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目前所知，人类的历史，乃是在地球上发生。

被彭定鼎同学大加嘲笑。但考虑到对美国登月计划的对抗，消耗了前苏联大量财富，间接导致了计划经济及苏联的崩溃，此一事件，对于今日的中文读者，意义深远。再回顾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首次成功登上月球这一事件，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从那一刻开始，不再仅仅发生在地球上了，或许，有一天，人类需要了解其他星球上的事情，才能给地球上的事件，提供更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月球大使馆”拍卖月球土地的做法，则充分的展示了投资者在运用题材和概念上的充分创造力。

在文明兴起的最近50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经济生活形态以农业社会为主，特别是中国为然。这一过程的漫长，使得大航海和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以海洋为渠道连接分散了的大陆，使全球上的不同人群，迅速的接触并融合在一起的历史事件在17世纪西方的兴起，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偶然的变数，而非一种必然的逻辑顺序。关于这段事件的历史叙述以及历史地理上的不同起因，在《历史哲学概述》里面，已经做了相关的论述，读者可以自行参考。而 西方的 经济学，在思想史上，一开始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样两种不同流派，是以农业还是商业为出发点的不同经济学思维，也显示出社会生活形态转型过程中，观念和生活问题趋向的转变。这两种不同流派的思想残余，在日后关于土地或者外汇储备的观点上，仍然依稀可见。但无论如何，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实质地位，乃至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关于土地的观念，一直深藏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形态背后，甚至在社会经济循环崩溃解体之后，仍然以各种形式，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继续存在于百姓的种种习惯观念和行为之中，甚至，有时又重塑社会生活的经济形式。当社会生活的形态，由于技术的急剧变化，而产生出新的社会制度时，对过往的形式的考察，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体系，以进一步理解这种演变。

中国土地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诸种社会制度，最迟在汉代已经形成。刚好在这个时期，儒家学说，通过董仲舒的发扬和当政者的利用，也成为至尊一统并由此影响此后千余年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历经千年之后，无论更换了多少政权和皇帝，孔子庙堂，仍屹立不倒。直到满清咸丰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直接面对海外的威胁，中国才真正卷入西方17世纪所兴起以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而在后方远为广阔的农村土地上，直到民国之后，土改、文革之前，与农业相关的乡土社会诸多习俗，观念，仍然是社会成为整体的基石，传统许多知识及意识形态，和货币制度一样，仍习用于人们每日的社会生活而不自知。

经过宋儒发挥的儒家学说中，孔子《礼记·大学》中关于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看法，被提升到《四书》之首，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点。其最基本的逻辑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出发，逐步推向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比如艳照门的事件，在香港，某些照片会被定下淫亵的罪名，而在台湾，如果双方已经婚配，更可能以通奸罪论处，这样一些法律及条文，正是南宋以来的儒家传统的残余。而今日一手读经的秋风，同时也在抨击所谓去道德化的自由，以期在个人自由和传统之间，试图寻求一种满足其自我中庸的调和，却不知道如果按照南宋以来的儒家传统，这样一种行为，只能被押送去游街或者浸猪笼，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调和，只有出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大陆，在儒家思想传统的主要教条已经在乡土社会被彻底破坏之后，却又必须去面对伴随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个人自由要求时，才会出现。而时代大众关于艳照门主角行为的宽容，却真正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而充分显示了1978年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来，所不自觉的变化，而这也是市场化力量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不自觉变化。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关于土地和财富的观念，又发生何种变化？在《大学》中，孔子认为：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明确的指出，农民是生活在土地上，有了土地便有充足的财富。而如果掠夺民众的财富，国富民穷的话，那么，百姓便会离心叛乱。要收买人心，社会和谐，必须让百姓富足，而不能竭泽而鱼，否则百姓不交赋税，国库便会空虚，而让百姓富足的途径，是：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在社会整体生产技术和消费水平变化缓慢的情况下，生产的人力必须大于消费的人力，社会才有富余。而在农业社会，只有让百姓有田可耕，才有赋税可收。

在汉以前，战国时代，列国争雄，东方诸国的工商业发达程度，不是秦国所能望其项背。按照许悼云在《汉代农业与社会》中的见解，秦以农战发家，商鞅变法，更落实这一政策。而汉承秦制，如赵过、尹都尉、氾胜等，都推动农业发展。郡国循吏，劝农与教化，整体政治权力极其注重农业发展，堪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文化以外地区，殊不多见。汉代的农业，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劳力及资本大，这样一种分工专业化，使得农民必须倚赖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来满足其日常其他需求，而在这大量小农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实际上担任着当地区域性交换网的中心。所以一个涵盖当时中国的交通网络，实质上，也是经济的交换网络。这一经济交换的网络将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合成较大的经济体系。中央集权和人才选拔，也是经过各级行政单位(州、郡、县、道、都尉)，其治所星罗棋布，无不坐落在干道与支线，或为网络上的地区中心，或为大小中继点。汉代察举人才。加入文官系统，其进阶也由乡村，经县级、郡级，最终可能参加中央政府。这些文化与政治的精英，始终与家乡联系不断。分散在各处的同事及同乡，门生故吏，声气相通，经由信息传布的网络，这些精英编织了社会关系的网络，于是，有形的交通路线，事实上也隐藏了无形的信息与社会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从来不曾分离，乡土是物资的生产地，而城，则是农产品及物资的交换市场，在交换过程中，信息同时被交流。

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土地即是财富。所谓

斯土有斯财。

这便涉及到土地的财产所有权问题。汉代以来关于土地问题，从一开始便具备极其鲜明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特色，从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到汉初的授田制度，再到曹操屯田，将所有田地由国家统一收集起来，再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使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所有权被从君主让渡给百姓之后，由于百姓的生产力及经营能力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某些田地因为经营者能力的缺乏而没有被合适耕种，而某些经营者的突出能力，会试图得到更多的土地，按照科斯定理，当所有权可以被自由交易时，社会土地必然会脱离一种平均分配状况，而通过市场交易被重新分配。也即是说，当将土地视为财富时，由于财富拥有者天赋的人力不平等，在长时间下，通过市场交换，财富会脱离平均分配的状态，甚至会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状态，甚至足以挑战中央王权。失败的农民如果数量众多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会爆发起来，甚至推翻政权，这是每一次王朝革命时的口号，多数是

分田地，均贫富，

或者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而

共产共妻

则是进一步将女人看成财富的一种，而对这一口号的重新表达。

从汉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到现代化进程是如此的漫长，以致有足够的历史实验，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出于对中央集权受地方势力挑战的担心，在让渡了部分的所有权的同时，中央当局以各种手段限制地主私有土地的发展，比如西汉的 名田、均田、限田，王莽的 王田 试验，西晋的 占田制。比如王莽上台之后，便将全国土地全部收为王有，号称 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再行重新分配。王莽的王田制度，实际来源于古书中的

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

的均田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不过是将暴力夺得天下之后的均田制，改为自上而下推行的重新分配。从北魏到唐中叶，每一次战乱之后，均田制多被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而效法，按照北魏之均田制, 每丁十五岁以上授田：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丁女则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得买卖，桑田则为世业。丁每年纳粟二石，帛一匹。北魏这种区分，实际上是限制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易，比如露田不得买卖，而桑田为世业的行为，则保证了耕者的所有权。再通过

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

这一条例，使国家手上有可供分配的耕地来作为调节财富的手段。而国家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通过这一体系，配合来收取赋税，为了配合赋税制度，户口制度及禁止农民迁移由此被彻底强化，并被一直沿袭。北周、北齐，至隋唐, 沿袭魏制。而土地的分类被进一步被细化。

这一时期的土地历史，简单而言，便是不断的中央集权将土地收集起来，通过某种计划经济重新分配，当市场化力量使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被重新分配之后，当局一旦无法保障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又或者过重的赋税，特别是当面临外族入侵，国库空虚，便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军备开支之用时，导致农民宁可放弃土地而避免赋税时，暴乱便发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便指出，外族盛衰有其连环性，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而由于土地-赋税制度的关系，外族的兴衰，又往往配合内政的同时暴乱，多次激荡反馈之后，王朝有时便由之更替。而每一次暴乱之后，又往往来一次重新均田地。历史于是重新开始。甚至到了宋代，王安石推行的 方田均税法，仍然是这一方法的残余。

从汉到宋，田地问题一直成为政权的主要内政问题的原因在于，城市实质上是依附农业而成，而未独立发展成为足以代替农业的赋税来源，将人身捆绑在田地上，然后通过对田地收税来满足中央王朝的使用。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王朝虽然有时过度开支，但仍不致于造成过度赋税导致农民试图逃离田地和户籍的约束，但在外族入侵时，财政开支的大量支出，使王朝的公共财政处于赤字状态时，赋税的加重，通过田地和农民的作用，反过来动摇了王朝的根基。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的同时，也是税收征收的对象，而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对人头税的征收，实际上是对土地征税的进一步演进。

宋明以来，商业经济远校前朝发达，《三言两拍》，《马可波罗游记》对期间的城市生活，有大量的描写。城市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达，带来赋税重心的转移。嘉靖年间，在各地试行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年间普遍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则是赋役合并为征银两。田赋除漕粮仍征实物外，一律征银；原银差及力差也统为征银，并摊进田赋银内征收。将传统的田粮转折成为银子货币进行征收，本身意味着商业经济及货币体系在整体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增加。

大清国代替明朝以来，康熙初年，江南税赋又开始推行均田均役法。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2462万余丁）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依据，把各省丁银329万余两固定下来，嗣后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广东省首先实行摊丁入地，以该省的丁银摊入该省地赋之中，由此，一条鞭法的税收体系，终于将传统各种名义的徭役，转移成为一种货币计量单位，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实际上，对各种徭役的同单位货币化，为一种可计量的经济管理创造了条件。当伴随清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农村人口大量的卷入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时，税收的重心，也慢慢从传统的对农业的征税，转移到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背后的其他工商业的征收。

当站在历史的视角，遥望政权从满清、民国再到国共的争夺之间转移时，1949年以来的某些最伟大成就，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当年的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口号，再到建国后所实行的土改，将土地收归国有，再通过计划经济的形式分配给农民，由于私有权的彻底被剥夺，导致传统均田制中世袭部分的丧失，最终演变成一种全民大饥荒。当1978年，安徽农民用血手印签下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要求传统均田制的变种中，属于私有产权部分的回归。再考虑到建国后几乎每十年发作一次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和革命，其代价最终均是通过其税收体系由最底层的农民去承担时，便能深刻理解户籍制度对于强制劳动及税收征收的重要性。

再考虑1978年以来，在整个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工业化过程中，房屋代替了田地的部分功能，房屋的土地，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计划经济规划中的国企在大量破产前的贪污及效率低下而无法进一步提供巨额税收时，可以预见，对房屋土地的征税，仍然是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房价仍然将居高不下。而房屋产权的争夺，从70年的租约，向均田制下的终老收回田地靠拢，再到某些小产权房的世袭及不可交易，均可以发现均田制在城市化下重新变种回归。在一个缺乏全民公选并加以可信的公共开支财政约束力，而又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债市场来做跨时期的平滑情况下，任何超额的公共支出，无论是统一国土的战争，或者是对外国友人的慷慨，均将以税收的形式最终为国民所买单，无论这样一种形式，是高房价，还是通货膨胀。

从历代王朝土地及税收所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 土地，作为财富的符号象征，一直是中国王朝的征税对象，其原因是农民是农业经济中的最大征税对象。而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征收税收而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2. 对所有权的自由买卖的市场力量，将重新分配土地的占有权。而这种重新分配将造成财富的重新分配及中央集权眼中的社会的不和谐，每一次王朝更替最令人吸引的口号，以及夺权之后的重新分配田地，均来源于此。

3. 由于税收来源于土地，当出现战争这种大量消耗财富的过程时，由于没有一个相适应的货币信用系统，比如一个成熟的30年国债的市场，由于，即时的战争将导致即时的税收的大规模征收，这样一种征收最终由于转嫁到农民头上而动摇了王朝的根基。

4. 推论：一个没有可信公共开支约束的管理机构，最终会变相通过征收税收来满足其财政开支。在货币经济体系下，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因此，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对象是鬼子，隔岸的宿敌，还是远方的洋人，对内来说，战争的开支，总必须通过内部的税收来支出。因此，对于一个经济循环尚不完善的体系，对外战争是一种最合适的推翻对内政权的方式。考虑到美国人是如此乐意充当全球卫兵，摧毁美国政权的最合适方式，或许是将捍卫全球的任务，比如在独立日对付外星人的战役，交给美国人来完成。

Michael Chen 2008-2-19

在西欧，奥古斯丁以来，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的知识时代之前，神学一直是知识传承的主要载体，上帝从虚无中创生世界的信仰，演变成为道成肉身的神学，其背后一致的原理和思维，乃是从精神中可诞生出物质实体的信念。⁶ 而冥冥之中，以为有上帝无所不能，全能全知的神力在，有赖于神溢出之光，人得悟上帝之道。无论世界存在，或是人之生存，均以神为终极原因。这种信仰，在为人类提供精神支柱的同时，也为世界的运转提供可理解性，这种关于世界的知识学图景，表现为在神的荣光和大能之下，无论偶然，或是必然，均为神之意旨。而必然性和偶然性，也因为以神作为终极因素而不发生任何冲突：可理解的事物之间因果必然的逻辑，可以在自然神学和哲学范围理解。而人世间，变化无常的兴衰成败，或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奇迹，则属于启示神学的范围。除此之外，其他各种学说，比如占星术、巫术、炼金术、四元素说、四体液说、托勒密本论等，也以各自的体系和方式，为混杂复杂的世界和自然，提供了不同的知识图景。

在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的概念中，关于宇宙的图景，天与地是完全不同的：天上，是完美、永恒、不变，由完全不同于地面世界的物质构成，以不变的恒定规律运作。而地上，事物以不规则的方式运作，繁荣的世界会衰败，事物有生有死，前一刻和谐盛世，歌舞升平，下一刻，繁华事散，散落尘土。高度自由的无序偶然，随时可能侵入看似坚实和有秩序的铁幕。⁷ 这种知识图景，在奥古斯丁之后，成为西方基督教会的主流印象。待到阿圭那综合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之后，由于原本统一的教会和神学的纷争，使自然神学得以另立新说。从而开启另外一种关于宇宙和世界的知识印象。

尽管限于时间积累，自然神学远没有启示神学来得精致，但却机缘巧合的伴随时代的潮流，随着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带动了世界性对自然物品和海洋的研究。大英博物馆、巴黎博物馆等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相继成立，万国博览会召开，而各种自然物品被采集和典藏起来，并通过日益发达的书信联络，在爱好着和收藏家中沟通消息。随着物品采集的丰富，各种专门化目录随之出现，有些博物学者专门制作各种 珍奇物 的名录，另一些则尝试将这些收集品组织成一个统一体，并指出他们的目的，是揭示如约翰•雷（John Ray）的著名书名所言《上帝创造的作品中所显示的上帝的智能》（1691）。有些则追求一定程度的完整性而选择或者一个地理的或者一个主题的研究点。⁸ 有些则尝试通过选择一堆相关的主题而详尽地进行研究。⁹ 这些著作，大体上沿着博物学传统，以描述为主，间中也有一点解释，但大体而言，所见日新，而益知所学之浅陋，纵偶尔发现事物变化的机理和原因，也断不敢妄称为一种全称判断，甚至推广为整个自然界范围的普适规律。可以这么说，十七世纪以前欧洲的博物学，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目录的列举，而不是一种系统的分类。¹⁰

在十七世纪时，在地理大发现带来大量的新鲜事物（旧谚云：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物，但这个世纪，对于欧洲来说，确实带来了很多新鲜事物）的同时，关于自然思考的范式，也从传统神学处发生转化，这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后世的科学家史，常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为源自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的中欧，经过伽利略的意大利，转到笛卡儿的法国，最终结束于牛顿的英格兰剑桥。在这种历史视角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改变了传统对于自然的理解形式，并以一个半世纪后的牛顿系统性的关于宇宙的概念这一副产品的诞生而结束。但事实是，这些知识上的积累和综合结果，并没有以实际的物质成果，真正作用于他们所生存的世界，而这些观念以及对于知识的增长，也没有对当时主流的神学系统，构成有效的威胁。相反，如果说有一场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最主要的一点，便是科学从一门哲学和抽象的学科，逐渐演变成为一门以经验，以通过实验提出问题，并通过特殊实验以印证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17世纪的科学，没有哪方面像方法论的变化，以及这种方法论变化带来的结果那样富于革命性（科恩《科学的革命》第8章，中文版，171）。¹¹

在这一事件中，这些先驱们，沿着自己的方向，拓展自己非传统神学的知识学视野。开普勒利用第谷观察得到的数据，得到关于行星运转的定律。¹² 伽利略则完全无视，甚至嘲笑开普勒的结果。他沿着另一个方向，开拓不同的知识领域，除了用更精细的望远镜观察天空外，他专注于地面物体的运动学和运动定律研究。¹³ 在这个过程，实验方法被引进来，以某个特殊的事例，来说明他们所要表达的原理和规律（比如开普勒的观察成果，用来预测行星的位置，而伽利略，则传说在比萨斜塔做关于自由落体的实验）。而笛卡儿，尽管他的学说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但他所阐述的经验和概念，却是非经验主义而带有思辨传统，他试图用一种物质还原论的机械论哲学，来重建物理学传统。这些实验成就和方法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意识形态或者形而上学的话，对于此时占据主流话语权的传统神学来说，根本构不成一种威胁，甚至相校于经过千百年积累的神学所形成的高度精致微妙的思辨性学说来说，这些实验，只能看成一种有趣的杂技，而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真正将这些实验成就，变化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是牛顿，并影响了传统神学关于宇宙和物体运动的知识学图景的是牛顿。

尽管后来发现的牛顿手稿表明，他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和兴趣用于炼金术，圣经解释，年代学等的研究，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在于，他用一组定律，统一了开普勒关于天上的行星运动定律和伽利略关于地面物体的运动定律的解释。这组定律包括四条：

• 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运动将保持不变。
• 力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
•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但方向相反。
• 万有引力和距离成反比。

这打破了奥古斯丁以来的传统解释：天上的行星，和地上的物体，实际上是遵循同一种规律在运转。天界和地面的运转，并没有不同。进一步的，牛顿将他的实验和观察，发展成为一种体系。这么一种体系，正如科恩¹⁴ 所指出的，实际上是一种纯数学的结构和想像的系统——它不是一个简化了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在实在的（物质）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纯属虚构的系统。通过这个数学体系，比如牛顿演示，只要存在指向中心的引力，便可以推导出开普勒的面积定律。然后当牛顿把他的数学体系，和实在世界进行了对比，并做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两个共同的引力中心时，便可以得出开普勒的椭圆形轨道运动。当引入更多的引力中心，这个引力体系可以进一步用来描述太阳系诸行星和卫星的运动轨道。于是，通过这种不断重新放松条件的修订，这个数学体系被改造得越来越可以更精确的描述外部世界，并最终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完成了用一个普适的数学体系，来对自然界各种物体在低速运动时，进行经典的力学解释。

相较于其他开拓者而言，牛顿成就的关键在于，他既不同于笛卡儿试图将物理学建立在纯粹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笛卡儿这一路线的结果，便是使他将数学这门学科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不同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专注于实验现象本身，而是他高度技巧性的在物理学的观察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数学上的形而上学。而非常碰巧的，他所研究并演绎出来的数学体系，在具备高度精密性和普适性的同时，却非常幸运的和自然无意识物体的运动定律具备高度的重合性。也即是说，他的幸运在于，他所构建的数学体系，和自然界的物体运动，特别是天体的运动，具备了高度重合的逻辑必然性和自然因果性。

这种简洁的理论体系，在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神学关于天上和地下两个世界不同的观念的同时，却以另一种高度的秩序和统一性，创造了另外一种秩序感和意识形态。特别是，他所身处的时代，正是神学纷争混乱的时代，他的知识成就，如同自然神学所预期的，为这种纷争，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物质基础，使那些对于传统神学失望者，重新获得了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期待和希望。可以这么说，尽管牛顿的实际成就是在于他提供了关于自然解释的另外一种理论：数学理论。相对于传统神学理论框架，这种理论的优势在于它为自然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更加逼近的模型和描述。牛顿这种在数学逻辑和物理现象之间不断摇摆，寻找一种可能的贴切描述的做法，迅速的导致各种物理学科的发展：天文学、化学、地球物理学、冶金、材料学、工程学等，这些学科，事实上是根据这种方法论有意识的衍生及发展出来的，通过精心的选择主题、现象和环境，所考察的物体，从一种还原论的方法，不断的分解成为一种更小的基本的单位，¹⁵ 通过把每一个单位（比如分子），抽象为无差别的考察单元，再通过在人工设定的特殊环境下（比如纯粹、完美的晶体、非常稀薄的气体、均匀的磁场、单能粒子束、超低温度、超高电压、超强场等条件）获得对于这些基本单位，在极端条件下的表现，反过来，以印证正常环境下理论模型和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么一种做法，在基本单位被进行数学抽象之后，数学上的无差别逻辑必然性，能够被充分的发挥，并通过数学上的逻辑推导，预测粒子的下一阶段的可能趋势，再通过对下一阶段现象的观测，来判断这种推测及模型在理论上，对于现实表述的可靠程度。这么一种方法论，使物理学科得到广泛发展，而可以事实上被定义为：专注于发现、发展和提纯能用数学分析处理的实在性的学科。¹⁶ 而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卡尔波普尔的 可证实性方法论。¹⁷ 这种方法论默认的认为观察者可以独立被观察的事物之外，同时，默认地以为被观察的事物的状态，将遵循某种规律及一致性。很碰巧的是，这两种条件，能够为在地面上进行低速运动的无生命物体所满足，从而在牛顿体系之后，关于物理学科的知识，得到高速的膨胀。¹⁸ SSK 学派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于观测的误差，以及观察者进行客观选择的可能，并在此后的200年中，以一种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形式，深刻了影响了此后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思维。¹⁹ 但与传统神学不同的是，尽管牛顿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对于传统神学来说，更加精确而近似的描述了这个可能的物质世界的动力学方式，但却没有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提供一种目的性。这种方法论本身，只在于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完成一种理论上，对世界运作方式的近似说明，表明事物实际如此，但却非事物为什么必须如此。在报告了因果相关性的同时，却没有提供一种为什么必然如此的目的性解释。甚至，为什么自然因果性和逻辑必然性可能是重合的，都没有得到必要的怀疑和反思。²⁰ 正是这种只揭示事物如何运作，而不揭示为什么发生的这种工具特质，²¹ 一方面，促成了科学和神学，在关于事物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说明方面的竞争和冲突，但另一方面，却由于这种对目的因的不做说明，而为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留下空间。并进一步以自然神论这么一种 基督教-牛顿主义 决定主义形式，形成了科学-神学在设计论上的共谋。²²

牛顿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纯粹的偶然行为（比如说，疯子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被观察者是有独立意识行为的学科，比如说生物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这为传统神学的存在，留下了余地。人们普遍认识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类行为的目的论说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它们确实是平常的因果说明，其中的原因是欲望和信念。这种欲望和信念，提供了一种自然科学中所缺少的可理解性。²³ 而在十九世纪，这种可理解性诉求，使 设计论 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对生物有机体的说明。

时光匆匆，距离当日开始书写，不经意已是3年。当日两周一篇，一写两年。文本自我衍生，后来之思绪，已超越起初之构想。而乱花迷眼，也每令读者迷失，更不知全文言说者何。

到第41篇时，自觉所目见书籍，无论历史、哲学、经济学、人类学、语义阐释诸学科，已无足够资源可为这过度衍生的文字，提供一个更加合适的框架，遂罢而休息。

一年来，醉心投资，横扫中港台所能发见之投资书籍，竟发觉 Soros 之《金融炼金术》，与前文共通之处，远在他者之上，相信此点，极少为读者所理解。希望2007以后，能以此新发现，继续前文书写。也感谢读者阅读。

Michael 2007-1-26

注释：

犹太教义，不同于希腊哲学。《旧约》第一句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而后，整部《旧约》圣经，既是犹太人的历史，也是神在其造物中彰显力量的历史。³一切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均与神力有关。

在犹太教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斐洛，用柏拉图学说，重新解说《圣经》。一方面，上帝从 虚无 ex nihilo 中创造世界的犹太式断言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上帝存在，也可以通过实际世界的现象得到证明。⁴由此，得到上帝因善而创世，万物受造于神，经由神发出的光，而认识神之存在的说法。由是，信仰和理性开始合流。

就思想渊源而言，希腊哲学，着眼于万物之间的规则，接近设计论；犹太神学，重在神之恩典，接近创生论。基督教兴起并成为罗马国教之后，西方教会的神学，以奥古斯丁的思想为主流。奥古斯丁的学说纷纭复杂，体系庞大。在《上帝之城》中，他认为人类文明起起落落，唯有神之国度永垂不朽。神之创世，为神至善至大能力之体现。而人，则以对上帝的信心，在理性及秩序中感受上帝之爱，形成对神之信仰。由此，进一步沿着斐洛的思路，综合信仰和理性为一体，而又区分出两种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并形成两种神学：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sy 和 启示神学 Apocalyptic⁵。

• 普遍启示⁶为人依靠常规理性所能理解者，经由对上帝造物的理解，间接获得对神的认识。自然神学 倚赖普遍启示，涉及人及人所处世界之可理解常识。

• 特殊启示则为奇迹，如神现身说法⁷，为人间所不可思议之事，为大奥秘，启示神学 倚赖特殊体验，研究的核心，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非常识可理解之奥秘。

这两种神学之间的差异，从后世看来，可以说是理性和信仰的差异，是哲学和宗教的差异，也是科学和迷信的差异，但在奥古斯丁神学中，这两者均被看成获得信仰的途径，源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人的恩典，而无任何冲突。

奥古斯丁之后，基督神学的主流，一直围绕三位一体的 启示神学，希腊哲学的影响日渐式微。12世纪，亚里士多德学说重新输入，并形成经院哲学，才改变这一状况。奥古斯丁的方法论是以信求知，那么，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4—1274年) 则是以知求信，并以此打通哲学和宗教，形成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阿奎那进一步指出，经由理性对于神的认识，可以独立于上帝的恩典之外，而上帝的存在，也可纯粹倚赖理性而证明。阿奎那对上帝的证明，偏向于重新沿袭希腊哲学的思路，而非传统的奥古斯丁路线。⁸

路德改宗，引起基督教会第三次大分裂⁹。天主教和新教关于神学的论争，演变成为中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随后，新教本身四分五裂¹⁰，教义分歧严重，形成各种流派，自然神论即是其中一支。在新教的各种教义中，除自然神论之外，其他全部遵循传统 启示神学 路线，探讨有关道和圣灵的神学，唯有自然神论，立基于普通理性知识，更期望完全基于理性，克服宗派之争，得到普世认可的宗教，故又可称为 自然宗派。自然神论者，以赫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为先驱，以廷德尔（Matthew Tindal，1655-1733）、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为主力，主要包括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一批作家，其作品及方法论，在于彻底背离传统的 启示神学 路线，而将教义还原到常识基础上。¹¹其核心观点是，任何启示，必须经过理性的判断，才可以当作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而这一流派用功的领域，不在传统经院哲学开创的逻辑思辨，而在于历史学，特别是宗教史，比如对《圣经》故事及早期宗教史的世俗常识还原。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1670—1733年）对于耶稣复活的解释是：门徒通过向看守坟墓的士兵行贿，偷走耶稣的身体。而米德尔顿（Conyers Myddelton ，1683—1750年）在 Concerning the Miraculous Pow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Subsisted in the Church from the Earliest Ages 一书（此书名中文可以翻译成《对那些据说从早期开始，便一直存在于基督教会中的神奇力量的自由探究》）中则通过历史解读，仔细地研究了早期教会关于神迹的纪录，说明神迹并没有经过相关目击者确认。¹²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超自然的因素，被从历史记述中重新驱除出去，上接希腊史学的思路，下开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早期基督教士讽刺的描写，并深刻影响到此后的历史学转向。

严格说起来，自然神论对于 启示神学 和奇迹的批判，所遵循的方法，是历史学和常识理性，彻底背离神学和哲学结合的传统路线，另开一脉，才是主流传统的真正异端及对立面。从思想流变上看，这一路向转变的结果是，自然理性常识，从此不是完成信仰或者救恩的一个过程或者工具，而是反客为主 ，成为神之启示的终极裁判。¹³但这一宗派的真正影响和作用，不在于神学，而在于世俗社会——在欧洲，促进了启蒙运动；在美国，融进了《独立宣言》，形成政教分离的法律，甚至进一步影响此后数百年美国关于神学和科学的立场。¹⁴在英国，自然神论这一宗派带来的影响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对于神启路线的放弃，转而研究 自然 这一上帝的作品，以期理解全能者的智慧与全能，¹⁵并经由自然研究中获得的确定性秩序，期望可以给混乱纷纭的神学战争一个信仰上帝的理性基础，无论其目的和价值取向如何，这使科学间接地兴起。¹⁶即科学得以兴起，乃是得宜于神学流派之间的战争。

在17世纪，科学知识得到高速增长，许多影响后世的学科和思潮，其源头均可追溯到这一世纪。后世的科学史家经常将这种变化称为 科学革命，并一直将其起源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1473—1543年）日心说 天文体系对托勒密的挑战。但如同科恩¹⁷所指出的，哥白尼的影响，要一直到他的论文（1543年）发表的50—75年后才出现。而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等人在知识上的努力，才使一种新的惯性物理学思维得以成形。牛顿在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光学及光和颜色理论、科学仪器设计以及通过实验演示对于科学原理的说明、力学体系等，这些给后世的科学史研究留下了充分的例证。而相对的、不为人知的是，当牛顿与莱布尼兹发生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争夺时，他不择手段的利用皇家学会会长身份，党同伐异地对莱布尼兹进行打压。而牛顿身后留下的大量资料，充分表明除了在自然物理知识方面的追求之外，他还痴迷于年代学及《圣经》问题的论述。但对于后世来说，他真正的成就在于关于自然的数学理论，如果说，真有一场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发生在牛顿身后的200年间，牛顿的数学思想和经典物理学思想，充分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并影响了知识分工及各种学科的思维方式。如同以塞亚·柏林所说的

牛顿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的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在一定时期内，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发生了确实是极富创造性的转变，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没有哪个能避免这场文化变革的影响。¹⁸

就神学而言上，牛顿的成就，在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于所身处自然界规律理解的同时，使设计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这种理论的要点是，除非我们求助于一个高度智能的智慧，否则一般事物之间的秩序，它们规律的、和谐的相互关系，便是令人类如此迷惑和不可说明的，对于自然和谐关联的敬意，使这一切归因于一个高度智慧的设计者。牛顿的发现和成就，将苏格拉底及阿圭那关于冥冥背后，有神之设计存在的想法，充分展开，并以其惊人的成果令人取信。此时作为工具的科学知识和作为终极价值的神学，充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一次对宇宙迷人结构的新发现，都增加了对这个设计者的一分敬意。1691年，波义耳 Robert Boyle 设立了一个延续多年的讲座，用设计的卓越、宇宙的秩序与华丽等等，来证明世界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1691年，约翰·瑞（John Ray，1627—1705年 ）则出版了《体现在创造作品中的上帝的智慧》一书，列举自然界的复杂和精巧，加强这个论述。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有其影响，布里吉瓦特伯爵 Earl of Bridgewater 留下一大笔遗产供编撰、出版系列论文集，以论述

上帝在创造作品中的威力、智慧和仁慈。

在这个运动中，常用到的一个流行的论证，是手表类比。这个比喻源于西塞罗，并经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年）进一步推广而家喻户晓。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一书中，描述了许多生物体复杂结构以及它们对环境的巧妙适应的例子，以说明苏格拉底所感受的，世界——特别是生物体的构造——是如此复杂而有序，它们不可能是一开始便如此偶然分布。设想你走过一片荒野，脚踏在石头上，你可能会假定这些石头一直就在那里，而不会追问它们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在地上见到了一块手表，你就会奇怪它怎么会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块手表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的，一定是由某个手表匠制造出来的。他由此推论说：

在手表中存在的每一个加工的迹象，每一个设计的表现，在大自然的产物中也都存在着；并且，大自然的产物远胜手表，超出了一切人为的计算。

既然手表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手表匠，大自然也就应该有一个创造它的智能设计者，也就是上帝。¹⁹这个类比随即成为18世纪自然神学家通行的类比。²⁰

但自然神学家在使用这个类比时，实际上很少意识到，这种论证乃是捆绑了神创论和设计论所包含的两种含义：发明和秩序。神创论重在 发明 和 创造，源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 神从虚无中创生世界 这种信仰。而设计论，实质上是一种后天的实证主义，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圭那一脉。手表类比的逻辑，实质上是以自然界中高度复杂，鬼斧神工的物体之间的秩序、和谐，来论证上帝的设计。将信仰和理性捆绑在一起，从渊源上可以一直追溯到犹太教的希腊化，尽管一直有神学家试图将哲学从教义中驱除出去，但这两者最终在阿圭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中得到融合。设计论，实质上，乃是在阿圭那的教义之上更进一步，将经院哲学在逻辑上的逻辑必然性和关于自然世界的因果必然性隐含捆绑在一起。在阿圭那的论证中，神学和哲学，乃是重合在一起，具有充分的逻辑必然性的哲学知识，可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基督神学并不是超越于人世实际事务，仅仅存在于纯粹智力思辨上的逻辑体系，而是从一开始便和犹太人的历史、耶稣的生平捆绑在一起。《旧约》中，上帝会暴怒，会因为乌撒手扶约柜而予以击杀，会因为后悔造了人，便发大洪水把除挪亚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连其他生物也跟着遭殃。²¹《新约》中，上帝的人子，耶稣道成肉身，化身为人，在人世间行使神力，将水变酒，甚至死而复生。这些传说，决定了犹太教义和基督神学，从一开始便是历史神学，通过这些奇迹，通过教士对于 启示神学 的阐述，上帝一直不断地干预这个世界的运作，这决定了神学不可能被彻底的纯粹理性思辨化，而必须牵涉于人世的争斗。从奥古斯丁以来，神学的主流一直是 启示神学，作为属于常规自然知识之外的奇迹，一直被作为上帝对人世的救恩而被关注。但在新教改革以后，从1650年到1850年，从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年）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这段时间，基督教信仰基础发生了变化。如同威廉·邓勃斯基²²所说明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²³第六章认为：

奇迹发生于自然之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所以必然是扰乱自然的秩序的，如果在自然中有不遵循自然律的什么事发生，也就违反上帝的性质和规律。

这一论述意味着，上帝必须是绝对理性的，而一种彻底理性化和纯化了的宗教，没有反复无常的神偶然干预的地盘，这彻底的驱除了奇迹的可能性。100多年后，19世纪20年代，施莱尔马赫基于神学传统，进一步在《基督教信仰》中推演了斯宾诺莎的方法，并将自然因果性归入逻辑必然性。将这二者统一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和问题是，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是否都是由上帝决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属于自然因果性领域，而上帝决定的问题，由于其不可见性，属于逻辑必然性领域。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属于上帝的控制，那么，一个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上帝，又怎么可能是全能全知的，正是上帝的全能和全知性，决定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在上帝控制之内，这使得自然界所发生的诸多事情之间的因果性，必然能够用逻辑必然性来解释。这种思想是死硬的神学决定论者，因为这要求自然的一切，皆为上帝所决定。从这种角度上，尽管当时的启示神学各种流派都起来反对斯宾诺莎的著作，但斯宾诺莎才是真正在逻辑上，将阿圭那的神学思想在逻辑论证上发扬光大的人。而牛顿在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成就，则进一步沿着秩序和设计这一路线，佐证了上帝的存在。自然因果性和逻辑必然性的隐含同一，使科学的定律，和哲学的逻辑结合起来，而以综合了神创论和设计论的手表类比的说法，为世人所知晓，其背后，便如同威廉·邓勃斯基所说明的，发明和自然法则 这种双重观念，在英国自然神学内部有一种不安的联盟，而以自然法则吞噬发明而告终。²⁴或者说，由于放弃了神启路线，转而走实证路线，自然神学始终注重于后天的实际例子和自然法则，而从没有着力于创生和发明这一部分的神学思维。

在威廉·佩利的 手表类比 中，用来作为实证说明的，究竟是自然的实例，还是关于这些实例背后的规则，一直是设计论中被模糊而困惑之处。老派的神学家，多强调自然之物，这些物品有着明显的标记而非偶然存在。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年）在 Nith Bridgewater Treatise 中，则将上帝设计定位于自然规则，而不是设计实物，在巴比奇的概念中，上帝只是创生了设计规则，而不是真正动手去设计实物，上帝便如一个躲在幕后的行家，通过不可思议的法则，控制着剧本和整体演员的表演。威廉·邓勃斯基指出，尽管看起来，巴比奇的设计论思维更加精巧和聪明，但在神学上，这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自然规则是以无位格的必然性产生效果。一旦将设计论定位于自然法则，它便成了一个空洞的比喻。因为，一只手表是被设计的，乃是因为理性的人，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这只手表被设计的过程和配合的程序。通过这只手表，便把发明过程说清楚了，因为事实本身已经通过结果说明。而将设计定位于法则，当说设计手表的法则是被设计的，则完全颠倒了逻辑因果而使说明变得不知所云。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并没有为早期英国自然神学家所意识到，18世纪的神学家，将神创论和设计论捆绑在一起，使用自然的实物来论证背后的神的存在。达尔文的攻击，正是针对于设计论的攻击，并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到神创论，并最终危及基督教的终极信仰而成为基督教的敌人。

注释：

培根的理论，或多或少推动了科学组织的成立。他在《工具论》和《大西洋岛》中对于科学可能发展提供了一种构思。而其忧患，则是因应于独一的宗教权威对于知识的控制崩溃后的无秩序的担心。在此前基督教传统的制度体系尚未受到现实挑战时，其知识权威的地位同样有效。但是，当基督教体系内部面临新教的挑战，外部王权的力量逐渐增大时，其知识权威的地位也相应受到挑战。当大学作为一种抱残守缺的保守机构，继续传授传统的智力思辨的技巧时，大航海带来的大量知识和事物，使传统知识体系和结构中显得解释力不足时，对于知识的渴求，便变得明显起来，这导致长期确立的关于知识的发展制度模式开始消解。

传统上，教会掌管了对个人的信仰监察的权力。而个人对于真理的自行理解常被认为是危险的。当新教改革运动放松了教会对于信仰的统一的管制之后，知识上，可能也会出现无秩序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止出现在平民百姓中，也出现在新兴的绅士阶级中。培根的知识纲领，便是因应于这种无秩序的担心而起，他认为国家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来领导民众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大西洋岛》（1627）中，他描述了一个中央科学研究所，其中有实验室、植物园、厨房、熔炉，机械工厂。培根宣称，科学可以通过知识的分工生产而更有效的进行，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培根富有洞察力的意识到了分工的作用，这比日后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对于生产作用还要更早。

但是培根所理解的这种分工，乃是在国家监控及管制之下的。看起来更象一种计划经济。当培根宣称 知识就是权力 时，他实际上并不是在为知识的可能生产力而欢呼雀跃，而是在担心不受国家监控的知识，会导致一种国家权威的丧失，而提出国家行政权力必须对知识实施有效的控制。正是这种知识纲领，使培根的《大西洋岛》充分体现出一种设计的痕迹。尽管从日后的实际结果上看，科学组织的兴起及其内部的章程制度，乃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发展，而培根的理论没有得到推广，但却正是培根的理论广泛影响，使得宫廷和民众，广泛的接受了科学团体的存在。

在十七世纪，并没有出现象培根所鼓吹的一样集中起来的科学运动，团体的形成明显处于支离破碎状态，并且是以各自独立分散的团体的面貌出现。团体的成员，从一开始，充满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者，比如身份显赫的赞助者，为科学的新发现不断添油加醋的报道者，艺术品鉴赏者，好奇的人，以及出于各种各样原因，比如厌恶于刻板沉闷的学院学习的逃避者。17世纪，看起来更象一个俱乐部和学会的时代。正是这些松散的业余爱好者，重现了希腊自由组织的学院精神。也正是这些自发起来的团体，在不需要国家指令的规训下，自发的订立了发展知识的可能制度。

在这些松散的团体中，相对正式的团体包括佛罗伦萨的西门托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巴黎的皇家科学院、德国的柏林学院。其中，只有巴黎皇家科学院看起来更接近于培根的理论，和中央政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伦敦皇家学会，却除了一纸特许状之外，几乎没有从皇家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但是，真正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的，正是英国皇家学会。

英国皇家学会的起源和历史，显示了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可能关系。Tomas Sprat 的《皇家学会史》记载了这段历史在得到国王的特许状之前，一些非正式社团的人士从1645年开始每周聚集在伦敦，讨论一些关于自然的问题，为避免不必要的可能纠纷，这些成员约定将神学和政治排除在外。随着其成员的迁徙，这个社团一分为二，一在牛津，一在伦敦。在牛津的团体在一度兴旺之后，最终消散，而在伦敦的团体，却兴旺发达。当1662年7月15日，在得到国王的特许状之后，学会终于成立，而竖年，学会的特权又蒙获扩大。尽管学会并没有得到皇家其他的实质性赞助，但这种正式承认和特权许可本身，在纷争混乱的时代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承认和保护，尽管这种保护可能不是针对科学研究的保护，而是出于对其绅士成员成分的尊重。

尽管皇家学会是由先前人们对于科学的兴趣促成，但其后来的成就，却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正是由于这种作用，后来科学的发展，仍深深的带着这个学会先前设定的各种制度和规则的烙印。

如同罗伯特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社会》中所指出，皇家学会的核心小组成员主要是神职人员或者与宗教密切相关人士的情况，同时，开始时候的学会成员，也很多是绅士。默顿指出这种身份地位与日后制度发展之间的可能联系。学会中的许多人员，具有新教的倾向，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追求现世功业，接触实际事物，而反对经院哲学的抽象思维。正是这种倾向，推动了对现实的重新观察和实验精神。

皇家学会明确宣布它的目的在于鼓励有创造性的和有知识的商人、哲学家和医生，组织编著商业史，讨论革新工艺过程的方式，收集国内各个地区的农业实践资料。可以这么说，基于对 自然之书 所重新发见的兴趣，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对一切新奇的自然现象普遍感到好奇。但正是这种广泛的好奇，使他们把研究的网撒得太广，以致于失去了长期集中研究某一问题的好处。尽管他们努力把科学兴趣的目标，引向工艺生产，并试图使科学研究产生出可能的现实成果，但看起来，与他们试图在一到二个世界内，用知识重新改变整个物质世界的野心相反，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技术并没有从科学中得到任何收益，反而是科学在技术中受惠良多，而皇家学会的努力，主要是激起了公众的热情和促进了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是技术以及实际的物质成果的明显产生。

在此前的基督教体系中，关于自然的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识体系，是和基督教的信仰一旦演化的。而任何一种对于这些知识体系的反驳，都可能意味着一种对于基督教信仰传统的攻击。从一开始，这个科学共同体就致力于避免讨论传统的神学和政治问题，以获得一种价值中立的地位。17世纪，根本不存在一场所谓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反而，或多或少的，自然知识被鼓吹成为可以支持和扩展广泛的宗教目标，这与其成员中充满大量虔诚的清教徒不无关系。

对于这些虔诚的清教徒来说，当《圣经》的文本被直接翻译成为各自的民族语言，为民众所阅读，而因信称义使信仰成为一种个体的事情之后所带来的纷争，并没有办法在《圣经》教义中得到解决。要澄清并剔除那些把持了《圣经》文本解释权千百年之久的人们，在《圣经》中所加入的那些杂质部分，有必要借助于 自然之书 的力量。

按照《圣经》中的训导，世界乃是神所创生，这意味着自然乃是神的真正造物。人们运用神给予的能力，来观察，理解这个造物，理解自然之书，被看成一个宗教任务。而对于这个理论的最广泛的辩护，便是作为自然神学基础的设计论的出现。这个理论，从17世纪到19世纪，将科学的价值和宗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这个理论的最广泛使用的隐喻，是时钟隐喻。早期的时钟，将所有的运转机制完全暴露在外，因此，关于指针运动的原理及其运动轨迹被清晰的见到并理解。在16世纪以后，时钟的运动逐渐被包裹进一个密闭的看不见的箱体中，只剩下时间为人所目见。尽管自然的时日有起有落，但机械时间的运作，却不在意外部的人事和气候变化，而自成世界。时钟隐喻的最重要作用是，时钟是一种人工造物，本身并无生命，但却模仿了某种目的性，而具备高度的复杂性，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规则性和统一性的典范。对于时钟的这种隐喻的理解，很自然的导向对于自然的机械论理解，这种理解的作用在于，褪去了自然界中物质和人一样具备感受这种传统神学的观点，而导向了将自然作为纯粹物质进行研究的做法。

随着对自然物质的研究的深入及对其复杂性的发现，自然以其高度完美性震撼了其可能的发现者，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的结果：自然的设计者，如果有的话，其智慧，必然远非任何人类所能及。而这种智慧，正充分的彰显了神的力量。正是这种设计论论证的自然神学，使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关于神的力量和信仰被融合无间。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了创世者是为时钟上紧发条之后，便任其默默运转，还是时不时参与到世界中来这种争议。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科学和宗教调和的结果，便是使对于自然研究的实验精神，不再受到宗教的阻挠。而没有被意识到的是，日后的达尔文进化论，正是反对这种自然设计的机械论而起。

以基督为核心的精神信仰，落实到操作层面上，成为垄断了信仰的教会对于世俗信徒的权力。教会设定自己的法典，教皇权力高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国家无权审判神职人员，所有想得到拯救的人必须服从教皇，世俗统治者要接受教皇的审判，而教皇只接受上帝的审判。

而在经济层面上，教会诸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教产免于国家税收的权力。正是这一点，在欧洲诸王国陆续兴起之后，引发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多次冲突。¹而也正是关于赋税权力的争议，在多次战争之后，诸封建领主和国王才达成 大宪章 的契约，成为日后英国宪法的精神源泉。如果对照于其他动辄以均田地为口号，谋家天下之私的革命社会，达成尊重契约的妥协和平，未尝不是苍生之福。而在一个知识的普及尚未教会民众和统治者达成妥协欲望，而力量缺乏制衡以形成议价可能的社会，意味着一种弱肉强食式掠夺的税收，其最终的可能结果，便是一乱一始的革命循环。

就基督教正统教义而言，税收和权力是两回事。尽管在基督教已经发展壮大得足以和世俗权力抗衡的日子里，基督教义可以直接宣称：一切权柄属于上帝，恺撒也是上帝的用人。耶稣基督不属世界，世界却属于耶稣基督。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但是，就税收问题而言，基督的直接教诲却是

让神之物归神，恺撒之物归恺撒。

从一种事后的角度看，这个答案，可能是面对神和税收问题这个陷阱时，一种可能有效缓解早期基督教和世俗官方组织正面冲突的权宜之计。但连基督本身都未必预料到的是，日后，当基督教会确实发展成为代替官方收取税收的组织时，这种回答会成为另外一种阻碍。这和某个一不小心，通过暴乱取前朝而代之的政党一样，昔日对于前朝的诸种批判和承诺，成为日后李敖借以讽刺后世子孙的言辞。

但不同的是，对于基督教会来说，《新约》、《福音》延续千载，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学一样，文化浸润于每一信徒心中。凝结组织的力量中，经典文本的作用，远大于没有历史传统，而倚赖于创始者不着边际的言辞发挥而构成的新兴组织。于是，教会对于世俗事务的插手，在组织内部，面临正统教义的拥护者的反对，日后路德将教会看成信徒的团体，而不赞同教廷担当地主，收税人的角色，不信任教廷对于教会的专制权力。其反对教廷组织的依据，也正是来源于其神学理论。

就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社会演变而言，社会表现为三种不同力量的不断变化：宗教、王国、平民。教会内部有着许多争议，一是正统神学理论设计和现有教会组织实况之间不同的冲突。一是教廷和教会的冲突，即是教皇至上，还是教会至上的冲突，独裁还是集合委员会的冲突。而最重要的是，十五世纪，印刷术的使用，使知识普及成本的下降，这一点对于新教的传播，尤为重要，对于教会内部来说，无论关于组织形态的任何争辩，对以拉丁文形式保存的《圣经》的解释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教士手中。但是，印刷术的普及，使民众得以以更低廉的成本，阅读重新翻译为自身民族语言的《圣经》。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此时有大量非拉丁文而是民族语言的《圣经》被翻译出现。这使人们意识到现有教会及原则与基督原始理想之差距之后而更加突出。而路德和加尔文教义，带来的结果，便是信仰的个人化和整个教会对于民众在信仰上控制力的下降，最终是教会的分散及对世俗控制力的下降，以及教会和国家这种双重王国的诞生。

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君王成为和教廷对抗的力量，罗马法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被重新诠释、解读，成为君主王国对抗教会、获得世俗权力的依据。欧洲国家，在摆脱教会约束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以专制主义和军事荣誉的概念成形，而演变出现代基于个体意志而构成的联合体。管理社会的权力，从教会手中，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世俗文官政府的手中，但是，正如同特洛尔奇在《基督教和现代世界》中所指出，现代国家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价值伦理准则，为了共同的生活，而主张共同的意志和荣誉，却放弃了对于一个超验的普世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放弃了对精神世界的干预。而对于民众来说，因信称义 的结果，便是将自我救赎的重任，从过去的教会手中，转移到每一个个人的肩上，面临纷纭林立的教会、教派和教义，民众被迫要在这些纷争中，寻找出值得确信、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和信仰，这为倚赖自然常识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空间和需求，从长远上说，这是科学最终取代基督教，成为另外一种信仰的终极原因。

同时，16和17世纪，欧洲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事革命、欧洲人的航海、新世界的发现，带来的除了空间的拓展，太阳底下，突然出现了大量新的事物，传统所开列的清单开列不足，这相应也迫切的需要新的知识来加以解释，而物质的丰富则有可能资助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进行，眼界和物质的拓展，带来对知识极限的拓展，这一切，成为科学兴起的契机。²

就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关系而言，这两者同时受到社会动态变量的影响。如果将科学看成观念的领域，而将技术看成过程的领域的话，那么，可以看到，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技术和工艺的发展，一直还保留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状态。而诸多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技术革新，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从科学得益甚微，反而是科学从技术的进步中得益甚多。甚至直到19世纪末，重要的工业革新，很少来源自对于科学有贡献的人、机构或者群体。

从事后的角度上说，追源溯流，这一时期，在理论上，确实发生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发现和创新，比如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等人在天文、物理方面的成就。以至于后世直将这种变化，称之为 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如同 Shapin 在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中所指出的，非但不存在一种所谓的 科学革命，甚至连后世所以为的 科学 概念中所指的整体，在这一时期，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而 科学革命，只不过是对于后人的一种 科学革命，而对于17世纪的人来说，情况远非如此。

在17世纪，科学 Science 倾向于指任何正确构成的知识（必然的、普遍的真理的知识体系），而对自然界任何事物所存在的探讨和对自然界因果结构的探究，则属于 自然志 和 自然哲学。在十七世纪之前，构成必然正确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在西欧，只有基督教真理，而除此之外，都是异端。而自然界，按照《圣经》的说明，只是作为上帝的造物存在。那么，如果说，有一场科学革命的话，关键的问题，便是要说明，原先必然正确的基督教真理，是如何经由对于自然的探讨以及实验精神而被改变，转化成为对科学的新信仰。但事实上，这么一种信仰转变，并不如 革命 这种词语所宣扬的如此彻底的变化，而这么一种词语，也并不能显示更为真实的情形。因为伽利略、笛卡儿、玻意耳的生活和思想，并不是17世纪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普遍想法。创新的思想，其对社会的影响，往往发生于后代，而其流变的根源，则可追溯到以前。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各种文化都享有共同的背景和充分重叠的广泛兴趣，而宗教改革关于创造的教义，使人们能够把自然秩序按照其本身作为上帝的创造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材料。尽管最后对于基督教世界观提出挑战的，不是科学，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形成的世界观和哲学，或者说，取宗教而代之的基于科学的形而上学。

就自然哲学的思想流变而言，其前身是自然神学。从罗马的瓦罗 M. Terentius Varro 开始，诗歌神学、公民神学和自然神学这三个词语就被提出并区分，自然神学指的是对于神性的哲学思考。但是，对于基督教思想影响最大的关于自然的概念，是奥古斯丁的 自然之书 的比喻，上帝写了两本书，以让人们理解他的意图，一是被文本化的《圣经》，一是自然之书。

经过亚里士多德化的神学，并不鼓励人们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人工世界和自然世界被严格区分。自然因其受造于上帝，而被赋予其神性，从而与受造于人之人工之物严格区分。人类只能去追寻属于自我创造的人工之物的奥秘，而不应该妄自尊大去追寻上帝的造物的意义。甚至，自然的物质，被赋予感觉，被赋予意识，从而保持其相应的神秘。

但是，当16世纪新教鼓励人们自己去追寻《圣经》这一文本对于自我的意义时，相类似而被隐含的，关于自然的探索，也被相应个体化的鼓励。当面对十七世纪中错综复杂的各种教义的纷争时，传统关于自然的观念，也相应被怀疑甚至反思。于是，被教父，被教会，被经院哲学学者等添加到《圣经》的部分，基于 自然之书 的验证，可以被确证并剔除，从而真正得到上帝造物的真正意图这种思想，被鼓励并被追寻，这促进了关于自然的常识思考。可以这么说，教会内部的纷争，促进了向自然常识方面寻求证据和力量的追求：依靠自然而非依靠人们的证词，以事物而非以言论而作为知识的源泉，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和理性为证据，更相信别人所告诉你的，这成为后来经验主义的思想来源。而经验真理，则构成从逻辑和因果上，证明世界因果结构的前提。

这种经验实证精神，进一步被基督教内化成为 设计论，自然由于其高度的复杂性和契合性，被看成一个由高度智商设计者所设计出来的机器，比如时钟，其中的部件，相互契合，高度默契合作，而人类身处其中，则可以通过观察其奥秘而理解上帝的造物意图。而作为钟表匠的上帝，是上紧了发条之后，完成了 第一推动 的作用之后，便抽身而去，抑视默默的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关注着世界的运作，便成了另一个聚讼不休的话题。

很有趣的是，这种设计论的观点，推动了相当部分虔诚的教徒对于自然的研究，而日后，达尔文，在完成《物种起源》到出版《人类的由来》之前，他写了一部非常晦涩的著作，书名是《论英国和外国的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并兼论杂交的优良作用》（1862），如同 Gould 所指出的，达尔文详细而不厌其烦的考察了自花传粉的兰花通过昆虫完成异花传粉的各种策略。而在达尔文的考察中，兰花利用了和其他的花一样的普通的通道，却发展出非常复杂的装置，来完成其他花朵轻而易举的行为。如果上帝的造物必然是完美的话，那么，造物关于兰花的设计，不是一个理想的工程师基于效率和完美而成的产品，正是从这一角度，达尔文完成了对设计论的攻击，而发展出进化论。

但在科学的开始，对于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来说，自然的奥秘，和对上帝的信仰相辅相成，从而，在宗教的分歧中，科学得以伪装成价值中立的面貌出现并得到发展。

注释：

历史学家总好谈论转折点以作为确定事件的关键之处。数学上，转折点，或者说拐点，可以用导数的变化率直观的加以说明，但这需要一个连续的函数。不幸的是，历史学非但寻找不到合适而连续的观察及数据，得以利用数学工具来表现历史趋势，甚至，连连续性本身，都存在许多争议，比如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否是连续的这一问题。

比较不存在争议的是技术的发展，从9世纪开始到17世纪间，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一系列连续性的改良，马镫、重犁、用马代替牛作为耕种工具，三田轮作制等典型技术都被采用。大炮、帆船、滑镗枪的制作和使用技术得到不断改良，伴随这一系列改良的，是实物的使用效率提高带来的人口增长和膨胀，但这些改良，有时虽然得到官方的资助，但却并没有任何专利制度来，来确保发明者创新之后的收益，也没有一个系统制度，来刻意诱导或者设计出这些技术改良的路径。在这一系列改良的过程中，技术和器具的进步，更多倚赖实践者的经验、直觉、估计、实践和勇气。此时欧洲的科学传统，如果有的话，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的传统，其中并无任何知识可以用来支持这一系列的技术改良。或者说，此时，科学根本无助益于技术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此时的科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持续争议中，源于十七世纪的观点，从培根勋爵、伏尔泰、孔多塞再到后来的布克哈特，通过不遗余力的攻击中世纪的教会，并追认希腊哲学为近代科学的先祖，而竭力试图割裂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从而得到科学的传统乃是从希腊开始，再跃过中世纪这一片空白，通过文艺复兴而演变成为近代科学的观点。

上一代所苦苦试图记忆的，下一代在努力遗忘，再下一代，便只能追抚了。从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对于宗教体系的攻击，一直要到科学自身发展出自身的体系之后，才逐渐变得平淡，而减弱这数百年来杀父式的攻击。此后的科学史的研究者，也才得以重新正视在科学兴起之初，乃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苦苦挣扎，才取得神学婢女的地位这一事实。

对于西欧来说，十三世纪，见证了城市共和国在兴起之后的分裂，见证了教会在和王权争斗时候的咄咄逼人，正是教会和王权之间形成的均势，才使平民力量得到兴起。而平民则是大学兴起的资助力量。这时期的大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牧师，律师，医生，行政官员，医生。这都是教会、国家，乃至市场中必须的人才。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聘请老师，或者老师们通过行会收费招生。但此时的大学，不同于后世的研究机构，而是一种职业培训学校，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所以将此时的大学定义为预科班而不是求真爱智的研究机构并不过分。¹

就社会地位而言，教会和王权一直是控制着主要社会和政治资源的组织。王国乃是《源于圣经的政治》，修道院不是避难所，而是庐山和北戴河上的中央党校。《红与黑》则是大学生们所追求的出路。从而，教义事实上相当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由于上帝不可试探，不可触摸，不可求证，而上帝的儿子，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复活，但却不能如 UFO 般乘飞梭跨越时空隧道回来给当代人布道，从而，关于上帝的教义，便只能倚赖于对文本的各种解释。问题是，基本的经典，除了《旧约》之外，还有《新约》、福音，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释经文本，这一系列的文本，并不如 你办事，我放心 这种大白话一般简单，而是充满相互冲突的逻辑推理。尽管已经经过奥古斯丁的重新解释并整理，但是看起来，教义之间的逻辑性并不完全显得非常严密。

于是，当希腊哲学陆续传回时，一千多年前，本来就应该交锋，修整的不同理论框架，却于这后世重新交错而竞争。特别是在基督教已经占据了整个社会话语权的情况下，这种整体性的对基督神学的挑战，无疑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这使得教会的主教们，从一开始便对传回来的希腊哲学充满敌意，并采取一千年前已经采取的做法，通过不断的谴责或者宣布为异端，而捍卫教义本身的不受污染。

在13世纪，最具备冲击力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当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十二世纪末从拉丁文中翻译完成之后，除了通过罗马法学者的诠释，演化成为城市共和国辩护的政治理论之外，在教会之内，也通过托马斯阿圭那《神学大全》的发挥，将流行的奥古斯丁哲学转化成为经院哲学。在经过柏拉图化的基督教信仰中，引入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因为从此之后，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至晚从1200年被翻译进来以后，到1255年几十年间，经历了教会所颁布的几次禁令之后，终于在学院的课程中被确定了下来。教会的态度从开始的剧烈反对，到后来的用更长的时间，用现有的思想资源中的奥古斯丁和柏拉图思想，来重新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冲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犹太教的信仰，糅合了柏拉图的哲学，演化出基督神学，并经过奥古斯丁的修炼，成为主流传统。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却兜兜转转，在流传到阿拉伯人手中之后，重新传回欧洲并挑战基督教学说。这很有武侠小说的味道，但思想史上的顺序，却是这种传播路径的改变而打乱，并交错在后世的时空中了。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的全能上帝一样，本质上都有一种忍不住将其扩张到全部事物的欲望。正是这种整全性，使阿圭那能够把两者糅合为一。而阿圭那在一方面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同时，也将本来的基督教教义亚里士多德化，这使得他身后，在被尊称为 S.T. 之前，还和他那些被尊称为 S.T. 的前辈中的某些人一样，经历过被谴责这种荣光，提早演出一幕先打成走资大右派而后又被捧上神坛者的剧本。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仅仅停留于纯粹的抽象智力方面的建构之上时，那么，事实上，将其与基督教的信仰糅合起来，并不会引起更大的灾难。但是，很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不止是单纯的三个代表，或者和谐社会，这种充满大量操作空间的话语，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描述和建构，而这一系列的描述，尽管不是实验性的，但却明显不同于基督教信仰对于世界的理解。随着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持续和激化，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便被日益关注起来。而这种研究和关注，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神学被调和之后，仍得以继续。某种程度上说，以自然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精神，得益于这两者冲突这一事实。或者说，理性和信仰的冲突，引起了经验主义的呼应。

罗马天主教在13世纪以后，已经确立了其基本的形态以及思维模式。这一直维持到16世纪的新教产生。而在这一时期，科学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上升到足以和信仰竞争的高度而被列在敌人的位置，相反，科学和学问，一直是以受教会保护的形态出现。但是，这时的学问，仍然集中于关注教会所关注的话题，或者满足世俗的某些职业需求。而科学，如果有的话，也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财富上的支持，来满足对于知识本身的探索。而且，这时的科学，实质上，其思想框架，更可能倾向于经院哲学的理论建构思考，而不是真正的注重实验精神。

对于教会来说，亚里士多德和传统基督教学说的相互纠缠，其予设的前提，是被文本化的上帝。而解决的一个办法，便是后来新教改革的 因信称义，脱离文本，而回到信仰。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为德语以及其他各国的语言，让民众得以直接面对最原始的文本，将《圣经》世俗化，无疑是削弱拥有《圣经》解释权的知识精英的一种致命办法。而在教义上，救赎的任务，不再由教会或者教士来负担，而是由个人来负担，这无疑带来教士声望和地位的下降。

新教对于天主教的挑战，伴随疆域拓展，物质和财富增加带来的世俗力量的增大，其结果是，天主教在精神和政治上的统一被瓦解，而为了应付新教在精神上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的高度骚乱，天主教被迫退让出本来所掌握的世俗权力，而将这部分权力历史性的让度给世俗的文官政府。同时，如同由韦伯开始的关于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伦理命题所说明的，新教精神，还带来了一种社会性的功利主义基准。而在这一基准下，学问作为一种职业，是受到推崇的。新教精神的另一种影响是，对于经验材料的理性整理受到进一步推崇，而经院哲学的主流逻辑思维被放到一个更加从属的地位。物理学，由于其彰显了上帝的荣光，作为对上帝作品的研究，而加倍受到清教徒重视。可以说，科学的地位，在神学体系中，从不重要的婢女，已经慢慢上升到能够理财的管家了。这些，都是宗教改革之初，从没有被预料到的副作用。

同时，在这三个世纪间，欧洲各国，在技术、航海上的竞争带来的疆域高度拓展带来对各种知识的需求，同时，印刷术的发展带来的知识的普及，社会上有大量足以支持知识研究的财富积累，都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因素。

到17世纪时，社会对于科学的价值尺度的评价已经明显上升。科学变得时髦。在这个世纪，下半叶支持科学运作的力量，明显不同于上半页，这在英格兰特别明显。同时，科学的研究，开始成为组织化运作起来，比如皇家学会在1662年的成立。并开始大众化而为成为公众追求的新行业。

注释：

在《奥古斯丁前之教会与教父》一节中，已论述了早期的基督教徒，如何通过不断重新解释教义，迁就希腊哲学而向皇帝献媚。而在基督教义获得统治地位之后，夹杂其间的希腊哲学带来的理性诘问，却被视为教义的一大致命威胁而欲除之而后快。相反，当9世纪阿拉伯崛起而极需理论支持时，希腊所已经进行的各种政治尝试和精密的哲学思辨，却助益于刚崛起而极缺乏精致理论支持的文明。和类似于刚刚发现马克思教义的中国小农一样，希腊的传统文明便被不加选择的大量的翻译并保存在阿拉伯文化之中，但却得不到详细的解读和辨识。而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试图了解希腊文明的话，便需要 群趋东邻受国史 了。

奥古斯丁目睹了罗马城经历的战乱，由是划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认为末日即将来临，身处即将走向上帝之城的黑暗时代。很不幸的是，文艺复兴之后，这个词语再次被人文主义者使用，并和中世纪这个词语联系起来，成为 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指最起码从401公元410年开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日子。

出来混的，早晚要还的。基督教对于希腊哲学的所为，报应于人文主义上手中，一旦人文主义者获得了话语权，便将16世纪之前，那些由基督教管制的日子，贴上黑暗时代的标签，从此获得一种掘墓鞭尸式的胜利。通过这种标签，人文主义者便获得了一种自我标榜的与时具进的 先进性，从此与过往的时代决裂，新纪元也从此开始。

此时，本来应该起来反驳的基督教徒，却忙于教会内部的分裂，即是路德的宗教改革，而无法与人文主义者抗衡。从传统教宗分裂出来的新教和路德宗，将那些过往由天主教管制的历史，也添油加醋的加上黑暗的事迹。这一词语，再度被强化使用。此后，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充分带着愤青性质的让•雅各•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挥舞着长剑，向教会的风车作战。中世纪的日子，便由于与后世教会的联系，再次获得黑暗的现象。很不幸的是，卢梭的教义，被发挥成为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再伴随这种暴力主义，通过日本而间接传入五四运动前后那革命的中国，而那种对中世纪标签式的描述，对于一知半解的中国人来说，便若隐若现的成为一种先天的话语。

与卢梭教义一同输入的中国，还有通过日本传入的科学主义。而这时，科学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主义了。在科学主义的描述中，教会的中世纪，常与宗教裁判所一起，成为黑暗的代名词。比如，伽利略的囚禁，哥白尼的恐惧，和布鲁诺的火刑，科学主义的历史所追认的先驱，以被教会残杀和凌辱，欺压的面貌出现，再次意味着科学主义和教会之间的决裂和势不两立。但如果相对于后世极权国家对待思想异端的满清十大酷刑，或者李敖想参观的监狱来说，教会的刑罚，对于人类肉体的折磨，远缺乏中国人的想像力，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怕。

看起来，只有通过这种杀父式的决裂，人文主义者，启蒙运动者，科学主义者，甚至新教徒，才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或者为自己别有企图的目的，掩盖上道德上的合法外衣。却忘记了，所有一切的思想渊源和言述的方式，跟以往的世代，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正视过往的历史，便无法完成对于自己的反思。

在城市文明兴起之后，科学主义出现之前，数千年间，地球上曾经生存过如此多的人类，有多少人，曾经在暴风雨之后，抬头仰望过天空的星星，获得内心的安宁，又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曾经发生，这一切，岂能用 黑暗的中世纪，或者 万恶的旧社会 一言以蔽之？相反，以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成为敌对的人群，甚至需要通过各种造反，革命，运动来消灭可能敌对者的肉体以捍卫红太阳的光辉者，比之城市文明兴起以来，以征服城市而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者，又更进一步。能够说，谁更黑暗呢？

在科学主义的论述中，科学和宗教的地位关系，一直被指称为 科学是宗教的婢女，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后来的科学主义者自抬身价罢了。当基督教获得国教地位之后不久，欧洲帝国的分裂，伴随着君王在政治上对于各王国，庄园影响力的薄弱，同时，市场经济的萎缩和封建庄园形态经济的兴起。基督教成为王国式微时候的支撑力量，和分裂国土的精神上的黏合剂，而教会，则通过知识的传播，而成为教育上主要的支柱和传统。经过历次公会修订，确认的《圣经》，除了具备权威文本的性质之外，也成为一种对民众启蒙的工具。同时，从长远上看，教会则是教育的主要资助者，尽管这种启蒙和资助，其背后另有传播信仰的目的。是宁啃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成为立着贞操牌坊的节妇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无论价值判断如何，事实上是，在教会和王国并存的相当长日子里，教会确实资助了教育，而这时，科学 这个名词，和后来科学所指的一系列制度，并不存在。

基督教并没有发明学园。希腊的学园更为后世所传诵，而罗马，那种不鼓励沉思的气氛，并没有将纯思辨的学园制进一步发展。而此后，交换的萎缩和市场的崩溃，带来的严重影响，使城市解体成为乡村，伴随城市解体的是学校的消失，直到11世纪之前漫长的日子里，基督教的修道院式教育，充当了平民教育和微弱古典传统的传播者角色。很难说，如果没有基督教所起的延续作用，欧洲的文明，会不会和那些早已烟消云散的文明一样，成为日后后世发掘和考古的对象。

城市与教育的关系密切相关，教育，如果按照加里贝克尔的观点，是一种长时间下跨段的投资，对下一代的长时间投资，或者本人的终生投资。投资必须有相对足够的剩余资本，而这，只有当物质盈余和时间盈余时候才能做到。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程度，本质上说，只有城市高密度的人口，才能支付得起教育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又具备规模效应的投资成本。

关于欧洲封建社会，城市的兴起，可以参见下节《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城市而来的，是王权力量的增强。正是王权和神权的相互抗衡，才使此后很多微妙的变化得以产生。《红与黑》，服务于恺撒，还是服务于上帝？成为有志的底层青年面对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决定了其接受的教育，这个问题，在今日有志于自己知识兴趣的青年，是选择通过漫长而无稽的各种考试，还是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一样艰难而现实。

到十一世纪时，教会关于上帝的理论已经发展得相当精致而复杂，而相对，得到王权支持的世俗学校刚刚复兴，但却具备更宽泛的可以学习的主题和科目。在城市兴起的背后，是商业力量的推动，以及将推理和理智应用于世俗商业的不自觉努力。而随着物质的积累和社会的分化，大学随之兴起。

大学，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类似教育联合会的行会。13世纪的大学，看起来只不过是先前学校的扩展，但重要的一点是，这时的大学，并不是指某处建筑，某个章程。大学并没有地产，而是一个由一群随时可以移动的人所构成。同时，这群教育者，由于各处教会，国王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便利从而发展迅速。

与希腊各个学派的学院思想各异不同的是，与城市的相对独立对应的是，13世纪欧洲的大学，教科书、问题、课程都非常相似，这既可能是由于此前知识的高度缺乏，而面对通过翻译阿拉伯文化的进入的希腊文化的结果。也是高度流动的教师带来的结果。大量兴趣相近者的聚集，一方面带来古代资源的收集，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则是从阿拉伯重新翻译，输入希腊和拉丁传统文献。在13世纪以前，主要的努力是减少损失，而13世纪以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重新吸收资料输入的问题。正是这部分资料的重新输入，才引起和已有教会传统资源的重新整合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理性和信仰的张力问题。这一问题，体现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而暗示着日后的文艺复兴。而同时，这种高度流动而体系相似化的教育体系，使得一旦引入新资料，出现挑战现在传统的新思想，其迅速传播的危害性也便更大。而这，正是科学必须回到哲学范畴上，才能挑战神学的理由，否则，科学可能会成为神学的婢女，而不会是神学的敌人。

技术，则意味着通过使用物质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方法。按照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看法，生存和传种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一需求乃由基因设定，即是人类的本能。除了少数基于自我的意识控制或者判断，决定放弃生存（比如谭嗣同式的舍生取义，意志消沉的自杀行为、神风突击队，广场的自焚和来世的超度等等），或者放弃传种（在香港等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中选择 Dink 式的单身生活）之外，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与动物一样，生存和传种这一基本的生物性本能，是人类整体得以生存繁殖的基本法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更进一步将人类的需求区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的强行区分，从操作性观点来说，产生出一个偏好不同的次序，由此可以比较其效用，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社会生物学，对于各种需求对于人脑的影响，并未达到可以验证比较的层面，从而这种需求层次的区分，或者说，主观效用理论，只能停留于一种理论构思的层面，而缺乏真正的实证性。但是，马斯洛理论相对于梁漱暝观点的多层次性，显示了一种对于概念进行细分的努力。

相对而言，构成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结成社会组织之后的世代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只是衣食住行而已。但相应的，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和方法，却通过不断的自我演化，形成更高的复杂程度，原始人的茹毛饮血和现代人的一餐法国大餐，或许对于进食者的生存需要而言，所摄入的热量可能一样，但制造出法国大餐的过程的复杂性，却远远高于直接的茹毛饮血的进食，正是这种食不厌细，哙不厌精的追求，使更多的物质被涉及，更多功能更加复杂的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并使用。同时，这个过程中，除了满足基本功能性需求外，其他无用的审美元素，也被添加进来，比如说，日本人对于食物所进行的精美而细致的包装，或者买椟还珠过程中，对于盒子的不厌其烦的雕琢，这种非功能性而充满审美的过程，也同样促进人类在满足生存需求之上，对于物质的进一步研究，和对工具的改良。这表现为物质和工具的演化。

就 演化 这一词语在后世的使用和影响力而言，正是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理论，使演化这一词语及其思想，成为此后渗进各种学科并影响人们观察理解各种事物的方法论。如同米德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关于《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的考察所指出，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的标题中，所使用的 物种 Species 这一词语正是 形式 的拉丁文。可以这么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考察的正是自然界各物种，其形式变化的次序。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理论，形式乃是先验设定，所谓形式的变化，只不过是先验予设形式的完成，此时的演化，所指的是同种形式的不同阶段而已。但达尔文之后，产生出和古典演化理论完全不同的现代的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与古典理论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演化被认为是形式的变化，而形式的变化，与外部条件有关。这正是米德所指出的，演化的中心，在于这么一种认识，即是过程将按照它所进行的条件，来因应变化其形式。

对于一个进食过程来说，通过不同形式（茹毛饮血—精食细哙）产生出来的食物，最终会被分解成为满足人类生存的糖分，其最终目的并无二致，而其关键不同之处，则在于食物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而达到不同的形式。这是食物形式的演化。而对于一个生命过程来说，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此生，是波澜起伏，多姿多彩，还是平淡如水，人终有一死，生于大地，归于尘土，赤裸而来，赤裸而去。决定此生的生活形式者，正是肉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个体对这些条件的因应及选择。

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涉及人类的外部诸事物的演化的话，可以看到，对于人所身处的地球来说，在人类出现直到其影响力足以改变地球的天然环境之前（比如砍伐森林的温室效应，或者原子弹的大爆炸），地球诸元素及物种本身，便处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演化。太阳及外星系的辐射和小行星的撞击，不断的改变地球上生物的形式。

在人类以强有力的作用介入自然界的天然演化之后，人类的经验随着世代而增加，对自然界诸物质的使用，也随时间而变得复杂。在人类自我演化的世代中，对于人类文明具备深刻影响的，正是物质和工具的不断演化而使人类具备了肢体之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不同，重新分配了人这个物种和其他动物物种在力量上的不同，从而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称王称霸而将老虎和狮子关进动物园玩耍。同时，这种物质和工具的改变，也影响了使用这些物质和工具的人群的不同力量，比如说，西洋以强枪利炮，横扫苦练金钟罩和铁布衫的东亚。正是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人群的自我驯化路径，比如说，强调身体训练和格斗技术的咏春拳和少林寺成为电影传奇，而因为高度敲击键盘，手指的灵活性，特别是小指的灵活性却得到高度提高。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物质和工具也同样处于不同的层次的演化。比如说，为了满足作为饮水的器皿这一工具功能，不同形状的杯子（比如圆、方、椭圆、锥体等）被制造并使用，这些不同形状的杯子，可以储存不同的容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同时，制造杯子的材料，也随时代而不同，比如木头、陶瓷、玉、金属、不锈钢、玻璃、塑料等。而将材料制造成为工具的动力，则有人、马、木柴、木炭、油、电、太阳能、核能源等诸种形式的不同。

相对于工具形式变化的多样性，材料的选择集更受限制，这一限制，除了受限制于人类对于物质特性的认识，也受限制于可使用资源的成本。但物质材料的变化，带来的工具特性上的飞跃变化（比如从木剑上升到玄铁重剑之后的攻击力的变化），使材料的改变，更深刻的影响社会群体的生活。同时，每一次动力形式的变化，在合适的组织形态下，一旦被采用，会产生出影响人类至巨的深刻影响。

当进一步考虑工具和物质的演化对人类的影响时，从漫长的人世来看，后人对于新、旧石器时代区分的依据，乃是依据使用工具的不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则是依据使用的动力材料。而每当回想起一百年之前，当缺失了当世各种电器以及电力之后的世界，便可以清楚的了解电力的使用，对这100年间的人类生活的实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工具或者动力的变化，都因应的产生了人类职业上分工的变化。或者说，进一步加剧了人类职业的分化。这正是工具和物质的变化，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组织形式的变化，或者说，分工的形成和社会的演化。这种社会的分工，按照涂尔干和卢曼的观点，分工本质上意味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这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自我接受他者的选择，并以此作为自我行为的前提。从一种博奕的观点看，在长时间下，个体选择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社会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诱导或者锁定这种专业化行为。这种专业分化，以及基于分工基础之上的产品交换，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将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整体福利增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分工的好处辩护。而涂尔干则从快乐的强度及反对功利主义角度的立场，抨击这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上看，分工，确实导致了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这时，技术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物质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方法，同时，也指向人类如何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社会科学。

从社会学立场上看，无论关于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的价值判断如何，看起来，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更象一种自我指涉系统，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开始进行，那么，这种趋势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继续促进分工的程度，和演化的复杂度。涂尔干直接设想：

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决定了分工程度，

这看起来接近于亚当-斯密和扬格的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变化，和欧洲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工业社会之前的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我将在《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再行论述。

18世纪，英国的纺织业，倚赖新的能源动力而获得明显变化，并由此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社会的其他制度变迁一起，形成后世所谓的工业革命，而也加速了东西方的大分流。技术、科学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化，自我演化，自我指涉，并作用于此后的数个世纪，再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地方。从一种后见之明来看，在大历史的角度，工业革命的长远结果是，首先，机器和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然后，操作行为被逐步自动化以迎合设备的工作速度，或者说，人被机器所驯化。尽管在长远的将来，可能出现智能的机器人，以代替人的思考，但却未必有智能的机器人，可以代替人而进行喜怒哀乐，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可能，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

尽管在漫长的人世中，也可以发见各种用脚或肢体的其他部分发展而成的技艺，比如王冕用屁股画莲，或者施蛰存所描写的鸠摩罗十口吐莲花的吞钉魔术，甚至《肉蒲团》的另类书法，但主要的，技艺 乃是手这种肢体的充分分工专业化发展而成的结果，也即手艺。就个人手艺而言，其发展路子，一是走向审美，比如艺术，一是走向创意，比如后世的设计，而走向大规模千人一面生产的，便是技术。在手艺发展的这三个途径中：

1. 传统的艺术：经由眼睛、耳朵所直接感受到的色彩、线条、音色的震撼，通过手艺的不断训练，心摹手追，达致精致的技巧，比如中国的二胡，书法。这些艺术，虽然因应于工具的分化，及器具组合，形成不同的分支，比如中国画的毛笔水墨和西洋画的水粉颜料，但就其表现重点而言，在于手、口的技巧，而不展现工具的表现力，这正是在前一节《中国书法》中已经说明的，传统书法，更重视单钩执笔还是双钩执笔这种区别，而不试图摆脱毛笔水墨的制约。

2. 技术：技术与手艺的区别在于其规模复制性，如果说手艺是强调因人而异的差异性而表达出来的熟能生巧，那么，技术，更多强调的因缘于工具的产品可复制性。这种可复制性本身意味着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对人类差异性的磨灭，或者说，人类的进一步被驯化。人的肢体被训练，被规训来适用某种生产标准，满足这种可复制性带来对人的同一性要求，这意味着人的工具化和物化。这个主题，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者对于工业化的忧心忡忡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性的被磨灭，在整体的人类物种上，意味着人类不止为环境所选择，也被人类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所驯化。当工业化的浪潮起源于欧洲而伴随市场的力量，以 现代化 这个词语陆续向其他国家扩展时，也意味着这种驯化行为在人类群体的扩展。这种扩展带来的是各种标准一致的产品，麦当劳，星吧克，宜家家私，hollywood 电影，disney 乐园，正是这种产品的标准化慢慢跨越了地域上的差异，而使全球的物质生活在产品趋于同一性。而同时，产品的同一性，也带来了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以及与之共生的各种职业病和人类生物时钟的改变。对于这种改变的忧虑，正随着人类的创造物的不断升级而加剧，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对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描写，正显示了这种担心。

3. 创意设计：如果说，技术是在追求产品的精良和生产的效率的实用性，那么，创意设计，乃是在追求纯粹带来快感而不具备实用性的审美。基于基因突变的不可预测性，创意可能无处不在，但在早期，对于实用性的强调，加上工具的非一致性，以及手艺的随意性，使创意的价值可能会被忽视，也经常会被模糊在工具和手艺的差异性中，而创意设计也不可能独立成为一个分支。只有在真正工业化之后，当工具被标准化而手艺的拙劣得以被工具的精良所弥补之后，创意的价值才被体现出来。创意的重点，不在于手艺精湛，而在于 idea，如何通过现在的工具或产品，来表达新颖的 idea，正是创意设计的重点所在，从而，可以这么说，创意设计的产生，必然在基于大规模的分工生产工业化之后，在这一意义上，从手艺发展出技术，再发展出设计，乃是一种必然途径。创意设计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实用性满足之后的审美追求，或者说，工业化之后的艺术。这显示了一种脑和工具的结合。也意味着一种脑的发展和人类肢体被工具所取代带来的生物选择。

简要考察了作为肢体发展的艺术、技术和设计，再来看沿着抽象思维发展出来的科学。科学的前身是自然哲学，源于抽象思维。就抽象思维所倚赖的工具而言，纯粹抽象的智力思维，尽管在后世或许可以通过可移动硬盘加上在人脑上接驳 USB 接口而传输，但在过往的历史上，智力训练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文字符号系统而延续。可以这么说，技艺是感于心，达乎手，以人工而追天然。而思维，则是算于脑，通于理，以文字重现逻辑。而作用于脑的抽象思维，对于符号系统有着一种远远强烈于手艺对于工具的倚赖作用的路径倚赖性。正是文字符号系统的作用，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对话凝聚成文本，跨越时空，而得以为后世共鸣。

就人类记忆而言，储存于脑神经元的记忆，其生物性特点决定了记忆的短暂，尽管通过睡眠，做梦，或者不断的长期重复，可能形成长期记忆，但这种生物性特点，决定了记忆是如此容易遗忘，无论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16年前在广场的血腥，亲历者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尽管感受可能依旧，但细节却越来越模糊。只有依赖于其他外在的非人的符号系统，比如用文字记载而成的回忆录，死难者名单，或者文字派生出来的，音乐、图片，摄影，照片、电影、DV 等，比如孤立在那一排即将开进广场的坦克前的肉身这种图片，感受才得以传染，而记忆也得到延续。

从而，就文字符号体系而言，其最大的功用，便是跨越了时间的限制，延续了人类积累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积累的传递，决定了识字分子与文盲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就文字符号系统的社会选择而言，流传在民间的口头系统，乃是一种无目的性的约定俗成，自我演化的符号系统，而占据庙堂之高的书写系统，则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倾向，并通过不断的强化教育传承，自成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口头传统带着更多的自生自发发展的痕迹，而书写系统，在标准化、主流化之后，便带着更多设计主义的印记和权力的强制性痕迹，而这种权力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垄断性质。从而，在对抗集权权力的形式上看，上街游行，愤怒呐喊，乃至在广场上绝食静坐，流血抗议，体现的是一种民间权力与极权权力的对抗，而哲学的静思及逻辑的反咭，则更多的体现了知识精英对极权权力的对抗。

考察完了抽象思维的工具，回到抽象思维的产生问题，抽象思维本身乃是脑充分分工专业化的结果。就创造力的本质而言，基因变异的创造力，本身便是断续而非常有的，很容易受情绪及肉身各种状况的影响，大脑的感受力，和肉身的情绪状况可能有关，而知识的创造，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非迫切实用性的产物，或者说，一种有闲阶级的产物。尽管后世脑神经科学的发展，或许可以证明某些具体的学科的活动思维，乃是与大脑中某个区的某个神经元的活动一一对应，比如，假如很不巧的，大脑进行经济学问题思考时候的神经元正紧靠控制肠胃或者饮食的神经元，而进行艺术审美的神经元，则紧靠控制兴奋系统的神经元，那么，或许为 经济学家用肠胃思考，而 马克思哲学考研招生教授用下半身思考 这些命题提供一个脑神经方面的证据，如果更进一步的，假设这两个神经元本身便具备一定联系的话，那么，考察一个本来有意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学学生，最终走向推销基督教伦理的经济学家这种历程和下半身及肠胃的关系，便可能因为脑神经科学的证据而更加有趣了。

但很遗憾的，一种尽管充分具备有趣性而不具备直接实用性猜想，如果需要的时间的物质，得不到制度和物质上的支持，便很难继续发展下去。就现实的情况看，大脑关于逻辑分析的工作原理，仍然不如实际技艺一样直观而详细，而不为民众所直接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粗通魔术的民间艺人，通过耳朵认字和练气之法，便可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而抽象思维，则必然是一种对于体系内成员的言说。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如果科学不能实际演化成为产品，而为大众的生物肢体所直接享受的话，那么，科学又有什么用？抽象思维，又有什么用处呢？

就可考察历史而言，如果说，技艺的发生演化，从人类与地球共生开始，只要有创造表达的原动力存在，便得以发展，而抽象思维和非直接性知识的考察，则必然是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后才得以出现，自上古结绳记事以来，在城市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文字书写的成熟，和官僚阶层，宗教组织，国家政权，皇室等阶层的权力架构共生。也即是说，一种更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或者一种更加密集的组织形式，乃是倚赖于更加有效的沟通表达工具才得以出现。（比如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而对知识的了解和控制，无论是在古代基于神秘主义的立场，或是在现代基于彻底功利主义的立场，抑或在极权国家基于奴役管制的立场，关于知识的思考，从一开始便被视为神秘而危险的而受到充分管制。正是这种管制，使人类被区分出两个生物学物种——文盲和识字分子。识字分子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而得以充分利用人类过往的经验和记忆，而文盲只能通过实物的演示和使用而模仿学习。这种差异本身，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脑的选择有关，或者可以这么说，社会对于记忆和文字体系的制度支持和自然选择，决定了相对于其他肢体而言，脑被选择出来充分发展，甚至，前世具备畸形脑的残废儿童，也可能成为后世眼中的天才，这正是前面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的另一种驯化和自然选择——广阔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基因的另一种选择。

从这种角度说，如果说，创造力源自基因的自然变异，那么，对创造力各种形式的褒贬，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选择结果。同样，创新精神在科学中的强调，也是一种社会选择而不是天然所成。正是这种社会选择，使知识从一开始便具备充分的社会性，或者说，权力性质。从而，从一开始，教育，便意味着上一代的人，以文字系统为工具，对下一代的规训作用。这种规训，意味着人类自觉不自觉的以文化因素强加于基因突变之上，从这种角度上看，人类从城市文明发展以来，各种不同的文明的智力水平，充分的体现在其文字符号体系中，而对其文字体系构成规则，或者说，对于 词语—权力 的反思本身，正意味着一种对整体文明的反思和解构努力，或者说，个体对于权力的反抗，而这，正是自从维特根斯坦以来各种通过对文本和词语背后的权力考察和解构主义的着眼所在。而考察科学的兴起，则意味着考察知识的传承和分布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或者说，科学的社会性质。

就沿着自然哲学分化出来的科学体系而言，源自希腊的哲学这个词语的 求真爱智 意义，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纯粹追求思维快感的探求，而不着重其作用于其他肢体上的实用性。可以这么说，哲学的实用性这个命题本身，便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遵循希腊哲学的原初意义的话，哲学本身便是一种思维的自由探求，基于基因变异的创造力的一种发泄，而不在于对错，不在于真伪，而在于兴趣，或者说，在于 爱智慧 这个行为本身。而将哲学作为一种训练而教育，则是社会的制度因素所促成，而非源于人类的生物性。

抽象思维发展出哲学，是在希腊时期，而希腊哲学转折于基督神学，启示和理性相互绞缠，一路沿袭而来，最终竟促成科学这一不可预期的结果。从哲学发展出科学，无论后来的学者如何套用各种必然性说法，并援引这一历程来佐证或者贩卖其宗教信仰，但历史只有一次，这种必然性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而这种历程看起来，更象是一种偶然结果，尽管其中，诸种因素错综复杂。

在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基因的因素已经若隐若显，黯然淡去，而文化的痕迹更多的作用于这两千年的故事中，关于科学的兴起的故事线索，可以从希腊哲学说起，经由基督神学，演化为自然哲学，再经过功利主义和实验精神的训练，产生出后代眼中的科学体系。其中，希腊哲学向基督神学的转折，可以参读本文作者的《历史哲学概述》，而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的作用，则会在《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那一篇中另行论述。关于支持科学的社会制度的沿革，乃是从17世纪的英格兰说起。

Michael Chen 写于2005-9-7

中国从秦开始，就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元1200年前后人口已达1亿多。从秦到清间，战争、和平交替，如同经济周期一样，每几百年，王朝便转手一次，有时也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甚至有时游牧民族也会定居下来，比如蒙古。另外，丝绸之路、佛法东来、郑和通西洋等行动，均开辟了和外界进行思想、物质交流的途径，但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立场上看，整个文化趋势处于相对封闭。

传统文化以中原地带为核心，沿着黄河和长江以及相关的江河、湖泊及相关水系逐步展开，同时，伴随中央王权从核心区域对边缘部分的逐渐同化，中国眼中的整个世界，便是以地理上的沙漠、大海、草原为天然阻隔，所形成的封闭世界，号称海内。相对富庶的区域，称为 鱼米之乡，物质丰盛，得以支持更大程度的知识分工生产，并发展抽象文化和休闲技巧。在和外族接触，以及战争的边缘地带，抽象文化和精巧艺术未得到发展，但武器制造技术确逐步得到改良。

就抽象文化而言，在汉以前，思想最为自由活跃的是诸子百家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在近代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前，思想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可以不受政府管制，也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推广贩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聚集相关的 fans 讲学，依赖市场出售。这时个人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得以自由发挥，单就这一点与此后持续了两千年的高度思想管制及压抑而言，这一时期确实值得令人追忆。

但从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看，此时讲学的受众，并非如古希腊罗马一般面向公众演说，而主要集中在小群体内，主要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政治手腕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策士游说，也是面向卿侯，比如孔子的讲学，除了通过收取学生的酬金，也偶尔做一下官，领取一些俸禄，但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统治的思想。而好谈天道的老庄，在冥思万物之间的生生不息时，仍忘不了背后的人事兴替，至于法家的学说，更是直接为人事伦理定下规章制度。独创性在这个时期是重要的，在一个市场竞争的背景下，独创性的思想的价值，虽然不直接从发表这种制度得到奖金回报，但却可以通过市场销售获得君主的认同而获得收益。但正是这种成果导向，使独创性的重要性，有时不及修辞演说术重要。而儒家的思想，也不及法家的作用来得直接明显而不被重视。儒家道德仁义的伦理完整性及修齐治平、和谐小康社会的迷惑性外衣的功用，直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之后，才被统治者所理解并应用，成为此后官方的主要说辞。

