。赵君治蜀，有成效，时谚有
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之语。日后赵君得以超用，或与此有关。而究其背后之地理因素，或与蜀地为邓公乡下有关，一如当日华君为毛匪所超用，与湘地有关也。后来朱君经国时，每于各处广设粮仓，或由其早年饥饿记忆而起，不意。日后竟成致癌的民工粮，世事如此，如走马灯，良可叹也。
气候影响农业，地理影响交通。中原大地，疆域割据，每倚天险为靠。六国争雄，三国争霸，晋分东西，宋分南北，皆倚地理而成。部将拥军自重，乃历朝人主之患。是有庆功楼之惨剧，乃至一夜之间，轮换军区元帅之举。但在气候、地理的背后，真正决定人类活动的，仍然是人类自身的理念以及结成社会的制度。气候、地理、制度之间，可能重叠，也可能交叉。以历朝而言，有宋一代，杯酒释兵权，遂无武力割据之弊，自创业之初遵太祖遗训，不杀谏臣，言论自由为历代之最，以儒术道德治天下，每论治国之道必言荒政。仁心仁术，儒家精神尽显于斯。2
就气候、地理对于不同文明影响而言，古代文明（中国、印度、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埃及）多伴河而生，此外，尚有地中海的海生的文明（非尼基、希腊、罗马、北欧，以及一部分的埃及），乃至阿拉伯的沙漠文明、新西兰的毛利文明，北极上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文明等等。城邦 的概念，先见于非尼基，而后成熟于希腊，而不能为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所发展，气候、地理之影响，可见一斑。然如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言，文明的单复数形式，同样体现了一种世界观。
所谓的西方文明，指的既是美国的
美利坚文明，又是拉美、俄罗斯文明，也包括欧洲文明。欧洲本身又包括若干个文明——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而这些国家则由若干个民族诸如苏格兰、爱尔兰等这些更小的文明所构成。
再往下推究，则涵盖在一时一地之下之民众，尚有千般面目，岂可一概而论。
**按：** 国人 `夷夏` 二元之分，观念数千年沿袭残存。1840以来，泱泱大国被强暴创伤，转化成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努力，1911年以后，凡输进中国的思想，无论希腊哲学、基督神学、启蒙理性、君主立宪乃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日本化的社会主义，均统称为 `西方文化`。救亡之心理，混杂别具用心的使用，奇谈怪论便由之生，是有民国后之诸种思潮。一如令狐冲体内的数十道真气一样，互相激荡，鸡同鸭讲，不可交流。历中原大战、国共争霸之后，时局稍安，文革大狱兴，知识传统为之中断。直至80年代，重开国门，再续100年前文化大讨论传统时，仍未摆脱此种夷夏之辩的传统心理。于是，《河殇》哀叹大河文明的衰落及海洋文明的兴起，将土地和大海对立起来，划分出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仍是此种继续。
当将视野投向希腊—罗马帝国所崛起的地中海时，对地中海这个名词所覆盖的区域地貌的多样性的考察，得以理解生存于这片区域之上如此多种多样的人群及经济形态，以及罗马帝国征服过程中所带来的制度变迁。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第一版序言中说，
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中的地中海，乃是十分清楚明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地中海历史的框架范围问题，作为首先提出的问题，引出所有其他的问题，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由此，地域界限的划分，显示了分析所倚赖的历史哲学。
布罗代尔说，
对于地理学家，地中海从北到南，分别以油橄榄树和棕榈林为界线。南下遇见第一棵油橄榄树时，便来到了地中海，抵达第一个棕榈林时，便已经离开了地中海。按照这种界分的话，气候和树木，决定了地中海的范围。对于地质学家来说，地中海是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由于地质构造的断裂和褶皱而形成的纺锤型地区。对于生物地理学家来说，这个区域的划分方式，可以以其动植物具有共同特征来确定。
而历史学家，则以这片土地及海洋上，人迹所及之处，为地中海文明之所在。广义上说，历史学家所指的地中海，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中海。
按照 混沌学说 Chaos Theory，海岸线是一种自然分形。这种模式源自芒德布罗对英国海岸线长度的提问。海岸由海浪和地质本身力量相互作用而成，无处不在的相似小尺度，汇聚成为整体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随着考察尺度的逐渐缩小，直至原子或者量子级，最终，确定性的可能便面临电子的不确定性问题，加上混沌理论，使根本的确定性不能存在。但如同薛定谔方程对于电子云出现概率的描述，无限的海岸线，有可能有着有界的积分。于是，人类得以按照各种方式，划分出一个可能的确定地域。
也即是说，地中海 这个词语，只不过是人类强加于地球之上的一种划分体系而已。这是人类自身所建构出来的序列。这种序列作为一种判定体系，重新评估了作为自然物的地球原先的序列，由此区分出价值判断。这即是齐美尔《货币哲学》一开篇所说，
实在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通过之我们的观念内容，变成了世界图景。
按照此种哲学，
对象、思想、事件的价值从来不是从它们纯自然的存在和内容中推断出来，而且它们根据价值而来的秩序，与其自然的秩序有很大分野。
这种不同的序列，或者说，学科的知识分立，源于认知体系的自我建构，基于实体世界，构成对实体世界自然序列的一种对应关系。便如盲人摸象一般，知识的序列，形成对世界自然序列的不同折射。典型的，不同地域的人群，在有限的地球上活动，相互影响，地中海的界线，由其外部的范围界定，而地中海人的活动，同样受外界的影响，此种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封闭的实在体系，但与一个封闭的自指话语体系不同的是，历史学因时间性序列，使先后次序得以被区分出来，次序构成事物的意义。而源于希腊的哲学，则以其无时间性的超越，使其独立于历史之外。其分野，构成本文的主题，《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