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可能并非纯粹而自足，而有其他文化的来源及影响。[1]按照传统的记载，到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有三种宗教，奥林波斯崇拜、俄耳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奥林波斯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俄耳甫斯教派崇拜德墨特尔，厄琉息斯秘仪崇拜狄俄尼索斯。奥林波斯崇拜的宙斯神则稍为节制，而后两者更为狂乱而富于原始崇拜的力量。关于诸神的故事，成为这时的民间思想传统。[2]尽管各民族基于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创造了其本身的信仰，但随着各民族的往来及变迁，流传下来的神话本身，或多或少带有一种谱系的性质。谱系中演化而成的痕迹，要比基于某种连贯的哲学原则而写成的作品更加明显。[3]
待到希腊城邦日渐繁荣时，口述的零散神话，也被书面化并谱系化。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是荷马（Homeros）和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删编了民间流传的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中的事迹，成为两个成型的故事——《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中除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之外，也记载了特洛伊战争中，诸神一般的英雄传奇。荷马以其说唱的形式，为历史的记载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两个故事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定型后迅速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4]赫西俄德所创编的《神谱》则是更系统地对诸神进行谱系化，赫西俄德以奥林匹斯神系为终极归宿，将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基于血缘而构成的世系。[5]由此，对于混杂零散的诸神，后人获得了一种系统的记忆，不同的传统被融合起来。在这个体系中的联结纽带是血缘而不是思想或者行动。[6]
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的书中没有明确的“创世”概念，而仅仅以“浑沌为万物之先”，谨慎的以为世界起源于不可知晓。同时，在另一本书《工作和时日》中，赫西俄德提出了一种世界退化的观念，即是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7]这在后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ius）[8]所著的《变形记》（Meta morphoses）中被进一步发挥。[9]但是，关于时间的这种观念，并没有显现在希腊哲学或者基督教教义中。
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期间，希腊盛行戏剧节。各种表演及比赛中的节目，对荷马史诗有着大量的背诵及表演，历史的口述传统及记忆，便由此得到延续。当通过参赛的职业说书人，依据荷马的剧本，模拟人物性格而表演，或是此后各种著名的希腊悲剧、希腊喜剧重新对过往神话故事再阐释时，诸神的人格特征，情绪化的面目和性情等，便依次显现并逐渐深化。诸神时代隐去之时，便是人类历史之始，这即是历史的去神话化。
后世眼中真正意义的古希腊历史著作，出现于公元前430年前后，其代表是希罗多德（Herodotus）[10]的《历史》及他的同代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包括稍后的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11]。
当希罗多德使用“历史”（historie）这个词语来描述他的作品时，他只是使用这个词的希腊语意义“探询”，[12]而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开创一种流派，一种标准和一个延续2000多年的学科。和《一千零一夜》中航海的辛巴德一样，希罗多德一生到处漫游，由此接触到各个民族大量的神话传统。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但记述了他自身所目见的事、目击者的证词，也记录了一切道听途说，甚至记录了他所目见的手稿中的内容，[13]希罗多德宣称他的目的是保存对有价值之事的记忆，使其免遭时间的破坏。对于他所记录下来的故事是否真实的问题[14]。希罗多德并非不注意证据的真实性，但相对于叙事命题的确定性描写，希罗多德更关注命题的逻辑和连贯性。从而，为了让其所感兴趣的全部可知世界和传统更显得连贯一致，对于其中基于其个人知识无法判断的事件及传奇部分，希罗多德所采取了一种“如是我闻”式记录下来的做法，并利用各种谱系、神话以及编年志，以使所讲述的故事更具备连贯性，使得人的“历史空间”和神的“神话空间”被连接在一起，成为连续延伸的记忆。J.W.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评论道：“希罗多德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它的统一性，其次便是他所表现的精神。”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历史不止是一些突出的、不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表面的混乱的底下，表现出一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信念”。[15]希罗多德对于事件的处理，展现出一种统一性和一贯精神，这正是体现了一种“历史哲学”的方法，但正是这种方法的使用，使希罗多德的作品，在后世的历史学标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小说，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善意的谎言。
修昔底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前后，是个职业军人。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争斗，终结于公元前411年，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所叙述的事件，为其亲身参与之“二十年目睹之真实现状”。[16]在方法论上，修昔底德攻击了荷马，彻底地不承认神力可以干涉人事。对于希罗多德所感兴趣的各种关于希腊的传说，以及各种道听途说，不可考证的内容，修昔底德都近乎残忍的予以彻底删除。他写道：“我的撰述所根据的不是偶然的来源，也不是单凭我的印象，我的根据，一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和目击的事实，一部分是别人目击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的考证核实了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事件，不同的目击者的叙述并非总是相同的，而且记忆有时并不可靠，或者有时会有不同方面的偏见。”[17]这便是J.W.汤普森所赞赏的“忠于事实的精神和苦心孤诣力求准确的风格”。[18]尽管修昔底德写作的目的，不是如希罗多德般“探询”，但写作的背后，并不在于单纯的如编年体般描述事实，仍有其目的：试图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修昔底德采用了排列其事件的逻辑顺序，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表现的动机、宗旨和目标，并把事件看作特定意图的结果，进而追溯到人的欲望上。