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儒里法表，兼融黄老。诸子时代的思想，在时间的冲刷下，终于以天人感应的面目，形成天道和人道追求这种 逻辑上 的和谐，同时，也为独裁者完成一个道德伦理依据，并衍生出一套话语井然的伦理教条。而此后，对知识，特别是管理知识，或者说，治理术的抽象思考，便保持着由中央集权高度控制的态势。从汉举贤良、孟德三策开始，到唐太宗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这一途径，知识的生产被政府所规划并制度化，自由思想受到严密监控。

就科举制度的成就来看，中国的聪明统治者，比如李世民者，是很早便意识到一旦开启民智之后对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的人，科举制度，便是一种大禹治水式的疏导，而非堵塞的做法。同时，这种制度，也提供了一种上下层之间的阶层流动的途径。学而优则仕，无数聪明的人才将精力消耗于考试，万品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要通过考试，便可以成为皇朝的官僚、皇帝的家奴，在一个产权归属于家天下的世界里，这两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区别。皇朝对被剥削者的民众的严密监管，使资源的流动，受到高度控制。而通过考试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知识结构，为政府所规划并限制。却好空谈国事。

中央集权具有高度控制力的直接结果是，那些不符合国家规范制度的自由思想，便由此被扼杀。直到和欧洲技术接触以前，中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政治实体，城市文化高度发达，也存在一帮有足够好奇心和物质条件的有闲阶级，但却缺乏制度来支持对自然界的兴趣培养和实验精神发展，由于身份地位上和手工艺人的严格区分，使抽象学问和实际工艺高度分离。有可以支持基础教育的私塾，但其目标集中于考试科举。民间实用技术零星发展但缺乏系统整理，工匠手艺精湛但不能大规模复制。除了满足向皇家进贡要求而获得资助的项目，大部分手工艺的改良，均源于市场的自发。但尽管如此，宋明二代仍然发展出很多实用技术。如果没有此后欧洲海盗以强兵利炮敲开国门，可以预见的是，纯智力思考的抽象文化，作为一个寄生于政治实体上的附属物，和寄生于市场的技术一样，极有可能仍将沿着前人已经规划设定的路子继续自发演化下去。

就传统关于自然界的纯知识而言，天文学，蒙上占星术的外衣而发展，钦天监是直属皇帝控制的部门，从而，在实践上，留下大量天文记录，但天文学对于人事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基于天人感应学说而形成的途径，并没有独立发展成为超离人事的纯思考。而纯数学则完全不受国家资助，而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比如宋朝的数学家秦九韶、李冶均是地方的官吏。除了治国平天下的工作之外，作为有闲阶级的士大夫并不缺乏好奇心及闲暇时间，但这种好奇心集中于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等技巧。结果，发展出了高度精致细腻的艺术，比如书法。

就书法作为一个综合整体而言，中国书法依托方形文字而起，自结绳纪事，演化出象状摹形的鸟凤龙虫体，再刻于钟鼎、石鼓、甲骨、金籀，作为沟通工具的文字既未定型，关于线条的审美意象也颇为随意，完全处于一种自生自发扩展状态，待到秦李斯刻石，书同文于小篆，书写作为一种沟通工具才由政府进行统一划定，但这时政府仍没有精力去顾及书法美感问题，而更强调作为工具的沟通效率。

此后，篆体散为八分，易为隶体，再因急就而生章草，汉代官方文字往来，以隶书为主，尽管有很多变体。就文字演化而言，流通仍是基本要义。秦汉间，不足百年，文字变化至巨。秦灭六国，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毁 《诗》、《书》、百家语。民间禁藏《诗》《书》。到汉时，文字已与前朝大为不同，孔府出《壁中书》，马端临谓为科斗或蝌蚪书，皮锡瑞谓为古籀书，或又谓篆书，西汉已不通行。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争，除了语法，语义的争议之外，与文字辨识也有关系。正是这种争议，才引起此后一系列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

就书写工具而言，秦以前的的文字，主要保留在金属钟鼎上得以流传，但秦收天下金器，西汉的碑刻也很少见。竹简、木椟和谦帛仍然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缣贵而简重，而在战乱中，则容易遭受毁坏。就对于书写载体而言，汉代最重要的技术是纸张的发明和改造。按照《后汉书》，蔡伦在公元105年间完成对纸张技术的改造并上报皇帝。但纸张进一步技术改良、降低成本从而能让更多人使用，一直要到晋代。而东汉时，则是碑刻大盛，官方和佛教徒刻石勒碑，纪念保留一些经典典籍，比如175年的嘉平刻石，而按照公元100年前后编就的《说文解字》，此时的文字，大概有9000个左右。东汉的石经，主要是为了确立官方典籍的权威性，减少解读文字的分歧，此时所强调的是保存的文字内容，而非书写的美感。佛教徒刻经，较官方为晚，但基于信仰因素，规模和数量更见宏伟，自汉末至唐初间多次灭佛，使佛经多刻于摩崖和岩洞之中，摩崖刻经，以大字为主，多为佛经片段，因为字体远大于后世的手写体，所以并无法详细显现笔触间的变化。

就汉勒石、魏墓志的工艺而言，大致是先书丹，后刻石，最终的成型面貌，完全有赖于刻工的优劣。刻工每一笔都是自己体，每一刀都可能因石材和刀锋的碰撞而产生出创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没有 抄 与 创 之分，没有社会规模的体制来评议并为其获得创造署名的优先权。因为对于刻经来说，书法只是一种附属要求，重要在于内容保存。由于这种自发而缺乏系统整理性质，尽管从整体上看，汉碑、魏墓志的 书法 都各自表现出自己时代的风貌，但这种风貌是基于各自的偶然条件自由生长而成的。而作为工匠的刻工，无论其刀法如何神妙，终是个人手艺而已，而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美术学习。所显示出来的书法艺术，均是民间刻工由于经验累积而成的手艺精粹，或许石工心中会有自己对美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却没有一个既定成形的共同默认准则可循，也远为成为一种学科的系统批评。

就晋代以前，后世眼中的书法而言，涵盖了鸟凤龙虫体、钟鼎、石鼓、甲骨、金籀、篆、隶、章草等书体，而保存这些书体的工具也自不同，将这些归入金石训诂门类，来考察文字演变尚有道理，但将其归入同一个 书法 这个名目，考察其中的美学意蕴，却是缺乏逻辑一致的道理。真正的书法，乃是从晋代的 法书 开始。而后人眼中所理解的书法，并非晋以前的人所有，所以以后世的 书法 眼光，去看待前代的书写，也是一种流行的谬误。

晋代纸张已经广泛使用，比如崔瑗复葛元甫书说

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而左思的文字，也使洛阳纸贵，可知此时纸张已经广泛代替绢素作为书写载体。而制笔的工艺也已经成熟。正是晋代的风流名士，真正将书法从手艺变成一种艺术者，而正是王谢家族的显赫背景以及富裕状况，才将书法提升到一种有闲阶级的手艺游戏而变得更加精致。从汉末到魏晋之间，权政之变数，外似宽而内实忌，于当政无可用事者，便转事清谈，风云之志淡而老庄之学起。大量的有闲阶级出现，但时局却高度钳制言论及思想，转事清淡及艺术，也属必然之理。而民间于纸张、笔墨大量流行，被及庶人。上有贵族引领时尚，下有民众追随，书法，在晋代成型，也属必然。

王氏父子，被奉为书法正宗，以行书而名世。就风格而言，大王质朴而偏楷，小王疏狂而近草，就时代风貌而言，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应该更能够得到当时的推广。按照沈尹默的说法，右军逝世之后百余年间，其书体确实不如子敬受潮流喜好，而王曦之被后世推崇，则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有关。

唐太宗在科举取士，限制知识领域，规划思想的同时，也以其对书法的个人喜好，刻意推崇王羲之，贬抑王献之，并将这种喜好进一步通过他的臣子推广。从此书法便定型于唐楷，这种定型的关键原因在于书写这种艺术，被融合在科举制度中被制度化。由于皇帝的口味偏好，使唐朝除了出现大量后世的 书法家 之外，也出现大量关于书法批评的理论，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书法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如果说有书法的话，那么，法书便定型于颜柳欧虞所开创的楷书标准，而书写工具则定型于笔墨纸砚。

如果按照后世的观点，先前的刀锋刻石也是书法的话，那么，当士大夫用毛笔和水墨承接下民间艺人下的技术传统时，书法艺术便成为毛笔水墨的囚徒，当颜柳欧虞确立了书法的正统时，书法便成为唐楷的囚徒。但是，在唐代，这个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困绕的问题，君主的个人偏好已经确立了传统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的书法，本来就无创可言，因为任何创造性的书写，比如日本的刷字，只能被看成异端。从一开始，书法的要求便是 抄，老老实实的模仿。这一传统，在宋代的印刷术发展之后，皇家对书法的审美要求，通过 阁帖 这种 法书 标准，进一步推广到民间，演化出馆阁体这种皇家贴学，成为民间士子的技术规范，并一直延续到清代碑学的兴起。

对于清代来说，文字狱和更高强度的思想管制，使金石学成为士大夫逃避世事的去处，而且这种金石考证也在无意间通过时间的累积，形成一种挑战现行规范的历史叙事，这种风气，伴随碑刻的出土，波及了书写的技术规范准则。形成碑学与帖学两个对立的美学范围，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对立，同样是时代风气促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对立，也可以说是民间与皇家在审美意象上的对立。

清代的书法碑学，如果从1840年算起包括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桂馥、杨守敬，再到后世的吴昌硕、康有为，而甲骨文的发现，并大量出土，引用更早的民间老祖宗字体，来反对官方帖学，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这一风气，伴随对刑徒砖刻、晋人残纸、民间经卷、陶器铭文等的重新理解，在官方定下来的书法规范中，加入民间元素，成为对 书法 这一词语及传统的重新诠释。

正是碑学这一运动，使后来民间所理解的 书法，除了馆阁体所确立的楷书标准之外，更加入了晋以前的一系列遗物，这些遗物与阁帖一起，伴随照相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后世学子的 书法 规范。后世的学生，便在碑和帖所混杂而成的 书法传统 中，学习书写，而秉承前代关于碑学和帖学的争论者，则继续沿着前人带着意识形态争论的路子，继续先前的争论，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封闭的中国世界中，官方和民间审美标准的分歧。而这二者所混杂而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反叛，则成为古代和现代之争，中国和西洋之争。

从唐以来的书法批评及技术角度上看，中国的书法史，同样显示出一种纯粹的手艺而非系统的技术可复制的情况，尽管有如此多的考试者渴望着书写出一手好文字，却只有少数的书法家的作品作为法书流传下来。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关于书法的理论，集中在审美理论的研究，而不在于执笔技法和书写材料的研究。而坐姿，执笔技法，书写材料等的变化，则成为每一代书法成就的基础约束条件，使对前代书法的模仿不可再现。缺乏对这些约束条件的深入研究，使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而不能成为机械时代的大规模复制品，以使每一民众均可受惠，在这一意义上，尽管中国的制度背景提供了一个书法群体，并通过制度化形成一个规模组织制度，但却无法使书法教学成为一种完全可复制的技术。

另一方面，书法被夹杂在科举制度这种经过多年演变已经高度成熟精致的制度中被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背景，使从摹开始的老老实实的 抄 古贴成为受正面制度激励的做法。而无论采用表达张狂的草书，模拟民间心态的隶书，复古的篆书，以及后世满清的碑学，来对抗官方贴学，从来都没有形成官方承认的主流，而作为艺术创造本身，独创性从来不是中国书法所强调的，中国书法，是在传统形成的夹缝中，艰难求存的。而后世学书法，从一开始便必须抄，因为中国书法作为一个传统本身而言，便约定了 抄 这一事实。除非他放弃毛笔和水墨，采用包子和面条，又放弃中国的方形文字，改用锲形文字，否则，只要是中国书法，便必须老老实实的抄。不同的是，要么按照传统抄阁贴，要么抄古碑。

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当毛笔水墨变化成为钢笔墨水，再进一步变化为鼠标和键盘时，中国书法，才可能真正的成为类似古董的艺术，成为少数人的休闲消遣，而这种消遣再没有传统受皇家推崇的高下之分，只是一种个人的口味选择。而鼠标键盘，在已经眼见的最近，在各种输入法对方型文字的输入同化之后，最终于以千人一面的书写，完成传统所不能完成的大规模复制。

下一节，是欧洲文明的兴起。

Michael Chen，草于2005-6-14

科技是如此深刻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致人们经常忘却以下事实：近代所熟悉的科学的起始概念和方法，在有史可征的数千年间，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作为少数有闲阶级的智力游戏而被学习及传承，并没有社会规模上的物质及制度基础，来支持科学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分工及生产。而技术，则从人类还在能人阶段开始，数百万年间，以手艺的形式，分散于工匠之手，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而逐步精练。

直到16世纪之前，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于分离并独自发展的状态。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三个世纪，仅仅不到100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还是被当成炮灰而送上前线。要再过几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才被豁免兵役，集中起来，利用其研究成果助益战争。科学家成为一时新贵的原因，只不过是这几十年间，政府终于重新将培根勋爵的 知识就是力量 诠释为 相对论就是原子弹，从而基于一种功利主义角度的选择而已。

这些事实经常被忘却的原因，仅仅是过去这50年间，科学，技术已经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社会的制度支持将其力量进一步放大，并以新的物质及巨大的威力，（比如可以毁灭城市的原子弹）生动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正是基于科学及技术结合带来的变革，矿物资源、动力器械以及通信工具的引入，使现代的物质生活远远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

科技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人们经常不自觉的将当代所习惯的社会制度及认识，去理解过去时空领域上的社会生活，从而得出一些 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张五常教授《创作与抄作》（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中所说的：

只有经济学我一开头就创，没有抄过，但那是科学，不是艺术。没有听过科学要从抄学起。

便是一个例子。对于当代生活、社会制度的习惯，和对科学史的无知，正是出现这种 流行的谬误 的根本原因。培根勋爵说过另一句话：

读史使人明智。

广泛的阅读，可以保持一个 Open 的头脑，而获得超越当下生活和制度限制的自由思想。当代人所以缺乏创造力的原因，除了缺乏想象力和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缺乏这种 Open 的头脑。

科学和艺术中对待创和抄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制度现象。独创性和优先权仅仅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种激励制度。而这种激励制度，仅仅是在科学共同体形成之后才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从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就适用的规则。

没有听过科学要从抄学起

这句话，正是按照当代的观念去误解前世的事实的流行谬误。这种谬误，如果通过对科学社会学（S.T.S）的学习，理解到 科学 事实上只是作为共同体的一群人中通行的一种游戏规则，便可以避免。甚至进一步的，如果考虑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关于 科学词语有限性 的说明，便知道，抄 和 创 事实上，仅仅是一种分类行为。而对分类行为本身的界定，则一种演化中的因袭文化中的内容，也即是说，所谓的 抄 和 创 的边界其实极为可疑，而人为的将其对立起来这种设定，从一开始便可能不成立。从而，张教授的判断便无从说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读书及知识的学习，可以改变很多流行的谬误信念，而保持一个 Open 而不顽固的头脑。

考虑到尽管默顿学派的（S.T.S）和爱丁堡学派的（SSK）虽然在 科学哲学 之后便零星的介绍给中文读者，但基于读者的知识背景，这篇文字，主要在于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解释科学、技术的分野及其结合的历史，以说明前面指出的，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制度现象的 科学。至于基于 SSK 考察的内容，可能时，留待日后再行论述。

一、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词源学。

科学 和 技术 这两个词语所分别指代的事物，在当代常被简单的理解为抽象知识（科学）和应用事物（技术）的分野。而按照传统的理解，对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追求，则对应于求真、求用、求美。尽管基于后现代的视角，这种理解极为可疑。

在词源学上，按照 Raymond Williams 在《关键词》中所说明：

技术 Technology 从17世纪起，指的是对技艺做有系统研究的描述。最接近的词根是希腊文 Tekhnologia，指有系统的处理。

而 科学 Science 这个词则从14世纪成为英文，其最接近的词源是法文 Science，拉丁文 Scientia——知识 Knowledge。直到18世纪前，大部分的 Science，都被称为 Art。在古人的词语运用和理解中，科学和技术均被隐含在 Art 中。Art 和 Nature 相对，Nature 用于指人类符合自然本性的部分，而 Art 则用以指示人类技能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以后，技术这个词语，才从工艺 Art 上分离出来，而 Science 这个词语与 Art 分离的分离，同样是在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巧合，在16、17、18这三个世纪中，欧洲发生了巨大科技变迁，使科学和技术分别脱离了过去的手艺，逐步成为今天为现代人所熟悉的现代化力量。这种词源学上的变化，正是因这种科技变迁而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变迁，稍后于15-18世纪资本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巨大变迁，伴随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形成一种 Gloem 怪物，以市场为组织形态，以商品交易作为渠道，打通地理及制度上的障碍， 将全球不同国家实体卷入全球化浪潮中。从而，词源学上的知识考古学，从某种角度上说，显示了现实的社会变迁。

二、 科学、技术的历史。

亚当斯密除了 看不见的手 为后世所关注外，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在《国富论》中，他因袭并发展了《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考察。其中关键的要点是市场容量决定了分工水平。后来杨格反过来提出分工水平也会拓展市场的容量。形成正反馈。如果将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话，考虑到直到近代，人口才膨胀到如此大的密度，那么，科学它在近代的出现，也符合斯密的设想。而科学技术的应用，也为更高密度的人口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

基于现今可以考证的人类历史，可以推想，开始时，人类乃是赤裸裸的来到地球，倚靠肢体作为获得食物的工具而延续生命。在史前期的200万年期间，收集食物的手艺，及对身边动植物的了解，决定了肉体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手艺的重要性，在于其决定了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本质性类似于一种通过摧毁硬盘服务器的方法以彻底的消灭网络BBS上的敌对言论。

正是倚赖于工具的不断使用和传承，才使人类，这个在肉体上相对于其他天然物种脆弱的群体，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面貌。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史，在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便直接倚赖于技术的发展。而这时，尽管我们并不排除某个狂人在暴风雨后独自仰望头上的星空，悟出足以和相对论媲美的葵花宝典，但很遗憾，由于没有 bbs 可以灌水，所以这一类抽象思考并没有记录并流传下来。

在旧石器年代的200万年间，人类并未真正定居，而是四处漂泊，这时的人口密度估计每平方英里不会超过1人。可以设想的是，在茫茫大地，能遇见一个同类已经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而当时的语言，并未系统化到九三共识，可以同套语言，各自表述，那么，对于身边动植物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这种知识认知在同类间的文化传播，必然更多的依赖于实际动作的模仿，而不是语言上的抽象教育。也就是说，作为 Art 的零星手艺，必然在对手艺的系统整理（技术）之先，也必然在成文传播的抽象（科学）知识之先。

食物采集和狩猎，成为旧石器时代的两种主要社会分工。狩猎使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而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或许也有所改善。如希罗多德所记载，原始民族轻视农业，上古色雷斯人以狩猎为高贵之事业而耕耘为低贱的勾当。但随着人类密度逐渐增大，可以推论的是，在天然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可采集得到的植物，以及通过狩猎得到的动物，数量均将逐步下降。这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旧石器时代的应用。其结果，便是在这种压力下，采集果实和狩猎食物的技巧被自然选择而进化，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分流。即是游牧（流动）和农业（定居）的分流。

就定居生活而言，在旧石器时代，首先获得定居的是死去的人。死者定居于坟墓，成为生者于茫茫旷野徘徊时的原点和固定标志。同时，岩洞成为主要的储备仓库。而水井、高地、河流沿岸，这些相对安全而又物产丰富的地方，则成为定居生活的可能首选。定居生活加深了对身边植物生长周期的理解，再利用自然的周期过程，通过播种获得更多食物。于是，沿着这个发展方向，村落和村庄出现，人类开始定居。旧石器时代采集果实为生的伊甸园生活，终于转变为新石器时代自行播种生产食物的农居生活。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更多的依赖于运动和肌肉力量的武器，新石器时代突出的表现为一个器皿的时代，或者说，一种更有利于发展出母系社会制度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如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仓和住房等技术被发明，对于小规模村落来说，年纪越大的长者，积累了越多的生活经验，而任何创新的发明的作用，必须在短时间周期内立竿见影的显示出来，所以，实用的技术得以逐步改良，而抽象思维则不受鼓励。

在另一个方向上，富于勇力者继续漂流狩猎，并因为食物的逐渐稀缺而发展出各种狩猎工具以及崦制和储存食物的方法，进而，或者继续漂流，或者偶尔回归定居文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那些相对技术落后的农民，由于更先进农业发展的其他农民的压迫，被迫迁移到广阔的草地，成为流动不息的牧羊人。在人类从定居于农业生活到演化出工业文明这段时间里，那些以群体形式游牧于草原的部落，诸如蒙古人，或隐或现，传奇般出现于农业文明的历史故事中，成为一种关于异域的想象。而那些回归定居生活的猎民，则以另一种形式作用于农业社会：即是从流寇到坐寇的演变。

按照张五常的定义，在鲁宾逊世界中，增加了星期五，便是社会的开始。在新石器时代，当人类结束了漂泊生活，开始聚居时，人口密度比以前要多百倍以上，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也便在这时开始。而因为剩余物质增长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便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困绕着人类社会。在定居生活的社会，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财富，一种是自行生产食物。另一种则是从别人手里偷或抢，即是所谓的强制性财富再分配。对于使用第一种方式，自食其力的农民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人便可完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丰衣足食，帝力何加焉？但在初民的社会，积累下来的剩余物质，关系的不是温饱之后的小康，而是生命忧关的生存问题。猎食失败者，和收成不好的农民，极有可能利用武力进行劫掠或者偷盗剩余物产，成为 流寇。进而，部分猎民被招安成为军人，军队和防卫系统相应衍生，于是，供养这种公共服务的税收系统成为必需，这即是作为 坐寇 的国家和政府的出现。

在人类有史可载的文明中，除了偶尔为流寇骚扰的时间外，大部分时间，社会乃是由身怀利器的坐寇统治。无论坐寇之间，采用战争方式的暴力掠夺，还是和平时期，坐寇和百姓在约定的规则内和平竞争，（竞 字的 刑天舞干戚 味道，显示了竞争背后的弱肉强食），恰恰正是剩余财富的增长，以及对财富再分配的争执和博弈，才衍生出后世种种复杂而精致的政治制度。甚至后来经由多个流寇竞争，出现了防备大独裁者的民主制度，也是因为剩余利益的分配博奕而产生。人类的政治史，充分显示了剩余财富分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攻击时的所选择角度的煽动力以及为什么 均贫富 一直是后世各种暴力革命机会主义者的终极口号的原因。

坐寇 出现的结果，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组织动员术的高速发展。在正面意义上，促使水利灌溉工程方面的成功以及城市的兴起。而负面意义，则是人类不但在驯化动物的过程进行了自我驯化，也同时被动物一样，成为被统治奴役的奴隶。大禹治水的成功，意味着人类这个群体踏上了改变自然的第一步，从此，可以采摘天然果实的自然环境一去不复返，伊甸园的生活，也便只能残存于对神话的追忆中。无论人类此后如何力图和环境和平共处，人类的出现，虽然因自然而生，但却因为自身确立的存在，而令环境的自然再不可能。

另外，灌溉技术及大规模水利工程集约化农业的成功，则使更多的食物被生产出来，同一块土地上，能容纳更大密度的人口。城市由此出现。城市与王权制度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城市作为一种大规模建筑，除了集结整个群体在物质方面的社会成就之外，也因为其神庙和宫殿而获得符号象征。城市一方面集结了神权意义上的一切功能，另一方面则以其大规模的建筑，显示了统治者经由王权制度表达出来的力量。（这即是所谓 大型纪念性建筑，如果用心去体会后世许多貌似宏大的水利工程和类似动物鸟蛋的剧院背后的权力性质，便得以理解这种神权和王权结合的炫耀性，奇怪的是，在文明进化了2000多年之后，这种人类可笑而愚昧仍然得以延续），由此，建筑本身体现了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而城市的出现，带来的另一个负面结果是，人类的战争史，从此便与城市相始终。如果说，先民为了物质和生存而争斗，那么，对城市的征服，不但意味着对城市富饶物质的劫掠，也意味着文化意义上具有标志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充分具备意识形态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战争才成为不同于动物世界斗争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争。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所说的，

每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

而亚历山大在征服埃及之后，和阿蒙神的和解，正充分体现了折冲和妥协。

公元前6000年前后，沿着大河流域：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近东六大城市文明的出现，这是第一波值得记忆的城市历史。不同文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字书写、算术、天文学。这些知识因为纯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兴起，书写为了记帐，几何学为了丈量土地，天文学为了观测时间，而金丹术则产生于关于青铜和铁的冶金学。这意味着应用科学的出现，必然早于纯粹的抽象科学，或者说，对于有用知识的追求，必然早于对不切时用知识的追求。就此时的社会制度而言，社会并未完全分工出一些专门可以依赖传授知识为生的职业。而所学习的知识，作为生存技艺的一种，训练的是如苏美尔人在泥版上不断重复演算算术的精熟，而非对创造力的强调。知识属于整体所有，而非私人所有。尽管在这些技艺背后，仍然可以看到某些创新的欲望和冲动，但是，很遗憾的是，这只能说明创造的欲望，乃是人类本性之一，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基因变异，天然而生，而社会制度，只不过作为一种外部环境，通过制度激励，诱导其变迁方向而已。这些古代文明留下了许多宏伟的建筑，金字塔、巨石阵、复活节岛的雕像等，都显示了这时的手工艺水平和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集权组织能力，令后人惊叹不已。而残存下来的建筑，无论设计还是施工，均充分显现了工程师式的创造力。但这些建筑并不以某一个工程师而命名，而是以法老的名字命名，以障显统治者的丰功伟业，而不是以设计施工者命名。

从6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人类社会的诸种基础制度，如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乃至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出现并不断变得更加精致。相应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集约化农业的成功，伴随大量剩余物质的出现，带来人口庞大的城市，中央集权王国，以及军队，税务官，警察，僧侣等各种职业，乃至后来为知识传播带来巨大作用的书写的出现。社会的诸种复杂制度由此成型，并成为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但一直要到数千年之后，直到近代，人类才将社会制度本身列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上说，人类结成社会，乃是在人类理解社会制度之先，这为哈耶克关于制度的自生自发扩展秩序必然在可设计的制度之先提供了历史依据，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如是，未来未必如是。

从公元前2000年以后，在地球上广阔的领域上，新旧大陆上的文明，便各自因着自身的机缘发展，各自配合着当地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开始的条件约束，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如此有趣的不同世界，比如作为旧大陆交通枢纽的伊斯兰世界、远东封闭而广阔的中国文明、印度诸文明，新大陆的玛雅文明、阿茈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这些文明，都表现出城市文明的特征，也在不同时代出现各自的辉煌，比如8-12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吠陀时代和印度教时代的印度，汉唐时代的中国北方和宋明时代的中国南方，所产生的大量抽象文化和精致工艺，至今仍为后世称道。

这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层面上表现出灌溉型农业、集权政治、分层的社会制度，精致宏伟的建筑，侧重实用的知识结构等类似特征。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和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自的范围内逐步深化，但这些文明都没有发展出后来欧洲的自然科学。在这些高度集权的国家中，知识因其实用性而受到国家的资助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的管制和导向。后世意义上的科学还没有产生，战争促使一些器具的生产技巧得到不断改良，比如因应于城市的坚固，中国便出现了公输般的攻城车，希腊，则出现了亚历山大帝的抛石机。而为了对付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火器的使用也被陆续接受。但整体上说，技艺仍然满足于一种手工艺的实际应用，却还远未达到系统化的水平。在这些古老国家中，抽象知识和实际工艺仍然独立发展，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可能类似于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变化。而这些古老的国度和文明，或者消亡，或者以不同面目继续演化，直到其后代被卷入欧洲因近代科学技术而生的现代化力量为止。

在这些文明中，就历史记忆而言，现在的伊斯兰、印度、中国仍然存续着他们祖先的印记和遗痕，为后世留下很多有趣的事物。而希腊-罗马，则因为对于后来欧洲的影响而值得回顾。下面一节，将讨论中国和希腊的情形，然后，在再下一节，焦点，将转向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

待续。 Michael Chen 写于2005年5月31日.

叙事 Narrative，按照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课程》中的理解：最低限度的定义，包括

1. 叙事命题，即是分散在时间中的事件。这些命题、事件的顺序排列问题引出逻辑问题。

2. 如果叙事命题与连续事件有关，则指向休谟的因果性问题，即什么决定了 t1 时间中的 X 状态向 t2 时间的 Y 状态过渡？

3. 当主体被当成实体并被命名为哲学时，命题和事件便获得一种逻辑一致性的关系，并反过来使事件成为应有之义。

用一种更为通俗的方式表达，可以说，叙事是按年代顺序讲述某个实体所经历的一系列状态。只要有一个人们跟踪其演变的实体和一个年代顺序，叙事 便成为可能。当一系列的叙事命题重新排序，序列自身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从而序列之中的命题，基于某一终极目标，或者基于序列自身，获得该命题于序列中的合法性，而整体序列的逻辑，则可理解为一种历史哲学。这便是布罗代尔在（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The Situation of History in 1950" (1950), Trans. Sarah Matthews）中攻击兰克学派所坚持的 写实性叙事 时所写的：

事实上，叙事性历史隐含地包含着一种阐释，一种可靠的历史哲学。

将叙事称为一种历史哲学，意味着叙事不止包括了对叙事命题的单纯描写，而且还包括关于叙事命题的逻辑排列。这表现在传统的历史学上，便是编年史和叙事历史的区别。但是，本质上说，任何一种编排形式，都会形成自身的序列结构，并由此产生出结构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从而，广义上说，叙事命题列序之后，叙事命题所形成的整体文本的形式逻辑，可称为一种历史哲学，而叙事，便是此种历史哲学的话语形式。

正如曼德尔鲍姆所强调的，

对一组事件的序列性叙述和对同一组事件的叙事性说明，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原则中缺乏目的性，而对任何事物进行叙事性说明则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是罗兰巴特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所说的，

不能相信叙事的现实主义主张，叙事的功能并不是再现，而是构建。

进一步的，在《历史的话语》中，罗兰巴特说：

如果可以将想象当作语言，话语的发出者用它来填补话语主体的空白的话，历史话语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制作，或更准确地说是想象制作。

这就是海登怀特在《布罗代尔与巴特论史学中的叙事》中所指出的，根据布罗代尔与巴特的观点，历史故事在把历史事件转换为 戏剧 成分这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也即是说，叙事命题和叙事逻辑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历史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差异，即是 意识形态。

从史学传统上看，对于叙事命题的确定性描写，还是对叙事命题的排列逻辑的探询？其不同侧重点的强调，从一开始便表现在希腊史学的两个开始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不同叙述风格中，而进一步表现为历史的两面性：

历史摇摆于真实和假象，确定和可能之间。

按照 Donald R.Kelley 在《多面的历史》中的说明，当希罗多德使用 历史 Historie 这个词语来描述他的作品时，他只是使用这个词的希腊语意义 探询，而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开创一种流派，一种标准和一个延续二千多年的学科。犹如《一千零一夜》中航海的辛巴德一样，希罗多德一生到处漫游，由此接触到各个民族大量的神话传统。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但记述了他自身所目见的事，（opsis——目击者的证词），也记录了一切道听途说（akoe），甚至记录了他所目见的手稿中的内容（Graphai），诸如埃及人所流传下来的330个法老的名称以显示历史之悠久。希罗多德宣称他的目的是保存对有价值之事的记忆，使其免遭时间的破坏。对于他所记录下来的故事是否真实的问题，希罗多德用以下说辞说明：

我的职责是记录我所听到的一切，但是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描述都接近于事实，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一说法都是适用的。

按照 Detlev Fehling 的说明，希罗多德的叙事策略包括三重视野，最里面是他自己的经验，第二层包括各种道听途说的东西，第三层则是猜测。可以这么说，希罗多德并非不注意证据的真实性，但相对于叙事命题的确定性描写，希罗多德更关注命题的逻辑和连贯性。从而，为了让其所感兴趣的全部可知世界和传统更显得连贯一致，对于其中基于其个人知识无法判断的事件及传奇部分，希罗多德所采取了一种 如是我闻 式记录下来的做法，并利用各种谱系、神话以及编年志，以使所讲述的故事更具备连贯性，从而，使人的 历史空间 和神的 神话空间 被连接在一起，成为连续延伸的记忆。

J.W.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评论道：

希罗多德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它的统一性，其次便是他所表现的精神。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

历史不止是一些突出的、不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表面的混乱的底下，表现出一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信念。

正是这种对统一性的信念和好奇精神，使希罗多德的说辞展现了 历史的庄严高贵 而获得了一种道德家的崇高。

但是，J.W.汤普森所赞美的希罗多德的叙事策略选择，使希罗多德在被称为 历史之父 的同时，也使其备受攻击，按照后来的历史文献观点，历史与小说的最关键区别，在于内容是否真实。这正是海登怀特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中所说明的：

这意味着把历史故事和虚构故事区别开来的首先是内容，而非形式。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实事件，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想象的事件，不是叙述者发明的事件，这意味着历史事件自行呈现给一个未来叙述者的形式是发现的而非建构的。

正是基于这一标准，后世的普罗塔克便认为希罗多德是在说谎，而 Juan Luis Vives (1942-1540)则更直接地将其称为 谎言之父。

对叙事命题的确定性描写的强调，或者说，对事件 真实性 的强调，是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最大不同之处。修昔底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前后，比希罗多德小十三岁，是个职业军人。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争斗，终结于公元前411年。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所叙述的事件，为其亲身参与之 二十年来目睹之现状。在方法论上，修昔底德攻击了荷马，彻底的不承认神力可以干涉人事。对于希罗多德所感兴趣的各种关于希腊的传说，以及各种道听途说，不可考证的内容，修昔底德都近乎残忍的予以彻底删除。他写道：

我的撰述所根据的不是偶然的来源，也不是单凭我的印象，我的根据，一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和目击的事实，一部分是别人目击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的考证合适了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事件，不同的目击者的叙述并非总是相同的，而且记忆有时并不可靠，或者有时会有不同方面的偏见。

这便是 J.W.汤普森所赞赏的

忠于事实的精神和苦心孤诣力求准确的风格。

但是，修昔底德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如编年体般描述事实。尽管修昔底德写作的目的，不是如希罗多德般 探询，但写作的背后，仍有其目的：试图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便是 J.W.汤普森所指出的

修昔底德很注意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发现人们的动机、说明事情的原委，修昔底德对这些事情的关心和他对叙述事实的关心同样大。

正是这一点，修昔底德开创了实用主义的历史学传统，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表现的动机、宗旨和目标，并把事件看作特定意图的结果，进而追溯到人的欲望上。正是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探询，促使修昔底德采用了排列其事件的逻辑顺序。

如同 Francis Cornford 所指出的，

虽然修昔底德在写作时，仿佛是这些悲剧行动的直接观察者，但事实上，他回忆这些激情并不是如诗人般的宁静形式，而是以极端痛苦的流放形式来重新回忆这些事件，正是这种激情流放，区分出来一个演员和一个艺术家的区别。

可以这么说，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作为一种在事件内部经历体验的叙事，同样是一种表演。在这种表演中，叙事和描写的区别，不在于 现实的 和 想象的，或者说，历史的 和 神话的 区别¹，而在于事件是 在内部被经历 或者 在外部被观察 的区别，也即是 经验 和 观察 的对立问题。

经验 和 观察 的对立问题，正是卢卡奇在《叙述和描写》中，对两种 现实主义 小说之间的区别。卢卡奇写道：

在司各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物直接地参与到事件当中，我们是那些角色直接参与的事件的观众，我们自己就经历着这些事件。

而在

福楼拜和左拉的作品中，人物仅仅是或多或少的对事件感兴趣的旁观者，因此，事件仅仅是一系列场景，我们仅仅是旁观者。

这种区别，同样对应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的区分。静安以为，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为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为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由此推出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这种动静之间的二元对立。

如果参照印度佛学中大乘、小乘的界分来解说静安对有我、无我的区别的话，有我 乃是以我观物，将心绪投射到物上面，而使物成为心之 色相，由 色相 而使物具 质障。其对立面 无我，物具自性，自足自存，与我无涉。有我—无我 之分，正是小乘佛教所主张的 法有我无。而大乘佛教，依龙树、提婆的 中道观 以为 性空假有，物无自性，法因缘起，破除了 有我——无我 的界分而达致空无之境。也即是说，王国维的 有我——无我，对应的是小乘佛教的界分法。

如果遵循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者三个类别：手前存在者 das Vorhandene，及手存在者 das Zuhandene 以及 人间存在者 das menschliche Seiende 的区分来界分这种 有我—无我 的区别的话，王国维所指的 无我 对应于海德格尔的 无，属于 存有 Sein，而非 空无，也即是说，不是 空无的，而是 带无性的 das Nichthaftige。不是 非存在者，而是 非－存在者，就是 不与一切存在者一样的他者 das Andere zu allem Seienden。

基于这种界分，再来看卢卡奇对于经验和观察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事件是 在内部被经历 或者 在外部被观察 的区别，即是 我 是否参与到事件中的 有我—无我 的区别。更通俗点说，事件是否因为我的参与而不能得到独立客观的观察，从而带上观察者的偏见。更直接的，如海登怀特在《讲故事：历史和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区分仅仅在于意识形态的缺场和在场。也即是说，事件是否因为 我 的参与的 主体间性 而沾染上意识形态的色相。修昔底德的方法论，正是试图综合对事件的参与体验和他者的旁证，或者说，从事件内部和事件外部分别逼近事实，以达到对事件本原的貌似真相的描述。从而，事件被表现得 现实的 而不是 想象的，表现得 历史的 而不是 神话的。这一点，正是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区别所在。

如同 Donald R. Kelley 所说明，历史学科的经典是自我形成的，这种形成的关键不在于开创者是否具备足够的预见力来预见日后的潮流，而在于是否能够在后世吸收到足够的追随者采用类似的方式来解读、阐发开始者所引导的方向²。希罗多德引发了迪奥尼修斯、伏尔泰等追随者，而修昔底德则可谓波里比亚乌甚至兰克学派的先驱。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意义所在，便在于对于后世来说，其不同的方法论分别代表了 基于文献的研究者 和 基于现实的研究者，同时，又引发了 讲故事（无论故事是否有意义）和提问题（无论问题能够被解答）的区别，并进而分别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以达到基于不同的叙事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Donald R. Kelley 借用了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一尊刻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头像的两面像来描述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以说明 历史的两面性。

希罗多德对于事件的处理，展现出一种统一性和一贯精神，这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哲学，即是试图采用一个逻辑一致的原则来顺序解释事件的发生。修昔底德以至兰克学派对事件的写实性描述的排列背后，同样透露出一种原则。但是，正如先前说明的，叙事命题和叙事逻辑之间的差异，即是 意识形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的缺场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不存在。这一点，正是大乘佛教用 空无 以破除 有我—无我 的依据。任何叙事命题的列序，均展现出一种叙事逻辑。写实性描写的叙事命题背后，同样有其序列逻辑，这再次回到布罗代尔对 写实性叙事 的批评：

事实上，叙事性历史隐含的包含着一种阐释，一种可靠的历史哲学。

可以这么说，写实性的叙事命题叙述与直接展现叙事逻辑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把要讲的微言大义藏在文字的内面³，后者则是直接把要讲的微言大义直接在那本书中说清楚。这即是 有我-无我 的区别。而无论有我，还是无我，任何一种历史叙事的背后，均意味着一种不可简约的意识形态因素，一种脱离了叙事命题本身的关于叙事逻辑的想象。

一旦考虑到叙事逻辑的意识形态问题，问题便正如海登怀特在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7.1 (Autumn 1980): pp. 8, 10 中对这种传统的历史学家所坚守的 如实说出事件 的怀疑一样：

Traditional historians characterize this form of historical writing as rudimentary, its objectivity defined by the absence of all reference to a narrator:

Real events should not speak, should not tell themselves real events should simply be . . . they can perfectly well serve as referents of a discourse . . . but they should not pose as the tellers of a narrative.

真实的事件，只是在，而不会说。

这意味着任何言说和叙事，都必然是言说者的叙事，而不是事件自我呈现的叙事。

也即是说：

The past is one thing, the history is another thing.

将无序的编年事件，发展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时，叙事者已经不止是在发现过去的事件，而是在发明一个基于过去事件上的故事⁴，在 Past 和 History 之间，添加进去的，正是叙事者作为意识形态的想象，而修昔底德和兰克学派的叙事，只是力求使 History 更象 The past 的自我呈现而已。

按照保罗利科的理解，真实的事件为什么会被叙述出来，不只因为它存在过、发生过，而且是因为它还被 记得，所以它被以一种 时间序列 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 叙事 并为读者所阅读。于是，事件在被理解之后，又被重新讲述成为关于文本的叙事，再为读者所阅读。读者阅读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讲述者的叙事。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事指向了小说故事的虚构和想象，而历史文本也变成了一种文学的仿制品。于是，正如罗兰巴特所以为的，由于历史叙事和其他叙事都使用同一套语言工具，没有任何话语学上的特征足以区别什么是 事实的叙事，什么是 虚构的叙事，在语言介入以后，通过 叙事 所形成的 历史 表现出来的意义，其实便来源于叙事者的意识形态及叙事的逻辑结构，也即是说，历史哲学的意义和来源，均在于历史之外。

于是，当读者阅读文本时，文本的诠释学便成为一种人类关于世界理解和认知之间的互动，在这一意义上，互连网带来的信息传播和储存途径的变化，使文本跨越了时空界限而成为一种自我呈现的事实，而叙事，便超越了真实和虚构，成为一种更加真实的本质。

基于上述叙事视角，下面论述达尔文与 Wilson 的博物学叙事。

注释：

拉丁文 evolutio 的意思是展开，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在生物学中，进化 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子宫中胚胎的生长是地球上生命发展一般历程的缩影。¹

正是 Herbert Spencer 的大力提倡及使用，才使 进化论 这个词语广泛流行，并进一步被后人用以指称涵盖了从拉马克、达尔文开始的一系列关于物种演变的思想，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用以指向 进步 这种幻象。（这可能将在《进步的幻象》部分论述。）

进化论的传统是博物学。达尔文之前，关于生物的系统思考，最主要的是自然神学的设计观点。这种观点强调

世界的规则和复杂性，特别是在生物结构中体现出来的规则和复杂性，不能通过自然本身建立，必定是由一个全能全知的造物主所设计出来。²

基于这种信仰，物种的结构被重新排列，物种关系之间用巨大的链条描述，而随着全球航行的开展，新发现的物种则可以被归纳进来。

如同 Bowler, Peter J 所说明，现代分类系统是由瑞典博物学家卡洛鲁斯·林奈建立起来，他在《自然系统》（Linnaeus，1735）中大致勾勒了他的技术，初期的系统，乃是基于植物学领域，基于卡梅拉琉斯1694年发现的植物性别，以生殖器官作为系统所依据的关键性状。植物界分成若干纲，每一个纲又分成若干目。要确定一种植物所属的纲和目，只需数一下它的花上的雄蕊和雌蕊。将目分成属和种则要根据更详细的观察，要考虑花型和花的大小。接着，在动物学中也引入同样分类，林奈在动物界中确定了6个纲。现代生物学家发现有必要极大扩充林奈的分类阶元，于是，属首先要组成科，然后再组成目和纲。所有植物的命名始于林奈的《植物的种》（1753）和他的《植物的属》第五版（1754）。动物的命名始于他的《自然系统》第十版（1758），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用双命名法命名所有已知的动物。整体而言，林奈的分类系统，为人类理解自然界的生物，提供了一个实用性的框架。

这种分类系统为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De Buffon, 1707-1788）所反对，布丰在《自然史》第一卷中直接攻击了林奈及所有人将自然史简化为探讨抽象关系的观点。布丰以为，

物种以及由物种组成的属，只不过是分类学家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体，基于自然界存在的只是完全连续的形态的观点，可以反对建立任何分类系统。

但是，与外界，特别是教会的压力有关，布丰的观点前后变动很大而不能做进一步拓展。

林奈和布丰之间的分歧，表现在对连续性的不同看法上。特创论可以被视为一种不连续变化的理论，因为每一种新物种是独立存在，并且物种被视为特征明显的、不变的实体，由关键的性状来确定。通过其基本特征可以进而划分出类似的个体。这种思维的起源可以一直远溯到沿着基督神学遗传下来的柏拉图哲学。按照柏拉图哲学，物种，作为系统的基本单位及规则，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深层的存在。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一代个体的表面性状。这种概念很适合物种是造物主设计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造物主通过确保个体生物的变化不能超越严格的界限来保证物种的持久不变。而当布丰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存在时，可以说是一种将彻底的 个人主义 视角应用于动物身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生命，均有可能是独特而不可被归约和分类。

在林奈强调的不连续性的体系中，个体可能有演化的历史，但物种因为固定不变而不会有演化的历史。一旦转而强调连续性，则意味着不但个体的动物有其变化的历史，而且作为动物整体的物种，也有其演化的历史，而关于作为物种的历史之间的规律考察，便回到本文一开始洛维特关于 历史哲学 的定义：

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

于是，试图寻找物种的历史演化规律，便间接变成一种历史哲学。如同在《博奕演进：制度和文化》一节所说明的，历史哲学 本身意味着对实在世界事件的重新排序，并在这种排序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而与作为被考察对象的历史无关。可以这么说，布丰和林奈之间的分歧，所显示出来的，乃是关于动物历史的不同的历史哲学见解。布丰所强调的是作为自然界真象的的 Nature 的自然序列的不可重排性。（即是自然序列自给自足存在）。而林奈的系统意味着对这种自然序列的人为重新排列，并通过这种序列间的排列形式获得自身的意义。尽管林奈的序列中，本身并不试图将其中的某些部分作为终极意义而成为超越系统的终极判据，但其结果，却承接了先前的自然神学所遵循的关于世界乃是以上帝创世作为终极力量的看法。

布丰关于生物连续性的观点，经由其学生拉马克（Jean Baptise Larmarck, 1744-1829）进一步发挥之后，才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起，形成另一种关于物种演化历史的不同的观点。当达尔文将《物种起源》拓展到《人类的由来》时，人 被作为生物界的物种之一被进一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Wilson 在《社会生物学》中将动物行为的分析拓展到关于 人 的行为分析，实际上是遵循和承接了达尔文的传统。

在连续性的问题上，当达尔文引入连续进化的观点之后，传统的物种定义变得不再可靠。当达尔文设想进化通过个体之间微小差异的积累进行时，个体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个体的平均构成造成群体的变化，那么物种本身也随之变化而不存在理想的、永恒不变的结构。也即是说，基于一种物种演化思想，由于不存在先验标准，猪、狗 乃至 人 这种物种上的归属可能无法被定义，从而关于动物的历史必然变成一种个体的历史，而不是整体的历史，在这一点上，达尔文的阐发，又间接重新阐释了布丰的个体主义。而这种阐发的结果，便是使物种这个名词不可定义，这与经济学中，张五常认为因不存在先验的标准而导致的 企业 无法定义的问题共通。

在达尔文之前的思想传统中，Bowler, Peter J 强调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医生以及拉马克的重要性。

他们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对生命变化的最复杂的研究；但是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设想他们对达尔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贡献。

如果将18世纪博物学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看起来很像是预先提出了现代的进化论，然而，前达尔文时期博物学家成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试图去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和未能解决，而在于他们发现了许多途径去探讨宇宙变化的含义。

这个时期的博物学与启蒙哲学的一般背景相适应，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在这种背景中并不能产生出与今天的观点几乎相同的观点。

Bowler, Peter J 的评论隐含着社会思潮对达尔文的可能影响，也即是说，达尔文相对于前人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即是自浪漫主义者以来的演化思想。回到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第八章《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 关于从康德到浪漫主义之间的演化思想的变化，源自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 概念，作为本来存在的属性而存在，并且因为形式在逻辑上先于对象，不能按照过程来表达，因此落在演化概念之外。但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到黑格尔的哲学，形式变成一个演化过程。演化论学说意味着形式的可变化性，即是形式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从布丰和林奈的分歧，到布丰 → 拉马克 → 达尔文关于连续性的观点，显示出与整体演化思潮的相关性。关于这个问题，Bowler, Peter J 谨慎的采取中庸之道：

更严重的问题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强调科学家所处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作用 外史论者 以及强调达尔文所进行的遵循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以获取真正知识的 内史论者，均可能是只执一端，失之偏颇的言论。

如同 Gould 在《自达尔文以来》中所说明的，达尔文是以船长 Captain Fitzroy 的伴侣的身份出现在贝格尔号上，而不是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身份出现。也即是说，达尔文此时，是一个身份暧昧的对博物学有着强烈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而已。但正如后来的考证所显示的，达尔文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物种固定的说法，而是这次历时5年的航行，使达尔文游历了南美广大的内陆地区，并因此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目击资料，包括1835年智利康塞普尼翁大地震的影响，海岸线的升降，脊椎动物的化石等等，这使他对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看法，特别是物种地理分布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转而从演化的观点而不是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去看待物种之间的可能联系。可以说是这次游历，提供了促使他此后一生专注的物种演化的素材。

一旦他开始确信新的物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源于原先的物种的演化，他就开始尝试各种假说，以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同时，他意识到，任何进化学说最终都要用来说明人类，因而他开始广泛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理论，以努力确保他的观点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按照达尔文笔记中所显示出来的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及了解，诸如布儒斯特关于孔德著作的评论使其意识到理论可能需要建立在数学原理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的文献，有助于使他确信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有目的倾向机制是可以成立的。而凯特尔对马尔萨斯的批评，则激发起达尔文对人口原理的关键阅读等，对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阅读，均有助于促成其最终物种演化的假说。

达尔文的主要考察完成于其两部著作《物种起源》（1859）及《人类的由来》（1871）。如同古尔德所说明的，第一部著作距离达尔文1837年游历归来，已经接近21年之久，而从第一部著作到第二部著作的出版，又隔了整整12年。这个问题，古尔德称之为 达尔文的拖延。尽管或许从一开始，达尔文便已经意识到其理论适用于人的可能性，但这种拖延，使达尔文对人之外其他生物的考察及对人的考察进行独立的论述，而仅仅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中暗示 这种生命观的壮丽。 而这种拖延，也使其理论穷尽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趋于圆熟。

遵循布丰——林奈的博物学传统，达尔文的阐释，遵循两个步骤。一是分类，二是对类别之间的变化加以阐释。由于达尔文遵循连续性的思路，并且不以物种固定作为予设前提，从而使关于物种的考察，不可能继续遵循林奈开创的根据生殖器官性状来划分的物种恒定的先验概念。达尔文转而采取了统计学的解释方法，即是建立在统计描述的因素基础上的解释，而无需将任何事情都还原为绝对固定的规律。犹如气体动力学理论或者关于电子云的理论一样，达尔文的理论对所考察的物种看起来像是仅仅大量个别事件的平均效果，由此，分类成为可能。

对于归属于同一个体之间的变异问题，达尔文意识到他并没有办法得出变异的动力，或者说，不能用还原论确认出变异的过程，于是，变异被理解成为 随机的，正是这一点意味着不仅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有用和无用的），而且变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直接分析出来。这因为乃是基于事后的演化结果来推测可能的事前发生的原因及规律。也即是说，有多种力量可能是促使生物的分布变成现今的分布状况，比如基因变异、气候、地质变化，环境变化，基因变异、生物间的竞争等等，但对于观察者来说，这些力量的作用已经是千百万年许久以前的事情，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

由于许久以前的气候变化、地理变化乃至各种偶然的未知的变化，导致生物的迁徙。

但对于达尔文来说，所见到的，只是千秋万世之后的结果，便如水中那条聪明鱼，对于大陆的猜想一样，其真实变异的动力，要等到遗传学的发展，才得以揭示出来。

通过研究物种如何迁移到世界各地并发生演变，可以解释生物的分布这一事实。因而产生出对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新的研究，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框架和理论，即是通过无数轻微的累积之后，经由外部环境的作用（自然选择）形成此后的生物形态分布。经由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残存下来的物种表现出一种 as if 理性。而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这种适用性可能是局部最优而非全局最优。这种被锁定的路径，表现出一种演化的痕迹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果。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尔德在《熊猫的拇指》中所说明的，达尔文花了极大的精力用于自然史上的旁支末节，比如兰花和藤壶的研究，甚至出版了一本极其晦涩的书籍《论英国和外国的兰花借助于昆虫传粉的种种技巧，并兼论杂交的优良作用》（1862）在这本书中，达尔文论述了兰花和昆虫 合谋博奕 的种种计谋，以达到生存（最优 pay-off）的策略。但是，正如古尔德所说明的，尽管这种策略是如此精巧，却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也即是说，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不会做一种如此迂回而没有效率的设计，正是在这一点上，兰花的结构和熊猫的拇指，说明了作为全能全知的上帝不会选择这种路径，除非其是有意向世人泄露其愚蠢和无聊。从而，达尔文在其极其晦涩的著作中，揭示了上帝创造物种的不可能性。

如果物种从一开始以来便没有变化，那么，如何说明现代的物种乃是古代的产物？不可能用完美性来说明进化，因为完美的设计，正如工程师的完全理性一样，可能被特创论者用以论证上帝的设计。达尔文考察了各种生物的退化结构，以演示进化论的规律。他写道：

这种奇怪的部分，属于不再流通的邮票，

按照我的带有修饰的由来观点（进化），痕迹器官只不过是无用的解剖结构，作为祖先功能的痕迹被保留下来，

比如人的阑尾，鲸鱼的牙齿，甚至人的外耳等。正是这种对于退化结构的考察，使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一种可以扩展于历史考察的方法论，比如对于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形式考察，正是被保留下来的先前部分的残存，显示了演化的痕迹。³ 而正是依赖于这些退化的痕迹，历史才得以被重建。本质上说，达尔文的学说，乃是关于历史的学说。

达尔文所进行的，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中自然生物的一种人为排序，也包括一种沿着时间序列方向的历史重建。但是，与林奈的系统不同，对于林奈的系统来说，标准已经先验设定，所有参与列序的物种以及个体，经过标准筛选之后天然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恰而不导致原有标准的失效或者序列意义的变化。也即是说，新的物种或者个体的出现，对于林奈的体系来说，只是一个归类问题，相当于图书馆学里面的目录学而已。而达尔文的序列，则是试图考察物种之间的可能演变，也即是说，达尔文试图考察的，不但是作为事件的历史，还包括历史的可能演变的因果性。这就是在《什么是历史》一节中所引述的，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故事与历史》一节的界定，将叙事命题转化成为历史叙事的问题。按照先前所说明，历史除了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外，还必须有以下几个最低限度的定义：

1. 叙事命题，即是分散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件。这对于达尔文来说，是物种的独立分布事件。

2. 如果叙事命题与连续事件有关。比如说，认为其中两个物种有直接相关性，这就与休谟问题⁴ 有关。这变成一个因果性考察的问题。

3. 当主体被当成实体时，这种考察所应用的思考便形成一种哲学。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表达出来的，正是试图将作为独立事件存在的活体生物，化石残骸的生物这种叙事命题，采用一种连续性谱系的方式，将其一以贯之而得以理解物种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考察在线性时间下，成为一种事后考察，也即是说，一种关于动物的历史重建，而一旦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被提出并被应用于所考察的事物的整体序列时，这种原则便是一种历史哲学，从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被视为关于所有生物的一种历史哲学。

这种方法论，最直接的问题，便是休谟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 t1 时间中的 X 状态向 t2 时间的 Y 状态过渡？）这变成一个因果性考察的问题。（下面论述休谟问题和卡尔波普尔的论证，待续）

注释：

信中写道：

Each time these ideas have resurfaced the claim has been made that they were based on ne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Yet each time, even though strong scientific argument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show the absurdity of these theories, they have not died. The reas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se recurrent determinist theories is that they consistently tend to provide a genetic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d of existing privileges for certain groups according to class, race or sex.（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幽灵以各种新的理论出现，为现存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辩护）These theories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enactment of sterilization laws an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laws by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10 and 1930 and also for the eugenics policies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gas chambers in Nazi Germany.（这是美国1910 and 1930的限制移民法及纳粹毒气室之来源）The latest attempt to reinvigorate these tired theories comes with the alleged crea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是其最后一次复辟）We think that this information has little relevance to human behavior, and the supposedly objectiv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reality conceals political assumptions.（以科学客观知识之面貌，隐藏政治祸心）

这种攻击极其直接，正如 Tom Bethell 在 "Against 'Sociobiology'" 中所说，当左右派论争时，一开始，左派通常更具备对公众的影响力，其原因，除了相对于右派而言，左派更具备冲动的激情之外，还因为他们真的确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这种真理在握的信念，正是其激情斗争的深层动力，而右派，除了激情不足之外，更致命的是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这一点，适用于当世大多数论争，而左派自以为更加具备的道德真理，事实上，也可以被定义成一种宗教。

按照 平等，还是效率？ 这种标准而简单的划分左右派的做法，难免会忽略掉标签底下遵循其他价值标准得到的各种分歧和差别。但将对方简单规约为 signal a new wave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t theories.（新一波的生物决定论）然后 以人民之名义，自命 科学界的良心 而进行道德批判的做法，尽管可能会符合愚蠢而充满激情的民众的一时需要，但却不符合科学辩论的准则。更何况，掩盖在各种 为人民服务 或者 从没有经济学家叫我闭口 之类这种道德幌子底下的，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阴谋，于是，与公众的激情相对应的，是学院里科学家的冷漠。

Tom Bethell 评论道：

suggesting that sociobiology could lead to the gas chambers and say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protocols of science was a poor strategy indeed. The scientific criticism, often excellent, was buried beneath political comments so ill–advised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normally sympathetic to left–wing opinion, didn’t hesitate to take Wilson’s side.（说社会生物学会引导公众走向毒气室无疑不是一个好策略，于是，名义上同情左派观点的《纽约时报》，毫不犹豫的站到对面去）。

时间逝去，当公众的热情渐渐冷却，最终尘埃落定，曾有的纷争被公众彻底忘却时，理论的真正内容及价值，由冷漠的学院人士进一步阐发之后，才得以真正障显出来。正是这一点，《新的综合》千僖版的出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黄裳式的犬儒的真正意义——冷漠和沉默，有时也同样意味着斗争。

对于文革式标签化而加以攻击的做法，Wilson 的辩解很简单，nowhere had he said that human behavior was determined by the genes. “In rough terms,” he explained, “I see maybe 10 percent of human behavior as genetic and 90 percent as environmental.”（wilson 极其谨慎的从不说人类之行为由基因决定，他只说人类行为10%由基因决定，90%是由环境决定）。

在《论契合》的第七章《从基因到文化》中，Wilson 写道：

传统上，博物学家强调环境的影响，遗传学家强调基因的影响。遗传学家认为智力可以遗传，博物学家对此的期望低一些。

彻底的生物决定论往往来源于遗传学的证据，而博物学家则更加强调环境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演化。遗传学家和博物学家之间的这种差异，表现为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 Mendel 的遗传学原理（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Gregor Mendel）的判断及立场上的不同。

当 Mendel 在19世纪70年代进行豌豆实验的时候，基因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到20世纪40年代时，染色体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一信念已为遗传学广泛接受。当1953年，James D. Watson 及 Crick，F. H，C. 发表了他们那篇900字的著名论文，论证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之后，遗传信息传递成为一种确实可见的事实而不再是一组抽象的概念。而整个过程中，遗传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张力所激起的论战之激烈，也与日后的社会生物学相辉映。

（以下部分引自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进化思想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的第九至十二章）

朱利安·赫胥黎在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新版，Huxley，1963），使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日食”这句话，来描述在遗传学与选择论结合成 现代综合论 之前的境况。

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那时是达尔文主义最兴盛的时代，当时达尔文主义几乎成了进化论的同义词——到了1900年，进化论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喜欢用其他机制，而不是选择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在1900年左右的那些关键岁月里，选择理论之所以处于最低潮时期，的确并不是由于对达尔文主义的攻击，就在那时，重演论的合理性也受到了动摇。

在达尔文失败之处，孟德尔式遗传学成功了；孟德尔式遗传学证明，个体生长并不是说明进化的合适方式，于是乎便动摇了曾用来支持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直接证据。这时，人们认为，进化过程只能通过向群体中引入新的遗传因子来控制。最初，遗传学家不承认环境适应的选择效应可以控制“突变”的扩散。他们认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是缺乏实验的、过时陈旧的博物学产物。不过人们对拉马克主义并没有太深的敌意，而且正是基于遗传理论的革命，最终为选择理论确立新的基础。

孟德尔的遗传学工作问世后35年无人问津，作者只是在死后才名声大噪。

但到1902年，Mendel 定律被正式命名之后，遗传学得到承认，

此后，被人们称为 孟德尔学说 或 遗传学 的出现，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这时，认为生长和遗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观点开始走向衰落（Horder et al，1986）。人们在研究遗传时，不必担心性状是如何在生长的生物体中产生出来的。按照这门新兴科学的标准，生长同进化无关：只有新遗传性状的引入才可以改变一个种群，而且不能通过该过程与生长的相似之处而解释它。这时，可以将拉马克主义、重演论和进化模型的作法，统统视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化体系的遗迹而抛弃掉。在达尔文主义涉及的地方，遗传学最终取得了胜利，遗传学取消了将进化类比成生长的目的论方法。

遗传学家对外部环境可以决定新性状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孟德尔定律涉及的是现存性状的传递，而不是新性状的产生，不久之后，德弗里斯在发展突变概念时，对孟德尔定律失去了兴趣。这种观点发表在1901-1903年的《突变论》中（De Vries，英译本，1910b）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演说中（De Vries，1904；Allen，1969b；Bowler，1978，1983）。对于厌倦了达尔文论者和拉马克论者之间争执的许多博物学家来说，突变论似乎包含了所有的答案。突变论解释了新性状的起源和新变异及物种的分离，而无需达尔文主义的复杂的隔离机制。而且，突变论看来是建立于坚实的实验基础上，这符合新兴科学的传统。

对于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来说，突变理论是攻击达尔文主义整体哲学思想的基础（Allen，1968，1978；Bowler，1978，1983），在《进化和适应》（Morgan，1903）一书，不仅攻击了选择机制，而且也攻击了整个功利主义自然观。他利用德弗里斯的突变的产生不是出于任何适应的目的的观点，接着他又提出，根本没必要去想象选择会在任何水平起作用。他相信，任何突变体只要不与环境明显不相容，就可以生存和繁殖。环境并不有效地控制进化：进化的历程完全由各种突变来决定。绝对的孟德尔主义者由于只注意实验室工作，这样使得他们疏离了传统的博物学问题，突变被视为一个体内过程，受纯生物学定律控制，可以产生更加有规律的进化，该进化历程不受环境偶然变化的影响。

孟德尔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两极分化一直持续到1920年才开始降温。而 综合进化论 则是力图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1902年，G·乌德尼·于尔指出，孟德尔定律不见得一定与生物统计学派通过测量得出的变异观相冲突。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不连续变异，是因为可以通过他们的实验技术来证明这种变异，因而他们认为连续没有遗传或进化意义。然而，于尔提出，如果设想多于一对的遗传因子能够影响一种性状的话，那么，根据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就可以解释连续变异的性状。如果一系列遗传因子使同一性状只发生很小程度的变化，那么，在这些遗传因子的恒定重组中，简单的孟德尔比例就会消失。结果，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

于尔的观点是由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进一步发挥。费舍尔认识到，利用孟德尔定律，可以解决许多皮尔孙因依赖于融合遗传而产生出的许多问题。单位性状可以保持下去，而不融合，这样也就可以保持群体的变异性。费舍尔利用他的技术研究了选择对遗传性变异群体的影响，并最终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Fisher, 1930）。进而，美国的威廉·E·卡斯特(Castle，1911)迈及其学生塞瓦尔·赖特充分将数学应用于遗传学研究中，分析近交效应，从而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基因相互作用的系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固定，然后再受选择的作用。

杜布赞斯基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Dobzansky，1937)一书中采纳了赖特的结论，于是积极推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现代的综合。这部书在博物学家的实际工作经验与实验和数学生物学家的抽象的表达之间架设了桥梁。在书中，杜布赞斯基概括了说明突变真正本质的实验证据，强调了突变的影响很小，以及突变如何造成群体发生自然变异。他概括了数学家的结论，尤其是赖特的工作。他还论述了他本人对昆虫地理变异的遗传学基础所做的研究，并且论述了其他证明同样效应的工作。从1938年开始，杜布赞斯基与赖特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自然种群遗传学研究(收集在 Dobzhansky，1981)。这些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表明，选择不仅仅是变化的机制，而且也能通过平衡机制，比如通过建立在超级杂合子适应基础上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稳定性。对于现代达尔文主义来说，这种广泛存在的动态平衡相当重要，因为这表明群体确实含有大量的遗传变异储蓄，这些在新的环境下便能够表现出变异。

T·H·赫胥黎的孙子 J·赫胥黎，1940年，他编辑了《新系统学》一书，这部书汇总了生物学各个方面的贡献，而且他的一部综合性论著《进化：现代的综合》，也于1942年出版。迈尔的《系统学与物种起源》(Mayr ，1942)也是一本现代综合论的基础著作，书中强调了在物种形成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将综合进化论扩展到古生物学领域主要是由乔治·盖劳德·辛普森的《进化的节奏与方式》(Simpson，1944)。辛普森通过定量分析表明，明显的进化通过的是达尔文主义已经预言的不规则和非定向方式进行的。

（引文论述从1900年到1940年，40年之间，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Mendel的遗传学原理之间的分歧，直到“综合进化论”的出现。以了解wilson的话语背景）

正如在上一节的《社会生物学（2）》中所说明的，Theodosius Dobzhansky 及 Julian Huxley、G. Ledyard Stebbins、George Gaylord Simpson 、Ernst Mayr 等一起，倡导了 综合进化论（the Synthesis Theory of Evolutionary）的形成。整体而言，在 综合进化论 的理解中，突变成为物种变异的原动力，而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从而使物种连续变化成为一种外在可见之基因的 表现型 结果，正是此时，使物种形式的 演化 成为可观察的结果，而外部环境成为一个限制性条件，正如先前所说明的 as if 理性一样，环境通过选择，使各种突变之中，适合外部环境的某种突变得以生存下来，于是，结合了遗传学的进化论再次重新展开，这正是 综合进化论 所进行的 综合。这种综合并不讨论 基因 和 文化 之间的关系，而是讨论物种变异和环境适应之间的关系。

但是，正如先前所说明的，As if 理性必须倚赖于一个从终点考察的全能全知的上帝，这个上帝必须通晓整个博奕结构中的成功与失败，才能指出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以说明一种 事后诸葛亮 的 as if 理性。而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由于世界尚未终结，演化仍在继续，而且身在局中者可能为“路径倚赖性”所锁定而导致局部理性而非全局理性，这使 As if 理性本身成为一个很可疑的方法论。

由于随机变异成为物种变化的真正原动力，这使得达尔文式进化不具有任何目的论的特征，也即是说，

进化不意味着进步。（Evolution is different as Progress）

进化仅仅意味着一种随机变异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的序言所坚持的，达尔文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更加适应它们的环境，这就是进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关于达尔文》中，古尔德考察了

生物变化如何被称为进化（Evolution）

的历程，以进一步论证他对达尔文的理解。按照他的考察，进化这个词语是1744年，由 Albrecht Von Haller 所发明，用于指胚胎学理论。《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 H.more 的诗：

外形的展示（进化）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

在达尔文所使用的英语中，进化和进步的含义紧密相连。达尔文一直用 decent with modification 来描述他眼中的形式的变化。只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才用到进化这个词语。按照古尔德的解释，正是 spencer 对达尔文理论的重新推广，才使达尔文的 进化论 具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目的论中 进步 的含义。而当严复在《天演论》导言第一节的评论中写道：

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一境，且演且进

时，意味着严复所理解的进化论，更多的是带有 Spencer 的目的论的进化论，而不是古尔德所理解的真正达尔文理论。

在古尔德所强调的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观点中，适者生存 这种观点本身便是一种博物学家一直坚守的环境与适应之间的互动生存理论而已。这种目的性引发了 H.J.Muller 1959年那

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

令人黯然的抱怨。此时的进化是纯粹物质性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变化。同时，由于此种逻辑结构，自然选择 这个词语成为一个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结构而已，而不具备任何目的性的适应度标准。也即是说，自然选择只是意味着一种哲学而已。而一旦将作为物种的人视为自然界天演的一种的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世界万物演化的一种规律考察，这种规律考察在线性时间下成为一种关于世界万物的历史哲学。

这种达尔文式的历史哲学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目的论的意义，正是人将这种进化的序列重新排列得到一种终极判断标准之后，进化才成为进步，而进化也获得一种目的论的意义。这一点，清楚的为哈耶克所意识到，他在《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中《进化、传统和进步》一节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把进化和进步视作同一回事。但是，在我们明确知道正是传统的进化使文明成为可能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自生自发的进化乃是进步的一项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

正是在最原初的随机变化的无目的性的达尔文理论的意义上，哈耶克使用了 自生自发秩序 这个词语。这可以窥见哈耶克理论中的进化论渊源。

但是，一旦将达尔文进化论理解为一种关于人和物的历史哲学的话，便不可避免的面临卡尔波普尔重新回顾康德及休莫关于实然和应然的探讨之后而提出的方法论。下一节，探讨卡尔波普尔对于进化论的攻击，以及这种攻击如何适用于 Wilson 的 新的综合 理论。

正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裳《九阴真经》技成出山时，早年的对手，早已远离尘世。争一招之胜负，有时不若比寿命之短长。2000年《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25周年纪念版（千僖版）出版，wilson 重新写了序言。Steve sailer 做了题为《Sociobiology at Age 25》的评论。这书25年后的再版，或许在 wilson 自己看来，按照正统的演化论教义，本身便如长寿一样，已经意味着一种不需要论证的胜利，可谓 看谁笑到最后。有趣的是，不久林毅夫、杨小凯也有了关于 后发优势 及 后发劣势 之争，随后也同样也因杨小凯仙逝而终结。

但正如 Tom Bethell，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of The American Spectator，在2001年的 "Against 'Sociobiology'"一开始所说一样：

对于未来的世代，那一场社会生物学之战，或许是个迷。

对于被抛入尘世的后来世代来说，往昔几多风流人物，挥霍了多少似水华年激情参与的论战，无论科玄论争，还是鹅湖之会，俱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古董。历史对于后人的意义，与后人有关，而与历史自身无关。而 历史自身的意义，必须回到历史自身的序列中，才得以昭显，而与后人的价值判断无关。于是，可以回到历史，重新回顾当日有关社会生物学的论战。

按照 Dr.Richard J. Blackwell（1980年）在《Sociobiology: the New religion》中的概述，对于 wilson 的攻击，来源于两个不同方向，

• 一是学院内的政治左翼，在这一派观点中，wilson 被指责为 elitism, racism, sexism, anti-feminism, a denigration of the power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hange, and in general of being a reactionary advocate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

• 二是其他科学家及科学哲学评论者（more technical, criticism of Wilson has come from various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who charge that his argumentation is frequently subject to the fallacy of equivocations）。

对于第一种批评者，wilson 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论而不大理睬。而第二个种，则是源自对理论内部的攻击。比如 wilson 在哈佛大学的同事 Richard Lewontin 和 Stephen J Gould 所组织的 社会生物学讨论小组，才是其真正的敌人。但这种攻击，不但源于理论框架的见解分歧，同样也源于价值判断上的立场差异。

Richard Lewontin 是 Theodosius Dobzhansky 的学生。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在俄国移民到美国，成为 Thomas Hunt Morgan 的助手，这是其中文小传及其400多种著作目录。其著名名言为《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若没有进化论之光，生物学的一切便毫无意义）后面这个连接是《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1951)的第一章(3)。

达尔文的日食 使1930-1940年间，遗传学家与博物学家互相交流，综合达尔文的演化理论（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及 Mendel 的遗传学原理（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Gregor Mendel），成为 综合进化论（the Synthesis Theory of Evolutionary）。Theodosius Dobzhansky即是其中领导者之一，其他成员诸如Julian Huxley、G. Ledyard Stebbins、George Gaylord Simpson 、Ernst Mayr 等。Theodosius Dobzhansky 推崇演化观点，同时又是俄罗斯正教教徒。对于文化及基因的问题，Tom Bethell 在《Against Sociobiology》一文中写道：

As late as 1963, Theodosius Dobzhansky had stated the older view of human behavior. “Culture is not inherited through genes, it is acquired by learning from other human beings,” he wrote. “In a sense, human genes have surrendered their primacy in human evolution to an entirely new, nonbiological or superorganic agent, culture.”

Theodosius Dobzhansky 重申了

文化被认为不是内生于基因，而是经由人类互动而学习得来

这种传统观点。这一点，或许影响了他的学生 Lewontin 后来与 wilson 论战时的价值立场。

Richard C. Lewontin，1929年生，与 wilson 同年。1951年在 Harvard 大学获生物学学位， 1952在 Columbia 大学获数理统计学硕士，两年后获动物学博士学位。论文见目录，著作有：

• 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此书为进化生物学的经典教材）。
• Human Diversity,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82)
•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with Steven Rose and Leon J. Kamin) (1984) 《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
•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1991) 《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基因的教条》
• 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
• It Ain’t Necessarily So：The Dream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Other Illusions）《并非必然：人类基因组计划之梦及其它幻觉》
• 中文有David I. Suzuki, Anthony J. F. Griffiths, Richard C. Lewontin著，兰斌等译，1990：遗传分析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Lewontin 所关注，除进化生物学及遗传学方面外，还包括分子演化理论的数学化问题，这或与其数学专业背景有关。这也促使其在生物学中使用博奕论以说明问题。

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及范式日益渗入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数学化便是其中典型例子，杨小凯在《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和学术秩序》中说道，马歇尔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问题，一是词语没有严格定义，典型者如亚当斯密以来的 使用价值 这一词语，无严格定义，既不能证其真，也不能证其伪。二是理论之间无统一之基础及自恰的逻辑。因此无法共享一个知识主体，分工合作，知识积累无法进行。自萨谬而森及 Arrow-Debreu 将一般均衡数学化以后，经济学形成以数学化为基础的主流学派。由此得以共享一个知识主体，即有一个作为背景标尺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神学及儒学在确定了基本典籍之后，确实有利于知识的交流及积累）而数学化之后，更可发现分歧之所在，由此容易澄清门派之见。汪丁丁指出，当 Nash 将合作博奕转化为非合作博奕之后，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被视为博奕均衡的一个特例。此时的博奕论成为一个更加基础的分析方法。这即是经济学数学化以后，从以一般均衡为基础转为博奕论为基础的趋势。

博奕论对生物学的渗透，按照 Karl Sigmund 在 "William D Hamilton’s work in th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中说明，Hamilton 以前，Fisher R.A.（1930）采用了一种类似 Von neumann 最小最大定理的方法以，处理 sex-ratio selection 问题。Lewontin (1961)在《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 382-403》中，将 Life-history traits 阐释为博奕论的 Strategies（战略）将Reproductive success 阐释为 pay-off（支付），而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a certain game “against nature” 则成为一个混合战略。

此后，W. D. Hamilton（1967）年的论文《Extraordinary sex ratios, Science 156,477-88》进一步应用博奕论发展了Fisher的思考。按照Hamilton（1996）后来的回忆，当时他还是学生时，课余阅读博奕论乃是一个脑力放松活动。但当他阅读博奕论教材及 Nash 囚徒困境问题时，他意识到生物学的 fitness 概念与博奕论的 pay-off 等价。这触发了他1967年的论文。但在这篇论文中，他并没有考虑多次动态博奕的问题，也没有应用到无限次博奕的合作解问题（俗定理）。这一问题是由 Trivers, Robert, L（1971, pp. 53–57）的论文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 46, No. 1) 解决的。Trivers, Robert 应用了无限次博奕的合作解作为互惠利他主义的模型。由此，博奕论精致的模型被用于阐释生物学中基于利己的动机而导致整体的合作形态。相应的，Fisher 的思考及 Hamilton 的论文则进一步激发了 John Maynard Smith 的两篇论文：Maynard Smith J and G.R.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 J（1974）并发展为 Maynard Smith J（1982）的著作：《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在这两篇论文中，Maynard Smith J提出ESS稳定均衡模型，成为演化博奕论的基础。比如典型的一个tip for tap 策略相对于 总是背叛 的策略而言，就是一个稳定均衡演进。这个模型，由 Axelrod 和Hamilton（1981）的论文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e 将其应用于重复博奕以解释合作行为的演化基础问题。

从上述涉及人物，Hamilton，Lewontin，Trivers, Robert，Maynard Smith J，无论立场各异，均是社会生物学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在促进博奕论在生物学的应用方面的贡献相辅相成，这除了显示博奕论和生物学的结合或许是一种时代之波之外，也显示了社会生物学与这种思潮的密切关系。

Lewontin 对 wilson 的抨击，其差异及抨击之着力所在，从其系列著作名称便可见一斑。即是基因决定论及环境决定论，他说道“生物学的进步并不依赖革命性的新概念的形成，而是依赖于新方法论的产生，使得问题可以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回答。”这意味着一种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在《三螺旋》一书中，他指出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生物体的完整的 DNA 序列和无限的计算能力，我们也不能计算这个生物体，因为生物体并不从它的基因中计算自己。

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 生态空间 等待生物体去适应。环境离开了生物体是不存在的。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而且选择、创造、改变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其中，随机因素是极其重要的。这意味着需要对演化过程中，基因及环境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而不能持单纯的某一种决定论形式，因为那有可能因为过度简化而导致误解及滥用。正是这种既反基因决定论又反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令Lewontin经常左右开战。而且，他也很热心于抨击各种理论，比如在《三螺旋》中抨击激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和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三C理论），以及对 IQ test 及 The Bell Curve《钟型曲线》的批评。就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而言，Lewontin 的见解，不及 Williams 的看法更加富于哲学思考。而对于 Wilson 的社会生物学，Lewontin 也更加直接的其简化归类为生物决定论而予以攻击。之中简化的结果，便是使wilson的理论更容易被误解而成为公众的靶子。其直接的例子，便是1978年，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讨论会上，Wilson 被泼了一杯冰水。而在场的另一个生物学家，Garland Allen，则表示此种行动乃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Lewontin 的重要支持者是 Stephen J Gould，相对而言，古尔德的作品翻译得较多，论文目录其中如《自达尔文以来》及《熊猫的拇指》等，较为国人所熟悉。Stephen J Gould 的专业是古生物学及自然史。相对而言，古尔德对于 wilson 的抨击虽然不如 Lewontin 般激烈，但更加影响广泛。从1974年开始，古尔德在《自然史》上开辟专栏《这种生命观》持续不断的阐述他眼中的演化观点。在其中，Gould 充分的利用其在媒体的影响力表达他的观点，也攻击社会生物学。这一系列结集成为7本书。在这一系列的第一册《自达尔文以来》的第八部分，古尔德特别开辟一节以讨论《社会生物学》。古尔德写道：

在清晰解释进化的原则及始终透彻探讨动物的社会行为方面，《社会生物学》大概史多少年来的首要文献。但对于最后一章"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我发现我自己属于极少数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古尔德批评道：

Wilson 并没有提出从所有动物的更大的全部行为范围中限定人类行为范围的论据。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在培养果蝇的瓶子中培养人，于是，Wilson采用了三个策略：普遍性，连续性和适应性。（连续性在这里所指的是Reproductive success，即是种群及基因的延续）。

古尔德批评了 Wilson 利用 Hamilton 的 亲选择理论 来作为论证基础。经由 Trivers, Robert 所发挥的 互惠利他（即是博奕论中的无限次博奕导致囚徒困境的合作解）。Wilson 将 Hamilton 对生物遗传研究的结论应用于人类社会，比如生活在浮冰之上的爱斯基摩人。当食物缺乏时，种群必须搬离原来的地方时，年迈的祖母，经常会留在原地等死。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的结果，便是使整个种群得以生存。

Wilson 对此的解释是遵循 Hamilton 的路径，认为这是基因为使自身的延续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而古尔德则指出，这或许与遗传无关，而只是因为这种选择是一种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歌曲和故事被创造以歌颂纪念牺牲，年迈的留守者成为英雄。（比如铁达尼号上的绅士行为），于是，小孩从一开始便被灌输这种教育，当其年迈时候，便会自愿选择这种光荣和荣耀的事情。而文化，则与基因无关。古尔德评论说，wilson 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正如他自己也不能证明他的观点一样，但这意味着这种事例不能成为利他主义行为具备遗传基础的证据。

爱斯基摩文化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使整个种群得以生存。这即是张五常的老师 Alchian 所指的 as if 理性。所谓

自然选择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的关系，

按照汪丁丁2003的叙述，假设洛杉矶有一群赛车手，开着汽车穿越加州大沙漠，比如说，有一百条道路通往目的地——芝加哥，人们不知道哪条路上设有加油站。如果没有加油站，则汽车在中途就熄火，到不了芝加哥。这时候，如果经济学家都在芝加哥终点观察世界，那么他们看到的所有赛车手，看上去 好象 是预先就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而所有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的车手就开到了芝加哥。这就是经济学理性假设的 as if 理性。但问题在于，这种 as if 理性 的判断依据是基于一种全能全知的上帝，在世界终结时以一种 全局最优 而不会被演化路径锁入次优或最差的处境来进行判断的，而如果是在局中或者某一个阶段，则永远不可能知道是否是 理性 行为，这意味着 as if理性 这个词语本身可能是一种需要用威廉的剃刀处理掉的实体。

随着论争的开展，双方走向一种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状态。此种争论的意识形态化状态，便正如 Tom Bethell （2001）《Against Sociobiology》所说明的，是一种 Left versus right，学院中的左派和右派的价值立场之争。更准确点，是 Ullica Segerstrale 在《defender of the Truth: the battle for science the sociology debate and beyond》中所说明的，New Left activist on the one hand and traditional liberals and democrats on the other”(新左与传统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之间的争执)。

这一种对于，正如 Tom Bethell 所说明的，Wilson 所以被看成保守主义的右派而被新左仇视的原因在于，假如按照 wilson 的理论，社会行为乃是由于基因所决定，那么，马克思主义式的 社会革命 还存在何种意义？Lewontin 在美国属于属于左派的社会批评家。39岁时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因为反对越南战争，二年后即宣布退出科学院。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十二个退出科学院者之一。方舟子将 Lewontin 称为 遗传学界的良心。同时，Lewontin 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解释了其与 wilson 的价值立场差异，于是，当 Lewontin 及古尔德所组织的 社会生物学讨论小组，以 为人民的科学 之名，签署了各种针对社会生物学的宣言时，这种行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立场及党派之争。这场运动随着15个签名者在 对 Wilson 的联名攻击而更加激化。 ¹

Kevin N Laland 在《Sense and nonsense》一书中，引述了 John Maynard Smith 的话：

当我和 Stephen J Gould 及 Richard Lewontin 谈话时，我成为一个 Sociobiolist，当和 wilson 及 Robert Trivers 谈话时，我则发现我同样极力反对他们，

并指出，事实上，这场争论由于意识形态化而导致双方均着力于攻击彼此心中的稻草人而漠视了真正有价值的评论及观点，只有 John Maynard Smith 仍力图在这种争论中持中立公正的立场。

注释：

随机变异及自然选择也适用于人类

的信念，在与遗传学及选择论结合成“现代综合论”后，成为新达尔文主义，进而阐发出动物行为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故从渊源上说，社会生物学之思想渊源乃是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其间演变，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一节中已做说明。

1975年 Edward O. Wilson 的著作 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生物学的真正开始。（中文版“走向未来”丛书中有《社会生物学》一书，乃此书之大量删节本，约为原本1/10，离原意甚远。）按照 Wilson在 Introduction: What is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nd Defense) Sociobiology? 中的说明，社会生物学 这个词语，是由 John P. Scott 1946年及 Charles F. Hockett 在1948年独立使用。1950年，Scott 将 sociobiology 研究的范围界定为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which lies between the fields of biology (particularly ecology and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p. 1004).（介乎生物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由于此时 Scott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Animal Behavior，所以从1950-1970年间，sociobiology 这个词语的运用间断，主要出现于各种与动物行为研究相关的技术性文章里，而同时，指向同一领域的词语还有 biosociology 及 animal sociology。

Edward O. Wilson 1971年出版了《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该书的最后一章以 The Prospect for a Unified Sociobiology 为题。进而，1975年的著作直接以〈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为题。Wilson 解释说他使用这个词语，只是因为这个词语对于学生们来说，更为熟悉而已易于接受。但往往正如重大的革新，均以复辟之名开始一样，此种谨慎背后，显示出了 Wilson 已经意识到的可能攻击。

远在 Wilson 开始〈新的综合〉之前，关于昆虫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及组织形式演化考察，主要源于英国，其中著者为 George C. Williams 及 William D. Hamiton。

Williams 是现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的生物学教授。John Brockman 针对 两种文化 问题而成的《第三种文化》台湾中文版便是以 George C.Williams 作为第一章开始。（这本书的第二章是 STEPHEN JAY GOULD 古尔德，第三章是 RICHARD DAWKINS 道金斯，第十章是 DANIEL C. DENNETT，均与本文有关。）当时的 Williams 在英国读书。达尔文的著作为经典教材，但对于演化思想的应用，其中尚有许多待澄清之处。按照 Williams 的自述，他一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衰老与死亡问题。这是因其反对他的老师 Alfred Emerson 所认为的 死亡在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是为了留下空间给下一代生存的机会 的观点而起。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使他关注复制过程中，复制的价值和存活率问题，并由此开始研究

在整个进化过程的基本单位，是群体选择还是个体选择？

的问题。这引发了 Williams 最重要的著作《适应与天择：评当今演化思潮》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1966，这本著作，正如古尔德所评论的：

他的书主要在批判当时盛行的种种群体选择理论错误的逻辑；同时也在保卫颇为强硬、严格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后者植基于个体选择上。那是一场方法论的论辩；威廉士并没有说群体选择原则上不可行，他只说在此之前所导出的论点是谬误的，那样的情况下，我们该从（这一点，我不同他的哲学）最简约的，或说最低的层次开始——换句话说，进行达尔文式的竞争的是生物个体。他不认为天择该在任何更高的实体上进行，不论群体或物种，除非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要是一切都可以用个体解释，就用个体。

物种是整体选择，还是个体选择的问题，最典型的的表现便是与种族优劣有关的争辩甚至由此引发的种族灭绝行为。Williams 的理论渗透着其极其强烈的终极价值判断。而在能用个体概念解释下，便应该尽量用个体概念而不用整体概念，则深得 若无必要，勿立实体 的奥卡拇剃刀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分析方法。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反对，可谓异曲同工。

Williams 后来的著作，包括《性與演化》Sex and Evolution, 1975 及 Taylor, P.O. and G. C. Williams. 1984. Demographic parameters at 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Williams, G.C. 1985. A defense of reductionism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Williams, G.C. 1988.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in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天择：范畴、层次及挑战》Natural Selection: Domains, Levels, and Challenges, 1992）、《小海鱼的辉光》The Pony Fish‘s Glow, 1997，以及和医学博士内斯（Randolph Nesse, M.D.）的合著《为什么我们会生病》Why We Get Sick, 1995。（此为美国版。英国版书名为《进化与治愈》）等。其后期研究，主要著眼于演化思想在医学上的应用。

尽管 Williams 的考察，实际上很接近于社会生物学，但与 wilson 认为基因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甚至基因可能决定文化的看法不同。Williams 强调：

演化生物学者并不明白自己研究的东西横跨了两个不怎么相当的范畴：一个是讯息范畴，另一个是物质范畴。这就是一九九二年《天择：范畴、层次及挑战》所指出的问题。

他说道：

就一般 化约论 的意义而言，怎么也不能把这两个范畴化约到一起。星云和尘埃颗粒可以相提并论；它们都有质量、电荷、长宽可以测量。讯息没有质量、电荷，或是多少公厘可言；同样地，物质也没有位可言。不能拿位来计算黄金；黄金没有冗余（redundancy）、传真度（fidelity），或是任何用来记述讯息的描述符（descriptor）。讯息和物质乃是完全分离的经验范畴，各有各的术语，必须分开讨论。基因是讯息的包裹，不是实体。DNA 分子是一对对碱基所构成的式样，指定了所代表的基因。但是DNA分子只是媒介，不是信息。要保持演化理论思路的清晰，万万不可不弄清楚媒介和信息的区别。计算机经常从一个物理媒介传递讯息到另一个媒介，然后还能从原始的媒介重新读取同样的讯息，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讯息和媒介的两分性。生物学上，如果你讨论基因、基因型（genotype）和基因库（gene pool）那一类的东西，你讨论的是讯息，不是物理性客观的实体。讯息只是式样（pattern）。

George C. Williams 对于式样（pattern）的评论极其重要。他对信息和实体的区分，接近于计算机中软件和硬件的区分，也指向 历史哲学 之中，关于实体和对实体的理解的区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演化思想与思想史上的哲学思想渊源获得联系。

按照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第八章《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中的看法，在康德哲学中，形式 作为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的静态概念，是预先给定的。形式 源自亚里士多德，作为本来存在的属性而存在，并且因为形式在逻辑上先于对象，不能按照过程来表达，因此落在演化概念之外。但从康德到浪漫主义观念论者之后，形式变成一个演化过程。黑格尔的哲学，显示出一种 演化的哲学，思辨在此的形式，表现为考察事物形式产生的形式。米德指出：

达尔文著作的标题《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 species 正好是拉丁文中的 形式。也即是说，所谓物种的起源，即是形式的起源。

也即是说，在这种演化观点下，形式并不是先验被给定，而是被产生的。而达尔文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便是指出了形式依赖于内在的产生过程以及生命过程的条件。演化论学说意味着形式的可变化性，即是形式将由过程的条件决定。而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冲动便来源于试图强调生命过程本身而非强调过程的条件。

Williams 关于种群问题的考察，由 William D.（(Bill) Hamiton（1936-2000）进一步发挥。下面连接是 Hamiton 的纪念网页 Richard Dawkins 将其称为 the greatest Darwinian since Darwin 达尔文以来最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著作收录于The collected papers of W D Hamilton。在 Hamiton 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之作的论文《社会行为的演化理论》（Hamilton, W.H.,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Behaviou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7(1964),No.1,pp.1-52.）在其中，Hamiton 使用了以下词语：inclusive fitness，或者说 kin selection（亲缘选择作用）并指出，如果把天择的层次从个体层次降低到基因等级，由于个体和亲人间有部分相同的基因，因此牺牲自己成全亲族，仍然可以有助于基因的传递。

