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关于
随机变异及自然选择也适用于人类
的信念，在与遗传学及选择论结合成“现代综合论”后，成为新达尔文主义，进而阐发出动物行为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故从渊源上说，社会生物学之思想渊源乃是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其间演变，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一节中已做说明。
1975年 Edward O. Wilson 的著作 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生物学的真正开始。（中文版“走向未来”丛书中有《社会生物学》一书，乃此书之大量删节本，约为原本1/10，离原意甚远。）按照 Wilson在 Introduction: What is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nd Defense) Sociobiology? 中的说明，社会生物学 这个词语，是由 John P. Scott 1946年及 Charles F. Hockett 在1948年独立使用。1950年，Scott 将 sociobiology 研究的范围界定为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which lies between the fields of biology (particularly ecology and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p. 1004).（介乎生物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由于此时 Scott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Animal Behavior，所以从1950-1970年间，sociobiology 这个词语的运用间断，主要出现于各种与动物行为研究相关的技术性文章里，而同时，指向同一领域的词语还有 biosociology 及 animal sociology。
Edward O. Wilson 1971年出版了《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该书的最后一章以 The Prospect for a Unified Sociobiology 为题。进而，1975年的著作直接以〈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为题。Wilson 解释说他使用这个词语，只是因为这个词语对于学生们来说，更为熟悉而已易于接受。但往往正如重大的革新，均以复辟之名开始一样，此种谨慎背后，显示出了 Wilson 已经意识到的可能攻击。
远在 Wilson 开始〈新的综合〉之前，关于昆虫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及组织形式演化考察，主要源于英国，其中著者为 George C. Williams 及 William D. Hamiton。
Williams 是现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的生物学教授。John Brockman 针对 两种文化 问题而成的《第三种文化》台湾中文版便是以 George C.Williams 作为第一章开始。（这本书的第二章是 STEPHEN JAY GOULD 古尔德，第三章是 RICHARD DAWKINS 道金斯，第十章是 DANIEL C. DENNETT，均与本文有关。）当时的 Williams 在英国读书。达尔文的著作为经典教材，但对于演化思想的应用，其中尚有许多待澄清之处。按照 Williams 的自述，他一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衰老与死亡问题。这是因其反对他的老师 Alfred Emerson 所认为的 死亡在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是为了留下空间给下一代生存的机会 的观点而起。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使他关注复制过程中，复制的价值和存活率问题，并由此开始研究
在整个进化过程的基本单位，是群体选择还是个体选择？
的问题。这引发了 Williams 最重要的著作《适应与天择：评当今演化思潮》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1966，这本著作，正如古尔德所评论的：
他的书主要在批判当时盛行的种种群体选择理论错误的逻辑；同时也在保卫颇为强硬、严格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后者植基于个体选择上。那是一场方法论的论辩；威廉士并没有说群体选择原则上不可行，他只说在此之前所导出的论点是谬误的，那样的情况下，我们该从（这一点，我不同他的哲学）最简约的，或说最低的层次开始——换句话说，进行达尔文式的竞争的是生物个体。他不认为天择该在任何更高的实体上进行，不论群体或物种，除非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要是一切都可以用个体解释，就用个体。
物种是整体选择，还是个体选择的问题，最典型的的表现便是与种族优劣有关的争辩甚至由此引发的种族灭绝行为。Williams 的理论渗透着其极其强烈的终极价值判断。而在能用个体概念解释下，便应该尽量用个体概念而不用整体概念，则深得 若无必要，勿立实体 的奥卡拇剃刀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分析方法。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反对，可谓异曲同工。
