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屋大维统一罗马帝国时，耶稣尚未出生。从耶稣受难到312年君士坦丁归信，约270年间，基督教一直处于被迫害的地位。君士坦丁归信后不久，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从此，帝国的思想史，便为基督神学缠绕。当教父们掌握了历史著作权，帝国过往的历史便被他们以早期教会受迫害的程度来重新描绘。于是，奥古斯丁的重要性便得以凸现出来，奥古斯丁不但整合了基督神学，同时还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神学解释，使世俗历史不再是单独的历史，而是作为上帝见证的人类救赎的历史，以下几小节，将重构奥古斯丁之前的帝国兴衰史，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帝国的兴起和解体。
历史从何而始，已不可知晓。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
对此，4年前 Michael 在《寒柳堂记梦读后》一节中，遵循齐思和的猜想，
文明初启时，人类不知施肥以养土地肥力之法，又昧于深耕之术，民劳利薄，沿河冲积之地，土地肥沃，易于灌溉，两岸则果实丰富，故初民每沿河而居，及至肥力用尽，则逐河而迁。是故古文明多发源于河流沿岸。
现在看来，这种猜想很是粗疏。
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基于1995年发现的猿人化石，可推断约420万年前，南方古猿已获得某种形式的直立能力。基于对约25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及附近骨头的分析，可知早期石器主要用来敲击动物死尸的骨髓，而非作为切割工具，即是说，此时的南方古猿主要是食腐分子而不是狩猎者。基于约160万年前的图尔卡纳湖男孩化石，其身材体格高大适宜散热，四肢细长可大辐移动，可知此时原始人已习惯远离森林和树阴而在热带草原生活，即是可以走出非洲，进入亚洲。从发明石器后约100万年间，再无任何变化能和直立、制造工具和双足行走这三者相比较更为影响深远而有意义的变化。或者说，这百万余年间的人类进化，并非均速逐渐优化的过程。
约50万年前的原人化石，比之前时代更常见，这意味着一种人类的扩张。约30-2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预制岩核）被确定是蓄意打磨出来的。从气候上看，地球北极的冰盖每约10万年扩张并收缩一次，地球气候随之震荡，原人可能随气候变化而迁徙，但基于这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原人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很难被确认。
关于欧洲古代居民，以约20万-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占多。据1997年的线粒体 DNA 的分析，尼安德特人是另外一个人类分支，与现存人类的祖先无关。此人种常被后世提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与其他人种比较，更倾向于埋葬死者。从尼安德特人的坟墓看，骸骨没有随葬品，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物质缺乏，也可能意味他们不具有宗教意识。同时，伊拉克沙尼达洞穴中一个老年残疾人的骸骨，意味着一种群体性的 社会关怀 在古远之先便已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基于当时的物质条件，这个残疾人很难生存到老年。1
大规模的尼安德特人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远在基于本能谋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组织行为，由此，再次印证了 Binmore 的批评
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辩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2
现存的化石只提供了极少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信息，也没有显示他们具备符号能力。最后的尼安德特人大约是在4万年前-2.7万年前间。其灭绝，与从非洲过来的智人中的克罗马努人的入侵有关。这种入侵对于尼安德特人灭绝手段之残忍，在20世纪多次屠杀和革命中多次重现。而同类相食这一特性则被后世岳飞 壮志饥餐胡虏肉 的雄心壮志再次延续下来。人类残杀的动物性，与慈爱的关怀之间，算起来，竟是同样如此古远的存在。
基于化石来看，这两个人类的脑容量没有太大差异，但3万年前的欧洲遗址所发现的克罗马努人，具备远比尼安德特人更多的符号行为，比如对工具的装饰，雕刻和绘画、精心埋葬死者等。符号行为的差异，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一人种存亡事件， 但事实是否如此，已不得而知。这一事件，大约是最近的一次冰川期再次开始的时候，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新石器时代大约在2.7万年前—7000年前间，以工具划分时代，纯属一种技术主义的划分。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详细的图解了新石器和旧石器的不同，同时列举了17种不同种类的新石器。划分其关键，便在于是否人工刻意打造。按照 Burkitt 在《史前学》及 Mason 的说明，大约有击碎、剥削、截断、穿孔、磋磨等5种方法。新石器工具的出现，对于人类制度的影响，按照林惠祥的说明，包括
- 保护采集石料者的和平公约的出现。或者说，一种武力相当的以牙还牙的博奕的 Nash 均衡点的稳定存在，这引向一种政治经济学。
- 石器成为商品，交易出现。
- 制造石器的分工合作制度的形成。而关于交易和分工这两者的理论，一直要等到亚当斯密才开始论述。
石器工具的进步，使狩猎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古龙以为，娼妓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但这没有任何证据。通过狩猎，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或许也有所改善。约1万年前畜牧和种植开始出现。到铜器大量应用之后，农业更加发达。基于人类学考察，现存部落中，仍有以为狩猎要比农业来得高级，或者说，如同希罗多德所记载，原始民族轻视农业，上古色雷斯人以狩猎为高贵之事业而耕耘为低贱的勾当。这或许显示了人类制度及观念的粘性。从工具来说，纯铜较软，与锡一起融化后形成的青铜较硬，适合做利器，也比石器更持久耐用。大约而言，埃及出现青铜约在6000年前，中国与欧洲南部约在5000年前，欧洲北部约在4000年前，铁矿的冶炼更难，出现的年代比铜器稍晚。