关于利他行为的进一步阐发，是 Robert Trivers 的互惠利他理论。Robert Trivers 于1972年在 Harvard 大学获得生物学 PhD 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reciprocal altruism,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mate choice, the sex ratio, and self-deception 等，即是基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之上的社会演化理论，在后来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中，他和 Richard Dawkins 是 Wilson 的强有力支持者，也是 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一书的序言作者。Robert Trivers 在1985年出版的《社会演化》（《Social Evolution》，Menlo Park，加州：Benjamin/Cumminig, 1985）一书中，考察了亲子矛盾、互惠利他理论以及欺骗等问题。亲子矛盾问题 Forbes.scott 及 Mock. Douglas W. 合作的《A TALE OF TWO STRATEGIES: LIFE-HISTORY ASPECTS OF FAMILY STRIFE》有进一步阐发。但对于经济学读者来说，Trivers, Robert,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46 (1971), No.1, pp.53-57。这篇文章可能更为重要。在这篇文章中，Trivers, Robert 采用了无限次囚徒博弈，以描述互惠利他主义行为的可能。这是自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以来，生物学正式的采用经济学模型以描述生物学问题，随后不久 John Maynard Smith 的 ESS 稳定理论便反过来回馈于这种恩惠，这或许可以说是学科交叉带来的互惠行为。

相对于此前的各种社会生物学思想，Wilson 大大拓展了 Sociobiology 原有的含义。按照 Wilson 的定义，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is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all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 including sexual and parental behavior, in all kinds of organisms including humans。即是对各种生物社会行为的系统研究，这意味着原来局限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分析范式及思路，也将被应用到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之中。

相对于达尔文而言，Wilson 更可敬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其理论，而在于其勇气。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极其谨慎的用了这么一句话-----

这将有利于阐明人类的来源及其历史

来暗示其理论应用于作为物种的人类的可能性。但 Wilson在《新的综合》中，用了整整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用生物学重新还原人类的诸种社会现象。尽管 Wilson 辩解说，他所指的 Sociobiology 之中，90%仍然是原来的 Zoology，而他的扩展，只是关于人类行为分析的10%部分。但正是这10%，引起了1970-1980年间的 sociobiology debate。并且这场争论迅速超越生物学的范围，升级为一种极化了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并且波及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女权主义的争论。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哈耶克1978年5月17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 Hobhouse 演讲中，做了《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的专题报告，这个演讲后来以单行本发行并被收录于《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其中，哈耶克批评了他所理解的社会生物学所认为的人类价值的两种终极来源，即是作为先天的产物的价值及理性产物的价值，并强调

既非人为也非自然，既非遗传也非理性设计

的 习得规则，以作为人类价值的第三个渊源。可以这么说，哈耶克并非完全否定社会生物学，而只是强调社会博奕的实际在人脑的知识所能理解之先，即是人类在社会互动博奕中对习得规则的理解。这意味着哈耶克的真正敌人是理性主义，而非社会生物学。这篇演讲，显示了社会生物学之争对于其他学科的影响。

正如 Herbert Ginits 在对 Sense and nonsense 一书的 book review 中所说：

从达尔文到 Wilson 之间的一整个世纪以来，演化论的研究者，一直试图让演化论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主流之外，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 anthropology 之外，这是不可原谅的，而演化理论最应该面对，也最应该反思的问题，乃是为何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科学主流的一部分。

尽管哈耶克在1956年的演讲中已经强调了《专业化的困境》但是，知识的碎片化这一问题尚未被真正意识到并正面面对。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强调 Wilson 框架的理论价值，不如说他这种综合各种学科的野心及面对各种可能责难的勇气，更令人佩服。这种努力，或者说，爱奥尼斯情结，便表现在其《论契合：论知识的统合》一书中的基因-文化协同框架，而发展成为此后的 Kevin N Laland 的 Gene-culture Coevolution 理论。

在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之中，上面提及的 Rutgers University 的 Robert Trivers，Oxford University 的William D. Hamiton，《自私的基因》的作者 Richard Dawkins 均是 Wilson 的支持者。而反对者则有 Wilson 的同事，另外两个进化论者 Stephen J Gould 及 Dick Lewontin。而 John Maynard Smith 则力图在这场争论中，持一个公平而客观的立场。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机体千差万别的行星之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进化实验，是一种基因和环境之间数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物种之中，许多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比如珊瑚虫等无脊椎动物，蚂蚁、蜜蜂等昆虫，鱼类、鸟类等埔乳类动物。

按照威尔逊的观点，人的社会行为可以借助社会生物学的的方法，即是借助对各种社会性物种的比较考察，先将人的行为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然后研究人群内部的变异。从这种角度考察的话，可以发现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外形差异，大约在2000万年之前才区分出来，而无论是解剖和生理细节、社会生活的某些细节及心理反应，黑猩猩和人类都很类似，甚至基因也很相似。威尔逊得到结论，

人类行为依然以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并且与埔乳类动物的行为一脉相承，这个事实意味着，直到不久以前，人类行为还是受制于遗传过程。

为避免 遗传决定论 的直接攻击，威尔逊谨慎的写道

若这一想法属实，影响行为的遗传性便很可能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至今尚存。

在《罗马帝国之前世今生》（第一节）中，已大略说明了人类自4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约3万年前的克罗马努人之间的可能变化过程。按照 Desmond Morris(1967)在《裸猿》一书中，基于现存其他192种猴子和猩猩为背景的考察，人类 可以被定义为 裸猿，而从南方古猿到克罗马努人之间的过程，则可以以下链条描述 丛林猿 → 旷野猿 → 狩猎猿 → 定居猿 → 文化猿。遵循 Desmond Morris 对 裸猿 的社会生物学考察，人类的性行为、育儿方式、探究欲（好奇心）、争斗行为（竞争）、进食行为、安抚行为等方面的一系列行为，无时无刻均在显示作为一种生物现象的人所自然固有的动物本性。此种先天的生物形象，如果按照威尔逊的理解，可谓之真正的作为动物的人的本性。相对于威尔逊的谨慎，Desmond Morris 对裸猿的定义，更加大胆露骨而直接。

在文明发生前数百万年间，人类的生活犹在梦中，代际之间的传承，依赖两类信息作为编码(Code)，一是基因，一是文化。肉身的自然演化依赖于基因的遗传。而文化作为符号系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在稳定成型的符号系统及文字成为超越个体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延续生命体验的工具之前，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散布于地球表面的某些区域，彼此互无所知。从人类接下来的历史看，从3万年前至有史可溯的六千年间，可以窥见的是，工具的持续而非偶然的使用，火的制作和利用（燧人氏），语言的诞生，性妒忌的必要制约使伙伴关系成为可能，并以此形成大规模社会的基础。而最后这六千年特别是工业革命及电气时代以来的故事，则如 Desmond Morris 在该书的结尾中所写道：

我们爬上顶峰的过程是个一夜暴富的故事。

他评论道：

我们就象任何暴发户一样，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甚至还常常否认自己的家世。

直到今天，黑猩猩等这些人类的乡下穷亲戚，仍时时刻刻让人记起先前那累世贫穷的世代和祖先的影子。

一夜暴富与累世穷困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便是关于自我的意识以及基于文化的积累。尽管这种意识，可能从百万年前便以觉醒，但却正是这种基于意识行为的交往互动而得到的文化创生及大规模社会性的分工合作积累，使过去六千年，表现出与先前数百万年不同的人类文明史。而其间，最显著的事件便是人类社会的交流日益密切以及交流媒介的更加有效率。假如仿照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表达方式，这可以被表述为 文化进化对生物本能进化的代替。

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不同的话语体系，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述，比如 灵魂对肉身的超越，自由意志对于自由的追求，或者如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所指的

人心对人生的自觉能动性。（用心指主体自觉性，用心物问题指称自由意志与物质存在之间的张力，显示了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话语传统。）

灵魂（soul）在《罗马天主教教义问答手册》中被定义为

离开躯体但却具有理智和自由意志的活的生物体。

而 Francis Crick 在《灵魂的惊人假说》（Francis Crick，1994）引言中，则将身体感觉及自由意志定义为

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

并以此重新定义各种宗教中的灵魂概念。这一定义，或者说 惊人的假说，意味着 精神 及 意识，或者说，大脑的行为，可以通过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加以解释，而这种精神的 自由意识 以及由此进行的自由选择的行为，正是一切文化的创生根源。

正如先前在《记忆、集体无意识、乌合之众》一节中的论述，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详细系统的内省，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通过描述了被他称为 思想 thought 的五种特性，开始关于意识的研究。到19世纪以后，灵魂的可能存在位置，已经和心或身体中的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关系，而和脑有直接联系。但大脑并非完全有意识，这在19世纪已被普遍意识到，SIGMUND FREUD 据此划分出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 乃至 superego 的存在。但正如 Francis Crick 所说明，

尽管在欧洲还存在以格式塔（Gestalt）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但至少在美国，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受科学界尊重的学科之前，心理学家从不谈论精神事件。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去研究视觉意象，并且在原来用于描述数字计算机行为的概念基础之上，提出各种精神过程的心理学模型。即便如此，意识还是很少被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尝试区分脑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

薛定鄂在《生命是什么》（1944）的第一章《意识的物质基础》中以为，

意识与生物体的学习息息相关，但它对如何发生这一切，却是无意识的。

关于思维的物质还原学科，在当代为认知神经科学，或者说，脑科学。

尽管关于意识的问题，一直要到晚近才得以进一步理解。但此前，各种宗教中的概念，包括灵魂的定义，均涉及这一问题。这便正是威尔逊在《契合论》第六章《思维》中所说的，

成千上万代的人无须知道大脑如何工作的机理，也能生存和繁衍下来，人们凭借深化和自欺，依靠宗教仪式，便可尽可能的适应生存的世界。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脑思维的真正物质本原及神经动力学的探究，便如陆地之真正面貌对于水中聪明鱼的意义一样，为各种庞杂的哲学体系提供一个终极的基点。关于脑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时，将在后文叙述。

如果基于彻底的 Desmond Morris 裸猿观点，从4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以来，一直到3万年前的克罗马努人开始使用符号，相对于作为意识的灵魂而言，裸猿 的变化路线，更多的遵循了基因法则的自我演化。而直到最近8000年的文化猿，作为意识的灵魂，表现为文化，开始影响并左右人类的面貌。如果设想未来的变化，犹如倪匡在科幻小说中所设想的，基于纯粹精神状态而存在的游离体，充分摆脱“兽性”而不再受沉重的肉身所累。而其间的精神互动，则完全依赖于电波的交流，或者类似 matrix 间的虚拟建构，那么，在人类的面貌之中，基因，还是文化，何者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如同先前在《博奕演进：制度与文化》一节所说明的，Kroeber, A. L and Clyde Kluckholm(1963)，提出了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Margaret Mead 将其认为是

从父母传给孩子的学到的行为体系。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共享的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ic systems of cumulative creations of mind)。Cliford Geertz, 1973将其定义为

一种历史上可传递的、用符号体现的意义模式，一种用符号形式表达的继承的观念体系。

此时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共有的交流体系，存在于人们之间，而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由此，Geertz 的文化定义，指向博奕论中博奕者对规则的意义共享理解，或者说，共同知识。

按照之前对于 文化 一词的定义解释，文化乃是相对于自然的对照。尽管动物也具备某些模仿能力，但遗传仍是代际之间信息传递的主导模式。也即是说，动物并不形成可积累传递的符号系统。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可积累的文化，开始时，由于语言能力而成为可能，在文字出现并成为稳定的符号系统之后，跨时空的交流，或者说，千古之后的心灵默契成为可能。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化，使获得知识的行为、观念在心灵之传递，并以此成为分工合作的基础而得以大规模的构建环境。

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文化的传承系统是非基因，或是超越基因的以至于超越了自然进化的选择？

按照20世纪的多数社群理论，文化已经脱离基因，并超越基因，文化自身有其突出的特征，并与曾经创造出它的遗传和心理过程不再联系，单靠文化本身便可以塑造生活，文化自身创生出文化并延续。但如同哈耶克在《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中所指出的，文化对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便是 Ernest Gombrich (贡布里希)所说的，

文明及文化的历史，乃是人类从一种近乎动物的状态迈向礼仪社会的一部历史；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培育了艺术，采纳了文明的价值观，还自由的运用了理性。

哈耶克说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及语言的进化与心智的进化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难题：文化进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亦即野蛮人的驯化过程，远在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便已经完成了。正是这种惟有人类经验过的文化进化，才使得人类在今天得以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但作为创生文化的大脑，乃是千万年长期进化的基因控制的产物，人类的大脑中，仍然保持着从鱼类到脯乳动物、脊椎动物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后脑、中脑和前脑。而大脑的无意识行为仍时刻左右着人类的行为及文化创生，这就是《灵魂，藏于何处？》一节所说明，FREUD 的学生 Jung 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文版，41页）中，所写的

大脑是在数百万年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这个历史的成果，正如同身体一样，它也携带着这个历史的痕迹，如果你能够摸索到心灵的基本构造，你就自然会窥见远古心灵的痕迹。

容格的 原型 倚赖于 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即是遗传得到的 无意识心理，而非大脑的理性思维。所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生物遗传，而非完全的大脑控制的理性行为。

容格所处的时代，遗传学还没有开始，而到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中对遗传基因的强调时，遗传基因的作用，已广泛被理解并接受。Desmond Morris 所考察裸猿的诸种动物性行为，更为直接的表现了肉身的自然演化方式及痕迹，而遗传基因正是这种演化的关键。这在 Richard Dawkins 的《自私的基因》中被明确表述并被强调。

Richard Dawkins 写道，达尔文的进化论中，

进化倚赖于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的又是 生存下来的适者 与他者不同的生存方式，但是，这里 适者 是指个体、种群还是整个物种？

他试图论证，自然选择的基本生物单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个体，也不是群体，而是基因这一遗传单位。而人的肉身，与其他一切的生物，包括动植物，细菌、病毒，只不过是

生存的机器——机器人，被盲目的程序化了，以保存叫基因的自私的分子。

即是 DNA。在阐述了基因在不同物种的自我复制形式之后，在第十一章《自私的拟子》中，Dawkins 推出了 拟子 memes 这一概念，以指称文化演化中的某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原生基因。而利他主义，则作为自私的基因的某一可能结果而存在。

他写道

人类之所以不寻常的主要因素，大体可以归结为人类具有文化，

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传播十分类似，它也能引发某种形式的演化。

尽管 Dawkins 坚持，基因的所作所为就是复制他们自身，而不关注任何功能上的贡献，但是，当他写到，

人类的特性之一便是有预期的意识，自私的基因是不会预期的，它们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复制者，它们会复制的事实以及其他的条件，意味着它们会倾向本质上的进化，从本书的观点看，这就是自私的基因。

对此，Holmes rolston 在《基因、创世纪和上帝》（1997）一书中，抨击 Dawkins 这种思路与其说是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一个 惊人的假说。在第二章《基因的同一性：保守和整合的价值》中，Holmes Rolston 批评了 Dawkins 的 过度修辞，即是对 自私的 这一词语的越界滥用。按照他的看法，自私 这一词语，意味着基于一定的 道德 判断。尽管基因作为生命编码，或许可以有基因的道德。但对于道德上可供谴责的自私这个词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主体必须有别的选择方案。而 Dawkins 所考察的基因，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的不同。也即是说，不同于整体的肉身上所具备的灵魂，基因没有意识，于是，基因无可供道德谴责意义上的自私可言。

进一步的，Holmes Rolston 指出，Dawkins 意义上的 基因的自私 乃是基于其结果而言，而不是基于基因具备一定意识并遵循某一道德准则而言。这就是 Holmes Rolston 所说明的

单个基因对它自身来说，毫无价值判断可言，当它为保存整合在生物集机体的生命而共同行动时，它才得到评价。

基因是否自私的价值判断标准，并非基于某一单独的基因，而是整体基因所表达出来的整体功能性而得到。这便是 John Maynard Smith，所得到的结论，在一个层次上竞争的进化，需要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合作。也即是说，整个生物机体只有当部分相互协作时才能成功的进行竞争。而这则意味着基因并不完全自私。John Maynard Smith 在生物学上的工作，在经济学上指向演化博奕论。

Holmes Rolston 对 Dawkins 的批评，最关键之处在于 自私 这个词语与人类事务相通的形而上学意味。这个词语的越界使用，便如同在《细说“走火入魔”》一文中所指出的，词语越界滥用的背后，意味着分析范式的越界，这种越界因其词语愈义的不恰当推广而显得极其可疑。特别是 Richard Dawkins 采用了一种类比的形式，将自私的基因这个概念推广为文化进化中的拟子概念时，更为如此。

有如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哲学的知识序列，构成对于历史事件不同价值判断体系。关于基因是否自私的道德价值判断，并非基于其纯自然的存在和内容中推断出来，而是根据一个与自然的秩序有很大分野的另外一个序列体系判断得来。源于基因之外的整体的知识序列，而不倚赖于基因自身的知识序列。这再次回到《气候、地理与历史》一节中，最后所说明的，独立的认知体系，构成对自然实体存在的另外一个价值判断体系。也即是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开篇所指出的，

实在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通过之我们的观念内容，变成了世界图景。

这意味着，基因的遗传变化规律，可以通过实验描述出来，但这种规律，却不能依赖于基因自身的行为，而冠以自私的名义，特别是当这种规律被不恰当的推演到 文化 这一词语上的考察时候，更是如此。

Holmes Rolston 的批评，带来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是对于肉身所负载的基因程序而言，其价值判断乃是由独立于肉身自发演化之外的“灵魂”的意识体系做出。按照哥德尔式的逻辑推论，这种判断的起点，必然不在肉身之中。也即是 Holmes Rolston 所指出的

单个基因是一无所知的，一个基因只知道如何为蛋白质编码，而其他发生的事情非它所能理解。

这意味着作为意识的灵魂必然独立于作为基因的肉身而存在。

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及自我演化，已及强调遗传基因的生物作用之间的不同，其分野便是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所做演讲《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中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这演讲后来以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Snow, C. P.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1991. 107 s. Part I first publ. 1959. Part II added 1964.）为题成书出版。C. P. Snow 以 Shakespeare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莎翁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之对比问题）这 两种文化 来指称之前哈耶克所指出 知识分立 问题。但对于哈耶克来说，这更多的表现为对理性滥用的担忧。但知识分立的问题，在学术界表现为后来的 Alan Sokal 恶作剧事件，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却是

基于知识分立的社会如何可能？

哈耶克的批判，乃是从对理性主义及对社会生物学的批判开始。

请看下一节《文化的演化》。

宋诗中的 经济 一词，有：

宋词中的 经济 一词，有

按：《李太白集》经济一词，有卷168_17「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卷169_15 「赠溧阳宋少府陟」

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

卷171_1 「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

卷184_12 「嘲鲁儒」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杜工部集》经济一词有卷217_15「徒步归行」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

卷219_2 「石犀行」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卷220_40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贾至）」

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

卷223_18 「上水遣怀」

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

卷230_1 「偶题」

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

就唐而言，比李太白（701-762）年长的，张九龄（678-740）孟浩然（689或691-约740）、王昌龄（约698-756）均使用过这一词语，比杜工部（712-770）年长的，王维（701-761，一作698-759）高适（706--765）均使用这一词语。

张九龄（678-740）
孟浩然（689或691-约740）
王昌龄（约698-756）
李白（701--762）
王维（701-761，一作698-759）
高适（706-765）
杜甫（712-770）
韦应物（737-约792）
温庭筠（约812-866）
司空图（837-908）
韩偓（844-约914）
刘长卿（？-约785）
杜牧（803-852）
徐夤 唐乾宁元年(894)进士。
严维，字正文，越州山阴人。至德二载进士。
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安徽泾县）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进士。

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四．卢藏用传》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景龙中，为吏部侍郎，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余。少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陈子昂的生卒年，大致有656—698、661—702、656—685各种说法。大致可推断涉及唐诗涉及 经济 一词中，基于文献来说，《全唐诗》中，从年代上说，最早使用 经济 一语的，极有可能是卢藏用的《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贻平昔游旧》的 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但 经济 在唐诗中大量出现，说明这个词语此时已经在读书阶层中广泛使用，而并非卢藏用首创。

无论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落之中，经济活动总是会带来一定的剩余，这些剩余的花消，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可以说，大量的物质剩余乃是文明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而物质剩余，有赖于经济增长及社会分工而得到。

如布罗代尔所言，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倚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环境，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健康与疾病，经济或者技术的增长或衰落-----所有这一切都深刻的影响了文化，也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结构。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如果将文明视做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种状态以及各类艺术的总体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文明，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而政治经济学便是研究影响文明发生的背景条件。

中文的 经济学 与西文的 economics 有着不同的含义。词语定义演化的路径依赖性，限定了思维的可能发散机会，而不同语言中，词语含义的差异，则造成了理解的差异及强调重点的不同。

西文中的 economics，按照浙江大学 LWD 老师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一个简单的考证》（未刊稿）中所说明的：

econom 一词源于希腊。eco 的意思是家务，nom 的意思是规则。因此 Oikonomike 或 economics 的出头含义就是 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主人和奴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道德哲学上的含义一直延续到18世纪哈奇森（1755）和斯密的著作之中。

而 政治经济学 一词，则源自法语 oeconomie 对拉丁语 oeconomia 的扩展。LWD 写道：

用 经济 一词表示节俭、勤俭和精心管理家庭和其他组织财务也是拉丁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一词首先在法国出现。一般认为，孟克莱田于1615年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金（King, 1948）的研究指出图尔奎特 Turquet 早在1611年，也就是比孟克莱田早4年时就已经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在英国，配第于1683年和1691年使用了这个词。詹姆斯.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书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边沁、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都把政治经济学确定为是研究依法管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体系。小穆勒则坚持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它要深入事物的深层进行研究和说明。

这说明，

把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提供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含义在19世纪的上半叶是极为广泛的。

进而，

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最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 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恩格斯则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是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使用 政治经济学 这个词语的时候，所想到的是作为敌人的资本主义。

而另一部分人澄清 政治经济学 这个词语可能容易让人造成这门学科主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误解，

1863年，赫恩 Hearn 建议把政治经济学改名为财富学或者努力满足人类需要的学说。麦克劳德 Macleod 于1875年提议改称政治经济学为 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

探讨支配克交换物品数量关系的规律的科学。

杰文斯被说服采用这样一个名称。随后，1879年马歇尔夫妇就把他们出版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名为《工业经济学》，1905年当杰文斯最后一次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便将该书改名为《经济学原理》。所以，英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马歇尔在提倡和推广 经济学 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是主要贡献者。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政治经济学几乎已经都改称经济学。

到罗宾逊夫人和凯恩斯以及熊比特的《经济分析史》，

经济学被简单地看作是一套分析工具。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智慧的工具。

而沿着马歇尔的道路，经萨谬尔森数学化之后，经济学彻底的达到了韦伯的经济学与价值判断无关论的工具观点。这成为百年来的经济学主流。

正如 LWD 所说明的，当本世纪60年代以来，沿着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了政治生活等非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去，由此而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布坎南的弗吉尼亚学派通过公共选择学术使得经济学与政治问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而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某种政治经济学。于是，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变得更加复杂，而纠缠其中的，则是阴魂不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 政治经济学 的复辟主张。

回顾完西文中的 经济学，再来看中文中的 经济学，按照汪丁丁在《经济原考》中所作的词源说明：

1. 经：章太炎《经学略说》：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谓之经。

   《说文》：

   经，织也。

   《左传》：

   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

   由此引申出 治理 和 规范 的意思。《诗·大雅》：

   经之营之。

   《周礼》：

   体国经野，

   以经邦国。

   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由此和 济 字相连接。

2. 济，《说文》释名 济水 而外，无详解。《易经》有 既济，未济 二卦，其义似应从 治水 而来，(治水，齐水 也)，再引申为 利用，管理，完成，丰盛，给予，利益。《易·系辞》：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从 济 字的 规范 和 完成 义又引申出 中止 的涵义。《诗经》有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康熙字典》引《左传》：

   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又见《辞海》引《书·陈君》：

   必有忍，其乃有济。

   所以，济 字的 止 义含有后来《大学》止于至善 的意思，与 明明德 相接，这就回到了 经 字。

如同汪丁丁强调所：

从中国 经济学 的双重涵义——经义之学和利益之学，可以论断：所谓 义利之辨，其实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之一。

汪丁丁指出，由于词语的路径倚赖性问题，在中国人所使用的词语 经济学 中，义利之辨 之辩乃是经济学话语的背景基础。而这个基本核心问题，与苏格兰启蒙时代将 经济学 视作研究 一个社会里生产，交换，消费 的学问一致。当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对人的自利本性和人的恻隐之心这两个假设中，哪一个对于解释经济行为更为重要提出疑问时，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 义利之辨 的问题。由此，中文中 经济学 一词，与西文中的 economics 一词，共同面临 义利之辨 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现在的中文话语体系中，可以翻译为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问题。

但是，汪丁丁只考察了 经 与 济 的本来含义，并没有进一步考察 经济 这个词语将 经、济 两个单字连起来的词义变化。他只是基于阅读，谨慎的指出 经济 这个最早似乎见于杜甫的诗中。这种论断是相当谨慎的。王彬彬的《“经济”补说》引用了李白的《嘲鲁儒》中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的句子，指出最早将 经济 二字联用的，也许是李白。

对于唐诗中，经济 这个词语连用的例子，Michael 在本文的附录三《唐诗宋词中的“经济”》一文中，作了一个索引，列举了出现 经济 一词的唐人诗句。《李太白集》经济 一词出现四处，《杜工部集》经济 一词出现五处，比李太白（701-762）年长的，张九龄（678-740）孟浩然（689或691-约740）、王昌龄（约698-756）均使用过这一词语，比杜工部（712-770）年长的，王维（701-761，一作698-759）高适（706-765）均使用这一词语。基于文献来说，《全唐诗》中，从年代上说，最早使用 经济 一语的，极有可能是卢藏用的《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贻平昔游旧》的

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

经济 在唐诗中大量出现，说明这个词语此时已经在读书阶层中广泛使用。王彬彬引述日本富山大学竹浪聪的考证，认为东晋道教葛洪（283－363）的《抱朴子》内篇中，

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

中的 经世济俗，为 经济 一语的 原形。

但事实上，经世济俗 并非道家思想，而是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经过孔子修订的《礼记》的《大学》一开篇即作了一个导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路径，以个人修持为起点，以经邦济世为终点，构成中国儒家处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在这一意义上，经济 一词背后所表达 经世济俗 的，正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对周礼的修订，历经汉唐、宋明、直至晚清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统思想的核心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与其遵循汪丁丁有点 六经注我 式的做法，将中文的 经济学 的基本冲突定义为 义利之辨，不如说，中文的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学 乃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中的 经世济俗 之学。

而唐诗中出现的 经济 一词，乃至此后梁徐勉和元帝诗中，

早怀经世方，留心在庶绩，厉精思治纲。

《宋史•王安石传论》中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明《皇朝经世大典》，皆可列入中国的 经济 渊源。于是，如此说来，和培根勋爵一样，博学多才的卢藏用，（《列传第四十四．卢藏用传》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虽隐居于终南，而执着于经济，难免后世有 终南捷径 的典故了（一笑！）在这一意义上，便得以理解，为何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便一直与政治及价值伦理纠缠不休，因为词语本身，已经限定了思维及话题。

于是，可以重新回顾当年严复对《国富论》的翻译。如同竹浪聪说明，经济一词，唐以后传入日本，其义渐狭，专用指财务政策、财政措施。深合西文 economics 之义。这也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原题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所研究的作为文明的背景条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国家致富的经世之义。

严复坚持将 economics 译成 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 译事例言 中说明：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同时严复在《四十自序例言》中所说的，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之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律三家著作，皆宜移译。

如同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第五章《原富》中所说明的，而严复之所以选择斯密的著作，乃是因为斯密的著作是源而不是流。而同时，严复强调了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的是增进本国富强

而歪曲了斯密的原意。这源自严复与斯密的问题意识的不同。如果说，斯密运用了自由主义原则以强调重商主义的话，那么，严复对斯密的翻译，却是自1840以来中国重兴强国之梦的关注。严复清楚的意识汪丁丁所指出的斯密的教义中的 义利之辨，并在《原富》按语中，指出孟子

亦有仁义而已，何必言利

以及董生

正谊不谋利

这种正统教义的问题在于

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

的不可操作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严复对 经济学 翻译的抵制，显示了其已经摆脱的传统士大夫的 经世致用 的角色，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经济运作的可能规律，尽管其背后，还有着强烈的强国的情结。

计学 这一词语，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学 这一词语的流行，或许显示了儒家思想的粘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马克思主义经过苏联的重新注释，再流传入中国时。马克思关于 政治经济学 的见解，便正如赫恩 Hearn 及麦克劳德 Macleod 所担心的，变成为政治的服务的经济之学。而对于换了个皇帝打工的士大夫阶层来说，经济学 这个词语，正是彻底的正统儒家教义的重新表达而已，一切顺理成章。于是，这也正是80年代以来，西文中，马歇尔-萨谬尔森化的 economics，自1949之后，重新传入中国时，便一直与政治及价值问题纠缠不休，而开始的修学者，也大多抱着当日严复的屈辱与梦想的志向，这再次显示词语对思维及话题的限制，乃至百年来不变的问题意识及传统思维定势。

重新回顾一开始布罗代尔所言，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文明发生的背景条件）时，可以看到，布罗代尔乃是基于19世纪的上半叶的思想传统上使用这一词语。由此，可以摆脱国家及民族的界线，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讨论如何基于劳动分工及自由市场，达到物质剩余及经济增长的可能。此时的经济学，与政治及价值无关，成为一种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关于 文明如何可能？ 的历史哲学。

野蛮状态对立的，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

由16世纪普遍使用的另外两个词 Civilse 及 Civiliser 构成。随后，这个词语迅速从法国传遍欧洲。与之伴随的另一个更古老的词语是文化 Culture。

文化，按照韦森在《文化与制序》中所引用 Don Cupitt, 1997的考证，英文中的 Culture 源自拉丁文的动词Colo, colere, colui, cultum 等词，意指通过人工劳作，将动植物加以培育，驯养。Don Cupitt 认为，Culture 一开始意指经由人们驯化之后的世界镜象。当西塞罗写道

Culture animi philosophia（哲学乃是对心灵的驯化）

时，这个词语已经被用于指心灵的驯化过程。按照 Raymond Williams (1958, P.XVI)在《文化与社会，1780-190》中的考证，在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

自然成长倾向及人的培育过程，

19世纪以后，文化成为自足的概念，从指心灵的某种状态，到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种状态以及各类艺术的总体，最终到19世纪末，用于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按照布罗代尔的阐释，在1830年的时候，黑格尔交替的使用 文明 和 文化 这两个词而不加分别。但随着学科及知识的分化，这两个词的意义及使用逐步区分出来，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德语国家确立了文化（Kultur）的某种优先性。卡尔马克思区分出了（物质上）的经济基础和（精神上）的上层建筑。F. Tönnies (1922) 及 Alfred Weber (1935) 认为 文明 是大量实用的技术知识，一系列对应自然的方式。文化则是一套规范性原则、价值和理性，换言之，即是精神。受到德国的影响，波兰和俄国认为文化具有更高的价值。

相反，英、法、美则认为 文明 更具备优先性。1874年，英国人类学家 Tylor 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界定为包括器皿、制度在内得由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整体。

沿袭 Tylor 的说法，在人类学上，文化更多的用以描述所研究的原始社会，而文明则更多的用于发达社会。

文化-文明的简单区分，可以遵循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的表述，文化被指为定性的、有机的、规范的、感情的、主观的和特殊的（风俗、宗教、艺术），文明则为定量的、机械的 、理智的、积累的和普遍的（科学、技术）。文化 重在于表达感受者心理方面的认知危机，文明则重点表现于外在的制度变革。这种精神-物质，或者说，精神-自然的区分，彻底渗透到了启蒙运动之后的德国思想中。类似的区分，出现于印度、日本、穆斯林世界、中国之中。

对于华文世界来说，文化 这个词语可以追溯到《易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汉以后，刘向《说苑》中云

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而后加诛。

按照《子部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中的说法，

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脩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可以这么说，此时的 文化 乃是指武力入侵之前对武器的摆弄（所以 舞 为 武 之前身）。用后世能够理解的例子，便是雷老虎擂台上的 以德服人，满清十大酷刑前的横幅标语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乃至将远程导弹调校于发射状态之后的一国两制论。

可以说，古汉语中的 文化，所显现的，乃是强势武力的大国心态。有趣的是，在俄国的斯拉夫文化、穆斯林兄弟关系的文艺复兴，乃至中国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体用二分论中，均可以发见德语对于 文化 物质-精神区分时的痕迹。而这些国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背景，常是在因外来的物质入侵而带来认知危机的时候，刻意贬低物质而强调精神以获得认同感，这时的用法，更多的显示了一种处于弱势位置时的阿Q式的自恋和无奈。

基于这一视角，便得以理解自1876年，满清大学士诿仁就 文化 问题上书同治以来，100余年间，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学衡》、游离的《战国策》、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还是此后抗战期间贺麟、梁漱溟乃至1980年代的文化热的讨论中，在设定技术、制度的低效率时，仍尽力论证文化的可能胜利的做法。典型的，便是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的卷首语：

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这种对于文化的赞赏的背后，显现了作为文化继承者的自傲，以及这种自傲背后的自卑和失落。其深层背景，则是由于外在制度变迁带来的信念认知危机而不得不对文化的自我强调。

就传统而言，士大夫作为正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作为社会价值体系轴心所在，也是作为维系社会博奕的核心——文化 的保存者。科举制度，提供了一条途径使民间思想可以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何怀宏在《选举社会》指出，废除科举以来，士绅上失其根，下失其路：

• 上失其根则失去对社会下层的影响力和由下层源源不断补充的更新力，于是在辛亥最后的回光返照之后立见枯萎；
• 下失其路则大量破落的士绅子弟或潜在的读书种子被驱往对社会的反抗、成为动员民众和进行革命的先锋。

而为 文化 所苦而无法在外在世界中，重新找到新的寄托的时候，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

凡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于是，王国维的辫子，成为

社会学意义上，一传统士人在本世纪命运的典型事件。

而王国维之后，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如果有幸转入经济实用之学，便可以继续扮演国师的角色，激扬文字，大言不惭的指点江山，或者由心性之学，转入致用之学，入读清华，成为工程师，或者制造过滤软件，或者修筑国家大剧院。而修习传统诗词歌赋之学的文学青年，若果不能重新转换角色，又找不到贵族庇护，便只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了。对于民间来说，后毛泽东时代时，59岁的红小兵们的疯狂贪污，轮子功的流行，关于处女生子教义的宣扬，则显示了正统教义沦落之后信仰真空带来的可能混乱。

于是，基于这种背景历史考察，可以重新理解所谓解读传统文化的读经运动，无论是试图从五千言《老子》中发掘出微言大义，以周公典籍应付20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或者普及19种基本国学读物，在读经强国，保持国粹的名义下夹带私货，或者在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中开设国学班，无不有试图重新恢复士大夫地位，以一己自私而为天下之害的嫌疑。如果说，王国维般以一死为传统文化殉葬犹为可敬，那么，在这一系列强调文化的活动中的用心则颇可怀疑。也不排除可以作为某种别有用心的引导结果。

这种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认知危机而对文化的抱残守缺的强调，决定了这一系列的文化热的讨论，不可能真正去面对或者应付这种危机，也不可能完成一种所谓的创造性转化。因为，说到底，Tylor 式的 文化 概念，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名词而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这正是所谓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但如同五千言的《老子》一样，形而上的整体观，至多提供了一种视角，而不能提供形而下的分析方法。从而，如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一样，充其量可看成一种社会学上的猜想，而不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分析。文化 这个词语，要成为一个更具备可操作性的概念，便必须进一步拆分并对定义精确界定。

Goodenough, 1957提出，

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它不是由事物、人、行为和情感构成，而是它们的组合，文化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行事，是人们洞察、联系以及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

沿着这种思路，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将文化理解为一种 共享的符号系统 shared symbolic systems of cumulative creations of mind。进一步，Geertz, 1973指出，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共有的交流体系，存在于人们之间，而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由此，Geertz的文化定义，指向博奕论中博奕者对规则的意义共享理解，或者说，共同知识。

按照韦森在《文化和制序》中的理解，当哈耶克（1988，p17）指出

个人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的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由于在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我们无法对这两者作出严格区分

时，哈耶克的 习得，几乎可以说就是指 Geertz 的 文化模式。于是韦森进一步指出，

如果按照 Goodenough、列维斯特劳斯、Geertz 的思路，将文化看成为某一人群所共享的、社会地传承下来的知识和意义的公共符号交流体系，就能轻省的将由个人的习惯、群体的习俗、工商和社会惯例以及法律和种种制度，视为文化在社会实存体系结构商的体现、固化、显化和外化，而反过来，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则可看成历史传统背景下人们交流中所形成的观念性镜象。

也即是说，从一种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可以依据文化-文明的区分，区分出外在的制度变迁，和内在的信念维系系统。遵循这种区分，将制度视为外在可观察到的博奕结果，而将先前的历史及共享的知识传统视为影响博奕选择的规则时，如同韦森所理解的，

人类生活世界的种种社会制序，无论是一种事态、秩序、或者行为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常规性，还是非正式约束，还是正式约束规则体系的种种制度，作为社会实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被观察到的而作为文本的汇聚。而作为行动背后的策略选择的思考及判断，则是不可观察而只可意会的。

但问题在于，一旦试图对外在的稳定的可观察的制度演化进行 经济解释 时，便必须去面对博奕参与者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将文化概括为使博奕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维系系统，即是 共有信念 而进入博奕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之中。而在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中，文化也可以被视为维系制度得以稳定的演化基础。培顿杨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的序言中说：

我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的，一旦它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

韦森引用了 Kesing, 1974的说法，每个社会人的直接生活空间，并不是生活在抽象规则中，而是生活和个体和物质的实在世界之中，人们通过社会交流和社会博奕，生成和积累关于 人如何成为人 的知识，而这一系列由经验、理解、意义、语言、信息所构成的知识及观念体系，便成为文化模式。或者说，个体在 社会博奕 中获得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同时，社会博奕自发的产生博奕的秩序、博奕的知识，以及意义。相应的，这些秩序和知识，规训的指引参与博奕者的博奕选择，于是，维系制度背后的信念系统的文化，有可能通过博奕者自我复制，也即是说，

信念可能自我复制制度。

这就是历史为什么可能再次重演的原因。

按照青木昌彦，作为维系博奕重复进行处于稳定均衡状态的信念系统，一旦发生认知危机，便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即是说，从根本上说，制度能否被接受，与博奕参与者的信念认知有关。而原则上，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引起信念认知上的变化。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第9.3节中，区分出外部诱导性的环境因素，和内部的积累性影响（青木昌彦，2001, P243）， 环境变迁如：

1. 新的技术创新（如电视、电话、互连网的发生及民用化）
2. 封闭的经济交换域与外界扩展的市场交换域接触（如改革开放）
3. 外部冲击：人们意识到与外部的明显差距（如上海女人的50年代嫁大兵，90年代嫁鬼佬）
4. 相邻国际域出现大规模制度变迁（如苏联解体，日本投降）
5. 后果函数的政策参数发生巨大变化（比如早期的粮油制度，后期的暂住证制度、户口制度）

内部的累积因素包括：

1. 累积性后果导致资产、权利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规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比如官僚系统的等级制度中，级别工资以及高官享有的寻租权力）
2. 现存制度安排中的变异数量及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显着程度。（比如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贫困化，民工生存景况的日趋恶劣）

其他的外生冲击，比如三年自然灾害、长江决口。当现实中的安排引发经济参与人重大的认知危机时，迅速的制度变迁便被触发。

于是，从认知危机这一角度，可以解释 稳定压倒一切 这个标语背后的潜台词。最为稳定的状态，乃是不发生任何变化的均衡状态，而一旦理解到信念认知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这种制度变迁对于既得利益者可能造成损害时，对信息的改头换面的说明以改变信念认知，乃是这个标语背后的必然意蕴。相应的例子包括：

1. 扼杀新技术可能造成的无法管制，于是，以黑网吧之名关闭民间网吧，夸大黄色网站对青少年的危害，趁机安装过滤关键词的 金盾工程，招聘大学生24小时作为网络警察，删掉不利信息。同时，将广大的奴隶资源的庞大市场，作为胁迫国外商业机构的筹码。
2. 限制可能的接触及传播途径，如限制各种异见人士出入境，不发放回乡证。采用黑社会手法封杀电台名嘴，封锁七月一日百万人上街的消息，封锁《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
3. 涂改数字，降低灾害中的饿死人数，同时尽力归咎于自然灾害。
4. 将各种异见分子打为右派或者反动，从肉体到精神上予以消灭，乃至用遗忘的方式淡化。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说到底，不外是试图改造信念，以达到处死袁崇焕时，百姓尚且生啖其肉的境界。而其典型的特征，便是用正面形象占领网络阵地的宣传。从这一角度上说，作为持棒家奴的军队，和作为信念传播的媒体，永远是独裁者最后保守的阵地。

但正如 Andrew Schotter 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所中写，

制度或惯例的构建并非人类所特有，人类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发展出被遵循的行为规律的动物，许多鸟类、灵长类动物以及群居昆虫也是制度的构建者，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它们的制度发展的因素是否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并非一片空白的进入社会。归根到底，通过制度的演化，人类社会，从一种无序得自然状态演变为有序得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以至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制度转轮的一次轮回，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轮子是否偏斜。

历史可能重演，但在线性时间下，历史永远只有一次。实在世界的博奕自我生成秩序及意义，除非能够完整的确认作为文化的认知，对于博奕参与者策略选择的真正作用及影响比例，否则，基于根本的不确定性，关于实在世界的未来变化，永远在意料之外。如果说，文化 这个词在古汉语与清末以来的不同用法，显示了不同时代的心理认知状态的话，那么 紧 字的不同用法，或许，显示了约束条件下，对实在世界扭曲折射。从而，历史在其独立展开中获得自身的意义。事件本身的意义，作为局中人的默会知识而被局中人共享，却不可能被后人所知悉。于是，如果按照洛维特关于历史哲学的见解：

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那么，历史哲学 本身意味着对实在世界事件的重新排序，并在这种排序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而与历史无关。

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上卷，详细描绘了地中海的地貌。地中海，除了一系列密集的山和平原、半岛之外，便是连结着这些小岛的海域。半岛和海，构成地中海的主要活动场景。甚至可以这么说，地中海，就是一个局促在陆地之间的海。它的一个侧面是北欧，即是到达油橄榄树之前所在的区域，另三个侧面是沙漠，从广义的撒哈拉，包括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汉唐的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展开。《后汉书·西域传》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但甘英并没有真正到达罗马。直到东汉，罗马的商人到达了中国，即《后汉书·西域传》所载：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抵汉。

可以这么说，沙漠和大海的障碍，阻止了亚历山大短促功业的进一步扩张，而商人，却基于动物精神的原始推动力，跨越了地理上的障碍。

地中海的地理构成，使罗马人对于陆地和海有着和中国人不同的理解。

中国人的观念中，按照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

春秋以前，所谓华夏文明，局限于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一带，此谓之 中国。此外，则谓之蛮。此时之世界观念，以海为界，故有 海内 及 四海 之称。《诗-商颂》云，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立政》篇云，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皆可证商周人以海为边界。

也即是说，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观念，乃是以海为边界。此后隋炀帝远征琉球，郑和下西洋，可谓富于想象力的举动。

这种以陆地为世界的观念，使海外在概念中，成为异端、隐者以及复辟人士的避难所及流放地。孔子在《论语·公治长》中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可谓此种传统之正统表达。这种避居海外的举动，历朝络绎不绝，传说箕子北走朝鲜（辽西），徐巿东渡扶桑，汉唐逐鹿中原未遂的田横、扶余（即梁羽生作品中的虬髯客），明郑成功，清康有为、梁启超，民国后孙中山、蒋氏父子，文革后高行健、杨小凯，1989以来更是不绝如缕。

对于这种异端，王朝历来的做法是斩草除根。即所谓卧畔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假 统一 之大名，行威胁利诱，欺诈拐骗，武力强占等光辉手段。帝国所患，并非海外一弹丸地，而为政统之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有如基督教义中 三位一体 中性和位格之争一样，于外人眼中或许可笑，但对于身处其间者，此问题却是所有一切争议的起点。中国自汉董仲舒以来，政教合一，以儒家教义为政治合法性之依据，天子为社稷所系，若天子崩，则政权之合法性，以血缘传承，依嫡幼而定。按照最标准的儒家教义，《曲礼》国君死社稷，国君自杀便标志着王朝终结。明崇祯故事，

李自成攻代州。陷固关。犯畿南。帝诏天下勤王。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李建泰疏请南迁。不听。帝曰，

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丁未。内城陷。帝自缢于万岁山。

崇祯皇帝下了一通《罪己诏》，然后自杀，此种行为，乃是完全按照最正统的儒家传统而为，这也是后来史家不再理会福王的小明朝存在，而将甲申年作为明朝终结年限的原因。

政统的合法性，牵涉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合法性问题，即是所打的是黑工，还是经已政府注册的合法工人。在标准的儒家教义中，枪杆子里出政权 属于典型的篡位而必须被谴责。但儒生们事实上，并不太在意谁来当皇帝，只要皇帝愿意接受儒家作为王朝的基本教义。士大夫们便获得了道义上的注册牌照。于是，尧、舜之间的禅让制度被引申借鉴，作为不同家天下叠代之间政统转移的标准仪式（即是 礼）。而邹衍的五德循环说，便用一种轮回宿命，来解释秦汉叠替背后天命的合理性。王莽在位时，更换了一系列的钱币、颜色、年号，甚至地名，试图配合这种规律，显示了对此学说的推崇。但从大历史角度看，汉唐以来，王朝叠代，多由暴力获得。李渊为隋杨旧臣，宋祖为柴氏旧臣，唐太宗杀兄废父，武则天出于后宫，其名分的合法性均颇为可疑。王夫之在《宋论》第一卷中，很一种很抽象的说法，

帝王之受命，上者以德，商周是也，其次以功，汉唐是也，而宋，命也，

来解释这一问题。

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却每每根据自身所处的状况，做出合法政统的判别。杨联升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说：

中国传统将一个有合法的继承家系的朝代（正统）和一个篡位的朝代或者傀儡朝代相区别，然而，这一区分所采取的标准会随着历史学家所处位置而变化。

杨联升以 三国的正统问题 来说明以地域为标准和以血缘为标准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西晋时候，魏（曹操）被认为正统，因为它从汉接过皇位并转给了晋，同时，魏也占据了那时中国的心脏地带——黄河领域。但到了东晋时候，因为东晋处于偏安，所以对处于相似境况的蜀（刘备），便开始强调基于血缘的合法性。到宋时，这一冲突更加明显。北宋的司马光认为魏具备合法性，南宋的朱熹则认为蜀具备合法性。

这种政统、道义上的合法性，属于一种信念的力量，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助力，典型如骆宾王的《缴武氏文》。对于士大夫来说，政统的合法与否，牵涉到该出世还是该入世的问题，和基督的性、格对早期教徒一样，成为区分派别的标准。这一问题之令人捆饶之处，在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表现出来。

李自成入京时，如果崇祯皇帝接受失败命运，举行一个禅让的仪式，将玉玺大印传给李自成，那么，士大夫们便可以继续名正言顺的为新皇帝打工。但崇祯皇帝的举动，意味着他并不承认李自成的合法性，这逼着士大夫们只好起来勤王。但如果按照正统的教义，国君死社稷，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同样标志着王朝的终结，士大夫们的勤王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存在问题。于是，教义只好被重新解释，顾亭林在《日知录》中便解释说，天子则四境之内无非其土者，无往不可。以倡言天子死社稷者为浅学小儒。吴廷燮进一步说，《曲礼》所言国君，皆指诸侯而言，明思宗竟以天子殉社稷为正，此未知天子以四海为家之义。说到底，均只不过为自己之所为寻找一个合法性依据而已。当清兵渡江打到了福王的小明朝，带着一卷福王的投降书，王觉斯、钱谦益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投降新王朝，继续打工。（此节可参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王朝历来不允许另一政权之存在。按清魏源《圣武纪略》载，清平南将军贝子赖《答致郑经之谕文》曰：

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珍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雉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巿之日本，于世无患，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

所云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

以 统一 之名游说郑氏归降，可谓最早版本之 一国两制。所着重者，并非弹丸之地，而为正统之名分所系。在骗术被识穿之后，只要武力足够强，武力征服乃势在必然。于是，雍正元年，宪皇帝即位，诏曰：

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神武远届，拓入版图。

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自此千秋万世，一统江湖，海内海外，再无异端，可谓英明神武，鸟生鱼汤。

从这角度，再重新检视冯玉祥逼宫，梁巨川死难以来王朝之变化，如陈寅恪所言，王国维自沉，代表着保存在白虎通中的正统教义的沦落，立宪选举成为新的合法性教义。从而孙——蒋一脉，保持了立宪选举的外在形式而更具备作为意义上的 礼 的合法性。而1949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则只是一种标准的篡位举动而已。可以设想的是，尽管此后历史被不断重新修改，洪秀全、水浒等各种各样的暴动被重新确定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途径。但这种教育的一个可能结果便是存在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的隐患，随着政权维续，这种提法只能慢慢淡化，而不能正面强调。

从而，一旦真正着手面对传统问题时，强调地域合法性标准，而不是强调教义或者血统合法性标准，无疑更为有利而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如果能够通过招安的方式，完成名分及教义上的合法性认证，无疑是最为有利而低成本的做法。这就是 统一 这个名词及口号被不断重新提出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真正由来。至于 削藩 这一必然事件，则是招安以后的事了。只要天下一统，再多100万人上街，也挡不住威武之师。招安本来就是对蠢材的说辞，二千年观念依旧存续，说起来，香港人还是该多读读《水浒》。

回顾完中国传统对海和大陆的观念，再来看看地中海的地貌。地中海有五个大半岛，包括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北非和伊利比亚，以及成为海上航行的中间站的不计其数的零散岛屿，这种地理上的状况，使这些小岛成为一个地理缓冲带，小岛上的居民，可能如鲁宾孙一般长久与世隔绝，也可能因偶然的机会与外界往来而被卷入外界的兴衰之中，一切有赖运气而定。撒丁岛间断的保存着不同时段文明的痕迹，正是这种小岛的典型例子。广阔的海域，和零散的小岛，为希腊城邦的联盟制提供了天然合法性。当罗马帝国用武力远远拓展了其疆域时，帝国的活动范围，便不再局限于零散的岛屿，而涉及半岛之上的广阔地形中的各种人群。于是，城邦联盟转而为帝国专制。这便是孟德斯球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卷十一章十六节中所说的，

如果征服地幅员广大，那么专制主义必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军队散拄各省的军力常感不足，皇帝身边经常有一支特别忠诚的队伍，以便随时去平定国内可能的动乱。

这解释了皇帝从不放弃军委主席位置的原因。而从这一角度说，按照陈炯明的设想，分成33个省自治，省份之间联邦竞争，或者是瓦解专制主义的一个好方法。

地中海五个半岛，实际上相当辽阔而接近于大陆。半岛之上，是众多的山脉、若干的平原、少量的丘陵和广阔的平原。而其中，山区和平原的区别，最为显著。平原乃是城市得以兴起的基础，山却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文明，乃是城市和低地平原的产物。正如知识，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可读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如同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论作为经济的文明〉一节所写：

剩余产品的花消，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

基于平原之上构筑的城市，聚集了大量人群，分工交换得以进行。可以这么说，文明的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基于市场力量自发交易带来的剩余，而城市，为市场半径扩大及人员聚集提供了条件。

但地中海最早的生活，却不是平原的生活，而是山的生活。小平原或许可能容易成为繁荣的地方，大平原却只是死水壅积、疾病流行的世界。山区的雨水，除了入海，便积聚于平原。冬天加上雨季，便是洪水。不干净的水，使细菌和热病流行。疟疾成为 地中海病理学的典型画面，而低地积水的地方则意味着死亡。同洼地的斗争，成为地中海乡村的特有背景，这有赖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立，对积水的疏导以及新鲜活水的引入。如果说，北美西进中，新城市的建立，乃是一种基于个体砍伐森林而获得的自由世界，那么，地中海的土地拓展，却是一种富人的冒险活动，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大型水利的修筑。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富人天然所有，可以这么说，平原，乃是富人的天下。于是，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乃至司法工具，得以在平原上发展起来。但山，却以其天然的阻隔，使其独立于这种拓展之外。

按照混沌理论，山同样不可定义，因为微观地图上并没有办法准确度量出其界限。相对于平原而言，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山地天然具备更多资源。但山地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无法积累，分工无法进行。从而文明无法展开。因为泥土会随着雨水被冲下山坡，必须把泥土运回山顶，再用石头挡住，在某些不能使用牲畜而只能单靠人力的地方，这项劳动是一个艰巨而无止境的过程。一旦劳动停止，一切又重新开始，西西福斯 的景况，便是对此最清晰而精彩的描述。

但山区却以其独立于外部尘嚣之外的自足世界，为各种异端及文明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自由人的藏身之所。文明所强加于人之一切束缚，在山区上不再存在。巫师、巫术、黑弥撒、魔法、各种西方文化中非正统的古老文化，均潜藏在山区之中。直到16世纪，普罗旺斯的贵族仍然自己耕地。山地，以其贫穷，为真正的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无疑，经过改造的平原和繁荣的城市，要远被山区更为富裕。于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罗马帝国不得不在高地边缘，驻扎零散的兵团。由此，罗马帝国的防线随着帝国的扩展而拉开，开支也逐渐增大。正是这一点，使帝国空具强有力的装备的人员，却无法对付采用游击战术的蛮族。最终促成了帝国的崩溃。

Michael Chen 写于2004年7月，时距《东渡记：那一回眸的风情》三年整。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条件，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工业等，人类无尽无休的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却完全相同。

当将考察的视点，离开上一节汤因比所描述的《帝国时代》中《征服者》攻城掠地，成王败寇的游戏，转向这兴亡大戏背后，百万枯骨的平凡人生时，如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开篇所言，

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来展望未来。

作为环境的气候和地理，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间结构，使后人得以在时间流逝以后，理解大地上平凡众生过往残存的足迹。

中国传统中，天文地理之学，作为军事家必备之素质，一方面在《幼学琼林》等传统启蒙读物中普及，一方面则被赋予一种超能力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当时光逝去，知识分工专业化之后，传统的这种知识，再不如先前般重要，现今除了专门的天文及地理学家外，所能见到的传统残余，在民间，便是堪舆玄空之学中，关于 风水 的种种知识，甚至这个词语，也被借用来理解世事变化无常背后，冥冥中的运命规律。而在电玩时代，便保留在光荣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公孙胜、张角诸人的 天变 能力中了。

除了与地表互相作用，形成诸如海洋、沙漠、雪原等不同面貌外，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大气，为农业社会带来至关重要的降雨。在 Herman Goetz 对印度史的区分中，一个具备大量瀑布和湖泊的湿润的印度，和一个由印度河—恒河平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形成两种不同的的印度面貌，由此两元衍变演化生灭。对于中国来说，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的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说，

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15英寸等雨线 与全国的国防线—长城的防线大致符合，促成了游牧和农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塞内塞外的分野。这种分野陈寅恪先前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已经做了一个考察，即是历朝外患与内政之间的连环问题：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

也即是说，气候及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初始禀赋从一开始便以不同的资源及技术形式进行分配。黄仁宇的考察中，这种不同造成的资源分配，是两千年中国，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塞外、塞内不断激荡，外族间断入侵的基本背景因素。

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对于长城以内的内政来说，周而复始的干旱和洪水，从大禹开始，治水便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主题。¹ 而这种气候直接影响了农业收成。这是历朝饿民暴乱的主要影响因素。

按照黄仁宇的考察，灾害相当频繁，各省的文献，也记录了相关的事件。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tie et fammine en Chine au 18 siecle 也曾做过一个回顾。荒政 是历朝对抗天灾的一个制度。

汉以后，天下一统，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大饥，令灾区移民就食于蜀汉。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山东江陵等地水灾，武帝令水运巴蜀之粟赈救山东及江陵之灾民。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于边郡设常平仓。这是荒政的开始。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于乡村建义仓。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修常平法，令各州设仓，重复旧制。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置 社仓， 淳熙八年（1181年）推广于各地。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董煟著《救荒活民书》，历述前朝救荒策略及对策。元明之间，有灾蠲之制，报灾、勘灾、蠲税粮、科差均有定制，且行赈粥、煮赈之善事。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灾赈之制入《大清会典》、《户部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典之中。按魏丕信对1743-1744年直隶救灾的考察，清政府是时的救荒制度，可谓措施得力，成效卓著。

道光、咸丰之后，历太平天国、义和团之乱，加之赔款甚巨，国库日渐空虚。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大旱，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 丁戊奇荒。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云：山西

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华北人口锐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下降为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梁方仲：《统计》甲表）。经此奇荒，华北四省人口骤减约700万，为历朝之最。究其原因，与国家制度崩溃有关。是时，国家制度崩坏，民间团体应运而成，洋务派人物，南粮北调，活人无数，可谓功德无量。

就荒政一事而言，历朝天灾不断，而人祸有时。此后百年间，国势动荡不已，1960-1963三年间，人口锐减3,500万。为 丁戊奇荒 之5倍。有史每归咎于 三年灾害，而修国史者，再无董狐直笔，或三缄其口，或封锁消息，或掩盖史料，或涂抹数字，或委诸天灾，究其时，公社化、大跃进，致民无剩余，而当政者骤得天下，犹汲汲于天下之家产分割，两千年传统，尽目之以腐朽，旧制崩溃，新制未兴，是有此史所未有之大灾难，究其实，人祸之害，远甚于天灾也。而此后数十年，米粮温饱问题，困扰未休。赵君治蜀，有成效，时谚有

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之语。日后赵君得以超用，或与此有关。而究其背后之地理因素，或与蜀地为邓公乡下有关，一如当日华君为毛匪所超用，与湘地有关也。后来朱君经国时，每于各处广设粮仓，或由其早年饥饿记忆而起，不意。日后竟成致癌的民工粮，世事如此，如走马灯，良可叹也。

气候影响农业，地理影响交通。中原大地，疆域割据，每倚天险为靠。六国争雄，三国争霸，晋分东西，宋分南北，皆倚地理而成。部将拥军自重，乃历朝人主之患。是有庆功楼之惨剧，乃至一夜之间，轮换军区元帅之举。但在气候、地理的背后，真正决定人类活动的，仍然是人类自身的理念以及结成社会的制度。气候、地理、制度之间，可能重叠，也可能交叉。以历朝而言，有宋一代，杯酒释兵权，遂无武力割据之弊，自创业之初遵太祖遗训，不杀谏臣，言论自由为历代之最，以儒术道德治天下，每论治国之道必言荒政。仁心仁术，儒家精神尽显于斯。²

就气候、地理对于不同文明影响而言，古代文明（中国、印度、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埃及）多伴河而生，此外，尚有地中海的海生的文明（非尼基、希腊、罗马、北欧，以及一部分的埃及），乃至阿拉伯的沙漠文明、新西兰的毛利文明，北极上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文明等等。城邦 的概念，先见于非尼基，而后成熟于希腊，而不能为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所发展，气候、地理之影响，可见一斑。然如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言，文明的单复数形式，同样体现了一种世界观。

所谓的西方文明，指的既是美国的 美利坚文明，又是拉美、俄罗斯文明，也包括欧洲文明。欧洲本身又包括若干个文明——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而这些国家则由若干个民族诸如苏格兰、爱尔兰等这些更小的文明所构成。

再往下推究，则涵盖在一时一地之下之民众，尚有千般面目，岂可一概而论。

**按：** 国人 `夷夏` 二元之分，观念数千年沿袭残存。1840以来，泱泱大国被强暴创伤，转化成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努力，1911年以后，凡输进中国的思想，无论希腊哲学、基督神学、启蒙理性、君主立宪乃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日本化的社会主义，均统称为 `西方文化`。救亡之心理，混杂别具用心的使用，奇谈怪论便由之生，是有民国后之诸种思潮。一如令狐冲体内的数十道真气一样，互相激荡，鸡同鸭讲，不可交流。历中原大战、国共争霸之后，时局稍安，文革大狱兴，知识传统为之中断。直至80年代，重开国门，再续100年前文化大讨论传统时，仍未摆脱此种夷夏之辩的传统心理。于是，《河殇》哀叹大河文明的衰落及海洋文明的兴起，将土地和大海对立起来，划分出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仍是此种继续。

当将视野投向希腊—罗马帝国所崛起的地中海时，对地中海这个名词所覆盖的区域地貌的多样性的考察，得以理解生存于这片区域之上如此多种多样的人群及经济形态，以及罗马帝国征服过程中所带来的制度变迁。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第一版序言中说，

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中的地中海，乃是十分清楚明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地中海历史的框架范围问题，作为首先提出的问题，引出所有其他的问题，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由此，地域界限的划分，显示了分析所倚赖的历史哲学。

布罗代尔说，

对于地理学家，地中海从北到南，分别以油橄榄树和棕榈林为界线。南下遇见第一棵油橄榄树时，便来到了地中海，抵达第一个棕榈林时，便已经离开了地中海。按照这种界分的话，气候和树木，决定了地中海的范围。对于地质学家来说，地中海是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由于地质构造的断裂和褶皱而形成的纺锤型地区。对于生物地理学家来说，这个区域的划分方式，可以以其动植物具有共同特征来确定。

而历史学家，则以这片土地及海洋上，人迹所及之处，为地中海文明之所在。广义上说，历史学家所指的地中海，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中海。

按照 混沌学说 Chaos Theory，海岸线是一种自然分形。这种模式源自芒德布罗对英国海岸线长度的提问。海岸由海浪和地质本身力量相互作用而成，无处不在的相似小尺度，汇聚成为整体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随着考察尺度的逐渐缩小，直至原子或者量子级，最终，确定性的可能便面临电子的不确定性问题，加上混沌理论，使根本的确定性不能存在。但如同薛定谔方程对于电子云出现概率的描述，无限的海岸线，有可能有着有界的积分。于是，人类得以按照各种方式，划分出一个可能的确定地域。

也即是说，地中海 这个词语，只不过是人类强加于地球之上的一种划分体系而已。这是人类自身所建构出来的序列。这种序列作为一种判定体系，重新评估了作为自然物的地球原先的序列，由此区分出价值判断。这即是齐美尔《货币哲学》一开篇所说，

实在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通过之我们的观念内容，变成了世界图景。

按照此种哲学，

对象、思想、事件的价值从来不是从它们纯自然的存在和内容中推断出来，而且它们根据价值而来的秩序，与其自然的秩序有很大分野。

这种不同的序列，或者说，学科的知识分立，源于认知体系的自我建构，基于实体世界，构成对实体世界自然序列的一种对应关系。便如盲人摸象一般，知识的序列，形成对世界自然序列的不同折射。典型的，不同地域的人群，在有限的地球上活动，相互影响，地中海的界线，由其外部的范围界定，而地中海人的活动，同样受外界的影响，此种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封闭的实在体系，但与一个封闭的自指话语体系不同的是，历史学因时间性序列，使先后次序得以被区分出来，次序构成事物的意义。而源于希腊的哲学，则以其无时间性的超越，使其独立于历史之外。其分野，构成本文的主题，《历史哲学》。

注释：

新大陆尚未发现，旧大陆已历尽沧桑。这一节，简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1年，地中海诸国的分分合合，列国争雄，一如中国之东周时期。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可谓《希罗列国志》，可惜国人所见二卷本中文版与吉本之《罗马帝国兴衰史》一样，屡经删节，残缺不全。本节文字全部直接摘自汤因比另一个提纲《人类与大地母亲》，原文直录，少量评论以括号形式标出。

地中海列国志

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

希腊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外部，波斯帝国虎视眈眈。）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公元前490年，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三家分晋，荆楚崛起。）

迦太基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外敌在前时，希腊暂时团结起来，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希腊城邦的争战，最终形成雅典-斯巴达，显示了一种专业军事化国家的特征，一如中国春秋转向战国的形态转化。）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此时，罗马已经兴起。（如函谷关外的秦国。）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大约公元前550－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

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

到公元前221年，汉尼拔的出现，使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

这一年，中国，六王毕，四海一。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

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

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合纵连横）

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

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年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希腊——迦太基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罗马，地中海列国故事，可谓罗马前世，当罗马用战争不断地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城邦及帝国的时候，希腊文化，却披着罗马战争的外衣，随之远播，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7年，整整8个世纪，希腊文化从发源地传播到了遥远的泛希腊地区，犹太教思想，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化汇聚，形成基督教文化，下一节，描述帝国自前27年至帝国解体数百年间的面貌。

梭伦的改革，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同时，取消了各种债务。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家的行动。一些预先知道消息的人便提早大量举债，而后按照法律不予偿还，成为富翁，这是典型的 政策市。同时，如同最低工资法一样，由于提高了借贷的条件，民间借贷市场的成交量可能萎缩，使可能得到的交易福利降低。而最重要的结果便是，当本地希腊人成为奴隶的数量减少时，更多的外邦人便沦为奴隶。

希腊-罗马普遍使用奴隶，安德鲁斯在《希腊》中说明，

古代雅典，耕种小块土地的家庭一般都有奴隶（转引自希克斯）。

在奴隶市场上，奴隶被视为一项物品。成群结队的奴隶，不是人，而是一种作为生产工具的 无差别的劳动力。马克思这个词语，再现了现代工厂中工人的奴隶性质。当奴隶主在市场上购买奴隶时，如同现代制造商考虑一架机器一样，除了价格之外，还必须考虑奴隶的可能寿命，折旧值，以及维修费用。一旦考虑到上述三者实际上和奴隶的劳动强度及食物、健康条件密切相关时，可以推论得到的是，如果市场上奴隶价格高，那么，相应奴隶主便会给予奴隶更好的食物及健康待遇。市场上的奴隶价格，在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与供给量成反比。于是，梭伦废除了债务奴隶，限制了奴隶的来源，这时如果不从外邦劫掠奴隶，那么可以推论得到的是，奴隶的生活质量便会提高。这便是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废除奴隶贸易比废除奴隶制度更为关键。（见希克斯）

如果按照巴泽尔1977（中文版，1997）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的说明，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 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 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必须善待奴隶（如福格尔发现的那样，见Fogel，1972），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即允许奴隶在超额后拥有 自己的 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的解释的话，在梭伦的改革同时，如果其他奴隶的来源受到限制，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博奕，奴隶终会转变为自由人。

但反过来，由于奴隶这种商品供应的短缺，或者说，奴隶的租值的提高，也使得侵略其他地方，劫掠奴隶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战争，除了劫掠物品，更主要的是劫掠奴隶。根据这种理解，那么，在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以及罗马帝国急速扩展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其他国家的自由民被劫掠为奴隶，可以猜想这时奴隶的生存环境必然相当恶劣，因为大量的供给使奴隶的价值变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帝国急速的扩展过程中，发生了大量诸如著名的斯巴达克之类的奴隶起义。这一过程，一直要到罗马帝国真正成为地中海霸主，结束扩张过程为止。

这一过程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从本质上说，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人是机器，人是工人。市场联结了所有人之间的博奕。在这一意义上，博奕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博奕共生，相互影响。如果农民和技工之间的技能没有本质性区别，同处于一个竞争性市场的话，那么大量农村人口的工业化，最终必然降低原来城市工人的价格。如果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技能能够分出两个层次的话，比如原来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只能从事家政、建筑等不需要复杂技能的话，那么，便会导致他们的生存困境进一步下降。这便是城市之中的贫民窟。从长远来说，农村人口的供应量取决于生育率。可能解决这种城市中的贫民的生活困境的途径，便是更加复杂的分工专业化，尽量通过多样化使各种层次的人口避免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这意味着各种比较合适的技能培训，以及以低工资就业，在工作中学习得到技能，可能是提高生活水准的途径。而设定各种诸如“暂住证”或者户口等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美其名曰加强管理或者维持治安，实际上，便如梭伦的改革一样，最终只是使这一部分人口的生存更加恶劣而已。同时，由于这类证件及费用，大大的增大了交易成本，除了让制造证件的持棒的家奴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之外，更为可恶的后果便是，剥夺了本来可以让这一部分人口用来投资学习改善生活条件的仅有可怜的一点金钱，令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限于预先设定的篇幅，这一节非常粗略的从经济学角度简述了希腊-罗马世界的相关制度，比如城邦经济模型、贸易的开拓及经济的均衡、货币、法律、国家、战争、武力、税收、借债乃至奴隶的劳动力市场考察。下一节，将论述罗马的城市化策略。即是沿海文明向内陆文明的变形，以及军事人口的非军事化问题。一旦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便不得不去卷入关于帝国实际事务的争论。考察上述这些问题，除了为帝国提供一个背景之外，同样有助于基督教在一开始面对这些实际事务时，由于思想资源的缺乏，如何借鉴或者回避了实际的事务性问题。

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

大致而言，基于自利性的民间贸易，远在军事征服之先，已经通过各种零星的贸易或者接触，自生自发的搜集信息，并在交易过程传播思想甚至复制制度形式。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

一旦不再将城邦视作政治实体，转而讨论作为经济实体的城邦时，按照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的模型，城邦可以视为重商主义的初级阶段。城邦的核心，是一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其中一部分人同其他城邦的商人进行贸易。各个城邦之中所有参与商业关于的商人，构成商业经济。而这部分专业商人与外部世界的非商人（农民、地主、其他资源拥有者）之间的贸易，构成这个商业经济的背景。这是一种广义上的开放经济。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原则，自愿贸易使交易双方获益。对于一个封闭经济来说，商人在不同商品物价之间的套利行为，是一种收益递减的行为，经济最终将达到稳定的平衡点。假定存在交易成本，也只是改变经济均衡点的位置，而不改变经济达到均衡的性质。考虑到 干中学 这种经验累积所导致的分工专业化，有可能使收益递增而经济不再收敛。但从这一时期的技术积累来看，这一点看起来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力量使经济脱离均衡的可能。于是，按照希克斯的推论，商人基于动物本能以及寻找新资源的创新精神，致力于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于是，城邦的市场半径增大。

伴随交易范围的扩大，中心城市随之形成。最初中心城市的兴起，可能只是一种聚点均衡（一种基于双方某种共识的偶然性均衡）而已。但当这种聚点均衡通过长时间博弈而成为参加交易者的默会信息时，那么，市场的地点便固定下来，在这个地点上参加交易的人数也相应日增。于是，以外部的贸易为背景的中心城市位置逐渐形成。随着这种演化博弈的不断开展，某些城邦逐渐变得强大，某些偏远的城邦则显得弱小。城邦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有时并不分明，就城邦的经济形态而言，如同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所说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

城邦是自给自足的（artark），

而 Sir moses Finley (1912-1986)指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城邦，乃是将城市与内陆、城镇与乡下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言。

而希腊半岛的地理结构，更有可能促进这种独立的城邦形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雅典政制》，乃是比较了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城邦国家而成，可见当时希腊半岛的城邦之多。

按照希克斯，对城邦内部而言，这一时期的两项遗产是古代世界中值得一提的：货币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种制度，可能通过贸易而产生并自由传播，最终慢慢成型稳定下来。希克斯以为，货币先铸币而产生，也即是说，货币并不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创造物而产生，尽管货币制度和国家制度密切相关。广义上说，任何具备交换功能的民间商品，都可以作为货币，包括背书担保的汇票。按照《剑桥古代史》（第4卷，127页，转引自希克斯），商人确实自行铸币。但拥有大量财富为后盾的国王的铸币无疑更受广泛欢迎。一旦国王发现铸币产生的利益（1、铸币税，2、货币作为一种最广泛受欢迎的商品）那么，反过来，货币便会被强制使用下去。这是货币制度的形成。希克斯的思想，代表了货币起源的一种思路，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第三章末尾《作为进化惯例的货币》一节中，引用了 Kiyoyaki 和 Wright（1991）的模型，说明：货币的流通性不能被认为是单方面由国王所施加，它是国王和纳税人兼交易人之间共同确认的结果。即是说，货币乃是和国家一起演化。

希腊城邦的另一个遗产是法律制度。这主要是基于习俗形成的希腊商法，而不是基于指令经济形成的罗马法。作为制度而言，商人之间调解争端的制度，大多倚赖于长期博奕而形成的自我实施的稳定均衡状态的制度，而成文的法律，多是由统治者制订的，对其相对有利的指令制度。由于商人和统治者利益的不必然一致，意味着商人之间的争端，大部分限制在自行调解的范围内而不能充分利用正规制度。大致可以猜想，此时的商人之间的合约可谓潜规则，而不是法律。只有当罗马人成为地中海霸主之后，用于界定罗马人之间权利的罗马法扩展到外乡人也同样适用时，商法才渗透进罗马法中去。

在希克斯的经济模型中，当一个城邦经济收敛至均衡时，商人便外出寻找新的地域，于是，当两个城邦沿着各自的中心城市，寻求新的领地或者资源而不断扩大其贸易范围时，城邦之间开始接触，在一个较大范围上来看，中心城市之间很可能因其商品的同质化而产生寡头竞争关系。这种寡头竞争关系可能会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种合谋式的博奕，但更可能的一种形式，则是发生战争，从根本上打跨对方，获得食品并将对方抓捕为奴隶。古代希腊，有着大量的无休无止的联合结盟和称霸行动。发生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如同汤因比所说明，

在这一次战争中，斯巴达人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战争的结果是一些城邦被允许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那里的人成为农奴，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这种战争的结果，除了使城邦之间迅速联合起来，成为同盟之外，也使邦居民愿意维持一定量的本地武装，这也可能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之一。希克斯写道：

今天我们认为国家行使（司法和防卫）这些职能是理所当然的，但一个强大到足以充分行使其职能的政府并不是自行出现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还可以看见僭主政治开始时的一些痕迹。在第14节中，珀西斯特剌图诱使人们同意他设立卫士，于是得到一些持棒者。（后世的法西斯？宪兵？）在他的政府还没有稳固之前，他并没有采用僭主作风。从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政府武装力量的薄弱以及所管辖的民众和范围并不大。一是年迈的梭伦将他的盔甲放在门口，以供人们取用。二是珀西斯特剌图在一次集会中设计诱夺了民间的武装。但随着后来的发展，城邦的武装力量迅速强大起来。一支独立的不受制约的武装力量，无疑很容易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很难相信一个信奉 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未来政权的财富作为诱惑以获取流氓和黑帮为其卖命的武装力量，以血肉换取来的政权，会具备如神的道德进行自我制约而不对其民众进行掠夺。

如同 Michael 在《国家的契约解释》中说明的，国家如下两种可能：为整体一致同意的契约以及为部分成员暴力掠夺他人的结果，在经济学中，均可转化为非合作博奕论来构建框架进行解释。这是国家的经济学契约解释。青木昌彦说明，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有时候它几乎作为 政府 的同义词来使用。英语里的 国家 State 一词是从拉丁语的 维持现状 Stare 一词派生出来的。而且它和 安定的 等词汇是 亲戚关系。按照这个渊源来讲，可以说国家是指政府与个人群体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状态。个人将生存权、财产权等委托给政府。然而，既然政府能够具有这样的力量，反过来说，它是一个具有剥夺个人财富、生命的强有力的存在。这就是政治学家瓦因加斯特所说的

经济体制蕴含的政治性的两难境地。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要军队被用于介入任何有关政治的争议，比如用坦克辗过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用开花弹射杀旁观的民众，或者用飞弹来解决两个地区之间的争议，那么，穿上制服的军队，依旧是僭主所养的持棒家奴。从而，军队必须独立于行政乃至市民生活之外，乃是各种可能意见能被充分表达的前提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宋王朝，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政府管辖军方力量，同时遵循太祖遗法，不杀讽刺皇帝的文官。单以这两条而言，比起后世明太祖庆功楼杀功臣，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大肆屠杀知识分子，无疑要文明也要高明得多。只是不幸的是，江吴都会，繁华钱塘，竟起投鞭断江之志，十里扬州，终成废池芰麦。流氓关注的，永远只是掠夺而已。

考察城邦内部的财富分配途径，自愿的贸易是一双利的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式，而掠夺，也可以说是一种财富重新分配的方式，只不过更为暴力而已。其他的形式，还包括征税和借债。

当货币制度被发明出来后，手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一直大量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造成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相当于间接收税，即是经济学上的铸币税。这是一种隐含的税收。钱颖一构建了两代 联邦主义理论 来讨论政府预算硬约束机制。按照钱的理论，要形成一个市场维护型的联邦主义，必须有一个可信的机制来完成政府的预算硬约束。即是防止政府提高税基之外，还必须防止政府大量发行货币，造成货币贬值。在纸币尚未出现的希腊-罗马时代，纸还只是蒲纸，不可能用来做纸币，主要货币是铸币，而金属的开采的可能性和发掘提炼的周期，物质及技术的限制，防止了政府可能的滥发货币。但政府可能会降低金属货币的成色，滥竽充数的用低劣货币来代替成色良好的货币，这最终便导致市场上低劣货币充斥（即是格雷夫所谓 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老百姓对政府货币信心的丧失，转而接受民间的私人铸币。由于民间私人铸币传统的存在，政府所大量发行的劣币同样必须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比起现代政府如此多的隐蔽而狡猾的劫掠财富的办法，相对而言，希腊-罗马世界的政府，只能依靠暴力征税或者借债来解决问题。

对于早期君主来说，主要可征税种包括贸易税、土地税、人头税、财产税。希腊-罗马的贸易极为广阔，从而，征收贸易税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同样，稽查富人的财产也需要很大成本，因此，税收便主要落在向农奴及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上。一旦君主入不敷出，那么，要么便必须提高税率或增加税种，要么便必须举债。税收本身意味着一种赤裸裸的财富的重新分配。高税率提高了逃税的机会，而这意味着缺乏更多逃税本领的农民，便必须去负担更为高昂的税收。这种关于高税率最终会损伤税基的理论，被拉弗用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典型的描述出来。在现代西方国家，税率的提高，需要议会的辩论通过，议员代表了民众的意愿，反过来，自觉纳税，乃是一种双方博奕得到的一种可自我实施的契约。在希腊-罗马时代，对于税率的反映更直接的诉求表现为暴力反抗。历朝败亡，官逼民反，多因高税率而起，所谓 苛政猛与虎 是也。

如果政府入不敷出，一时又不能强行征取高税，在一个强烈受天气影响收成的农业经济社会，借债或许是度过财政危机的一个办法。大体而言，借债的原因是短期的收支不平衡。现代国家很容易通过政府赤字来理解这个问题。政府借债，诸如现代国家债券，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和形式，比如国库券。从市场经济来看，相比于独立自然人，政府的债券可能更加稳定而且持续时间更长，但当面对的是一个不讲承诺而且随时可能动用暴力悔诺的政府来说，不予借债反而是一种更优策略，因为一旦政府不还钱，便无法强制执行。从而，在这种制度下，借钱给政府具有更大的风险。在不同制度下，最优策略不同，显现了制度对于选择的约束。而加州政府的破产和未来战士成为州长，与其说显现了民主，不如说，显现了一个稳健的市场。在这一意义上，市场外部的竞争，永远约束一个僭主政府的终极力量。

如同经济学中李嘉图等价原理说明的，假如政府一开始收支相等，当某一年收成不好而必须举债时，那么，下一年经济收成的盈余必须足以填补这个差额和利息的总额，否则，政府仍然必须举债。也即是说，举债只是分摊了收支的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办法解决收支之间的差额问题，必须限制收入或者收得更多的税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约束开支，而通过借债填补赤字，说白了，只不过在提早吃光子孙的米饭罢了。下一任的子孙政府终必须提高税率，暴力征税，这往往又酿成了最终的动乱。在这一意义上，预算硬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也即是说，必须将财政开支和货币政策分开，防止无预算的大量发行货币，防止过度的财政开支。而那些带三个表的代表们，在举手通过建造为僭主娱乐使用的大型剧院，建造彰显伟大功绩的水坝或者将一个蠢材送上太空漫游，在继续无限制的挥霍着有限的税收时，实际上，只不过在引爆市场的力量，将王朝推向官逼民反，再次洗牌的局面，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谴责的罪人。

历史从何而始，已不可知晓。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

对此，4年前 Michael 在《寒柳堂记梦读后》一节中，遵循齐思和的猜想，

文明初启时，人类不知施肥以养土地肥力之法，又昧于深耕之术，民劳利薄，沿河冲积之地，土地肥沃，易于灌溉，两岸则果实丰富，故初民每沿河而居，及至肥力用尽，则逐河而迁。是故古文明多发源于河流沿岸。

现在看来，这种猜想很是粗疏。

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基于1995年发现的猿人化石，可推断约420万年前，南方古猿已获得某种形式的直立能力。基于对约25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及附近骨头的分析，可知早期石器主要用来敲击动物死尸的骨髓，而非作为切割工具，即是说，此时的南方古猿主要是食腐分子而不是狩猎者。基于约160万年前的图尔卡纳湖男孩化石，其身材体格高大适宜散热，四肢细长可大辐移动，可知此时原始人已习惯远离森林和树阴而在热带草原生活，即是可以走出非洲，进入亚洲。从发明石器后约100万年间，再无任何变化能和直立、制造工具和双足行走这三者相比较更为影响深远而有意义的变化。或者说，这百万余年间的人类进化，并非均速逐渐优化的过程。

约50万年前的原人化石，比之前时代更常见，这意味着一种人类的扩张。约30-2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预制岩核）被确定是蓄意打磨出来的。从气候上看，地球北极的冰盖每约10万年扩张并收缩一次，地球气候随之震荡，原人可能随气候变化而迁徙，但基于这个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原人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很难被确认。

关于欧洲古代居民，以约20万-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占多。据1997年的线粒体 DNA 的分析，尼安德特人是另外一个人类分支，与现存人类的祖先无关。此人种常被后世提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与其他人种比较，更倾向于埋葬死者。从尼安德特人的坟墓看，骸骨没有随葬品，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物质缺乏，也可能意味他们不具有宗教意识。同时，伊拉克沙尼达洞穴中一个老年残疾人的骸骨，意味着一种群体性的 社会关怀 在古远之先便已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基于当时的物质条件，这个残疾人很难生存到老年。¹

大规模的尼安德特人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远在基于本能谋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组织行为，由此，再次印证了 Binmore 的批评

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辩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²

现存的化石只提供了极少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信息，也没有显示他们具备符号能力。最后的尼安德特人大约是在4万年前-2.7万年前间。其灭绝，与从非洲过来的智人中的克罗马努人的入侵有关。这种入侵对于尼安德特人灭绝手段之残忍，在20世纪多次屠杀和革命中多次重现。而同类相食这一特性则被后世岳飞 壮志饥餐胡虏肉 的雄心壮志再次延续下来。人类残杀的动物性，与慈爱的关怀之间，算起来，竟是同样如此古远的存在。

基于化石来看，这两个人类的脑容量没有太大差异，但3万年前的欧洲遗址所发现的克罗马努人，具备远比尼安德特人更多的符号行为，比如对工具的装饰，雕刻和绘画、精心埋葬死者等。符号行为的差异，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一人种存亡事件， 但事实是否如此，已不得而知。这一事件，大约是最近的一次冰川期再次开始的时候，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新石器时代大约在2.7万年前—7000年前间，以工具划分时代，纯属一种技术主义的划分。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详细的图解了新石器和旧石器的不同，同时列举了17种不同种类的新石器。划分其关键，便在于是否人工刻意打造。按照 Burkitt 在《史前学》及 Mason 的说明，大约有击碎、剥削、截断、穿孔、磋磨等5种方法。新石器工具的出现，对于人类制度的影响，按照林惠祥的说明，包括

1. 保护采集石料者的和平公约的出现。或者说，一种武力相当的以牙还牙的博奕的 Nash 均衡点的稳定存在，这引向一种政治经济学。
2. 石器成为商品，交易出现。
3. 制造石器的分工合作制度的形成。而关于交易和分工这两者的理论，一直要等到亚当斯密才开始论述。

石器工具的进步，使狩猎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古龙以为，娼妓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但这没有任何证据。通过狩猎，人类的身体控制技能得到提高，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的体质或许也有所改善。约1万年前畜牧和种植开始出现。到铜器大量应用之后，农业更加发达。基于人类学考察，现存部落中，仍有以为狩猎要比农业来得高级，或者说，如同希罗多德所记载，原始民族轻视农业，上古色雷斯人以狩猎为高贵之事业而耕耘为低贱的勾当。这或许显示了人类制度及观念的粘性。从工具来说，纯铜较软，与锡一起融化后形成的青铜较硬，适合做利器，也比石器更持久耐用。大约而言，埃及出现青铜约在6000年前，中国与欧洲南部约在5000年前，欧洲北部约在4000年前，铁矿的冶炼更难，出现的年代比铜器稍晚。

从6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的人类组织生活，可从人类学中获得旁证和丰富的猜想，这一时期，诸种人类社会的基础制度，大多已经出现，诸如社会组织之中的婚姻、母、父系部落、氏族、阶级乃至财产、交易，宗教之中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偶像崇拜、鬼魂、祖先崇拜乃至魔术、禁忌、占卜等，艺术中之人体彩绘、唱歌、跳舞、音乐等，均已出现。³

如《各种文化关于物种起源及人类由来之解释》一节所述，于宗教而言，印度公元前1500年间有诸《吠陀书》，而后有《森林书》、《奥义书》、婆罗门教、佛教等。中国《诗》、《书》所载，为商、周（前1046年-前771年）间事，基于殷墟发掘，可断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之存在，三里头之发掘，可断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存在，即公元前2000余年间事。希腊神话及哲学，则为公元前600年间事。

大致而言，自人类直立、制造工具和双足行走这三者出现之后，对器具的加工工艺的逐渐精良，伴随人类自狩猎向农业过渡，各种组织和制度也渐渐成型。而这一切背后，则是大自然变化无常，跨期漫长的气候及地貌变化。所处地貌及气候不同，成为不同区域经济面貌演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因为在农业社会，这两者将深刻影响到农业收成，并进一步决定了城市所能聚居的最大人口数目，同时，这意味着在一个广阔的博奕视野下，博奕者的资源禀赋从一开始便不相同，于是，更进一步决定了军事征服、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博奕。但如果将历史的一系列变化，纯粹的归结于地理或气候因素，如黄仁宇之论大历史与降雨线，《河殇》之论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则未免过于简单，如同中东石油于当代之影响，便非宋前之人所能预料。

按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国的历史，发源于夏、商、周。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商人五迁，不出山东、河南。商最后250年定居于河南商丘旁。器具如青铜、甲骨，以农业为主。最后百余年，周兴起于渭水之间，逐鹿于中原之上，此时之活动范围，以山东、河南、山西为主，旁及河北、陕西。东周后，长江以下之楚、吴、越，即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始与时事。历春秋、战国，而及秦汉。秦灭六国，分三十六郡，如琅琊刻石所云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汉承秦制，重农抑商，一尊儒术，为此后之分分合合定下一个传统基调。自帝国首都辐射而出的驿道，将本来为山川阻隔的地域连成一个广阔的大地，自此之后，历史便在这大地上展开，倚山丘要津为天险，以中原为必争之地，反复折腾，演出一幕幕成侯败寇、将军白骨、兴亡皆苦的大戏。

与此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从一开始便与地中海密切相关。下面这些连接提供了不同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以及罗马城所处的位置，也包括了古罗马的的风光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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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 这个名词充分显示了希腊——罗马城邦的交通特征：水路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其结果，便是城邦的形成。作为基本单元的城邦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中，除了天然的地理条件之外，也与造船技术有关。大海的阻隔，明显造成陆战和海战的不同，中国典型的例子，如隋炀帝入侵高丽的失败，清政府对郑成功的无可奈何，乃至因为对岸常规武器的发展，使试图跨越金门海峡的流氓，当考虑使用远程导弹时，常不得不面对要不要焦土的非此即彼的 角点解 Corner Solution 局面。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地中海，相较于陆地上防守的军队，造船及航海技术所能输送的军队及武力显得很脆弱，至多只能当海盗进行游击战，于是，只能保持对手的独立和尊严，而进行贸易，城邦，也由此形成。而在帆船得到明显改进了以后，比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这种形式，便相应随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和造船技术的限制，使希腊-罗马的城邦获得了一种 天然的合法权利。虽然城邦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大海的阻隔，使大规模战争难以如中国般持续爆发。因而，以海伦之名跨海横渡的十年特洛伊之战，比起后世用 统一 和雷老虎式 以德服人 的大词来掩盖背后的侵略阴谋，也来得更为直接和光明磊落。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写道：

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和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键，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通道。⁴ 另外的许多孤立岛屿、海峡和溪谷则便于防御，因此，城邦易于形成。人们主要把希腊看成城邦，但城邦实际上，在地中海一带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非尼基人的城邦，伊特拉斯坎人的城邦。

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是完全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

城邦的 天然合法性 的结果之一，便是诞生出了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关于城邦的政治理论，或者说，关于 城邦与人 的 政治哲学。如果说，希腊哲学中诸如犬儒、伊壁鸠鲁甚至斯多葛学派等力求提供一种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准则的自给自足的个人生活，甚至基于自身为准则，重新设定所应该遵循的社会道德准则，更接近于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由苏格拉底开出来的这一路哲学，更接近于一种伦理性的政治哲学。

这一路哲学，由柏拉图演绎出 哲人-王（注意其中的连线）和《理想国》，再经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政治做一个规范分析。而另一个常常被人们淡忘的路向则是，从事某种政治实践的三十僭主，同样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虽然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但经由理论阐发和政治实践这两个思路回溯，将苏格拉底设定为古代政治哲学的源头并不为过。

同时，尽管苏格拉底以其非凡的殉道精神，为他所追求的真理献身，是一种典型的个人选择，但他所献身的真理，仍然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中某种社会秩序为背景的准则，或者说，是入世的真理，而不是出世的真理。也即是说，当苏格拉底追问

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

时，这种渐渐离开 相 而专注于 名 的演绎，使哲学更专注于纯粹的概念探究，但这种追问的背后，苏格拉底最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仍然是关于尘世的社会秩序背后的德性问题。因而，事实上，苏格拉底所追问的 人，正是城邦背景下的 人，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三十僭主的实践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各自对苏格拉底的阐发。这也正是伯纳德特在《斯特劳斯的〈城邦与人〉》一文中所说的，

斯特劳斯的《城邦与人》的真正题目是 雅典和苏格拉底。

对于三十僭主来说，作为治理城邦的政治事务者，城邦的局限性已经界定了城邦，或者说，城邦本身已经成为预先设定的前提假设，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基于城邦这种假设，处理此时此地的事情。但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来说，关于城邦的哲学，必然是超越城邦而成为一种规范性准则。他在《国家篇》中的努力，便是尽力去描述他老师潜背景下的秩序，并为这个秩序提供一个哲学证明。