Williams 后来的著作，包括《性與演化》Sex and Evolution, 1975 及 Taylor, P.O. and G. C. Williams. 1984. Demographic parameters at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Williams, G.C. 1985. A defense of reductionism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Williams, G.C. 1988.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in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天择：范畴、层次及挑战》Natural Selection: Domains, Levels, and Challenges, 1992）、《小海鱼的辉光》The Pony Fish‘s Glow, 1997，以及和医学博士内斯（Randolph Nesse, M.D.）的合著《为什么我们会生病》Why We Get Sick, 1995。（此为美国版。英国版书名为《进化与治愈》）等。其后期研究，主要著眼于演化思想在医学上的应用。
尽管 Williams 的考察，实际上很接近于社会生物学，但与 wilson 认为基因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甚至基因可能决定文化的看法不同。Williams 强调：
演化生物学者并不明白自己研究的东西横跨了两个不怎么相当的范畴：一个是讯息范畴，另一个是物质范畴。这就是一九九二年《天择：范畴、层次及挑战》所指出的问题。
他说道：
就一般
化约论的意义而言，怎么也不能把这两个范畴化约到一起。星云和尘埃颗粒可以相提并论；它们都有质量、电荷、长宽可以测量。讯息没有质量、电荷，或是多少公厘可言；同样地，物质也没有位可言。不能拿位来计算黄金；黄金没有冗余（redundancy）、传真度（fidelity），或是任何用来记述讯息的描述符（descriptor）。讯息和物质乃是完全分离的经验范畴，各有各的术语，必须分开讨论。基因是讯息的包裹，不是实体。DNA 分子是一对对碱基所构成的式样，指定了所代表的基因。但是DNA分子只是媒介，不是信息。要保持演化理论思路的清晰，万万不可不弄清楚媒介和信息的区别。计算机经常从一个物理媒介传递讯息到另一个媒介，然后还能从原始的媒介重新读取同样的讯息，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讯息和媒介的两分性。生物学上，如果你讨论基因、基因型（genotype）和基因库（gene pool）那一类的东西，你讨论的是讯息，不是物理性客观的实体。讯息只是式样（pattern）。
George C. Williams 对于式样（pattern）的评论极其重要。他对信息和实体的区分，接近于计算机中软件和硬件的区分，也指向 历史哲学 之中，关于实体和对实体的理解的区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演化思想与思想史上的哲学思想渊源获得联系。
按照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第八章《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中的看法，在康德哲学中，形式 作为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的静态概念，是预先给定的。形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作为本来存在的属性而存在，并且因为形式在逻辑上先于对象，不能按照过程来表达，因此落在演化概念之外。但从康德到浪漫主义观念论者之后，形式变成一个演化过程。黑格尔的哲学，显示出一种 演化的哲学，思辨在此的形式，表现为考察事物形式产生的形式。米德指出：
达尔文著作的标题《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 species 正好是拉丁文中的
形式。也即是说，所谓物种的起源，即是形式的起源。
也即是说，在这种演化观点下，形式并不是先验被给定，而是被产生的。而达尔文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便是指出了形式依赖于内在的产生过程以及生命过程的条件。演化论学说意味着形式的可变化性，即是形式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而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冲动便来源于试图强调生命过程本身而非强调过程的条件。
Williams 关于种群问题的考察，由 William D.（(Bill) Hamiton（1936-2000）进一步发挥。下面连接是 Hamiton 的纪念网页 Richard Dawkins 将其称为 the greatest Darwinian since Darwin 达尔文以来最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著作收录于The collected papers of W D Hamilton。在 Hamiton 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之作的论文《社会行为的演化理论》（Hamilton, W.H.,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Behaviou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7(1964),No.1,pp.1-52.）在其中，Hamiton 使用了以下词语：inclusive fitness，或者说 kin selection（亲缘选择作用）并指出，如果把天择的层次从个体层次降低到基因等级，由于个体和亲人间有部分相同的基因，因此牺牲自己成全亲族，仍然可以有助于基因的传递。