从6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的人类组织生活，可从人类学中获得旁证和丰富的猜想，这一时期，诸种人类社会的基础制度，大多已经出现，诸如社会组织之中的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乃至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等，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均已出现。3
如《各种文化关于物种起源及人类由来之解释》一节所述，于宗教而言，印度公元前1500年间有诸《吠陀书》，而后有《森林书》、《奥义书》、婆罗门教、佛教等。中国《诗》、《书》所载，为商、周（前1046年-前771年）间事，基于殷墟发掘，可断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之存在，三里头之发掘，可断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存在，即公元前2000余年间事。希腊神话及哲学，则为公元前600年间事。
大致而言，自人类直立、制造工具和双足行走这三者出现之后，对器具的加工工艺的逐渐精良，伴随人类自狩猎向农业过渡，各种组织和制度也渐渐成型。而这一切背后，则是大自然变化无常，跨期漫长的气候及地貌变化。所处地貌及气候不同，成为不同区域经济面貌演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因为在农业社会，这两者将深刻影响到农业收成，并进一步决定了城市所能聚居的最大人口数目，同时，这意味着在一个广阔的博奕视野下，博奕者的资源禀赋从一开始便不相同，于是，更进一步决定了军事征服、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博奕。但如果将历史的一系列变化，纯粹的归结于地理或气候因素，如黄仁宇之论大历史与降雨线，《河殇》之论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则未免过于简单，如同中东石油于当代之影响，便非宋前之人所能预料。
按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国的历史，发源于夏、商、周。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商人五迁，不出山东、河南。商最后250年定居于河南商丘旁。器具如青铜、甲骨，以农业为主。最后百余年，周兴起于渭水之间，逐鹿于中原之上，此时之活动范围，以山东、河南、山西为主，旁及河北、陕西。东周后，长江以下之楚、吴、越，即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始与时事。历春秋、战国，而及秦汉。秦灭六国，分三十六郡，如琅琊刻石所云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汉承秦制，重农抑商，一尊儒术，为此后之分分合合定下一个传统基调。自帝国首都辐射而出的驿道，将本来为山川阻隔的地域连成一个广阔的大地，自此之后，历史便在这大地上展开，倚山丘要津为天险，以中原为必争之地，反复折腾，演出一幕幕成侯败寇、将军白骨、兴亡皆苦的大戏。
与此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从一开始便与地中海密切相关。下面这些连接提供了不同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以及罗马城所处的位置，也包括了古罗马的的风光残骸。
链接1 链接2 链接3 链接4
地中海 这个名词充分显示了希腊——罗马城邦的交通特征：水路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其结果，便是城邦的形成。作为基本单元的城邦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中，除了天然的地理条件之外，也与造船技术有关。大海的阻隔，明显造成陆战和海战的不同，中国典型的例子，如隋炀帝入侵高丽的失败，清政府对郑成功的无可奈何，乃至因为对岸常规武器的发展，使试图跨越金门海峡的流氓，当考虑使用远程导弹时，常不得不面对要不要焦土的非此即彼的 角点解 Corner Solution 局面。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地中海，相较于陆地上防守的军队，造船及航海技术所能输送的军队及武力显得很脆弱，至多只能当海盗进行游击战，于是，只能保持对手的独立和尊严，而进行贸易，城邦，也由此形成。而在帆船得到明显改进了以后，比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这种形式，便相应随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和造船技术的限制，使希腊-罗马的城邦获得了一种 天然的合法权利。虽然城邦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大海的阻隔，使大规模战争难以如中国般持续爆发。因而，以海伦之名跨海横渡的十年特洛伊之战，比起后世用 统一 和雷老虎式 以德服人 的大词来掩盖背后的侵略阴谋，也来得更为直接和光明磊落。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写道：
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和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通道。4 另外的许多孤立岛屿、海峡和溪谷则便于防御，因此，城邦易于形成。人们主要把希腊看成城邦，但城邦实际上，在地中海一带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非尼基人的城邦，伊特拉斯坎人的城邦。
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是完全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
城邦的 天然合法性 的结果之一，便是诞生出了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关于城邦的政治理论，或者说，关于 城邦与人 的 政治哲学。如果说，希腊哲学中诸如犬儒、伊壁鸠鲁甚至斯多葛学派等力求提供一种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准则的自给自足的个人生活，甚至基于自身为准则，重新设定所应该遵循的社会道德准则，更接近于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由苏格拉底开出来的这一路哲学，更接近于一种伦理性的政治哲学。
这一路哲学，由柏拉图演绎出 哲人-王（注意其中的连线）和《理想国》，再经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政治做一个规范分析。而另一个常常被人们淡忘的路向则是，从事某种政治实践的三十僭主，同样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虽然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但经由理论阐发和政治实践这两个思路回溯，将苏格拉底设定为古代政治哲学的源头并不为过。