当柏拉图推论出（与任何幸福意义无关的）善的本质因秩序的形式被哲人所洞见，而秩序所展开的逻辑则体现了美时，苏格拉底所追问的什么是正义、勇敢和善的问题，便被柏拉图以一定类型国家的秩序和形式的实在，以社会的形式将解答具体化。这接近于经济学中经过 Arrow-Debreu 之后的一般均衡，为一切尘世提供了一个从没以真实形态存在过的基点。于是，城邦的哲学，超越了城邦本身，成为一种建构性的一切城邦的理想主义哲学。或者说，一个作为基点的最佳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的超越和存在与柏拉图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因为当日后基督教成为国教，神学必须负起重任，去解答所有一切与现实政治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作为统治阶级最为坦城的同党的柏拉图，无疑是最值得借鉴和重新包装的。而尼采的《重估一切的价值》则是以一个新的起点，试图创造一种非欧几何。

在柏拉图的论证结果中，秩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的基准。城邦的正义，便存在于城邦的秩序之中，

稳定压倒一切。

如同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p145）中所说的，古典自然权利论的本来面目若得到充分展开，与关于最佳制度的理论就会是同一回事。也即是说，秩序被定义为自然的，与秩序不符的，反而是 不自然 的。于是，在一个 理想国 中，不自然的人，必然必须被转化为自然的。从《国家篇》到《法律篇》，柏拉图不但讨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基点是怎么样，统治者该如何被教育，还跨越了实然和应然的桥梁，讨论了如何在克里特岛中建立一个国家，实施法律的计划，而对平民德性教育的普遍灌输，则被用来作为构建这种社会的主要手段。在《国家篇》中，欲望必须被抑制，在《法律篇》中，欲望必须被重新改造，但是，柏拉图没有指出，如果教育失效时，该怎么办？或者说，与现行秩序不一致的时，必须采用何种手段？封id---封ip---肉体上的完全毁灭---身份清洗---还是以一种对待那15年前退下来的老人的方式，通过故意遗忘来清洗所有的记忆？《黑客帝国》或许将是解决柏拉图潜台词的一种可能方法。

柏拉图的论证，以 理想城邦 作为 现实城邦 的隐含参照体系，而 理想国 于他处的重新构建，则意味着认为现实城邦的不可转化。而当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一开始就写道

人，按其本性，乃是政治动物

的时候，便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老师这种神圣的疯狂，而完全立足于现实城邦之上。按照一种经济学的说话，不试图去追求终极的最优，而接受一种伯累托改进的次优。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重新构建一个现实从不存在的理想国，而是试图基于稳定的原则和统一的结构，来比较各国政制的形态的优劣。从而提出：

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来三种好政府（君主、贵族、立宪）和三种坏政府（僭主、寡头、民主）。关于僭主，亚里士多德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评论：

一个僭主要想保持权力时，必须做些什么事情：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象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他应该使人民不断从事巨大的工程，如象埃及国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种做法。他也应该授权给女人和奴隶，使他们也都成为告密者。他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要做，并且永远需要有一个领袖（1313a与b）......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但没有决定哪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是更为有效。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21章中写道：

全书里唯有这段话是对于今天最适用的一段话，思想起来不禁令人黯然。

当考虑到各种蠢材和愤青所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仇日情绪，统一之论，以及各种禁忌的词语、删帖的规则，占领阵地的正面宣传的努力，再次为亚里士多德2000年前的话语，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时，可以这么说，在政治哲学上，这2000年，实在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希腊如此多城邦及如此多的政治试验的状况，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如何可能的讨论后不久，便因为罗马帝国的崛起而改变。

注释：

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无论它在哪里被发现，

从而得出哲学是神为了让希腊人能接受基督而准备的方法，柏拉图则是摩西的分身。相较于此前查士丁硬拿基督往 logos 上凑，克莱门特的说法，更大言不惭，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此时基督教的壮大。这种论证的搞笑程度，赶得上某君以为，文革中湖南流氓不是迫害四川武大，而是暗地保护，目的是为后世改革做准备的说法。这差点便可以推出，为使某君能得享改革开放之胜利果实，湖南流氓不惜发动了文革，以今人之价值观去衡量前史，可笑者便常如此。

如果时间是线性的话，那么，历史必然只是一次，这一刻的当下乃由过去延续而成，那么，没有此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当然便没有说话者那一刻的可能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衍生出“没有猪头党，便没有新中国”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愚蠢歌词。因为正如本文先前一开篇所说明的，如果历史只有一次，那么，历史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便不能用此种时间事件上的先后次序作为结果来证明。

如果说，早期教父的这些论断方式中，爱纽任的论证方式带有两个凡是的味道，而查士丁则将他的理论解说成 基督神学特色的希腊哲学 以获得皇帝的认同，那么克莱门特，则可谓新左了，一反而认为希腊哲学乃是 希腊哲学特色的基督神学。但基督神学与希腊哲学及印度佛学不同的是，希腊哲学中 Logos 的循环生灭，印度佛学中因果轮回，时间均是无生无灭，当下并不重要。但当克莱门特为基督神学辩护时，当下被强调并引申为末世，于是，当下这一刻比历史更具价值。在此后的世代中， 自我 在当下这一刻重要性，被过分强调，乃至自我造神。其渊源便是克莱门特。

克莱门特对希腊哲学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奥利金（约185-254）。奥利金试图会通希腊哲学思想和犹太教思想，打造一个基督神学体系。他继续查士丁对逻各斯的理解，强调逻各斯不是在时间中创生出来，而是通过道成肉身，使永恒的神得以和此生此世的时空建立起历史关系。这虽然没去考虑性和位格的问题，但朝向 圣父、圣灵、圣子 三位一体又走进了一步。但问题是，一旦试图将希腊哲学和犹太思想糅杂起来，便难免必须去面对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张力问题。也即是斯特劳斯所强烈关注的 神性 和 理性 之间的张力问题。

这种问题来源于所综合的思想传统，或者说文本，事实上乃是由过往积累而来，而这些文本的创生，各有各的目的，每一文本也从未试图去和其他文本达致逻辑一致性。于是，随时间独立自我演变的文本，作为一个实际演变而非理性建构的体系，不可能存在先天的逻辑自恰性。典型的例子，比如犹太教的上帝，乃是伴随时间历史而存在，而且，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参与犹太人的历史。而希腊神话，经过希腊哲学去神话化之后，成为单纯不变甚至不受时间干扰的 logos，无情绪之变化而独立存在，一旦基督神学试图调和这两者，便意味着某些属性的必然被放弃或者折衷，比如采用寓意解经法，将上帝的发怒，解释成一种修辞学上拟人化。这正是奥利金为了达致基督神学的逻辑自恰性，所采取的哲学化立场。

但很有趣的是，早期如查士丁为了向皇帝献媚而将基督神学硬往哲学上凑，后世的教父，在基督教壮大之后，却因神学的过度哲学化而恼怒不已。以至于后来的基督公会，先控告说奥利金是所有各种异端的来源并把他定为异端，但更后来的会议则推翻先前的决议并确认他是伟大的神学家。这种个人的价值被后世以后世的价值观不断重新解释的母蜘蛛式的做法，与后世对宋江、于连的重新阐释来完成一种全民价值观的转换如出一辙。

如果说，克莱门特、奥利金可谓神学中的自由主义，那么，同时代的人中，德尔图良（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0-225年）则可谓神学中的保守主义。他约40岁时才开始信基督教。在德尔图良看来，克莱门特的论证方式是极其搞笑的，他提出：

雅典（哲学）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基督与柏拉图有何相通？教会与学府有何相同？

他坚决主张将哲学从基督神学中清除出去，而基督徒必须是除了圣经、使徒的言语和教会的规则外，对心智的思索完全没有兴趣的人。

德尔图良的主张显示了此时的基督教已经意识到哲学带莱的对神学的纠缠，因为，一旦必须依靠逻辑和文本的自恰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对神的信仰便变成神学，而不断的受到哲学的干扰或者必须去面对世俗关于神的存在的质问。这种质问，正是引起日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们所追问的诸如 上帝如何能举起一块他不能举起的石头 此类问题的根源。德尔图良完全意识到

信仰，必须以理性上的不可能为基础。

作为一种更彻底的方法，必须采用一种更加干脆的唯信论，将哲学驱赶出神学之外，不用事实或者其他辨证的方式来说明，而是采用相信与不信来界定。如果基督教及早听从德尔图良的教导，将基督神学中的哲学部分斩草除根的话，那么，很可能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便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这一点上，后世深暗《明史》的湖南流氓，理解得更加深刻，通过文化革命，用一切暴力和媒介封锁的办法，对各种可能质问教义的声音，名之为修正主义从而从精神到肉体加以扼杀。以将教义变成一种追求简单划一而不受质疑的信仰，并在早上朝拜，晚上忏悔的仪式中完成这种自我造神运动。

但此时的基督教，仍然是受迫害的宗教会，德尔图良也并不拥有后世君主的强力，尽管他充分具备强烈的个人性格特征和政治家的眼光，强烈主张将哲学驱赶出神学之外，但在与帕克西亚等的论战过程中，他同样不得不借鉴希腊哲学，甚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结果，便是首创了后世 三位一体 等一系列概念。很有趣的是，因为晚年的德尔图良改信孟他努主义，自命为得上帝精髓，而不愿和蠢材为伍，离开教会。因此，后世的教会不承认他是圣徒或者神甫，也导致他的著作被后世埋没，而此后教会便在不断的流血争吵中，无效率的用百余年的时间，来重复德尔图良对三位一体的独立思考。这和后世用几亿人口来验证马寅初的结论一样，愚蠢而可悲。一个不容许异端声音的社会，必然有无数此类愚蠢悲剧的重复出现。因此，军队、文官政府及对媒介的控制这三种暴君用来保证教义纯粹的最终极的手段的改革，军队是否能独立于文官政府关于教义的争吵，争吵能否通过媒介被表达并放大出来，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充分利用个体信息及个体创造力的关键。在这个角度上说，郑大班和阿飞哥封麦这一事件本身，是对言论空间保证的绝大讽刺，如那张以肉身挡住坦克的照片一样，事实，要胜于无数谎言的遮掩。

同一个基督的教义和信仰，却引发出克莱门特、奥利金、德尔图良等如此多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于是，在各种论争中，一个作为终极判据的经典文本的重要性日显突出。虽然在公元170年左右，已经有半成品式的《新约经典》———穆多拉利经目的出现，但基于各自的立场，爱任纽、奥利金、德尔图良都制作了自己的《圣经经目》，虽然其中有相同部分，但歧异却也不小。一直要到公元300年左右，不同神学学说关于基本经目的分歧才逐步缩小，这种缩小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皇帝的迫害而导致的压力和教会的壮大，而在君士坦丁皇帝311年突然改信之后，由于皇帝力促教会和教义统一，于是，397年的迦太基会议订出为数73卷的新旧约正典书目（新约27卷，旧约46卷）并得到419年的迦太基会议的确认，《新约》经典才算尘埃落定，尽管这些经典所表述的神学和教义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和纷争，但对于经典文本的限定，使这种纷争的解决和统一最终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教会组织的出现、皇帝的归信和经典文本的形成，是影响此后基督神学走向的几件大事。由此，基督神学开始自成体系，而教会也开始介入世俗政治，与帝国及欧洲历史相缠绕。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在第15章中，指出以下五个方面使基督教比起其他宗教而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包括

1. 基督教徒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
2. 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
3. 传说中的神奇力量。
4. 基督教徒的品德。
5. 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了教会成为一个组织，很可能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各种可能的解释，甚至包括了连杀婴的几率问题，比如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引用了哈那克的话：

我们很难决定那作为基督教特征的各个势力在产生推动力方面的比重，也就是确定：这种推动力有多少从它的一神论得来，从耶稣基督的教义得来，从它的永生希望得来，从它的积极施舍和社会救济制度得来，从它的纪律和组织得来，从它进行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的能力和轮廓得来，还是从它在第三世纪里所发展的技巧得来，另一重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异教徒和基督徒在人口繁殖率上有着高低的差别。因为在异教徒间存在着杀婴的风气，而在基督徒间这种杀婴的恶习，则被禁止的。

但合理而客观的方式，可能是汤普逊式的对事实的说明，而非对事件间因果关系的论断。

汤普逊力图为教会这种组织优势做出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上的说明，按照他的转述，基督的言说中所出现的事物，多是乡村风情，而保罗的言说，则多是城市的景物，这显示了基督教的城市化。早期的神学或者基督教义多少带着犹太教的强烈非政府倾向，但如同汤普逊所指出，

它却从没企图把这些观念付诸实施，而是将它的活动局限在实际条件内。博爱和慈善的福音，反映在施舍方面：如救济孤儿、寡妇、疾病残废者的苦难，救济第三世纪中那些被送到石场里、矿井里的基督徒囚犯，赎回那些被非洲摩尔人所掳的俘虏，赈济荒灾，维持传教师的生活，照顾那些旅行途中的基督徒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慈善性工作。

这种将教义隐藏在互助会的慈善行为背后的做法，使

最初两世纪中，所有的皈依信仰者，差不多全部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自由人、手艺者和商人。

而

神父作家们则经常把一个富人或一个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之皈依信仰事件，作为特别庆贺的事件。关于本都城一个有钱的船主人马桑的信教，即是一个例证。

反过来，通过罗马教会对地方教会的财富施舍，罗马教会获得了对地方教会的影响力，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一个组织的形成。

如同所指出和先前所说明的，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以后，犹太教的《圣史》、选民，再加上救恩赎罪的理论，使基督教一直带有一种普世化倾向，各地方教会的统一，强化了这种倾向，甚至使作为组织的教会和作为组织的帝国的统一，成为这种信念的合理推论。在德尔图良的学生西普利安为教会找到教理上的根基——教会之外无救恩——之后，教会更成为一种成型的严密组织。这种严密的组织和财富的整合，使教会史上，君士坦丁时代前的教会，表现出一种直线扩展的趋势：即从奴隶和下层工人阶层到罗马帝国的富人阶层和有钱贵族的自下而上的扩展。到公元310年时，基督教会的成员已经渗透至皇族、法院、军队和官僚体系，并开始挑战现行制度。吉本的书中，记载了一个青年士兵马克西米利安努斯在一个公共节日里，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衔的标记，宣称他除了那永恒的王耶稣基督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远不再使用杀人的武器，不再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当然，这个事例又可以被基督徒再次利用来证明神之伟大。但这种行为，如同吉本所说的，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府会听之任之不加惩罚，这或许是每一任的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无不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

在君士坦丁皇帝归信以前，对基督教的迫害，造成了大量的殉道者，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和内奸。中国人很容易通过《红岩》一类的电视剧理解这时的状况。但暴力，并不是消灭宗教的最好办法。正如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回应皇帝对丐帮过于强大的担心时说道，天下乞丐的多少，事实上是由皇帝决定的一样，外部蛮族的不断骚扰，和内部广阔的帝国大地上，军队将领的不断自立为王，使帝国疲于应对，根本无法提供除了暴力之外，足以应付宗教的物质及思想代替物。最终，帝国只能无可奈何的任由基督教存在和渗透，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崛起和改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00年后中原大战和日军入侵而导致共军崛起，为基督教崛起，重演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但问题在于，教区乃是分散而且独立的，一旦本教区的主教的权力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如何解决？而教区与教区之间的主教如果发生冲突时，甚至，如果某一教区主教如果信仰异端时，如何解决纷争？这时候，基督教仍然是被迫害的宗教，皇帝忙于应付奴隶的造反，只要教会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政府一般不愿意出手介入争端，也即是说，这种争端的解决，不能倚赖于合法政权的制度调停，而只能私下解决。而不同教区之间的主教，并没有武力或者足够的制约力量来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只能依赖于对平信徒的说服力，这种讨论和争辩的终极判据，有赖于一套经典的权威文本。这套经典的文本，不但是由教父们确定下来有利于澄清教义，还必须能为平信徒所接受。也即是说，各种时机，促使组织化之后的教会，必须努力去澄清教义，建立经典文本，以为合法权力释法。

当最后见证耶稣的使徒约翰去世时，《新约》的概念尚未萌芽，更谈不上除了《旧约》之外，确立新的经典的可能性。于是， 教父们必须在彼此的争辩中竞争，澄清教义之间的矛盾，达致一种逻辑上的自洽，而教义则必须具备可以简单判断的明晰性，以满足俗世平信徒理解力的需要，于是，神学在这种竞争中成型并被简易的哲学化，各种命题，也从复杂的逻辑被简化为各种煽动性的论断。

公元90年—公元140年，是后世的所谓 使徒后的教父时代，也是所谓的 护教时期。这时期的一些教父，被后来的正统奉为最早的基督神学家，另一些则被定义为异端。但后世的正统，事实上只是前期某一个宗派经过长期演变的结果，从一种更广泛的立场的话，只要是试图以一种逻辑一致性讨论耶稣及神学之问题者，无论是否被后世基督教视为异端，均可被视为事实上的神学家。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被后世定义为异端的各种教派，就不会有现今见到的神学。所以，各种异端的总合，事实上等于界定了所谓正统的边界，尽管这边界，看起来，竟是如此模糊。

按照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这一时期从属于基督教而被后世正统教会定义为异端的对手，除了前面论及的诺斯替主义 Gnostics 之外，还有孟他努主义 Montanus 以及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家塞尔修斯 Celsus。

关于孟他努主义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早期教父的文字，如果说，诺斯替主义倾向于精英式的个人修炼，那么，孟他努主义所以被列为异端的主要原因，便是孟他努及其追随者反对基督教义的文本化而试图自命为先知。孟他努自命为 圣灵的喉舌，反对使徒们拥有对基督教义的阐释权。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以口语的沟通媒介对文本化的反抗，也可以被看成通过对话语权的争夺而对权力的争夺。中国人很容易通过以下这个例子来理解正统教派对于孟他努主义进行不懈打击的原因：中国太平军洪秀全自命天王，为祸百姓，东王杨秀清为了获得权力，便在1848年发明了 代天父传言，自号天父，以此来攻击洪秀全 天王 的合法性地位，甚至多次利用这种天父附身的说法，试图让洪秀全

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

很有趣的是，洪秀全使用的《圣经》可谓欧阳锋式的《九阴真经》，而杨秀清自以为独家发明，妙手偶得的天父附身，则不过是孟他努主义两千年后的阴魂再现。在一个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组织结构中，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经典文本为基础，而是采用任何人都可以附身显圣的办法的话，那么，这种随意性的结果，便是严重的伤害组织的权力合法性地位和稳定性。孟他努主义的消亡，显示了使徒们沿袭犹太教的做法，空出神的位子，将教义文本化并经典化再进行传承对于组织稳定性的好处。而精研洪秀全、石达开之败的阴谋家，便不再选用这种付身显灵之术，而是自出机杼，以湖南愤青思想、四川武大理论和扬州核心时间分别作为德国大胡子主义在不同时期的经典，可谓青出于蓝了。

教会对于孟他努主义的回应是正面决裂，并且出版了一本著作《十二使徒遗训》以教导平信徒如何面对自称为主的先知：比如说，如果在信徒家住上两天，白吃白喝，并索要钱物，便可被视为假的先知。这或许是基督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内部分裂。而严格说起来，这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书，和这一时期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一系列书籍一样，对神学毫无贡献，而各式各样的《绝交书》和《讨武氏檄》（疑缺字）。

这时候，真正促进基督神学发展的，不是来源于内部的教派的竞争，而是来源于外部的挑战：皇帝的宠信塞尔修斯。当皇帝和平民都相信基督教的圣餐是烘烤婴儿吃时¹，他写了一本著作《正统教义：致众信徒》，重点攻击基督神学上的逻辑，而不是攻击基督教徒的行为。塞尔修斯的攻击事实上相当简单：

基督教自称一神教，但他们却崇拜一个最近才出现的人，神不可能降临大地，否则，他的本性便会被改变。

这是第一个真正挑战基督神学的教外知识分子。此时，基督教仍然是受迫害的小宗教，对塞尔修斯关于基督身份质疑的回答，只能合理答辩，以让皇帝满意，而不能像后世的暴君，以早晚的朝拜、忠字舞、死后阴魂不散的陈列展出和对两个凡是的接班人的选择，来使自己走上神坛。于是，教会和信仰者必须更进一步去思考神和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最终形成了日后 道成肉身 及 三位一体 的概念，这种过程，促进了基督教义的哲学化。尽管由此却带来 理性和神性 之间的张力问题并成为日后基督神学分裂的内核，却是始料不及了。

如前所述，斐洛所在的亚历山大城，柏拉图传统也很活跃。作为新兴宗教的基督神学，便在北非这个城市，而不是欧洲，发展起来。斐洛试图进行犹太教的哲学化。他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和旧约圣经，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和谐不悖。他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三位一体便是 上帝、逻各斯（Logos，道）、摩西。早期的教父们，沿袭了斐洛的思路，引入逻各斯（道）作为神和人之间的媒介。如同2世纪上半叶的查士丁（约150）说道，

我们论及基督时，指的就是希腊人的逻各斯（道）。

基督是神的逻各斯，

作为神和受造物之间的媒介。或者说，神并不是自己来到人间，而是通过媒介（道种）来到人间，以此来避开塞尔修斯的诘难。事实上，将基督等同于逻各斯，便如将逻各斯翻译为中文时，只好借用中国《老子》中的 道，来让读者获得一种可理解性而已。这种手法和策略的目的，便犹如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时被确认为太阳神阿蒙的儿子一样，只不过是想让皇帝理解，基督教和皇帝所喜欢的柏拉图哲学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早期的教父们没有想到，后世的基督教以一种他们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快速膨胀起来，而后世，却是以前代的解释为传统，他们一时策略的结果，便是后来3-4世纪的教父们不得不去回答：

为什么基督便是逻各斯？

或者

逻各斯如何在基督身上道成肉身（lncarnaution）

这个神学上极其让人头疼的问题。同时，由于在希腊哲学中，逻各斯不倚赖时间而永恒存在，一旦把耶稣等同于逻各斯，教父们便不得不尽量淡化历史史实上的耶稣，以赋予其永恒的身份，于是，肉身的耶稣，便被奉上神坛而符号化而等同于永恒的道。

查士丁开启了三位一体论的思辩过程，另一个教父爱任纽（约出生于120年）则开启了救赎理论。爱任纽的老师波利卡普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所以爱任纽一直自命正统权威，而他的主要敌人，则是诺斯替主义 Gnostics。他批驳诺斯替主义的方式，并非说理式的冷静，而是相当简单而且搞笑的论断：

凡是诺斯替主义者通过文本所解读出来的所谓 隐秘书写，只要和爱任纽的理解不同，都可以被定义为假理论，因为，如果这种教导确实存在，那么他的老师波利卡普必然会从约翰处知道，也必然会告诉他。

这相当于另一个版本的 两个凡是——

凡是基督的指示，必然应该坚决维护。凡是来源于基督的福音，都始终不渝地遵守。

再由此推导出爱任纽和基督之间的亲缘性和权力合法性。当诺斯替主义者强调 灵 的重要性而否认肉身的重要性时，爱任纽便提出救赎理论来强调道成肉身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道成肉身使神的儿子变成人，永恒的逻各斯（道）经历此生此生的人类生存的困难本身这一事件，便已经具备赎罪的作用，而不只是通过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来流血赎罪。于是，道成肉身，便是整个救赎历史和个人得救的关键。这个观念，被称为救赎的道成肉身论。

到第3世纪时，诺斯替主义及孟他努主义已经逐渐式微，而教会的力量则逐步增强，也受到更多的皇帝的嫉恨，此时，向爱好哲学的皇帝献媚已经不是一种有效的减轻敌视的手段，如何向教徒们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清晰的思想，以形成组织的凝聚力，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于在基督神学中引入哲学，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主张宽容并蓄，吸收希腊哲学，如克莱门特和奥利金。一是主张完全将哲学排除在外，如德尔图良。

注释：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可谓此时写照。汉武帝在世期间，打造了一个强势的君权王朝和事功务实的官僚集团，并且以损失一半人口的高昂代价¹，派霍去病、卫青西击匈奴，促成民族大迁移，而这最终导致蛮族对罗马的入侵。但东西半球这两个大帝国之间的跨度，如此辽阔而深远，以至身在局中者远未能意识到此种变化之间的因果链条。

这两个帝国，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均丧失了其强有力的领导者。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此后，罗马经历了13年内战，直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统一罗马帝国。逢战则开 的哲那斯神庙再度关闭。从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是罗马帝国长期内战之后，最为和平，疆界也最大的时期。而耶稣也出生于这一期间。

关于耶稣的生平，秋水幸原在狱中临终写成的《基督抹杀论》乃为后世无神论者中最为坚定的反对神化耶稣者的考察。² 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使徒们四散逃逸，却促成教义四处传播，其中足迹行得最远者为保罗。这期间，基督教慢慢变得具体化，相应，本来只属于犹太人的宗教，也慢慢转为一个向异乡人开放的宗教。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犹太要素为以下六项：

一部圣史、选民、公义的新概念、律法、弥赛亚、天国。

这其中，除了律法之外，其他都是属于思想性的内容，或者可以转变为思想性的内容。于是，律法和习俗成为一种外在的约束。而律法的 制度变迁，也成为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变的决定性约束条件之一。耶稣的信徒中，雅各和彼得试图将基督教定位为一种只在犹太人之间传承的宗教。保罗却允许外邦人入教，并允许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不行割礼。《使徒行传》以一种保罗式的观点，记载了这两种不同的争论。割礼是否被认可，成为一个显著性事件和标志。To "circ" or not to "circ" -- Oh, what a question! 最终，保罗的意见被接受，《旧约》中摩西的律法不再被视为最后的和绝对的真理，而被代之的是 爱上帝 和 爱邻舍 两条戒命。³ 这一制度变迁对于后世基督教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割礼并非一种普世完全接受的习俗，如果继续将割礼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那么，今日的基督教徒人数可能会大大减少。

以此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相较而言，汉王朝沿袭秦帝国的人口管制制度，对人口流动的管理甚为严密，也有相应的人口统计，同时，汉王朝也具备足够的政府武装力量及行政管理经验来强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比如边疆屯军，步步为营，逐步蚕食其他民族的领地。这种经验，被两千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嘲笑汉武帝略输文采的湖南愤青所借用并发扬，通过肃反运动，清理家庭成分，将大量反动分子发配到边疆，宣传曰 支援三线建设，强制迁移大量汉族人口进入新疆西藏，以此弱化地方势力，可见时汉武帝对皇土中草芥小民的高度控制能力。相较而言，此时的罗马帝国，刚从以战养战的战争中休息下来，尚未有足够长的时间将士兵转化为稳定的农业人口，一时的和平和富足引起上层人士奢侈消费，下层民众却仍食不果腹，对此，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来应付财富不均的问题。所以奴隶经常造反。时代精神中，富足孕育出思想，动荡则使宗教传播。各种宗教在奴隶和民众间流行。这一时期，基督教随之扩展，并和其他宗教及内部的教派竞争。

考察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如果沿用卢曼 Niklas Luhmann 在《社会、意义和宗教：一种自我指涉》中的理解，尽管宗教系统试图按照他们自身来描述历史，但宗教形式和宗教系统本身的演化并不取决于宗教原因、事件和经验，而是一种自我指涉系统的结果。卢曼以为，社会只能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系统而存在，并且只能在一个哥德尔式的世界中运行，并且，经由 沟通 而不断自我复制或者自我膨胀。如果遵循 沟通 这一思路考虑的话，那么，作为媒介的工具，从演说者的口头言说变化为听者的书写阅读，引起自我指涉中的模式变化。基督 述而不作，口语是其主要沟通工具，福音的感染力，倚赖于演说者的煽动力。而基督蒙难，福音不再并被定式为《福音书》后，文本，保存了一切被写下来的内容，无论其内容重要与否。

它独立于在场的人，独立于具体情景，独立于手势和语调，更重要的是，独立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是一种人与上帝的沟通关系，《福音书》的确立，使 倾听 上帝的声音变成一种对文本的阅读。而谈论上帝时，所谈论的，事实上不是上帝本身，而是关于上帝的概念，这就是卢曼所谓的沟通过程自反性。⁴ 但作为一种沟通过程而言，作为经典的《圣经》被动态修订和演化，可以被视为文本本身对读者的反应。文本的存在，使教义不能将自身呈现为一连串的口头传递，而被逼将自身转变成一个训导和支持识字信徒的系统。这时，布道并非多余，但向不识字的民众布道的同时，却不能忽略这么一个事实：宗教信仰系统的一切内容，却都指向一个已经形成书写和文本系统的传统。于是，问题变成：信仰或许是简单的，但教义却是复杂的，而且文本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互相矛盾的文本，最终可能导致信仰的混乱。

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发展出来：

• 一是发展出教会，成为一种社会结构。
• 一是通过语义学，发展出神学。

教会和神学这两者可能并行不悖，也可能出现矛盾。因为 信仰 可能是一种个人的事情，而教会，却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教会的出现，相当于将一个属于私人问题的信仰，捆绑在一个集体行为的活动中。作为话语系统的教义本身因其开放性导致了不确定性，而教会通过仪式的模式化，则建立起可确定的复杂性。而且，教会不但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 神圣的组织。当教会组织建立起以地区为单位的主教管区和等级森严的组织以后，信仰本身由于思想理解而带来的混杂，被教会这一组织转化为行动上的统一。在集体行动中，仪式成为社会的浓缩形式，或者说，教会这一结构，设立了本身的仪式，从而模式化了信仰。于是，纯粹属于思想上的教义的矛盾和冲突，便通过教会的组织行为外化并放大出来，从而被进一步过滤而统一。

卢曼在《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中写道：

教义学阐释的目标在于提供某种答案，它依靠未经功能分析的抽象概念来从事自身这一活动，同时，也以一种独立于具体语境的形式来使用其材料。

问题在于，教会和神学实际上是两套独立发展的系统，教义自身的思想发展，和实际的教会组织的发展，可能并不相符。在信仰的个人性并未为信仰者所强调时，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明显。而在后现代社会，信仰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自我选择之后，如果，信仰仍然被集体行动捆绑，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便突出出来，这种张力的表现例子之一，便是早期因为信仰分裂导致的教会分裂以至后来的路德改宗。但对于基督尚未成为国教之前，这两者，却是互相支持的。因为一旦教会形成了以主教为核心的阶层组织时，神学便为主教的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终极的判据。下面解释基督教会的形成和神学的发展以说明这一论断。

如同先前所说明的，公元70年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灭之后，各处建立起庙宇，作为圣殿的代替物，并在安息日礼拜。这为日后各地教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基督教会的原型则是围绕基督团结而成的互助会。《新约》中没有提及耶稣的经济来源，如果以当时的物质条件来看，十二个宗徒和七十二个门徒，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需要很大的经费和复杂的人事管理。而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依靠百姓的捐赠，所以，魔术般的神迹、罗马人的演说技巧、乃至超自然的治病技巧或者知识对于经济收入应该有所助益。符类福音书中，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仅出现两次。说明耶稣对于教会这种组织化结构的作用没有足够的重视。

基督受难以后，使徒分散奔走，却使这种组织被复制并扩大起来，各地的团体，模仿基督的互助会，按本地固有的习惯方式组织新的团体，比如犹太人地方教会按照犹太教的作法设立长老团，雅各伯宗徒则按耶路撒冷教会设立长老团；而以安提约基雅为中心的教会则有双重的组织：一是是流动的传教士，兼任教师和先知的身份，一是在各地为教会选派负责人，但初世纪教会体制结构的演进显得有点模糊不清，各项职务的名称并不一致，经常遇到一个职务的名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义。

开始时，使徒具有很特别的权威，得到耶稣亲传的使徒保罗，是一个典型的流动传教士，角色犹如日后从共产国际空降而来的特派员王明。但如同日后王明被定义为左倾一样，权力的斗争，反过来也会影响神学的变化。使徒死亡之后，领导权便成为一个问题，而外部异端的竞争及当局的迫害，更进一步促使必须有一个足够权力的领导者来应付各种危机并成为终极的权力核心，于是，长老团中的 长老监督们 vescovi presbiteri 中，产生出 超级长老，这成为日后的 主教，既是大祭司又是使徒的接班人，拥有终极的权力。这便是所谓 教会的教权化。同时，教会律例 被发展出来，形成一个具备正式成文规章的组织。

从2世纪开始，教会的历史相对更为清晰。至三世纪，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 Eusebius 写了一本著作《教会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AD325）来阐述教会的发展时，罗马城里已经有四十个宗教团体，分成几个教区，全部由一个主教领导。此时的主教高乃略，有150个成员在他手下做事。而各教区的主教则由长老推举出核心。而在教会以外的基督徒生活，则被视为不是真正的信徒。这就是综合了救恩论和教会的职能之后，提出来

教会之外无救恩，

若无教会为母，便无基督为父

的大主教西匍利安的理论。从三世纪的西普利安开始出现的教廷式主教，按照罗马帝国执政官和总督的方式，执行职权。教会成为一个半政治性的制度化组织。此时的教区和教会，犹如历经第5次反围剿之后分散各地的根据地，星罗棋布，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组织呼之欲出。

注释：

按照古巴比伦苏美尔人（Sumerian）《埃努玛-埃里什（Enuma Elish）》泥版（I-VI）的说法，世界创生于水中。这种日后成为犹太-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世的原型：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六天的时间里，神创造了日夜、空气、植物、动物，以及按照他的影子创造了人，随后，神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这是基督教对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的解释。

上帝在什么时间创世？

早期的基督教教父及圣经学者，诸如一世纪的约瑟夫 Josephus、二世纪的爱任纽 Irenaeus、三世纪俄利根 Origen、四世纪的巴西流 Basil 乃至五世纪的奥古斯丁 Agustine 及十三世纪的阿奎那 Aquinas，大致都主张比较宽广的寓意解经学而不主张具体确定上帝创世的日子。按照《忏悔录》第十一卷14－25章中 Agustine 的理解，上帝不是 先 于时间，因为 先 仍是一个时间范畴，上帝必须超越时间，即在时间洪流之 外。因为，上帝必须是永恒的，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之分，这同时体现了三位一体中作为 logos 的 道 不随时间流变的永恒性。于是上帝创世的时间不可能被确定。Agustine 的观念，激发了后世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罗素、维持根斯坦等人的一系列思考。

经院哲学时代之后，教义变成文本，进而，变成教条，于是，一切思考变成释经学。1642年，剑桥学者约翰·莱富 John Lightfoot 认为宇宙创始日为公元前3928年的9月17日。数年后，爱尔兰大主教（Anglican Archibishop of Armagh and Primate of All Ireland）詹姆士·额西尔 James Ussher 将此日更正为公元前4004年的10月22日。Lightfoot 及 James Ussher 断定的依据，有赖于以下两个假设：

1. 圣经中所记载的家谱完整，连续无间断。
2. 创世记所记载的创造天数为24小时/天连续无间断。

大致可以这么说，对 Agustine来说，上帝何时创世 是一个伪问题，或者在其思想体系中不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对 Lightfoot 和 James Ussher 来说，通过《圣经》的纯粹文本考释，确定上帝创世的时间，是一种光耀神恩的行为。此后，圣经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正式采用了 James Ussher 的说法，并在此后大约150年间流行。直至1905年约翰·史脱特 John Strutt 确定岩石最少历经20亿年而此说不再流行。从某种角度上说，James Ussher 基于《圣经》对 上帝在什幺时间创世？ 的推演及被反驳，是一种波普主义证伪的例子。

印度学说繁杂，佛学重轮回而无创世之说。而其先者，为后来婆罗门教（约为公元前1000年间）之本原，其中有创世之说。

按汤用彤《释迦时代之外道》所述：印度有史之初，有如希腊早期宗教，

民间礼普霜（日神）、第亚（天神），如因陀罗（雷雨神）、华塔（风神）如须摩（原是草汁，能醉，用以祭神，复神视之，后遂衍为月神）、阿耆尼（火神），此外，有祖先神，如阎摩是，盖皆感于自然之象，起禳灾祈福之心。

而后，因祭祀延续而起吠陀文化。吠陀，veda，为 知识 之意。《吠陀书》实为颂神之歌词。包括梨俱吠 Rgveda，夜柔吠陀 Yajurveda，沙磨吠陀 Samaveda，《百道梵书》注云：

黎俱，歌颂，地也。夜殊，空（空气界）也。娑摩，天也。人以各吠陀而战胜地空天。

第四部阿闼婆吠陀 Atharvaveda 年代稍晚，约作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六百年间。此时对祭祀仪式的控制权，是婆罗门显示其特权手段之一，于是，祭祀之重要性，被解释为：

诸神不死乃由力行祭祀苦行而得者，（《百道梵书》）

而人兽之得不死亦同赖祭祀。如

我昔饮须摩味（祭祀所用之草汁）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识见诸天。

同时，祭祀时用术驱鬼必用咒语，祭祀求天亦赖歌曲，《吠陀书》，便是记述咒文和祭词的书籍，故通《吠陀书》者即为获得和神沟通之能力，究其实质，实乃企求获得超自然力，以无往不胜。

《吠陀书》在印度思想中的角色，有类中国之《周易》。关于《周易》，早期书籍，如《论语》、《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重在义理。汉以后，分出易象、易数、易理之不同理路。汉为象数派的开山，魏晋为理义派先河。

汉易以象数解义，即以八卦所象征之诸物象以释卦辞和爻辞，比如 乾 取象为天，坤 取象为地。汉易之著名作品，诸如孟喜《周易章句》、焦赣《焦氏易林》、京房《京氏易传》、苟爽《周易注》、虞翻《周易注》、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郑玄《易纬》等，均沿这一思路发挥，《易纬》者，为《易经》之纬，其用意以 纬 为 经 之翼也。易象一路，重外物观测，而后参合天文、地理、医术等术，衍出不同门派，如堪舆玄空之学以定风水布局、观天象之学以定国运气数、观面象手相以定一世吉凶等。其中，自 天人感应 之说兴，天象关乎国运，历法牵系民生，故后世钦天监及历法之争，数见于朝政之间。而观面象手相渐被纳入占卜之学，民间则以堪舆玄空为盛，书籍如郭璞《古本葬经》，青鸟子《青鸟葬经》，杨筠松《二十四山向诀》、李思聪《地理总索》等，影响民俗千百余年，清末时，尚有沈竹祁之《沈氏玄空学》名世，直至近代人口拥挤，火葬兴起，堪舆之学方渐成屠龙之技。

易数之道，大体遵循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以及卦成於八，重於六十四，爻成於六，策穷於三十六，而重於三百八十四之理，试图基于一种数学神秘主义以猜测人间之运道 Logos，有类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学渐被剥离之后，遂专事占卜之学，汉后，以京房六爻占卜及邵雍梅花术数二大派为主，其他如子平斗数、紫微斗数、铁板神数等，乃至奇门遁甲之学，于民间江湖流行。主流经典，为《六壬》相关书籍。清修《古今图书集成》，于六壬收《大六壬类聚》，编修《四库全书》，于六壬取《六壬大全》。为官方承认著作。民国时，尚有韦千里之《千里追命》，民国后，则沦为骗财之术。

易理一路，魏晋以后，王弼《周易注》扫象不谈， 以《老》、《庄》玄学解《易》而复兴易理之学，专取卦意之义，如乾卦不取天象，而取 健 义、刚 义；坤卦不取地而取 柔 之义。典型之解释方式，如坎卦不取水象而取 陷 义、险 义，即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若得此卦，可推出三角恋爱或包二奶之迹象，一笑！）。此派学说，类似于基督神学取希腊哲学之 Logos，追求思辩，经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而为宋儒发挥而及明清。宋儒如朱熹《周易本义》、程颐《易传》，司马光《温公易说》，赵善举《易说》，林粟《周易经传集解》，李杞《周易祥解》，邵伯温《易学辨惑》，吴沆《易璇玑》，项世安《周易玩辞》，周以夫《易通》，蔡渊《易象意言》、魏了翕《周易要义》、董楷《周易博义》、丁易东《周易象义》皆大致通义理者，但宋儒之时，佛道释三教激荡，解释〈易经〉已不局限于义理，而有意于会通象数、易理，然未免有 空演义理 之讥。

以上大致为《周易》之理路,大致而言，由《周易》衍出象、数、理，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辩各行其道。象数之学，实近一种历史哲学，试图以象、数来解释预测世事而力图为这种解释谋求一个严密之体系而最终未免破绽百出。相对而言，易理为儒家所吸收之后，因其二元对立之简洁，反倒易为学者接受而成中国传统之二元对立认识沦，虽粗陋却少破绽而得以随思想流布。

印度《吠陀》，与此类似。梵书，于祭事则谓之法，于祭理则谓之智。法之一路，衍出后世魔术、瑜伽气功，犹如中国易象一派杂以老庄养生、气功之结果。智之一路，诸哲人探宇宙之本，疑天神之妄，以祭祀之用不在敬神造福而在解脱。由是有《森林书》Aranyaka 及《奥义书》。

《森林书》为修道士于森林冥思之结果，衍生出后世的沙门修道士。有类于基督教中之修道士，以为真理需于孤独冥思中求得。《奥义书》，（梵名为 UPA＋NI＋S.AD）为 近坐 以秘传真理之意。约成于公元前七百至五百年间，有两种集本：一为五十二种本，一为一百零八种本。中文本有徐梵澄先生以汉语古文体从印度古雅语梵文译出之《五十奥义书》，其大要为

梵即我，我即梵，此之谓奥义，深密不可言说。

而后商羯罗加世间如幻之说，代替《吠陀》而成印度思想之正统。此后，最着为数论瑜伽之说。吠檀多合梵我为一，数论瑜伽则显分为二。（自性与神我）。数论之学，有类中国解易中 易数 一派，衍生出因明之学。

吠陀本重诸天而兴歌颂，梵书重祭祀而尊僧徒，《奥义书》轻诸天而崇吠陀，至于沙门则多鄙弃神权，故婆罗门人视为外道。而以大智能打通生死轮回，则由《奥义书》而起，为此后种种印度学说之特性。如迦塔奥义书（一至三）述一婆罗门往谒阎魔，不受世界一切快乐，而欲求知生死之秘密。智能之见重，可见一斑。究其本原，乃以为业报之起悉由无明，故若有智，业力可断。是印度各宗均以智灭。故其后正统六论（吠檀多、弥曼差、数论、瑜伽、胜论、正理），莫不以智能为主。沙门外道辩论反复，各立异说，即瑜伽修行莫不目的在得真谛。而佛家躯斥邪见，重一切智，所谓

智能非为平常知识，乃澈底之觉悟，而得之禅定者。

得最正觉乃得成佛。故按印度哲学看来，依智能以觉迷妄，因解脱而求智能，方为正道，而西方哲学因知识以求知识，因真理以求真理，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 Truth for truth's sake 之法，则入智障。（此段大致摘录于上述汤用彤之文字）。

大致而言，自《奥义书》之后，印度哲学关注之问题在以智慧求解脱，至于现象世界山河大地是真是幻，则不加推求。后起之佛教，也以解脱问题为核心，故世界及人类起源之说，再无新意。

故印度创世之说，存于《吠陀书》，中，稍后于《吠陀书》，与佛教时代大致相当之《摩奴法典》，大量引用综述前三种《吠陀》，试图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由创世之初而构建人间律法及秩序伦理，最终于轮回中完成解脱。按其中第一卷《创造》的说法，世界为梵天所创。梵天（意为 出自金胎者）在鸡卵中居住了一个梵天年（按该卷72节，约相当于人间3,110,400,000,000年，三万亿余年）之后，将鸡卵一分为二而有天地，再由自己身体的各部位，诞生出不同种姓。而后则为四个跨度极长的时代，经历千回万劫，直至公元前3101年为第四时代之开始。而摩奴则为人类之祖先。按婆罗门教与佛教，道不同不相为谋。然皆好极言极大极小之数，以显其神通之不可思议。如《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记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将大千世界，着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以显其不可思议之神通，大言炎炎，殊为无稽。须弥无相，可纳于芥子之中。想象则可，用于真实世界则大谬，至若基督教 James Ussher 以家谱断创世之起点者，则未免食古不化。以上为印度创世之说之略述。

中华民族之创世说，因典籍器皿保存较多，相对较为可考。《诗》、《书》所载，为商、周（前1046年-前771年）间事。而后殷墟发掘，可断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之存在， 三里头之发掘，可断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存在，然也不过公元前2000余年之事而已。

此后，按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前记》所言：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有盘古。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于是，三国时吴人徐整《三五历纪》有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之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 层累造成的古史说，以为后世基于西周所知的禹，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乃至盘古的目的，在于将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究其因，或与政局交替，为稳定人心，遂编造一远古之祖先，以减少摩擦而获得政权合法性地位之做法有关，遂致历史愈推愈前。事实之可考者，不过商、周间而已。

东西各种宗教之创世假说，均力图于一生一世中为千生万世寻一解释，而其中多有大洪水一说，或以大洪水为世界末日，而人类始祖得以逃生。如苏美尔人《吉加美士》之奥苏德拉；《圣经》诺亚之舟、中国之盘古与女娲、印度摩奴之得救于毗湿奴神、希腊之丢卡利翁与皮拉等。按今日推想，此一大洪水不大可能即为彼一大洪水。防洪泄洪，乃须千百万人共同参与之大工程，今日科技进步，十余年间尚洪水数见，而民间仍期待以李大草包堵之，更何况远古农耕伊始的初民？初民以河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遂沿河而居，若逢暴雨，河为之决，则所见所及，皆为洪水。若随水漂流，至一陆地，则又重行生殖繁衍，是为创世之开始。

与诸种宗教的创世说不同，希腊哲学别具一格。希腊哲学家基于其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对无数问题具有极大兴趣，如宇宙，地球、生命、动物、人类及语言等。但对其变化则毫不在意。基于现今残缺不全之文献中，可大致了解希腊哲学对此问题之探究。按 E. 迈尔 Ernst Mayr《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所说明，泰勒斯（Thales of Milet 约前625-前547年）主要对天文学、几何学和气象学感兴趣，对生物现象则兴趣不大。其学生安纳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则以为生物有机体的第一代乃是经由变态形成，一如昆虫由蝶蛹而成。人则是在像鱼那样的生物体内形成的并按胚胎的形式留存在其中一直到成熟。最后那生物胀裂，男人和女人才得以出现并独立生活。尽管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博物学。但正如先前所指出的，没有线性时间概念，（即使有关于时间的思想，那也只是没有变化的永恒，或者是永远回复到同一起点的无休止的循环变化。）使希腊哲学并不太在意物种及人类的起源。

诸种宗教假说的聪明创意，未免令人叹服。整体说来，较之现今基于天文地理之物理推测，《吠陀书》之说，未免过远，基督教 James Ussher 之说，未免过近。中国之说，则以后世层积整理而成，不足为考，希腊哲学去神话后，稍显道理。但如同水中那条聪明鱼，费尽心思的探究，却不如走上陆地看上一眼来得清晰直接一样，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的问题，看起来，2000多年前的大哲，不如今日的蠢材。印刷术、书籍对知识的普及作用确乎无可怀疑。而今人得以理解物种起源及人类由来的生物学解释，以及对博物学证据的充分利用，乃是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开始。

大致而言，由希腊哲学和犹太思想调和而成的基督教传统，上帝为一神之唯一存在，人和动物天人各异，同为上帝所创，人不可能存在其他和动物沟通的超神秘主义，所以，西方思想中，和动物对话的可能性只能存在于文学的隐喻中，而这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

人是否能和动物沟通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单纯依靠人的肉身和动物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很接近于一种神秘主义。但如韩非所言，

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这种特异功能，看起来颇为愚蠢。

关于此种特异功能，中国古代记载，著名者如 千里眼、顺风耳。此二者在中国神话中由来已久，按明末著名书坊刻书家余象斗所编《四游记》中之《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有所谓 千里眼乃离娄，顺风耳乃师旷 之说，而此前，元末杨景贤《西游记》第三本之中，鬼三台 唱道

千里眼离娄疾，顺风耳师旷休迟。

可见此说并非《南游记》所创，而乃元明之间通行之说。

按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代人，能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师旷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双目失明却精于听力。《孟子 离娄上》开篇有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之语，可见于孟子时代，离娄、师旷已是传奇人物。故被后世附会为千里眼、顺风耳，殊不为奇。

稍后的《封神演义》（许仲琳编辑，孙楷第、张政烺据《曲海总目》记，指为道士陆西星所作，鲁迅以为此书根抵为方士之见）则以此二人为商朝纣王手下部将，兄名高明，为千里眼，弟名高觉，为顺风耳。居棋盘山轩辕庙，乃桃精、柳鬼所化，即后世之神荼郁垒。而明末僧昭乘之《天妃显圣录》则以此二人为西北方金精、水精。金精具火眼，为千里眼，水精聪敏，为顺风耳。为妈祖所收服。

《南游记》、《封神演义》、《天妃显圣录》，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分类，皆属神魔小说，而编著者分别为儒道释中人，可见元明之间，会通三教共谱一堂之做法颇为流行，与赫西俄德之《神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得顾佶刚层进历史之法。

但正如那张1989时所拍摄，屹立于开进 square 之 tank 队列之前沉重的肉身的照片，要远真实于日后无数无耻的谎言和遮掩一样，对真相的追寻，有时犹如玩扑克牌。能看上底牌一眼，要胜于千百种技巧，非但 千里眼，顺风耳 不如小区门口门卫的浏览器，更不如远程网络电视电话，而戴宗之缩地法则远逊汽车、飞机甚矣。就算发展出来，至多成为一种体育运动而不足为用，而今若有迷信于耳朵认字、隔空取物、轮子飞舞的张大师、李大炮，试图以此来获得超越或者救世，则可谓愚蠢之至矣！韩非之说历历在前，距今二千余年，看起来，人类这种愚蠢的动物，实在很难说有多大进步。

以人类自身而言，拥有充分发达的语言的人类之间的沟通，尚不能充分的表达出人的感受和信息，语言这一巴别塔，隔离了大部分人可能的沟通和交流，而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出类似希腊城邦的概念，不同群体的人之间的理解已是如此困难，何况人和动物？人已如此，物复何堪，说起来，上述种种故事，不过当时时代虚幻影像之残余而已。

但理解动物的语言及群体行为，对于理解人类自身之语言及行为极有助益。犹太-基督教思想之中，人是万物之灵，不需要理解生物群体的演变来理解自身的存在。而如果试图和动物对话，未免陷入非议一神上帝地位之叛逆角色，而虽说人只是上帝的玩偶，罪与救赎戏剧中的演员，但好歹还是个贬落凡间的天使，曾经上帝恩宠的亚当的后裔。但哥白尼之后，人突然发现，地球不过处于千千万万散落的球体中的边缘，而不是宇宙的核心。而达尔文之后，更惨，人不再是上帝的恩宠，而是一连串随机突变的偶然产物，很难说在5亿年前寒武纪时的某个气候突变事故，会不会使今日占满地球的，是猴子或者蚂蚁，而不是人。

于是，达尔文以后，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被逼着采用一种现实主义观念：人事实上，和猴子相去不太远。而理解动物的语言及行为，便为理解人类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体系。

但正如惠施问庄子，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一样，许多早年在希腊哲学、各种宗教、诸子百家的对话和沉思时所提出来的，基本而终极的问题，后世的思想者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重新回答这些问题，以理解自身当下得的存在。一如张五常所曾经发现的，多年后重返学校时，经济学系的试题还是当年读书时候的那些试题，只是，答案已经不再一样了。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鱼呢？那一条聪明鱼，如果真能知道陆地上的情形，他还能再在水中安静的生活吗？梦中，庄生只是蝴蝶，不是庄生，醒时，庄生只是庄生，不是蝴蝶。庄生是庄生，蝴蝶是蝴蝶，鱼是鱼，人是人。这是自然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和序列，序列中的不同个体，有着对所处世界的局部知识和理解。

尽管按照一种最简单的谱系划分，相对于石头和植物而言，人与动物无疑显得更为亲近。但人和鱼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联系方式和生理结构，人，又如何能够理解鱼的的快乐和悲伤，以至它们的价值观呢？

这个问题，中国历代一直有人思考。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记载，最古远的是秦的先祖伯翳（即《尚书·尧典》中之伯益）能综鸟声，接近于一个半人半鸟的神话人物，这种神话人物，古代记载中常见，比如太史公有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等，随着社会日趋现实而逐渐被遗失。

先秦以降，《春秋三传》中，《左传·僖二十九年》载，介葛卢闻牛鸣，曰：

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公羊》、《谷梁》则仅记录了 介葛卢来 这一事件，而没有记载他懂得牛鸣这一奇门术数之学。按照王充在《论衡》的反驳，

夫听声有术，则察色有数矣。推用术数，若先闻见，众人不知，则谓神圣，

直接的指介葛卢偷窥了底牌。按照《世说》《德行第一》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庐来朝，故当不昧此语

的理解，介葛庐所谓懂的奇怪语言，或许为边远地区之语言而已。山东胶州，旧时沿海之地，齐东野语，多奇谈怪论。东夷方言，遂故引申为动物之语言。所以，这或许是语言造成的歧义和后人的言说造成的误解。《后汉书》六十下《蔡邕传·舞诲》记载：

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

上一代的无稽之谈，成了下一代的微言大义，世事变更，每每如此。

先秦诸子，韩非子《解老》说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

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

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詹何的能力，按照韩非的解说，

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也就是《老子》中所说的：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这种神秘能力，也只不过和一个普通小孩走出去看一眼的能力一样罢了，而将精力集中于这种神秘主义，便是徐梵澄在《老子臆解》中说的，

道之贼而奸伪之首也。

汉以后，萧梁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记载，言公冶长懂禽语。这一记载，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公冶长 条已予以反驳（见崔述《洙泗考信余录》1985）唐前后，传奇小说兴。传晋朝干宝《搜神记》记

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曰：

天下人俱饿死。

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唐《南柯太守传》，（即《太平广记》淳于棼，汤显祖《南柯记》）记淳于棼 南柯一梦，梦入大槐安国，到头来，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宋明以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更为直接，人化鱼身，并回府第，参与人事，再后来，梁祝化蝶，则天人界、仙界、动物界已浑然无隔，

大致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记载中，关于人对动物语言的理解，早期还多少有点神秘色彩，后期则大多带有隐喻或者寓事的意味，而非真的以为人能理解动物的语言。从思想渊源上说，唐后动物界与人界相互交接无碍，可能与佛学传入中国有关。佛教传入中土，对中土思想影响甚巨。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可能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由大月氏使者伊存传入，较可靠则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传说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5年）所创，大致与孔子同时，也与希腊哲学大致时间相同。佛学不承认世界有主宰神的存在，而主张 因缘。《阿含经》有偈：

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即是《中论·四谛品》中所谓

未尝有一法，不从因缘生。

而贯穿因缘因果的核心便是业力。业，即是行为，又分共业及不共业共业，即是集体行为，不共业，则为个体行为。

佛教教义中动物和人相去不远，具有独立自主的生命，能平等的证得解脱智能。比如 六道轮回。佛教天文学典籍，常见有动物名称。比如印度二十八宿之第十四宿，汉译名「氐」，其形相为牛角。第十八宿汉译名「箕」，形相为牛步。第二十宿之汉译名「牛」，形相为牛头。而所列十二宫之第二宫名为「牛宫」。此外尚有羊宫、蟹宫、狮子宫等以动物为名称。而《杂阿含经》卷四十三，则以狗、鸟、毒蛇、野干、失收摩罗、猕猴等六种动物被指为众生的六根。《长阿含经》卷十九载古印度外道中，有执牛行以为生天之业因者，故持牛戒，即模仿牛的合眼、低头、食草等，种种苦行，以期生天。印度耆那教（尼犍子外道）之开祖勒沙婆，即盛行于印度之三种外道仙人之一，即为牛仙。《五苦章句经》称地狱有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若与马头人身之鬼卒合称，则作「牛头马头」。动物名称频频出现于佛学典籍，而佛陀本身，更常用象王、鹿王、猴王、牛王等来显示过往的本生。如《本生经》佛陀说牛王为其前世身，行忍辱柔和，慈悲喜护，同卷《佛说负为牛者经》，述说过去之修行及牛之转生事迹。《本生经·利爱品》记载猴子能听人指挥而种树，《本生经·戒行品》记载猴子能思考而避凶化劫等等。《六度集经》卷六记载猴王舍身以渡群猴，作人言与国王求情。《经律异相》卷四十七，记载猴子因为供佛的功德而转生为人。

大致可以这么说，在早期诸种宗教中，佛教乃是真正将人放入自然界中，以一种 普世主义（即是非但考虑人的解脱，也考虑动物的解脱）来考虑人生的意义。佛教这种思想，并非凭空出世，猴子在印度的神话意义，由来已久。印度教中的猴神，大可和埃及对猫神崇拜相比拟。印度古典经籍《罗摩衍那》Ramayana中，（约成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为史诗，另一古籍《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则为历史传说），神猴哈奴曼（又称作诃拿曼、哈纽曼，意译为大颔神猴。）帮助王子罗摩，苦战罗波那，救回他的妻子悉达。（这个故事在唐代玄奘对《罗摩衍那》有记载，而神猴哈奴曼则被后世认为可能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原型。）这部印度教中的经典典籍，显示了人和猴子的亲缘性。日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中，考察动物诸种群的演变，论证人和动物的亲缘性，特别是和灵长类动物的亲缘性，可谓与印度佛学不谋而合。

但相对而言，按照达尔文所处的西方思想传统，他的物种假说却是基督教特创论的异端。当然，达尔文的博物学知识促成了他的思想，但是，他乘皇家军舰漫游世界，是否此期间也理解了一些东方思想，已不得而知。

西方文明的两个渊源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按照《圣经》，上帝创世，所有物种便种种不同的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物种的不同类别乃是由上帝决定而不可能发生演变。人是按照上帝的影子造成，为万物之灵，从而不可能和其它动物之间具有亲缘性。而希腊哲学，相对而言，更具理性和逻辑，希腊神话之中，曾记载了一些奇怪的种族和动物，比如提丰 TYHPON ——该亚和塔耳塔洛斯的儿子或者女儿，除了宙斯之外，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动物，这些动物明显不同于中国神话中的妖怪，而是纯粹可以和人沟通的其它物种。另外，还有一些被神所诅咒而得到怪异躯体的人。但在希腊哲学的 去神话化 之后，这部分关于其它物种和人交流的想象力也随之缺失而被归入寓言和童话之中。

大脑是在数百万年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这个历史的成果，正如同身体一样，它也携带着这个历史的痕迹，如果你能够摸索到心灵的基本构造，你就自然会窥见远古心灵的痕迹。

无意识真正包含的，是时代巨大的集体事件，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历史的酝酿，当原型（archetype）在许多个体的身上被激活时并上升到表面来时，我们既置身于历史，也置身于现在，此时，原型复活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无意识心理，而不是大脑的理性思维。（176页）

尽管容格意识到，对大脑的了解是必要的，但对于 大众的疯狂 这个问题，他所所能做的解释，只能将 集体无意识 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理解成为深藏于人类身上，随时可能被唤醒来控制人的行动的黑巫师。问题是，如果人性，或者说，灵魂的印记，真的存在的话，它藏在哪里呢？

恶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是思想者和各种宗教扣问终极时常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对此，不同宗教各执一词。以流传于中国的几大教而言，

道教，作为最正宗的本土宗教，老子《道德经》说道，

为吾有身，患莫大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绝欲去智，少私寡欲。但看起来，老子的哲学见解，俗人皆昭昭，我独若昏，很有深谙世故，秘传真理的味道，而当庄子说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日后的道士则深研房中术，练元婴求长生，受其粘染的文人墨客则标榜好色而不淫，颇得藏传佛教密宗欢喜佛之神韵，可以说，道教实际上并不是太关心善恶的起源问题，而更关注存身之道。或者说，老庄哲学里面的终极关怀是个体如何存身，而不是讨论人性善恶的伦理。

儒家中，孔子说，

食色性也，

不太主张以后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先天的气质有无。但他的学生们却意见大不相同，《孟子·告子上》主张性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荀子》主张 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后来程朱理学，走了孟子这一路，便以为气质之性为恶之起源。于是，启蒙文字中的《三字经》便有 人之初，性本善 的说法，说起来，儒家所指的恶，只是一种「善的缺乏」，而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或者说，儒家从没有试图去解说人性里面的恶从哪里来，又深藏于哪里。

儒家的性善性恶，讨论的都是当生当世的问题，佛教偏向性善论，劝人向善，但佛教看众生，是从无始以前看起，向着成佛的目标迈进，六道轮回，需以成就大智慧之后的结局，而不能以当下的一生论善断恶；对众生而言，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一体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便是佛性。所以对于佛教来说，性善性恶，其实不是问题。或者说，佛教的教义，其实在千世万劫的因果轮回中，已经消解了人性的起源问题。

除开道教和儒家这二种本土教义和蜕变为禅学的西来佛教之外，中土比较显著的，便是摩尼教、景教、祆教，合称三夷教。

祅教，又称拜火教，约公元前六百年至前五百年间，波斯人锁罗亚思德所创。依其仪礼特征而命名。萨珊王朝期间（约226—851），被立为波斯国教。公元七世纪为阿拉伯人征服后，日渐衰落。《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辛巴达航海时，遇见拜火教徒时，已目为邪教。拜火教传入中国约于北朝时的北周（公元六世纪中叶），唐人据其音而造新字 祆 XIAN，以指其神。唐时，两京及西北各州有祅祠，用以怀柔西域胡人，但不许本土民间祈祭；五代，北宋时犹存，至南宋以后不见于中国记载。祅教的教义是典型二神教，善神代表光明，恶神为万恶之门；火是善神代表，拜火，也拜太阳。（可读《陈垣史学论著选》之）。拜火教教义中，善恶乃与天地俱生，其争斗，无始无终，没有起源问题。

摩尼教（创始人 Mani，约216年－274年，约为中国的东汉末年，此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则是基于祅教学说，同时吸收基督教的诺斯替派 Gnosticism 及少量佛教教义而成。宋代《佛祖统纪》记载，唐武则天延载元年（即公元六九四年）波斯有摩尼僧带《二宗经》朝觐。开元二十年遭禁。安史乱后，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势力，重入中华。七十余年间，一时为盛，为三夷教之首。会昌三年（843）为唐武宗所禁，转而为地下宗教，民间传为 食菜事魔，即是金庸小说里的张无忌执掌的明教，依仪式而言，摩尼教素食但不拜火，所以《倚天屠龙记》写明教徒在蝴蝶谷聚会，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实是拜火教的张冠李戴。摩尼教的教义为两宗三际，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未来、现在。主张有天地之时，只有善恶二宗。善宗即光明王国，恶宗为黑暗之王（魔王）。二宗始于混沌之先，故善恶起源无可追溯，这一点，来源于拜火教。同样回避了这个问题。

说起来，基督教对人性的问题处理最认真，但相应的问题也最令人头疼。《圣经．创世记》第1章中，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那么，问题是：既然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而上帝是全善全能，为何还有恶？魔鬼从哪里诞生？《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五节，解释说道，神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但，而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由于骄傲和自大，天使长堕落为魔鬼。但说起来，骄傲自大，正是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欺骗、骄傲、嫉妒、愤怒）之一，罪又从哪里来？于是奥古斯丁不得不竭尽心力，创造了 原罪 这个概念。让亚当、夏娃的后代，去为他们的先人在远古时代的一次放纵行为千秋万世的买单赎罪。

大致可以这么说，上述的中土主要宗教，并没有真的回答了人性从何而来的问题。或者回避，或者归为不可知。倒是孔老夫子还相对老实些，说

未知生，焉知死，

君子远庖厨而食不厌精，看起来，倒很有有闲阶级及小资精神。正如一直所说明的，历史哲学必历史之外。所有人类关于人性的理解，便象一条生活在深水里的聪明的鱼，在在不见光线的黑暗中意想在大地行走的情形。这种情形，和文革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小兵们，在地图上插满红旗，试图解放其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一样的可笑而令人悲哀。

但深水中的鱼，会不会有走上陆地看一看世界的可能呢？萨满教极其神秘的咒语，摩西登上圣山的呼喊，都不可能召唤出电磁光谱。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神，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物理知识。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只能生活在深水中，不能迈上陆地。当代人对于生物学及遗传学的知识，已经远远的超越前人。如果人性的善恶是胎生遗传的，那么，基于当代人的知识，意味我们可能找到善恶的基因。

倪匡的科幻小说中，描写了一对科学家，试图把一个恶人的脑神经重新搭线以成为好人，但却因为搭线用的摸版，并非上帝的全善，于是，这个恶人变成一个心计深沉的岳不群。黄易的小说中，邪灵常深藏于遥远时空的某个地洞之中，以隔空遥感的方式扫描人类的脑电波以占据人类的身体。但这只是小说，一种重构的虚拟叙事，而这种重构，只不过是作者基于当下的知识和理解的重构。

荣格深研各种宗教和神秘主义，他虽然无意把 集体无意识 发展成为类似宗教的基本教义，但当他叩问 恶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脑神经科学知识如此缺乏，以至于他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支持，于是他的解释，看起来，也颇有宗教的味道。他以为，集体无意识 乃是一种人人共有的先天遗传，诱导其爆发则是后天影响。用这种 先天 和 后天 来区分统合的解说方式，看起来是如此类似道教的阴阳相生。问题在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观，至多可以说是一种视角而不是方法，在方法论上，属于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夸夸其谈而不足其用。

信徒们有时会把这种千年久盛不衰的流传看成一种奇迹，但较之这些2000多年的宗教，信徒们不如崇拜自身足下的历经几十亿变化的石头，来得更为合理。正传统文化的信徒们以为五千言〈道德经〉说尽天下道理，基督徒的信徒们，以为千僖即是末日，自命为儒家文化抱残守缺的继承者则以为《公羊》、《谷梁》足以重建今日的世界。可谓大谬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们只能生活在深水中，不能迈上陆地。世易时移，今日若再有人以《道德经》做企业管理，或以儒家制度鼓吹社会重建，那么这个人不是蠢材便是野心家。

现实并非如容格所言皆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炕，乌合之众 并非时刻都疯狂。信了某个狂人胡言乱语的信徒们，也并非天天都----拿着刀子---剖开肚子---寻找轮子。若果如此，也不必大动干戈四处搜捕了。大革命和大屠杀中，虽然倾巢之下无完卵，但除了大量愚蠢的暴民和帮凶之外，还有遗世独立的冷眼旁观者，以及充分利用群众心理及鲜血、肉体为自己构搭阶梯的野心家和政客。他们也是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吗？恐怕未必。

博奕论中，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演示了一种基于个体自身的理性选择，如何导致一种低效率的群体均衡结构的例子。那么，问题便与人类的行为和选择有关了。当采用容格的集体无意识的 非理性 状态来解释时，便导致汪丁丁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一文最后提出来的，

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使工具主义 理性观 很难立足。

所以他不愿意使用 个体理性 和 集体非理性 来描述这种情况，因为 集体的理性，在他看来没有定义。问题不是 是否理性？ 而是 何种理性，谁之正义？ 这才是问题。

容格的解说，借用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在《协调：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译本名称为《论契合》）的 基因---文化 协同论框架来理解的话，这涉及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基因 涉及生物学、解剖学、遗传学、脑神经科学的内容，文化 涉及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哲学的问题。

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基因和自然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本性？灵魂，如果存在的话，以何种形式存在？又存在肉身的何处？

在沿着 基因 这一分支考察了这一问题之后，下文将回归到 文化 这一分支，进一步阐述

人如何认识自己？

人如何做出选择？

社会如何可能？

这些问题。

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详细系统的内省，意识 和 记忆 之间的区别并未明确区分，如果说，在上一节的论述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提供了一个内省经典文本和供研究的素材，那么，在早期的理论中，关于记忆的问题，最主要的便是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

以下这个连接可以找到总共两卷28章的英文原著。2002年出版了中文翻译。汪丁丁在《詹姆士的多元宇宙观》中说明，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中，28章被阉割为9章，翻译粗制滥造，建议读者阅读英文原著而拒绝中文版。

威廉·詹姆斯写道：

The art of remembering is the art of thinking. The connecting is the thinking; and if we attend clearly to the connection, the connected thing will certainly be likely to remain within recall.

他使用了以下词语：remembering、thinking、connection、remain within recall。按照他的理解，记忆并非一个单一系统，而可以分解成为 primary and secondary memory，注意力

利用意向从若干个同时可能出现的物体或一系列思想中选取其中的一个……这意味着舍掉某些东西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另外一些。

威廉·詹姆斯的看法，代表了此后心理学的流行理解，接下来的时间中，以下三个观念相当流行：

1. 并非大脑的全部操作都与意识有关。
2. 意识涉及某种形式的记忆，可能是短短时的记忆。
3. 意识与注意密切关系。¹

大脑并非完全有意识，而分为 primary and secondary 这个想法到了20世纪初，被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 1939）、荣格（Jung）、阿德勒等吸收并引申。在 Freud 的理论中，人除了 physical need 这种生理刺激之外，Triebe（德语，英文翻译为 instincts 或 drives， Freud also called them wishes）这一部分，Freud 将其称为 primary process。而更进一步的，弗洛伊德以为，一个人在婴儿时代、甚至 处在娘胎中 时，就受到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留下 记忆痕迹。于是，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a child‘s life, some of the "it" becomes "I", some of the id becomes ego. The ego relates the organism to reality by means of its consciousness, and it searches for objects to satisfy the wishes that id creates to represent the organisms needs. This problem-solving activity is called the secondary process. 也即是说，解决问题的能力属于 secondary process。而在 Freud 的理论中，还有 superego。同时，Freud 还经常提及 nirvana principle（涅磐）及 libido,（拉丁语， "I desire."）

严格说起来，Freud 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而是一个有着极其广博历史及社会知识的临床医生。conscious versus unconscious（意识和无意识）这对概念也并不是他首创，但无疑，他确实将这对概念远远的推广开来。Freud 发展了一系列关于压抑、伪装、创伤、遗忘的理论，并用以解释梦境以及各种素材背后的意图，力比多，或者说，性的需求，很多时候，被 Freud 认为是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依据。尽管他的解释有时显得如此牵强，但他的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显得总能自圆其说。《梦的解释》、《摩西与一神教》及对米开朗基罗的《摩西版画》、希腊神话的杀父情结的处理，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在 Freud 的理论中，unconscious 部分并不令人愉快，更多是一种物理性的生理冲动。而 Freud 广博的知识，也迫使他的学生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比如 knowledge of mythology,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等，才能吸收并推进他的理论。荣格（CARL JUNG 1875–1961）应运而生，他有着许多关于 symbolism of complex mystical traditions such as Gnosticism（诺斯替），Alchemy 炼金术，Kabala（犹太教经典中的神秘主义）, and similar traditions in Hinduism（印度教）and Buddhism（佛学）、藏传佛教（大日如来和大母神）的惊人兴趣和知识。

他借鉴了 Freud 的解释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他除了使用 Freud的personal unconscious 之外，还提出 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体无意识）以及 archetypes ²。他主要强调幻想和潜意识，在《论无意识心理学》中，他以为，个人的潜意识有赖于更深的层次——每一个体的大脑中，均包含着 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第二讲，三联中文版）中他写道，

梦的意象与血缘和种族无关，也不是通过个体自身的经验获得，而属于一般人类而具有集体的性质。

无意识心灵，象身体一样，是一间堆放过去遗迹和记忆的仓库。在这里，人类的心灵都是一样的。

在他的理解中，记忆属于意识中可控制的部分，而最底层-----原型心灵，则代表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神话模式，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荣格区分出各种不同的原型，比如说 The mother archetype、Mana、The shadow、The persona、Anima and animus³、和 mandala⁴等，用以阐释各种宗教和历史。这些名词显示了荣格极其驳杂的知识，而在摆脱 Freud 的学说谋求独立的过程中，荣格除了考察诸如瑞士的神童、预言等外，他也同时极其关注东方文化，比如对于，他为卫礼贤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译本写了长篇评论，再次试图将他的学说引申到东方文化之中，他的相关文章收录在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G. Jung 中。

如前面说明的，Freud 的精神分析和 Jung 的分析心理学对梦的意象、文学故事、历史传奇、图腾禁忌的阐释方式，与基督教的寓意解经法如此类似，以至于看起来，一切文本及遗物、甚至艺术品都可以被看成一种秘传而用 隐喻 的方式加以理解，而他们所处理的题材和人文学科又是如此接近，加上 Freud 个人的人格魅力及学说的震撼性，这使得他们的学说看起来，不是临床的心理学治疗，而是一种阐释法，于是，一时之间，文学界中关于 前意识、无意识 的概念变得非常流行。

典型的，当属于所有人心中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被激发时，便是所谓 大众的疯狂。这便是 Anatole France 的故事中，农夫所以仇恨对方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他住在对岸。

这带着阿拉伯和以色列世仇的印痕或者类似于酿成罗密欧和朱丽叶悲剧世仇的影子，但在荣格的解释中，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而不关民族和血缘。

又比如，中国的《红楼梦》，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就认为《红楼梦》中有很多迹象表明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同一个人的分裂。看起来，与其认同张爱岭的说法，不如说，曹雪芹更多时候是在暗示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同一事物的分裂。如果采用荣格的 Anima and animus 说法，那么这种由混沌中分裂出两元对立之阴阳转换，正符合了中国的传统道教的理解。从这种角度说，荣格的原型理论，和东方文化的圆满融合，颇有共通之处。

对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而言，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便是如何找到一幅完整的图像，或者整体性的象征，来解决意象的杂多和梦境的暖昧而导致的无意识层的内容缺乏联系的问题。道教的 道，藏传佛教的曼荼罗的圆满性，对立冲突之后的阴阳调和，用东方思想中的转化、平衡，冲突的归一的 圆 的图象来解决冲突的问题，为荣格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但这么一来，着重于圆满而注重隐喻象征的阐释法，便变成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或者说，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先有梦境还是先有意象，意象如何能够成为规律以解释梦境？这个困饶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适用于质疑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学派。

对于本文所考察的话题来说，荣格的著作中，最与本文相关的是关于集体无意识的论述。或者说 大众的疯狂 的研究。Freud 及荣格均研究过集体心理。但最早提出大众心理研究的并不是荣格，而是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英译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以及《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等书中，进行了关于集体心理学的描述，成为 Freud 和 Jung 的先声。

《乌合之众》是勒庞的最著名作品，在其中，他提出，聚集成群时，个人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得与自己一人独处时有明显的差别。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

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 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

在群体中，由于群体的人格暗示，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动物本能，从而做出极其邪恶的事情。典型的，比如法国大革命、二战中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屠杀。

按照勒庞的理解，民众一直在渴望英雄。或者说，等待英雄来领导他们。如果说，野心家把自己装扮为神并走上神坛的话，那么，神，同样也是民众心中的潜意识所造就出来。这便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

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

按照勒庞的理解，提供给民众的观念，并不在于这个观念的正确与否，而在于这个观念的形式是否简单明了，绝不妥协。⁵

影响群众想象力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并引起注意的方式，

在这些事件深处，找到的不止是统治者的权力，还有愚蠢的民众的群体灵魂。对于中文世界来说，《白毛女》、八个样板戏、红小兵的天安门朝圣举动，《鹿鼎记》中洪教主的语录，每天早上的向着毛泽东神像朝拜的仪式，都生动而清晰的再现了勒庞对 剧院观众 的分析。

如果基于后面即将论述的基督神学和历史哲学的发展来看，勒庞的时代，是上帝已经死了的时代，上帝死了之后，愚蠢而脆弱的民众，骨子里仍然感到脆弱而不能承受独立自由的重负，于是渴望象摩西一样的英雄来领导他们，或者说，做习惯了奴隶的民众，并没有勇气去独立面对苦难的人生，而宁愿将命运交于他人之手，只渴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做奴隶。上帝死了，人成为孤儿，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令人痛苦的悲剧。

《书屋》的《谁有迷魂招不得？》一文中，描写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是人质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反过来保护劫持者，也描写了一系列的神秘教派，信徒们在集体环境的感染力中，完全丧失怀疑思辨的能力，依赖于某种不证自明的所谓真理，直至这种依赖成为一种习惯，而教派中，所谓的真理则披上美德的外衣并获得正当性。上帝死了之后，人，不再是上帝神恩和救赎这出戏剧的演员，而是领袖和语录的奴隶。

如果说，勒庞的分析基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历和对民众的愚蠢程度的深刻理解，所分析的 乌合之众 是针对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暴民和群氓。但不幸的是，二战前的纳粹，文革时中国的红小兵，更大规模的重演了他的思考。而在现今的英国暴乱球迷身上、在中国强烈民粹主义的年轻愤青身上，依然可以看到 乌合之众 的暴力和激情。战争和暴力，随时可能将人类再陷于霍布斯丛林。

回顾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蛮族的入侵，一乱一治不断循环的圈子，做安稳的奴隶而不得的底层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将积累起来的文明再度毁灭。才得以印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政权更换的非暴力的惊叹。回顾《盐铁论》之《国疾第二十八》丞相史说：

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

很难说，这千余年来，愚蠢的人类在知识及本性究竟有多少改善和进步。这便是乔治·米德 Ggorge Mead 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中所说的，

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中,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望。

也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对勒庞最早而且有效的阐明了

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

的真相的推崇原因。

严格说起来，勒庞的著作同样类似历史哲学而不是心理学说，基于描述而不是基于分析，他的概念，也是一种思辨的 历史的 和 文化的 整体概念，或者说，宏大叙事，而不是一种可操作性的分析哲学，也不是一种类似于涂尔干《自杀论》中具备大量统计数据的社会学。而《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等这一系列书名，则显示了历史哲学中伏尔泰、孔多塞的痕迹。

Freud、荣格将勒庞的论述进一步扩展到个人的心理，但如果说，集体无意识是意识所不及而人类无法控制，那么，问题便到此终结，因为，这是理性所不及的内容，需要的是启示、预言而不是推理，论证，或者说，这种历史哲学便不需要再行论述，因为，这是人类这种愚蠢的动物天生注定的悲剧。

但正如本文第一节一开篇所写的，历史哲学永远在历史之外，从而，论述仍将进行。下一节是《行为学派和集体记忆》。

注释：

言说，便是叙事。按照《说文》的注解，

字义有之：十口为古。

古，梁启超说，便是十个人打完猎后聚集在火堆旁边时的叙事。无论这种故事来源于真实的记忆，还是虚拟的想象。现今保留了一些古音的潮州方言中，仍有一个词，讲古，用于指 说故事（story）。

这种聚集时的叙事，必然是有着一定的悠闲，基于记忆或者想象重构时空。成年人常专注于日常事务，或者说，谋生的焦虑，迫使成年人滞留于现在的时空，不敢再做少年的白日梦，因而，成年人的叙事已经想象力，便常之剩下为生活所迫的谎言了。而那个指穿那件皇帝透明的新衣的小孩，再长大几岁，难免会被说是，

做人不够厚道。

于是，幻想及玄思，对另一个时空下的故事的重构或者出世的思想，便常出现在诸如老人和儿童这样的休闲人士之中，偶尔，也浮现在至情至性，超世脱俗的诗人和文学家身上。但谋生日艰，现今悦人的恐怕更多是情色而非思想，而乞丐的儿童的脸上，也恐怕奸诈多于纯真。人生识字糊涂始，但潜移默化，一入尘世，便不可休止，心灵的被沾污，又岂止从文字开始？

算起来，如果以幻想和玄思的丧失及老年人的生存空间的压缩和孩童想象力的被扼杀为代价，全民皆工，来换取所谓的发展，这机会成本未免有点高甚至令人悲哀。但在 进步观 的视野中，进步是必然的，而进步总有代价，无用的想象力及玄思被视为无价值之物，于是，这种惋惜，便被定义为迂腐了。

梁遇春在《天真与经验》中说到，孩童的天真，多半是无知，沧桑者忘机的微笑，才是纯真。正所谓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但庭前花开花落，天外云卷云舒，这尘世，虽然凄苦，又真有几人能去留无意？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喜乐悲愁﹐皆归尘土。（金庸）

摩尼教以烈火焚去残躯，藏民以天葬将皮囊布施，与其说，为超越故，不如说，倒是看透了世情。

但真未必美，美也未必真，济慈始终还是少年。距离产生的朦胧感，似幻非真，才让人觉得美。

存亡见惯浑无泪（东坡）

的冷静，却意味着坟墓的影子已染着生命的残年了。审美疲劳之后的微笑，未免令人可厌。

秋心¹ 说道，天下最爱哭的是怀春的少女和情海翻腾的少年，但他们的生活也却是色彩最浓的²。哭，倒是深得了叔本华所以为的人生之苦难，便是人生精彩之处的神髓了。于是，常常无端狂哭无端笑的曼殊僧人，虽自言欢肠似冰，但那却是朱光潜所谓热情过后冷静的观照幻化出来的文字，写不尽他那一生飞蛾扑火的精彩了。

火眼金睛也需从八卦炉中炼得。遇春常觉得，从无知的天真到超然物外，需要生活的艺术。但他却忘了，人世的苦难，世故的炎凉，若是看的太透的话，难免便常为之所苦了，这苦难，恐怕也常不是敏感的诗人那脆弱的心灵所能承受的。

五十之年，唯欠一死，

膑足盲目，生不如死。较之活着继续承受生活的苦难，死倒也显得容易。说起来，寅恪先生比观堂还是要勇敢些。

梁遇春常说，人如果在青年时期死去，他在人们的记忆中，便是永远年轻的。这不幸成为他日后的预言，和将文字写在水上的济慈，或者吻火而去的徐志摩³ 一样，为人世留下文采飘逸的少年公子的印象了。但如果相对于日后吴宓教授的遭遇，或者他们的早逝，倒是幸运了。

少年人常做梦，老年人却常回忆。回忆，对于成年人是一种分心走神，对老年人，却是聚精会神的关注。哈布瓦赫在《过去的重建》一节写到，记忆并非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赖之便得以重建昔日的容颜。相反，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不断的要求人不能单纯的不断重现以前的事件，而是需要不断的润饰他们，削减他们，重构他们。很多时候，遗忘是一种自我保护，回忆，却是一种自我认识。

记忆不同于梦。记忆真实，还是梦幻更真实呢？庄生晓梦迷蝴蝶。何者为真，何者为幻？按照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的说明，在人类的体验中，梦是最接近于记忆的了，但梦比记忆更自由。梦，无结构，无连续性，无秩序，无迹可寻。但梦提供的是不稳定的意象和碎片，而不是记忆所提供的稳定的结构。如果说，梦是根植于无意识的睡眠之中时，那么，记忆，则存在于意识和自我意识清醒存在时的生活之中。或者说，梦中，旧我已不再存在，记忆，却是自我的重生。

人脑不是容量巨大，分区完好的大硬盘，可以任意准确的重新调用过往按照线性排列的生活的记录。相反，记忆常需要场景的提示，一个名字，一个侧影，一种颜色，都会招惹出成串相关的心灵图象。如同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所写的，在一个陌生的房子中听到某段音乐的主题，会让斯万回想起演奏这段音乐的不同场合，还有那些与奥玳特共度的美好时光。而浸在茶里的一块小蛋糕，吗德莱哪小点心，那飘逸的香气，却可能让普鲁斯特在不经意中想起童年的时光，和过往他人偶然一蔽的眼神。于是，过往的景象，在回忆反复编织的经纬中不断获得新的景象和意义。

生命只有一次，去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追。那么，昨天一切的我，与今天一切的我，那些昨天消失了的自我，和今天仍在体验的自我，又有什么干系呢？心外无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对个体的我来说，只不过是感受。但昨天的感受，与今天的感受，又有什么干系呢？

朱自清在《匆匆》中写道，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洗手的时候，日子从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只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着，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这文字，写尽了匆匆逝去的年华和哀思。

线性的时间不停的流逝，芸芸众生，大多数人的生命，常是在这时间中不断的生活，不断的经验，却很少回头反思自己体验了什么。犹如登山者，头也不回的往上攀，却很少回首驻足，观赏一下沿途的观景。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持续的变化让人感受到死亡的接近。埃及的法老希望通过金字塔得以重生，佛教说六道轮回苦难难免。现代的女孩子们，借助于科学技术和常以各种保健方法及化妆品希望青春常驻。永远年轻！一个多么美妙的梦想！

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肖像》中，以自身为幻影，描写了一个永远有着一张纯情的少年脸孔的道林格雷先生，那一个邪恶放纵的 快乐王子。手持一枝花儿，穿行于大街上的人群中，

一见杨过误终身，

误尽世间多少红颜少女，却让那藏于阁楼上的肖像，去承受肉身的衰老和伤痛。

但青春的常驻，不意味着生命永恒，更非体验常新。正如有时少年的脸孔下，也常深藏着掩盖不住的沧桑一样。对生命的长短的感受，不在于肉身的存续时间，而在于对这人世感受的体验之中，如果上一秒钟中所有的一切感受和知识，在下一秒钟之中完全消失，那么无论再长的生命，永远都是一瞬而已。人便真的不能再次踏入时间之河流了。幸运，记忆使生命的感觉持续，但不幸的是，过往的痛苦，也可能挥之不去，典型的例子便是战后慰安妇及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德国妇女的自杀。但对于存在者来说，记忆，这种对生命经历的重温，使我们得以理解生命，理解自我。

按照海德格尔在《存在和时间》中的看法，时间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现在之河，而是 曾在、当前、将来 三者的循环涌现。那么，当个体的自我，在回忆中重温过去时，现在的身，便在当时的场中。于是，这种重温，使过去偶然的经验，过去经历时候所不能理解的事物，在这种后来的重温中被重新认识并理解。

《分手总要在雨天》，张学友和周海媚构造了一个雨夜，在那条小巷《吻别》的凄美场面，那情怀，欲拒还来，并不止在那一刻的当下被感受，而在是日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记忆中夹杂着失望、希望、痛苦、快乐、哀伤、光荣与梦想等等复杂的情绪而重新进入心灵并被重新记忆。昔我来时，杨柳依依，今我思之，雨雪霏霏，往事的意义和感受，在后来的重温中逐步揭示出来。而《霸王别姬》中，程碟衣的形象，与其说被那一刻的观众所理解，不如说，是随着从那开始张国荣的诸种故事，直至以那凄婉的一跳为自身做一终结而被旁观者再度理解。昔日不经意的一个手势，一件物品，可能勾起日后的许多思绪。尘封的往事因着其意义的承担，而近在咫尺。去年崔护重回首，前度刘郎今又来。昔日令人欢愉的桃花，在日后的追思中，却可能勾起哀伤惋惜的愁绪。在这种重温中，过去、现在、将来三者交织在一起，线性的时间之流被心灵打乱，呈现出多维的状态。

于是，正如普鲁斯特所揭示的，那看起来已经消失很久的自我，那在往昔的场景中存在的自我，那看似已经死亡许久，却仍深埋于内心的记忆中的自我，便在当下的这一刻中再次复活。那一个并非唯一存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系列不计其数的相互交替的自我，不同时间下我的不同图象，便在这种不断的重温之中，交织起来成为一个我所重构出来的过往的我的立体图境。在回忆的那一刻，一刻便是永恒。在回忆中，过往多少年的故事和经历，被浓缩成那一刻间的立体图象，而过往某一刻的场景，却可能因为记忆的不断追思而永恒，而这种在时间中重叠出现的关于我的景象的变化，使自我显得更加清晰。对自我的理解，便有如那一个多棱镜，在回忆的不断变幻的光束折射下，映照出七采的景象。这种理解，有赖于回忆者对切入点的选择。只要记忆仍然残存，那么人生便得以无数次重生。

回忆的重温，使时光重现，这是《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一部《重现的时光》（或者翻译为《寻回失去的时间》）的题中之义。也是瓦尔特比梅尔在《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普鲁斯特的艺术特点。尽管安娜亨利在《小说家普鲁斯特，埃及坟墓》中试图取消普鲁斯特的小说是一种时间寓言的说法，而吉尔德勒兹则试图在《普鲁斯特和符号》中用一种解经法以说明普鲁斯特德主要赌注不是时间而是真理。但读者如果遵循保尔科利在《虚构叙事中的时间塑形》中的理解对文本进行阅读，会发现文本中存在两个声音：主人公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这两个声音交替出现，将基于旁观者和亲身经历者的不同感受同时带给读者，于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两类不同印象重叠在一起，图象由此具备充分的立体感。而相应事件本身，变成幻灭与超脱的混合物。这种叙事，相较于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将自己以隐秘的方式介入小说中间，影响小说的进程这种现代派行为更显得典雅而神秘，也比日后戴厚英的《人啊人》用几个不同的主人公的心理来看待同一不同的事件更显得天然浑成，不落痕迹。

但《追忆似水年华》的真正意义不但在于作者本身的内省，也在于作者通过这种内省得到的文字记录，将读者同样卷进回忆和沉思之间的旋涡。非但作者自身必须反思所作所为，读者自身也必须做这种反思。与其说，这部小说是让读者理解普鲁斯特所进行的反思，不如说，这只是一面镜子，照出读者自身的印记。如同普鲁斯特所写的

事实上，每个读者在读书时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不过是作家交给读者的一种光学仪器。读者可以籍此看到他本来无法看清的内心世界（法文版，第3卷，911，德文版，第7卷，352） 。

这种 Proust 纯粹内省式的回忆，不同于伍尔夫夫人独守空闺时的浮想联翩，乔伊斯以一日的经历写尽百年沧桑的浓缩，也不同于斯坦因夫人在《软纽扣》中仿效毕加索作画的构型，相反，这种回忆，犹如《道林格雷的肖像》中最后，道林格雷重新直面往昔那自己的肖像时候的感受，犹如一面镜子一样照出内心的真实，直面自己最后的审判。

这正是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课程中所指出的，文学写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暴露，而是表达出作者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具体人事的判断。这再次回到前面关于美感叙事中 场 的论述。美感叙事中，作为一种 格式塔 的意象，事实上，是作者基于自身的感受的浓缩。尽管对这种 场 的理解和判断同样需要推理，但更多的是直觉和共鸣。叙事的目的不是 纪实文学，不是试图如照相一般忠实的拍摄出原貌，清晰准确的描述客体，而是试图表达精神和场。非但必须写出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写出参与者对场的理解。于是，任何写作都意味着一种重现，一种赖于在回忆中的想象的重现。

读者通过对自己生活的理解，从而有可能去理解他人的生活并且达到与不同时空的前人的对话。普鲁斯特写到，

只有艺术能够使我们走出自我的圈子，并且使我们了解他人眼中的世界，世界在他人眼中和在我们眼中不尽相同，有多少艺术家，便有多少个世界。

或者这么说，艺术（文本、文字）使自我的理解成为可能，也使不同世界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文字笔于书则流布致远。当记忆随生命终结时，文本仍然忠实的记录了往日如流星般飘渺而去的思想火花。于是，当读者在千年之下，重新感受作者在过往的当下所理解到的感受时，经验者昔日所感受到的体验，便再次重现于读者身上，这种重现，是一种跨时空之下的心灵契合。从这种角度上说，读书，也是读人，不但读到前人，也读到自己，读者在这种阅读过程中完成勒 认识你自己 这种心路历程。由此，我们得以理解林语堂读到李渔和苏东坡时候的欣喜若狂，以为东坡再生的心境，也得以理解晚年的陈寅恪将心史尽托于红颜时候的沉重。