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展现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去神话化，但这两者所书写的历史，均自觉不自觉透露出其遵循的原则，并按照这一原则来编写其历史。希罗多德的方法引发了迪奥尼修斯、伏尔泰等追随者，而修昔底德的方法则是波里比亚乌甚至兰克学派的先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希腊的史学一开始，便展现了一种书写的方法，这种方法，先行预设了其选择并处理其遭遇的材料的准则，再由此书写其历史。如果根据其记述的内容来看，更像是为某种培养政治家的需要而写，充满大量修辞的演说和观念上的说教，而不是作为事件本身的记述。这时史学还没有真正独立成为一种学问，而是一种实用工具。
这种实用性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后被进一步加强。希腊被征服，使历史不再是一种政治家的正当教育，而只是一种往事的记录。这体现在Q.费边·皮克托尔[19]的《罗马史》，M.P.加图[20]的《罗马历史源流》7卷本，G.萨卢斯特的《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争史》和G.J.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书中。但是，与希腊文明不同，亚历山大帝对周边区域的征服扩大了罗马人的地理视野，而希腊文明的辉煌则增强了罗马人的历史视野。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时间跨度是150年，这意味着其中他所未能经历的部分，需要前代的记述作为补充，而他所运用的方法，则类似于后世的“剪刀加糨糊”或者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并粘贴（“copy and paste”）的办法。希腊—罗马史学关于材料的选择和对历史的书写中，已具备各自的书写原则[21]，并反过来据以重新区分并整合各种材料。但希腊史学及方法，并没有被基督教神学保留，得到继承的反而是少量的希腊哲学。
注释：
[1] 这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德国商人海因里希·谢里曼于1870年对特洛伊的考古发掘，发见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遗迹。陈恒在《略论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中列出一些可以供参考的书目包括：拉姆赛伊（Sir Wm. Ramsay），《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纽黑文1928；比尔德斯莱（G. H. Beardsley），《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Baltimore and London 1929；罗杰斯（J. H. Rogers），《世界有色伟人》（World's Great Men of Color），伦敦1946；詹姆斯（George G. M. James），《偷来的文化遗产》（Stolen Legacy），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alter 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1982；魏斯特（M. L. 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The East Face of Helicon），伦敦1987；马丁·伯纳尔（M. Bernal）《黑色雅典娜》等。与伯纳尔观点相异的论作则有：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罗杰斯（Guy Rogers）编，《修正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Revisited），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论文集；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不是出自非洲》（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 New Republic and Basic Books, 1996等。
[2] 这种记载神迹的故事，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可以称为神权历史学，即是一种准历史。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这种或多或少的谱系化，可以被解释成为缘于书写工具的缺乏而便于记忆的需要。
[4] 类似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藏族一直以说唱的形式，保存着《格萨尔王传》这种历史记忆。
[5] 比如宙斯有着大量儿子。
[6] 很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在数种思想融合的过程，同样可以发现此种谱系行为。在汉后，西晋道士王浮所撰的《老子化胡经》融合佛老，而按照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明“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此后，宋明之间，儒、释、道三家深度融合，小说兴起，则有许仲琳的小说《封神演义》。
[7] 《工作与时日 神谱》，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6。
[8]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约公元17年。
[9] 与此类似的中国观念是孔子“郁郁于三代”，以及充满对往昔“黄金时代”的大量怀念。
[10]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30或公元前420年，古代希腊历史学家。
[11] 如《希腊史》《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
[12]《多面的历史》，（美）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北京：三联书店，2003。
[13] 如埃及人所流传下来的330个法老的名称以显示历史之悠久。
[14] 希罗多德使用以下说辞：“我的职责是记录我所听到的一切，但是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描述都接近于事实，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一说法都是适用的”。《历史》，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1997年6月第6次印刷本。
[15]《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美）J.W.汤普森，谢德风译、李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6] 清人吴趼人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
[1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1997年5月第5次印刷本。
[18] J.W.汤普森指出“修昔底德很注意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发现人们的动机、说明事情的原委，修昔底德对这些事情的关心和他对叙述事实的关心同样大”。《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美）J.W. 汤普森著，谢德风译、李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
[19] Q.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年。
[20] M.P.加图，公元前 234—公元前149年。
[21] 这种书写原则可以看成一种历史哲学。只是，这时“历史哲学”并非如后来的基督教历史神学的一种试图以某种信仰或者观念，强加于世界史之上的方法，而更像是一种往事的纪录，尽管这种纪录的背后，仍有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