同时，尽管苏格拉底以其非凡的殉道精神，为他所追求的真理献身，是一种典型的个人选择，但他所献身的真理，仍然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中某种社会秩序为背景的准则，或者说，是入世的真理，而不是出世的真理。也即是说，当苏格拉底追问
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
时，这种渐渐离开 相 而专注于 名 的演绎，使哲学更专注于纯粹的概念探究，但这种追问的背后，苏格拉底最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仍然是关于尘世的社会秩序背后的德性问题。因而，事实上，苏格拉底所追问的 人，正是城邦背景下的 人，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三十僭主的实践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各自对苏格拉底的阐发。这也正是伯纳德特在《斯特劳斯的〈城邦与人〉》一文中所说的，
斯特劳斯的《城邦与人》的真正题目是
雅典和苏格拉底。
对于三十僭主来说，作为治理城邦的政治事务者，城邦的局限性已经界定了城邦，或者说，城邦本身已经成为预先设定的前提假设，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基于城邦这种假设，处理此时此地的事情。但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来说，关于城邦的哲学，必然是超越城邦而成为一种规范性准则。他在《国家篇》中的努力，便是尽力去描述他老师潜背景下的秩序，并为这个秩序提供一个哲学证明。
当柏拉图推论出（与任何幸福意义无关的）善的本质因秩序的形式被哲人所洞见，而秩序所展开的逻辑则体现了美时，苏格拉底所追问的什么是正义、勇敢和善的问题，便被柏拉图以一定类型国家的秩序和形式的实在，以社会的形式将解答具体化。这接近于经济学中经过 Arrow-Debreu 之后的一般均衡，为一切尘世提供了一个从没以真实形态存在过的基点。于是，城邦的哲学，超越了城邦本身，成为一种建构性的一切城邦的理想主义哲学。或者说，一个作为基点的最佳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的超越和存在与柏拉图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因为当日后基督教成为国教，神学必须负起重任，去解答所有一切与现实政治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作为统治阶级最为坦城的同党的柏拉图，无疑是最值得借鉴和重新包装的。而尼采的《重估一切的价值》则是以一个新的起点，试图创造一种非欧几何。
在柏拉图的论证结果中，秩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的基准。城邦的正义，便存在于城邦的秩序之中，
稳定压倒一切。
如同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p145）中所说的，古典自然权利论的本来面目若得到充分展开，与关于最佳制度的理论就会是同一回事。也即是说，秩序被定义为自然的，与秩序不符的，反而是 不自然 的。于是，在一个 理想国 中，不自然的人，必然必须被转化为自然的。从《国家篇》到《法律篇》，柏拉图不但讨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基点是怎么样，统治者该如何被教育，还跨越了实然和应然的桥梁，讨论了如何在克里特岛中建立一个国家，实施法律的计划，而对平民德性教育的普遍灌输，则被用来作为构建这种社会的主要手段。在《国家篇》中，欲望必须被抑制，在《法律篇》中，欲望必须被重新改造，但是，柏拉图没有指出，如果教育失效时，该怎么办？或者说，与现行秩序不一致的时，必须采用何种手段？封id---封ip---肉体上的完全毁灭---身份清洗---还是以一种对待那15年前退下来的老人的方式，通过故意遗忘来清洗所有的记忆？《黑客帝国》或许将是解决柏拉图潜台词的一种可能方法。
柏拉图的论证，以 理想城邦 作为 现实城邦 的隐含参照体系，而 理想国 于他处的重新构建，则意味着认为现实城邦的不可转化。而当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一开始就写道
人，按其本性，乃是政治动物
的时候，便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老师这种神圣的疯狂，而完全立足于现实城邦之上。按照一种经济学的说话，不试图去追求终极的最优，而接受一种伯累托改进的次优。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重新构建一个现实从不存在的理想国，而是试图基于稳定的原则和统一的结构，来比较各国政制的形态的优劣。从而提出：
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来三种好政府（君主、贵族、立宪）和三种坏政府（僭主、寡头、民主）。关于僭主，亚里士多德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评论：
一个僭主要想保持权力时，必须做些什么事情：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象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他应该使人民不断从事巨大的工程，如象埃及国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种做法。他也应该授权给女人和奴隶，使他们也都成为告密者。他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要做，并且永远需要有一个领袖（1313a与b）......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但没有决定哪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是更为有效。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21章中写道：
全书里唯有这段话是对于今天最适用的一段话，思想起来不禁令人黯然。
当考虑到各种蠢材和愤青所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仇日情绪，统一之论，以及各种禁忌的词语、删帖的规则，占领阵地的正面宣传的努力，再次为亚里士多德2000年前的话语，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时，可以这么说，在政治哲学上，这2000年，实在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希腊如此多城邦及如此多的政治试验的状况，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如何可能的讨论后不久，便因为罗马帝国的崛起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