这种不同的个体，在不同时空之下，沿着不同的读书路径和人生经历，偶尔的心灵沟通，正是汪丁丁先生所曾经以为的可能打破现代化分工和知识分立的途径之一。从这种角度上说，读书，也是人生。相较于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重复性的被异化的劳动，如果以体验的丰富作为衡量人生的价值，以心灵的感受而不是肉身的物理存续时间来衡量人生的长短的话，那么，正如普鲁斯特所说的

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示和重见天日的生活，因而是我们唯一确实经历的生活，便是文学（法文版，卷3，895）。

这便是梁遇春在《文学与人生》中引述王尔德所说的，文学不是人生的镜子，人生才是文学的镜子的真正意义。只可惜，这种精彩，在在帖以唯美主义的标签之后，便被埋葬了。

于是，基于对个体记忆及分立的知识印象的理解，可以继续论述下一节《集体记忆和信念的自我复制》。

注释：

活在死去的人之中，还是活在活着的人之中？

在历史学中，构成了一种二元互补的辨证关系。

问题在于，重构的是过往时空下所可能发生的事实，还是过往时空中存在者的感受？按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考察，相比于印度的《四吠陀经》等传说，中国是最早有历史记录的国家。如钱钟书在《管锥编》编（477）中指出，早期的史书，如《春秋》、《左传》者，重在 记事，或者说，重故事背后的善恶伦理，却没有注意对于史学更重要的一点，区分辨析事实的本原。直到《史记》，太史公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¹

究古今之际，穷天人之变，对于《山海经》等不稽之说，均不列入史书，同时，将史书的传统易为 记人，所试图表达的，不但是过往所发生的 人 及事，更重要的，还试图重构出 人的感受。于是，不但在《项羽本纪》中，霸王见四面楚歌时，大惊，曰：

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的话语被记录下来，自刎以前的感叹被记录下来，乃至深宫中，王、妃之间的对话也被 栩栩如生 的 记录 下来。钱钟书批评司马迁未免知之深而行则不彻底。并引了一则前人的尺牍笔记，指出在霸王危亡之时，安有闲心记录当时的对话？如果按此种方式重构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已经和小说相去不远了。²

那么，历史该如何重构，这和叙事理论有关。历史是叙事，小说是叙事，甚至任何一篇有意识行为人的言说或者文字，都可以被广泛的认为是一种叙事，叙事 Narrative，意味着一种叙说。

按照汪丁丁在《制度分析基础：一个反复思考的概论》及《王小波的说与思》中所引述的利奥塔或福柯的看法，汪丁丁把把 言说 归为三类：

1. 历史叙事。这类叙事包括神话，传说，禁忌，原始宗教，任何过去的事件。历史叙事的说服力建立在叙事者的权威身分的认证以及叙事内容的真实性认证上；其 合法性 只能建立在一群人所共同享有的生活经历之上。

2. 科学叙事。这类叙事的说服力建立在对理性传统的信仰上，凡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其它一切信仰，都必须加以理性审查。同时，这类叙事的说服力还要求对叙事者的理性能力的确认，这取决于理性传统内部的专家们的权威意见；科学叙事中的 合法性，建立在我们共同承认的 公理体系 之上，哪怕是临时性的假设，当言说者公开指明或隐涵接受的做为叙事出发点的一套公理，包括 三段论式 演绎体系时，基于是否与既有的科学传统相容性，可判断出言说者的叙事的 合法性。

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中我们都必须追问叙事的真实性并且把这种真实性联系到某个 叙事传统 的权威性上去。

3. 美感叙事。这个名词汪丁丁自称是从伽达默尔那里借来，美感叙事并不要求我们追问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主体之间追问 真实性 就意味着追问 客观性 或者也叫做 主体间性，而后者对 美感 而言是不必要的，美感是一种私人感受，这类叙事的特征是私人话语,它的目的不在说服，故不需要建立其说服力的基础。美感叙事的内在冲动来源于叙事者的审美冲动，例如诗歌，散文，片语，残句。美感叙事不要求说服任何他者，虽然它可以引发他者的共鸣并且由此而具有某种感召力。

美感叙事并不意味着其表述没有高下之分，比如说，抒情和矫情的区别，远看大山黑糊糊 与 古道西风瘦马 之间的高下，仍然是可以判断。按照阿恩海拇在《艺术心理学新论》中的解释，诗歌经由语言表达意象。方块文字的图象意味，相对于音节化之后的文字，仍残存更多的对自然世界的状物特征。如果从一种 场 或者 格式塔 的角度来考察文字的话，那么，诗歌，或者美感叙事所采用的词语就相当于将作为七宝楼台的意象拆成一块块的碎片，经由读者基于词语的重新组合以得到原来作者所感受到的意象，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推理及知性的存在，相应的，这些词语本身构成一个自我满足的场，于是，诗歌在其所有词语所构成的意象中表达了自己。

这意味着构成诗歌的词语之中具备其内在一致的逻辑性。而这种逻辑规则基于其表达的意象作为终极评判，文字间所表达出来的作者的敏锐的理智和对词语组合的用意（别具匠心）和意象所表达出来的丰富性，可以成为衡量诗歌高下（合法性）的标准，相应的，其他形式的艺术，比如绘画、摄影、书法，同样也诉求光和影背后所组合出来的意象的丰富性和构成 场 的要素之间的逻辑性。在这一意义上，美感叙事除了强调一种感情上的共鸣之外，也同样强调对合法性的诉求。

按照汪丁丁的理解，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都各自强调其自身的合法性。汪丁丁说明，

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³，它们是两种最伟大的宏大叙事方式，它们在数千年里分别是东方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叙事方式，并且分别承担了延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功能。

当他出于对宏大叙事的焦虑，使他推崇美感叙事，强调一种私人性的诉说。

问题在于这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之间所倚赖的合法性，是否可能统一？东方人的思维，大多强调合而以为可能统一，西方人的思维，大多强调分而主张其中存在张力。我们可以发现，美感叙事中，比如说，文字的音乐性，基于形式的追问而诉求合法性，而这种诉求使音乐和数学获得了一些可能的共通，这意味着统一的可能性同样存在。但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哲学话题来说，重点在于考察 历史哲学 的理解及合法性诉求的认识问题上。

关于历史叙事的理论，丹托的《历史分析哲学》和莫顿怀特的《历史认识基础》都开辟了一个专门讲叙事的章节进行探讨。英国的珈里 Gallie 在他的《哲学与历史知性》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中提出，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历史叙事被看成历史固有的特征。

按照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故事与历史》一节的界定，历史除了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外，还必须有以下几个最低限度的定义：

1. 叙事命题，即是分散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件。比如说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这一事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这两个单独事件。

2. 事命题与连续事件有关。比如说，我们认为上述两个事件有直接相关性，这就与休谟问题有关。⁴ 这变成一个因果性考察的问题。

3. 当主体被当成实体时，这种考察所应用的思考便形成一种哲学。

在雷蒙阿隆的定义中，叙事命题的真伪可以被归入考据学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乾嘉学派的金石之学，古史辨派的疑古的基础，对叙事命题的真伪提供了直接的影响。而第二个问题——休谟问题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哲学传统。

按照汪丁丁在《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中引述罗素对休谟问题的的解释，

所有我们深信不疑的科学 定律 都只不过基于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的 归纳原理 之上。逻辑上无法证明苹果必然往地上掉，因为论证所必须依据的 归纳 证明法，本身是无法得到逻辑证明的。休谟论证说：我们只能得到两类真确的命题。第一类是关于主体的感觉事实的命题（Propositions of matters of fact）。第二类是关于观念与观念之间关系的命题（propositions of the relations of ideas）。例如逻辑命题、数学命题等等。而第三类命题，作为笛卡尔的哲学推理基础的公设——有原因必有结果；任何事物必有其原因，

在休谟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虚妄的 联想，所谓 因果性联想。休谟的 因果性 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及可能导致的问题，基于雷蒙阿隆所做的阐发过于庞杂，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将放在后面关于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讨论时再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当将 历史 当成实体考察并形成一种哲学时，这意味着本来基于历史而考察得到的所以为存在的规律已经变成不依附于历史独立存在的哲学。这正是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的分野所在。

如果说，中文有 历史哲学 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哲学乃是基于历史而试图理解历史背后的规律。而由犹太-基督的历史神学反动而得到的 历史哲学，其重点不在历史，而在哲学，可以这么说，对于这种历史哲学来说，历史只是作为哲学的材料和对象而已。假如这种历史哲学乃是基于过往的历史而得到，那么过往的历史只有一次，我们又如何可能用基于这种历史得到的哲学反过来来解释并预言以后的历史呢？如同前面所指出的，博奕环境已经变化，如何保证博奕的均衡再次实现？这需要全能全知通晓博奕的一切条件的上帝。而先有历史，还是先有历史哲学，则变成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那么，按照本文的思路，试图基于历史的角度重新述说历史哲学演变的历史时，这一历史的叙说，同样也受制于前面指出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可能基于现有的材料去重构既往的事件，而历史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既往的人的观念或者思考，又怎么可能被重构出来？

问题变成：谁之历史？谁之历史哲学？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绪论中写道，

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但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

直到现在为止，谋生的问题，仍然构成现代人的焦虑。天下大同，乌托邦、共产主义，仍然是古往今来一部分人的理想。于是，基于这种对当代人的理解及过往的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尽管过往的民众中，可能每个人眼中都有其理解的历史，但这一部分历史，视野却受到时间和经历的限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希腊哲学的论述时候指出的，哲学起源于有闲阶级。我们并不排除某个在田间终日劳作的奴隶具备通晓世间一切历史并具备自己的历史哲学这种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作为一种探索，有闲人士非但具备思索的时间，同样更重要的，他们也具备更多的将这种思索变成文本流传下来的条件。

因而，对于后人重新考察前人的思想史时，所能倚赖的更多的是这些得以流传下来的文本。早期文本的稀缺，意味着思想的秘传。尽管需要大量的劳力才能构建金字塔或者斗兽场，但这些建筑所给予后人的，更多的是美学叙事所需要的形式，而不是科学叙事的辨证思考历程。

于是，重构过去时空下的思想者的思考，除了 认识如何可能 这种认识论的问题之外，还受到文献的限制。典型的例子，比如孔子试图重新构建商周的历史时候，便已深深感受到文献的不足。而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遗留到现在的罗马时期的典籍是如此之少，而其他非基督教的异端典籍，在基督教成为正统之后，也逐步失去流传。同时，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是面向民众的言说，而不是一种书斋中秘传的沉思，而且因为教会组织的扩张而有可能有更多的受众，这意味着基督教的教义，可能代表了当时民众中大部分人的思考。

从而，我们只能基于现在所得到的仅有的历史典籍及基督教传统，去追想当时的人关于世界的看法和思考。因为，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还原，某种后世考察时所倚赖的典籍可能在当时并不流传，而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同样成立，思想史的考察，并不代表了当时的大多数民众的思想考察。

基于上面的思考，下面继续讨论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神学。

注释：

当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办法，基于人的 共相 而得到人类的 共名 时，人与人之间究竟又有多少可能的共性？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计划性》一节中写道，

动物借本能以生活，毕生所事唯在图存而传种于后，其所知所行囿止乎此，莫能有外。而稍远于两大问题者，则如探究之本能、游戏之本能、自由冀求之本能。

这意味着，人类可能的基本共性，在有限程度内，只能化约为一种愚蠢的食肉动物。甚至当我们将构成 人类 的人和人之间进行不断的比较时，们总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细微差异，以至于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找到两个相同的人。

如同一张比例尺为1:1的真实地图不能给路人任何指引一样，对发生在过往某一具体时空的事件的重构，实际上是基于当下的亲身体验及个体当下的理解之中。按照雷蒙阿隆的理解，这有两种不同的路径。雷蒙阿隆在《历史哲学引论》中所进行的重构遵循的方法，是通过理解所谓的 客观精神，由自我走向他人，进而重构过去，而 Alfred Schultz 在《建构有意义的社会》中，则是基于对所生存世界的 共同知识 的理解。从身边世界的认识，过渡到重新试图构建对往昔时空下他人的理解，相应的，过往历史的 知识 事实，成了理解过往的拐杖，这种情况便犹如读了许多异国他乡的生活规则之后，再去外国生活，与一下子，因为乾坤大挪移时空流转而来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度生活时的不同。

常识（common sense）或者说，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经济学博奕论中一个极为基础的假设。古典博奕论分析的开始假设是 局中人的完全理性是共同知识 的理想世界，开始博奕论的推论。我们分享了生物和文化的历史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这么一个理想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 可能的世界 之中。对可能的世界进行考察，意味着我们可能必须考察 没有尾巴的袋鼠是否还能保持平衡 或者 猪如果会飞时，是否会改变其食物结构 这一类看起来很离奇的问题¹。按照汪丁丁的定义，历史只能是实现了的均衡。这意味无论此前的博奕结构有多少可能的均衡解，没有实现的均衡，不能称为 历史。或者说，不能被归入后来的博奕者所理解的 历史传统 进行处理。这意味着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神学》一节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假设，是一个没有被实现的均衡。要确认这个均衡是否存在，除非我们是全能全知的通晓整个博奕结构的上帝。

共同知识的存在性，在数学上，可以通过不动点定理，由一个层层映射所构成的不动点的拓扑结构来描述这个 核 从而证明共同知识的存在。但当将这种描述用以描述一个真实的社会博奕的结构时，我们知道这种描述抽象了许多因素。在一个实际的社会博奕结构中，个体实际上是在基于确定的博奕环境下，通过观察他人的博奕策略来理解博奕的规则的。或者说，个体是通过参与了社会博奕之后，将社会惯例或者潜规则（吴思）内化为一种自我对社会的默会知识（波兰尼）的理解，而得以理解这个社会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刻画出博奕环境才能理解博奕参与人是如何理解这一共同知识的。人不是上帝，没有被实现的均衡在另外一些偶在性下是否可能实现，永远不得而知。

这一节的描述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及博奕论的读者来说，会显得有点困难。有兴趣的读者无妨阅读 Tirole 的《博奕论》教材、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汪丁丁的一系列文章、或者本文作者在《汪丁丁的制度分析》中的相关论述。我相信跳开这一节不会太影响读者的理解。

那么，当我们试图通过基于对当下博奕的理解以重构历史时，现今的博奕环境已经不同于过往的博奕环境，我们真的能够通过对现在的共同知识的理解以重构过往的历史吗？

注释：

在基督教的早期诸种教派及异端中，诺斯替派（音译，Gnosticism，其意义为灵知派）或许是最值得一提的。瞿旭彤（网名李思源？）在他的博士论文《什么是诺斯替主义：从其神话体系的宇宙论和人类学观之》中做了一个综述。详细的提供了关于诺斯替派的相关研究历程及参考书目。

按照其中的说明，直到十九世纪，诺斯替主义文献大都还是二手的，主要来自教父的反异端著作中的报道、概要和摘录，以及之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书和概要性纪录。1835年，鲍威尔出版专著《基督教的诺斯：或者其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学》（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基于黑格尔学说，将诺斯替主义阐释为基督教宗教哲学的起点。随后，哈纳克（1851-1930年，Adolf von Harnack），在《教义史》中做了一个经典表述：

诺斯替主义者对创造信仰的使徒性教义和基督教神学的尝试：或基督教的极度希腊化（the attempt of the Gnostics to create an apostolic doctrine of faith and a Christian theology, or: the acut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由此，诺斯替主义被广泛地当作早期基督教的异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这个教派的研究从教会史扩展为历史-宗教视野，进而基于一、二战以来人类所面对的急剧变化的世界所产生的生存危机及终极问题，阐释方法也随之变化，海德格尔的学生约纳斯基于一种纯粹的哲学立场，以存在主义、解释学、深层心理学进行了一个重新诠释，或者说，对诺斯替主义进行新的解经。而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一九四五年出土的《纳克．罕玛狄经书》(Nag Hammadi Library)。为该教派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灵知派经书》（三卷）提供了一个中译本。刘小枫编的《灵知主义及其现代性谋杀》中，则收录了一系列关于灵知派的文献解说。

从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来看，由早期的基于历史贴近文献的研究，变成后期的解经释经法。这让我们看到犹太教义希腊化时对《圣经》的不同释经法的影子，如果说，早期的研究是尽力在还原历史的面貌，那么，后期的研究，更多是一种重新阐发，或者说，六经注我式的寓意解经。

对于中文世界来说，西学东渐这个过程，或者说，犹太-基督思想传入中国，并为之本土化这一过程的起点，远者可以追溯到明代，近者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及变法。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关于 文化基督徒 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这个过程中中文学者对于基督神学的态度，基于文化而不是基于认信的态度，使“文化基督徒”是否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在不同的质询时有不同的答案。

犹太-基督神学，或者说，基督被钉上十字架这个事件，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太平天国利用了基督这个外衣进行暴动之外，对于传统的政治结构及政治哲学的影响上，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对道统的理解上，并没有多大的触动。或者说，清末以来，传统儒学已无法为应对外部压力的社会变革提供资源时，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试图尽力吸收犹太-基督神学中能够和儒家思想融合部分，而从未试图真正将犹太-基督思想本土化。基督神学一直是处于 补儒 的位置，于是，问题便变成了

作为本土的汉语，能否承载作为外来的犹太-基督神学？

中国历史并不是没有吸收或者融化不同思想的经验，孔子时代高度的思想自由化演变成汉王朝的独尊儒术，东汉时候佛教的传入演变成宋明理学之后的禅化，都用了相当长时间来提供稳定的汉语思想如何面对外来文化时候的应对经验。问题在于，中国的国门是被强兵利炮所打开的，犹太-基督神学，夹杂着后来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后的科学主义，历2000多年积累的思想，变成一个一次性的共时性的输入。而对于作为受众的国人来说，对于这种输入的理解，则夹杂着对往昔泱泱大国的追抚和民族救亡复兴的压力。这种压力使民众及思想者很难基于一种纯粹的知识好奇而进行还原历史面貌的追问，而更乐意采用类似于寓意解经法的释义，以尽快达致一种实用主义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这百年间进入中国的思想，最早表现出来的多非本来面目，犹太-基督神学为然，马克思学说也为然，诺斯替教派为然，经济学等术科也为然。如果幸运的，传入来的学说，无关于当时的现实面貌，那么还原本真的思想及学说的时间便短些，如果与国是纠缠不休，那么，理解原来的真意便困难许多。一个例子便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已经过去，而中国的披着邓衣，挂羊头卖狗肉的毛化马氏学说仍一枝独秀时，情况便如少林武功式微，西域旁门反成武林正宗了。于是正宗的德语版的马氏学说，便继续以毛氏招式千秋万世为国人所知了。

回到关于诺斯替教派的讨论。按照瞿旭彤的表述，Hans Jonas，The Gnostic Religion, pp.24-26以为，诺斯替主义的思想渊源中，来自犹太、伊朗、巴比伦和埃及等东方传统的因素，与希腊观念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混合。但是，融合主义提供的仅是现象的表面而非实质。诺斯替主义的教义表达大量采用了神话的形式，在宇宙论和人类学上的根本立场，与古典希腊思想和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形成了根本的对立。因而，诺斯替主义被当时的基督教教父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分别视为基督教信仰和柏拉图哲学的异端，

按照瞿旭彤的理解，诺斯替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二元论、非宇宙主义、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二元论来源于柏拉图，认为世界和上帝的对立反映了人的异化处境。而非宇宙主义则导致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及其创造者都是无知的从而是恶的。作为完全的他者、异在者和未识者，诺斯替主义的上帝在其概念中更多的是否定而不是肯定。从这种角度说，这三个基本特征才是后来的正统基督教所以为的异端。

而刘小枫则遵循哈纳克在《论马克安》的解释，强调了诺斯替主义的 秘传和精英主义 特征。以马克安为代表的基督教灵知派，是正宗保罗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基督教趋近希腊传统来建立自己的教义的最初尝试，但被教会群体拒绝了。但后来大公教会接受的信经教义却同样趋近希腊传统。前者被判为异端，后者却列为正统，这之间的矛盾，看起来，用历史时机来解释，要比用教义来解释更令人信服些。

按照刘小枫的解释，灵知派的不被承认，与其说

因其教义中有绝对的二元论或是因其中有令人难以承负的恶的学说，

不如说是因为其 秘传 的性质。秘传解经因其知识的门槛，而具有一种知识贵族或者知识青英主义的特征。而这种个体主义，必然

反对非属灵的、以等级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教会，

也即是说，反对基于普遍启示的言辞的教理和组织上的建制。

这种灵知和教会的冲突，按照列奥斯特劳斯的解经法，被指为 哲人 和 先知 冲突的先声。刘小枫在《哲人与先知的世俗冲突》中引用施特劳斯说明：

哲学与启示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哲人追求自身的完善，先知无需追求善的知识，仅仅将自己看作上帝的仆人。这导致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

众先知通常对人民、甚至对所有人讲话，而苏格拉底通常只对一个人讲话（〈耶路撒冷与雅典〉，页20）。

先知与平民没有信仰冲突。哲人则必须是孤独的，他很象艺术家，只使他内心的批评家满意，。当他试图取悦于听众时，他就失去了创造的感知。

从这种角度说，哲人只满足于自己内心的批评家，而不向大众说话。因为哲人认为自己的思考是不可言说的。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自己内心的孤独，决定了哲人和先知的言辞，本质上是不可调和。很吊诡的是，既然哲人所思考的是不可言说的，甚至哲人的言说只是为自己而说，那么，哲人为什么还要说呢？而大众为什么还要坚持听哲人的言说甚至努力去公开那秘传的真理。

哲人，是否以一种装神弄鬼的形式来获得先民中巫师一般的地位和权力呢？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在早期的基督教派中，并不乏后来同样被定义为异端的 伪先知。《十二使徒行传》中，提供了一些方法来鉴别伪先知，其中一条是看这些先知是否向民众索取财物。那么，在哲人和 伪先知 的不可言说的言说中，是否必须由其行为，或者说，伦理关系来判定呢？如果基于这一标准，那么便很容易走向一种实用主义或者波普式的论证方法。

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天下人的行事当中，有为一己之私而导致天下的大公，有为天下之利，而竟为天下之害。如果从这个角度说，那么，将动机和行为区分开来是一个简单而又直接的办法。或者说，哲学思考不应该搀杂伦理价值判断。如果说，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的话，那么，应该相信，剥离开价值判断之后的对知识的好奇，与价值判断无关，这是一种先验的予设，只有基于这种先验的予设，才得以理解经济学说史上，存在如此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历数百年之后，仍得以拼凑各家学说勉强成体系。

从这种角度上说，哲人和伪先知，其一切根据都是缘于民众而起，并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哲人和先知为什么做此种演说，需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民众不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为什么要将哲学思辩混同于价值判断？只有愚蠢的民众，才会试图去不用脑子去思考，只有愚蠢的民众，才会去将哲人和先知模糊在一起。民众是使幡动的风，而说到底，愚蠢的，不过是心动而已。

如果按照斯特劳斯这种解经法的话，那么，作为异端的灵知派的消亡和作为正统的大教会的确立这种成败，早已因其定位及思考模式而早已注定。而这种冲突，于后来的时代，幻化成个体与大众，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冲突时，游离状态的个体和作为秩序的社会之间，同样不可调和，这便成了思想者思想上的离群索居和孤独的解释。或者说，在思想中漫游的游魂。

刘小枫以为，诸如黑格尔、谢林、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马克思、尼采、托尔斯泰、巴特、梅烈日科夫斯基、海德格尔、施米特、布洛赫、薇依 Simone Weil、本雅明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上，多少都带着诺斯替 游魂 的幽灵。（关于本雅明、波德莱尔的游魂及对工业社会的反抗，可以读此前的《思想中游荡的波希米亚人》一文） 。

尼采则在《格言和警句汇编》中，为这种游魂做了一个注解。（《全集》节408）他写道，

现在活着的人有时象是影子，徒劳的想要获得生命，而这八个人（伊壁鸠鲁、蒙田、歌德、斯宾诺莎、柏拉图、卢梭、帕斯卡尔、叔本华）看上去，却是如此真切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尼采的神秘主义，不同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不以超越为愿望。也不同于埃及的崇拜，不以永生为愿望，更不同于老庄的哲学，不以养生为愿望。尼采思想中，对俗世的逃避，来源于对俗世的蔑视。

借用臧克家的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对于哲人来说，在他自己内心世界中生存着的对话者，要远比大众生活的世界来得更真实。让时间在悠闲中溜走 的思想者，便犹如赫拉克利特世界中的孩童，在沙滩上建立自己的城堡。匆匆路过的路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彼此互不干扰便已足够。对于回归到现实世界的 这有什么用？ 的问题来说，他并无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或许他的思考会因为偶尔某些同类人的会心一笑而觉得快乐。但更多时候，生命的意义，便消磨于这起而复灭的砌石的过程。

从这种角度，不但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舍弃家产潜心哲学研究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乔伊斯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专心于文字中建构《优里西斯》的乐趣。艺术，以其作者自身为祭品而获得生命，而活着的意义，不在于这种祭祀而得到超越或者因其作品而得到延续，而在于这个过程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自我和肉身的对话。

可以这么说，活在死去的人中，还是活在活着的人中？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信仰，不可调和，不可对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生活理念和对待思想的态度。诺斯替的游魂，是基督教教义正统化中失落的另一个世界。

上帝死了----尼采
尼采死了----上帝

这标语，如同写在墙上的字一样，等待着下一次的重新涂敷。思绪和过往的历史，也在等待着再度阐释和书写。

如同莎皮罗在《墙上的书写》中指出，因为《旧约》中存在某种建立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叙说，所以 Julius Wellhauscn 在 《古代以色列历史绪论》中，才能基于对历史的整体性考察，发现其内在的不一致性，从而重构出另一个批评版的《旧约》以色列历史。

反过来，耶酥生平记载的空缺，反而可能是一种便利，使得保罗、教会以至后来者，得以将他们所理解的意义，随意的重加在耶酥身上。当勒南在《耶酥传》中，试图基于基本释义学原则，重构出关于耶酥的奇性记载，以驱除福音书中的歧义时，尼采对耶酥生平的重新阐述，便是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而查拉斯图拉如在山上的训道，更是与《登山宝训》对应。但这种策略，并没有他喊出 上帝死了 时，那种愤怒和怨恨来得更加直接和更令人震撼，考虑到耶酥是基督教的符号象征所在，便得以理解尼采在《敌基督者》中对基督神学的颠覆意义，但颠覆也是一种对话，或许更是一种继承。关于尼采，后文将会进一步论述。

这一部分要论述的是，教父们如何将自己的阐释，重加在耶酥身上。或者说，如何处心积虑的让耶酥，这个肉身，得以冠上作为神的基督或者圣子的名称。而这背后的阴谋，便是教父们对于文化的劫掠和基于思想的话语权力向现实权力的争夺。

“处女生子”这一概念，可以溯源到希腊神话，比如说，宙斯幻化为天鹅，使一个人类的妇女怀孕。希腊神话被借用来解释耶酥的私生子背景，这种巧妙的移植，无疑是基于当时的文化传统下一种极好的神化策略。但这种策略并非基督教神父们的发明，而不过是在斐洛处借用过来，而被借用并修改的，还有斐洛 神——Logos——摩西 这种三位一体的类似体形式的创造。

斐洛的构造中，神，脱离了一切的情感和烦恼，作为超脱尘世的不动点而存在。Logos，以 道 的形式，被基于不动点构造出来，对 道 的理解者，获得了对道的阐释权力。摩西，则类似于一种半人半神的英雄崇拜。于是，犹太人将自身的历史，集体行动的愿望和幻想，变成一种人与神之间的对话互动。民族的历史，变成神对选民的考验。而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异端而言，不再局限于犹太民族而走向普世的教义，于是，摩西被替换成耶酥，成为人世历史的起点事件，也进而成为评价基督教义所必须的希腊化和犹太化程度的依据。

这种三位一体的类似体构造，可以和中国汉代以后独尊儒术的天——天道——天子构型相比较，儒家文化中，天子 是天——天道（核心伦理）的起点，进而基于天子作为核心，构造出价值伦理体系和人世间的行政秩序。这种道统和政统的统一同样可以借用来解释君士坦丁皇帝及以后的君主，总要介入教会的争吵，平息教义的纷争，以保持教会的统一。看起来，这些皇帝们显得略为谦卑，最多象君士坦丁皇帝一样，自命为第13使徒，而不象中国的皇帝们一样，直接冠以 天子 的称号，自以为受命于天。但这种谦卑的原因，或许也可能是因为基督已经存在，从而使后来的君主们不得不退而曲居使徒的位置。

神学 Theology，从词源学上说，是由 Theos 神和 Logos 道构成，在基督之前早已存在，阐释者的话语权力，因其基于 道 这一途径，从神那里得来而获得权威性。那么基督神学中，教父们对正统和异端的区分，实际上，也是试图确立其权威位置，而其中，教义本身的阐释的逻辑性及哲学阐释，便变成是否权威的依据之一。这和中国儒家自韩愈提出道统的说法以来，士大夫以文化传承者自命心态很类似，因为，道统成为确定政统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依据。

但对于早期的基督教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教义传播，努力成为主流，如果说，智性和逻辑是这个时候需要的，不如说，演说术、煽动力、政治斗争的能力更为重要。于是，诸使徒中，保罗的传教天才便得以显示，而教义，只不过是随时等待被重新修改和涂覆的言说而已。

神学要等到约翰——最后的见证耶酥的使徒——去世才可能开始，而口述的教义也随之变成文本的教义。如同前面所指出的，犹太民族本身的历史，捆绑着犹太教义，而基督教，基于耶酥而衍生出来的互助会性质的团体，是非民族而带有普世性倾向的。从而，与犹太教徒比较，基督教徒一开始便具备了选择的权利，信仰，变成一种个体行为，而不是一种先验的注定的不可选择的结果。

问题在于，当口述的教义变成文本的教义之后，面对上帝遵循内心直觉的倾听，便变成一种对于文本的解读，在教会组织日益庞大之后，更进而变化为一种集体生活。但既然上帝是不可言说的，或者说，人世间愚蠢的民众，都是瞎子，从没有谁能够睁开眼睛来看那一头被瞎触摸的大象。那么，神学，又为何狂妄得自以为可以言说上帝？自始而终，基督教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教会中的教父们，又为何狂妄得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得了上帝的真言，自己才是正统，不归信者则是异端？谁又从何处获得了自命为正统并籍以判定异端的权力？

韩德森（又译亨德森，John B. Henderson）在（John B. Henderson，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ism,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131-132）中，曾以早期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理学传统为素材，探讨了不同宗教传统中正统与异端形成过程中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特征。他以为，关于异端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heresy），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不同等级的系统。或者说，异端，乃是相对于正统而言。

从词源学上来说，异端的希腊文词源表示 看法。汉语，按照焦循补疏注为：

各为一端，彼此互异；

基于中文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中文历史的考察，更能理解 异端 及其意义。

《易经》云

见群龙无首，吉。

群龙无首的日子，是异端受到正统迫害最少的日子。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和孔子同期的道家、墨家和杨朱学派，从不曾把儒家思想视为正统，也没有自居异端的意识。孔子的 宪章文武 也只能口诛笔伐，而不能强制洗脑，或者拘禁制罪。

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汉王朝的 阳儒阴法 的统治术，马基雅维利主义 便在中国实践了2000多年，一直到国民党提出并实施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的纲领，再进而到毛泽东足以和秦始皇比美的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2000多年来，往来古今，人事代谢，王朝更易，但中国的政治哲学，却没有多大变化。而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异端，竹林七贤、许思园所以为的浮士德精神的李白到文革中的顾准、张志新等人的命运。使中国的哲人，要比列奥斯特劳斯更懂得 真理为什么必须秘传 这一微言大义。

历史是如此容易的被忘却，于是，历史便如此容易的再次重演。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乡村，仍有过因为未婚通奸而将少女烧死的故事，纣王的炮烙，布鲁诺的火刑再次得到重演。文革，才过去30年，1989，也才过去了15年，大地上的血腥却已渐渐淡去，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知道30多年前，为了消灭异端的声音，在枪杀张志新以前，又红又专的专政人员，曾割下了她的舌头。

于是，在民族主义这种幼稚病 ¹ 的鼓舞下，年轻一代激情昂扬的痛骂着日本人修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却从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读一读福柯的 圆形监狱 理论，想象一下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对犯人的绝对控制权，便得以理解政府、医院、学校、等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似性，也得以理解房龙的《宽容》的启蒙意义。²

异端，这个词语，在这个时代显得如此可笑，使《1984》、《动物庄园》和《异端的权利》变得如此不知所云以至成为一种秘传的真理。于是，以中文的历史叙事传统为背景，可以这么说，要理解什么是基督神学的正统，就有必要理解什么是这正统所以为的异端，什么是正统的敌人，不同的异端构成的集合，界定了正统的可能边界，尽管这其边界是动态而模糊的。应该记住的是，敌人的敌人，很可能不是朋友。

注释：

如果说，东方是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被希腊人认识的话，那么，西方是在凯撒和庞培的征服中被罗马人认识。庞培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凯撒则（公元前100 ～ 前44）征服了现今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德国西部并越过海峡攻入不列颠岛。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疆域，欧洲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亚洲到幼发拉底河，北非到大沙漠。罗马人的长期统治，使单一政府之下的单一文明的观念漫漫为人们所习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外面还有印度和中国，但这在罗马人心中，也只不过是早晚可以征服的蛮族而已。

此时，汉武帝（前156─前87）独尊儒术，儒教成为王朝的基本教义。¹ 霍去病（前140—前117）开拓边疆，西征匈奴。为了连同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大量的中国丝绸由此运输到罗马帝国，使罗马帝国作为通货的白银大量流失，最终影响经济的情况。² 而丝绸之路的通行则使印度佛学得以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儒道释三教互相激荡，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

匈奴人被汉王朝击败的结果，则是被迫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同时，迫使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8年，西哥特人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并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于410年再次洗劫了罗马城。最终导致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丝绸之路的开通、白银流失、匈奴被逐与蛮族入侵这诸事件之间的时间及地理跨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若隐若现的联系，非当时人可以认识，而要等到后人基于历史地理的大视野中才得以理解。当意识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几个对近代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所发生的国家均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而公元392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之后，教会便与帝国命运相始终时，便可以理解考察基督神学对于梳理后世思潮源流之重要性。

基督教的标志人物是耶酥，关于耶酥的事迹，除了《福音书》的描述外，已无旁证可考。塔西驼《编年史》第15卷中有关于耶酥的内容，但按照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说明，这可能是后来的教徒篡改而成。如果遵循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疑古精神，关于耶酥生平的记载确实很可疑，而他的使徒的事迹，同样也颇可怀疑，新语丝网站方舟子给中文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字，对这种怀疑作了说明。但考虑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要到3世纪才开始，而当时的记录只是目击者对英雄或者重大事件的记录。卑贱的耶酥的生平没有被记录下来，而要等到后世被神化时，由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追随者凭着记忆和想象而加以重塑的话，那么，出现矛盾不一的记录是很自然的。

关于耶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所能猜测的是，他可能医治了某些麻风病者并获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然后在公元28—30年以渎神罪被吊死。这一事件，可能仅是罗马帝国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一件极轻微的扰乱社会治安事件而已。但历史上有如此之多的充满偶在性的 失落的时刻，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假如中国1919年以前流行暂住证制度，而某个寄居于北大图书馆的湖南愤青，因为无证居留并被打死，或者，再假如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没有在北韩战争中中流弹身亡的话，历史将走向何处？但今日的北韩，或许提供了一个可以弥补这个失落时刻的可能例证。

耶酥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上神坛，并为后人神圣化。耶酥本身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也很难说，他的弟子门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教诲。与其说耶酥是个思想者，不如说耶酥是个慈善家。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一点，使他的教义本身体现出一种不分民族的互助会的私人团体性质。而最早的教会，则是由15名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在基督死去仅仅40天后建立起来的。同样，坚持了这种互助会性质。或许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凑巧也有几个犹太弟子，因而犹太教义便自然的成为新教义的传统。可以说，基督教一开始，实质上是作为犹太教的异端存在。

但犹太教是一个民族的宗教，注重阶级，恪守摩西律法。而基督的追随者却没有民族限制，不分种族，而是否信守摩西律法，比如割礼，信耶稣者要不要行割礼，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大的争议点，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在公元90年至100年间，犹太教所举行的 雅木尼亚 Jamnia 会议 便表现出来。这个会议接受39卷希伯来文圣经为正典，同时，将基督徒驱逐出会堂。

同样，基督教徒在民众及统治者的心目中现象是颇可怀疑，基督教徒秘密聚会的仪式，源于古希腊伊流欣努神秘派，故弄玄虚，试图让异教徒更加敬畏，却因此颇让人怀疑，各种流言和事件，都常以基督教徒为替罪羊。比如尼禄将罗马大火嫁祸给基督教徒并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一说法就颇为流行。但基于现在的记载来看，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中，基督教的发展和罗马统治者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历史记载混乱而且相当不一致。此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或者各个省的统治者变换频繁，因而，流传下来的不同基督教徒对所遭遇的 命运 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而后人所读到的历史，则可能夹杂着历代教徒的篡改，更使这段历史显得更加模糊和混乱。可以确认的是，尽管迫害未必是非常大规模的，但针对教徒的审判却是真的存在过，迫害可能来源于统治者对异见分子私人组织危险性的担心。

在正统犹太教看来，作为异端的基督教义可能是幼稚而且可笑的，但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种教义是否逻辑严密，而是其鼓惑力。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把诸如恐惧、怜悯、高兴等列入了《修辞学》而非《伦理学》。罗马则发展了演说术。尽管此种演说术多少带有几分 启蒙 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曲解和误导。个体的民众或许可以通过对话以理解思维及认识的局限，乌合之众的民众则更多的是需要被感染以获得群体认同感和安全感，而不需要澄明清晰的玄思及逻辑严密的论证。³

可以推测的是，基督的使徒弟子们，以及这些弟子的学生教父们，或许深谙罗马的演说术，并发展起小规模的组织活动。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如同唐吉柯德对付风车一样，统治者的反应是将此种迷信迅速升级为敌人，并大规模的禁止传播并迫害其中的会员，这无疑是使一种愚蠢的低级宗教迅速壮大为有规模组织的最有效办法。于是，需要更好的结构组织，来应对这种迫害，这是教会迅速成长的开始。而当基督教从零散的地下组织的秘密宗教转化为有形可见的结构之后，采用一种类似于官僚行政系统的 教会教权化 形式来管理这许多的地方组织更为必要。⁴

同时，在这个过程，也需要更清晰明确的权威教义和教条来统系组织。特别是在国教合一之后，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实质上，有赖于民众的共识（宗教）来维系。这更需要一个明确而系统的神学。当公元90年左右，耶酥最年轻的门徒约翰去世时，《新约》的概念尚未萌芽。约翰的去世，意味着基督神学的开始，因为当使徒还活着时，作为耶觫的见证人，他们可以充当解释耶觫教义的职责，并无神学之必要。正如 JB 默茨所指出的，任何一种基督神学，其目的及使命都是 为一个希望辩护。那么这种辩护本身，就迫使教义不得不去尽量在逻辑上严密化，以响应各种可能的佶难。这促使教义迅速的哲学化。而斐洛的努力，便为这一时期的教父们，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

从公元2世纪到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 公元354-430年)之前，是基督神学史所谓的 护教时期，是继承耶稣及使徒思想和教训的忠信者对教义的进一步阐发和理论化的历史。而基督神学，便在各种对耶觫及使徒不同（异端）见解的辩论和其它学说（比如摩尼教）的竞争中，不断重新阐释传统，在传统中重塑自我。在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会史的诸多事件中，最令人吃惊的事件可能是罗马皇帝的 归信 基督教，从这以后，基督神学和世俗政治变得如胶似漆，纠缠一千多年之久。这一事实的惊人和重要，将在后面逐步揭示出来。

注释：

希腊哲学经由苏格拉底引入价值伦理判断，再由柏拉图引入理念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分之后，已背离纯基于自然的思辩而指向俗世，这方便了犹太教的哲学化。

聚居在 Alexandria 的流落异乡的犹太人（The Jewish Dispersion），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更受希腊化影响，这种地理上的分野造成的思想歧异，促成日后教义中对希腊哲学吸收的不同意见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宗派。典型的例子是经文释义时隐喻解释法的运用。

《圣经》由历代文书拼凑而成，早期的神话和后期的情景未必尽能和谐一致，对于这些易让人觉得荒谬的部分，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尽可能贴近文本本义，采用字面解经法，少量采用寓意解经法，对含义未明的部分（比如《利未记》13:11-13），则断言

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而亚历山大城的解经者，则倾向于采用隐喻解释的办法（寓意解经法）以使道理更加自恰。比如说，将禁食肉的戒律解释为不要虐待作为同类的动物。

从修辞学看，基于文献记载，隐喻 这一词语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的Kleanthes开始运用。希腊哲人在对荷马史诗的去神话化时已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七十子圣经》对希伯来文本圣经的翻译中已显示出对这种方式吸收的痕迹（这或许是 Freud《梦的解释》对梦的自由阐释时所依据的传统）

这种解释方式，将《圣经》当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文本，为原先文本去神话化，甚至借着文本，畅述己意。但这种 六经注我 式的解说方式，允许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阐述，从而产生各种可能的歧义并引发各种争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便变成宗派对阐释不可见上帝的话语权力的争夺。或者说，不同教义解释导致权力分配的问题。从而，一旦后世确立了 正统的教义 之后，这种采用新的阐释方式以从旧文本中获得新意义的方法便被主流教会所抵制，以至于区分出正统和异端，用暴力的形式以制止新的阐释，比如布鲁诺的被烧死，从这一角度，我们得以理解后世 整风整党，反对 修正主义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原因（很有趣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权力在握者为正统，弱势者为异端，中间并无是非讨论之余地，这和现今中文世界49以后，胜者为左败者右，而非西方世界以侧重平等抑自由为 左、右 之界定类似）。

关于大陆对古代基督教的研究情况，章雪富2002做了一个概述，大陆研究得很少，主要集中研究斐洛，忽略了约瑟斯福，老普林尼等人的文献。而就算斐洛的研究，比起西文仍是少的可怜。

斐洛，又称 Philo of Alexandria，（Philo Judaeus，约公元前25年出生），公元40年，他代表犹太人去罗马游说国王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之中有较大影响。他的希腊文法深深印着柏拉图的风格，显示了希腊哲学的熏陶，就家世而言，他出身犹太望族，好学沉思，会通两希思想而每自出机枢。

2003翻译出版的 Ronald Williamson 的《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些关于斐洛的二手学说，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则翻译了他的《论〈创世记〉》，而此前，中国人对斐洛的认识，来源于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鲍威尔的零星碎片的见解：

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斐洛和塞内卡。这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

布鲁诺·鲍威尔的疑古心态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类似，凡古皆疑，他认为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都是问题。这种怀疑到了恩格斯时，更直接的，基督教被认为来源于 庸俗 的后斐洛派。于是，基督教历代的教义争辩和修订便被当成旁支末节，思辨为价值判断所终结。如果说，基督教会用上帝存在这一理由，终结了一切哲学的终极追问，那么，马恩列斯则用了另一种方式，更为粗暴的终结了这种追问。

从历史发生的次序来看，可以确信的是，斐洛对于日后将他追认为弥塞亚的基督教完全没有任何预期，他所做的会通两希的知识努力，与其说是基于现实的问题关怀，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好奇。按照 Ronald Williamson 重编的斐洛著作的解释，斐洛的努力包括四部分：上帝学说，逻各斯学说、《圣经》解释法、伦理学说。Ronald Williamson 用这么一个比喻以说明斐洛对寓意解经法的运用：

斐洛甚至可以从一份火车时刻表中引出柏拉图的理念，

以从本来没有任何隐喻意义的文本中说明他所认为隐喻的意义。

斐洛努力想证明，摩西五经和旧约圣经，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哲学，和谐不悖。或者说，他力图消除犹太教义和希腊哲学之中的不和谐部分，他的做法，便是在犹太教义中引入了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成为后世 三位一体 的原型之一。但与后世三位一体的 圣父、圣灵、圣子 的三位一体不同，如果说斐洛有三位一体的概念的话，那么他的三位一体便是 上帝、锣各斯（Logos）、摩西。而完全没有关于基督的想象。

基于《新约》所记载耶酥出生时的天象（后世圣诞节装饰星所象征的伯利恒之星），按今日天文学的考证，假如耶酥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应该在公元前6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以南约6公里的伯利恒，活动地区主要在加利利南部的拿撒勒。罗马的史学中，塔西陀(55-120)和斯韦托尼阿(75-160) 没有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也没有提及耶稣之名。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的《犹太古史》（Josephus 约公元37 ～ 95）中有两处提到耶稣，但这后来被考证出是3世纪时基督徒的伪造。可以这么说，耶稣在世时的影响最多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远未传播至亚历山大城，斐洛，要比耶稣年长20-30岁，虽然曾到过巴勒斯坦，但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同样没有提及耶稣。这种沉默，显示了他对基督教，假如他真的略有所闻的话，也是毫不措意。

斐洛的上帝观念中，旧约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思想被逐渐祛除，上帝作为一种完全抽象的不可知论概念，或者完全远离世界的纯粹超验性而存在。而上帝与人的沟通则有赖于 Logos 这个中介者，Logos 这个概念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用来说明印在自然秩序之上的理性，或者说，不受人影响的不可知的秩序和力（一只 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在《七十子译本》的前三句中被引入，早期的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借用了老子的《道德经》将其翻译为 道。

Logos 之所以被引入的理由是，如何上帝真的是纯粹的超验性的话，那么

上帝的被理解如何可能？

愚蠢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如何可能去理解造物主本身？斐洛将斯多葛学派这个概念引入来作为上帝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这种心态实际上相当接近于希腊哲学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秩序和不可抗拒力的好奇。当斐洛将哲学视为通过思辩，来洞察被上帝占有的 Logos 时，事实上，已经将犹太教义的纯粹信仰引入一种思辩之中。尽管上帝是终极存在不可认识的，但他已不是沉默不语的终极存在，而是可以通过对上帝的光所溢出来的光——Logos 的理性思辩加以认识。

在斐洛的用法中，Logos 大写时表达上帝的力，而小写则表示由上帝的光溢出来的世界和人之中的秩序。对 Logos 的这种引入导致了一种基于智力上的区分，早期犹太教的先知是一种能制造出谶谣的预言家，先知的存在倚赖于神迹，不倚赖于智力。假如先知的预言真的一语成谶的话，那么，这并非来源于理性推导，而是来源先启式的偷窥了上帝为人世所编写的剧本。而一旦引入 Logos 之后，对上帝的认识便被转化为对 Logos 的认识。这需要哲人的深思和怀疑论证，而这种论证背后，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可知的上帝所溢出的光，作为 Logos，以冥冥中左右人类命运的力的形式，为高智力者所感悟。斐洛将 Logos 用于专指上帝的思想，而 nous 专指人的理性能力，显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斐洛没有想到的是，引入 Logos 之后产生了神性和位格这个很让后人头疼的问题，甚至进而启蒙之后，对 Logos 的反思，竟导致上帝是否存在这一整个信仰体系的起点产生疑问。

斐洛的其他思想，比如原罪观念、通过心灵奉献进行忏悔的观念、禁欲观念、贞洁受孕（处女生子），甚至包括对诸如割礼等律法是否必要放松，教义是否可能为非犹太人所理解等问题的思考，为后世的基督神甫做了一系列的铺垫，但对于本文所考察的关于历史哲学来说，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犹太人的宗教，便是犹太人的历史，一旦斐洛在犹太教中引入希腊哲学之后，上帝的存在，退化为一种终极不可知的力量，而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赖于先知向哲人的靠拢，使 道 通过思辩而可能为人世认识，这么一来，线性时间下，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引入不变的 道，历史便可能因为 Logos 而变得逻辑一致。这种对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调和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之后的世代。而这期间，是基督教的兴起。

希腊哲学诸流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自成体系，于后世影响最大。

苏格拉底一对一的谈话方式，迫使交谈者自身寻求终极的隐蔽的本质，于对话的罗各斯中显现追问这一过程的意义，而而不在于追问出来的结果是否可能是一种普世信仰，此种追问，最合希腊哲学求真爱智之真义，而其殉道者式的非凡死亡，更以其人格力量为后世的思想者提供了一个 消极自由 的典范及动力。

苏格拉底的思想及事迹，散见于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的记述中。柏拉图重新粉饰了苏格拉底的形象，将苏格拉底关于 善 的思想推演为一种道德性上的至善，使其成为 逻各斯 的原始动力。（第一因，Nous 精神）。在《理想国》(Politeia)中，他描述了他经由理性分析映像回来的对现实秩序世界的设计：哲人王 因着 善 的原则及对作为理念的 一 的透彻理解而获得对作为 多 的现实世界的指导权，从而可以安排出一个逻辑上严格一致又具有正义道德的秩序世界。，此种理解将本来纯粹存在于思维世界的思辨运用于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和基于其上的人类社群，为后世以理性为社会规划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型，而他的学说，在普罗帝诺（公元204-270）将其发扬为新柏拉图主义之后，也成为基督教在犹太教义中引入希腊哲学的桥梁。可以这幺说，柏拉图为人世描绘了一个梦境，但愚蠢的人类，总不自量力的幻想美梦成真，这是人类不幸的悲剧。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见解与其老师有很大差异。因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使其后世所有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话传统。（R. G. Collingwood, An Essay on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此书正文的第一句话是：

要讨论形而上学，唯一正派的、当然也是聪明的方式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十九章中写道：

从17世纪开始，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然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

他的学说，要一直等到基督教吸收了他的老师的学说，多个世纪后试图有所扬弃的时候才被再次认识并吸收。

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必须有足够衣食无忧的有闲阶级，才能支撑起追求 无用 的哲学的人群。这种物质及精神上的富足，决定了希腊人对于周边的野蛮人，有着极强的优越感。而此种哲学的纯思辨式思考及理解，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不可能是一种普世的信仰，从而，哲学的精粹可能来源于智者之间的交流，而不可能来源于对野蛮人文化的吸收。这是在接下来希腊化的年代时希腊哲学并没有从周边吸收到更精致思辩的原因。

当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奇迹般的崛起时，希腊文化便随着他对世界的征服，传播到其它地方去。公元前332年-324年，马其顿帝国疆域急剧拓展，为了减少被征服地区的不稳定，除了对不让他通过的城市予以攻击之外，对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向他主动臣服的城市，亚历山大采取了一种保持相应被征服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独立性的策略。最典型的便是，亚历山大以在阿蒙神庙中被神谕确认太阳神之子而完成和埃及宗教的融合。而耶路撒冷城，亚历山大则根本没有进去。

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相当心醉，所到之处，命名为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式城市被修筑起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公元前332年在他征服了埃及，准备离开之前所设计修建的那一座。其中有著名的亚历山大博学园，包括藏书70万卷的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院，港口还有着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灯塔的港口。这座城市因其极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高度繁荣，而大量因战乱流离犹太人旋即聚居于此。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帝国为手下四将军所割据争夺，巴勒斯坦因其地理位置变成兵家相争之地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不少迁居到此，形成另一个犹太人聚居的中心。甚至时间久远之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后代，因其希腊化而不熟悉希伯来文，只得将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这就是著名《七十子圣经》。

亚历山大的远征是犹太人对希腊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公元前3世纪赫卡泰戊斯（Hecataeus of Abdera）第一次在希腊文献中提到犹太人历史和律法。但希腊人对犹太人的兴趣，要一直等到马加比起义时，才被再次提起。反过来，犹太人却受希腊文化影响甚深，亚历山大的宽容和开明，使许多犹太人乐意接受希腊的文化，如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采用希腊式建筑等，甚至不少犹太人加入亚历山大的军队，充当亚历山大向外征讨的雇佣军，进而，欣赏希腊的艺术，研究希腊的哲学。从影响犹太人的语言、礼节、风俗，最终波及到犹太人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从这开始，是犹太人的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帝之后，托勒密王朝控制了巴勒斯坦，继续保持以前亚历山大对犹太人的宽容，希腊化得以继续。随后，在延续了80年的 叙利亚战争 之后，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奥林匹亚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吃食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

《旧约》圣经正典中关于犹太人的《历史书》，一直记载到公元前430年左右的《尼希米记》。而《新约》，则从耶觫开始。中间这400年，旧约的默示已经完成，新的默示尚未来到，两约之间时期，是所谓犹太教的 沉默的时代。这一时期，犹太人的历史，被记载在15部的《次经》（7部收录的称为 Deuterocanonical，其余称为 Apocrypha，意为 隐藏 或 不为人所知）中。这些《次经》，收录在《七十子圣经》中，后来也被基督教天主教会在《旧约》中收录了7部，但却没有被新教所收录，新教作为天主教异端，为了显示自己历史渊源，将《旧约》直接同原始希伯来文本接轨，而将《次经》摒弃在外，认为这些典籍是埃及人伪造的，斥之为《伪经》。而基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视这类书为正典，但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否认它们。这反映出旧约书目在当时可能还未完全定型。

事实上，这些《次经》是为了讲故事而写，而不是写实的历史著作，所采用的文体也不同，有些是典型的启示文体，接近于预言，有些则是假冒前人之名，这在《摩西五卷》的《审命记》可以找到渊源，和中国汉代人伪造出前人著作以作为论据很接近。但如果象康有为一般，指称前朝典籍皆为刘氏父子伪造以欺骗后人，却是未必。

《次经》的记载，显示了希腊化生活对犹太人的影响。¹ 重要的书卷包括所罗门智训和《马卡比传》。《马卡比传》（上、下卷）等。《所罗门智训》约写于公元前100 ～ 50年间，原文为希腊文，作者假托所罗门之名，书中有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相互融合的迹象。《玛喀比传上卷》约写于公元前105年原文为希伯来文。记载从公元前175年到公元前135年40年间的犹太简要故事。《玛喀比传下卷》约公元前100 ～ 50年间，作者不同于上卷，可能写于埃及亚历山大，重述玛喀比暴动时的重大事件。其中曾记载了大祭司耶孙曾鼓励犹太人接受希腊生活方式。但现存关于犹太人的希腊化的资料是如此贫乏，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资料足以确认犹太教的希腊哲学倾向有多严重。在基督出生之前犹太教的希腊化，最著名者是斐洛，由于他和耶觫的时代是如此接近，又影响了使徒之后的教父，所以将放在后面基督神学部分中叙述。

但这一时期，犹太教的习俗却有一些变化。在公元前586年7月耶路撒冷城为巴比伦人陷落之后（即是所谓巴比伦之囚），犹大王国的被掳之民比较集中地生活在巴比伦，为保持其信仰的纯粹性，《旧约》中的律法书部分被规范化，比如其分行分节，确定其标准的行数及节数来保持其纯粹性。同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及随后重新修建的圣殿相继被毁之后，在各地设立会所，于安息日礼拜。（这成为后世星期日礼拜的起源）。而犹太教义中，救世主弥赛亚观被强化，这种强化使犹太不是选择斗争而是忍辱负重的做奴隶。相应的，随着时代的动荡及犹太人更进一步散落各处，对血缘-律法-信仰这一联系流难中的犹太人的链条来说，血缘逐渐难以辨认，律法也逐渐松动，信仰这一共同精神世界成为没有共同地域的犹太人确认同类者的依据。

同时，犹太教分出三个宗派：法利赛派、 撒都该派、艾赛尼派。撒都该派主张只需尊奉摩西律法，不接受后来发展的 口传律法，此派不信灵魂与复活，不信天使与鬼魔（《马太福音》22:23；《使徒行传》23:8）。法利赛派，笃信律法，并遵守后来发展的口传律法，相信灵魂不死与肉身复活，注重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与犹太生活规范，盼望 弥赛亚 降临。这一派的学说渐演变为拉比犹太教学说。艾赛尼派则过着一种退隐式的集体生活，其中的一支，便是后来发现死海古卷的 库兰社团。犹太教这一分派，大约起源于玛喀比起义时期或更早些的时期。而其长远的影响，便是基督教的得以崛起。

可以这么说，犹太教的历史，便是犹太人的历史。如果说，犹太人有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哲学便是在苦难中等待救世主的哲学，这种哲学，使犹太民族坚持上帝创世及对犹太民族的挑选和眷顾，而所有生存的目的，便是等待救世主的到来，正如《利未记》和《申命记》中所记载的，

收获是如此之丰，以至于会有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为收集庄稼担忧，

这让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缩影，正是基督神学的出现，使这种信仰不再局限于犹太民族而得以普世化，从而基督教得以成为一种普世信仰，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也随着普世化。

注释：

（1）犹太教：

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前身，其经典典籍是《旧约全书》，《旧约》由多种版本修订而成，按照柯林武德的定义，其中所记载的犹太人历史属于一种准历史。前几卷中多个名字的上帝，则显示了一种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痕迹。相对而言，多神教较接近于原始宗教，一神教则有着更加复杂的抽象概念。摩西的出现，使耶和华从一个部族神发展成为创造天地的唯一全能上帝，犹太教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神教。

犹太教从多神教转为一神教，其关键人物是摩西。《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带领他的从人离开埃及，并在西乃山上，订立了人与神之间的约定的故事。如果说，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的制度是一种比血缘更强有力的连结集体的纽带的话，那么摩西用两个四十天所构思出来并用大量仪式来使之强化的律法，才是摩西真正的成就，或者说，律法及习俗才是维系流亡中的犹太人得以团结的重要纽带。现存的摩西律法，相比于早期的其他不成文法，比如吾珥南模法典 Ur-Nammu Code、比拉拉玛法典 Code of Bilalama、里辟伊士他法典 Code of Lipit-Ishtar、汉摩拉比法典 Code of Hammurabi、赫人法典 Hittite Code、亚述法典 Assyrian Code 等而言，摩西的律法是一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混合物，特别强调宗教性。

如果摩西这个历史人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其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3-14世纪。Freud 在《摩西和一神教》中，通过对《旧约》中割礼、神的名字的禁忌等问题的考察，从一种心理学的角度重新构想了以色列人的早期历史。按照他的解释，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大致是当时的一个城的总督。他带领他的 选民 离开埃及，推行他的理想。而最终为其选民所谋杀。这种考察秉承了 Freud 一贯的理论，即是伪装和隐藏的细节泄露了被掩盖的事实真相，从而《旧约》中充满矛盾的一系列篡改，被认为显示了后期犹太人对于这种 杀父情结 的努力遗忘。按照 Freud 的猜测，摩西所制定的律法及一神教传统来源于阿顿神教，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死神崇拜，故而整个《旧约》避而不谈死神和阴间。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如同顾颉刚在《古史辩》中所曾经怀疑的，历史可能是逆序的累积层进，越往后面的年代，便将前面的历史愈向前推进。基于一九○三年埃及尼罗河中的伊里芬丁岛的考古发现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亚开文字的蒲纸（A．Cowley 发表了早期发现的蒲纸，Aramaic Papyri of the Fifth Century，B.C.（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3）记录显示，除了耶和华之外，当地的犹太人至少还敬拜其他三个神。但无论如何，在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灭，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时，摩西的事迹已经不可确切考证，而可以确认的是，此时他建立的律法已成为当时的传统。而犹太教的教义也已经稳定下来。

这种教义既是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又是他们的宗教。在这种教义中，以一个全能的上帝创世为开始，以犹太人的苦难作为上帝荣耀的见证，以弥赛亚的再次出现为终结。犹太人此种基于此种历史过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的理解，充满了因为这种 特定性 而带来的与希腊哲学不同的特质。如果说，希腊哲学是在自然界的生灭变化中观察到稳定的永恒法则的话，那么，犹太人是在自身民族的兴衰中体会到上帝的力量，而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灾难，则加强并传播了关于上帝及其特选子民的预定意图不可动摇的信仰。

基于这种信仰和历史见解，时间便不再是无足轻重，未来则意味着希望。按照这种信仰，上帝创世意味着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观念的开始，创世那一刻，世界从无到有，成为时间的起点。而世界只不过是上帝在六天中匆匆构搭的舞台，这个舞台仅为显示神的荣耀而诞生，在上面上演的是堕落和救赎的故事，而人，作为世界中的存在者，作为演出者的人，按照预先安排的的剧本，表演至世界末日那曲终人散时刻的到来。在这一过程，受到上帝启示的作为先知的弥赛亚，获得了阐释这个剧本的话语权力。

这种时间图式意味着，上帝创世这事件本身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被归入某一个循环之中，同时，对弥赛亚的期待将过去的历史指向未来，从而获得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对未来的期望，超越了俗世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和历史和现实中的苦难遥相呼应，这构成了其对俗世和未来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同于埃及人对来生复活的期盼，也不同于希腊人对现世的留恋。

《旧约》中关于犹太人历史，《尼希米记》一直记载到公元前430年左右尼希米在政的事迹，而在此之前，公元前586年7月耶路撒冷城为巴比伦人陷落，接着，波斯征服了巴比伦，随着希腊及罗马的崛起，亚历山大吞噬了波斯帝国。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同《约伯记》中的记述，犹太人遭受着天平上比海沙还重的苦难，在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继续他们对神的信仰。

当代人已经理解，现今的人类，乃是广泛分布于地球之各区域，而每个区域此前都曾有过许多故事及遗迹，基于不同的界定，或多或少被理解为后人眼中的历史。

历史哲学这个词语，按照洛维特在《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中的见解，表示

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

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 分析的历史哲学 所关注的 人如何可能理解历史 而言，洛维特这种定义属于 思辩的历史哲学，即是先验的认为历史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去考虑 认识是否可能 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本体论式的历史哲学。

基于这种定义，广义上说，任何关于历史的见解，只要所考虑的的是关于历史变化的规则，或是试图反思历史背后的原因时，都有可能被假冒为一种哲学从而冠以历史哲学这个名称，而当考虑的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活动的普适规律时，更是如此。¹

从而，按照这种定义，基督教历史神学中，《圣经》、奥古斯丁、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is, 1130/35 - 1201/02）、波里比阿的著作，均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一切试图寻求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及对规律的阐释，也均可被视为历史哲学，比如维柯、伏尔泰、孔德、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雅斯贝斯的学说。

但是，洛维特的定义意味着 历史哲学 这个词语可能仅仅是一个悖论。历史意味着后人基于观察及理解得到的过往一系列人类活动的事件，而哲学，则意味着一个统一一致原则，问题是，我们无从得以知道为什么这些事件可能会服从一个统一的原则。

对于这个问题，一种思考便是，如同哥德尔关于数论的形式一致的公理化系统中必然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的证明一样，假如存在历史哲学的话，即是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得到一个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适规则时，那么这个历史哲学的原则必然不能存在于它所考察的对象——历史——之内。这就是说，历史无法在其自身之内获得其解释原则。从而，所有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考察及解释，均不可能被经验所解决，而只能称之为一种信仰，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波普式的实证主义通过预言的实现程度来加强对这个规则的论述，信仰总是不可被证明，这是哲学和神学的特权。

从而，任何试图将此种作为实际上属于形式系统的先验判断联系并应用于真实世界，甚至进行改造世界，均只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大量的悲剧演示了这种自负所带来的悲剧。

二、历史哲学的思想渊源

西方思想文明，按照现在可能追溯的文献，来自两个渊源，一是希腊哲学，一是犹太-基督传统。

其中，西方的历史哲学发源于《圣经》，构成以上帝创世为起点，以彼岸的救赎为终点的历史哲学。而希腊文明没有历史哲学。

1. 希腊的史学及哲学

历史从何开始，已经不可考证。希腊哲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此前的希腊文明，可能并非纯粹而自足，而有其他文化的影响及来源，比如基于德国商人海因里希·谢里曼于1870年开始对特洛伊所进行的执着的考古发掘，可以发见辉煌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遗迹。而埃及和西亚的神话乃至近东文明，也同样可能对希腊文明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在瓦尔特·伯克特 Walt Burket 的《东方化革命》曾得到说明。

按照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考察，在相对可靠的历史出现之前，民间的思想传统，是作为对神的事迹记载的神话及基于此种神话以理解现实合作组织构成的神权历史学。作为准历史的神话，尽管开始可能起因于各民族对世界及自身的独特理解中，但随着各民族的往来及变迁，流传下来神话本身总带着一种谱系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缘于书写工具的缺乏而便于记忆的需要。²

基于现在所能得到的文献，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思想传统，已经相对独立而且确定。此时，希腊有三种宗教，即奥林比斯崇拜、俄尔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奥林比斯的崇拜对象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后两者则分别崇拜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相较于后两者的狂乱而未开化³ 而言，奥林比斯崇拜的宙斯神显得稍为节制。

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删编了民间流传的希腊人在特罗伊战争的事迹，成为两个成型的故事，《伊里亚特》及《奥德赛》，并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定型后迅速被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故事中除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之外，也记载了特洛伊战争中，诸神一般的英雄传奇。按照柯林武德的看法，荷马的著作，不是研究，而是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神权的传说，而其中也有着连诸神也不能摆脱的 运命 的痕迹。

相应而言，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所创编的《神谱》，则是典型的神话。在该书中，赫西俄德以奥林波斯神系为终极归宿，把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基于血缘而构成的世系。混杂的诸神由此获得了一种系统的记忆，不同的传统被融合起来。在这个体系中的联结纽带是血缘而不是思想或者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赫西俄德为后来的哲学家的思想开启了一条谱系化的道路。⁴

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的书没有明确 创世 概念，而仅仅以 浑沌为万物之先，谨慎的以为世界起源于不可知晓。同时，在他的另一本书《工作和时日》中，他提出了一种世界退化的观念，即是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这一观念，后来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约后17)所著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 中被进一步发挥。⁵

此后，在前8世纪-前2世纪中颇为流行的戏剧节的各种表演及比赛中，对荷马史诗的背诵及重演，都是一种对历史及传统的记忆及延续，而同样，通过参赛的职业说书人对人物性格所进行的表演，或是诗歌中出现的戏剧性的谈话，乃至此后各种著名的希腊悲剧、希腊喜剧中对过往神话故事的再阐释，神的人性特征，比如面目和性格等的情绪化渐次显现并深化。当诸神的时代渐次隐去，人的历史便出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古希腊历史著作，出现于公元前 430年，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及他的同代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稍后一点，则有色诺芬所著的《希腊史》、《长征记》（亦译《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此期间，是希腊哲学出现的时候。

希腊哲学于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于希腊富庶城邦的有闲阶级中，因不可抑制的 好奇心 Wonder 而起，以求真爱智⁶ 为目的。⁷

如果将神话视做一种口述史的话，那么，可以说，作为准历史的神话，涵盖了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界规律的理解。而希腊哲学则是进一步的 去神话化。

日月运行是那时最重要而有着深刻影响的自然现象，相应的，对这种物理时间⁸ 的理解必然是循环的，因为它是天体运动的函数。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原始经验的延续和记忆，在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神话意识和谱系中，自然 被理解会在每年严冬死去，而在第二年的春天再度复苏。这种理解中不会出现单一的线性观念，过去 被融化在当前中，并在未来中再次出现。对时间的认识，和着周期性，规律性，持续性和不变性交织在一起，因着自然现象的重复出现而强化。

而基于好奇心而起的希腊哲学，所追寻的，便是自然这种变化背后的一致性，对于 认知 Cognative 和 推理 Reasoning 的强调，对于分类（共名）和演绎推理的方法的运用，使希腊哲学可以致力于追求跨越时间领域的 共相，集中处理动态变化背后的静态问题，以理解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一般原则（运命）。

这种对生灭无常，本质永存的信念，使人类得以于感官事物之外，关注不依赖于实有事物的纯思辨的一般抽象关系，这就是依赖于抽象关系的逻各斯。由此，一个仅显现于理智而不显现于感官的永恒世界由此出现。

在这种概念下，存在高于变化。因为不变的存在是本质，变化的存在，只是现象。没有线性的时间，也没有 进步 的概念。因为只要遵循同样的逻各斯，将来和过去、现在，必然有同样的生灭循环。而相应的，在大多数希腊哲人的看法中，物质是永恒、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时间没有方向性，没有特殊的向度。进一步推演可以知道，所谓的 革命，按照希腊哲学的理解的话，只是又一次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新的开始而已，而不是和传统的决裂，而革命和变化，也不是世界的本质。

正如A. 斯特恩在《历史哲学：起源和目的》中指出，认为希腊没有历史哲学的原因仅仅在于希腊人的循环观这种想法是一种肤浅的想法，其关键之处不但在于这种循环观，更在于时间的不可逆性。正是由于特定方向的时间，才引起了 历史 的概念。他认为，希腊人认为 变化 Becoming 低于 存在 Being，才是希腊哲学缺少明确的历史哲学的真正原因。

从这种角度来说，正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一旦将历史学定义为关于人类活动的学科的话，希腊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反历史的，因为在通行的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观点中，只有确切的永恒才是可以把握的，比如数学中的某些抽象关系。而历史，因为其瞬时性的变化，是不可能被把握的，从这种角度，也可以理解希腊哲学为什么不会产生出历史哲学。因为基于希腊哲学，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只可能是质料，而不可能推导出背后的规律。这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说诗歌要比历史学更科学的原因，因为从希腊哲学的角度看，历史只是事实，而诗歌则隐含着判断。

从这一角度，再考察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的著作时，可以发现，他们的著作，是一种或者亲身参与，或者旁观目击的作为事实记录的自传。相应的，这种记录，不会去讲述超越超过作者一生的历史，也不会去记述超过其活动范围的其他地方的历史。同时，这种记述，是为某种培养政治家的需要而写，所以充满大量修辞的演说和观念上的说教，而不是作为事件本身的记述。

这种做法，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被罗马征服后被改变。罗马承惠于希腊文明的一切成果，但却远比希腊人注重实际而且头脑更加顽固，这种结果便是罗马没有发展出值得后世纪念的哲学，而是基于一种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原则建立了罗马法。

同时，希腊的被征服，使历史不再是一种政治家的正当教育，而只是一种往事的记录。这体现在Q. 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的《罗马史》，M. P. 加图（老）（公元前234～前149）的《罗马历史源流》7卷，G. 萨卢斯特的《喀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或者是 G. J. 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等书中。

但是，与希腊文明不同，亚历山大帝对周边区域的征服扩大了罗马人的地理视野，而希腊文明的辉煌则增强了罗马人的历史视野。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亦称《罗马史》)讲述了罗马人的故事，但他的时间跨度是150年，这意味着其中他所未能及见的历史需要前代的记述作为补充而他则需要运用 剪刀加糨糊 的办法粘帖。而 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1 ～ 公元14）的李维，则将《罗马史》视为一种地理区域上的普世的历史。

但整体上说，罗马并没有发展出历史哲学，因为事件仍然被作为事件被记录，对事件的反思，也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所覆盖的范围，而没有试图去扩展为一种长时间距离下的一种规律思考。一种表现就是希腊历史著作没有统一的纪年标准。古希腊人是用 奥林匹亚德⁹ 来纪年。而古罗马人则用历届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这种 短视 的方式，从本质上讲，仍然来源于希腊哲学对当下存在的理解。

罗马衰落的时代，正是基督教思想崛起的时代。希腊哲学及犹太-基督教关于 时间 的不同看法，体现了其分歧所在。

注释：

这一节探讨股市盈利的原理。

如同笔者在2月份的文章《投资三要诀》中所指出，以股权及盈利增长为核心的投资方法，其关键要害之处在于，基于一适量本金为基础，利用时间复利及可合理达到的回报率，进行累积财富。巴菲特将这一方法，比喻为 Snowball，在一个长长的斜坡上滚雪球，斜坡越长，积雪越厚，到后来雪球便滚得越大。

这一方法，实际上也是林森池投资的核心方法，在其著作《证券分析实践》（简体版《投资王道》）第四篇，林Sir谈五种《投资分析工具》中，便可以看到。

笔者在2010年12月份的《股票如何获利》中指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所能获得的利润来自两部分：

1. 该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盈利增长，带来企业实质价值的上升。
2. 市场其他交易者对企业的实质价值的错误定价。

市场或者财务分析中，常以各种比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或者价值与市场价格的相对值，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P/E（市盈率）这比率。比如说，一只股票，2010年每股盈利1元/股，市场价格为12元，那么 PE = 12。如果5年内，该公司每股盈利以每年15%的形式增长，到2016年，每股盈利大约达到2元，如果市场继续以12倍市盈率形式交易，价格将达到24元。

如果投资者在2011年12元价格买入，持有到2016年，以24元时卖出，投资者的收益，便是大约5年翻一番，回报率约15%。这样一种在合理价格买入，然后同样合理的价格卖出，其投资所得的收益，便是前面说的第一类收益：由企业盈利增长引起得到的收益。

如果2011年8月市场出现整体暴跌，使得投资者能够以5元的价格（即是5倍市盈率）买入该股票，并且一直持有到2016年，假设届时又碰巧市场出现股市狂潮，尽管该股票每股盈利仍然是2元，但市场的其他投资者却给予30倍定价，而使股价达到60元。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同样持有5年，却可以获得12倍收益，获利惊人。这种超越了企业本身合理盈利增长，而由股市交易带来超额收益，便来自前面说的第2种收益：由市场其他投资者的错误定价所获得的收益。

这两种收益一起的作用，被称为 戴维斯双击。即是每股实质盈利随时间上升，以及估值倍数的修复，双重作用，带来惊人获利。而对应的一种反向作用，由于盈利增长放慢及高预期倍数向低预期倍数的修复，从而带来股价大幅下跌的，则称为 戴维斯双杀。尽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在短期内，没有很大变化，但股价却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便是来自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对股票价值定价的差异，也是第2类收益的根本来源。

简单可以看到，要获得这种双击收益效果的前提之一，是在大跌市买入，大牛市卖出，而不是相反。因为只有大跌市，特别是长期阴跌，高度恐慌的市场，才能带来极度便宜的股票，而长期大牛市的百股齐升，突进狂飙，则为卖出昂贵股票提供了机会。

市场上的投资者，有时会因为某类策略性交易或者强制性原因进行交易，比如平仓式的强行沽出，或者因投资者赎回等因素，强行沽出以获得现金，又比如受某些消息影响，导致市场惊吓大跌，一部分交易者，有时受技术分析诱惑，或者市面价格波动影响，勤奋的进行计算资产面值，而害怕出现进一步跌价，从而在非常低的价位沽出以止损等。这部分操作，实际均是由于不懂得资产价值定价者，或者是基于其他交易逻辑而愿意在低价沽出股票。

相对应的，由于贪婪，期望在更低价位买入而没有在低倍数时及时买入，或者因为同样的贪婪，而不愿意在高倍数时及时卖出，甚至还有 追涨 这种很荒谬的交易逻辑者，这种种，是促使股价已经偏离其可能的实质价值时，相对准确定价者能够低买高卖的获利机会。

对于上述 PE 这样一个算式，只有两个变量：企业的实质收益，和股价。(即 P 及 E)。而对于获利来说，严格的看，实际上只有一个投资变量，P 股价。其原因是，由于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是通过董事会及管理层制度，分离在所有权之外，对于绝大部分非 主动型 投资者，无力或不能介入管理层运作，从而 E 这个变量，实质上，除了某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无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该股票如何出价，均与其实质盈利无关。

同样的，PE 实际上只是一个代表例子，类似的，PB，PEV，P/Sales，P/Market Value，PEG，ROA，DCF 等各种财务分析估值的方法，在投资者无法占据大份额股份以影响管理层运作的情况下，股票所代表的公司，其实质运营盈利情况、资产质量等，均独立于投资者出价之外。投资者实际上，就是不断在股市上出价，买入卖出而获利。

从而，可以简单的得到，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其计算形式，最终依赖于买入时刻的价格，P0，以及买入时刻的价格 P1 两者之比率。如果 P1 > P0，那么投资者低买高卖，获得收益，如果 P1 < P0，那么投资者是高卖，低买。产生亏损。

所以，投资者最终的实质收益，只与其买入及卖出的出价有关。严格说来，如果没有其他分红派息、拆骨清算、接管并购、私有化等其他产权交易的变现渠道，而纯粹依赖于2级市场交易的话。那么，一切成功的投资策略的最终表现结果，便是 低买高卖。这是股票赚钱的最核心原理。

由于股市的进化论淘汰功能，那么长期下，那么不断损失的投资者，最终被踢出市场，而其所持有的资金，实际上并不会消失，这一部分资金，一部分被耗散在股市的交易费用中，比如税收、券商、基金从业者的交易费用等，另一部分被转移到获胜者的手中。

（当然，如同所有一切的极其正确的核心原理一样，这也是一句极其典型的标准废话。无论如何，投资者在每一个买入卖出操作时，脑中如果能够不断强调这一句话，或许有利于克服事后看起来很荒谬的一些非理性行为。）

进一步的，可以以这一 低买高卖 原理为准绳，来审视可能达成这样一种结果的各种策略，理论上说，任何一种策略，只要能达成这样一种低买高卖的效果，便是一种好策略。无论是采取任何一种所谓的 技术分析，交易系统，画线，制图，扔骰子，头肩顶构型，还是周公托梦，易经卜卦，而表现为一次或者数十次，上百次的 低买高卖 时，仍可能是一种扔骰子式的偶然结果。特别是考虑到 存活者偏差 时，情况更可能是如此。

但是，很明显的，随着掷色子次数的增多，大数定律开始发挥作用，一些短期内能够奏效的策略，很可能随着买卖次数的增加而失效，特别是将买卖股票看成一种随机交易时，情况更可能是如此。有一些蠢货，将股市由每天不同交易者集合而成的报价曲线看成 主力，并进行 解盘，然后 操作。这是极其愚蠢的。

笔者在2009年3月的《论心理估值及盈利之来源》中指出，

如果股票不代表任何产权，或者任何实物资产的话，而是纯粹被视为筹码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赌博市场，投资者在买入一刻的对错，最终由日后卖出时的高低进行验证，

不幸的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比如说，股票上市时的费用，政府的税收，券商的佣金，付出给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给分析师的高额咨询费用、薪水等等，这些费用是从市场中抽水，而耗散市场的总体资金并降低投资者的回报率。

相反，现在被很多股票市场参与者认为是 抽水 的增发新股，如果该企业募集到新资金之后，确实能够利用该本金发展赚钱的话，反而是增大了企业的价值，而不是一种对资金的耗散作用。投资者应该关心的不是抽水导致的股价低迷问题，而是增发价位是否公平，增发后是否创造价值。

衡量这样一种由于过高的交易费用，导致股市利润耗散程度的一个合适指标，是换手率。股票的每一次易手买卖，政府和交易商均抽取佣金，坐地收租。因此，换手率越高，说明市场越接近于赌场，越多的可能收益被开赌场的黑社会抽走。祁斌在多次演讲中指出，

2007年一个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所有主要市场的换手率平均在100%多，一只股票一年倒腾一次。而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平均换手率是927%，深交所是987%。

以此来说明中国市场尚未成熟。

但祁斌没有明确说明的是，由于这样一种达到成熟市场9倍以上的换手率，如果没有新的资金不断进入的话形成一个旁式骗局的话，那么，在有限的资金下，长期多次交易的最终结果，便是被政府或者交易商，通过索取费用而榨干了一切盈利，当每一个将股票视为 筹码，无论是以任何高频交易策略，或者准随机模式，不断交易者，长时间下大部分人都将是输家。因为每一次交易发生时，输家输双重，赢家被抽水。这即是查尔斯•埃利斯所谓的 输家的游戏。

这样一种投资环境，深刻的展现了蚣匪62年前入城以来，率人相食，坐地分赃 的一贯做法。 而这样一种高换手率的促成者，除了送钱给人的入市者缺乏适当的教育之外，也与整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无论是在行情好时，号称 高半牛，行情不好，即刻改称 高皮条 的高薪分析师，还是在论坛写贴，天天“呵呵”，强调“筹码”，“交易”，“追涨”“盘面”等短线交易者，乃至名曰“时间玫瑰”，长期持股，实则胡乱操作的短线私募，或者在银行发售一些莫名其妙产品给老头老太，由短期排名驱动的公募基金，或者包装，发行大量垃圾公司上市的操作者，实际上均是政府和交易商骗钱的帮凶。在这样一个由无耻的政府所主导，充斥着大量无耻的骗钱从业者的市场。散户必须练就火眼金睛，不要胡乱交易，尽量减少交易次数及税费，不要把钱交给骗子管理，不要胡乱投给摧毁财富的公司，才不会让血汗钱被骗走。

基于这样一种节约交易费用和减少税收耗散的思维，查尔斯•埃利斯、约翰博格，甚至有时巴菲特都推崇散户长期持有指数基金。但是，任何一种策略均有其局限。1999年在《财富》杂志《巴菲特谈股市》中，巴菲特比较了1964-1981年间的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7年间，从874.12点跑到875.00点，只涨了一点，如果期间长期持有该种指数基金，又没有分红收取的话，那么，还不如存入银行。更糟糕的例子是日本股市，80年代末的顶峰时期的指数，现在仍然未回家乡。

考虑到中国的 ETF 基金，实际上不同于美国的 ETF 基金，一方面没有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还收取高额管理费，分红派息被管理费所蚕食。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中国式的 ETF 基金，并不是非常好的策略。这方面，笔者在关于《股息》的系列论述中，已经指出过了。

相对来说，比指数基金更简单的占优策略，便是投资者基于指数之上的自行选股构造，比如“过气狗骨10”，或者高股息小规模组合策略等。林森池在《证券分析实践》，“利用指数基金获利”一节，便演示了小投资者如何根据恒生指数自制简化版的指数基金。实际上，这些策略只是一种取巧的偷懒方式。

指数基金实质上仍然只是一个企业组合。林Sir的投资逻辑，依然是，找到一个高速发展中的经济，其代表性企业，盈利会不断增长，从而由其代表性企业所构成的一篮子组合，整体盈利会不断增长，推动其股价节节上升。 → （这隐含着日后的 低买高卖）

严格说来，采用 滚雪球 式策略，以实现 低买高卖 的目标，最重要之处，是加入时间视野。这一点，是最为老生常谈，而又最容易被所谓 价值投资者 所忽视的。传统的价值投资者，遵循格雷姆式的教导，投资赚钱的方式，是静态价值及隐含资产的清算，进一步的，由于这种清算可能性，如果投资者能够购入一篮子低 PB，低 PE 或者即将破产，但其中隐含优质资产者（这在中国类似 ST 股票），那么，迟早会通过出售给有能力清算者，或者直接清算实现其价值。这种投资方法，并不是以未来盈利为导向，严格说来，是一种静态的投资方法。即在此刻时点上，股票隐含的价值，超越其目前市场价格。

而以盈利增长为导向，则是巴菲特在学习了费雪之后发扬的路线。如果盈利回报率，能够达到年12%以上，连续增长30年，则可达到32倍回报。40年则可达到93倍回报。当投资者以一合理回报买入，然后在日后以同样倍数的合理回报卖出，那么，其获利所得，便以数十倍计算。而如果能投资50年，以同样回报率计算，则其复利倍数将极其惊人。这是时间复利为投资者带来的收益。

这两种投资方法，一是静态的，一是动态的，其关键区别，就在于对待时间的视野。

在此处，笔者要特别岔开来，以强调这个长时间投资视野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现正初尝富裕甜头。62年来的前部阶段，实际是摧毁财富，一穷二白。（参读笔者2011年2月底的《分裂的世界》一文）私人财富的重新积累，实际上是从1981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到1992年的 改革开放，才真正重新起步，财富积累至今，也是20-30年而已。

早期的原始积累，靠乡镇小工业起步，集腋成裘，细水长流，累积缓慢，比如80年代时，万元户已经是富人。真正财富加速，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以富余的劳动力及不断改良的制造业，代替东南亚小国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参与 WTO 及全球化经济贸易活动，由于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以及技术的高度深化，带动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才使财富积累加速。而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带来对原料的大量需求，使得原先深埋地下，毫无价值的矿产，也由于大量制造、消费及技术的变迁需求，变得供不应求而一夜暴贵。

相对于控制产业工人及知识深化的人力资本而言，特权阶层更容易控制物理性的矿产资源，而使财富与权力进一步高度结合，出现类似权贵资本主义的情况。由于财富积累多数来自产业资本和权力掠夺，因此，实际上，现阶段的中国富人，除了少部分暴发户、富二代胡乱挥霍之外，要么继续停留于实业扩张，以实物、房产形式保存财富，要么快速转移资产，移民逃跑。这样一些心态，均是体现了财富的快速得来之后，因为早期的贫穷记忆，而唯恐再度失去的恐惧。

这种恐惧心态，使得现阶段的富人，不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做长久规划，因为相对于产业资本的实物资产来说，金融资产依赖的是对制度的 信心，而这一点，结合对被无限制的权力随时掠夺的恐惧而显得特别虚幻。少数从实业资本转移出来到资本市场上的，也是极其短期的掠夺心态，而非做长期慢慢积累的规划。特别是，相较于过去20年来，财富以倍数，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而言，12%的回报率显得非常可笑。穷人，更是视股市为一夜暴富的博彩场所，因此，现阶段资本市场充斥着各种短平快的心态，毫不为奇。

但是，从长期上看，资本市场所代表的股权背后，仍然是实际产业。中国赖以成名的制造业，在资源、人工、税收、竞争等各种力量的挤压下，日趋艰难，其实质回报率也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激烈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其股权的股票的整体长期实质回报率，不可能有超越式的大幅度回报。

在未来有限的股票实质回报率的限制下，投资者试图获得高额回报，除了要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错价之外，还必须依赖于长时间的积累。也即是说，此刻的投资者，必须对未来的投资，有长远的规划和视野，才能合理设定投资规划的回报目标，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策略。

以现有统计数据来看，现阶段的大陆，人均寿命大约是70岁。香港大约82岁左右。日本男性78岁，女性85岁。美国人如果能进一步克服肥胖问题的话，寿命将有所延长，现阶段美国女性平均寿命接近81岁，男性为75岁。相对来说，富人由于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摄取合适食物及支付昂贵的医疗，从而整体寿命会更长些。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随着医疗条件的进步，相信中国大陆的人均寿命也会进一步提高。如果以80岁作为平均值，大致围绕75-85的区间来考察的话，那么，现在30岁-35岁的年轻人，最少还有40-50年的时间，需要为自己支付各种开支，当然，这也意味着同样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规划自己的投资。

整体市场的短平快心态，加上高度缺乏的理财投资知识，使得投资者在稳健投资，缓慢积累的心态培养上，相较于发达国家，明显差距甚大。典型的例子，是林森池2007年7月16日，在《研讨会》之前的访谈（最后10分钟），回答观众李先生的提问时，李生说到自己大约中年（40岁），林Sir说还有50年的时间可以投资，（也即是说，应该以最起码50年的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规划未来的投资）。

另一个例子，是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11日《从美股大跌中学到什么》一文中，

富达投资规划和咨询服务执行副总裁斯威尼 John Sweeney 说，即便你现在60多岁了，也仍要规划退休后30年的生活，所以为提供一些增长的话，基本资产配置应该仍有一半左右是股票(其中40%为固定收益投资，10%为短期票券)。

可以看到，以寿命为90岁进行财务规划，几乎成为发达成熟国家个人默认理财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探讨一种放眼40-5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策略。而这也是笔者所认为的，本文的绝大部分年轻的读者，尚未意识到，或者没有足够的视野、想象力、执行力，来理解、规划并合理处理的长远问题。同时，这也是一直以来，笔者多次推荐读者去读西格尔 Stocks for the Long Run 以培养一种长期视野的原因。

如果以一种长期的视野，来回顾前面所讨论的，传统格雷姆式的静态价值投资方式，以及费雪式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动态方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到，依赖对隐藏资产进行清算的格雷姆式投资，其所可能的获利，依赖于清算时的价值，及投资者买入时的价格之差。常规而言，这样一种清算收益，远大于12%，多数可以达到50%以上，或者翻数倍的情况。

但是，这类收益的年平均回报率，实际上与清算时间点有关，尽管有一些资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变化，比如说，房地产及黄金矿产、石油等，很可能会体现货币通胀的力量。但整体上，这些静态资产的投资价值，其年回报率会随着清算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意味着投资者所可能获得的回报率，实质上依赖于具体的清算时间点而定，而这对于非主动型投资者来说，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逻辑上，如果能够持续寻找到可以清算，并持续快速的实现其隐藏价值，那么，其模式也会类似于一系列长期增长的企业。因此，早期巴菲特，学习的是格雷姆式投资，试图以参与企业清算的形式，通过加速企业清算时间，来提高投资回报率。但是，当1963年，他试图清算丹普斯特时，全镇的人起来，像反对共党极权一样起来抗议他。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清算获利的投资方式的困难性，以及其不可能持续性，特别是为了提高回报率，巴菲特重仓押注于其中时，更是如此。

正是这样一种经历，促使巴菲特走向以合理，或者偏低价格买入增长股，并长期持有的策略。但是，如林森池所指出：长期增长的企业，

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配合，千里马 才可奔跑自如，若是经济环境差，就算是最好的公司，也很难维持12%年复息增长。例如1990年至今的日本，最好的 千里马 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取得进展。1997年后的香港也出现同样情况。反而，现时的中国内地仍是一个茂密的大草原，可让 千里马 尽情驰骋。

企业的增长总会见顶，行业龙头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市场接近饱和时，便需要去侵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以保持其增长，而这往往带来激烈的战争，从而降低其利润率。进一步的，当企业继续增长时，很可能会达到垄断并吞噬整个市场，从而导致直接竞争者，转而开发新的代替品而非直接竞争，高利润促进技术开发，而技术的进步，将毁灭现有的市场占有者。全球化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的结果，便是使得潜在的利润大增，从而促进更为剧烈的技术变迁。

这意味着，如果以40-50年作为投资时间的长度的话，实际上，很难有企业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合乎投资者预期的增长率。如同林森池在2005公开大学演讲举的例子一样，可口可乐，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能维持高速增长，而汇丰控股尽管超过100年以上历史，也只是其中一段能够有高速增长。因此，投资要密切监控企业，并适时换马长跑，其原因在此。

回归到以盈利增长及估值为核心的投资法上，实际上，作为企业整体的盈利逐年增长，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很多时候，市场的分析员喜欢用 成长股 来推荐这么一类资产规模急剧膨胀的企业，实际上，有很多企业只是利用收购兼并来扩充规模，其原因是其管理层只有扩大了资产规模，才能获得更高的薪金回报，而不增加企业价值及利润的扩张，实际上只是摧毁股东财富。因此，作为小投资者，第一步，是将目光从企业规模的扩大，转移到企业整体利润的扩大。

进一步的，除了关注企业整体盈利增加之外，更需要注意的是每股盈利的增加。因为企业不可能无中生有，要扩大资产规模，实体企业要借入资金，添购机器和地皮，雇佣人工，金融企业则需要扩充资本金。因此，投资者需观察其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的回报率。如果企业的本金，是来自不断向股东募集资金，而规模的扩大，降低股东的边际利润时，则降低了投资者的回报率。

更进一步的，由于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每年变迁，如教科书或者分析员报告所模拟的，每年以一定增速长期稳定增长的模拟方式，纯粹纸上谈兵，多变的经济环境，使得企业的盈利增长，多数是以波动的方式出现。所以，投资者必须对呈现于财报中的每股盈利增长进行仔细的考核，以考察其盈利来源，比如说，在2010年11月，笔者卖出持有近4年的鲁泰B，其原因在《鲁泰系列22篇》中，实际已经说明了卖出原因，一是笔者为其行业空间估顶，预计其未来增长有限，而该公司扩产动作太慢，降低了逐年的盈利回报率。二是其利润来源中，作为原料的棉花，起到关键因素。三是其竞争对手，比如联发股份，在上市募集到资金之后，采用相同的竞争路线，从而削弱其竞争优势，降低其可能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2010年底，每股盈利达到0.74元人民币，但笔者继续一每股0.65元作为其下一个周期的平均每股盈利进行估算。

这在《2011展望》中已经说明了：

笔者对鲁泰的定价，乃是基于0.65元/股的利润水平。对股票的定价，乃是根据长期价值而厘定，从长期考虑的话，棉花暴涨只是短期行为，迟早有跌下来的时候。因棉花暴涨上去的股价，迟早也会因为棉花而爆跌下来，因此当市场热炒有棉花种植园地的布厂而使该股股价达到预期估值时，笔者宁愿卖出，转其他投资。

分析员一方面无仔细考察其盈利来源，无法在2009-2010年看到棉花涨价对其盈利的影响，后知后觉，另一方面在其2010年第三季度盈利出来以后，过度高估其未来长期盈利，因此市场出现错价。由于笔者考虑到其未来利润率增长有限，竞争加剧，因此利用这一股市错价获利了结，转投人寿。

从这一事例，说明投资者不应该简单的观察每股盈利，又或者纯粹从财务数据简单外推，而是要看到企业生意，如同林森池所指出的，以立体的方式，观察企业，观察其资金来源，观察其收到资金之后，投向何处，观察其资金的回报率，考量其未来盈利，才能知所行止。所以，笔者在《鲁泰》及《人寿》系列中，演示如何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以观察企业生意运转。关键之处，不在于厘定一季一年的利润，而在于考察企业的长期利润来源是否稳定，源源不绝。这正是林Sir在访问中所指出的，

You take care the business, the profit will take care itself.