关于利他行为的进一步阐发，是 Robert Trivers 的互惠利他理论。Robert Trivers 于1972年在 Harvard 大学获得生物学 PhD 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reciprocal altruism,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mate choice, the sex ratio, and self-deception 等，即是基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之上的社会演化理论，在后来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中，他和 Richard Dawkins 是 Wilson 的强有力支持者，也是 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一书的序言作者。Robert Trivers 在1985年出版的《社会演化》（《Social Evolution》，Menlo Park，加州：Benjamin/Cumminig, 1985）一书中，考察了亲子矛盾、互惠利他理论以及欺骗等问题。亲子矛盾问题 Forbes.scott 及 Mock. Douglas W. 合作的《A TALE OF TWO STRATEGIES: LIFE-HISTORY ASPECTS OF FAMILY STRIFE》有进一步阐发。但对于经济学读者来说，Trivers, Robert,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46 (1971), No.1, pp.53-57。这篇文章可能更为重要。在这篇文章中，Trivers, Robert 采用了无限次囚徒博弈，以描述互惠利他主义行为的可能。这是自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以来，生物学正式的采用经济学模型以描述生物学问题，随后不久 John Maynard Smith 的 ESS 稳定理论便反过来回馈于这种恩惠，这或许可以说是学科交叉带来的互惠行为。
相对于此前的各种社会生物学思想，Wilson 大大拓展了 Sociobiology 原有的含义。按照 Wilson 的定义，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is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all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 including sexual and parental behavior, in all kinds of organisms including humans。即是对各种生物社会行为的系统研究，这意味着原来局限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分析范式及思路，也将被应用到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之中。
相对于达尔文而言，Wilson 更可敬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其理论，而在于其勇气。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极其谨慎的用了这么一句话-----
这将有利于阐明人类的来源及其历史
来暗示其理论应用于作为物种的人类的可能性。但 Wilson在《新的综合》中，用了整整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用生物学重新还原人类的诸种社会现象。尽管 Wilson 辩解说，他所指的 Sociobiology 之中，90%仍然是原来的 Zoology，而他的扩展，只是关于人类行为分析的10%部分。但正是这10%，引起了1970-1980年间的 sociobiology debate。并且这场争论迅速超越生物学的范围，升级为一种极化了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并且波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女权主义的争论。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哈耶克1978年5月17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 Hobhouse 演讲中，做了《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的专题报告，这个演讲后来以单行本发行并被收录于《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其中，哈耶克批评了他所理解的社会生物学所认为的人类价值的两种终极来源，即是作为先天的产物的价值及理性产物的价值，并强调
既非人为也非自然，既非遗传也非理性设计
的 习得规则，以作为人类价值的第三个渊源。可以这么说，哈耶克并非完全否定社会生物学，而只是强调社会博奕的实际在人脑的知识所能理解之先，即是人类在社会互动博奕中对习得规则的理解。这意味着哈耶克的真正敌人是理性主义，而非社会生物学。这篇演讲，显示了社会生物学之争对于其他学科的影响。
正如 Herbert Ginits 在对 Sense and nonsense 一书的 book review 中所说：
从达尔文到 Wilson 之间的一整个世纪以来，演化论的研究者，一直试图让演化论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主流之外，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 anthropology 之外，这是不可原谅的，而演化理论最应该面对，也最应该反思的问题，乃是为何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科学主流的一部分。
尽管哈耶克在1956年的演讲中已经强调了《专业化的困境》但是，知识的碎片化这一问题尚未被真正意识到并正面面对。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强调 Wilson 框架的理论价值，不如说他这种综合各种学科的野心及面对各种可能责难的勇气，更令人佩服。这种努力，或者说，爱奥尼斯情结，便表现在其《论契合：论知识的统合》一书中的基因-文化协同框架，而发展成为此后的 Kevin N Laland 的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理论。
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之中，上面提及的 Rutgers University 的 Robert Trivers，Oxford University 的William D. Hamiton，《自私的基因》的作者 Richard Dawkins 均是 Wilson 的支持者。而反对者则有 Wilson 的同事，另外两个进化论者 Stephen J Gould 及 Dick Lewontin。而 John Maynard Smith 则力图在这场争论中，持一个公平而客观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