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语常被混用。文明 civilisation
这个词出现在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杜尔阁笔下,用以指与
野蛮状态对立的,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
随后,这个词语从法国传遍欧洲;而另一个词语文化(culture),则更为古老。1英文中的 culture 源自拉丁文的动词 colo,colere,colui,cultum 等词,意指通过人工劳作,将动植物加以培育、驯养。2唐·库比特(Don Cupitt,1997)认为,culture 一开始意指经由人们驯化之后的世界景象。当西塞罗3写道
哲学乃是对心灵的驯化 culture animi philosophia
时,这个词语已经被用于指心灵的驯化过程。在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 自然成长倾向及人的培育过程
;19世纪以后,文化成为自足的概念,从指心灵的某种状态,到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种状态以及各类艺术的总体;最终到19世纪末,文化用于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4在1830年的时候,黑格尔交替地使用 文化
和 文明
这两个词而不加分别。
随着学科及知识的分化,这两个词的意义及使用逐步区分出来,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德语国家确立了文化(kultur)的某种优先性。卡尔·马克思区分出了(物质上的)经济基础和(精神上的)上层建筑。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1935)认为 文明 Zivilisation
是大量实用性知识和一系列对应自然的方式。 文化
则是一套规范性原则、价值和理性,换言之,即是精神。受德国的影响,波兰和俄国认为文化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反,英、法、美则认为 文明
更具备优先性。1874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Tylor 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界定为包括器皿、制度在内的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整体。
沿袭泰勒的说法,在人类学上, 文化
更多的用以描述所研究的原始社会,而文明则更多的用于发达社会。
文化
和 文明
的简单区分,可以遵循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的表述,文化被指为定性的、有机的、规范的、感情的、主观的和特殊的(风俗、宗教、艺术),文明则为定量的、机械的、理智的、积累的和普遍的(科学、技术)。 文化
重在表达感受者心理方面的认知, 文明
则重在表现外在的制度变革。这种精神—物质,或者说,精神—自然的区分,渗透到了启蒙运动之后的德国思想中。类似的,出现于印度、日本、中国、穆斯林世界之中。
中文中,文化
这个词语可以追溯到《易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汉以后,刘向《说苑》中云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
按照《子部·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中的说法,
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脩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此时的 文化
乃是指准备采用武力入侵别人之前,通过摆弄武器(舞
为 武
之热身)而进行的恐吓。这种 文化
显示的是带着强势武力的和解。5
带着这种区分,可以考察自同治时期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倭仁就 文化
问题上书同治皇帝以来,100余年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这期间,无论复兴国粹的《学衡》、自由思想的胡适、《战国策》派、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还是此后抗战时期的贺麟、梁漱溟乃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文人学者,各个流派,无论观点异同,都着力于热中于谈论文化问题,弘扬 中国文化
,甚至在设定技术、制度不如别人的情况下,仍尽力论证可能在文化上胜利。6这是一个非常的现象。为何这些知识分子们都热中于谈论文化胜利,而非文明和制度上的胜利?
中国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之后的士大夫,作为正统主流意识形态,道统的继承者,一方面为君王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价值体系轴心所在——文化
的保存者。科举制度,则提供了一条途径使民间思想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
但清末发生了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废除科举。这一结果,便导致士绅上失其根,下失其路。7上失其根意味着,一方面失去对社会下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得不到下层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辛亥之后,略微回光返照,便立见枯萎;下失其路则大量破落的士绅子弟或潜在的读书种子,或被驱往对社会的反抗面、或成为动员民众和进行革命的急先锋,而不上不下、无所作为者,便沦落成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而另外一些,一方面为 文化
所苦——心中还保留着对过往知识分子阶层的留恋和追忆,但同时却无法在现实的外在世界中,重新找到新的定位,得到肯定,获得成就感时,便难免为这种 文化
所苦。这使得王国维的辫子,成为
社会学意义上,传统士人在本世纪命运的典型事件。8
王国维之后,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社会经历上百年的动荡,现实各种制度和变革,充满暴力和血腥、阶级斗争、镇压、三反五反、抄家、左派右派。文化成为大革命,而再无文明可言,经历此种动荡,识字分子始略略放弃治国平天下、辅助君王的传统梦想,转而从事各种务实工作,或转入经济实用之学,借国人知识贫乏之机,继续扮演国师角色,大言不惭,指点江山;或转而入读清华,务致用之学,而曲线救国;或制造过滤软件,金盾工程,防民之口;或修筑国家大剧院,以博美人一笑;或转而贩卖其他信仰,参谈佛老,不一而足。而那些继续修习传统诗词歌赋之学的文学青年,若不能重新转换角色,又找不到过去的雇主,便只好鼓吹传统文化,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了。9而其背后,仍是深深的匹夫而为万世师的帝王师梦想。只可惜,不肯真正去面对现实,去适合现实的社会变动,而继续对文化的抱残守缺,既无助于现实世界,而奢谈文化、宪政,则成为刘小枫所解说的哲人,很容易被误认为与虎谋皮而获得危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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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1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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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文化与制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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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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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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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俄国的斯拉夫文化、穆斯林兄弟关系的文艺复兴,乃至中国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体用二分论中,均可以发见德语对于文化
物质—精神区分时的痕迹。而这些国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背景,常是在因外来的物质入侵而带来认知危机的时候,刻意贬低物质而强调精神以获得认同感,这时的用法,更多的显示了一种处于弱势位置时的阿Q式的自恋和无奈。这种对于文化的赞赏的背后,显现了作为文化继承者的自傲,以及这种自傲背后的自卑和失落。其深层背景,则是由于外在变迁带来的信念认知危机而不得不对文化的自我强调。 ↩ -
比如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卷首语:
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 -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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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
凡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 -
比如解读传统文化的读经运动,或试图从《老子》《周易》中发掘出微言大义,或继续保持国粹、读经强国,皆可以列入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