这和商科教育中，

You take care the customer, the business will take care itself

的格言，异曲同工。

由于财务分析的教程，包括 CFA，已经衍生出大量的比率，以对企业进行各种分析，而重点不在于针对具体企业进行逐一分析。所以，市场上的分析师，常见的错误，就是学习了一套比率分析，将其作为一个黑箱，不管什么企业，都照套上去，输入后，便得到企业的估值。很多时候的券商报告，多数如此，这实际上是书没读通的表现。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笔者的文章中指出，纺织业是林Sir所指出的，烂棉袄，无发达。每一分利润，都来自劳工及机器的血汗，而在现有环境下，则深受原料价格波动及过度竞争影响，利润增长有限。而人寿保险行业，则由于受会计准则影响，长短期错配。如果以同一套比率方式，来衡量不同企业，很容易便出现田忌赛马，错以上乘比下驱。关键之处，仍在于投资者必须学习到一种变通的方法和思维，针对具体问题，用具体的分析方法进行处理。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财务数据只是代表过去，而投资者所投资获利的是未来，因此财务分析的一切数据，只是数据而已。投资者更重要的，是要具备长期的历史感和大局观。所以《巴菲特的护城河》所总结出来的企业的长期优势，诸如

1. 该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
2. 该公司在其行业中的地位；
3. 壁垒（护城河）；
4. 公司产品的定价权

等方面的判断，尽管多少有点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却仍然非常有用。

如果说，关于过往的财务分析，重在精确，那么，关于未来的判断，模糊不要紧，关键是要押中。许多的财务分析师或者会计师，限于学科知识，缺乏生意头脑，因此喋喋不休强调于财务细节，而没有看到未来。在这方面，生意头脑和行业结构、长期宏观走向，影响企业生死攸关的具体战役及政策，远比财务细节更重要。

因此，投资者特别要牢记的是，财务数据只是代表过去，而投资获利的是未来。回到上面的获利算式，企业的盈利，实际上，是独立投资者的出价之外。投资者利用财务数据，衡量企业的长期盈利，实际上只是用以协助判断未来，并进一步为此刻出价做帮助而已。

在讨论完盈利之后，进一步考量的是估值。估值的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达摩达兰的教材《为一切资产估值》，便体现了一种 一招通吃 的万能招式。按照传统教科书理论，一切资产的价值，等于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即是 DCF。前提是知道其未来的现金流，及资本成本，即折现系数。

但实际上，这两者均不可知。因为前者依赖于企业的经营，这又依赖于实际的经济环境及管理层的应对，后者依赖于通胀系数及资金成本，长期下，这则更为模糊。所以，拘泥于 DCF 的数学运算，实际上是 屠龙之技。

投资者应该清晰的知道，PB，PE，PEV 等诸种比率，实质上均是 DCF 的简易版本。一系列的比率的使用及调整，具体而言，依赖于投资者衡量的基尺和目的而具体使用。而随着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越长，估值的精确度需要便越低，因为企业盈利增长波动的影响因素，将随着时间复利的作用，而超越估值的数据精确性。比如说，假设持有该股票的时间是10年的话，那么，未来10年的盈利增长环境，便将比此刻买入价10%-20%的波动差异，显得更为重要。

至此，笔者解释了股市的盈利原理，以及投资者出价与企业实质盈利的独立性，从而解释了以股权和盈利增长为核心的投资原理。这意味着，实际上，充斥于主流媒体的各种宏观经济大势判断、金融危机冲击、各国经济形势走势，CPI 数据，各种经济学专家、股市大师的解盘，对于以股权和盈利增长为核心的长期投资方式而言，实际上均是造成股市错价，送钱的蠢材而已。投资者应该将目光从媒体中移开，转而转向所投资企业的运营情况，关注其长期盈利可能性，以及合理审慎的为其出价，然后静待其盈利上升，并以合理或者高价形式卖出，才是真正的股票获利之道。

投资的基本原理，是钱生钱。扔一元进去，出来二元，便是好的聚宝盆。反过来，不好的破碗，是奔驰开进去，QQ 开出来，纯粹散财而已。

倍数的差异，体现了每一门具体不同的生意，基于不同环境下，所能获得的资本回报率的差异。但是，除了极其少数特别的生意，（比如吕不韦培植秦皇，或者毛腊肉抢夺天下）之外，多数生意的暴利阶段，均是极其短暂，随着（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利润会在竞争的作用下变薄，当代全球化，扁平化，信息高度发达，资本泛滥，因此维持暴利的时间更加短暂。

长期下，影响投资绩效的，除了每一元资本的回报率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复利的次数。《易》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无论从事何种生意，资本赚钱的本质，便是鸡生蛋，蛋孵鸡，子子孙孙无穷尽。巴菲特将这一过程称为 Snowball，雪球要滚得足够大，关键是斜坡得足够长。

假设一项投资的年复式增长率是24%，那么，三年便可翻番。下表是一个复利乘数表。第三、四列表示的是每隔 n 年，便翻一倍。比如以上述三年翻一倍的话，便可看出，9年可翻8倍，而20年接近64倍，30年则为1024倍，60年可达100万倍，到100年，可达到85亿倍。真是越夜越精彩！

从这一数据，可理解在投资绩效上，时间复利真是奇迹。而反过来也说明，投资人是否高寿，能多久的停留在市场上，能否持续赚钱，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巴菲特喋喋不休的强调不要亏损，实际上是在强调正复利的作用

常规一个普通年轻人，年青时多数是缺钱的，（如果出生于富贵之家，则往往赚钱欲望不再强烈，加之年轻气盛，更不会去追求坚忍不拔的持续稳定的盈利。）等到成家立业，勤俭持家，家庭稍有积余，多数得等到30-35岁以后，所余可投资时间便不太多。再考虑上80岁后，老年痴呆或者无法跟上时代，能持续投资30-40年，便属非常不错了。

以上述可投资年月来计算，如果能持续按照接近巴菲特水平的年复利24%的比率，投资30-40年，则最多可达1,000-8,000倍。但如果回报率只有一半水平，比如年12%，则6年翻一番，其结果可以参考第一列：投资30-40年，可达到的回报率，是32-100倍之间。

这个回报看起来也不错，但实际上，普通投资者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入市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更要克服恐惧和贪婪的心理，入市之后，需要数年时间来学习研究，开始往往是在市场高位时，道听途说，偶然撞了进去，高位重仓，低位割肉，初期这一段走弯路，实在是徒然浪费可投资的宝贵时间。

所以，合理的时间段，再减掉5年，以35岁为开始投资，年回报12%起计，投资30-35年，可获得32-64倍回报。这是普通投资者经过正确学习研究，稳健投资所能达到最可能合理回报。

以投入25万计，最终大约可达到400万-1,600万的结果。但若果只投入10万，则最终只能达到320-640万。以2011年起计算，35年后，2046年，考虑到通胀逼人来，无论土共红色政权是否崩溃解体，640万人民币，恐怕在北上广深都未必买到一套房子，更休说安心退休养老。

这一数据说明初期的小鸡蛋，不能太小，太小的鸡蛋，靠股市复利来积累，是非常缓慢而不合算的。笔者给年轻人的劝诫是，30-35岁前，努力工作，积累上20-30万本金以上，再考虑入市。

总结这一篇，投资有三要诀：

1. 重视初期积累，入市的本金不能太小，
2. 重视回报率。要学习正确的投资之道，不可高位追货，低位割肉。
3. 利用长时间复利。保持身体健康，长期投资。

这三者可谓老生常谈。下一篇，讨论作为超级富人的巴菲特，如何在这三者，超越普通人，以加速财富积累。

本来写完前四节，就该是第五节了，但文字被盯梢、举报，然后喝茶、威胁的感觉很糟糕。在警察国家渐行渐近之际，书写和表达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干扰时，勇气和道义越显得稀缺。但在这种情况，更应该坚持书写并表达，否则，社会的逆淘汰机制便发生作用。沉默不是笔者的作风，而书写是存在的证明。

笔者一直认为，财务自由与思想自由伴生，有独立的非依赖于体系存在的经济来源，才能不受文字因为发表问题受阉割的干扰。但同样，启蒙，并非笔者兴趣所在和义务，因为蠢材有时是无可教育的。书写仅是独白而已。而投资更无必胜之道，输赢自负，下场博弈，乃读者自己行为，与笔者无涉。

在继续展望未来投资之前，读者可以先去回顾以前的各节，《2008投资展望》、《2009投资展望》、《2010投资展望》等一系列。

该系列一以贯之的表达了笔者关于投资的观点，包括长线投资、资产配置、行业结构、企业监察、财务分析等内容。这一节，是之前文字的不断重复及升级。股吧有一个版本整理得很好，被敏感没了，有个读者，在 Donews 的博客被屏蔽期间的文档汇总 PDF 版，深表感谢。

在《未来三年买什么》一篇中，笔者强调：

1. 货币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
2. 通胀和利率，是投资的基尺。
3. 长期美元利率是全球投资的准绳。
4. 弱美元是未来3-5年的基调。

美国通缩不已，亚洲通胀不止。这是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由于作为锚的美元从强美元改变为弱美元路线以后，带来的新的结构性变化。投资人不需要和经济学家一样去预测美国何时改变政策，而只需要以其为信号，以弱美元作为基调而厘定投资策略即可

这一节，接续 货币问题，实质是经济结构问题。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因其独特的历史情况及政治制度结构，在经济层面上的政策趋向选择上，会有不同偏好。比如同样当经济增长缓慢或者萧条时，日本采用高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注水政策，但欧洲却保持了1.5%以上的基准利率水平，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这源于欧洲对高通胀引发独裁国家形成的深刻记忆，也源于欧洲对有限财政赤字的信守。而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通缩记忆，使得贝南克面对金融海啸时，采用了类似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开直升机大洒钞票。更有甚者，格林斯潘的个人偏好及洞察力，使利率政策的作用更明显，正是他在非常多年间保持了极低利率，又采用以一个更大泡沫来对付之前泡沫破裂的上瘾式镇静剂疗法，使得过去十年间，资金四处泛滥，而最终酿成2008年的金融海啸。看起来，贝南克并没有新招，还在玩这一套，美金低利率构成未来数年的投资环境大基调。这一点，正是林森池所指出的，一个货币周期的循环，可能是10-20年之长久，所以，投资之先，便是判断大环境，大气候是否发生逆转。

整体上看，决定长期经济走势的，仍然是整体社会经济结构中各力量的博弈，无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者其他非常规的资金管制，退税补贴等政策，均是依赖于经济结构下各种考虑而成。林森池2005年在公开大学的演讲题目《社會結構與財富累積》，正显示了 结构 的重要性。对于投资人来说，制定长期策略时，重要的不止是短期的各种经济指标的解读分析，而是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洞察，这是捕捉投资大浪、赚大钱甚至得以在大灾难前全身而退的真正依据。

德国股神安德烈·科斯托蘭尼在纳粹军队打进来维也纳前，便滚得远远的，从而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香港股神香植球，在六四屠杀后，便卖掉玻璃屋，将资产撤离香港，错过一波大升浪。进退之间，投资者除了不应受简单的价值观判断干扰，更应以经济结构变迁为依据，才能厘定进退之间的长期策略。

在上一篇《老人政治》中，笔者重述了2008年10月27日《远离股价，坚持投资》一篇中，指出的五个基础因素：

1.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年轻的愿意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人口。以及亚洲人极其典型的高储蓄率。
2.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男女老幼，前所未有的赚钱的欲望和热情。
3. 不可抑制的市场化及全球市场参与大趋势。
4. 对台战争的不可能性。
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代四小龙和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在该篇中，根据比尔-艾默特在《较劲》一书中所提出的：

经济增长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

笔者指出，这可谓 矮子遗训。二十二年来，通胀、利率、汇率、货币总量等，属于其他各国央行重点关注的目标，在中国，均让位于 保8% 的数指头增长游戏。而同时，就算有些脑残分子试图重回文革红歌路线，但过去20年来，对外贸易的全面开放，源自欧洲的普世价值观在人文上的成就及输入，美国国力的强盛及好莱坞电影的渗透，使得不再可能完全把民智渐开的国民墙起来，尽管短期趋势明显是回潮了。

但长期上看，朝野上下，一致无耻赚钱。这才是中国与其他各种不同的真正独特国情和大趋势。这是过去10年的主要基调。而看起来，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仍然很可能是整体的主要基调。这样一种增长，几乎不以任何因素为转移。其原因，是根据苏联经验，解体后，由于清算成本过高，因此各种之前拼命掠夺的财产被迅速合法私有化，因此，此刻的无耻掠夺，成为一种无论旗帜换色与否的最优解，哪管他日后洪水滔天。

所以，当但斌听说日本地震，起而幸灾乐祸的说中国可以趁势 大国崛起 时，纯属多余。十数亿人追求经济进步及自身幸福，不因他人的灾难而加速，也不因少数人的阻挠而减速，更不会因为少数老贼的子女，死而不僵弄权试图重回封建路线而变化，他的儿子虽然恬不知耻，一拳打断老子几根肋骨，但孙子最起码泡过几个洋妞，多少应知这两者差异。

对于但斌同学的问题，简直同学指出大国崛起于税收有利，于民生幸福未必有益，正中要害。究但总心态，可能近期股票涨幅不佳，压力之下，对长期投资产生怀疑，才寄望于长期之经济增长，但却不明了其背后之动力。投资人需深明经济增长必然性之背后深层原因，做长期投资，才能捕捉到大浪。这才是《老人政治》一篇对于投资的意义所在。而起承转合之间，重在观察 结构 之变迁。

要了解现在的结构，必须知道这结构，来自哪里。而这又需要回到历史中去，追寻决定现今结构的背后成因，尽管真相总被遮蔽，而回顾历史，却常常被看成数落人家的丑事，但实际上，正如陈启宗指出，要知道向哪里去，需知道从那里来，才能理解何者会被放弃，何者会被坚守。

以下大部分事实和数据，来自萧冬连《国史》第九卷第十章《从封闭走向开放》，或其论文《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重述这段历史，是因为现今多数经济学者，已经忘记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又或许只是简单知道一个名词，却无法理解背后的切肤之痛。

50-80年代之间，中国几乎处于彻底封闭的状态。而这20年时光，正是世界科技和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刻。也是比邻的日本、香港，迅速崛起的时候。情况正如一个放大版的封闭朝鲜王朝与现今开放世界的差别。在这种封闭结构下，比如现在的朝鲜国以外的国家，估计没人持有金家发行的朝鲜元。而金太子要吃三文鱼，戴百达翡丽，除了绑架偷窃强抢之外，恐怕任何东西，都要用本来就紧巴巴的少的可怜的美金，实时付款交易。同时，除了瓷器国，西方国家也估计没人会借钱或者送钱给金家王朝，尽管其时不时来个核讹诈。

1964年后的中国正是如此，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的说法，只不过是上述情形的美化。（文学真是好东西！）国内尽管市场经济几乎停顿，但人民币还是通用的流通货币。持有美金者则很容易意味着对外通敌。偶尔当政者想从外国买点好酒或者医药，也是实时现汇交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大约在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大约有15亿左右美金。

这笔美金从何而来，如何测算，笔者手上资料不全，无可考证。按照文革时期情况揣测，当时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贸易，唯一来源就是援助，但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援助，而是逃出去的百姓，寄钱回来给留在家乡受苦挨饿的亲人的援助。当普通百姓收到海外亲戚寄来的外汇时，要获得物质，便需强制兑换给政府，以人民币进行流通。因此，结汇机制是强制执行的。而物品则要强行纳税或者被没收。

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华国锋被夺权之后，邓矮子成为实际的掌权人物。比起陈云、彭真、李先念等人来说，邓的经济政策及开放心态，或许因其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更加激进。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议被暂时搁置，经济优先挂帅，而当务之急，又是重新开放，学习外国经验，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是1978-1979年的大逃港，事件处理，尤可见邓矮子之心态。深圳1978年出逃1.38万人，实际逃出7037人，其他或被抓回，或当场埋骨罗湖口岸。全省7.8万人出逃。现今深圳河两岸，香港、深圳，各有一罗芳村，新界的罗芳村民，即是深圳逃亡过去。而广州，凡外逃成功者，则全村鞭炮庆贺。1979年，港英当局一改过往政策，实行即抓即捕遣送政策，引发市民自发上街阻挠帮助逃港者。5月31日，港督就此事向北京抗议，随即边防加强巡防乃至枪杀。此事最终汇报给邓小平。邓用2句话作了指示：

这是政策有问题，

不是部队能管得了。

从此事处理，更印证邓更重视经济增长之渊源。

1979年，最重要的开放，是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以及此后广东、福建两省,4个经济特区的划出。其主要政策就是，

利用外资推山填海，三通一平，卖房卖地。

对于该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做法是，国家不给一分钱，但给政策，特区走 多方筹资，负债开发 的路子。这里面的筹资，除了向国家银行贷款及卖地皮之外，主要就是来自外资。

当1978年，谷牧率团访西欧四国，回来后，传达欧洲和日本等外国，有意贷款给中国200亿以上美元的意向时。由邓矮子拍板，引进外资，发展各种产业，以赚取外汇，成为一时最热潮国策。试图得到更多外汇的原因，是试图用外汇购买各种设备，以快速加大生产。

一如既往，上行下效，数字不断放大。从1977年提出恢复引进后，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为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比一开始的方案，多了10倍。这就像一个乡下的穷人，穷了大半辈子，突然听到城里，有个百万富豪说愿意借钱给他发展，让他报个数字时，便掰起个指头，开始只想买个锄头来耕地，后来干脆想给个马鞍配匹骏马，数字越算越大一样。

但富翁实际上是借，追求回报，而不是白给。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借来的钱，如果胡乱花，那么，便欠人一身债，无法偿还。一开始的思路，是 借钱搞建设。即是借来钱后，由自己安排该如何花。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以扩大生产。但实际上，资金提供者并不傻，一是强调专款专用，名义为借钱，实际只能借来买特定设备，二就是少部分可以自由挪用的，则要求高息而且还款期极短。

当时欧洲外汇大约年息12%，而且是短期贷款，第1-2年就要开始还。更有甚者，就算同意这种方式，都很可能借不到钱，原因很简单，想一想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就知道了。借钱给穷人，是很大机会收不回来，审慎的银行家，考虑到风险，应该是干脆不借的。只有少数愿意冒险的信贷公司，用极高的贷款利息及极其短的期限，才愿意放款出去。高息短借，正是典型的有钱人对付无信用无抵押的穷人的贷款方式。而此时中共政府是借钱来买机器做长线投资，因此，这种方式很容易面临现金流断裂而无法付款的问题，实际得到的资金也很有限。

1979年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但从几个月同外国金融界洽谈的情况看，全年可用外汇仅有50亿美元，比计划少50亿美元。于是，整个中央高层对外的经济目标，就是赚外汇，同时，将捞到的外汇控制起来，买指定项目的机器设备。这就是一开始邓矮子定下的外汇国策。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外汇被收集起来，甚至民间资本力量，也被吸纳进外汇管控决策。荣毅仁由于家族中有400多亲戚分布世界而被相中，1979年10月，由荣毅仁牵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吸引外资。1981年1月，该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约折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帮助引进项目仪征化纤提前续建。

1979年底，中国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1980年至1982年间，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获得政府无息贷款。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与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回头看，这个玩法，就是在世界石油危机期间，卖祖宗留下来的石油资源来换外汇。

但配套设施跟不上，另外，借钱做长线投资总不是办法，邓小平就发明了中外合资经营。通过中外合资经营，可以带进一些先进技术。邓小平说：

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整个合资经营模式，说白了，就是中国提供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外国人提供资金、技术、机器。简单点说，就是泥腿子出苦力，给富人打工。这就是文革摧残尽一切之后，中国试图重回世界市场的唯一道路。情况便和乡下穷人刚进城，一无所有，只能去码头做苦力一样。而为什么穷呢？之前积累的财富呢？读者自己去读1949-1981年的历史，看看令到数亿人一穷二白的是谁。

附带的是，契约市场，要雇用泥腿子工作，必须事先谈好契约。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到中国谈合资经营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这一事例充分的可以看到：正是市场的经济力量，才促使法律契约概念的重建。由此，才得以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法治的概念，从市场重新开始。

截至1981年底，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48家（不包括经济特区举办的35家）。在这48家企业中，外商合作者来自香港的22家，美国的11家，日本、菲律宾的各4家，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挪威的各1家。到1982年底，已有30家合资企业投入生产或开始营业。双方投资额越过1,000万美元的只有6家，不足100万美元的有24家，多属中小型项目。从行业看，旅游饭店及轻纺工业占较大比重，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少投资、快见效的意愿。

这是历史的重新开始。此前的历史，从1949到1981，由于以毛腊肉为首的集团，倒行逆施。令到数千万人饿死，剩余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情况便如一个放大版的北韩。而邓矮子的重新开放，实际上是以一种其个人承诺为担保，而带领数亿人出卖劳力换取资本的路线重新进入市场。期间，所换得的资本和物质财富，特别是外汇，仍然被该集团牢牢管控起来。

但经济的活力在于，一旦经济自由开放，便将沿着自己的路线不断扩展其自身力量，而体制上，由于管控集团的贪婪剥削本性，导致许多制度仍然被沿袭下来，并与经济的自由活力发生冲突。此后的双顺差结构，和外汇管制冲突问题，正由此一历史而起。

(未完，待续)

这一篇，源自笔者此前这一系列，删去其他部分，纯谈经济。

这一节的主要观点是如下四点：

1. 货币体系是寄生在经济体系之上，任何货币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2. 通胀和利率，是投资的基尺。而长期美元利率是全球投资的准绳。
3. 弱美元是未来3-5年的基调。
4. 弱美元托高一切资产价格。

衡量各类投资的基尺，是通胀和利率。通胀是对购买力的侵蚀，而利率是无风险最低回报的底线，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投资的基尺。

货币的基础尺度，是从美元开始。美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最有创造力的创新人才及教育体系、最为开放自由的社会体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最富于竞争力的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全球制度之典范，而美元也由此成为全球所默认的，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硬通货。

但是，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其症结，沈联涛在《储备货币标准的丧失》一文指出，

现今货币体系的问题症结在于，美联储在解决特里芬难题上左右为难。担当储备货币角色的央行面对的一个两难任务：要么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充足流动性，要么为本国提供流动性。如果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有经常账户赤字；如果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就会陷入通缩。近30年，美国一直采取第一种策略，并逐步累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贸易逆差。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是这一选择的消费者，并以此建立了亚洲的全球供应链。对双方来说这都是合算的买卖：亚洲用它的廉价劳力和资源换来货币，而美国通过华尔街对亚洲直接和间接投资回收资金。

沈联涛进一步指出，

不幸的是，美国的盛宴还是停止了——以过度杠杆融资所支撑的过度消费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正在经历通缩，美联储决定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面对的特里芬难题现在反了过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过多的流动性，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笔者在此强调，货币体系实质上是寄生于经济系统之上。任何货币问题，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而任何金融危机的产生，本质上，乃是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上的危机。

美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富于竞争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弹性就业制度，允许工人罢工，充分开放的法律救济保障，雇主可以快速开除不合格员工，创业以低成本快速进行，失业者可以快速找到新工作，过渡期可以由社保体系提供救济，整体社会文化适应这一制度。因此，企业及就业富于效率，在正常的节奏下，工人失业后，可以快速完成转型并寻找到相近的职业，从而使社会整体失业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

但一旦将镜头拉长，从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劳力加入全球劳工市场，配合全球化趋势，中国自亚洲金融危机崛起，参与全球供应链，大量低薪水劳工加入全球产业竞争，美国低端产业劳工的就业大受打击。20年来，十多亿低薪水劳工加入竞争行业，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所未见。

这一大趋势，令到物价受压，无论美国如何印刷钞票，通胀不起。但美国低端工人则转型困难。同时，高度杠杆化的金融体系，使低收入劳工都可以通过按揭获得住房并将其再按揭以支持消费。一旦收入陷入困难，长期按揭便变成不良资产，配合上证券化之后分散到全球，从而促成全球金融海啸爆发。（格林斯潘回忆录中，对海啸前之经济结构情况，有清醒之认识，但无意识到证券高度杠杆化之后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稳定性）。

这一大趋势，到今天依然强劲。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按购买力平价，中国工人的薪水要比美国、欧洲低很多很多。因此，美国低端工人的就业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是全球化下的经济结构问题。

当美国失业率高涨时，伯南克QE2，通过大量供应，而将美元自行贬值，相当于倒逼中国等供应商提高价格，变相使得人民币升值，林森池于2008年初访谈已经明确预测出这一点，而整个做法和当日广场协议之前对付日本的做法完全一致，由于中国承接了日本的制造业，因此，美国只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

从伯南克的做法来看，作为央行行长，其实手中可以使用的武器，只能操纵货币供应量/利息，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增大政府购买、减税等，属于奥巴马而非伯南克的管辖范围。因此，降低利息以拉动经济，几乎是央行唯一可行之道。央行高度注水之目的，在于避免陷入日本式长期通缩的流动性陷阱。

该种做法，完全着眼于美国国内立场，因为其他国家将美金作为贸易单位或者储备单位，属于其他国家的私人事情，美国央行行长认为，他是由美国选民选出的政府任命来为美国人谋福利，而不需要去关心全球其他国家货币面值波动，这乃美国所天生拥有之特权。因此，伯南克在美国经济面临困境时，是不会去关心全球其他货币是否洪水滔天，而坚持继续注水。

陶冬在《QE拖低美元　非农扯起商品（11月7日）》中，对此的评论是，

说是货币战争，当美国打上门来，各家把门关上，大姑娘小媳妇往脸上擦锅灰。有谁真的挺枪出去和老美干上两仗的？各国不过在寻求减少冲击，并没有人真的和美国搞恶性竞争的。

陶冬在2010-11-08《流动性的狂宴》一篇中说，

QE2明显是伯南克的个人选择──将流动性过剩常态化。利用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信贷、刺激汇率、刺激就业、刺激资产价格，以非常规的、激进的政策，不惜后果地避免重蹈日本式通缩的覆辙。

QE2应该会带来新一轮美元贬值。QE2 对实体经济的帮助不大，其实伯南克对此心里是有数的，只是他的面前只有一个控制钮，除了印钞票外，没有其它货币政策选择。而美国的财政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更不得人心。QE2 通过大量增加美元的流通数量，起码可以拉低美元汇率，这样既可减轻债务负担，又能吸引海外资金，还利于出口。

一个按钮 这一说法的原因，笔者已经在前面解释了，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是一个封闭独立经济，那么，伯南克开直升机大洒钞票，一定会造成美国国内高速通胀，但现在美元是全球通行货币，因此，伯南克这一做法，相当于变相将通胀输出给全球，而受压的则是出口型国家，整个问题的症结即是沈联涛前面指出的：

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陆东在今年的慈善投资会上，引用 MV = PQ，认为银纸流转速度 V 大幅度减慢，预期明天第三季美国会出现通缩。明年美国的核心通缩压力愈来愈大。因此美国会继续大印钞票。

但实际上，如同前面指出，印刷钞票只是一种短期权宜之计，长久之计，美国还是得加大创新以促进就业，特别是在和中国等以低薪水劳工制造出来的产品的部门上，完成快速退出并转型才是长久之道。另外，便是要降低消费，增加积蓄率。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这是经济结构大趋势。

陶冬认为：

美元贬值利好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量化宽松下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基本消失，迫使资金攀爬风险曲线以寻求回报。联储将QE2与就业、通货膨胀挂钩，意味着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会长期维持下去。陶冬估计QE2 三年内都难退出，出现 QE3、QE4 的可能性也不低。联储正在举办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流动性派对，QE2 的特点是，细水长流。6,000亿美元的初始扩张验证了 细水，联储在今后会用缓慢、稳定的货币扩张堆积出 长流，最终的总额可能相当地惊人。

在未来3-5年可见的情况下，伯南克继续印刷钞票，全球由于有了一个最大的低廉资金提供者，美元取代日元，成为 Carry Trade 货币。因此一切风险资产的价格都将被推高到一个极低回报的收益率。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美国通缩不已，亚洲通胀不止。这便是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由于作为锚的美元从强美元改变为弱美元路线以后，带来的新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将对投资人的基尺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投资人来说，和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不需要去预测何时伯南克会反手加息重返强美元政策，而只需要以其为信号，以弱美元作为基调而厘定投资策略即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应该持有资产，而不是现金和债券。

将原先系列转过来，更早的探讨，请参阅更早的每年回顾。 这一节开始，继续讨论回顾一年来的投资观点。

1. 投资人的外部世界

林森池大师教导小投资者说，教育改变命运。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类在知识和财富上的逐步累积。而股市是资本主义的精华所在，将资本投给能够创富的企业，可以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而在此过程，收到小投资者资本的企业，由于为社会提供需要的物质和服务，经营得法，在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也为股东提供回报，从而小股东的资本随之增大，可以安享晚年。所谓大富由天，小富由俭是也。笔者贴出艾未未，赵*海，夏*良，孟*伟，刘*里、余*、程*萍等诸人诸事，目的在于提醒读者，社会尚有非常多的被权力所禁制的空间，正义与公平尚未得到伸张，那些冲在前锋，以公义为社会不平呐喊者，尚在各处被囚禁，被虐待甚至屠杀。昂山素姬虽已释放，有人尚在狱中。而有更多不知名者，被自杀，被精神病，被不知不觉的消失，到处此起彼伏的拆迁和自焚，生灵涂炭，而令现代文明中，最珍贵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极权体系下被高度践踏。

读者在发财致富的同时，尚需积极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不可学习任大炮、潘小石，周二波，成为社会公敌、人民小丑、或者脑残儿童。更须对各类当政者的表演有清醒认识，需牢记阿克顿勋爵的告诫：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极权体制下，更多的是对灾难的选择性无视，鳄鱼的眼泪，只是猫哭老鼠的表演，不能期望鳄鱼的慈悲，而需积极去参与，推动。

经济体系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是背后的社会机制，包括一系列的产权、法律保障等。而股市作为纯粹的金融交易，更是与社会体制密切相关，一味投资赚钱，等极权体系追杀完犹太人，基督徒，轮子功，学生领袖，维权人士，最终大斧便随机的降临到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覆巢之下无完卵。这是投资者需牢记在心上的。

2. 谭普顿投资金律

谭普顿爵士投资金律16条，为投资戒律之经典。笔者系列文字，除了《历史哲学四十二篇》，教育读者追根溯源，从被遮蔽，被修饰，被删除的叙事背后，重新构造可能的逻辑，以重续源自希腊哲学的反思精神，以重构、反思历史，反思身处的世界之外，投资系列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西格尔的《长线投资》为起点，参杂斯文森 资产配置 思维，强调通胀的长期性，进而在以股权为长期导向的基础上，根据投资者个人的未来实际收支情况，以合适调整资产配置。这一系列分散于各篇投资策略探讨及逐年投资回顾中。其中之方法论，颇多师之谭普顿。

如果说，这一系列是大处着眼，强调大局观的投资策略和方法论，那么，另一系列，则是小处着手，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投资者空负屠龙之技，却长期看空，不敢下场买货，总期望低处还有更低，最终股市回升，却又不敢追入。比如说，躲过2008年海啸者，往往在1,664还期望更低而不敢入市。又或买错货，错将冯京当马凉，看好市场，却买了末日认沽权证，也终一无所成。这即是《谭普顿投资16金律》第十一条：

不投资是最大的错误。

投资者最终必须将资金落实到具体的公司（简单的说，股票代码）上，赚钱的是公司，而不是市场。《谭普顿金律》第4条说

买价值，而不是买趋势或者经济展望。

→

到头来，决定市场的是个股，而不是市场决定个股，在空头市场上，个股可能会上涨，多头市场上，个股有可能下跌。

投资市场上，投资者和券商喜欢用 牛市、熊市 来划分市场，林森池在访谈中指出，相对于香港这种半成熟市场，美国已经进化到没有完全的牛市或者熊市，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各部门的盈利和经济前景不同，因此投资者各自为其估值，最终导致互有涨跌，从而使整体指数，由于各部门涨跌抵消而表现较为稳定，不表现出整体市场的大起大落。

但情况看起来并非完全如此，2008年的海啸，几乎所有股票全面下跌，金融行业更是重灾区，而更早10年，网络泡沫破裂加上安然事件，令到会计准则可信性受到全面怀疑，便作用于全市场。从过往经验看，当市场容量足够大时，市场发生爆跌，很多时候是从某一部门引爆，但由于市场中存在如此多的策略及交易者，大量的计算机程式交易，配合上相对估值，会使得投资者在某一部门出现暴涨暴跌之后，调整组合构成，从而使一个部门的上升或者下跌拖累整体市场表现。但尽管如此，无论市场是全面上升还是下跌，各部门或者个股的相对幅度也可能不同。

A股市场经常受各种政策因素而集体涨跌，大起大落，对于投资者来说，原本已经低估的个股，很可能随着市场整体的走低，从价格低估变成极其便宜，为投资者提供了极好的买入机会。对应的，当市场情绪激昂，气势如虹时，高估的股票，很可能变得疯狂，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极好的卖出点。这一出一入之间，如果投资者能够懂得估值，并进一步利用整体市场的过度低迷或者高估买卖，便可能扩大战果。

虽然约翰博格强调投资指数基金，但实际上，指数所代表的背后，仍然是一系列的公司，公司有优劣，有竞争，有淘汰。如果投资者能够在沙石中甄别出钻石，将资本投在便宜的优质公司上，长持享受盈利增长，成绩便更可观。而对公司经营成绩，则必须持续予以监察，谭普顿投资金律第12条——

积极监视你的投资。

3. 监察与投资实例：鲁泰纺织

监察投资，并非简单监察股价日常如何波动。更重要的是监察公司，笔者在2009年投资展望（上）中说：

全面理解公司所经营的生意，理解管理层的经营之道，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及技巧，监察公司现金流是否源源不绝，可以抵御各种意外风险，投资者应预先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评估公司基础情况，再制定投资策略，在价格错配时买入，耐心持有，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直到市场过度高估才卖出，方是投资之道。

笔者以一间山东的纺织厂为例，在《鲁泰纺织》系列中，演示一个外部小投资者，如何通过财务报表对企业的运营进行监察，从年报去分析推断公司的运营，进而为其估值并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以达到进退有道。原计划三十五篇，上半在于监察，下半在于估值。至今已有二十六篇，自笔者2007年初买入以来，笔者陆续通过财报分析其经营策略。期间该公司陆续交出业绩，大致与笔者推论预测相符，笔者不断用更新的业绩数据来印证之前分析并做新的推论，其是非对错读者可以自行回顾阅读。

笔者多次声明，笔者并非纺织业人士，也从未去该公司做任何实地调查，仅仅是从年报数据推测该公司的运营。更无意诱导读者买入该股票，同时在 Blog 中不时对上述声明重申，也不回答读者任何来信问题，以免有诱导嫌疑。但笔者根据自身分析，认为市场对该公司的运营策略存在误读，以为该公司所处行业会受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打压，因此估值偏低，笔者于是重仓买入并在此后3年中，用分红继续不断买入并做密切监察，下表是鲁泰与招行在不同时点买入，持有至2010-12-2的结果：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在2007年11月，市场指数最高峰时买入持有至今，招行损失了一半，而鲁泰已经回本并赚了27%（扣除汇率损失后打和有余）。而如果在金融海啸肆虐股市最低潮时买入，则鲁泰收益远胜招行，市场整体认为外围市场低迷，纺织业受压。使得原本已经低估的个股，很可能随着市场整体的走低，从价格低估变成极其便宜，为投资者提供了极好的买入机会。

选择另外一个比较时点2007-6-22日作为比较的原因，是该日鲁泰由于送股导致市场出现疯狂价格，可以看出，如果在市场极度高涨疯狂的价格买入，就算持有3年，坐收分红，依然损失-27%以上，如果考虑上汇率贬值，跌幅更是拉阔。这即是谭普顿金律第6条—–

要低买（反过来说，千万别高买）。

高买了，依靠企业盈利增长股价慢慢增长来回本，需要漫长的时间，（市场中价值投资者常流传一个谬误，买贵没买错，事实上，买便宜但错的，和买贵的，同样是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中，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十年回报率为-57％，（同期，日经225指数的回报率是-49％，这同样说明不能光看价格低，如果企业盈利节节下降，同样是大幅度的在摧毁财富）。

笔者在2010/3/23对鲁泰2009年的年报分析中指出，

2010年上半年的利息费用依然会非常少，从而提高整体净利润率。全年大约维持0.65元/股的利润水平。每股净资产可以达到4.35元。股价将有机会达到港币8.5元以上。分红继续提高到每股0.3元以上。

这是一个保守估计。随着时间逝去，公司陆续在季度报表中体现盈利，而到了7月，棉花价格开始疯长，从8月到11月，四个月间，几乎疯长一倍，材料成本倒逼行业整体加价，布厂随之加价以将成本转嫁出去，鲁泰一方面已经提前囤积棉花存货，另一方面原有设备、土地按照原先账面资产入账，因此导致利润及资本回报率暴增。单纯前三季度利润已经达到0.58元/股。

很多分析员后知后觉，非但不能在事前预见到公司利润增长，在利润增长启动时也未能及时指出正确成因，只有到半年报、季度报表发布时，才向市场推荐，随着棉花价格的暴涨，市场气氛随利润加速增大而开始追炒，并将布厂看成棉花股来炒，股价达到笔者上述预测价格，因此，笔者在2010年11月初卖出鲁泰，获利了结这个持有近四年的投资。

笔者卖出的理据是，笔者对鲁泰的定价，乃是基于0.65元/股的利润水平。对股票的定价，乃是根据长期价值而厘定，而何时棉花价格暴涨一事完全不在笔者意料之内。但因棉花上涨而加价获利，乃是短期的事情，因为存货总有用完的时候。同时，该公司再新疆的棉花种植园并不能完全足够供布厂使用，一部分还要从外面采购，棉花收益，也不完全由上市公司获得，而是要和当地政府分摊，这从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一项就可以看出。也即是说，棉花价格上升，短期内，鲁泰确实可以从中获益，但若果股价上升已经体现并超过该部分收益，便需有其它原因支持，否则便由低估变成高估。从长期考虑的话，棉花暴涨只是短期行为，迟早有跌下来的时候。

笔者认为棉花炒卖不可持续，所谓 暴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 是也，因棉花暴涨上去的股价，迟早也会因为棉花而爆跌下来，因此当市场热炒有棉花种植园地的布厂而使该股股价达到预期估值时，笔者宁愿卖出，转其他投资。事实证明，在笔者全部卖出后2天，11月10日，美元反弹走强，引发棉花等商品价格暴跌，当整体市场大跌时，鲁泰股价随之暴跌。笔者不是走势派或者画图派，买入卖出完全依赖基础分析，逃顶纯属偶然。笔者这一系列文字，尽管后续关于鲁泰还有约10篇遵循传统证券分析方法从现金流及资本性开支方面的讨论未贴出，但笔者已经将该股票卖出，因此不再做任何评述。宁可等他日尘埃落定后，有机会再行补续。

4. 通胀和利率：作为基尺的美元

衡量各类投资的基尺，是通胀和利率。通胀意味着对购买力的侵蚀，而利率，则意味着一个随时可实现的无风险最低回报。
笔者在年初指出，以统计局颁布的 CPI 数据为基础的话，自1997年以来，通胀平均以年3.4%的速度上升，而一年期定存基础利率平均只有2.5%。如果将钱放在银行，看起来面值保住了，但不知不觉之中，购买力却被侵蚀。

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金融体系和货币总量全面紧缩，物价本应下降。遵循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经济周期生灭不息，寒冬落叶，春华秋实。萧条对于经济中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淘汰，和进化一样，是下一次繁荣的动力。

但各国政府惧怕经济萧条，萧条期失业率高涨，民选国家担心选民投票，而极权国家更担心激起民变引致政权不稳。于是，纷纷采用开大水喉，注水货币的方法，来拖延萧条。这就是索罗斯所指出的，

繁荣早已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可是为了避免一次大萧条，它的生命周期被人为地延长了，

其结果，便是本该倒闭的企业，依然如僵尸般生存，而资金的提供者，则以购买力贬值为代价，为僵尸企业和体制输血。而当局所动用的政策工具，便是增大货币供应。玩弄的正是货币游戏。

谈论货币的基础尺度，乃是从美元开始。美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最有创造力的创新人才及教育体系、最为开放自由的社会体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最富于竞争力的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全球制度之典范，而美元也由此成为全球默认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硬通货。

但是，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其症结，如同沈联涛在《储备货币标准的丧失》一文指出，

现今货币体系的问题症结在于，美联储在解决特里芬难题上左右为难。担当储备货币角色的央行面对的一个两难任务：要么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充足流动性，要么为本国提供流动性。如果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有经常账户赤字；如果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就会陷入通缩。近30年，美国一直采取第一种策略，并逐步累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贸易逆差。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是这一选择的消费者，并以此建立了亚洲的全球供应链。对双方来说这都是合算的买卖：亚洲用它的廉价劳力和资源换来货币，而美国通过华尔街对亚洲直接和间接投资回收资金。

沈联涛进一步指出，

不幸的是，美国的盛宴还是停止了——以过度杠杆融资所支撑的过度消费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正在经历通缩，美联储决定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面对的特里芬难题现在反了过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过多的流动性，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笔者在此强调，货币体系实质上是寄生于经济系统之上。任何货币问题，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而任何金融危机的产生，本质上，乃是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上的危机。

美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富于竞争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弹性就业制度，允许工人罢工及开放充分的法律渠道救济的保障下，雇主可以快速开除不合格员工，创业也可以以低成本快速进行，因此整体就业及企业运营可以保持更高效率。在正常的节奏下，工人失业后，可以快速完成转型并寻找到相近的职业，从而使社会整体失业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

但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供应链及东欧、苏联解体以来，大量低薪水劳工加入全球产业竞争，美国低端产业劳工的就业大受打击。由于中国及东欧产品以低价格源源不绝倾销到美国，这一动力的背后因素，是十多亿低薪水劳工加入竞争行业，持续时间之长，为十年来所未见。因此，令到美国低端工人转型困难。

一方面，中产阶级以上可以享受到更低廉产品，物价受压。但另一方面，则是低端劳工就业颇成问题。高度杠杆化的金融体系，使低收入劳工都可以通过按揭获得住房并将其再按揭以支持消费。一旦收入困难，长期按揭便变成不良资产，再配合上证券化之后分散到全球，从而促成全球金融海啸爆发。（格林斯潘回忆录中，对海啸前之经济结构情况，有清醒之认识，但无意识到证券高度杠杆化之后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稳定性）

当美国失业率高涨时，伯南克 QE2，通过大量供应，而将美元自行贬值，相当于倒逼中国等供应商提高价格，变相使得人民币升值，林森池于2008年初访谈已经明确预测出这一点，而整个做法和当日广场协议之前对付日本的做法完全一致，由于中国承接了日本的制造业，因此，美国只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

从伯南克的做法来看，作为央行行长，其实手中可以使用的武器，只能操纵货币供应量/利息，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增大政府购买、减税等，属于奥巴马而非伯南克的管辖范围。因此，降低利息以拉动经济，几乎是央行唯一可行之道。央行高度注水之目的，在于避免陷入日本式长期通缩的流动性陷阱。

该种做法，完全着眼于美国国内立场，因为其他国家将美金作为贸易单位或者储备单位，属于其他国家的事情，美国央行行长认为，他是由美国选民选出的政府任命来为美国人谋福利，而不需要去关心全球其他国家货币面值波动，这乃美国所天生拥有之特权。因此，伯南克在美国经济面临困境时，是不会去关心全球其他货币是否洪水滔天，而坚持继续注水。

陶冬在《QE拖低美元　非农扯起商品（11月7日）》中，对此的评论是，

说是货币战争，当美国打上门来，各家把门关上，大姑娘小媳妇往脸上擦锅灰。有谁真的挺枪出去和老美干上两仗的？各国不过在寻求减少冲击，并没有人真的和美国搞恶性竞争的。

陶冬在2010-11-08《流动性的狂宴》一篇中说，

QE2明显是伯南克的个人选择──将流动性过剩常态化。利用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信贷、刺激汇率、刺激就业、刺激资产价格，以非常规的、激进的政策，不惜后果地避免重蹈日本式通缩的覆辙。

QE2应该会带来新一轮美元贬值。QE2对实体经济的帮助不大，其实伯南克对此心里是有数的，只是他的面前只有一个控制钮，除了印钞票外，没有其它货币政策选择。而美国的财政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更不得人心。QE2通过大量增加美元的流通数量，起码可以拉低美元汇率，这样既可减轻债务负担，又能吸引海外资金，还利于出口。

一个按钮 这一说法的原因，笔者已经在前面解释了，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是一个封闭独立经济，那么，伯南克开直升机大洒钞票，一定会造成美国国内高速通胀，但现在美元是全球通行货币，因此，伯南克这一做法，相当于变相将通胀输出给全球，而受压的则是出口型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中国。整个问题的症结便在于：

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陶冬认为：

美元贬值利好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量化宽松下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基本消失，迫使资金攀爬风险曲线以寻求回报。联储将QE2与就业、通货膨胀挂钩，意味着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会长期维持下去。陶冬估计QE2三年内都难退出，出现QE3、QE4的可能性也不低。联储正在举办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流动性派对，QE2的特点是，细水长流。6,000亿美元的初始扩张验证了 细水，联储在今后会用缓慢、稳定的货币扩张堆积出 长流，最终的总额可能相当地惊人。

但实际上，如同前面指出，印刷钞票只是一种短期权宜之计，长久之计，美国还是得加大创新以促进就业，特别是在和中国等以低薪水劳工制造出来的产品的部门上，完成快速退出并转型才是长久之道。另外，便是要降低消费，增加积蓄率。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陆东在今年的慈善投资会上，引用 MV = PQ，认为银纸流转速度V大幅度减慢，预期明天第三季美国会出现通缩。明年美国的核心通缩压力愈来愈大。

进一步的，当德国、日本、中国出口商品，获得贸易顺差之后，由于美元贬值造成债务缩水，因此，这些国家会试图购买其他一篮子货币或者储备单位比如黄金以保值。但2009年，欧债出问题，2010年，黄金已经高位。日本经济继续沉迷不振，几乎中国的贸易顺差原翻不动，只能继续购入美国国债，从而进一步压低美国息率，这一结果便是在未来3-5年可见的情况下，伯南克继续印刷钞票，中国继续保持贸易顺差，然后又继续买入美债，压低息率，全球由于有了一个最大的低廉资金提供者，美元取代日元，成为 Carry Trade 货币。因此一切风险资产的价格都将被推高到一个极低回报的收益率。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美国通缩不已，亚洲通胀不止。这便是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由于作为锚的美元从强美元改变为弱美元路线以后，带来的新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将对投资人的基尺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从投资的角度看，当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全球也曾有10年无稳定锚的货币体系运行。全球无锚可依靠，只有依靠传统千年硬通货黄金作为基准，但事实上黄金乃是一毫无意义之物品，人类将其掘起，提纯，又将其埋藏而毫无可用之处。在货币经济高速发达而各国央行玩弄凯恩斯主义的今天，黄金不足为用。若果全球货币体系彻底崩溃，黄金必然上天，但如林森池指出，黄金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分红利息可收，投资黄金只能博差价。美元是否会弱至让市场参与者彻底对美元丧失信心，看起来尚不至于如此。而构建新的货币体系，呼声大，但实际无可行之策。因此，以目前情况判断，美元仍将是可见将来之货币锚。笔者不打算投资黄金。3-5年内，伯南克看起来不会反手大幅度加息，以重返强美元策略。弱美元将是未来5年的全球投资策略基调。对于投资人来说，和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不需要去预测何时伯南克反手加息重返强美元政策，而只需要以其为信号，在此之前以弱美元作为基调而厘定投资策略即可。

5. 亚洲金融危机

如同上一节指出的，货币体系的危机，本质上是经济结构上的失衡。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得益于 WTO 和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中国的货币体系处于完全的封闭状态，得以逃过一劫。并在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出现危机时，趁势崛起，取代其在全球分工产业链上位置。这一节，讨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的教训。

亚洲的经济模式，从日本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开始成型，在80年代以工业和美国、欧洲进行竞争，随着日元升值及日本本土成本大增，资本回报率变低的情况下，产业外迁到亚洲小国。四小龙、四小虎在经济结构上，依靠低劳力工资，承接日本的技术迁移，形成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从而参与全世界的分工产业链。

但亚洲小国总体经济体规模太小，货币容易受攻击，因此采用软挂钩盯住美金，以丧失独立货币政策为代价，换取汇率的相对稳定。问题是，如同沈联涛在《十年轮回》中指出，这一货币体系受制于 美元 - 日元 的情况，一方面，亚洲小国的外部资本来源，很大来自日本，其形式，除了直接投资之外，尚有借款的形式。各类的日元借款，以不同时间长度，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

正常情况下，当 美元 - 日元 汇率稳定时，厂商可以以相对匹配的借贷结构，顺利完成资本的正常循环。但在非常情况时，比如当日本开始清算其内部的金融体系，各银行、企业撤回海外资金回本部救急时，资金一方面从被投资国流出，另一方面，日元对美金的贬值，由于亚洲小国（如泰国）盯住美金，便意味着实际的泰铢对日元的升值，其结果，便是刺激从日本进口而减少出口，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也随之减少。从而使得亚洲小国一时外汇储备告急。

这最终体现在亚洲小国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恶化。即所谓双重错配，借的是外币短期借款，放贷出去的是本币长期借款。如果经济结构完善，各类产业周转流畅，生生不息，当外资撤走时，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只要资产负债表健康，银行的周转功能便得以继续运转。但糟糕的是，之前放贷出去的借款，因为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有着高回报，因此多数给了房地产并推高了房地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账面缩水，贷款立刻变成坏账。同时，在外资蜂拥而入时，由于可贷资金过剩，于是放贷不加限制而流入各类低回报高风险资产，一旦银根收缩，坏账立即高企。

银行体系本来就是一种高杠杆机构，对于企业而言，银行最擅长的，就是雨天收伞，在企业财力雄厚的时候，借予更多钱给你，鼓励扩大规模，但当企业遭遇困难时，却努力追回贷款，从而加速企业倒闭。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位置角色刚好对调。由于外资成为金融体系的主要资本来源，当市场信心崩溃时，外资加速流走，使银行反过来在雨天时被别人收伞，外汇加速流走，导致储备枯竭，使原先的固定汇率体系不可维系，从而货币体系崩溃。

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实际上和拉美的危机同样非常相似。新兴经济体承接成熟市场的技术和产业转移，提供廉价劳力，相对于充沛的劳力而言，按照索罗模型，在设定的技术、制度条件下，每一份追加的资本都可以获得高回报，从而吸引外资蜂拥而入。而银行便是这一切的中介，也是放大器。和股市一样，当追加资本形成一种默认习惯并变成趋势之后，估值和风险被选择性忽视，从而资本被不加选择的分配到低回报的项目上，一旦趋势发生逆转，资本出逃并对之前的投资进行清算。退潮之后，所有的风险便累积并集中体现在作为中介的金融体系上。

从这一角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沈联涛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结尾时说，

从历史的经验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何时，多严重的问题。

对于金融系统来说，信用是金融系统的根源，也是其致命脚跟。由于高杠杆运作，当参与者发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而表现出动荡不安的一致性行为时，钟摆便出现大幅度的自由无定向摆动，随着其震荡幅度加快，直至超越系统的正常循环时，系统便在瞬间崩溃。当亚洲小国的金融系统和货币体系在资本撤走的浪潮中一个一个崩溃时，没有谁能幸免。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国情，正如每一个不幸的家庭有其不幸的故事一样，相比于泰国，韩国显得更加强健一些，但其大企业病使得金融系统被捆绑于庞大的企业战车上，而香港，尽管有着一系列相对于其他亚洲小国的优势，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却成为其致命的脚跟。当然，崩溃了并不意味着终结，也可能是新的开始，只是重建代价高昂，而每一个家庭都有其独特的解决方法，最糟糕的是解体，有些则采用了非常规的方法，比如马来西亚直接的采用了资本管制，香港政府则选择了在1998年8月14日入市购买股票。这两项举动都是非常规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成功的。

而中国，则因为对外贸易在当时尚未在整体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当时的资本账户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因此躲过一劫，并趁机在亚洲四小龙重病时承接了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这一结果，便如后来《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亚洲小国，永远无法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而从此之后，讨论亚洲经济问题，将变成讨论四个经济体的问题：日本，中国、东盟、印度。下一节，讨论香港和中国的情形。

6. 香港、港元

笔者在3年前，讨论过香港的情形：时隔三年，笔者观点没有改变，不再复述，简单补充一些看法：

经济大走势：陈启宗2006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演讲说，

香港经济腾飞，源于大陆，香港经济转型，也源于大陆。

成于斯，败于斯，诚哉斯言！

在日军侵略前移民到香港的第一代人，一穷二白，开始建设。49年，共产党抢得江山，许多远见的资本家，及早将资产撤离，逃过了此后土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肃清、乃至文革的厄运。虽然初期许多人只是将香港作为过渡之处，但时间一长，慢慢开始落地生根，比如新儒家的钱穆、唐君毅便因地制宜，而开办新亚书院。而工商界，则以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为主，为香港带来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为此后香港埋下浓浓的上海情结和印记。（比如王家卫电影对上海的追忆和重构）香港第一波经济发展，得益于共产党武力得胜，资本家逃亡。

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共产党在全国大范围开始各种镇压、屠杀，先反左，再反右，再反中间派，宫廷中的小圈子政治斗争，经过各种全民动员、宣传、斗争，一圈圈的蔓延到普罗大众，成为社会主旋律。饥饿、贫困、仇恨、斗争、拿语录、唱红歌、无理由的虐杀，深入人心。斯文扫地，人性不存，经济停顿萧条。神州大地，彻底进入低级动物世界，在大鸣大放，大炼钢铁，亩产千斤之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简单的看看今日北韩，当时的中国，便是现今北韩的放大版。但是，正如诺贝尔委员会对刘晓波的授奖词中所暗示的，而今，一个有着强大国力的，但却深具极权主义斗争思想，试图将红旗通过武力插遍地球的放大版北韩，更是人类文明的威胁。

50年代到80年代30年间，有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 大逃港。（见陈秉安作品）逃过去的100万，只是沧海一粟，罗湖边境，白骨如山，堆积的是没逃过去者被枪杀的尸骨。逃得过这一劫的，挨到香港的，多数非常勤奋，有些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终有所成，比如“苹果”黎智英，“卫斯理”倪匡、罗文等。

数十年间，香港从2百万人一下子膨胀到6百万人，而且来港者多数又是勤劳拼搏的年轻人，配合资本主义精神及全球市场化动力，各种小工业重新起步，并迅速提供技术更新提高生产效率及品质。人口红利 + 资本积累 + 技术提升 + 市场，一应具备，大势所驱，推动香港经济节节向上。情况便类似过去20年间的深圳。当时的创业者，30-50年代的人，也成为现今香港最为富裕一族。所以，香港第二波经济发展，得益于大陆的倒行逆施，将上百万有冒险精神的青年人，驱赶到香港。这些人，要生存，只能努力工作，而他们要居住，嫁娶，生儿育女，又带来年轻人口膨胀，房地产需求也因之节节升高。

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以邓小平承诺为隐形担保，因地利之便，港商首先引入外资，来家乡投资。以香港为商贸主要出入口，占尽桥头堡优势，类似高速公路收费口。而工业则北移广东，形成前店后厂，香港因此得以成功转型。相对来说，台湾便缺了这个幸运。因此，香港第三春，得益于大陆开放。也演变出四大产业，商贸，物流，地产，金融。这便是配合地利优势而成的产业。

84年以后，英国势力从香港陆续撤退，精英阶层陆续移民迁走，连怡和控股也转移到新加坡上市，而华商势力，则趁机攻城略地，佼佼者如李嘉诚、包玉刚。这波趋势一直延续到1997回归为止。此期间，英国不想管，大陆不及管，港人接近自治，这10多年时光，香港才开始定义自己为 香港人，经济蓬勃发展，文化最为自由灿烂。这一时期，是60年代出生的人的出头天。

由于三方政府签署50公顷条约，以地产为政府开支来源，再加上港英政府奉行平衡预算政策，楼价日日攀升，这一代人，从一入社会便被迫努力工作以去支付高房价。经过辛苦搏杀的，多数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但很难进入富人阶层。社会渐趋平稳，打工心态成为主流价值观。

70年代后出生的香港人，幸运的是物质丰富，不幸的是房价已经高企，终身努力，都未必换得来半块砖头。而社会经济增长趋慢，除了来大陆发展部分，留在本港的，空间有限。先行在前的一代人，又占据一切有利优势，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所以，70以后的香港人，除了少数有远见提早来大陆发展的，混的风生水起，其他那些惧怕共产党政策，留在本港，不敢冒险过境的，则作为甚微。

此后，如先前所述，四大产业，港口物流受广东、上海、沿海十三城市开放竞争，再无优势。随着中国与外国往来密切，国人英文水准提高，网络挤压供应链，商贸不再经香港抽佣，因此商业代理，苟延残喘。只剩地产、金融尚可支撑。但这两行就业机会有限。地产更是末日黄花。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从1985年到2007年，按 GDP 统计，香港从占大珠三角地区的80.4%到38.2%，出口从92.3%到49.1%。工业总产值从88.6%到3.4%。可以看出，工业在香港彻底式微。而出口、服务业仍占大珠三角一半。

比较60-70后的同龄大陆人，踏中大陆改革开放大潮，成年后，20年间，处处是商机，市场无限，稍微有头脑、资本，敢冒险的，多数能积累起初期资产。以人口基数而言，大陆十四亿对香港六百万，同样经历残酷竞争淘汰出来者，便如田忌赛马，以中马对下乘，一方面眼光不局限于一房一车，做事又不像香港同龄人之墨守规则，深具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在敢开拓，肯吃苦方面，竞争力远胜于同龄香港人。

展望未来，香港市场，除了金融业，其他产业，几乎无可拓展空间。而政治空间上，中央政府以数十年阶级斗争之阴谋权术，夹大国崛起之资本，更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因此香港几乎毫无反击之力。人口因素的竞争力更是问题。各种产业面临来自大陆的源源不绝的低薪水，高素质的劳工竞争，香港中下层工人的境况会越来越糟糕，中产阶级相应被挤压，很可能慢慢走向类似日本的下流社会。因此，本港经济，再难现过去数十年辉煌。东方之珠，渐成昔日黄花。从投资角度，眼光能够超越香港，进军内地广阔市场的企业，可以看高一线，局限于本土的，增长有限。

接下来讨论港元。香港1974-1983年试行了9年浮动汇率。但问题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根本无足够容量和外汇来对付市场波动。因此，1983年末，香港采用货币局制度，与当时最强的货币美元挂钩，这个玩法，实际上，是类似于将救生艇系在大船上，有风浪便由大船去担。但这个做法的副作用是将货币政策交予美联储，而港府则负责保持财政收支盈余。这种挂钩的问题在于，如果经济与美国同步，则保持同样利率政策，对社会经济也是最合适的，一旦错位，比如97以前，美国奉行低利率，而香港经济正是蓬勃腾飞，低利率使得香港资产泡沫火上浇油，所以股市楼市鸡犬升天，成为国外对冲基金的攻击目标。

当90年代金融危机在亚洲弥漫时，香港相对金融系统最为健康。沈联涛列出6大优点，特别是资本金充足，无主权外债，加上港币与美金挂钩，储备了接近8倍的储备量，由于无主权外债，不会因为美元因外债撤走而导致汇率制度崩溃的问题。因此，事实上，除了港人自己投票主张废除港币，否则，港币系统并不会崩溃。对冲基金理论上完全无可着手。

但对冲基金夹冲击完其他小国货币体系之威，利用香港整体经济当时致命的弱点——美元低利率使得股市和楼市高涨来做空获利。香港有一个高度发达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投机者同时采用一种双重操作，即是同时放空股票（恒生指数期货）和货币。这实际相当于同时借入股票和货币来抛空。本来单独做空股票或者货币在成熟的金融体系中，均是正常的行为，投机者看到股市泡沫虚高，借入股票来抛空获利，唯一的问题只是实现的时间，如果碰上交易对手强劲或者市场不如预期中急速下跌或者反手上升，那么，投机者便认赔离场。

为了使股市急速下跌，对冲基金利用了货币和股票之间的纽带—利率。由于利率相当低，投机者卖空货币，便相当于借入货币，成本是贷款成本，然后提早卖掉，当货币贬值时，便可获利。当港府担心汇率被压低到一个非常低的均衡水平而入市捍卫汇率时，便需要提高利率。而此时投机者已经同时做空股市，当利率走高使股市下跌时，投机者便通过提早卖空股指期货获利。从理论上说，一个设计完善的结构，可以使投机者以非常低的成本，然后以大杠杆来完成冲击货币及股市而同时获利，因为卖空这两者的股票及货币都是借回来的。

冲击港元及港股的整个理论，正是整个索罗斯反射理论的完美体现，利用之前低利率使股市整体估值虚高的问题，通过低成本借入股票及货币，在每一个均衡点上，放空港元完成冲击并放大这一冲击，成为正反馈。这便是索罗斯整个 四两拨千斤 的要害所在。

港府在银行间出现一致性偏差而需要买入港元平仓而使隔夜利率抽高到300%之后，一方面使用行政措施，禁止银行、券商借货给投机者，另一方面，出其不意动用巨大财力入市买股票。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庄家入市，与对冲基金比拼财力。财大气粗者胜，最终对冲基金审时度势，及时平仓离场。而港府在股票上，还大获其利，但对整体香港经济及货币体系而言，经此一役，元气大伤。联系汇率体制的缺陷，也一露无遗。

起初，港元挂住美金，实际上踏中80年代全球化下，香港与外界经济贸易昌盛之大潮。而美国乃是全球最强大国家，所以，挂住美金，相当于傍上大树。但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力日盛，且经济上全方位，多出口开放，香港之竞争优势日弱，97以后，除了残存金融体系，法律制度及英国文明残余之外，香港几乎全面赤化，无论衣食住行，水电来源，用品，经济收入、语言文化，甚至劳工，均与大陆息息相关，在经济全面受内地影响的情况下，再无任何挂住美金的理由，而应改挂人民币，或者直接干脆用人民币流通，才不会出现经济结构与货币政策的错配。

林森池在2007年的访谈中，批评港府如鸵鸟，不敢直面港币体系的缺陷，而尽早与美元脱钩，这一点，却有点冤枉港府，事实上，现在港府是想和人民币挂钩而不能。一方面，尽管香港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但人民币在港流通，仍未取得合法地位，流通容量也不够大，而最关键的致命问题是，中国央行，实际上在这几年是放慢了人民币对外自由流通的进度。

90年代以来的金融界知识教育，遵循的是由 John Williamson 所提出的基于自由市场模式之上的十项华盛顿共识，核心是：审慎财政政策，自由化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贸易，强调对私有产权保护。这一理念的背后支持，乃是源于计划经济的全盘失败经验，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的解体，更是为这一理念提供了强烈的支持。这一系列的共识，被内化入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各个理论而被传授给学生并在全球接受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经济学学生中，成为默认知识。

但是，这一共识明显是和计划经济、寻租、极权、管制、控制、发改委、指导价格、国进民退、五百家族、国有垄断集团等理念完全相违背的，这一共识的普及，也将明显打击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知识教育上，率先对这一共识发起攻击的，是日本工商界所赞助的世界银行的研究课题，以批判拉美接受这一理念进行转型的失败为对照，歌颂亚洲有限度自由及高强度政府管制导向为样本的所谓转型。进而，当日本进入衰退并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以屁股决定脑袋为导向，群起歌颂各种管制、指导，而在有意无意间继续踩踏这一理念共识，以为极权的高强度管制提供理论依据。在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之后，辩驳的理由变得更加直接而荒谬 →

自由放任的美国导致危机，受管制的中国最安全。

事实上，管制的弊端一目了然，回归华盛顿共识才是长远正确之路，而这一道路正是由朝圣山诸智者所阐述的自由市场对计划经济的胜利。

但是，看起来，中国的央行和发改委，并无意沿着 WTO 所签订的契约，继续推进各种自由化，在过去10年间，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管制更加强烈。因此，人民币的自由化进程，会比原先的计划和速度更加放慢。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为自己谋求的所谓 金融中心 之路及各种设想，完全是雷声大雨点小，由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的放慢，而变得越来越渺茫。

更进一步的，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港币想挂钩人民币变得不现实，因为人民币不像美元一样，有无限量可自由兑换。假设继续按照货币局制度，以某比例挂住人民币的话，一旦外资卖出港币要求，货币局便必须购入港币而付出人民币，而港府不可能储备足够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否则，这么大规模的人民币储备量，便足够在人民币和外国资本之间，形成一条大管道使人民币实际上处于自由兑换状态。

因此，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之前，港币仍然将继续保持和美元的挂钩状态。而这种状态，决定了强势的人民币对美金升值，加上大陆国内的通胀，会叠加到港币及香港物价上，推动香港通胀的加速上升，加剧富裕阶层和贫穷人士的分野。而在投资上，在香港上市的人民币优质资产H股，在全球视野下，由于弱美元的作用，会变得更有价值。A-H股在估值上的不一致，便显示了这一估值尺度的差异。

这部分内容，乃是混杂林森池大师演讲和曹Sir仁超文字而成，不敢掠美。至于 B股，H股，后续再谈。

1. 从经济基础因素看，香港过往20年，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物资出海口，也是国际资本和人力、知识，进入大陆的入口。所以，接承1949，文革两大构成香港繁荣的因素之后，改革开放，大陆的资本主义化道路，是香港得以真正繁荣的关键。也是香港的第三春。

2. 未来30年，香港向何处去。自从80年代，工业北移以来，靠四大产业支持，商贸，物流，地产，金融。物流未来明显不及上海、广东，乃至重庆竞争，地产极其独特，支持地产繁荣的因素，1997年以来，已经消除。商贸仍在苦苦支撑，但相信仍然有10-15年。而金融尚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但金融业吸收的就业太少。

   所以，香港现在的大趋势，是财富两极分化，因为富有人士，可以通过金融运作，获得更多财富。而民间就业空间有限，穷者越穷，而同时，人口结构分化。人口一方面向老龄化发展，35-45岁的人，作为中产阶级主力，掌握了现实事务的话语权，但受房产按揭拖累，无法转型。年轻一代，30岁以下的，含着糖水长大，带着看不起大陆人的潜意识，又不够大陆同龄人敢搏杀，所以，从人口结构及人力素质看，香港经济前景很成问题。

3. 政治前景也是问题。在不断的争议中，相信香港的政治前景，最多是类似于当年的深圳经济特区而已。

4. 自古弱国没有强货币。从这几大因素来看，港元的前景，是很成问题的。香港也很清楚这方面的定位，所以，从一开始的盯住英镑，到80年代的盯住美元，这些策略，都是很聪明的。夹缝中求生存，乃是港人的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在。

   但是，未来情形可能很不一样。和以往经验最大的区别，就是香港离大陆，实在太近。而大陆人口又实在太多。随便一个市的人全部冲过去，香港便彻底的普通话化了。所以及早投靠北京，很可能是香港中最聪明的那一帮商人的最优策略。所以，一旦港元盯住人民币，最大的问题，便不是象过往一样盯住，而是彻底被吞吃掉。

   一旦北京乱开闸放水，港元必然玩完，此次港股直通车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盘子大小实在差别太大。所以港元支撑多久，不是看香港，是看北京。看北京打算什么时候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大趋势。

   在这大趋势下，未来过渡期间，港人如何自保？以港元计价的资产又会如何？

5. 香港汇率在1972年前盯住英镑，采用固定汇率，乃是英国当时是香港的宗主国。而1972年7月至1983年10月，金本位制崩溃，全球货币体系无所适从，所以，香港也采用浮动汇率；1983年10月开始，香港实行联系汇率。从这三个时间点来看，香港的金融体系，变身起来是非常快的，而在1983年开始盯住美元，也是踏中香港作为中国和外国贸易的中间商，而交易用美金结算的大节拍。

   如同我先前文字所说的，进出口贸易商最重视汇率。而如果闭关锁国，和外界不往来，汇率便毫无意义。所以，现今中国死抗汇率，便是考虑到8亿农民工业化的产品，仍然要卖到外国去。而香港非常重视联系汇率，便是因其在贸易中的角色。甚至90年代以来，美国减息，香港经济本身过热，却只有死跟，由此酿成地产大泡沫，由此造成地产泡沫之后的诸多创伤，和现在中国死抗汇率是很相似的。

   需要强调的是，汇率，其实是随着大趋势，大环境变化的。长久上看，一旦香港商贸地位削弱，上海崛起，物流不经香港转口，转从三峡从重庆入口，那么，香港的联系汇率便毫无意义。这就是港元的长久消亡的大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香港过去30年间的繁荣，源于大陆开放，而港元未来的消亡，也同样源于大陆开放。

   所以现今香港人所可以期望的是，大陆内部诸多制度不通畅，经济慢慢发展，当政的这代人便可以一路挨到光荣退休。偏偏这代人也是手上聚集最多财富和资源，一代玲珑三代白痴，下一代的香港人，只有自求多福了。

6. 大陆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创始自邓，中间几多转折，直到1997年，邓老人去后，无论潮起潮落，资本主义精神和欲望，一旦在民众心中发芽生根，便不可抑制。所以，过去这10年，虽然邓老人不在，但这条道路却是得到确认。相信未来数十年，仍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但是，私人产权没有得到明确保护，政治诸多变数，仍然令外界担心。

   所以，如果现今的中国诸种政治经济制度，均如美国或者英国，港元可能早就盯住人民币了。但基于现实的情况，所以，香港也是走一步算一步。作为曾特首而言，其定位也是 打好这份工，而非试图做一个政治家。所以，如果擦擦北京鞋，能换来短期经济利益，他也是不惜跑去北京擦鞋的。所以，A 股爆涨以后，他也厚着脸皮跑出来呐喊 A-H 应该加速合并。为金融界呐喊。却没有长远眼光去对付港元的弱化问题，因为这问题本身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经济大趋势问题。

   所以，港元不大可能在短期脱离盯住美元，只会死抗。这是政治决定的，更不可能突然一步到位升值，原理我先前的文字已经写了，人民币升值没有到尽头。没有人知道几时是顶，香港要么跟住波动，要么死抗。不可能一劳永逸。偏偏大陆的策略，又属于香港的不可琢磨部分，所以，港元不可能采取突然升值法。趋势仍然将继续。

7. 那么，现在港元盯住美元，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港元就对人民币贬值。但香港大量的日常用品，包括食水、面粉，都是大量从广东转口出去。而人民币国内本身就在通货膨胀。

   原来一斤猪肉10元，按照1:1.07，卖到香港去只有9.35港元。现在猪肉跑到18元，甚至20元。汇率变成1:0.93，卖到香港去，要变成21块多港元。所以，香港这种汇率制度下，食物输入的通货膨胀一定更厉害。这实际上是港人薪水和财富的变相缩水。

   从大趋势上看，这也是正确的。汇率的变化，拉平了港人和国人的实际收入，这是符合大趋势的。而这个趋势，看起来在未来3-5年内继续。在这个大趋势下，受伤的一定是穷人。因为大陆输入过去的，都是日常必需品，富人的奢侈品，可以来自其他国家地区。虽然美元对全球贬值，东西也变贵，但就没有大陆输过去的贵的厉害。

8. 世事自有因果，历史如在眼前。——香港的金融业

   地域经济如同万有引力。中国近20年在工业上的崛起，使周边作为竞争者的小国很痛苦。菲律宾工人下了班，把比索花在酒吧里，看色情表演，中国的女工，下班后要求继续加班，把赚到的钱，寄回乡下给弟弟上学。工人特质的不同，加上百年苦难的背景，中国在90年代以前，只缺一个竞争机会。

   90年代的金融风暴，最受伤的是亚洲的小工业国，比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金融风暴，这些国家的企业从银行过度负债，一旦经济体系开始清盘，资金链断裂，坏企业关门，好企业也都只好关门。再从头来过就很困难了。中国当时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避过一劫，确实是运气。金融风暴之后，这些小国的工业，都被大陆抢尽生意。大陆的低端工业，趁机继续升级。大量投资于这些小国的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这是时代大运气。

   中国崛起，周边国家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同样很折磨周边这些小国。狮城很可能变身赌城，一封邮件，令到谢总国忠离开大摩。在亚洲这些小国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结构最为相似，人口构成中，华人也是占主要成分。香港玩金融业，吸引金钱，新加坡也努力吸引金钱。不过香港不和澳门抢生意。香港除了努力游说大陆企业来港上市之外，还出了一招很有趣的——取消遗产税。

9. 香港面对通货膨胀，和今日国人面对通货膨胀，惶惶不可终日，是一致的。

   无论投资者今年投资赚了多少，通货膨胀和税收一样，吞吃掉的，是最为纯净的净利润。但是香港人要投资，除了面对本港人，中国大陆的地下出海资金，还要面对外国人。

   盯住美元 + 人民币资产 + 取消遗产税，这个投资组合，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美元对全球贬值的趋势下，澳洲的资源美元，中东的石油美元，通通按照同比例换成港币，然后又买入 H 股，坐等人民币资产增长。然后在这里留给子孙，避开美国的遗产税，这个策略，实在是将玩金融的人士的狡诈，体现得一露无遗。富人，总是贪得无厌的。

   所以汇丰管理的资金，其中本地资金只有1/3，其余来自外国。当然，哪些是外国，哪些是本地，其实不能清晰分出，一个香港人，在加拿大开了个户头，手写一封英文信，电邮到加拿大，然后由人传真来港，委托高盛买入股票，便变成外国大户入货了，就像炒上海，深圳 B 股，其中又有多少本国资金，多少外国资金，很难分割的清楚一样。所以，香港市场，又和内地不同，鱼龙混杂，群雄逐鹿。

10. 金融投资诸种工具，债券，股票，地产，矿业、黄金，农地，私人股权，期货，外汇。乃至诸种银行理财工具，一揽子衍生品、权证。

    大体上，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特别是结构性产品，都是有特定针对性及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合约设计及其复杂，隐藏大量有利于银行的条款。基本上是银行的聪明人，设计来蒙钱用的。权证更是如此，香港权证交易，全球第一，可见香港人赌性之严重。

    至于外汇、期货，黄金，以杠杠放大比率，无长久大趋势可言，极易被平仓，都不适合小投资者参与。黄金则为古往今来最为无用之商品。作为小百姓而言，应该避免去碰上述诸种物品，专注于股票，地产，债券。

    地产是一个很独特的物品。香港1997年以前，地产升了30年。造就无数富豪。最著名如罗兆辉，小学毕业，14岁入行，以眼光精准，但大敢博出名，17岁开始自己炒楼，白手起家，22岁成为本港最年轻富豪。以每月50万包养袁咏仪，又和刘嘉玲，李嘉欣拍拖。所以地产这门生意，在香港，是一夜暴富的生意。但是，97以后，多少英雄人物，一夜破产。罗兆辉在游艇上烧碳自杀不成，变得疯疯癫癫，到处爆料。

    最大的原因，是大凡炒楼，都用杠杠。在市场上升时候，盈利数以倍计。但一旦市场下跌，亏损也数以倍计。作为小投资者而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用合理价格，供楼自住，享受家庭生活，是非常正确的，但买楼投资，企图炒卖获利，风险甚大。97以后，地产因素已改，所以，再沿袭过往30年传统智慧，炒楼赚钱，对于香港人来说，已甚困难。

    大体上，香港人的投资道路，都是转向人民币资产。或者在国内老家买楼，准备老了退休安顿，或者邻近深圳买入交通便利位置，如皇岗，罗湖。年轻的则干脆在2003年移民上海，买个上海房子，顺便娶个国内太太。或者买入人民币债券，利用人民币升值，来抵消香港通涨，或者则直接买入 H 股或者 B 股。一句话，便是人民币资产。

11. 港币和人民币资产

    香港银行换人民币，每日有2万元的限制，所以，许多香港本地有钱人，干脆直接给银行一个指令。就是每日固定卖出港币，买入2万人民币。一年以365日计算，可换730万。而以往深圳地区，港币通行，而香港地区，人民币不通行。但2006年底以来，深圳地区，港币不再受欢迎，而香港地区，许多商家，也欢迎国内同胞拿人民币消费了。

    此消彼长。每日三十万人以上的深港两地人员，将本来在深圳流通的港币，大量的带回香港，或者在银行换成人民币，又带过去香港，完成消费购物后，停留在香港。一方面，加重中国央行兑换外汇压力，另一方面，深圳现金不足，也使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趋势加强。而以往散落于深圳百姓及二奶手中的港币，也回流回港，加大通涨-汇率压力。

    从现在趋势来看，这个趋势仍然在继续中，未来5年，香港人仍然要为自己的资产自保。所以，香港人可交易的人民币优质资产，8-16跌后所获利回吐的，相信长期下又会回来。

12. 投资无必胜之道，但风险有大小之分。长期真正获利，乃是伴随好公司成长。这才是小投资者安身立命之本。长期下，股票打赢债券，这是西格尔明确指出的结论。但对于小投资者来说，时间是有价值的。烟花绚丽的时候入市买货，很容易需要付出长期套牢的时间。而如果买错货，比如盈科电讯或者银广夏，则可能血本无归。

    万种消息皆入市，虽然香港的经济情况如此，但不等于可以高价追入某类股票，股票波动并非时刻和经济贴切，这就涉及股票及公司如何估值，说来话长，留待以后分解。

David Swensen 在《机构投资创新之路》第四章中阐述其投资理念时说，

成功的投资者，总是遵循连贯一致的投资理念。并自始至终将其应用到投资组合管理过程的每个环节。投资者的核心信念是如何找到能实现目标，获取投资收益的最有效方法。

对于股市和投资而言，投资绩效的衡量看起来，就如学生考试成绩一样简单：以核算时的时点截止，对比考试的成绩单，便可以对收益高低排出名次，从而得出成绩优劣，再以此回溯，便可以比较出不同投资策略的优劣。但事实并非如此。

（图缺）

以上图为例：投资者分别在T0时刻买入股票一、二、三，持有至T1时刻。曲线显示的是在不同时间下的股票面值。如果以T1时刻作为评判终点的话，那么，这三种投资策略的收益实际是不分上下。而如果以T0 → T1中间任意一个时间点作为考核成绩的基准的话，那么，在任意一个时刻下，股票 → 股票二 → 股票三。因此，可以简单的得到结论一：投资绩效的评判结果与进行比较的时间段的起点和终点有关。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投资始终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进行，从而其所能选择的投资策略集，实际上是受限制于其所设定的起点和终点。而这实际又受投资者自身外部设定条件所限制。

进一步观察，一开始股票一跑得最快，而到了最后，则是股票三急起直追。将从T0 → T1以A、B为中间点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段(T0A, TAB, TB1)，分别对股票价格求一阶和二阶导数，可以观察到，股票二实际代表了一种匀速增长，而一和三的拐点分别出现在A和B。可以简单的看出：三只股票最好表现的时间段分别是：（T0A：股票一），（TAB: 股票二），（TB1: 股票三）。

如果投资者采用一种平均比例的分散投资，构成一个指数的话，由于在不同阶段内，三只股票的增长率不同，因此表现将会有所参差。不可能获得最大化收益，但却可能在整体面值上保持一种低波动的稳定增长，情况类似于股票二的曲线。但这实际是代表了整体大市的所有股票走势，（即代表性指数），而非必然保证稳步增长。（比如说，上图的曲线可以模拟更为真实的股市波动而出现钟形曲线的右侧又或者正弦波）

从对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影响上来说，股票一显示的是这么一种状态，投资者的资金在入市不久的T0A短期内，面值获得高速增长，此后，增长变得缓和。但在心理上，投资者可以一直保持着当初高速增长带来账面财富急速增加时的快乐，也是投资者经常可以向人夸耀的光辉战绩。（可能的负面影响是怕输从而投资变得保守。）而持有股票二，对于投资者来说，股市的波动对心理状态影响不大，财富在稳步增长，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影响。而持有股票三者，则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如果在TB1之前，投资者卖出离场，一旦错过最暴涨的阶段，那么，整体投资成绩便不佳。（但实际上，这三者最终的收益是一样的。因此，衡量投资收益不可单纯的听信叙事式的描述，只有真正的数据交割单才是合适的起点）

如果试图构建一个从T0 → T1的最优投资策略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就是（T0A，股票一）→（TAB，股票二）→（TB1，股票三）。即是在 A、B 段分别全仓换股。这即是所谓 换马，在骑完一只股票股价最高速增长的阶段后，换马到另一只股价即将高速增长的股票上去，从而整体上获得最大化收益。

按照市场择机人士的说法，这类似于 抄底逃顶：在股价即将爆发时进入，然后在达到最高峰时离开，择机派由此试图通过各种 技术指标 来试图甄别出 底 和 顶 的位置和时机。又或者类似逐日交易者，每天都试图抓住市场每个涨停。理论上说，如果该种策略存在而有效，那么其财富将得到最高速的增长。但从过往历史的战绩看，尚未有可验证的持续在一个长时间跨度下，采用逐日交易而又能准确甄别出拐点的投资者记录出现。从纯学术角度，本节不讨论择机派的技术可能问题，只简单的得到如下结论二：如果能够衡量出组合各只股票未来股价的最大可能增长率，（即增长率与最大概率的乘数）那么，选择 换马 的策略收益上要优于单纯持有一只股票。

考虑到由于进一步的组合波动约束条件，可以得到如下推论一：对于组合来说，打赢（平均）指数的办法，便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股票的可能增长率，在最大的可能增长率股票上，加大仓位配比。这即是笔者在7-18日的文章中所明确指出：

整体投资成绩，由组合中一系列占比最重的资产的投资成绩决定。

这会比平均分散法的收益更高。

再来观察 TAB 段中股票一和股票三的表现，这两者有相似的股价可能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到组合的波动水平的话，那么，平均分散于股票一和三的组合，可以在不降低预期收益的情况下，达到降低波动的作用。这即是现代组合理论 Markowitz 的组合分散化理论精髓所在，斯文森将其称为 免费午餐。

如同斯文森所指出

过分单一的集中于单一资产类别，会给组合带来巨大风险。

许多曾经因集中投资而大获成功的机构，最终也因同样原因而失败，被人遗忘。(其原因是该行为有如押宝，一旦押错，后续少少比例的损失，便将之前多次获利一铺清袋，如果只是押注小比例而不下重手，则从组合角度看，大部分的资产，实际上是押在现金上。)真正分散化的投资，是要求投资者将资产分散于对市场驱动因素有不同反应的各类资产上。

（图缺）

比如上图统计的是2009年3月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人寿H股与鲁泰B股的股价走势周线图。两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最后这一个月，其他时间走势相当一致。如果投资者在该时间段内，同时持有中寿H和鲁泰B，误以为香港上市的保险股和在大陆B股上市的纺织股会有不同相关性，可以抵消波动，结果便错了，从实际表现上看，这种组合在该段时间内并没有办法分散股价波动风险。

斯文森指出，耶鲁的组合，强调的是定义并选择组合不同的资产类别，比如房地产、风险投资、杠杆收购、森林、石油、天然气等，这些类别既能产生类似于股票收益的效果，又能够对不同的市场因素，比如利率、通胀有着不同反应，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不同的市场反应。相对于上述两只不同市场，同时又代表人民币资产的股票而言，其差别只是市场及股票类别的差别，而耶鲁的组合在资产类别上的差异，更可能体现更大的不相关性。

但是，斯文森同时指出，

仅仅考察某一时期的数据，可能会得到和直觉相违背的结论，比如高风险的会带来低收益，而性质迥异的资产会有同样的波动，甚至，当危机来临时，很可能某几类不同资产会方向一致的波动。

可以作为他这段话注脚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各类资产均泥沙俱下。（除了沽空房地产次级债券的），又比如在过去12个月，股票、债券、黄金，三者同时上升，在金融史上是极罕见的现象，但是在过去十二个月的多数时间却达成了。（陶冬2010-09-18《黄金又登科，联储再印钞》），因此，试图通过甄别，区分不同资产类别，以平衡波动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极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耶鲁花了大量精力来构建大量模型以甄别各种资产并归类，其彪炳的战绩就是自1987年股灾以来，无一年亏损。回到上图，在 TAB 时段，将资产分配于股票一和三，并不能提高预期收益，但却由于增加了分散程度从而减少了波动。斯文森明确指出，分散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收益，而是在基于预期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波动风险。

如同笔者在7-18日的文章所指出：

对于斯文森所管理的大学基金来说，熨平波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学基金每年都需要从中支出紧贴（甚至超过）通胀的资金，来支持大学的运营。而这又和个人退休基金类似，因为退休者每年都需要从中支出必需开支，如果股市低迷时卖出股票来维持生活，将大幅度降低日后的面值增长。

但是，熨平波动和保持收益并非总能同时并行不悖。相对于债券、黄金、林木等市场，股票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及大众的普遍参与，更可能以极其狂躁的波动形式来体现大众的心理不稳定。当某一类资产出现价格不理性后，很可能在短期内，该种不理性趋势继续扩大，直到群众的认知出现反转为止。其持续时间，也很可能超越投资者的想象。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试图通过市场的不理性来套利，但却因为杠杠和时间限制问题，扛不过非理性背离趋势的延续，最终倒在黎明前。

相反，对于不采用借款投资、无杠杠压力，有分红保护，在投资期限内，不需要卖出股票以支付开支的，如同笔者在3-13日的文字所指出：

Charles H Brandes 又很强调投资者所能承受的波动，正是对于短期波动的承受，使投资者在长期下，可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准的超额收益。西格尔在《长线投资》中已经用股票和债券的长期收益证明了这一点。

与斯文森的基于波动风险约束下最大化策略所不同的是，笔者这一节所探讨的是纯粹的收益最大化策略，而波动可以被置之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当组合中某一类资产类别发生背离价值中枢时，从最大化收益角度，应该减持其他类别资产以增持该类别资产（即是 越跌越买），从波动和组合限制角度，耶鲁的组合很可能达到某一个份额便停止。但从收益角度看，一旦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成立，那么，当该类别资产趋势延续时，投资者应该在耶鲁停止的地方继续，即是继续减持其他类别资产，而增持 市场错配价格 的股票，正是该部分动作，才能获得最大化收益。（简单点说，要赚大钱，第一步是 重手抄底，如果知道底在哪里的话。）

这种策略的逻辑结果，便是会在某类资产上投资过大比例，出现 集中投资 的结果，这一点也是笔者所特别强调的，集中投资 并非先验的成功策略，而是基于收益预期及策略选择的结果。当环境变化时，策略必须修改。而公募基金受条例限制，便无法做出这种集中投资的行为。策略受到政策环境限制。这是散户对于基金的优势所在，原因是基金的情形和耶鲁一样，在超过临界点之后，便无法进一步购买，因此无法加大收益幅度，而此时正是真正赚大钱的机会！

进一步的说，普通的小散户或者投资基金，实际上并不能类似耶鲁一样，在以股权为导向的前提下，分散于房地产、风险投资、杠杆收购、森林、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资产类别。如同笔者2008年9月的文字指出：

在资产配置一项，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只适合 股票 - 债券 - 现金 这种组合。皆因其他投资工具实际上极其需要专业知识，非小百姓所能通晓。鉴于债券买卖对小投资者不甚便利，加之长期回报太低。因此，对于小投资者来说，投资组合之资产配置，实际上是确定 股票 - 定期存款 - 现金 之比例。

考虑到资产的长期回报必须以股权为导向，因此，现金和定存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好的长期投资对象。在可选择集中，只有股票一项，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投资者判定股票价格低迷时，按照上述逻辑，投资者最终会全部满仓集中于全部是股票。而当组合中所选定的股票池之内各种股票出现趋势背离时，合适的调仓结果，逻辑上会100%集中于最可能出现最大收益率的股票上，即是满仓于一只股票。

这样一种情形，就是笔者在《2009年投资回顾》中所说，

自2007年初，将手上股票，几乎98%以上，全部转换成鲁B，原因便是在当日指数超过2001年的顶点2,245点之后，笔者担心后市，遂选择采用买入低市盈率而又有稳定分红的办法，来规避日后可能的泡沫和波动。

如果熊市持续绵延，对组合保护而言，鲁泰可能更具作用。特别是分红的现金流及再投资策略，在股价低迷时更具作用，以分红作为 熊市保护器，牛市加速器（西格尔语）。

这一方法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即是笔者在7-18日的文章中说明的：

市场每时刻都会有很多意外的因素冲击，而企业运营，更是隐藏很多看不见的风险。投资者很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将超过85%甚至接近100%的资产集中在一个传统的纺织产业的一只边缘市场的股票上，完全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一种赌博押宝行为。就算日后组合成绩跑出，也会被说成是一种 高风险 的行为，从而在标准教科书中被认为需要刨去 风险 之后，才能核算 净收益。

笔者从不提倡读者模仿笔者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实际是违背了教科书中，Markowitz 的组合分散化理论，也违背了投资人的自然常识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篮子里。在一个变化莫测的市场里面，任何一个投资人，时刻都必须保持谦卑的心。无论投资者花多少心力去研究一家企业，所能勉强理解的只是企业过去的运转，而无法去预测未来。商业、金融和经济社会一样，以破坏性的创新及以失败者为代价来发展出新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组合集中于一只股票，从常识上，类似于押宝。

但如同笔者一开始以人寿H为例子指出的，投资者如果在该时间段内，同时持有中寿H和鲁泰B，误以为香港上市的保险股和在大陆B股上市的纺织股会有不同相关性，可以抵消波动，结果便错了，从实际表现上看，这种组合在该段时间内并没有办法分散股价波动风险。

2008年的金融海啸，真是泥沙俱下！如果资产组合分散为上述两只股票，波动的风险一点也没有减少。更有甚者，如果将组合换成现实生活的名牌公司，虽然可以使投资者心安，比如笔者一个朋友就在2009年以招行为例子，认为长拿招行可以打赢鲁泰B，又或者全部更换成为指数，以规避波动风险，同样实际上并不能消除波动风险，下图的例子，是比较2007年以来，鲁泰和招行、指数的成绩比较。

（图缺）

如果以2007年12月31日起计，不计算汇率损失的话。鲁泰B已经接近打和2007年12月31的位置。而上证指数下跌了接近-50%，招行更是下跌了接近-66%。港股人寿H虽然略好，但依然下跌了-18%。只有在事后回顾，才能显示出这种 表面的分散，实际上无助于减少组合的风险，只是进一步降低了组合的收益，也显示出当时 集中投资 策略的好处。

但是，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投资策略，并非死牛派的如但斌所谓 打死都不卖，笔者强调，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均是基于某一约束条件下之最优选择集，比如斯文森的投资策略，便是基于波动考量之下的选择集。投资重在变通，任何一个投资者，在制定投资策略的情况下，均需仔细考量未来的约束条件以决定其组合选择及策略。

笔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股价不会在没有基本盈利支持下一直向上，就如树木不会长到天空一样，相反，能够盈利的企业，也不会非常漫长的跌跌不休。随着股价的上涨，预期的收益率会降低，而同样，随着股价的下降，预期的收益率会上涨。在合适的预期收益率曲线上，适当的调整组合比例，很可能如斯文森指出一样，获得 免费的午餐。所以，集合和分散，卖，还是不卖，实际上是因时而异的动作，投资者不可先验的迷信任何一套不变的策略或者股票，而应该保持通达的头脑和审慎的风险意识以制订合适的策略。

个人相对于机构来说，有着很多劣势，明显的劣势之一，就是研究力量薄弱，机构可以群策群力，采用集体作业，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打赢诸葛亮。个人则只能孤军奋战。另一个明显劣势，则是机构可以消耗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进行企业调查，从而获得更多第一手信息。这一部分调查，由于机构所控制的资金量大，从而平摊下来，每一单位资金对应的调查支出，便显得很小，而相对于资金量很小的个人来说，进行这种调查殊不现实而且成本极高。信息上有相对劣势。

但是，个人相对于机构，也有一些优势，其一，便是资产配置。在整个投资策略构造中，总共有三种模式的投资策略：选时，选股、资产配置。这一节，先讨论资产配置。

根据 Ibboston 和 Kaplan 于2000年发表的研究，长期来看，基金收益的变化中，有90%来源于资产配置的变化。斯文森在《机构创新之路》第4章中，提出质疑意见：他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组合中只包含一只股票，同时，采用 Buy and Hold 的办法，长期持有。那么，长期下，收益便只与股票的选择有关。而与资产配置无关。

类似的例子，是笔者在前一篇（May-10）举出的组合，以85%比率的鲁泰B，对应另外15%的其他股票。这样一个组合的投资成绩，无论是股息率，还是股票涨幅，实际上几乎完全和鲁泰挂钩，而与资产配置关系不大。

下表是自5月10日至7月18日收盘时，组合各只股票价格的独立波动。期间所有公司均派红利，因此，笔者将每股（扣税）红利加回。可以看到，期间鲁泰价格非常稳定，加回红利后，波动为0.27%。由于鲁泰占比达85%，尽管其他股票有些跌幅甚深，但整体波动只有-0.46%，而同期上证指数跌幅接近-10%。

可以简单的引出如下规则：在不考虑卖空的情况下，

整体投资成绩，由组合中一系列占比最重的资产的投资成绩决定。

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直观的常识，或者是简单的90-10规则。（即是对于一个相对集中而非高度分散的组合，组合前10%比重的股票，决定了90%的成绩，笔者这个例子，是1只股票决定了组合成绩）。对于喜欢以牛熊市界定市场情况的投资者来说，更简单的说法，便是 仓位决定成绩。（因为现金也被看成一种投资）

由于大型基金常受到5%限制，因此，不可能构建出笔者上述这个例子的极端组合。整体上，大型基金最大的问题是，当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受到5%分散的限制，基金的配置，越来越接近于整体市场。特别是，考虑到将整个共同基金业加总起来，几乎就是市场本身的情况下，由于手续费用是独立从基金收益中扣除出去，因此，斯文森在《不落俗套的成功》中，才指出，投资者如果分散的投资整个共同基金体系，必然是亏损的，从而，对于个人投资者，与其购买共同基金，不如购买低手续费的指数基金这种策略。除非能用金手指总是选中必赢的基金，（比如巴菲特的股票）。但斯文森通过统计论证了，长赢的基金，总是少之由少。

斯文森的策略，正是基于大型基金的限制下所提出的。但笔者认为，由于个人组合规模小，规则上完全不受大型基金规则的限制，可以更加灵活弹性。对于个人来说，策略上最简单的做法，是根据个人的投资目标，选取数只股票进行深入研究，构建自己的组合。当采用集中投资的形式时，组合的成绩，便与股票选择及占组合比重有关，而与配置无关。

斯文森在《机构创新之路》第5章中说，在一个组合中，某类资产的配置低过10%，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不影响组合的成绩。而当比例超过25%或者30%时，又产生过度集中的风险。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市场每时刻都会有很多意外的因素冲击，而企业运营，更是隐藏很多看不见的风险。投资者很需要把握一个平衡。

比如说，笔者举例构建的这个组合，很多人一目了然的发现，将85%的资产集中在一个传统的纺织产业的一只边缘市场的股票上，完全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一种赌博押宝行为。就算日后组合成绩跑出，也会被说成是一种 高风险 的行为，从而在标准教科书中被认为需要刨去 风险 之后，才能核算 净收益。

但是，正如斯文森所指出的，带来高收益的的投资机会，常常是被投资者遗忘在（黑暗的）角落，而不是在聚光灯下。市场玩家追求高流动性的头寸，而低流动性股票，则需要长期投资的理念。其原理是由于高流动性的大型股票受到的关注较多，因此信息被充分发掘，定价相对准确，而低流动性的小型股，信息未被充分发掘，更容易出现林森池所说的 市场错价。

斯文森说，

投资者所应该追求的，是最终面值的增长，而不是流动性。

因此，如果投资者从一开始做好整体组合规划，而不受流动性影响，需要在股市低迷卖出股票的话，那么，通过牺牲流动性而获得高收益的话，也是一种好的投资策略。

对于斯文森所管理的大学基金来说，熨平波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学基金每年都需要从中支出紧贴（甚至超过）通胀的资金，来支持大学的运营。在这一点上，大学基金的管理，很值得个人退休基金借鉴，因为退休者每年都需要从中支出必需开支，如果股市低迷时卖出股票来维持生活，将大幅度降低日后的面值增长。这进一步看出，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对于投资的重要性。除了不需要从其中支出影响组合成绩之外，更重要的是，闲钱 可以投入更多的低流动性资产，从而获得更高收益。这一点，又是个人投资者相对机构的优势之一，因为机构除了锁死不可赎回条款之外，很难防止投资者在低迷或者恐慌时，赎回基金。

斯文森选取了5-6个完全不相关的类别来构建他的组合，比如说，黄金和森林、私人股权、股票、债券这种组合。目的是日后在需要支出时，不需要卖出低迷、流动性差的某种类别，从而通过长期投资来获得增长，更进一步的，他强调组合的再平衡，即是卖出赚钱的，而买入跌价的。特别的，由于大型大学基金的免税优惠及低摩擦成本，他主张每天都进行组合再平衡。

以笔者所构建的组合而言，有A-B-H股。由于三者市场参与人不同，市场喜好及所受到的制约不同，因此，有时个别股票会由于市场整体的经济力量而出现背离。比如说，B股由于市场小，股票质地大多不佳，很难受到大型基金或者规模较大投资者的喜好，比如林森池在《证券分析实践》中便明确提出不投资B股。而A股的参与者散户相对更多，估值不成熟，波动更大。H股的外资参与者，熟悉新兴市场历史，更偏好金融、电信股，因此长期托高金融股价。

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数地上市的股票，会出现长期价格背离，这种价格背离被习以为常，但也经常被分析员争讼不休，而有所谓 定价权 的争议。但是，回到以格雷姆为源头的价值投资，任何股票的价值，最终乃是由其所能创造的长期现金流收益决定。以未来现金流或者股息为基础的折现法估值，乃是不以该股票在任何市场上市为转移，而投资者的习性，偏好，只是造成市场错价的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应该去纠缠何一市场为正确，而应该趁低买入，不以市场为然。笔者所构建的这一组合，所购买的均是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的最低价者，正是这一原理的体现。

但是，笔者并不主张每日甚至每月、每季度进行组合再平衡，很明显，A-B-H股价的背离，有时是以3-5年为周期的，而个人投资者也没有任何条件来获得大型基金的无摩擦成本优惠，因此，笔者不主张频繁进行组合再平衡。以季度或者半年为基础单位的组合再平衡，或许是合适的。特别的，有时由于公司的分红和增发行为，引起了个股的进一步差异扩大，而投资者同时获得新资金，便可以采取再平衡。

比如在笔者上述的例子中，分红是被独立的计算回个体的公司股票中，但实际上，对于组合而言，分红所收到的现金，是无分彼此的，而个股的实时股价，并没有隐含了过去的分红记忆，反而是向前看的。因此，简单的做法，应该是将分红全部统一累积起来，然后看组合哪一只有更大的获利机会，集中买入，而不是各自买回相应的股票。笔者将分红价格扣去，同时以年初价格做比较。得到下表：

很明显，中国人寿的A股跌得残了些，因此，笔者不是将分红平均买入各只股票，而是全部集中起来，买入人寿A股。从而将组合调整为上述的配比。

距离笔者上一篇对投资组合进行策略回顾（2010/3/13）才二月之久，从长线投资的角度看，2个月不过漫漫长河间的一瞬，本来不应该进行任何调整，虽然有些大型基金倾向于采用定期再平衡策略，在考虑操作成本及组合波动偏差之后，采用每季度或者半年的再平衡策略，调整组合权重以回归其原有投资目标。但对笔者而言，笔者只着重长期投资成果，不介意短期波动，更信奉少做少错策略，历来倾向于 Buy and Hold，持股不动，减少击球次数，提高击球命中率，并节约交易费用。因此，时隔2月，便回顾组合调整，殊无必要。

但有2个因素，促使笔者进行再回顾。一是组合中各中资股陆续交出2009年成绩表，二是此二月间，上证A股指数及权重股大幅下跌，因此促使笔者考虑重新回顾组合并做相应调整。

上表是从年初1月开始，各种股票的表现。可见，过去2月中，A股加速下跌，拖动指数从年初算起下跌18%。而地产股万科，大受宏观政策打压，跌幅更达33%。但以年初1月1日算起，就算大市全面下跌，各只股票之间仍然表现不同。比如以笔者重仓持有的鲁泰B而言，在上表中，跌幅为-6.18%，仅仅跑输华能H的-1.35%及中行H的-6.46%，更跑赢人寿H的-12.55%，上证180ETF的-20%，人寿A-21%，甚至同公司鲁泰A股的-23%，几乎接近跑赢通街。而上表A股中，以中行A最为抗跌。

当然，以投资而言，投资的目的是要多赚钱，而不是要比较谁输少钱。对于选时主义者来说，这段时间的投资策略实际很简单，采用空仓策略，持续空仓等下跌，便跑赢所有持仓者，更有部分押中宝，或者打新股者，在大市下跌期间，还能赚钱，便更是厉害！论者更可以以事后诸葛亮态度，指出某只股票跑得最快，为何不加选择作为反证。但笔者的策略便是在前一篇指出的林奇 五股理论，只考虑自己组合所关注的少数几只股票，而不及其他。

所以，纯粹比较谁输少钱，纯属笑话！忍受大盘下跌，持股不动的目的，在于期望日后上涨过程免于踏空。笔者在之前数十篇的投资策略中早已说明，笔者是长期满仓型投资者，其原因是全球政府，无论信奉何种主义，最终皆采用通胀的办法来对付短期经济萧条，虽然在程度上略有差别，比如挨过二战通胀的德国央行，对待通胀的态度，便和津巴布韦大为不同。但整体上，长期下，通胀是常态，而通缩时间则短，只有长期持有能赚钱的跑赢通胀的资产，才是正确策略。

而大市起落，纯粹不可预测，笔者无水晶球可以看到后市起落，唯有长期满仓持股，忍过跌市而期望日后牛市来临，清算投资结果时，有更好成绩。因此，组合中的股票，各自表现便非常重要，若果各自波动差距太大，适当再平衡，或许是更好的投资策略。→ 此时便是输少当赢多，但笔者不主张用技术、图形等方法去 预测 后市，一旦估错，卖出后股市掉头狂飙，便追之不及。

市场中有一些公募基金，跌市中持有更多现金，或者并非股票型基金，而是 债券 - 股票 平衡型基金，预测 到后市为跌市，便调整股票仓位，增大债券-现金比率，夸口跌市输少，但却形成惯性，一旦牛市来临，却追之不及。而更有甚者，忽左忽右，试图逃顶抄底，却常常猜错结果，最终成绩不佳，有负将家庭资产交予其管理的信托人所托，其原因，便在于过度关注每年的基金排名，令到基金经理追其短期业绩，而放弃了长期投资绩效的考虑。

笔者在上一篇《监察市场估值》中，指出2010年以后，未来三年，通胀重燃，人民币可能会小幅上升，央行也会小幅加息，但整体实际利率会被压低，以现今的股市估值而论，尚处于偏低区间，再加上未来企业盈利上升，带动 PE 估值下行，笔者不考虑减仓，反而会利用新资金或者分红所得进一步增持，但组合则基于各个股表现略做调整。

2009年鲁泰业绩出来以后，笔者对其业绩做了点评，总体盈利继续增长，每股分红水平更以25%速度增长，足以支持股价，因此笔者安心持有，坐收分红。除鲁泰B外，笔者在2010年初，尚持有人寿A+H，中行A+H，华能H，及原来持有的 ETF 基金，成为一篮子组合。

观察到A-H股价继续拉阔，笔者卖出人寿H，买入中行H, 又，陆续卖出中行A及ETF基金，买入招行，转而将组合调整为鲁泰B，华能H，人寿A，中行H，招行A一篮子组合。

卖出 ETF 基金转投招行A原因甚为简单。如同上一篇所述：

长远而言，考虑到 ETF 基金两大劣势：手续费低不上分红，其组合重仓为招行、兴业等小盘金融股，笔者认为，被动投资法持有 ETF 基金将打不赢自己的组合，

在前一篇过去3年的成绩比较及上表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笔者历来注重分红，ETF 的基金分红，在过去4年中，只分配过2次，由于之前持仓不足2%，相较于鲁泰比例极低，笔者无甚留意，在2009年年报出来之后，笔者开始留意 ETF 基金的分红问题。就商品设计而言，ETF 操作的重点不是打败指数，而是跟踪并完全紧贴所追踪的指数走势。以下数个因素，令到 ETF 与指数发生误差，比如管理费用、复制误差及新增加的现金，会令到复制产生偏差。但整体上，基金管理人会集中精力以紧贴指数。

而 ETF 的分红，只有出现一种情况时，即是基金与指数出现偏差，而且这种偏差只有在其偏差为

收益累计报酬超过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报酬率达到1%以上

时，才可以现金形式进行收益分配。在快速上升的市场中，由于 ETF 持有少量现金，因此赶不上指数，无法出现正收益。只有在跌市，持有现金反而跑赢市场，在扣除管理费用之后，ETF 与指数标的物出现正的1%偏差时，投资人才可能获得分红。2009年，指数突飙狂进，ETF 无正收益从而无法分红，不足为奇。

投资人付出管理费来请基金经理的目的，目的是紧贴指数，消除和指数的偏差。因此，整个ETF设计的理念和管理，与分红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从分红角度，实在不应该持有该种基金。笔者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来打算在4,000点以后再行调仓的，转而立即开始执行。

同时，考虑到 ETF 构成所包含的是小盘金融股为主，诸如招行，民生，兴业一类，与其持有一篮子小盘金融股，在招行大跌之后，不如简单直接换招行更省事。虽然笔者甚不满意招行管理层在配股过程中，强迫小股东低价配股融资的行为，但融资之后，股价已经大跌超过20%，相信该笔配股融资起码可以满足短期3年内需求，对于银行股来说，由于整体资产结构，除了小部分人工、营业楼房之外，主要资产便是各种金融资产，按照会计准则实时重估，所获得新的融资，更是全额现金，银行可据此放大经营规模，继续扩大规模盈利。而关键之处，则在于估值。以14元的招行来说，PE = 13，PB = 2.5，根据过往招行数年的业绩，笔者认为此时估值开始合理，较之持有 ETF，不如转而持有招行，因此，笔者在平均价为0.715上方卖出全部 ETF 基金，转而在14元下方买入招行。

同时，对于组合中的其它股票，由于华能、中行、人寿均在A-H两地上市，而两地市场由于市场参与人不同，对股票认知估值不同，因此存在价格差异。从上表可以看到，在过去1月中，大致同只股票A-H的差价大约接近。人寿、招行A股股价为低，而中行、华能则H股价格更低，从笔者投资鲁泰的经验看，同只股票，若果价格有更低的，则长期投资回报率会更高。因此笔者调整组合，分别购入A-B-H各自股价为低者，做长线投资。

笔者以100万人民币为例子，在港币汇率为0.8778时，构造如下组合：（仅为举例）

在这一刻，该组合整体股息率可以达到4.37%，跑赢银行定存甚多，长远而言，随着组合股票每股利润增长，分红派息随之增长，而股价也随之水涨船高，长期而言，财息兼收。若果组合所持有为对应A-B-H股价高者，则股息率（2.45%）便大为不如。

笔者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投资股票，除了研究基本面之外，最为关键之处，是买入价格，同一只股票在两地上市，应购买较为便宜者，以获得更为理想的股息率。

笔者一向推崇并使用自下而上的投资法，即是 Charles H Brandes 在《今日价值投资》中所说的，

选择公司，而不是选择国家或部门

的方法。相对来说，欧洲和亚洲的投资经理，更流行于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是选择国家和地区，然后进一步根据某种策略或者指数（比如说，MSCI 新兴市场指数）选择具体的投资组合。

这两种方法的优劣，一直争讼不休。约翰内夫在其 John Neff on Investing 中说，他采用一种更为滑头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即是

同时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前者强调分析行业，产品，经济结构。后者则紧盯通胀、经济增长率、资本开支、信贷等数据。

如同林森池在《证券分析实践》中说，

美国的投资法例，要求基金经理在投资时要将风险分散，每个基金，不论大小，不可以将超过5%的资产投资在单一公司。这个模式被奉为金科玉律。

因此，基金经理们，实际上是被迫分散，而资产组合规模大到比如彼得林奇所管理的富达基金，或者内夫管理的温莎基金，由于资产规模扩大，在被迫按照5%条例分散的情况下，要打赢指数，便更加艰难。

但尽管如此，林奇和内夫，仍然采用了一种尽可能的集中组合的方法，来跑赢大市，比如当他们看好石油股时，便试图集中买入石油股，英荷壳牌尽管只是一家公司，却分两地上市，因此，他们便在两个市场上各买入5%的股份，从而变相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尽力增大对单一公司的持仓，突破5%底线而达到10%。一旦看好汽车股，他们也不介意同时买入各5%的通用和克莱斯勒，以增大单一行业持股，而不是平均分配于各行业。这即是林奇《战胜华尔街》第六章中所说，

大型基金由于规定，不能赌个股，因此只能赌行业。

按照林奇的自述，尽管他最高峰时，拥有1,000多只股票，但他却充分发挥了10%-90%原理，即将其中90%的资产，集中于10%的（100只）股票上，其他90%数量的股票号码，他只是少量买来观察，跟踪年报，关注消息而已。从大师的行为，可以看出，整体概念及实际操作上，他们均倾向于精选少数个股而非持有一个广泛分散的组合。适当集中资产组合，才是打赢指数的办法。林奇对这两种方法的评论是，对于两种不同的方法，他更倾向于精选个股。

个人投资者可以押个股以使盈利最大化，即选择一家最有希望赚大钱的股票，将所有的钱投资于这一只股上。

那么，多少的个股是合适的？按照林奇在《成功投资》第16章中的说法，由于会有完全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因此投资一只股票并不安全。组合中含有3-10只股票是适宜的做法。这一方面是风险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精力方面的考虑。尽管林奇非常勤奋，对买入1,000只公司的股票年报，均持之以恒的阅读。但这一数量在他退休后变减少了。每年他均参加圆桌会议，当1986-1987年他还在任基金经理时，他推荐超过100种股票，而1991-1992年，当他退休变成业余投资者之后，他便只推荐21种股票，其原因是他花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不花很多时间选股。（《战胜华尔街》第7章）对于组合的股票数目，他在这一章的总结是：

资金规模很小的投资者，可以利用 五股法则，即是将自己的投资组合限制在五只股票之内。

更有甚者，是林森池的方法，林Sir自2004年开始留意中资股之后，对于他的个人退休金，便采用集中持股的办法，相当长时间内，只持有“中石油 + 中移动 + 中人寿”这一组合，后来卖出中石油之后，又将资金投入其余两只。

林Sir对待自己的退休金，只集中于两只，但买中人寿而不买平安，买移动而不买联通，可谓之金手指。尽管林Sir一向强调不买新股。但他却在中人寿上市不久，便着手买入，与他在移动上市7年之后，才重仓买入完全不同。下图是中人寿在港股上市后的价格走势。自06年之后，几乎如脱缰之马，自港币6.85一直冲到53元，连升7倍，极其惊人。从该股日后表现，便可以看出林Sir投资方法之成功，考虑到他的股票组合，只有2-3只股票。因此，整体组合盈利幅度非常惊人。

对比国内分析员，天天唱好平安，但一旦遇见平安的历史保单旧债及职工股解禁，市场趁机出货，预期股价将长期受压，便口呆目瞪。可谓天壤之别。当然，讨论林Sir，还要考虑他有上亿的美国长债即将到期，可提供源源不绝现金流，因此，讨论他的组合，也要和债券放在一起，才是完整。

Charles H Brandes 同样不赞成分散投资，他认为

创建一个由数只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而且该组合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安全区间，就能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创造一个获得良好收益的机会（第7章）。

但是，很矛盾的是，他同时又认为，如果投资者集中于一只股票或者一个行业，那么，必须依赖最终的结果来证明投资者的正确，这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要求过高，而适当的分散化，比如持有5只不同行业的股票，便可以降低80%的风险。事实上，这是很矛盾的，而且依赖于投资者如何定义风险。持有5个不同行业尽管可以分散波动，但却无法效仿林奇的押注行业。

看起来，Brandes 对待风险的看法，如同传统定义一样，风险被定义为波动。但事实上，Charles H Brandes 又很强调投资者所能承受的波动，正是对于短期波动的承受，使投资者在长期下，可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准的超额收益。西格尔在《长线投资》中已经用股票和债券的长期收益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风险和集中的问题，大体上，笔者倾向于赞同林森池的看法，

强调用素质来降低风险，而不用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而风险管理，重在对企业认知多少。

因为就算投资者如林奇般用功，又能够有相当的投资经验，以个人之力，仍不可能遍阅全市场，以衡平短期最可能暴涨的股票，更不论要通过阅读研究调查以揭露各个公司背后的隐藏信息。由于研究个股需要集中精力，不可能同时研究非常多只，因此，集中投资，专心看护，才是降低风险的真正办法。林奇的 五股法则 实是金玉良言。

从投资绩效来看，对于一篮子股票来说，如果选股得法，集中持股的成效，是远胜于无原则的分散。笔者同意林奇之法，集中在5只以内甚至更低，以专注研究具体企业的运营。如果可能时，则包含数只股票，并适当根据投资组合原则及目标配比，以减弱某一个股的不可知风险。

David Swensen 在其《不落俗套的成功》中，关于投资组合的构建，强调多元化和以股票为导向，进而配合投资期限，负债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及对自身的认知等方面来加以构建。笔者关于投资项目中各项目的看法，在更早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说明，强调 股票 - 债券 - 现金 这一组合，并在长期通胀的背景下，主张大幅度长期满仓，并以分红为现金流调节的核心投资理念。

更进一步的，在组合中个股的选择问题上，笔者强调依赖于盈利前景和估值高低来衡量股票的价格，以判断下跌的幅度及估价风险。一旦企业老化，或者因其他税收等原因导致利润无法增长，投资者便应快速下马。比如笔者在《税赋与投资》一节，便探讨过林森池为何在中石油中下马，换成中移动和中人寿的原因。尽管林Sir强调长线投资，非常看好石油行业的前景，但实际上仍然以估值及增长为准绳，当国家收取暴利税，小股东无法获得石油价格增长带来的水涨船高收益时，林Sir便及时下马，转买其他股票。从这一动作，便可见投资之道，重在变通而非墨守成法，关键是考察公司利润增长，再配合估值指标为其度量。这是股票投资的真正基础，而投资所收益的增长幅度，反而是其结果。投资之道，重在研究，成功与否，是顺其自然之果，不可本末倒置。

因此，一个真正成功的投资组合，虽然重点最终落实到少数只股票身上，但在其背后，却必需依赖于对投资环境及社会结构、前景、公司有清晰认识。同时，又依赖投资者对自身策略的认知及知识运用。这又和所投资标的，相互相成。

从2005年开始，A股陆续股权改革，再碰上金融海啸，开始此后的暴涨暴跌的数年。A股长期比外国成熟市场高估值，令到长线投资者如坐过山车，一旦踏错节奏，便损失惨重，而墨守成规，误以为长线投资便所谓 买入终身持有者，高价追入所谓好公司，则长期坐艇潜水，管理者更被所托人责骂不已。这一谬误，即是西格尔所谓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之语。其实质关键，仍在于估值。即是林Sir所说，投资要进退有度，心中需有一把尺。这把尺，便是对企业盈利前景的判断及其估值。

中国人寿H股的倍增时间，正与A股在完成股权改革之后，从1,000点跑到6,000点的时间同步，所以，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混杂在指数狂升之间，尽管涨幅惊人，但因为有其他股票，比如金属类股也有类似倍数，或许会觉得不足为奇。但当A股经历了从6,000点跌回到1,600点再重回2010年3月的3,000点时，人寿H股，从54元跌到24元之后，很快又重回35元，升幅快于A股指数，其实质区别，便是有基本面的支持。价格虚涨与实涨的区别，在于价格狂涨背后，是否能有合适的基本面及盈利来支持。

而对企业没有清晰理解认知的，要么过早下马，获得短期利润便速速离开，比如5元买入，7元离开，回头直到30元，已追之不及。要么太过看好，高价买入，比如在50元楼上买入港股，或者70元楼上买入A股，尽管公司盈利继续增长，却难免还要再等上几年，才能见家乡。因此，笔者强调，除了集中构建组合之外，尚需密切监察公司盈利并为之估值。以估值为准绳，而非盲目持有或者买卖。

笔者在《2009年投资回顾》中写到，

自2007年初，将手上股票，几乎98%以上，全部转换成鲁B，原因便是在当日指数超过2001年的顶点2,245点之后，笔者担心后市，遂选择采用买入低市盈率而又有稳定分红的办法，来规避日后可能的泡沫和波动。由于利用财务报表监察公司的运营，笔者认为该公司过去几年应付各种负面情况得法，盈利不致大幅度受影响，相反可能节节日上。而市场上由于大量负面消息存在，股价受压，出现股价错配，因此大比例持有并专心监察。由于集中持股，在金融海啸时，只需集中精力监察极少数公司，更容易应付突发事件。

笔者同时将接近2%的资金，买入180ETF，当时的考虑是，该基金以上证180指数为标的，足够分散。可以抵御各种变数，就算金融海啸肆虐，也不至于令到该指数所代表的公司全体一夜倒闭。另一方面，也是 ETF 基金深合约翰伯格所主张的指数化原理，笔者有意将其作为一个基尺，与林Sir的增长选股法及内夫的低市盈率投资法放在一起比较。

下表是自2007年1月5日开盘，以及3月6日开盘，以及2007年12月31日收盘，分别买入鲁泰B及人寿H、180ETF，一路持有至执笔之日的结果比较。（比较价格，以定点复权价计算，期间，人寿H股3年每股累积收到0.711人民币，以平均汇率0.94计算为HK$ 0.756，加入到复权价中。）

选取2007年作为不同比较的起点，是因为该年上证指数（2,541 → 6,124）及恒生指数（18,659 → 31,958）波幅极大。而选取人寿H而不选A的原因，是笔者认为A股从上市以来，至2008年，一路上冲，无可买入之点，不是合适的投资策略比较对象。选取2007年3月6日的原因，则是笔者在该日开始买入鲁泰B。

从上表可以看到，由于该年波幅极大，以公司基本面而言，数月间差异不大，而股价则波动滔天。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尽管基本面研究非常重要，但在一个波动如此之大的市场，数月间，如果买错价位，那么，结果便截然不同，可能需要损失数年的时间值。

以所选取的三个日子来比较，无论盈利或者亏损而言，180ETF远远跑输上述2只股票。跑输的原因在《股息的作用》一节已经说明，其实非常简单：

• 1是手续费蚕食了本来不多的分红，这在所列出费率及分红的对比中，已经说明过。
• 2就是该基金所代表的股份，比重较大的，乃是一系列的小银行股，当时由于大众偏爱小盘银行股，估值已经偏高，在无分红保护的情况下，一旦群众口味变化，不再看好小银行股，情势逆转，便跌跌不休。

而人寿和鲁泰则对比鲜明。在1月1日与3月6日之间，人寿下跌了23%，而鲁泰上升了15%。因此，以3月6日的时点比较，持有3年的收益相当接近，由于基数的变化，使得本来甚大的差距被大幅度缩小。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到，如果一只股票分开几地上市，折算掉汇率波动，假设日后最终有朝拉平，则购入低价股所得收益增幅，将远不止目前所见到的差距。

笔者在2007年年末持有鲁泰B，而不持有人寿H股的原因，并非比林Sir高明或有更独特看法，只是因之前笔者已经花过一些时间研究鲁泰B所遭受的负面消息。并认为该公司有适当分红可以保护下跌的幅度。具体每一因素，在之前18篇《鲁泰研究》已经陆续书写。

而人寿公司，如同多尔西在《股市真规则》中所说，

人寿保险公司行业的财务报表与其他公司不同，非常难以看得清楚，更奇怪的特性是，保单的有效定价，实际依赖于关于未来的各种精算假设。

前提假设若果差之毫厘，其结果，便失之千里，笔者当时自认无能力及信心可以如林Sir一般，可以看穿财务报表背后的玄机，更无法以一平情尺度，为人寿公司估值。第三个考虑则是，对比于鲁泰B股，人寿分红目前甚低。如果熊市持续绵延，对组合保护而言，鲁泰可能更具作用。特别是分红的现金流及再投资策略，在股价低迷时更具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当时情况下，鲁泰比人寿更合适作为策略组合之标的。在2007年末股市下跌之际，笔者便死守鲁泰B，依赖原先制定策略，以分红作为 熊市保护器，牛市加速器（西格尔语）。

2008年1月以来，股市进一步下跌，直到2008年10月见底回升，然后慢慢爬回2009年8月，期间，笔者除了坐收分红之外，还利用分红买入，更将新资金继续买入股票。笔者对股市深具信心的原因，便如2008月10日《远离股价，坚持投资》一篇所说，笔者所认为的五个社会结构长期大趋势以及三个中期趋势不变。金融海啸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骤然高速通胀急速降温，长远而言对中国经济有利而非有害。而1,600点的指数估值已经显示极端恶劣情形。因此笔者主张继续大手持续买入，事后来看，非常正确！

正是由于对企业的研究，使笔者持股深具信心，而分红息率高，使得现金流生生不息，可以继续在低价位追加。回头股价回升，便盈利倍增。笔者一路放心持有，到2010年3月，鲁泰基本已经回到2007年底的价格，而180ETF尚有40%差距。（鲁泰与180ETF的成绩比较见上表，而招行尚有-46%差距）可见持有鲁泰B在过去这段时间，是远胜于持有ETF或者单纯持有其中的重仓股招商银行。

（反观招行，海啸刚过，便迫不及待的以低价位配股，逼迫股东供股，管理层更深具社会主义 为人民服务 的家奴特色，反客为主，在路演时，面对小股东质疑若不供股便会受损的疑问，直言建议小股东拆借过桥资金以供公司发展，对于手上无充沛现金的股东而言，被迫借债或者低价卖股以免股权受损，为持棒家奴所胁迫，实是增加无由烦恼。笔者认为，蛇口系三大著名股票，平安、万科、招行，均追求急速扩张，管理层更是挟公司以令小股东，小股东常被迫追加资本，且管理层薪水过高，尤可苛病。国内分析员，多数大脑进水，为其唱好，令到估值长期偏高，因此，笔者对这三只股票，均敬而远之，不做考虑。）

到2010/1/16，笔者书写《2010年投资展望》时，笔者回顾过往一年的投资，展望未来，特别说明，

不提倡读者模仿笔者，极大比例重仓持有一只股票，需根据自身对波动承受能力配置。投资之道，重在通达而不墨守。当海啸渐行渐远，股价回升之时，更要强调组合配置平衡规划，而不可盲目乱炒。

刻下的时机，正如笔者在该篇所观测的，人性本身，好胜厌输。当挨过海啸，股价回升，接近买入价时，便不断有投资者获利回吐，而市场便也在此一阶段，不断震荡。回头看过去3月的震荡行情，正体现了这种人性心理。相信随着经济逐步复苏直至过热之前，百姓慢慢又将恢复对股市的信心，股价也将逐步震荡抬升。

笔者不在股价回升到2007年底时减仓，反而加仓沪市金融股的原因，是考虑到随着估值的回升速度不同，鲁泰B被过度低估的估值已经慢慢被修复，而甫一上市便被高估的金融股也被打回原形。

之前为因应不同环境，被迫采用某一策略而集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估值合理，未尝不是重新配置资产结构的好时机。

以估值为基尺的结果，便如在《基础利率》及《市场平均市盈率》中所说明，笔者厘定未来数年，一年期利率仍将锁在2.5%上下百点子区间，对应沪市长期平均市盈率为39倍，现今深市小盘股及两市B股虽然高估，但大盘金融股估值仍在历史低估区间，因此，趁机买入大盘金融股做长线投资。

同时，考虑到，长期下人民币仍将对美元升值，而人民币在国内仍有一个流通上的便利，因此，除了继续持有鲁泰B之外，笔者买入人寿A，中行A+H，华能H，并持有原来的 ETF 基金。成为一篮子组合。但由于之先的鲁泰B仓位占了极大比例，笔者不愿意在低价下过度减仓换股，便通过利用其分红及新的资金买入其他股票来适当降低鲁泰配比。

长远而言，考虑到 ETF 基金两大劣势（手续费低不上分红，其组合重仓为招行、兴业等小盘金融股），笔者认为，被动投资法持有 ETF 基金将打不赢自己的组合，未来将在4,000点上方，将其卖出。另外，组合将陆续降低鲁泰仓位，以更有效分散，平衡组合。但整体上的策略，便是在上一篇所说，满仓，继续持有不动，在4,000点之后，再重新考虑整体投资策略配置。

本人所发表的文章,不构成任何投资的邀约或建议!!!一切言论并不构成要约、招揽或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如因相关言论招致损失，概与本人无涉！

上一节，笔者利用过去20年，全市场的月市盈率为市场基准估值。这一节，继续讨论这一主题。

需清晰了解的是，这一数据，实际上是一个实证数据，而非一个逻辑数据。这一事例，便犹如一个故事所说，一只失事飞机沉落于大海，而海军请一帮专家来判断其堕落地点，专家见解不一，各有看法，于是主事者请这帮专家各自根据其见解，在地图上标注其地点，然后求其中心值，再按图索骥的做法。实为一简约省事之法。

但若果飞机上本来装有 GPS 全球定位，则其中按该线索寻找者，精确度便大大高于其他各种理论。后者便为一个相对逻辑的推论，盖因 GPS 定位之准确度，早已为使用者所多次证实，无须另求简约之法。

全市场长期平均市盈率法，也是一粗略之法。这一方法，记录的是中国股市开埠以来，股民对大市的评价。因股票市场本来正是集结各种观点、评价、信息的场所，而股票价格正是参与者通过各自对信息的理解，而用股投票的结果，所以，用长期评价均值来体现 合理 股价，所体现的，正是股民评价之理。

但如同笔者一直指出的，市场一直在进化之中，估价错误，胡乱炒作的，在进化中被淘汰掉，因此，长期下，过度偏差的存活概率便低，从而市场波幅收窄。另外，市场环境变动不居，估值乃是因应于外部市场环境而得到，利率基尺升高，估值中心便下移。因此，过往的均值，未必是未来的合理均值。

以平均市盈率，而不使用指数直接为市场估值的原因，乃是因为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代表的是企业，体现的是竞争，优胜劣汰，幸存下来的，盈利比起开始，当然节节上升，因此，如果纯粹以指数来考察市场，那么，便得到一个长期下冉冉上升的单边数值，而不是一个均值，而用市盈率来衡量，较之单纯用指数，便可抵消盈利上升的长期影响。

这一优势的典型例子便是：2001年6月达到当时的历史高点，2,245点。当时市场整体 PE 是65倍。而当市场在2006年12月，2008年8月，2009年3月再次达到这一点位时，对应的市盈率分别是：36，23，34。用了6-8年的时间，使每股盈利增长了一倍，复式增长率，正好和中国该时期的对应 GDP 增长同步。

这一例子充分显示了盈利增长会推动指数点位的上升，单纯看指数点位而不顾盈利增长，是一种极其低级的常识错误。比如说，在乔纳森•戴维斯 Jonathan Davis 的《安东尼·波顿的中国冒险》一文中便说：

虽然大家都在谈论泡沫，但中国股市仅处在历史高位的一半。

以此来说明股票的估值。但实际上，这一言论便犯了上述错误。上海综合指数在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位6,124点，当时的市盈率是69.6倍。而到了2009年2月底，乔纳森•戴维斯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指数是3,051点，而市盈率只有26.8倍。不是历史高位的一半，而是38.5%。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财经记者，多数水平不过如此。

但是，用月市盈率估值，也有问题，因为市盈率在估值原理上，仅仅是现金折流法的一种简化。陆东用恒指33只成分股的未来盈利预测，再来折算倍数，便已经耗去大量精力计算，如果计算全市场接近2,000只股票的未来盈利，还要剔除其中亏损部分，误差甚大，而简单用市盈率倍数来计算，就算企业均为盈利，但报表差异，仍会带来极大误差。

比如笔者以下表一个模拟的例子：中国银行（模拟）

平均市盈率达到27.8。实际上，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到，该公司每季度业绩非常稳定，假设市场上对应股价也非常稳定，那么，所计算的季度市盈率波动，便带来极大误差，甚至，由于业绩公布只是逐季公布，而股价日日波动，因此，逐月计算市盈率，实际带来的误差是非常大的。合适的计算方法，是年市盈率，尽管这一方法，仍然不能避免逐年波动非常大的情形。但相对而言，已经比前述用月度的数据方法，更为可靠。

笔者用年市盈率数据，重新修正了上一节的表格如下：

用这一表格，可以看到，对比历史均值，深市B股实在高估得厉害，对应拖动全市场B股比历史的高估值。而上海 A 股比之上一节的月市盈率估值，空间上也缩水了5.3%，根据这一数据核算，除非2009年各家公司的年报出来，比上一年有大幅度攀升，否则，上海综合指数的对应均值的合理点位，应该是3277 * 119.21% = 3906点。

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年度 PE 的计算法，要比月度 PE 均值计算法，要合理准确得多。整体B股估值比历史均值为高，并不能简单的说明市场存在泡沫，而更可能解释为投资者或者已经在预期 B 股市场的改革变化，而担心A股市场估值，从而拉窄两者之间的差距，但无论如何，投资者在现阶段的投票结果，便是使得深市B股整体估值，对于上海A股整体毫无优势，笔者在这一刻，考虑到人民币资产及货币优势，是宁可整体持有一篮子上海A股，都不买一篮子深市B股股票，尽管精挑细捡的个股组合除外。

股票价值投资学派的基石之一，就是长期来看，价格必然向价值看齐。但问题是，股票的价值究竟应该是多少？由此产生各种股票价值的估值理论，以及另外一个躲不开的问题，长期是多长？

价格向价值看齐，这一规律，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理解上并不困难，原因是这一说法，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物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师出同源，而后者由于强制洗脑，已经根深蒂固的进入了数代中国人的脑中。

但是，相较于牛顿物理学，经济学更显得粗糙。价格和价值的问题，自马克思之后，被发展成为 市场出清均衡学说，并通过阿罗等人对市场出清均衡的数学证明，成为萨缪尔森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基石。而股票的价格，长期下向其内在价值回归，实际上仅仅是经济学在金融学上的应用而已。

但是，如同市场从未曾存在过真正出清，或者说，观测者从未曾观测过真正的出清一样，股票的真实价值从不可能被非常精确计量。更有甚者，市场的波动，并非非常小规模的围绕所谓的 真实价值 做小幅度运动，而是有时以正反馈的方式放大，（索罗斯的反射操作。）或者干脆以黑天鹅的形式崩盘。（比如最近的2008年）。均衡理论作为一种静态理论，无法从数学逻辑上预测市场未来的波动，更不知道需要多长才回归，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市场短炒者，凯恩斯说，长期下，我们都挂菜了！因此他不断短炒，在暴富和破产之间做随机钟摆运动。

经济学的可校验性被佛理德曼所强调，而股票市场由于其连续性的数据记录，提供了一个数学运算的游戏场所。而其对应的均衡理论，便是股票的 均值回归理论。（Mean Reversion）。但实际上，这一理论借用自数学，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上，更无必然的逻辑。笔者的见解，是认为所谓的有待观测、统计、计量、校验的 均值，实际上也并非稳态，而同样是一个长期波动的数据。其原因是，股票市场是内嵌在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的子市场，均值可以作为市场的基尺，而这一基尺，是由一个更广大的博弈环境的机会成本所决定的。（具体的论证，参考笔者2002年对汪丁丁一系列文字的探讨）

西格尔教授利用这一理论来计算股票市场204年来的回报及与债券的回报率比较而不加论证，并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解释为风险贴水。（见 Stocks for the Long Run）他用的是股票回报率。笔者则简单的利用静态市盈率来做一个估算。

中国的股票市场，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不到20年，从第一个月的3只股票发展到2009年底接近1,800只股票。笔者统计了20年来，沪市、深市及全市场的市盈率平均值及中位值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值和均值数据实际相差不远。而全市场A股对应的PE，大约是41-44之间。由于 A 股只有20年历史，如同上一节笔者在《利率基尺》中所说明的，从朱清华到周小川，一年期利率被锁死在以2.25%为基尺的小范围内，这一数据和A股的平均市盈率是非常一致的！（100 / 44 = 2.25）。

其本质原因是百姓的投资渠道被政府锁死，民间金融被看成违法，动辄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名及死刑伺候。因此，小百姓闲散资金只有入市赌博，而政府坐地收租。资金回报率最终便回归到一年期利率水准。（同时，如同笔者上一节指出，2005年以来，一旦房子被看成投资品，回报率便被推高到这一水准）

从理论上说，房子有折旧，流动性不便，必须有贴水，加上产权归属并无制度共识保护。（房价高涨时，大家便忘了土改其实只是不到50年前的事，而房子现在只有不到70年租约。）因此，笔者不认识房子该享有同股市一样的回报率均值，而应该更高。而股市，随着未来百姓金融觉悟提高，笔者也相信长期下，这一均值会逐步提高。（比如以30年时间，迈向最终市盈率类似美国的15倍，或者更低）。

但看起来，就算在通胀环境下，周小川似乎并无意提高利率，因为利率基尺是由受中央妈妈所保护银行儿子的利润决定的。在可见的5年内，金融系统的竞争力若无大幅度提高，这一估值基尺看起来仍将继续（而略微提高，因为未来5年全球市场将进入退市及加息状态），因此，短期下，笔者也继续利用这一历史基尺来为市场把脉。

以历史均值而言，现在的大陆市场上，房子，贵了，深市，贵了，B 股，贵了， 值得继续持有的，只有上海 A 股还有空间。上海 A 股被低估的原因，很容易解释，其原因是其主要市值是由一系列大金融股所构成，而这一系列金融股由于2008-2009年的加速放贷，放贷质量被市场所不看好，而将风险贴水提高从而压低价格，同时，由于实施巴塞尔（三）而受监管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融资需要，导致市场顾虑重重。

上证综合指数的均值价位，以2009年12月底的盈利而言，应该在3277 * (1 + 28.6%) = 4200点的水平。因此，笔者的一篮子投资组合中，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只持有沪市A股的中人寿 A，中行 A，180ETF这样一个金融组合。同时，继续持有不动，在4,200点之后，再重新考虑A股的整体投资策略配置。

而笔者对于未来的预测是，根据现在的市场数据构成，A 股的小投资者很可能过度购买了构成指数的金融股以外的其他股票，而在大型金融股上配置过少。一旦融资问题得到解决，市场将加速买回，而指数将会回升到4,200以上，在3,000—4,200点这一区间中，大部分投资者很可能 只赚指数不赚钱。

这一节，继续写2010年投资展望。

投资的大趋势，最关键是看社会结构，在上一节写到，在过去10年，通胀甚低。其原因，在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12年间，中国工业趁机崛起。其中特别是模仿了台湾模式的代工制造，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工，制造各种低技术含量产品。由于技术及工业人才的快速扩散，土地、厂房易于获得，配合国内市场的高度竞争，因此，各种工业品价格均只能在一个极短的高利润周期之后，便快速陷入高度的低利润竞争状态之中，比如冰箱、电视、洗衣机、白色家电、有线电话，再到台式电脑、山寨手机、笔记本电脑、MP3、U盘，各种新兴电子产品所能获得的高利润时间段越来越短，甚至连汽车业也陷入低价竞争状态。典型的，十余年间，多少物价飞涨，但电冰箱、空调、电视机的价格，十余年间，却是从数千元一路下降到数百元！因此，笔者从不考虑海尔、长虹一类投资标的。（不是说这些标的不可买入短暂持有，而是一旦买入而市场逆转，长期低迷，再加上盈利日益下降，便退无可守。）

同时，各种新兴事物在各大城市、区域快速低成本复制，城市结构及生活模式日益相似，典型的，网吧的存在，实际为国人提供了一个以极低成本接触外界世界的机会。如果没有政府因为惧怕百姓知道某些赤裸裸的真相而进行管制的话，由于中国没有严格专利法保护，发达国家所研发的各种技术，会更快速的比国人所利用并超越，比如盗版的 Windows 视窗，快速的提高了年轻一代，特别是没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使用电脑的技能，因此，这样一种管制，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如同波特所指出，竞争的核心，不外两类，一是产品差异化以保持价格及利润，二则是成本竞争。前者进一步依赖于各种特质而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护城河。(详见笔者《工商管理的知识基础》)，后者则依赖于低价要素投入和规模化生产。在亚洲的工业生产中，日本重在积累技术壁垒，台湾则更倾向于规模生产，和这两者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甚少致力于累积技术壁垒，反而几乎千篇一律的直接以模仿为主，以低成本进行竞争。

任何国家，包括当年大英帝国、美国、日本，在崛起的初期，均是采用上述路线，即是低成本的模仿制造以和竞争对手抢市场，然后通过干中学积累提高技能，比如美国人初期学习英国人的纺织工艺，以及日本60年代初期的产品，在美国被认为是低廉的劣质货。但在中国，这种快速模仿的规模及特质，比上述国家更加明显。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完善的专利制度和法律诉讼制度和社会形成的长期合约默契，各种技术和信息可以以低成本状态快速扩散，尽管长期上看，不利于发明和积累，但短期下，却可以低成本的加以利用，配合中国的廉价工人，促成工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得以成功的关键，

• 一是得益于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入城市的郊区，聚集于工厂，愿意以低成本价格提供劳动力。

• 二是得益于技术上和外国的落差以及低成本模仿。

• 三是百姓愿意接受质量稍次，但价格远为低廉，从而有良好性价比的产品。这即是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 比较优势。事实上，林教授的无数次演讲，来去就是一招，比较优势，说到底，即是中国廉价劳工。

但低价劳力要素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有其历史成因。自建国以后的错误工业化路线，特别是毛匪于文革前后倒行逆施，滥杀无辜，残杀社会精英，导致社会极度贫穷。典型的例子是人为造成的三年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由于高度贫穷，因此大量劳工所在家庭非常贫穷。加之毛提倡多生人口，农村体系，多生儿以养老，因此，造成人口生育高潮。当新一代年轻人成长之后，向往城市生活，离开农村，以低价格出卖劳动力，以获得勉强的温饱生活及发展机会。这是这一所谓 比较优势 的历史成因。

而亚洲金融危机，正提供了这么一种机会，使得89年由于屠杀学生而被封闭于世界市场之外的中国工业，得以获得机会重新进入世界市场。正如格林斯潘在《动荡的年代》一书中所说的，在过去20年间，对于整个世界的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事，是中国以及东欧的大量劳力进入工业品市场。柏林墙的拆除、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使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配合这两股新兴劳动力，使工业品价格变得极其低廉。

工业品的制造，除了场地、劳力、技术、组织、知识之外，尚需资本。在经济学上，资本财的意义，在于通过迂回生产方式，在规模生产下，获得更高生产效率，比如，一块铁块并不是资本，但当铁块被打成鱼叉以捕鱼时，铁块及其加工，便是资本。由于迂回生产过程，涉时甚长，人员也广，因此必须配合社会制度上对产权及风险的界定，才能使废铁成为铁叉，而对资本的界定，便是这一社会组织过程得以继续衍生的关键。

在中国，这个过程中，被称为改革开放，或者所谓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实质上，私有产权逐步被得到界定并认同。潜在被实施而未被说出的则是，资本所有人，由于其出资人的股权性质，从而获得剩余收益权，股票市场的产生及存在，使得这一性质被清晰并强化，而平民百姓将剩余资金投入股市，获得公司股权，便成为平民资本家。

尽管如此，股市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很多资本，其直接融资功能，与银行的中介融资功能比较起来，仍差距甚大，简单的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2008年，全国全年 GDP，是30万亿人民币，央行资产负债表在2009年12月，达到22.7万亿，M2 的统计量，是60万亿，而股市的市值，在2009年11月，只有23.6万亿，当月的成交额，只有6.4万亿。从规模上而言，央行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从而放大经济流通的 M2，支持经济运转。股市的市值，只有当年 GDP 的一半，其中还大部分是非流通股。如果从数量上来看，股市只有数千家企业，而银行所借贷的企业，却是数千百万。因此，真正帮助企业完成融资功能的，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体，股市实际上，其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给平民百姓资金可以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集结起来运用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集结了信息，而在融资、中介方面，比起银行，还差距甚大。

如同上一节所说到，在中国，利率和通胀之差，比起美国要低很多，其真正原因，是金融系统一直处于被管制的，而这样一种管制，实质上是一种一篮子管制的状态，或者说，这是一个角点解，要么全面放开，要么全面管制，而所谓逐步放开，实际上非常艰难。因为一旦开了个小口，便很可能如千里长堤，决于一穴，人民币资本不允许自由流通，其原因便在于此。

但管制一方面成本极高，另一方面，也并非长久之计，一旦趋势形成，百姓基于其自利需求，会站在投机者一方，协助攻击这种管制，索罗斯便是利用这种力量以个人之力来攻击固定汇率及内部失衡的制度。

因此，自10余年前，亚洲金融海啸以来到全球金融海啸，中国实际是奉行一种逐步开放，受管制的金融系统。通过四大国有银行上市，一次性改善资产负债表，配合外部监督，改良组织结构，提高活力。因此，银行业是处于一种受管制的，有限度的竞争状态。

这一点，从央行周小川在11月20日，2009年全球 CEO 年会上的讲话，便可清晰的看出来：

要保持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压力和动力；从压力情况来讲，一方面是竞争，竞争就会产生压力，除了竞争之外还有价格。

周小川指出，

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过低或者将近零利率政策有时就会减少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进行服务的压力。

在周小川看来，如果利差过小，可能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内部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金融机构可能会因信贷业务盈利较少，而侧重更加赚钱的交易业务。最终导致

交易部门膨胀得很厉害，信贷部门处于萎缩的状态。

因此，他认为，在利差方面要保持一定水平。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整个经济体系中产生不良资产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有时市场还不成熟，银行体系需要有一定的利差，使得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得到加强。

周小川认为，目前中国2.25%的存款利率会给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压力。

因为要付2.25%的利息给储户，这样（金融机构）就有压力，一定想办法把资金运用出去。这就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看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时候得到收入、得到利润，能够充实自己。

也即是说，由于中国银行业的社会实际情况，整个游戏玩法，不会像笔者在上一篇所指出的，单纯通过利息来调节通胀，因为如果利息贴着通胀走，再加3%以打击通胀，要么就会出现利率过高，伤害银行业利润，要么就利率过低，银行没动力放贷，伤害经济。因此，可以预见，在5-10年的周期内，中国的利率，仍然会保持周小川所管控的这么一种

利差方面保持一定水平，以2.25%的存款利率给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压力

的状态。

事实上，这种状态带来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利率不可能跑到非常低，因此，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美国联邦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一旦有人民币升值预期，加上两者息差，外国资本便会千方百计涌入中国。特别是香港的资本，因为港币挂钩美元，丧失货币权，只能追随美元上落，而利息极低，因此，聪明的港人，会将港币现金尽快置换成合适的人民币资产。考虑到百姓的认知，会大量涌入深圳及珠三角置业，因此，广东的房价会有一些基础因素来托市。但这对央行来说，便多了一道资本管制的压力。

第二，当出现经济周期时，而短视的当局奉行凯恩斯主义，采用大量创造货币来试图减缓改革阵痛时，比如2008年的情形，便会出现索罗斯所说的，繁荣被人为的过度延长，直到衰落。当大量货币被创造出来，而企业家却因为经济不明朗而不敢借钱投资时，金钱便进入资本市场，储备起来，而土地、房子，在时代潮流下，被认为是可以储蓄财富的资产，因此，价格便被托高起来，这是房子的价格一直节节日上的原因。

上一节笔者列举了四大城市的房租回报率，接近于2.25%的水平，甚至更低，中小二线城市，由于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尽管房价比大城市也尚不如，但回报率，也大略维持于这一水平。从这一水平，可以看见市场上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将房子看成投资品，而其估值，已经估到了价格水平的上限。这个价位，相当于股市在2007年5,000点的水平，离顶不远，笔者，不参加这一游戏。

但印刷出来的钞票，不可能无端消失，经济学现在也尚未创生出合适的理论，来对付过量创造的钞票，目前一个有效的方法，即是陈志武所说的 资产金融化。通过将大量沉淀资产进入资本市场，比如未上市新股、开放企业融资、私人土地可交易等，来吸收一部分货币。这一点，在过去1年中，可以看到一直在不断加速进行中，特别是新股上市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但却没有打击市场，其原因便在于2009年所创造的货币，实在太多了。迟早有一部分货币会溢出到实体物价上去，物价会上升。而有识之士及百姓看到过量创造的货币，会预期到通胀，而在经济学上，

通胀预期会自动实现通胀！

→ 因此，当局的策略，便变成管理通胀预期，而不是管理通胀。这实际是一种极其荒谬而无奈的做法。

一旦通胀预期形成，物价腾升，由于利息区间被锁住，根据蒙代尔三角，当局无法同时管控 利率、汇率和通胀，可以预期，通胀会上升，利率会略略上升，但幅度小于通胀，而人民币也会略略升值，不敢升太多，因为升多了，外资热钱就冲进来了。这几乎是未来3年可见到的整体基调。但一旦管理不善，通胀重燃，资产价格便又疯长。届时3年内，重见5,000点可期。

在这种情况下的投资估值，看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当通胀幅度大于加息时，手持现金会变成接近于负利率。变相托高股市估值中枢，而企业当经济慢慢复苏，资金成本又不高的情况下，盈利会有明显改善，股市 PE 会由于盈利的改善而下降，企业变得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股市的资产，会显得远比房子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股市已经自底部回升，翻了一倍。笔者未来一年的投资策略仍然是，大幅度满仓，一股不卖，有现金便继续买入。

声明：本人所发表的文章,不构成任何投资的邀约或建议! 一切言论并不构成要约、招揽或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如因相关言论招致损失，概与本人无涉。

在上一节《2010年投资展望（上）》，笔者写到：

因此，展望2010年的投资，关键之处，在于分析经济环境诸因素，以为估值寻求合适基尺和理据。这项功课，实际上同样不以时间间隔为转移，而需时时监察。

这一节，继续讨论估值。

对于一个单一项目的投资来说，投资者决定是否买入、持有，或者卖出，其关键也是首要条件，即在对该项目的估值。但估值并非独立进行，而是基于一系列的参照系为考量，即是说，并非单纯考虑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而是将该项目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项目群下，针对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进行比较。

在2008年的《笔者之投资理念及对后市的看法》一节，笔者认为，在所有投资工具中，只有股票一途，可以长升长有，必要时，适宜分散股票波动之其他项目是债券和地产。至于其他各种投资工具，外汇，期货，黄金，矿业、古董、玉石、书画、农地，私人股权，衍生品种（如权证）、金融合约（如银行理财产品）、均非无专长之小投资者可以涉足。考虑到房屋乃是安家之处，而非炒卖工具，而且房产投资动辄涉及杠杠（按揭），借钱投资，乃是风险最大来源，笔者历来极其反对任何负债投资之行为。因此，笔者的投资组合中，只采用 股票 - 债券 - 现金 这种组合。因此，衡量股票估值之基础准绳，乃是债券和定存的投资回报率。

上表比较的是在银行存入一年定期存款和通胀的对比，（2009年统计局数据尚未出来，简单的以1.35%代替），从上表可以观察出以下事项：

1. 通胀对购买力的侵蚀及定存利息的回报率极低：

04年以来，6年间，购买力损失了2成以上。而采用存银行一年定期的办法，13年实际购买力增长不到13%，如果从04年开始，将钱存入银行做（一年）定期存款，实际上是不保值而贬值的。相对来说，三年及五年存款回报率会略高于1年定存，但回报率仍然低得惊人。

因此，在该篇文章中，笔者同时指出，

考虑到现代社会，各国政治体系的实际情况，通涨时候多，通缩时候少，购买力不断受到通涨侵蚀，乃是资产管理的第二大风险来源。所以，组合之中，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或利息）。也即是说，笔者所理解的长期投资，并非长期持有一家公司而已，而是长期将绝大部分资产，配置在股票这个项目上面。

而所谓 Asset Allocation 组合配置与平衡，笔者也时时以债券、定存的回报率为基础依据，以衡量组合各成分的可能回报以进一步决定其买卖策略。如果投资者为追求安全性，而将钱买入一个利润无增长，而 PE 又高过40的股票。那么，可以预料，其长期回报，连放银行存一年定存都不如，而那些听信各种小道消息，买入 ST 股票，连年亏损的企业，希冀以高价卖出另一个接棒者，笔者只能予以祝福而已。

2.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繁荣，是由普通百姓的高储蓄，低回报为代价。

笔者将1997年去除，从1998年看起。12年来，通胀和利息的中值，刚好就是2009年的数据。（通胀1.35%，一年利息2.25%）。而标准差上，一年利率实际上波动甚小，而通胀程度波动虽然略高于利率，但大体仍可称为受控。相对银行利率远稳定于通胀。以中值2.25%对1.20%而言，两者之差只有1.05%。以现今中国银行5年定期存款利率3.6%而论，对1.35%的通胀中值，也只有2.25%的差距。

笔者在2008年的《笔者之投资理念及对后市的看法》中，引用过 泰勒规则：

美国自1952年以来的50年时间里，只有1973-1980年的极少数几年中，实际利率为负利率，而其他的50多年，特别是1980年以后，美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运作，大部分时间，均维持30年国债利率高于通涨3%，甚至4%以上这样一个比例。无论这50年来，经过美苏冷战，或者经济衰退，均是如此。而90年代以来，FED 对待联邦基金利率的做法，更是如此。

即是:

$$联邦基金利率 = 通涨率 + 均衡实际利率 + 1/2通涨缺口 + 1/2产出缺口$$

以通涨率为4%，均衡实际利率3%计算，不考虑产出缺口的话，合理的联邦基金利率将是8%以上，而30年长期国债的利率，也将维持在7%以上，才可能扼制过度的资金泛滥问题。这是美国的长期做法。如果套用这一规则来看中国的数据，以过去12年而言，如果通胀中值为1.2%的话，长期利率最起码要到5%甚至7%以上，才能吸收住资金。

而在中国，明显5年定存利息偏低，放在美国的环境下，如此低的利息，是抑制不住美国人将钱从银行搬出来，炒卖各种资产。因为如同第一点所说明，将钱放在银行，看起来面值保住了，但不知不觉之中，购买力却被侵蚀。同时，美国金融业发达，就算美国百姓不懂炒，也会有各种炒卖者和理财师，游说百姓出来投资，创生工具层出不穷，高知识分子利用各种杠杠，过低的利息差距，使回报率基准降低，无法将钱吸收在金融系统内，而四处流动，使金融资产产生巨大的波动。2008年的次级债券造成的金融海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新兴国家比如中国，将大量外贸盈余的顺差买入低回报的美国国债，造成美国长期利率极低的情况下，格林斯潘趁机压低长期利率，使得企业资金成本降低以促成经济成长，加上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将其分散到全球。正是金融海啸产生的最根本背景。

但在中国，4大国有银行改制之前，银行效率低下，从而必须有比美国银行更高的存贷差，才能使银行生存下去甚至获得一定利润。如果存款利率增大，相当于银行负债成本便高，如果效率无改善，而将其直接加入到贷款利率，转嫁给厂商企业，那么，便会加大企业资金成本，最终伤害经济成长。另一方面，考虑到代替效应，借贷成本过高时，企业便绕过银行，通过其他民间金融获得资本，从而限制了银行业转嫁能力。如果银行转嫁不出去，将成本自行吸收，令到盈利恶化，由于银行业本质上是杠杆经营，那么，时积月累，加上竞争，银行业整体情况堪忧，进而伤害整个金融系统，这则是朱清华改革金融体系，促成四大行上市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博弈结果便是，国家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发出基本指导利率，相当于变相限制银行竞争，以指导价替银行锁住了基本的资金成本，而百姓被迫接受低利率的存款收益。同时，配合资本管制，限制百姓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地区。当百姓和企业试图绕过银行，直接利用民间金融借贷时，当局又以非法为理由，进行打压。（吴英案）同时，也抑制各种金融系统的衍生工具和交易市场，以防止对整个系统产生扰动。但这实际是和美国为首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相背离的。

可以这么说，在整个金融体系处于高度利率、汇率、借贷、运营的管制情况下，整个改革开放30年来，除了一部分利用外资之外，改革的资金成本，实际上是由中国百姓的高储蓄、低资本回报为代价而进行的。一部分有才能、有权力、有关系的企业家，便利用各种资本裙带关系或者其他社会契约，或从银行，或从民间，或从股市，获得低成本资金，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赚到钱的，是一夜巨富的资本家，而真正付出代价的，是作为低资金成本提供者的广大的默默无闻的百姓。

同时，这种保护主义，则容许了银行的低效率和腐败。这正也是过去数十年，银行坏账不断，腐败不断，地下金融屡被打压，利率被当局管制，汇率被当局管制，资本流动受当局管制，连企业家试图绕过银行，直接上市集资，也被管制，这一系列管制背后基础大环境因素。权力用于管制，带来寻租，益了少数人，穷了老百姓。

而这种管制不可能零敲碎打的拆墙送绑，而是一篮子配套的管治，带来寻租、腐败，长期下伤害经济成长，同时，管制也付出巨大的成本，当经济全球化，扁平化，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全球大趋势下，加上百姓理财观念进步，管制成效甚为可疑，而代价极高。

3. 通胀水平实际上很低，过往12年，中值只有1.35%。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经济体来说，这一水平是惊人的低，如果佛理德曼在世的话，按照他的理论，这一通胀水平，事实上极其有利于经济成长的。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央行的功劳。

当然，百姓是很怀疑统计局这一数据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下，百姓日益感受到油价涨，房价涨，物价涨。但从经济学分析上来说，这一通胀水平在基于其设定的计算方式下，其幅度相对可信。原因是，过去12年来，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时间段，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企业和银行皆受到不同程度重创，中国工业趁机崛起，特别是模仿了台湾模式的代工制造，以中国低廉劳工成本为代价，制造各种低技术含量产品，面向广阔的全球市场，机器产能配合生产力急剧膨胀，同时在国内市场也高度竞争，促使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价格无法上升。这是通胀计算的依据中，一篮子基准物品物价稳定的原因。

但从长期来看，在未来10年，当中国廉价劳工要素渐渐消失，劳工收入增大，生活追求日涨的情况下，企业劳工成本增加，加上全球扁平化及资金泛滥、信息流通发达促使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当廉价劳工和地租越来越难寻觅之后，企业家不再从事此类血汗工厂，所谓 过剩产能 未必将继续存在。

笔者预见在10年之后，也即2020年之后，新一代的80-90年后青年，未必会喜欢进入工厂工作，届时，如果中国不西进内地，或者转移到越南、甚至非洲等地，寻觅更低廉的地租和劳工要素，各种普通日用消费品未必再能如现在般便宜，届时，通胀也未必能够维持在现在如此低的水准，可能会维持在4-5%，而长期利息，则将在7%以上，届时股市的估值基准，将会维持在更低的市盈率水平。股市可能在未来10-15年间，以数次暴跌来完成估值基准的下降，并进入低市盈率基准为准绳的区间。

4. 央行的货币发行量 M2

按照佛理德曼的观点，货币只是一层面纱，经济的实际增长，长期下，与货币无关。因此，央行应该自律，以减少物价波动，甚至，佛老认为滥发货币危害经济成长，简单的普及本，可以读其作品《货币的祸害》。而凯恩斯学派，则喜欢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运行，拉动就业，缓慢萧条。由于这一干预可以减少短期下失业率，而货币泛滥的危害，则等到长期才显现。因此，各国政府任期有限，均喜欢玩这套滥发货币的游戏，而不管死后洪水滔天。这次金融海啸各国的反应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大病小病，一概印钞票解决，比的不是印不印，而是印得谁比谁快，谁比谁多少。

上表是一个简单统计，尽管统计局的数据可信度很低，特别是对于中国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各种统计都很值得怀疑。但仍可利用来作一个简单说明。中国过去10年的名义 GDP，实际上从2002年是步入高速增长，平均达到16.76%，所谓保8%，保9%，的说法，实际上是以一篮子物品统计而扣除了物价增长部分。从名义增长部分，实际达到16.76%。而同期，货币发行量 M2，年平均增幅为18.38%。

理论上，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来储存残余部分的话，这两者之差，应该表现为物价增幅。如果从2001年看起，M2 - GDP = 19.52%，而 CPI 增长了20%，非常接近。甚至扣除了2001年及2002年之后，可以发现，从2003-2008年，尽管物价还在增长，但 M2 - GDP 是负值。也即是说，要么 GDP 被高估了，（考虑到统计局每隔数年都要重新估一下前几年的GDP，高估、低估都甚可能）要么，实际上，用以经济流通和保值的货币，实际是被低估了。

这一部分不入账货币，要么来自外资非正式渠道流入，要么就是百姓之间的自发信用支持。而由于这一负值，因此，也可以推论说，没有多余的货币流入资本市场托高资产价格，比如宋国青认为2009年的货币发行，便没有托高楼市和股市。但这事实上，与百姓的认知和实际体验完全不同，从2003年开始，各大城市的楼市翻了一翻不止，而股市虽然从2001年的高点算起，到现在翻了50%不到，但2007年冲到6,000点上方，明显与2007年的数据显示出来的残差-5.62%不符，因为按照这一数据推论，楼市，股市在这一年该严重收缩。

一种可能的解释，便是地下金融发达，百姓以信用创造货币，而这部分并没有被统计进央行的数据中去，使得 M2 便低，另外就是流动性加强，加大货币乘数，以支持经济增长，但这部分没有被显示在货币存量中，考虑到银行系统软件改良及电汇速度变快，这也是可能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资本市场相对总体经济规模尚小，一点点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便可以推动资本市场大幅度升高。

从残差数据来看，2001-2002年残差非常大，意味着印刷出来的钞票比实业需要的多，因此钱流转入资本市场，而从2003年开始，百姓将钱从资本市场搬出，用于实业，股市跌而实业兴旺，一直维持到2009年，但这无法解释期间楼市和股市在2007年的高峰。只能说，这一系列数据显示的是一个长趋势，而2007年的高峰，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如果经济数据不以一年为单位，而以一季度为单位，可能2007年的突变能被显示出来，由于金融海啸和经济突然紧缩，使得最终显示出来的 M2 和 CPI 被压低，从而无法体现出资产价格在2007年的泡沫以及突然爆破。（从一个五年周期来看，这个股票泡沫，只是一个小浪花，但却伤害了多少人！）

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M2 增长得太快了！全年印刷出去的钞票量，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超越实体经济所需的，因此，突出来这部分，跑到楼市和股市去了，由于这两者的流通量很小，因此，小杠杠托高了大市场，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这一趋势，看起来尚未完结。如果当局不紧缩货币政策的话，很可能继续上涨不止，因此，笔者认为，除非货币政策突然大规模紧缩，否则，上半年看不到楼市和股市大跌。

从未来5-10年来看，估计当局继续会玩保8%的游戏，而 M2 增长也会维持在18%水平甚至更低，从而不会有更多多余的货币流入到楼市和股市中去，这两者要增长，只能靠自然增长，而不能期望有2009年的突然翻倍的可能。但考虑到百姓的低资金成本无处可去，以及一夜暴富的心态，股市继续发疯，也是未尝不可能的事。

5. 作为投资品的房子

电视剧《蜗居》引起的共鸣和中宣部的禁播，说明了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百姓认识中的影响因素。常规而言，当百姓认知达成一致，趋势便形成并最终出现价格偏差，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投资机会。

从投资组合的观点看，房子如果作为投资品，那么，房租便是投资的现金流回报。

根据广州日报2009年1月的数据，五大城市，广州的房租回报率最高，达到4.32%，而上海最低，为2.92%，房子在过去一年，五大城市涨幅最少达到50%以上，因此，这一回报率进一步降低。根据《东方早报》2009年12月数据，上海到12月，租金回报率已经低于2%。“分区来看，长宁区租金回报率3.07%，居全市首位；闵行区同为2%-3%；普陀、徐汇、闸北、虹口和浦东的租金回报率大约在2%-2.5%；静安、黄浦区仅为1.5%-2%。”。

投资房子，以获得资产升值，一些投资者的思维，是以租养供，以杠杠作用，放大回报率。但在当前回报率如此低的情况下，贷款利率达到接近7%以上，一旦通胀重燃，央行加息，成本便加剧，退无可守，而以银行利率作为尺度来衡量的话，考虑到不动产是长期投资品，笔者认为，现今的房子很不值得长期投资，笔者不参与这一游戏，宁可长拿股票，坐看这个60-70年代人，剥削80-90年代人的资本游戏。

6. 股市展望及未来一年策略：见下篇。

（未完，待续）

接着过去2年的传统，这一节，继续写《2010年投资展望》。实际上，在笔者眼中，投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事情。所谓 十年树木，投资一事，便如在年轻时播下种子，老了，便可以在树下乘凉一样，是一持久连续之事，若果每隔数天，便急不可耐，不断度量，只会觉得树木无甚变化，需间隔一段时间，才见到不同。所以，投资一事，实际上不必以年为间隔而人为分断。投资者只需时时浇花灌水，除虫避害，坐等其成便可。

但春华秋实，四季有时。春时繁花迷眼，冬则暴雨萧杀。投资者需知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之理。没有一颗树木，能长到天上去，生老病死，盛衰循环，方是自然之极则。世间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草有时比大树，更能挨过风雨。而能挨过暴风雨生存下来，等待下个春天时，却可能因为其他意外因素，而死在黎明前。所以，投资无必胜之事，不可轻易乾坤一掷。

当春天来时，繁花如簇，不妨采摘一支，以留余香。所谓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正是这个道理。对于有缘阅读到这文字的读者，笔者的劝诫，是投资之道，重在长远，需徐徐图之，不必急躁，所谓 财不入急门，而需知所行止。

投资一事，首要重在心安，未论输赢，先问心境。在上一篇《2009投资回顾》中，笔者说明，自从2007年调整资产组合以来至今，无论牛熊转角，负面消息不断，股价急速下跌，一泻千里，笔者对待手上的股票，是一股都不卖，从不理会面值缩水，就算面值已经从高点跌去76%以上，也自巍然不动，也不影响情绪。对于资产组合，只根据实际收入情况，稍有积余，便不断买入，所着眼者，便是手上公司的股权数目是否不断增加，所投资公司盈利业绩是否不断增长，分红是否逐年继续增加。而所重点监察，便是公司的经营之道，是否合适稳健，而非其每日股价之变化。所以，安坐如山，一路挨到2010年，股价回复正常。

但对于挨不住风雨，斩仓而出者，无论其赚蚀多少，笔者均予以祝福，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商业经济中的公司，无论行业、大小，皆有其不可避免的内在风险，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正是通过暴风雨式的 创造性破坏，以严酷的考验，淘汰挨不住风雨的树木，而使存活下来的更坚强。百年老店，也同样可能毁于一夕，在这一场全球金融海啸中，很多因素是完全不可知的，确实有些公司可能挨不过去，如果投资者之前功课做的不足，资产平衡配置有问题，快速减仓逃离，也未尝不是正确之道。

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损失掉账面资产，留得投资的种子，便可能在日后的循环中长大。关键在于，斩仓而出之后，是否能进行事后反思，在这一波起落中，理解投资之难，而下次下场，更为慎重小心，布置战略，从而收复失地。

笔者并不提倡读者仿效笔者一股不卖的策略，更不提倡读者模仿笔者，极大比例重仓持有一只股票，投资之道，重在通达而不墨守。当海啸渐行渐远，股价回升之时，笔者在这一刻，更强调组合配置平衡规划，以及买入时的仔细盘算，切不可听信人言，跟风买入，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在市场波动时，心境浮躁而胡乱操作。去留之道，重在 心安。

距离2008年的金融海啸，已经一年有余，笔者的投资组合，虽然继续持有，一股不卖，但却也不反对有获利回吐，减仓而出者。因此大气候实际上已经变化，若果之前为因应不同环境，被迫采用某一策略而集结，现在气候环境适宜，估值合理，未尝不是重新配置资产结构的好时机。

就人性本身而言，当资产面值由跌而回升，接近于原来买入价钱，账面亏损陆续随着市场上涨而缩小，甚至略有盈余时，获利回吐，乃是人之常情。其原因，皆因人性本身，好胜厌输。如同金融心理学中所说，输钱的痛苦，远甚于赢钱之快乐。（参考 Zweig《当大脑遇到金钱》）所以，市场便也在此一阶段，不断震荡。皆因每一涨跌，均有人获利回吐，或者持盈保泰，以让自己心安。涨跌乃是市场永恒之表象，其背后，乃是人心、人性之体现。

但如果投资者在之前买入未经仔细考量，听信人言，或者功课做得不足，仓促买入后，遇上一个未明消息，便动辄斩仓止损，以求心安，再等大市上涨趋势明确时，又来追高，等到盈亏平衡时，又再卖出以求心安，一出一入之间，扣除手续费之后，其实所赚无几。徒然贡献手续费给金融从业人士而已。

所以，林森池说，

做好功课，在零风险之下，重锤出击，才是致富之道。

而降低风险之道，按照林Sir的说法，重在以素质来降低风险，而不以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管理，重在对企业认知多少，其次，则是以前景和估值为准绳，在股价有大幅折让时上车，保持现金流生生不息，才能在股价低迷时，安心持股，最坏打算，便是长线投资，坐收派息，只要打赢美国30年长债便可以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林Sir投资九仓，这在上一节已经写过。

如同笔者在《论心理估值及盈利之来源》一节所论述，指数点数只是一种事后综合，甚至每一只股票的股价，也在每一时刻受不同参与者的投票决定，价格也只是事后的代表这种综合。因此，即时的价格实际上综合了市场参与者每一刻的信息和判断，以及背后的情绪，乃至无意识的操作。

由于市场参与者在每一刻都千变万化，各种信息也无序出现，因此，价格本身必然是随机游走的。但价格却在时间下有历史次序，人脑的神经元本身，会在价格的排列中，自发的寻找其排列的模式，并进一步阐释以为因果关系，这便是图表派的进化基因和拟子，这种进化过程，似乎糅杂了基因和文化的共生演化。（这在笔者的《历史哲学》四十二篇之后，有机会将进一步阐述）

当交易在市场促成以后，投资者非但以内在的个人心理估值，去评价股价，更以各种涨跌的预期，来对股价评价，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估值。一是每一时刻参与者对一股具体股票的个体估值，二则是通过交易，将股票卖出成为货币，再可以进一步转换成一篮子物品购买力的估值，因为交易的买入者，总必须是以真金白银买入的。前者是个体评价的，后者则是交易形成的。前者显示的是独立的个体，后者则显示了在交易的“当下”的群体意见。这二者的差异，或者说，个体与群体的意见偏离程度，决定交易的可能发生与否。

但长期下，股票代表的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折现。最基础的价值估价方式，是由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来决定。而商业竞争，无时不有，一家企业的未来，有非常多的变数，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实质上是由心理估值所代表的买入股价和企业真正盈利表现出来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投资者付出的是价格，收获的是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衡量是否未来的投资绩效，以及刻下的价钱，是否值得买入，真正的理据，是企业的未来业绩表现，以及基于其上的估值，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的利润收入模式。由于企业身处的商业大环境，已经全球化，资金更是自由流走，因此，企业一举一动，实际上受全球经济大气候影响，再高明的舵手，碰上海啸，也徒呼奈何而已，而再笨蛋的船长，在顺风中也可以扬帆飞扬，因此，展望2010年的投资，关键之处，在于分析经济环境诸因素，以为估值寻求合适基尺和理据。这项功课，实际上同样不以时间间隔为转移，而需时时监察。

（未完，待续）

上一节笔者回顾并探讨在2007-2009年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小投资者该如何自处的问题，并以鲁 A，鲁 B，和指数为例子，演示了如果分别在2006/12/31买入这三者，并一直持有到2009年年底的不同收益，以说明投资选股，并非盲目进行，而应根据实际环境，选择合适的股票。期间，两个重要的因素，即是分红和估值。这一节，对这两者进一步说明。

下表显示了手持港币资产的投资者如果在2006年12月31日，投资69,900港元，买入1万股鲁 B，并一直持有到2009年底的结果，期间，股票价格上涨带来资产升值，同时收到分红派息，共累积了HK$ 13,178。占成本的18.85%。也即是说，持有该部分三年以后，累积分红及资产面值升值，共涨了103.52%，涨幅中，相对原始成本收益的18.85%是以分红现金的形式获得，而84.55%是以资产升值形式获得。

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不考虑税收因素，或者更复杂的策略，比如以红利进一步累积投资，简单的以面值计算，3年平均股息回报率为6.28%，远远打赢银行定期存款利息。（以中国银行人民币存款，2008年12月23日新调整的利率计算，三年定存的年利率为3.33%，尚要交税，如果是香港小投资者，存港币定存于汇丰银行，在过去三年中，在接近零息环境下，获得的利息收益更低，连一个菠萝包都买不到）。

如同 Josh Peters 在 The Ultimate Dividend Playbook 中所说，小投资者中，理解长期下，分红作用的投资者，是少而又少。上面的例子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独立的分红，得以让投资者远离市场价格波动。投资者如果每年都能获得比将资金放置在银行做定存高的分红收益，根本就不必去理会市场的价格波动，从而安心持股。这一点，对于退休人士，或者需要从投资组合中获得现金流作为开支者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分红为投资者带来独立的现金流，而不需要去卖掉股权来支付其他必要开支。

从投资组合角度来说，分红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在熊市中，如果投资者被逼长期持有，那么，相对于买入成本的高股息率，保证了可以安心持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森池1998年买入九仓的例子，当时林Sir除了早年购买的长债及物业，退休后手上并无股票，满手现金，在1998年4月，恒指跌穿11,000后，林Sir将手上现金几乎全部买入九仓。林Sir说，

平均买入成本11港元，九仓每股派息0.78港元，每年收7%的股息，高过美国政府长债（5%），值得长期持有，心中做最坏打算，长线投资。

如同笔者先前所说，股票的即日交易价，实际上是无数独立行为人，基于各自的情景，对手上所持有的股票相对于现金进行独立估价，然后在市场上交易而成，股市的最低价，乃是由最后一个股票持有者所愿意卖出的价格决定。而小股民受各种消息、情绪影响，常会被各种负面消息惊吓，而将手上股票以极其低廉价格震出。理论上，只要有足够股票，而市场无人接盘，股价是可以被砸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实际上，底无法预测，因为没有一个 上帝 可以预知谁是最后一个卖出者，其开价又为何，就算经验丰富者如林Sir，也不知股价将何时回升。但策略上，却可以以股息率为准绳之一，来厘定买入价，克服熊市中，不断看跌的心理，从而敢在大众最恐惧的时候，大胆买入并安心持股。林Sir同时解释，在香港当时诸多大蓝筹中，弃汇丰、和黄而取九仓，原因是公司业务尚未老化，但笔者究其关键，高股息率的分红所产生的现金流，正是保证其可以安坐持股的最根本原因。通过手中所持有股票的现金分红，投资者一方面在市场股价及交易低迷时，慢慢将公司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在买入股票之后，现金分红可以慢慢实现一种资金的重新配置，从而减少从一开始短期资金持有量，将更多资金投入于长期投资中，在一个长期通胀的情况下，这使得投资更有效率。

公司是否该发放股利，在金融学及公司治理研究上，一直争讼不休。作为金融学基石之一的 M-M 定理，主要的命题之一，便是在理想市场的情况下，公司的财务决策，包括股利发放，对公司价值而言，无关紧要，折腾分红，多出了交易费用，是一种无效率的行为。相反，传统的金融理论表则明，资产的价格是它未来所有现金流的现值，对股票而言，其现金流是股利而不是账面利润。戈登公式正是依赖股利以为资产价值定价，因此，股利是极其重要的。

但事实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市场上，股息率从6%一路下跌到2,000年以后的接近1%。如同西格尔说明，三个原因，决定了在过去20年来，股利被越来越藐视，

• 其一，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发放股利的公司，丢掉了有价值的增长机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银行由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发放股利，便减少了可能发放贷款的最大资产规模）。

• 其二，是股利被征税，徒然减少公司价值。

• 其三，管理层推广了期权激励以代替发放股利。投资者更喜欢用巴菲特的封闭式基金组合，以及微软作为例子，来说明对于公司而言，持有现金而不发放股利，如果企业能做合理投资，可能更有利于公司股东。

事实上，上述三个理由，都有很多值得反驳的理由和做法，比如说，股利事实上，只占公司利润的一部分，更只是公司总资产的一小部分，一旦公司发现有价值的增长机会而资本不足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甚至直接融资来增大资本，典型的，比如汇丰便提供以股代息的办法，将选择权交回给小股东，当一部分小股东选择股票以代替现金利息时，便相当于变相增发股票而增大了核心资本金，在不影响公司盈利增长的情况下，小股东获得了一个额外的选择权，整体福利增加。

而股利被征税的问题，诚然是一个损失，但对于小股东来说，由于通过分红的形式，投资者增大了选择的权利，从经济学上说，福利实际是增加了，只要所获得的现金流回到小股东手后，所创造的收益能够抵消税收的损失，那么，分红发放可能是更有利的。更本质上，如同西格尔所说明的，相较于复杂的会计技巧所创造出来的账面利润，分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以证明其利润的真实，钱留在股东手，总比留在管理层乱花来得更可靠。毕竟，类似巴菲特伯克夏的公司，还是少数的。特别的，伯克夏同样是一个投资公司，巴菲特也需要现金流来购买更多的投资，而他的现金流，同样来源于旗下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分红（及浮存金），只是他自己收到子公司的现金流并赚钱后，却不把母公司的利润分派给小股东罢了！

考虑到现代的金融市场上，充满着大量骗子，各种欺世盗名之徒，占据了媒体及话语权，西装革履，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而作为股东代理人的管理层，更未必会和小股东目标一致，甚至连有能力影响管理层的大股东，其目标，都未必会和小股东一致。因此，无论关于分红的意见是如何有争议性，由于发放分红的决策是在管理层手中。因此，可以看到的，过去20年中，以现金的形式将投资利润实实在在的分派到小股东的手上的行为，是越来越少，数量上，更从6%的回报率减弱到1%，这使得小股东只能通过变卖股票来获得现金流，从而被驱赶进各种市场的博弈行为中去，而买卖时点与需要现金流时机的不匹配，造成了更多无谓的损失乃至交易费用损失。

简单的说，关于分红问题，小股东切不可为各种流行的言论所迷惑，需清醒的认识到这些流行的理念，均可能是各种别有用心者有意无意宣传的结果—— → 小投资者应该时刻记着：长期下，只有实实在在分派到手上的现金，才是真的。

分红除了在熊市中充当保护器之外，在一个上涨的大牛市，分派股息所得，增大了单纯由账面价格增大获得的资本升值的收益，如同一开始的例子，是从84.55%增大到103%。由于市场上很多只关注当年盈利的投资者，只采用盈利的数据来估算股票的合理定价，从而，在一个牛市中，分红成为资产价格升值之后，额外的 Bonus。这就是西格尔说的，分红是熊市的保护器，牛市的收益加速器。

进一步的，如果投资者在收到分红之后，采用股利再投资的策略，如果长时间维持这个策略，在长时间下，一方面分红可以贴着通胀走，另一方面，再投资便接近于一种平均成本投入法。Dollar Cost Averaging 便能以更低的成本的发挥时间复利的威力，具体的例子，笔者已经在《累积股利投资法》中说明了。

（附注：该篇文章写于2009年7月18日，当时笔者研究该策略时指出，懂得在高点炒卖的，获利最大。但如果股价跑到港币6.95元，则方案二和方案三打和。因此，关键在于卖出后，是否在合适价格买回。单从现金流来看，则方案三的股利增长速度最快。到书写本篇时，鲁 B 价格已经回到HK$ 6.63，离两个方案的价格平衡点甚近，也即是说，就算一个击球率甚高的炒卖高手，卖出后如果不能及时买回，长时间下，不如按照一个既定方案，长期满仓并按计划累积省事省心。因为万一击球率变低，高买低卖，那么，效果便大大不如了，这再次说明：“在最后决定投资成功与否的，不是股票进出时机的正确与否，而是这支股票在组合中的权数是否正确” → 就算卖出股票光拿现金，实际上也是在投资）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继续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股利的重要性：比较市场上，各类基金收益率的标尺，是指数及其衍生基金。按照约翰伯格所说明的办法，低成本投资指数可能是一种长期有效的策略。最新出现的代替产品，是 ETF 基金。投资者实际上并不能直接投资上证综合指数，只能买入某种分类指数基金或者 ETF 基金。笔者以180ETF基金为例子，来说明股利的重要性。该基金成立于2006年5月18日上市，样本采用沪市蓝筹股，并且仓位长期保持97-99%左右以贴近上证180指数。从2006年12月31日到2009年12月31日，180ETF基金收益如下，在该期间，180指数大幅度跑赢上证指数，但仍跑输上一节所说的鲁 A，鲁 B：

基金实质上是一种代小投资者购买股票的中介，ETF 在美国创生，主要的功能是用以降低手续费，比如著名的先锋基金。但也有一些冠以此一名称的 ETF 基金，实际上是个大杂烩，手续费甚高。在 David Swensen 的《不落俗套的成功》当中，斯文森便列举了大量此类指数基金的例子，以说明投资者不可轻易听信这类名称，而要具体考察其手续费率。更有甚者，基金实际上是由基金公司所创设，基金公司从中支付各种费用，包括管理人报酬、托管费、交易费、销售服务费、利息支出，其他费用等。其中最大笔的开支是销售服务费，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金规模越大，所能收取的佣金便越多，所以基金公司便雇佣许多销售人员，支付银行等各种渠道费用，甚至巧立名目，隐秘的支出各种费用，以激励经纪公司销售他们偏爱的基金。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基金公司收取投资者更多的佣金，另一方面，这些隐性费用，最终隐秘的转嫁到小投资者身上去了。

斯文森指出，在美国最大的五个基金集团中，只有先锋集团没有做这种可耻的事情，而其他四大集团，富达集团（林奇）、资本集团（《长线》）、景顺集团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格罗斯）均支出了这些软性费用。斯文森更列出一个与这些集团合作的金融巨头清单，包括花旗、美林、大都会人寿等赫赫有名的公司，可以说，想尽办法榨取小投资者的利润，将其从投资者口袋转移到金融中介的口袋，正是整个金融行业所玩的游戏。（《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尽管斯文森的投资成绩非常惊人，但他的书，却很少有基金公司推荐，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其讲述了基金管理业伤害资金委托人（基民）的行为，这几乎是 倒米 的拆台行为了。

相对来说，ETF 基金的费用较低，比如180ETF的基金，年报中便显示没有销售服务费一项，但仍然有其他费用。当基金代基民购入股票之后，由于持有股票，同样有红利收入，但却也有其他支出，下表显示了该基金在过去3年中，这2项的开支。

从该基金成立以来，规模一直在扩大，2009年1拆10，但规模仍然比上年扩大了近1倍。在过去3年，累积支出的费用，占收到股利的62%。如果扣掉费用支出之后，剩余的来自股利收入，对比基金总净值。3年累积起来只有0.70%。有一年甚至是负值，比银行活期利息还不如。

既然无法依靠分红收益，那么，剩下的只有靠基金经理炒卖。ETF 尚且如此，其他收取大幅度手续费的基金更甚。所以，基民将小资金集结起来，购买基金进行集中投资，实际上，完全无法收取到任何股票所代表的企业股权的红利，因为该部分主要均集中用以支付基金的费用了。基民要获得基金的净值增长，便只有靠基金经理的押宝。长期下，由于基金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资金，更大一些的话，本身便成为市场，如果企业红利都无法支付基金费用的话，那么，便决定了市场中，输者的比例要大于赢家了。

2009很快又将过去。在一年前这个时候所写的《2009年投资展望》中，笔者写到，由于投资所具有的连续性，使得手上所持有的股份一日未卖出，并彻底终结离场，便不足以断输赢。而在股价从一个山峰走向另一个山峰的过程中，有意义的是买入点和卖出点的差距，以及中间收取的现金派息，而期间的波动，是投资者必须承受的，并不需以某一点为计算并作为参照系。不需每年考虑排名而影响投资操作，正是散户相对于机构的优势之一。

但市场是如此波动，一些影响重大的外生冲击事件，令到几乎所有市场中的投资者，都感同身受，以致市场有时会出现快速的单边走势，急升或者急跌，这种走势，源自一些外在的冲击事件，严重的影响了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其强烈程度使参与者快速形成一致意见并表现为在股价上的一致行动。而急剧波动的过程及波动的幅度之大，使投资者得以在短时间内低卖高卖，赚得大额价差，但同样却容易使投资者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

在过去这2年中，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就是 2007年－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又称金融海啸。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集思广益，维基百科对这一词条的解释，详尽的记录了这一事件诸过程。

有意思的事情是，A 股的投资市场指标，上证指数在2005年10月达到998的低点之后，一路上冲到2007年10月的6,124点，然后伴随金融海啸的全过程，一路下跌到2008年10月的1,664点。而当市场整体一片萧杀气氛弥漫的时候，股市提早见底并用一年时间，慢慢爬升到3,000点上方，充分显示了股市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

马克·吐温曾在其短篇小说中说：

10月，这是炒股最危险的月份；其他危险的月份有7月、1月、9月，4月、11月、5月、3月、6月、12月、8月和2月。

对于在2007年10月买入，或者在2008年10月卖出者，10月，无疑是最危险的。上证指数在过去数年中的表现，印证了马克吐温关于10月是投资最为危险的月份的惊人预测！天涯上有许多预言家，或者猜到了顶，成功逃顶，或者猜到了底，成功抄底。从而被捧为神仙。但在2005年-2009年一整个周期的市场表现中，却无人能如马克吐温般，在百年前，便指出了10月既是底，也是顶，从而是最危险的。

在过去的2年中，很常见的，是于05年成功抄底者，未能于07年成功逃顶，一直满仓持有，从而在08-09年抹去大部分的账面收益，又或者于07年成功逃顶者，未能成功于逃顶后买入，从而踏空整个后续行情。更凄凉的是，那些于07年成功抄顶，然后又08年底成功逃底者，左挨一巴掌，又挨一巴掌，几次止损，身家便迅速缩水，不是投资，而是白白送钱给人，连赌博都不算。因为赌博最起码规则预先讲好，公开透明。而股市，则如骗局，除了千门八将，更有各种幻术扰乱投资者心绪。

在《心理估值和盈利来源》一节中，笔者指出，股票的即日交易价，实际上是无数独立行为人，基于各自的情景，对手上所持有的股票相对于现金进行独立估价，然后在市场上交易而成。如果没有其他机制来使股票对应的金融产权和实体企业发生直接关系的话，那么，股票的买卖，实际上和赌博无异，而手中掌握大量资金或筹码的，便可以直接操纵股票价格。更有甚者，还借助股票对应的实体公司，操纵会计报表，制造账面盈利或者亏损，以配合炒作。而新闻财经媒体，名流经济学者，更喜危言耸听，以博眼球。金融海啸，所谓百年一遇，许多学者专家，便利用这一机会，抛头露面，搔首弄耳，赚尽演出费，对于投资来说，实际均是影响投资的噪音。市场中的炒作者，更是利用这一机会，放大市场波动。投资者若无火眼金睛或定力，很容易便将手中股票低贱卖出，而后不久，便又失去记忆，高价追入，一来一往，高买低卖，非但无法盈利，更是白白送钱与人。

对于投资者来说，真正所能依赖的，便是股票对应实体公司的股权，所能创造的真实盈利，这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最本质根源。如同笔者在《心理估值和盈利来源》中一节所说明，

当存在拆骨、并购、接管、私有化等产权可灵活交易，或者企业本身有盈利并执行合适的分红规则，使得股东可以通过分红等手法，回收投资成本等一系列金融、产权交易机制时，随着长时间下，其中某些机制的实现，股票真正的价值，便由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盈利能力来决定。

这本身意味股票市场不可能长期无底洞往下跌。而企业价值将成为跌市的底线。当然，前提就是有相关的产权交易机制和资金来完成这样一种拆骨重组操作。而对于一些完全不存在任何盈利或者无任何相关机制来拆骨，使其重新废物利用的企业，比如大部分的 ST 公司来说，价值投资并不完全合适使用。而对于能够有分红的企业来说，最为基础的现金流折现法或者戈登公式，便衡量了企业的基础价值，而前提，则是投资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判断企业的真实盈利以及监察其运营情况。（见《心理估值和盈利来源》一节）

在07年-09年这样一场暴涨暴跌的市场过程中，投资者该如何自处呢？

如同笔者在2008年9月的《笔者对后市的看法》中所写，

投资者必须将重点转移到投资知识及方法、策略上。其前提就是，不再去预测短期后市的点数，放弃突破3,000点阻力就看4,000，击穿2,000就看1,000这种适应性思维。而下足工夫在投资策略、资产配置，公司选择乃至投资心态上，务求有一整套方案以及有足够的耐心，来准备一个意料之外的牛市或者熊市，又或者是一个极其漫长盘整市，除非明确的经济形势及指标，指示出投资的大气候已经改变，或者说，已经有明确的趋势形成，而必须改变投资策略及组合。

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在牛市中，容易受市场诱惑，常过度投资，没有保留足够现金用于开支，又或者对熊市长度预期不足，在牛熊转折之后，长期熊市之时，往往也正是市面资金紧缺之时，公司盈利下降，薪水不升反降，有些同时碰上家庭成员、亲戚或者其他需要开支、借款，所保留现金不足，出现现金流缺乏问题，在股票低位时，不能买入，反而被迫卖出以应付生活开支或其他需求。不能像养老基金等长期买入，长线投资。而那些利用杠杆投资的，更有可能在这一刻被迫卖出，杠杆反向作用，导致大面额亏损。

因此，笔者说明：与基金公司需逐年计算成绩，因此投资变成押宝不同，

小投资者不需最终成绩排名，资产面值5,000万，还是5,500万，事实上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无甚差别。小投资者之投资组合目标，不应追求最大化成绩，成为第一名的赢家，而只需成为赢家，便已经足够。（见《笔者对后市的看法》一节）

因此，对于小投资者而言，需要决定的头等问题，实际上，是 股票 - 定期存款 - 现金 配置规划，然后是选股、估值问题。前者是令到投资者在市场逆转时，有足够粮草可以防守，后者则是在市道进取时，有足够盈利。而市面所传授之跑赢其他基金的策略，往往需要特定条件，非小投资者所具备。（比如巴菲特便利用金融海啸在高盛要求援助时，设计定向发行的可转债，便非小投资者可能）

长期投资之中，笔者之投资策略是，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股票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及利息），几乎是无论任何牛熊市，投资组合均极大比例甚至全部持有股票，坐等收息，这反过来，也意味着从不考虑任何非常高的市盈率，或者长期低息率不派分红的公司。

自从2007年初调整资产组合以来至今，无论牛市转向熊市，甚至负面消息不断，股价急速下跌，一泻千里，笔者对待手上的股票，是一股都不卖，从不理会面值缩水，就算面值已经从高点跌去66%以上，巍然不动，也不影响情绪。对于资产组合，只根据实际家庭收入情况，稍有积余，便不断买入，所着眼者，便是手上公司的股权数目是否不断增加，所投资公司盈利业绩是否不断增长，分红是否逐年继续增加。而所重点监察，便是公司的经营之道，是否合适稳健，而非其每日股价之变化，因为后者实际上，显示的是市场对公司的看法，而非公司真实之状况。

笔者自2007年初，将手上股票，几乎98%以上，全部转换成鲁 B，原因便是在当日指数超过2001年的顶点2,245点之后，笔者担心后市，遂选择采用买入低市盈率而又有稳定分红的办法，来规避日后可能的泡沫和波动。由于利用财务报表监察公司的运营，笔者认为该该公司过去几年应付各种负面情况得法，盈利不致大幅度受影响，相反可能节节日上。而市场上由于大量负面消息存在，股价受压，出现股价错配，因此大比例持有并专心监察。由于集中持股，在金融海啸时，便只需集中精力监察极少数公司，更容易应付突发事件。

在金融海啸过程，各种负面消息不断传出，所面对事项，比如次级债券，CBD, Accumulator 衍生工具，均是过往国人所不熟悉者，而是否购买了衍生工具，现有的中国会计准则并未显示，对小投资者殊不公平。（见《金融衍生工具的财务信息披露》）一节，而该衍生工具，可能会令公司大幅度亏损，比如中信泰富。考虑到鲁 B 是在国内上市，国内银行尚未开发出如此复杂的工具，同时也受银监管制，购买外国银行产品不易，因此笔者仍继续持有，而在股价下跌过程中，密切监察该方面信息。二则是该公司由于银行逼债，而导致现金流断流。但在该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之后，这一因素已迎刃而解。这说明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的优势之一，便是在恰当时候，可以利用直接融资获得资本。

这一策略的结果如下表：

上表显示了如果在2007年1月1日，分别买入指数，鲁 A，鲁 B，然后持有三年到今天的逐年投资结果。由于港币一路贬值，因此，买入B股的国内投资者，由于以人民币买入并计算投资收益，因此会有一个汇率损失，但就算折算完汇率损失，三年下来，最终鲁 A 大幅度跑赢鲁 B，更跑赢指数。其间差别的最根本原因，是这三年间，该公司的总净资产及总盈利一路在增长，由于募集到新资金，因此该公司净资产接近翻倍，而净盈利也约有71%增长，远远跑赢 A 股指数所代表的平均水平。

而期间更重要的分别，是估值和分红。鲁 A 的估值，在2007年1月1日是7.87元，对应于2006年全年的盈利每股0.79，接近10倍 PE。而鲁 B 当时是6.99港元，比 A 股略低，约8.8倍 PE。当时 A 股价格低迷的原因，主要是股改提出的方案不被机构投资者和市场认可，因此被大幅度抛售。但当股改热潮过去之后，市场投资者快速失忆，新入市的资金，更不理会股改的历史，以高估值来衡量A股股票，面值迅速拉高，07年也一下子狂涨3倍。

这说明真正要赚股票的波幅，关键是能够利用市场投资者的估值偏差，在非常低迷时买入，而当其他投资者热烈看好时卖出。这一方法，即是选时。如果选中，确实短期获利最大。但问题是何者为低，何者为高，如何决定多少倍的市盈率为买入或者卖出点以获得极大化的利润，其本质类似于试图在底买入及顶卖出一样，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万一估不中底，买不到便踏空坐输通胀，而估不中顶，便提早卖出而懊悔不已。偶尔有一次既能抄到底，又能逃到顶，则容易误以为该方法可行，便守株待兔，却不知世易时移，市场变幻莫测，瞎猫未必能再抓到死耗子。

二则是分红问题，由于 A 股估值比 B 股高，当该公司向 A 股投资者募集资金，然后逐年又一视同仁的分红时。A 股投资者买入价高，因此分红所得收益率便低，而 B 股股价比 A 股高，对应分红所得收益率便略高。上证指数则不计算分红，如果投资者做一个模拟代替的话，买入一只指数基金或者 ETF，由于基金的管理费及其他营销费用蚕食了组合所管理得到的股权分红。假设刚好打和的话，投资者便得不到现金分红（事实上，一些基金管理费远大于分红，一旦押宝失败，投资者分文无收）。这一微小的差异，显现在上表的差异中，便表现为2007年12月3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大跌市中，鲁 B 因为估值本来便低，又有分红保护，因此跌幅便远小于其他两者。对于投资者面对大跌的可能心里创伤来说，组合面值跌幅规模缩小，更有利于心态的安定。

这便是笔者在2008年9月的《笔者对后市的看法》中所特别指出：在小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

$$可再投资金额 = (工薪 + 奖金)收入 + 分红 + 利息 - 支出$$

小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一项中，最关键之处在于保持上式为正值，平衡支出预算之余，尚有可再投资部分。熊市之中，现金流至为关键，小百姓倚赖投资以期退休之道，在于 工作，储蓄，投资，工作为个人及家庭提供源源不绝之现金流，令投资组合可以对抗任何波动而得以安心生活，而投资的组合，则极其强调分红派息收入。假设工薪收入及支出不变，公司业绩增长，带来分红增加，转手买入公司股票股权，长期积累，便能加快发挥复式效应。这正是西格尔教授在《投资者的未来》中所强调的，分红是熊市的保护器，牛市的加速器。上述这一表格，正是体现了这个道理。（当然，以三年时间来衡量投资绩效，明显是太短了。更长期的投资绩效及分红的处理方法比较，笔者已经在之前系列分析中说明了。）

笔者在此处以上表作为例子，并非为了宣传该公司或者鼓励劝诱买入。每一刻的股价是否合理，投资者均应根据公司实际的运营情况进行监察，并对股价是否合理进行评估。比如鲁 A 三年涨了207%，再没有一次股改的因素来压低股价，以及随后一次整体 A 股市场的高估值的情况下，未来三年是否还可能再涨类似的幅度？公司的业务是否未来有新的风险？每个投资者都应该对此有清晰的认知，而非盲目复制。

而最关键的两个事情，一是要选对公司并监察其运行。关于如何利用财务报表以监察公司运营的方法，在此前的一个系列之中，笔者已经用十八篇的篇幅进行了演示。正是由于利用财务报表对公司运营进行监察，笔者才能安心持股，并在海啸过程中继续买入。这便是2008年10月所写的《远离股价，坚持投资》中最后所说：

（2008-10-27）的指数，已经显示了最为恶劣的可能。笔者一股都不卖，关键是所投资公司盈利继续增长，有不断增加的分红可收，家庭财务开支结构平衡，无现金流短缺问题，有积蓄便继续买入，但不借短债作长期投资。远离股价，坚持投资。2000点以下不买，难道等6000点以上再买？？

事后来看，当日正是市场底部，但笔者只是因监察公司运营而获得信心，并按照既定的策略继续买入而已。但财务报表显示的只是过去，而投资者投资的是未来，如何实时利用各种报表和信息，来判断现时的价格是否该买入还是离场，依赖于每一个投资者自身的勤劳工作及不断学习。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事情是估值，由于涉及的参照基尺及投资者的期望，因此，估值永远是一个模糊的区间和相对的问题。只有在界定了参照基尺和明确投资者的期望之后，谈论估值区间和策略才有意义。而对应于利用 A 股市场的参与者的大幅度认知偏差所导致的价格大幅度波动，试图低买高卖来赚最大化的利润，即是选时策略，笔者未见有任何书籍或者方法，可以准确的估算并以大概率预测出较为接近的顶和底，反而是百年前的马克吐温的预测较为准确，可惜他当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预测是为了2005-2009年的估值而写。

笔者倾向用自己的方法，规划资金分配，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为公司运营估值并不断利用财务报表监察，再利用分红累积股份，当每股现金分红随盈利逐年增加，所买入股票市盈率倍数保持不变时，股价自然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自可不必理会股价波动，反而可以利用市场的意外冲击获得更多股权而增大盈利，当选时策略者的出错机会随着击球次数增大时，以静制动的投资者，由于减少了出错概率和交易成本，长期下将会打赢选时的策略，同时，持股的过程，也收获心理的安宁。

按历史记载，1551年，英国 Muscovy 公司，发行股票，面值25英镑，总值6000英镑，为有史第一家股份公司，这看起来似是事后册封的谥号，因为这一事件并没有在很快的时间内对形成对现实有影响力的效应，而只存在于记载中。要等到50多年以后的161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成立，以合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应付大航海远征的庞大资金支出，这一方式在制度上的创新意义，才慢慢通过大航海的辉煌结果显现出来。

股份公司制度，一开始是少数富人的游戏，后来慢慢扩散到普罗大众。这一制度相对于过去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制度来说，如同内森罗森堡所在《西方致富之路》中指出，有2个优点，

• 1是投资者可以分散投资，可以迅速转让，以分散风险。
• 2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公众的意见，以抗衡旧有的等级集团制度。

这二大优点，至今依然是一个普通小散户在以股票这种形式和其他大资金集团合资做生意时，秉承自历史的两大法宝。

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这样一种制度中，为其背书的纸质契约—股票，并没有在足够规模的公众中流通。证券市场的成立，必须在交易数量、流动性、公开性、以及投机自由等方面有相当的发展才可能。1724年的巴黎交易所成立，算是世界交易所的始祖。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间，随着证券交易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复制，在伦敦、纽约等地，证券交易一开始均是处于一种在街头交易的小众状态。一直要到拿破仑时代之后的19世纪，股票交易才真正活跃起来，并慢慢落地生根。

在1860年到1930年间，美国大约建立了250家地方证券交易所。但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股票市场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工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中的引入。1890年之前，美国证券交易所中交易的主要是铁路和公用事业股，很少有公众持股。但到了1914年之后，主要工业企业中，已经很少有未经公司化和未为公众持股的。促成这一过程的主要原因，是在进行公司化及证券交易之前，必须建立起规模足够大的企业，才能够将股票发行给大量的公众。美国托拉斯形式的工业企业合并，刚好可以实现一种规模经济效应，并快速制造出大规模的企业。

在这一时期，大型企业诸如铁路、钢厂、电网等，所需要的巨额资本，规模之大，均是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所难以想象的。更早以前的世界中，也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有史记载，多是君主以武力强制而成，从未有过其风险是为投资者所自愿接受的这类如此大型的投资活动。因此，股票制度，实际是人类一项创举。股票制度的发明，以及交易证券的拆散、拆小，令到风险被尽可能广泛的人所承担，从而，巨额投资成为可能。

1893-1897年的经济萧条，进一步促成了工业公司的上市化，原因很简单，按照纳西和西文斯在《市场的兴起》中的说明，在非上市公司市场上，一个企业要出售时，潜在的购买者多是同行，所给出的价格，多数是利润的三倍（即是 PE = 3），而在证券市场上，铁路或者纺织厂的人出售股票，价格要高很多，是利润的七到十倍，（7 < PE < 10）。因此，更多的工业，愿意公开上市。

这种情况，在100年后的中国，依然是普遍情况。一个盈利的上市公司的 壳，卖盘时，要比一个非上市公司有一个溢价。而私人企业上市，也以比公司的账面净资产高的溢价发行。其本身原因，除了证券有足够的流动性，股权可以拆散了卖之外，关键还在于买家的数量导致的话语权差异及机会成本不同。同行业的人，知根知底，但行业知识不是稀缺产品。而普罗大众的小资金，可以通过上市股票这种形式买卖，使得无效益的闲散于社会百姓的小资金可以被收集起来，用于企业生产，创造财富，因此，这一部分溢价中的一部分，显示的是这一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而长期投资上，股票对于债券的超额收益，也来源于此一部分，即是股价比净资产所溢出部分，因为这部分实际上体现的是管理者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应简单的被认为是风险溢价。

在托拉斯的公司化过程中，股票市场也引入了有英国特色的优先股 Preferred Share 和普通股的区别。这种区别，源自英国的法制， 持有这种股份的股东有先于普通股股东享受分配股利的权利，而且通常为固定股利。因此，不受企业业绩影响，更类似于有固定收益的债券。而普通股，即是现在的股票，由于购买普通股的股东，在得到剩余索取权的同时，还要承担企业破产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的利润会长期下降直至破产，因此，被普遍的认为是 非常不保险 的证券。

其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当时上市的公司乃是在那个时代的新兴产业，如同西格尔在《投资者的未来》中所指出的，熊彼特用 创造性破坏 来描述创新科技和新公司对旧公司的取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的好处通过商业化被大众获得。但这一过程，如同西格尔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可能是公司利润和股票价值的毒药。新兴企业上市时，其概念新颖及广阔远景，吸收了大量的投资，并引起激烈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集合自小股东的资本金，以资本性开支之名，被大量的挥霍。同时，激烈的竞争，引起利润回报的急剧降低，更要命的是，小股东由于被广阔的前景和故事所吸引，以过高的价格买入利润回报急剧下降的股权，从而极大的摧毁了他们财富。这便是西格尔所谓的 增长的陷阱。从铁路、汽车、无线电、飞机、电脑、互联网，每一次科技的兴起，为百姓创造福利的背后，均是以大量狂热的投资人的巨大资本为代价。

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也是百姓亏损的原因之一。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作为股东的百姓，没有足够的渠道和信息，来得知企业的运作，也无法在一堆上市公司中，分辨出运作良好能够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上市圈钱后，摧毁财富的企业。因此，股票作为证券，更多是被看成赌博的筹码，这一过程，在小百姓的资金被吞吃干净彻底离场之前，在每一个新兴市场都不断复制。

伴随铁路公司迅速上市及扩张的过程，是现代会计准则的出现。尽管会计技术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出现 复式记账法。但正是公司上市之后，管理层与股东的鸿沟的日益扩大，才进一步促使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一方面，管理层试图随意摆布手上的资金，不受监控，而股东则期望能获取更多信息以评估自己手上的股票，并在有危险信号时及时抛出。因此，在没有一个公允的强制实施的会计制度之前，数字成为管理层任意摆布的对象，而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则成为阴谋和间谍所窥探的内容。

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博弈，很可能成为一种逆向选择，使股票交易这种制度沦落成为彻底的赌博，而最终萎缩。最终，证券上市的直接获益者—证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表，并要求由独立的会计师来完成，这最终推动了1887年美国会计师工会的成立，并在1896年由纽约州通过立法来为注册会计师奠定法律基础。尽管最早的报表中，更多的数据，是提供给银行家以判断其贷款信用，而非小股东作为价值投资基础。但随着现代会计体系的逐步演进完善，基于财务报表之上的证券分析，才由此成为可能。

同样的，100年后的中国，在股市开张10多年之后，朱清华执政的时代，伪造会计报表被认为是

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 毒瘤，

这促使他作为国家总理，在2001-2002年间，为三个会计学院题写了 不做假账 的校训。但直到2005年，1,400家上市公司中，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仍超出50家。公布重大会计差错的近90家。限期整改的30家，三者加起来已经超过10%，张志雄对此的评论是，

考虑到中国证监会姑息养奸的态度，上市公司欺诈的情况，十分严重。

从实际结果看，作为小投资者，除了依靠证监会监督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懂得阅读会计报表以监察公司运营，才决定自己的投资。

会计制度在各国的体系均有所不同。造假也时有发生，且日益高明，比如在安然事件中，造成冲击的不是在资产部分，而是在负债部分。但总体上认为会计报表有可能造假而彻底不信报表，则是因噎废食。市场在博弈中演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投资者需要的是练就火眼金睛，而不是期望别人将一切整理得漂亮易懂，并依赖证监的监管。

从另一个角度看，投资者之间，关于证券的认知，也有差异，如果一个信息是公平透明无任何差异，那么，这个信息对于投资者，也便没有超额价值。有时，不同的会计体系及规则，实际上是给有准备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超额回报的机会。比如谭普顿便利用80年代以前，日本原先的会计体系中，控股子公司利润未列入合并报表这一问题，为日立重新估值从而大赚一笔。

如同哈耶克指出的，对制度的理解，必然在制度自发创生之后，股市在从巴黎交易所算起的近200年之后，从美国的工业股大规模上市开始，到1929年的大崩盘之后，关于股市知识的理解，才慢慢开始被积累。从这一角度，可以看见知识积累的漫长。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创世纪的人物。

关于股市的价格数据，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是道琼斯从1896年开始记录的连续平均指数。他所创造的两个平均指数，成为市场的重要温度计。对于以指数来判断市场热络程度的投资者或者外部观察者，以指数作为指针，提供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办法。而数据的积累，也为日后学者验证各种投资策略，提供了一个实际样板。用指数来描述市场这一创新性思维，配合后来1952年马科维兹在《投资组合选择》中证明的分散投资理论，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共同基金出现之后，指数投资法，为大资金定向投资一个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典型的是由伯格所创建的低交易成本的先锋基金。这一结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策略。

但是，在一个进化的市场中，一个好的创意，过度误用，便会变成坏的结果。用指数来描述市场这一思维，过度推演的结果，便是个人小投资者，过度着重于指数而不重视个股。谭普顿明确指出，观察 股票市场 的合适的方式，是将其看成许多个别股票的集合体，而非一个指数数字。如果从个股的角度去看市场的话，每一只股票都由大量不同的买方和卖方构成，每一只股票，都有自己的市场。因此，市场中实际包含了大量个别的牛市和熊市。林森池在2007年的访谈中，用美国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道指包含了一系列的行业，因此，用一个笼统的整体牛熊市思想，来表达股市的起落，可能并不合适，比如在同样的指数下，前一刻，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消费行业涨，电子产业跌，下一刻则刚好相反，因此，尽管同样的指数，行业却各自呈现出牛熊市。这一思想中所隐含的道理，在今日的中国市场，被大量有意无意强调指数的专业人士和管制者所隐蔽，而未能为个人投资者所领悟。

更有趣的事情是，尽管大师们都推崇广泛的分散投资，比如谭普顿，彼得林奇，林森池等，而且他们在从事基金经理这一工作时，确实是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投资，比如典型的林奇曾经一度有1000多只股票，而谭普顿也经常有几百只股票。但当谭普顿和林奇离开基金经理的位置，为自己的私人进行投资时，他们立即改变风格，采用非常集中的投资于少数几只股票，林森池同样的，在为自己私人投资时，非常集中的投资，一度只持有一只或者二只股票。

谭普顿的孙女在《谭普顿胜道》一书中，以1969年-1979年美国市场的例子，为谭普顿的做法辩护，在这十年间，指数经过一个显著的下跌之后，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如果在这一时期，采用指数投资法，那么，可能是白忙活10年。但同期，谭普顿成长基金采用集中，而不贴近指数的办法，大幅度跑赢指数。Lauren 对此的解释，是谭普顿观察到了时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投资策略。

但尽管如此，从事后看，其在基金经理位置上，对待他人资金和退休后，对待个人的做法不同，更多的可能是由于管理别人的钱时，要每年交业绩，从而需要熨平波幅，而在个人投资上，由于更可能扛住大幅度的波动而获得更大收益。从这一角度，可以看见投资策略的优劣，实际上与所处位置有关。一种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法。作为个人投资者，绝不能迷信所谓专业分析员的看法，盲目投资指数。又或者误信美国数据达成的结论，采用定投指数的办法来对付现在的中国 A 股市场，而需要具体分析辨别。（这一方法的可能谬误，将在后面可能时再行论述）。

这一时期，还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是威廉·江恩（William Delbert Gann，1878年-1955年）他以神奇的以古老数学，几何和星象学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极其神秘的方法以分析股市。其重要分析方法当中之一的江恩正方形，据说是由埃及和印第安寺庙结构所开发出来的。他创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成为此后各类试图以 交易系统 打败市场的始祖。尽管事实上，其分析方法并没有后来者完全掌握并再次在市场上成功复制，但仍然有很多投资者迷信建立一套静态的交易规则，以打败变动不居的股市。从学术上，江恩在中国，气质上最相近的学生，可能是汪丁丁先生，汪先生用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用画图的方法来预测股市的可能走势及高低点。从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上看，股市的走势，如果和占星学或者易学有关系的话，那么，作者更适合去好莱坞编写剧本。汪先生在股市上没有什么名气，也可以看出市场在这100年间的演进。

另外一个著名人物，是杰西利文摩尔，他1877年7月26日生于美国，逝于1940年11月27日。一生, 大起大落，波澜壮阔，1929年大崩盘之前，他成功逃顶。是上世纪初的顶尖投机奇才，有华尔街独狼之称，并成为此后各种个人英雄式 交易员 所模仿的对象，很不幸的是，他结局并不太好，最后自杀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本书是在大崩盘之后写成，由一位记者帮他进行了编辑润色。在这本书中，他记载了他自己的传奇。也有不少名言警句，如

投机像山岳般古老。

他所处的环境，股票数量很少，有些还在柜台交易，和现在的环境差距很大，而交易对手水平也大不相同，在知识学上，实际上并没有很多教益，这本书，与其说是教人炒股赚钱，不如说，更像一本关于人性在赌市中的心态描写。纸上富贵，虚幻人生。利文摩尔只不过是其中著名者罢了。

很遗憾的是，尽管环境变幻，但看起来，以股市为赌市者，后世依然络绎不绝，并没有从利文摩尔身上学习到多少，特别是大量的入场者，依然每天口中一系列的仓位控制，趋势，技术，系统交易等词语，拿自己的血汗钱进去赌。每日的进进出出，为券商贡献手续费而不知醒悟。从这一角度，也很难说究竟有多少投资者能够从过往的历史和知识中，获得真正的教益。

证券分析在知识学上的真正开始，是在1929年的大崩盘之后，由格雷姆和多德于1934年所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而确立。

未完，待续。

税收，是任何一个投资人乃至百姓永远都需要重视的主题，很遗憾，这个话题，被刻意漠视太久了。

在《历史哲学》系列第四十二篇《均田制及其变化形式》中，笔者指出，在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传统中国中，土地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的同时，也是税收征收的对象。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以人头税的形式征收，实际上是对土地征税的进一步演进。宋以来，工商业发展，明清的一条鞭法，终于将传统各种名义的徭役，转移成为一种货币计量单位，这实际为一种可计量的经济管理创造了条件。

当伴随清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农村人口大量的卷入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时，税收的重心，也慢慢从传统的对农业的征税，转移到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背后的其他工商业的征收。

1978年以来，在整个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工业化过程中，房屋代替了田地的部分功能，房屋的土地，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大量计划经济中的国企在破产前，由于贪污及高度效率低下而无法进一步提供巨额税收时，可以预见，对房屋土地的征税，无论是以房产交易税的形式，还是以物业税的形式，将仍然是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种层出不穷的新税种，均可能以令民众非常意料之外的形式强制征收。

从这个角度，可以推论：一个没有可信公共开支约束的管理机构，最终会变相通过征收税收来满足其财政开支。（在货币经济体系下，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最无耻也最隐蔽的办法，就是通过不断的高速通货膨胀而吞吃掉百姓早年被强制储蓄的养老金）。当到了2010年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时，征收物业税成为一块肥肉。而再后10年，等资本市场继续发展之后，也将是另一块等待被收割的肥肉。

这样一种对百姓的大规模盘剥，如果不能用于百姓的福祉，便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比如说，号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众支出，被非常低效率的消耗、贪污，或者非常不合意的挥霍掉。而历史上，最为根本解决这一低效率消耗的问题的办法，是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及美国的独立战争所体现出来的 无代议士，不纳税。通过流血的战争，或者不流血的博弈，来反抗当权者的剥削。但很遗憾，如同在《历史哲学》中所讲述梭伦的故事一样，当持棒家奴获得了武器之后，他们再也不肯放下了，数千学生的血肉身躯，敌不过滚滚的坦克战车。

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被分离及限制，而盘剥又不可避免时，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及投资人，该如何自处呢？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现有的约束下，尽可能的减少当局的盘剥，即是所谓合法避税。这是任何一个试图保存、积累财富的百姓，在勤俭朴素，谨慎投资之外，应时刻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当一个普通百姓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股东时，会涉及两个方面的税收，一是和股票有关的税收，包括交易时的印花税，获得利润的资本利得税、对股息征取的红利税等。二是和所投资的公司有关，即所投资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被政府所收取的部分，属于经营性税收。

对于前者，红利税及印花税现在已经在收取中，而资本利得税相信也是迟早的事。（从一个投资组合的观点看，现金存款也是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这部分现在是收取利息税，而对于整个组合来说，长期下的税收则是通货膨胀损失了资产的购买力）。这一部分税收，如同 David Swensen 在《不落俗套的成功》中，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时所指出，一个复杂结构的税赋形式，以及一个不断变化的税收体系，会影响一个投资者的长期策略及投资组合的构建。但关于税收和投资策略内容将留待后文论述投资组合的构建时再行探讨。这一节，局限于考察所投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产生的税赋问题进行探讨。

世界各国的税收体系不同。一些地方税制简单，比如香港，2006年，总税种只有11种，以 Income tax 为主，又可简单的区分为薪俸、利得和物业三类，由百姓分别按各条款自行申报扣减。同时，香港不对商品和劳务课征流转税，更没有繁苛的发票管制制度，因此香港税制十分简洁、方便纳税人，而且各种可以免税的抵扣额众多，对于中产人士来说，实际需要缴交税收并不多。一些地方则非常复杂，比如美国，虽然联邦税收以所得税为主，但联邦有自己的税项，各个州有各个州的税项，甚至市政府也有自己的独立税项，而且名目繁杂，变化纷繁，税收法典 Internal Revenue Code 几乎年年都修订，而财政部 Treasury Department 则有权发布行政命令来解释所得税法以及税法法典的其它章节。很多时候，百姓需要聘请专业人士来协助填写。

但整体上说，在民主国家，虽然税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所有的变动均需通过立法机关的审议通过才能生效。而且百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获得补救。而法院则独立于政府之外，这与中国内地几乎完全依靠国家税务总局每年上千件的红头文件征税截然不同。

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尽管英美习惯法判例繁杂，但由于三权分立之后的法律的独立作用，百姓的税收是可以预期的。而在中国，虽然采用的是明文的大陆法系，但税收却变成几乎是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之一，中国内地税务局几乎集税收立法、解释、执法和司法（明确排除法院在税收实体法上的裁决权）权限于一身。百姓无任何可以博弈议价的空间，如果违法，则动辄以长期徒刑或者死刑伺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因此，若果试图在中国推广民主改革，最应该做的，不仅是简单的模仿政治体系改革，而是教育民众，通过集体行动的博弈，充分的限制政府强制征集民众税收的权力。回到 无代议士，不纳税 的真正本源。

在中国开办企业，税收项目繁多，而除了正式的税收之外，还有很多实际应以支付政府相关的费用，这部分，在财务报表中，很可能是以企业的成本费用摊销掉了，而不是体现在税收这一项目之下。下面这个链接是一个例子，列举了运营一个零售企业，所必须支付的正式税收，可谓苛税猛于虎。

而政府更可能是随时出台新的税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石油。巴菲特在2003年大手持有中国石油在香港上市的 H 股做长线投资。从2003年5月的媒体可以看到大众和股评家并不明白巴菲特买入中石油的操作及思路。巴菲特买入的平均价大概是在1.6港元。媒体列出买入的三个原因：买股票无非三个目的：

• 其一，控股进入公司，进行经营。
• 其二，被动投资，获取股息回报。
• 其三，低买高卖市场投机。

并说明，香港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只有第一种符合巴菲特多年的投资原则。

同一时间，受油价上升出发，林森池也开始买入中石油，买入的原因，林氏2004年在《证券分析实践》中说明，他以预期实现油价50美元一桶做为资产净值依据，对中石油的内在价值进行分析，得到7.3港元的估价，比市价高出77%。2005年，林卖出九仓之后，进一步增持中石油。这两者买入的原因，实际上，即是低买高卖的市场投机。背后的理据，则是以估值为准绳。

市场上的分析表现，认为

巴菲特会来炒卖中石油的股票，太不符合逻辑。

其原因，便与但斌诸人所犯的毛病一样，错误神化巴菲特，以为其策略是简单的选择公司并长期持有，却不知道这一做法，根本不适合资源类的周期性股票。香港专栏作者曹仁超当时则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巴菲特投资中石油，那是 犯傻了。

从事后来看，老曹完全是不懂得估值原理，数十年的报纸都白写了。

投资中石油这一股票，所需要的研究和功力，远比投资一家生产、盈利稳定的工业股更为深厚，因为资源股的估值，涉及以未来预期的实现油价来为已经探明的石油储藏量进行估值，而前者则除了受天气、地缘政治冲击之外，还受市场对冲基金影响，要为石油企业估值，需要大量的经济、社会知识。Vataliy N. Katsenelson 便在其《积极型价值投资法》中，列出要预估未来石油油价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包括：

1. 如果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用油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们的用油量会继续上升吗？
2. 如果中国出现经济萧条，全球陷入不景气，中国会减少石油需求吗？
3. 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地阿拉伯的产油量见顶了吗？
4. 俄罗斯政府掌控石油业之后，其产量会变少吗？
5. 高油价是否促使新兴能源出现，与石油形成代替
6. 高油价是否促使百姓将 SUV 换成低油耗的日本车？
7. 高油价是否会促使资金更多用于勘探使产量增加？

如同该作者所指出，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双向可能，而且其冲击的深度和广度，同样非常难以估算。巴菲特和林森池，按照其自己的投资体系，买入中石油并做长期持有，相信其背后所耗费的时间和研究，并非如传说般简单拍脑袋买入。

两者均在持有数年之后，林森池在2006年8月，以约8.8港元平均价抛出，而巴菲特则在2007年7月之后，连续分7次，以平均价约11港币抛售中石油。两者抛售的依据，均是认为实现油价60-75美元每桶已经是油价极限。（巴菲特在2009年股东大会年报中，认为石油的长期合理价格应该是45美元/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这一实现油价已经促发了中国政府对中国石油的特别收益金，即是暴利税的征收：

国家财政部从2006年3月起开始对国内的石油上游开采企业征收的非税收入，实行5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月计算、按季缴纳。按照规定，起征门槛定为40美元/桶。对于40到60美元的部分，征收比率为20%到35%不等，对60美元以上部分统一按40%的比例征收。

中国石油（601857.S, 00857.HK）对外发布公告称，2006年和2007年，中石油股份缴纳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分别为289.1亿元和445.8亿元。2008年数据不清晰，暂时以852.9亿计算。可以得到下表：

中石油利润及暴利税（万元）

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征收暴利税的话，那么，从2003年以来，随着实现油价上涨，中石油的利润，是一路飙升，一直升到2008年才见顶。而巴菲特、林森池，均由于提早预见到油价的合理价位，因此一直持有不动。

而2006年3月，财政部的突然征税，改变了中石油的税后净利润。随着实现油价突破40美元以后，5级征税制，使得这部分利润几乎大部分流入国家口袋，而不再是股东所有，股东无任何可博弈空间，从而，使得上市公司中石油的税后净利润，提早于2006-2007年间见顶。而此时，也正是林和巴在持有了数年之后，卖出股票，获利离场的时候。

从中石油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民众对于税收的征取，几乎无议价空间，只有选择其他的博弈之道。而高额的突然征税，可能使本来预期到得公司的一部分丰厚利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巴菲特、林森池在这个股票上的表现，正是展现了上车时，利用市场错价，重锤出击，而落车则以估值为准绳，一旦遭遇致命性意外，决定下车，下手要狠，快速下车。绝非盲目死抱，终生不放，而与公司陪葬。

如同巴菲特在1983年的年报中说，没有什么道理，要把企业反映盈利的时段，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划上等号一样，2008年最后一天，手上持有股票资产的面值，只有对于注重排名的基金，或者手上持有证券的公司需要做财报时有意义，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春节长假一过，这部分资产又被市场的投资者继续估价，这样一种投资连续性，使得投资一日未卖出，并彻底终结，便不足以断输赢。

在股价从一个山峰走向另一个山峰的过程中，有意义的是买入点和卖出点的差距，以及中间收取的现金派息，而期间的波动，是投资者必须承受的，并不需以某一点为计算并作为参照系。这便是投资心理学所指出的，锚理论的谬误—-以某一高点或者低点为锚来评价一只股票的贵贱，从而决定投资策略。

这也是常见大多数用来讨论投资策略时，作为证据的例子中明显的错误之一，因为，投资者基本上，逃不过绝大多数的顶，也抄不到绝大多数的底，特别是类似香港市场等没有涨跌幅限制，在数日间直插 V 型底而又返回原先价位时，中间的波动，被用来计算贝塔值并用做衡量风险的基准，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罗纳德·穆伦坎普 Ronnald Muhlenkamp 在他的《财富之路》中明确指出的，当所选择的数据，不是日线，而是周线甚至月线或者年线时，波动的幅度缩小了，贝塔系数随之减小，投资组合理论 CAPM 所谓的风险变小了。公司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谓的风险，随着选择的数据而变化。如果那数日投资者外出或者沉睡，那么，风险还有意义吗？

Ron 认为，真正的风险，是购买力随通货膨胀的丧失，而不是波动。笔者以为，在一个连许多如和记、安然、雷曼、AIG 等庞然大物都可以随时宣布破产倒闭，令到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市场上，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何时该买入，何时该卖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评估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二才是估值及随之而来的股票价格问题。这对于充斥着各种ST公司的新兴市场投资者同样适用。

考虑到企业的业绩反映，以及各种经济指标，多数是以季度或者年为单位，因此，每隔一个相应的间隔，根据企业提供的业绩反映及经济环境的变化，来探讨相应的投资策略，也是合适的。2008年3月，笔者写了《2008年展望》及《笔者之投资理念及对后市的看法》两篇文字以展望2008年的投资，时隔一年，也是适当的时候，来进行回顾和反思。但所要回顾和反思的内容，不是向读者汇报所谓实盘，手上持有什么号码股票，到年终最后一日面值多少，跑赢还是跑输指数多少点。前者属于隐私，后者则对于不需要在艰难时期卖出股票的个人投资者毫无意义，因为春节一过，一觉睡醒，该数额便变了。所要回顾的内容，是在这一年以来，笔者关于投资的策略及判断，是否伴随新的信息出现，而事后证明是谬误的，又或者随着市场经济指标的变化及公司的经营情况，相应的投资策略是否做调整。这才是投资者所要做的功课。

在《2008年展望》中，笔者指出，全球化进程自17世纪加速以来，股票这一投资工具的出现，使民众可以通过契约持有股票，获得所代表公司一部分的剩余索取权。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是创造性破坏，其结果，是一些公司过眼云烟，一些公司则基业常青。因此，一旦买入公司股票，作为公司股东的小投资者，所遵循的投资之道，应该是

全面理解公司所经营的生意，理解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之道，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及技巧，监察公司现金流是否源源不绝，可以抵御各种意外风险，考察每一轮回之后，经营者是否获得更多可以收入现金的土地及资产，在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并进一步发挥成绝对优势，由此，投资者应预先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评估公司基础情况，再制定投资策略，在价格错配时买入，耐心持有，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直到市场过度高估才卖出，方是投资之道。

投资者所应该着手学习的知识，是去理解经商之道，学习如何分辨出决定性战役，而非每天死盯股票机的行情，来得到市场对于公司的短暂评价。（参见2008年04月的《长期投资和竞争》一文）

同时，笔者明确反对 盲目买入，死抱不放，特别是由但总斌所发挥的，好公司不问价买入而终身持有，甚至买入后，埋入坟墓长眠便可以致富的方法。其原因是经济环境有变化，公司会老化，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性破坏，千变万化，各种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就如出发远航寻宝的泰坦尼克号，也可能沉没一样，无人可事先准确计算出长期下某一博弈的结果。公司股价每年按照复利增长的前提，是公司的每股利润，在不需要投资者追加新的资本金的情况下，可以保持同样的增长，而且，最终市场同样给予合理的估值倍数时才可能实现。

投资者只能不断用滚动式的方法，去评估公司价值及投资策略。而首要，是观察企业面对经济环境的经营策略，考察经过数个循环之后，企业是否能够利用经济大环境，在环境适宜，银根宽松时，适时而动，扩张发展，而在经济收缩时，能够稳守住现金流来保持企业正常运转，而不至于被银行和供应商逼债而倒闭。这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形式之一。长期下，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战略，而非战术。这种一种赚钱能力的差别会最终体现在企业会计年报的长期盈利及资产、规模的数据之中。（参见2008年04月16日的《企业扩张和经济循环周期》）

企业的年报，是企业管理层用来披露给股东，债主等相关人士阅读参考的，所以，投资者可以通过阅读，比较长时间（比如说，至少5年）的财务数据，来监控企业的运营。因此，投资者必须学习相关会计、财务知识，并以一盘生意的角度去看待观察一家公司。这就是笔者在《点评新财富分析师》排名时，引用林森池的评论，来说明分析师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和素质之一。市面各种分析师的主要问题，是大多太年轻，缺乏从事一门生意的经验，无法从企业主的角度去看待企业的经营。同时，估值的倍数，也受市场气氛拖着走，从而无法形成基准相对合理的独立判断。

阅读财务报表并对之进行分析，是一门可以学习的学问，不能简单因为其中可以有技巧可以隐藏利润或者数据可能作假，便置之不理。财报，理论上，不可能长时期对所有人说谎。常见的大部分风险，通过基础的财务分析及估值，均可以避免。比如一家长期 ST 的企业，意味着管理层实际上是在摧毁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将钱交给他们去经营，是一个被社会证明无效率的方式。再投资入这家公司，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一般的投资者将钱投入这家公司，只能说明是一种赌博行为，甚至一旦买入，管理层强制收购或者再次扩股，便很可能血本无归。典型的例子，是盈科电讯。

市场上有一类的所谓价值投资者，动辄说某公司（典型的例子，比如中国平安、贵州茅台、招商银行、万科、中兴通讯等）是好公司，然后盲目买入，长期持有，这些公司好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在财报中什么数据体现出来？应该给予他们所谓的优势多少的估值？是这一类投资者最需要直接去面对的问题，也是常见的他们最缺乏详细理解的问题。

投资者常有两种谬误，一是高价买入，然后公司股价下跌，而盲目死抱，误以为这是价值投资，动辄夸耀如何长期持有，却不知价值投资中所谓价值，强调的是估值，而不是长抱不放。笔者之前在文章中，便举出中移动作为例子，公司确实是好公司，上市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手机普及化，上网人数不断增多，为每年为股东赚取的利润也不断增大，投资者可以搭乘大股东的便车，伴随公司成长。但如果在 IPO 后高位买入，然后股价一路下跌，要等7年，才回到当日价格。其原因，便是在买入之初的股价，已经估尽了未来几年的盈利。那些在48元买入中石油的，相信更是如此，随着各国政府不断印刷钞票，20年后，或许有机会重见这一价位。但届时，购买力已经大不如前。

另一种谬误，则是受曹总仁超毒害，曹 Sir 有名句，止蚀不止赚，勾上不勾落，主张追随趋势，价格下跌15%，便认为趋势形成，执行止损，上涨超过15%，便趋势出现，追随买入，又以移动平均线为指针，以250天线为分界线。这也是错的。因为如果公司股价从合理价位急剧下降，而公司利润稳步上升，正是市场出现认知错误，股价错配，加码买入的良机，而不是止损离场的机会。

任何一种技术指标及趋势，均只是事后诸葛亮。图形的走向，形成什么形态，除了少数被人为刻意操纵外，实际上是一个概率问题。而不是一个准确走向。可以有统计上的概率差别，但却不能作为准确预测下一次出现图案的依据，《图形百科全书》一书，便是据此来成书，统计1929年以来的图形概率。笔者不知道所谓 技术分析 中的技术，从何而来。从词根上说，这意味着一种手工技巧的系统化。或者日本人的蜡烛图，用手工来绘制价格波动，可以适用这一名称。但以弓箭来对付火炮，却是必输无疑。据图形及涨跌幅度，进行所谓趋势投资的话，很可能在不断的止损及高价买入间，损耗掉投资者的小资金，更有可能的是被刻意画图的大鳄所吞吃。80年代初，香港的香植球，便是利用画图这一方法来操纵股价，因此，证券法案成立之后，埋下香大侠日后远走泰国的诱因。

于是，曹 Sir 又引入牛眼投资法，主张在8只股票上，各少量亏损10%，而在2只股票上，大赚数倍，这又是错的。一只股票能够短期疯涨数倍，必须之前估值超低，而市场风向忽然反转而进入疯狂状态。投资者一方面无法准确判断市场情绪，二则不敢在上面投入大量资金。如果据之投资，很可能过早卖出，又高价追回。又或者只能作为谈资，比如说一个投资者会夸耀说，在2006年底买入江铜，然后一年间狂涨10倍，但其实他的持股只有100股。皆因货只有揸得轻，心理才不受影响，货重时，心理便扛不住贪婪和恐惧，而趋势追随和牛眼投资法，并不能给予克服心理因素，及揸重货的信心，只是助长了贪婪和恐惧的情绪。曹 Sir 在信报撰写投资者日志数十年，教育入门者无数，可惜整个投资理念是错的。究其原因，是当日1974年，在逃过大股灾之后，买入和记这一庞然大物抄底而差点破产离场，令其对公司基础分析再无信心，为保存本金，便动辄采用止损之法，手上拿7成现金。或许熨平了短期波动，减少了贝塔系数，但却避不过购买力的损失。

笔者以为，决定公司卖出与否之关键，一是强调对公司运营之道监察，通过监察公司运转，评估公司经营风险及盈利波动，来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公司，一旦出现致命性风险，比如公司整体经营战略错误，财富在管理层手上逐日被摧毁，又或者现金流严重枯竭，出现很可能破产的高风险，无论价钱上已经损失多少，均应立刻从防火门逃生，便如泰坦尼克号遇上冰山一样，乘客应立刻跳船逃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而如果公司经营得法，盈利稳步上升，便应从估值判断投资策略，关键是根据生意模式来选择估值方式，再以盈利、资产为基础，为之估值。

对于前一方面，在2008年6月以后，笔者以一家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企业鲁泰公司为例子，重点论述小投资者，如何通过财报分析，来看穿公司管理层经营之道，在文章中，笔者提醒读者保持警戒，不可采用拍脑袋听说的方法买入，更不可因为笔者选择该公司来分析便据之买入。而是重点要注意笔者所指出的，从财务报表分析出该公司的经营之道，在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时，如何看到管理层的经营策略。这一系列，至今总共12篇文字，涵盖汇率、原料、存货、借贷成本、外汇套期、人工成本等主题，后续再写两篇，一是税收分析，二是竞争战略分析，便大略完成这一系列的论述。

笔者并非为宣传该公司或者劝说读者买入该公司，也不打算劝说或者指导读者具体的买入卖出价位。对于这一系列，笔者试图说明的是，投资者付出真金白银投资，要如傅斯年所谓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强调以知识为根基，专注于公司研究，而不是以 股市 的概念来投资。更不能以 赌市 的概念进行赌博。以行业，板块，市的概念投资，均是错的。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有自己独特无二之处及运气所在，而失败的公司，除了大多死于现金流枯竭外，也有时有输得很独特的偶然原因，必须逐一分析。

笔者强调投资时，应时刻警戒公司所具备的各种内在风险。这些风险，是公司经营时的风险或缺陷，而不是股价下跌的所谓损失或者风险。这些风险，在经济平稳运行，风平浪静时，可能无声无息，但经济环境急剧波动时，便可能千里之堤，决于一穴，典型的例子，是中信泰富，损手于衍生工具交易。荣家世代经商，长袖善舞，此次却老猫烧须。因此，笔者特别写了一篇《金融衍生工具的财务披露问题》，说明现今的披露，对于小投资者甚不公平，投资者应该保持深切戒心。而冰积三尺，非一日之寒，投资者应该通过对公司的长期经营观察，衡量其他可能的内在风险。

二则强调对公司估值，估值以公司资产、盈利为基础，其前提是先根据公司所经营的生意，对应不同的生意模式，选择不同的估值方法。对于每一家公司，均应单独估值，不可以因同行业，而采用相同的 PE 估值。同时，时刻将估值与经营策略及盈利预期对应，再通过估值对照市价来决定投资策略及计划。当市场或者基金经理因为看不穿企业的博弈之道，给予负面评价而形成价格错配时，便是可能的投资时机。这是后续部分笔者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林森池说，投资要有历史感。历史的视角，给予投资者一个可能，以观察并判断出，各种趋势和现象的可能持续程度。

市场的情况及情绪变化如此之快，一年前，通涨突破8%，群众预期冲破10%，并置疑8%的真实性。GDP 增长突破11%，为近10年高。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群众预期1万点及黄金10年。政府为不断到处打压，背尽骂名。一年后的今天，通涨降到5%以下，金融海啸余波未了，经济观察者开始担心通缩，以及一场传说中的经济衰退。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尘嚣日上。指数跌到1,700多，有人开始看1,000点。政府从各方面托市，但投资者要卖股票，托了也没用。

离开指数的大起大落。再来看看作用于社会结构背后的大趋势：

1.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年轻的愿意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人口。以及亚洲人极其典型的高储蓄率。
2.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男女老幼，前所未有的赚钱的欲望和热情。
3. 不可抑制的市场化及全球市场参与大趋势。
4. 对台战争的不可能性。
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代四小龙和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这些力量，作为市场力量，将继续推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使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成为全球一个重要力量。而无论管治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何其无耻或者极权。

中期趋势：

1. 2002-2005年是通缩期，2007-2008年是通涨。现今依然是通涨，而不是通缩，2009-2012年，出现数年通缩的情况，不大可能。更有可能是继续通涨。但不同商品价格各自分化。
2. 经济上，5年周期内，GDP 将继续保持平均8%左右增长。
3. 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的通涨降温有正面帮助，而不是负面影响。金融，将继续自由化。

短期：

行业分化，出口受压，地产欲托难上，银行担心坏帐但却继续盈利。到处有工厂倒闭的传闻，但多数出现在小规模或者微型企业。一场传说中的衰退，影响群众的信心。

投资：

股市真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就算是，现今的指数，已经显示了最为恶劣的可能。笔者一股都不卖，关键是所投资公司盈利继续增长，有不断增加的分红可收，家庭财务开支结构平衡，无现金流短缺问题，有积蓄便继续买入，但不借短债作长期投资。

远离股价，坚持投资。2,000点以下不买，难道等6,000点以上再买？？

2007年11月，汇丰宣布向旗下两个结构性投资载体（SIV），Cullinan 与 Assher，注资350亿美元，成为首家将对 SIV 进行重组的银行。

这也意味着银行业开始为过往数年的风流史买单。

将次贷切割评级，包装成为一篮子 AAA，再通过 CDS 放大，进一步影响到金融投资公司乃至保险公司或者主权基金。最终清算时形成金融海啸。

这样一个过程，从汇丰清算之日算起，已经接近1年。香港几乎所有的财经报章、媒体，一年来，围绕该活题累积了大量的评论。

而最今一个季度，美国所产生的经济类书籍，已经在讨论金融海啸所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及投资机会。

国内的学者，如果还停留在普及次级房贷如何产生这个阶段，说明金融知识距离国际化仍不止道里计。

经济学教育之根本目的，在于透过繁杂之现象，看透背后之规律。而读历史之目的，则在于鉴往而知来。

现今国内之媒体，对于经济现象本身的分析，往往流于道听途说。比如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其证据在于，对于该现象之深度，广度所进行的分析，远远不足。

广度上说，比如说，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次贷开始，再经过资产证券化，然后，再经过评级公司评级，成为 AAA 债券，打包。再经过 CDS 放大，卖给各类基金。而按照市价入帐（Mark to Market）的会计记账，则使纸包不住火。一旦爆破，便引起连锁反应。

从广度上，次贷所以会传递给其他国家，主要是通过金融链条传染，包括此次大量购买了这些打包债券的欧洲、英国、日本、中国基金。

但从更深层的原因来说，便必须站在历史视觉，去看待这一问题。过往30年，可以历数出来的金融危机包括：

1. 1980-1990 年，拉丁美洲整个失落的10年
2. 1994-1995，墨西哥危机
3. 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
4. 1998，俄罗斯债券违约，是役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
5. 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所有危机的本质在于，国民过度消费，而不储蓄，这一结果，便变成净负债国。如果从历史上看下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便是导致当日所有的危机国，都努力储备外汇储备，成为净债权国。

由于全球货币体系本身以美元为锚，因此，美元便享有铸币权，而背后，美元所以被信任，乃是以2战以来，美国的强大国力、美国法律系统的完善、美元债券、股市的高度流动性等因素为保证。这一结果便导致净剩余的其他新兴国家，包括油元流入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政府长期国债利率低下，国债利率低下，则进一步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基准便低，而市场竞争的驱动力，便迫使投资者加大杠杠，去追求所确定目标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一个原理，和市场上，IPO 的新股如果数量有限，而投资者认为 IPO 新股必赚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借钱去打新股的原理一样，如果参加博弈者都去借同样数量的金钱，实际上并不提高打新股的概率。这是典型的囚徒博弈。而这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放大器。

而为什么日本和英国、欧洲在此次严重中招，原因也在于此，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注入大量货币，变成利率低下，投资者和对冲基金被迫去放大杠杠来追求利润。因此，英国、欧洲、日本，严重损手。而中国和油元等国家，愿意接受低回报率，只买美国国债，问题不大。

所以，一旦出现黑天鹅事件的危机，反杠杠作用开始清算，便会成为放大倍数的缩水。而导致的结果，是由于之前这些次级债券都被多重包装，未被彻底清算之前，市场上，不知道哪个交易对手是中了地雷的，因此大银行不愿意放钱给小银行，市场信心崩溃，流动性枯竭。这是金融海啸的根本问题。因此，美国政府逐步学习英国政府，把一切都背上身处理，是很正确的。

而美国由于是净负债国，一旦出现货币流动性问题，如果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一切均以美元计价，货币的高速贬值，便导致国家彻底破产。但美元现在是计价单位，因此无法被破产。但美国政府要注入资本，便只有通过一个渠道，发债或者增加税收。

增加税收，历时长久，法律辩论也麻烦。政府只能发债，尽管按照李嘉图原理，这一债务，长远上，依然是美国的子孙后代去还。但现在发债，是发来挨过危机的。但问题是，谁来买这一债券。以往金融危机，是由 IMF 去对付亚洲小国，强迫亚洲小国纠正内在的金融缺陷，因此 IMF 成为亚洲小国的负面敌人。但现在是美国出了问题，IMF 本身入不敷出。

因此，美国的债券只能继续卖给手上有大量美元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等。这一结果，导致的是世界金融格局的改变。

现今的国内媒体，非但缺乏视野，广度，也缺乏历史的深度，更无法站在现场去看待世界金融格局的大调整。这是问题所在，也是中国现今迫切需要金融知识来应付这一大变局的原因。

距离笔者于2008-3-17日发表上一篇对后市的看法，刚好时隔半年整。当日上证指数3,900点有余，今天指数跌穿1,950，大部分满仓者的资产面值，都被腰斩。

按照常规定义，跌幅超过20%就是进入熊市，而从6,000点算起，则已经面值跌去超过66%以上。 可以确认的是，过去半年，不但是熊市，而且是大型股灾。大部分遵守黄金分割定律，或者阻力位理论的技术派，一直不断在猜测底在何处而不断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一步继续探讨上一篇涉及的投资理念及对后市看法。

大陆A股刚过去的这一轮牛市，从2005年6月底的998点开始，到达2007年10月底的6,124点结束。历时2年4个月。笔者从2005年5月开始买入，不断增加资金，到2006年6月，认为指数可以于当年年底突破2,000点，2007年年底突破6,000点，同时，推测按照此种增长速度的话，2008年可以突破10,000点，2009年可以突破15,000点。

回头看，大市于2006年中已经突破2,600点，并于2007年突破6,000点，然后开始步入大跌市，到今天已经跌回2,000点以下。当日推测突破2,000点及6,000点，是正确得离谱，而推测突破10,000点和15,000点，则同样错误得离谱。

这一结果，证明本人是没有任何预测天赋或者水晶球。而在过往三年间，从熊市再到牛市再到熊市，目证大量知名，不知名人士因为其预测而先被痛骂，进而捧为股神，而后又再次被痛骂的事例，也证明所谓精确预测的神人，实际上并不能经受长期考验。其原因在于，最终达到的点数，无论是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均是由最后一个投资者的买入意愿，或者卖出意愿所得到。基于人性本身性格及情绪的多变性，以及市场每日参与者的不断变化，决定了于精确时间预测准确点数的不可能性。

因此，投资者必须将重点转移到投资知识及方法、策略上。其前提就是，不再去预测短期后市的点数，放弃突破3,000点阻力就看4,000，击穿2,000就看1,000这种适应性思维。而下足工夫在投资策略、资产配置，公司选择乃至投资心态上，务求有一整套方案以及有足够的耐心，来准备一个意料之外的牛市或者熊市，又或者是一个极其漫长盘整市，除非明确的经济形势及指标，指示出投资的大气候已经改变，或者说，已经有明确的趋势形成，而必须改变投资策略及组合。

于是，可以再来回顾上一篇所讨论到的投资理念及看法。根据 Gary Brinson 等人1986年发表于 Financial Analysis Journal 的论文，决定基金回报表现的关键，91.5%是资产配置，4.6%是选股，而 timing，即买入或者卖出的时机，只占1.8%。

所谓资产配置，就是资金在组合中的不同投资工具中的配置比例，不做任何投资的流动性现金，也被列成投资工具的一种。这篇论文发表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这20多年中，长期投资的大型基金里面，耶鲁大学基金会的 David F. Swensen 便在在农地一项上长期配置大比重资产而跑赢所有大型基金。这一投资方法，接近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投资理念。再次用实例说明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但对于小投资者而言，这一理念及做法，但却很难为小投资者所模仿。其原因在于，大学退休基金和养老金，每月其成员均缴纳相关费用，资金源源不绝，其开支只用于支付投资运营官的薪水及其他杂项支出，在低位时，不需卖出股票，反而可以继续买入。同时，由于资金数额巨大，单一公司往往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买盘，需要分散投资。大学及退休基金的董事会，首重风险保障，更加强调组合分散来降低集中于单一公司的风险。相应各种长期基金，年度排名成绩也影响甚深。因此，需要强调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以获得跑赢同挤的成绩。这几点，均与小投资者不同。

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在牛市中，容易受市场诱惑，常过度投资，没有保留足够现金用于开支，又或者对熊市长度预期不足，在牛熊转折之 后，长期熊市之时，往往也正是市面资金紧缺之时，公司盈利下降，薪水不升反降，有些同时碰上家庭成员、亲戚或者其他需要开支、借款，所保留现金不足，出现现金流缺乏问题，在股票低位时，不能买入，反而被迫卖出以应付生活开支或其他需求。不能像养老基金等长期买入，长线投资。另外，资产配置一项，类似 David F. Swensen 的投资方式，一来要精熟于农地这项投资，二来金额巨大，回报周期极长。非小投资者资金所能及。

因此，资产配置一项，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只适合 股票 - 债券 - 现金 这种组合。皆因其他投资工具实际上极其需要专业知识，非小百姓所能通晓。鉴于债券买卖对小投资者不甚便利，加之长期回报太低。因此，对于小投资者来说，投资组合之资产配置，实际上是确定 股票 - 定期存款 - 现金 之比例。

大部分小投资者，资产在10万—500万之间，在楼市上升途中，每好参与炒楼。但房产投资动辄涉及杠杠（按揭），但借钱投资，乃是风险最大来源，资本市场一旦收缩，反杠杠作用，会加速帐面资产缩水，而借款面额不易，每月需支付本金及利息费用。投资者出现破产或者负资产的可能，便来源于此。笔者极其反对任何负债投资之行为。所以不将房产列入投资组合，原因也在于此。这在上一篇已经强调，相信现在手上有几套房产按揭需逐月支出现金的投资者，就算勉强可以放租来减少支出，但若果租金少于按揭费用，便需另外支出现金，面对楼市之黯然前景，将深有感触。

而且，小投资者不需最终成绩排名，资产面值5,000万，还是5,500万，事实上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无甚差别。因此，小投资者之投资组合目标，不应追求最大化成绩，成为第一名的赢家，而只需成为赢家，便已经足够。因此，对于小投资者而言，需要决定的头等问题，实际上，是 股票 - 定期存款 - 现金 比例，以及选股问题。而市面所传授之跑赢其他基金的策略，往往需要特定条件，非小投资者所具备。

如同上一篇说明，通涨几乎是文明社会每一政权之必然结果。因此，长期投资之中，笔者之投资策略是，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股票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及利息），几乎是无论任何牛熊市，投资组合均极大比例甚至全部持有股票，坐等收息，这反过来，也意味着从不考虑任何非常高的市盈率，或者长期低息率不派分红的公司。

自从2007年初调整资产组合以来至今，无论牛市转向熊市，甚至负面消息不断，股价急速下跌，一泻千里，笔者对待手上的股票，是一股都不卖，从不理会面值缩水，就算面值已经从高点跌去66%以上，也自巍然不动，也不影响情绪。对于资产组合，只根据实际家庭收入情况，稍有积余，便不断买入，所着眼者，便是手上公司的股权数目是否不断增加，所投资公司盈利业绩是否不断增长，分红是否逐年继续增加。而所重点监察，便是公司的经营之道，是否合适稳健，而非其每日股价之变化，因为后者实际上，显示的是市场对公司的看法，而非公司真实之状况。

在小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

$$可再投资金额 = (工薪+奖金)收入 + 分红 + 利息 - 支出$$

因此，在小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一项中，最关键之处在于保持上式为正值，平衡支出预算之余，尚有可再投资部分。熊市之中，现金流至为关键，因此，在上一篇之中，笔者强调，小百姓倚赖投资以期退休之道，在于 工作，储蓄，投资，工作非但为个人及家庭提供源源不绝之现金流，令投资组合可以对抗任何波动而得以安心生活，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与时俱进之渠道，所以笔者极其反对放弃专业工作，单倚投资为生。除非投资组合中之可预算分红派息收入，已经远超越工薪所得甚多。每年坐等派息，已经可满足家庭开支需要。才可安心退休。因此，笔者之投资组合，极其强调分红派息收入。假设工薪收入及支出不变，公司业绩增长，带来分红增加，转手买入公司股票股权，长期积累，便能加快发挥复式效应。这正是西格尔教授在《投资者的未来》中所强调的，分红是熊市的保护器，牛市的加速器。

而长期投资之关键，如同笔者所强调，并非所谓终身持有，死抱一个公司不放。投资之道，在于伴随好公司成长。好经济环境 + 好公司 + 长时间是所有经济学及投资理论中，唯一可靠而可信，且为小投资者可实行之道。所以，学习理解公司经营之道，监察公司运行成效，了解公司估值方法，用合理价钱买入相应股权，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才是投资者需认真投入精力学习所在。笔者在《企业和经济环境博奕》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各方面的分析，展示投资者如何通过分析财报数据，来监察企业经营之道的一个例子。读者可以继续阅读。

以上是进一步解释强调上一篇的投资理念探讨。后面继续讨论关于后市的看法。如果投资是长期持有，那么，为什么要去分析经济环境大气候呢？其关键在于，投资一样看大气候，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指数狂升。一个典型例子，是 Dow 指数，从1966年-1982年，16年，只升了一点。而1983-1999年，则升了12倍。投资要有好收成，便需和农民监察气候，照看作物一样。而不能盲目种植，守株待兔。投资市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冒出，要在各种信息中，分析出对经济的判断，需要投资者进行系统性的知识学习，并对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之运行有一定认识。而在全球化今天，更需要有广博知识，这是投资者所必须努力学习之所在。如果经济环境非常恶劣，单靠管理层，也未必能够应付。因此，投资者必须对经济环境和管理层之互动，有深刻认识，才能决定投资筹码之去留。

上一篇写到，要理解中国经济，一定要理解全球的经济大循环，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又是要理解美国经济和金融政策，原因在于非但全球经济产业链中，占全球 GDP 20%以上的美国的消费者，一直是中国产品的终端用户，而且，美元无论处于如何弱势，依然是全球主要产品的交易结算单位，目前依然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代替可能。也即是说，美圆强弱政策，成为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锚。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现今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地产泡末破裂，华尔街风声鹤唳，仇美者幸灾乐祸。由格林斯潘开闸放水的泛滥美圆，正处于反杠杠的收缩效应之中。有怀疑论者，几乎怀疑美国的金融市场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乃至传说中1929的大萧条，会否重临？中文读者，则怀疑中国会受何种影响？

事实上，美国人的金融知识独步全球。乃因金融游戏，是资本主义之精粹。美国之金融体系，集结数百年资本主义体系精华，人才辈出。因此，经历的金融危机，也是全球最多。亚洲小国，一次金融便将其击沉，大陆也谈虎色变。但美国的金融体系，却在金融危机中，不断创新。反过来逼迫监管体系随之演进。其背后差异，在于经济体系背后之历史成因及社会因素的严重差异。

按照李约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容，

• 第一个重点是商业资本的形成，即私人剩余资金能转移到企业家手中，加以利用。金融体系之作用，便在于此。
• 第二是业主和管理人的分离，企业家能够雇用经理，扩大经营。这需要涉及对陌生人的信任之上诞生的代理制度。
• 第三是服务设施能够共同使用，例如交通电讯，所有企业均得其支持。

要做到上面三事，社会信用必须建立，而支持信用的法律，要获得人民接受。换言之，有出色商人未必有资本主义，因后者靠社会架构多于靠个人。这方面，美国资本主义，乃是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之典范。而金融体系之运转，其背后，需要法律、信用支持，金钱自由流转无障碍。信息可自由收集，公平共享。这一点，正是在亚洲大中华地区，香港必然击败新加坡及香港，成为金融中心之根本要素。

社会结构的改变，极其缓慢，不以一次两次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为转移。因此，过往数十年来，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元为全球货币的锚这一角色不会改变。中国击败了亚洲小国，成为全球制造工厂的角色，也一样不会改变。而自1979年以来的迈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也不会因某一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中国人将越来越富裕，同时，也越来越需要向美国学习金融知识，而香港，将是一个重要的桥梁。这是未来的大趋势。从而，未来三十年，大陆的股市不但不会崩溃，而且迟早必然突破10万点。

就现今之经济形势而言，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联邦利率低位运行，30年国债和7月的 CPI 5.6%相差不远。所以，实际上，美国处于负利率状态。虽然现今由于美国金融信心缺失，导致出现一时资金紧缺，但却无法解决这种长期负利率状态，由于美国的通胀，乃是同样由大宗商品及进口品价格引起。因此，可以预见的未来是，美国迟早要加息，加到通胀+2.5%或以上。因此，上一篇文字中，笔者所指出的：相信未来数年，全球仍然将继续处于资金泛滥的阶段，直至 FED 反手加息，使实际利率达到3%甚至以上，才可能使这一趋势反转。而这一过程，最少要在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出复苏的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可能，相信至少将有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种加息过程。这一观点依然无任何变化。

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挂住美元，而急速升值已经影响了不少出口企业的生存，相信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稳步升值，而弱美元的路线，使人民币对全球其他地区货币，实际上可能是贬值，这将促使中国的企业，寻找向非美元地区的出口，并采用其他的结算方式。这将使中国的产品进一步全球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继续将在不远的将来，面对为了套利而流入中国的资本。

这决定了央行的策略，就是在不提高利息，不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紧缩市场资金。央行对此的绝招，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从事实上看，当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时，超过了13.5%，到达17%之间，由于银行的准备金在13%以内，存入央行反而可以收取利息，因此银行盈利大增。而在13%之上，逐步提高，则严重打击市场的资金量。实际上，民间的利率，已经达到15%甚至20%。因此，楼市，股市资金面大受打击，估值高速下降。而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市场，由于银行实际上不缺钱，多余的钱，便买入债券，导致债券面值也下降。这就是过往1年多来，中国所出现的债券，股票，楼市，一起下降的情形。这样一种情况，完全是由于中国央行强大的控制力引起。

但是，这样一种控制，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小企业。当银行所能贷出的信贷受到严格总量限制时，而贷款利率也受到限制时，银行必然选择更加优质的客户。相对大的资产健全的客户，对于小客户有优势。中小企业资金大受打击，甚至有不少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这是一次人为的洗牌。所有企业经过这样一种洗牌之后，幸存下来的，盈利将进一步增加。投资者，应该慧眼识英雄，投资有优势的企业。

央行最近的一次降低准备金比率及贷款利率，实际上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此前过度收缩的微调。因为，实际上，央行如果过度收缩信贷，长期下，必然有企业寻求其他途径获得资金，一旦外围市场金融危机形势变缓，将有更多资金源源不绝流入中国，比如企业通过向汇丰借债来获得资金，这种信贷闸门便将宣告失效。现在这个闸门能够管用，仅仅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尚未解除。中国央行好运而已。相信央行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一旦通胀继续回落，而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时，相信央行会继续下降。市场资金面紧张情况结束，熊市将慢慢结束，并重新抬头。

考虑到现今负利率的情况将在未来数年继续维持，因此，笔者仍然继续大比例持有股票，而依赖 工薪收入 + 分红 抵抗熊市之现金流需求，并在有积余的同时，继续买入，而不理会大市将跌到多少点，于何时结束。投资策略和上一篇一致，不考虑任何现金或者债券，并不断用分红买入股票，继续长期持有，直至美国反手大幅度持续加息，才做下一步观察。

关于《经济增长之道》，尚未写完，仍有许多人继续追问，2008年是否继续看高到1万点，先简单说明一下笔者的投资理念，与读者分享，再来讨论对未来后市的看法：

1. 笔者信奉在所有投资工具中，只有股票一途，可以长升长有，由于群众极其奇怪之心理，股票常升至极不合理之高价或低残价格，甚至不可思议之境地，故若必要时，适宜分散股票波动之其他项目是债券和地产。但笔者信奉房屋乃是安家之处，而非炒卖工具，所以，投资组合中，只有 股票 - 债券 - 现金 这种组合，别无其他。

2. 其他各种投资工具，外汇，期货，黄金，矿业、古董、玉石、书画、农地，私人股权，衍生品种（如权证）、金融合约（如银行理财产品）、均非无专长之小投资者可以涉足。

3. 基金实际上是委托他人代为购买投资组合，徒增管理成本（如支付基金销售人员对银行职员的营销费用）及投资风险（如老鼠仓），其中只有被动型指数基金尚可考虑，其他从不考虑。但 ETF 基金分红率甚低，可做大趋势炒卖，但耐以入息，则远不足够。

4. 小百姓退休养老之道，在于 工作，储蓄，投资，工作非但为个人及家庭提供源源不绝之现金流，令投资组合可以对抗任何波动而得以安心生活，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与时俱进之渠道，所以笔者极其反对放弃专业工作，单倚投资为生。

5. 借钱投资，乃是风险最大来源，笔者极其反对任何负债投资之行为。房产投资动辄涉及杠杠（按揭），所以不将房产列入投资组合，原因也在于此。

6. 股市不是赌场。投资之道，在于伴随好公司成长。好经济环境 + 好公司 + 长时间是所有经济学及投资理论中，唯一可靠而可信，且为小投资者可实行之道。所以，学习理解公司经营之道，监察公司运行成效，了解公司估值方法，用合理价钱买入相应股权，然后耐心伴随公司成长，才是投资者需认真投入精力学习所在。

7. 考虑到现代社会，各国政治体系的实际情况，通涨时候多，通缩时候少，购买力不断受到通涨侵蚀，乃是资产管理的第二大风险来源。所以，组合之中，极低比例持有现金，而长年极大比例持有资产，而同时又极重视组合所能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分红或利息），考虑到大陆国债市场多以5-7年为限，政府信用极低而无连续性，尚无法发行三十年国债及流通市场，所以，几乎是无论任何牛熊市，均全部持有股票，坐等收息，（因此从不考虑任何高市盈率而导致长期低息率者）。也即是说，笔者所理解的长期投资，并非长期持有一家公司而已，而是长期将绝大部分资产，配置在股票这个项目上面。

根据 Gary Brinson 等人1986年发表于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的论文，决定基金回报表现 收益率波动差异的关键，91.5%是资产配置，4.6%是选股，而 timeing，即买入或者卖出的时机，只占1.8%。

但现今市场中的大部分投资者，刚好次序颠倒，既缺乏研究资产配置的知识及对经济大趋势的分析能力，又不愿意专心研习财会年报和公司经营之道，耐心伴随公司成长，反而舍本逐末，猜测几时可达1万点，又或是否下跌至3000点。

但实际上，决定多少比例拿股票，多少比例拿 债券 / 现金 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下面要说明的是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期看法：

1.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加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经济全球化之力量，持续300余年，不可抑制。

《万科周刊》对待笔者文字，凡涉及全球化部分，多加删削，或以为是老生常谈，但笔者却认为，此力量过去是，未来仍将是决定全球经济形势的大趋势，而且其中与投资者息息相关部分，尚未得到充分揭露，而非常需要不断加深探讨。

1997年前后的金融危机，中国一举取代以前的四小龙、四小虎在制造业上的地位，而深深的卷入到全球经济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去。所以，要理解中国经济，一定要理解全球的经济大循环，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又是要理解美国经济和金融政策，原因非但在于全球经济产业链中，占全球 GDP 20%以上的美国的消费者，一直是中国产品的终端用户，同时，美元无论处于如何弱势，依然是全球主要产品的交易结算单位，而目前依然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代替可能。

在这样一个全球体系中，中国所制造的可交易品，除了某些条款的限制外，大部分物品自由流通到美国及欧洲、日本。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这些物品在各国的实际价格大致在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由于中国目前采用盯住美元，小幅浮动，而香港则直接采用联系汇率，所以，这些物品所构成的一篮子物品的通涨比例，实际上是直接挂钩的，从而，如果刨开不可交易品外，大致上，美国-香港-中国的通涨水准，应该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事实上，07年底的通涨数据，也显示了这三个区域的通涨是大致趋势一致的。

再来看看金融和资本的流动，美国金融体系的运作，以 FED 为主导，在保罗沃尔克之前，是采用利率目标制，为了对付高速通货膨胀，保罗沃尔克转而宣称采用控制货币总量，而非利用联邦基金利率，尽管事实上或许并非如此，但90年代以来，格林斯潘又将体系转成为采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目标。但不论是保罗沃尔克担任 FED 主席，还是格林斯潘担任主席，实际上，自1952年以来的50年时间里，只有1973-1980年的极少数几年中，实际利率为负利率，而其他的50多年，特别是1980年以后，美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运作，大部分时间，均维持30年国债利率高于通涨3%，甚至4%以上这样一个比例。无论这50年来，经过美苏冷战，或者经济衰退，均是如此。90年代以来，FED 对待联邦基金利率的做法，大体上遵循 泰勒规则，即是：

$$联邦基金利率 = 通涨率 + 均衡实际利率 + 1/2通涨缺口 + 1/2产出缺口$$

以通涨率为4%，均衡实际利率3%计算，不考虑产出缺口的话，合理的联邦基金利率将是8%以上，而30年长期国债的利率，也将维持在7%以上，才可能扼制过度的资金泛滥问题。

格林斯潘在9-11之后，为了对付经济紧缩的问题，为经济系统注入大量货币，由于此时大量的中国物品输入美国，平抑了通涨，因此不引起高速通涨，却导致了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本来，他的接任者，泊南奇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致力于回收系统中的货币，将利率一直推高到7%或者更高。但实际上，现阶段外界普遍预计 Fed 将很快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再下调至少0.5个百分点，至2.5%，以解决现在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流动性紧缩问题，也即是说，由于现任的美联储主任，为了解决短期内的金融紧缩问题，为前任所制造的资金过剩泡沫，继续注入了大量资金。相信未来数年，全球仍然将继续处于资金泛滥的阶段，直至 FED 反手加息，使实际利率达到3%甚至以上，才可能使这一趋势反转。而这一过程，最少要在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出复苏的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可能，相信至少将有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种加息过程。

2. 中国的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资金流动，使得资本管制成本高昂，并且，只能维持在一定时限及范围内，因此，美国的金融政策，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所可能的金融政策空间。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已经极其明显的情况下，为避免国际上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形，央行不得不继续维持稳步升值，而考虑到日本广场协议的先例，一步升值更加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央行同样不敢加息，以将热钱维持在中美小幅 息差 + 汇差的范围中。也即是说，美国的利息，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央行可能的加息次数。从而限制了央行采用加息这样一种对付通涨的终极手段的可能。只有等到美国大幅度开始反手加息的情况下，中国才可能慢慢跟随加息，以打击通货膨胀。

由于目前的通涨，所造成的原因，实际上是前几年过度发行货币所造成，在2001-2005年间，为对付通货紧缩，央行每年的广义货币发行量，都维持在17%左右，远超过合理的 GDP 增长6-7%以上，最终，这些滥发的货币无论是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狂涨—股票价格重新估值，还是工人薪水、地租的提高，最终一旦形成通涨，便很难打压。因此，通涨极有可能并非如官方口径所预期的，在1年内可稳步降下来，而将是可能维持2-3年时间，甚至更长的达到5年时间内，在5-7%之间徘徊。

在这样一种通涨继续高企，利率却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很可以明显预期的是，未来2-3年内，实际负利率情况将继续持续。通涨的持续，将迫使任何卖出股票的空方，被迫将资金继续追入资产市场。而央行的手段，只有靠不断的紧缩再紧缩来限制货币的发行。但这些力量均是短期力量而非可长期持续。迟早银行体系会和企业共谋而将过剩的资金宣泄到市场中去，实际负利率将使各种资产再升，届时突破1万点指日可待。

所以，未来2-3年的股市，没有高总善文所说的上半场下半场，只有不断的资金继续涌入托高这个市场，直至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拉近合理均衡汇率，另一方面，或者利息不断加高，或者大量的国有股卖给私人，加速扩容增加股票发行量，才可能彻底挤破这个泡沫。

因此，现阶段，笔者的策略仍然是，100%拿股票，不考虑任何现金或者债券，并不断用分红买入股票，继续长期持有，直至美国反手大幅度持续加息，才做下一步观察。

后续将继续书写《经济增长之道》，这才是30年内，推高股市冲破10万点的长期动力。

在年初写下未来一年的预测，就如赌明天市场是涨是跌一样，是完全毫无意义的废话，但却总吸引眼球。

但这么多年来，水晶球市场一直很兴旺，也是个很有趣的事。大量从业人员，推出各种报告，换取高薪，而报告又历来唱好不唱空，所以读者读后，虽然对买卖赚钱帮助不大，但却稍微安心，又可以谋杀掉漫漫无聊时间，一举两得，所以，水晶球市场最大的作用，或许是心理疗效，而非经济收益。

考虑到市场是集中体现信息的场所，如果每天都有大量信息出现，有些唱好，有些唱空，理论上，会出现一个使各种观点相互平衡的情况，但过往的历史说明，市场并非完全有效，而总是不断的在希望和恐惧中摆动，各种题材，噱头，骗局，层出不穷，而关于未来市场的预测观点，常常是10次预测中，有11次出错，但这并不阻碍分析员继续边提供预测，边抱怨薪水太低。

在这种情况下，展望2008年，展望什么呢？哪一年都一样。万历15年，在大明朝的历史上，什么重大的事件都没有发生，又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股市的波动，正如经济周期一样，在事后看来，总是如潮水般不断涨跌起伏，给定一条已经画好的曲线，任何局外人总能指出其顶和底，事后诸葛亮的聪明，人皆能为。但身在大海游泳者，却知道一浪还比一浪高，而一旦跌了下来，地底之下，更有无数层地狱。大海的风浪，只有身在其中者才知道。

股市的短期波动，远比天气更难预测。就算再大型的计算机，也无法准确判断出澳洲蝴蝶翅膀振动反馈形成的误差方向，市场每天都在变，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月夜赶科场。谁又能准确分别出每天的参与者是谁？他用钱投票了吗？还是在发呆睡懒觉？什么是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事前，没有人知道，但事后，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吴赌场、许千点、国有股减持、5-30印花税，平安融资...每一日，市场都在为每一次下跌寻找那一只不幸的替罪羊。

只有站在漫长的时间历史长河，才看的出多少微不足道的个人，不经意之间的点滴努力，又如何的推动世界的不断变化，起乘转合，波浪壮阔。凯恩斯说，

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但事实却是：世界在一代代间变化，有些公司如过眼云烟，有些公司却基业常青。最常见用来说明公司长存的例子是 GE 和汇丰。

GE 的历史，到现在超过110年，1890年前后，爱迪生成立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这一年凯恩斯7岁。（John Maynard Keynes 的生卒年1883-1946）， 两年后，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合并成为通用电气公司 GE。在在此后百余年间，创业之初的照明电气业务，一直永存不息，乃因人类自当日开始，便走入电气照明时代，便如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便穿上衣服一样，此类业务，相信除非核子战争发生，文明彻底毁灭，否则，目前看起来，仍然将继续生存。但百余年间，GE 不断引入新的跨领域业务，从飞机引擎、金融保险再到小企业解决方案，业务不断随潮流与时俱进，再到80年代，传奇人物韦尔奇挂帅之后，从对计算机应用强烈抗拒的旧传统，或许某一日无意中学习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精神，又或许通过了解北韩金家族是互联网专家而大受刺激，突然彻底解放思想，转变为对互联网应用的强烈拥抱，再进一步将 GE 带领到新的传奇中去。凯恩斯到今日，已经死了不止60年了，GE 则仍不断发展中。在凯恩斯在世的任何一年，只要他将在剑桥授课或者到处开会走穴得到的薪水花红，不断买入 GE，便可以享受到作为 GE 股东的公司发展股权收益，以及随公司发展所得到的分红派息，根本无须炒上炒落。虽然凯恩斯本人炒股战绩彪悍，短线成就也很高，更远胜于马大胡子，因此为企业家的工作创造出 动物精神 这一概念，而不象马大胡子一样，炒股失败，转变为对企业家的仇视。但凯总也有短炒失败，接近破产的时候，由此看来，殊为不智。所以，如果从投资理财之道，凯总恩斯，应该放弃短炒，而每年不断拿积蓄买入 GE，便已足够。

再来看看汇丰银行，和 GE 多元业务拓展不同，汇丰的主要产品是钱，业务单一。关于银行如何运营，在之前一篇《银行的起源》，笔者已经解释大概。汇丰银行 HSBC，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创办于 18...年前后，到今天超过140年历史。清光绪八年（1882），在天津开了分行。上海的分行，和香港分行差不多同时成立，在上海最早的大楼，是在现今和平饭店南楼，而后，在浦东，修建了一栋宏伟的房子。到今天，也接近100年历史。这段历史，和中国人的近代史密切相关。140多年来，发生了多少事？满清时候，汇丰作为外资银行，地位待遇与本国不同，民国意识形态变化纷纭，社会动荡不安，日本人入侵时，将天津分行，占为己有。1949年，共军入城，1955年，上海市政府觉得汇丰银行的上海大楼，外表很傻很天真，一高兴起来，便侵占30年不还，作为市政府所在地。此后，1997年，香港回归，汇丰怕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又将总部迁到伦敦，形成双总部制。再到近年，次债风波突起，汇丰大量拨备，令市场担忧。这百余年间，多少风云起伏，但汇丰依然屹立不倒，最近30年，盈利和派息不断增加，如果坚持定期定投，用月供办法买入汇丰，是远胜于将金钱储蓄于汇丰银行，备受通涨侵蚀。这就是香港师奶的投资大智慧，香港人有 圣诞钟，买汇丰 之语，也是因为这30年传统智慧累积而成。

所以，真正投资之道，是将金钱摆入一个公司，由公司代为经营管理，与时俱进，等经营者去面对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又或者解放思想等社会变化。投资者，只须监察公司经营，而后坐享其成便可以了，而无须理会经济周期。这一派思维，便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思维变种之一，即是好公司，长抱不放。但考虑到巴总的投资说辞，市场人尽皆知，甚至发展出更多变种，比如但总斌的终生持有，如信仰上帝，看起来便很走火入魔。当日和 GE 一起上榜的蓝筹，超过10只，而今安在？超过100年历史的巴林银行，也被一神奇小子，弄的一夕崩溃。所以，投资如果只信守死抱某一公司，以为由此便是价值投资，必胜无疑，便是大谬。

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按照熊比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破坏，也即弱肉强食，而游戏之外的社会大众，和强者一起分一杯羹，由此社会以失败者者破产为代价，整体福利大增，该游戏极为残酷。资本主义的特征模型，便是游戏《大富翁》，这个游戏到今天，已经发展到8代，其中以第四代最为出名。无论参与者是阿土伯，孙小美，还是夫人，游戏最终，必然以有人破产或者现金流枯竭，最终财富集中于一家而告终。而在游戏之初，是猜测不出哪一个会赢的最终胜利的，乃因中间过程，有大量意外事件，比如走到运气牌，被监禁10天，又或碰巧走到竞争对手的昂贵土地上，交大量租金，所以，财富在游戏者手中，不断重新分配。如果长抱不放，死守一家公司，便如一开始盲目买入阿土伯，如果致胜，乃是运气，而不是智慧。

市场中的另一种说法，是买入股票后，埋入坟墓，然后长眠之后，便成富翁，其谬误也与此同一道理，乃因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性破坏，千变万化，无人可事先准确计算出长期下某一博弈的结果。这也是经典静态博弈论，只有在预先极其明确仔细的确定博弈规则，并设定极其少量的博弈参与者之后，才能模拟出结算结果的原因，其在市场的可应用性极低。真实市场中，参与者众，一开始买中千里马的概率，更是低之又低。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中移动和中联通的竞争，在2002年以前，差别无几，但在2003年后3年间，移动则明显跑出，竞争的结果，是事前不能知晓的。所以，若果盲目买入，死抱不放，谓之价值投资，致胜概率，相信远低于六合采。这是我从来不信所谓长抱不放，犹如信仰这种策略的原因，

理解公司经营之道，通过财务技巧，监察公司资产是否日渐增加，现金流是否源源不绝可以抵御各种意外风险，考察每一圈轮回之后，游戏者是否获得更多可以收入现金的土地，并形成绝对优势，由此投资者逐渐增加注码，方是投资之道。至于是长期持有，还是短线炒卖，关键在于监察经济大环境及公司运作。一旦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运作无法抵御这种变化，又或公司管理层运作本身出现问题，便应赶快跳船逃生，所以，所谓长期短期，乃是事后卖了才知道，而非事前可以规划。市场更多出现的，乃是48元买入中石油，跌到24，便做长期价值投资，以做心理安慰。跌到12，则彻底遗忘，买股买成股东。这实际上，并非价值投资之道，更非投资之道。

转回到实际市场运作，Ron Muhlenkamp 指出，大气运行，自有其规律。而对于大气候中受其影响的一切事物而言，当其改变时，其中的一切，也随之改变。但作为游戏市场的参与者，需要的，不是去预测明天天气，比如猜测明年 GDP 多少，通涨多少，两会、奥运前后市场会如何波动，政府会不会减少印花税的掠夺，这种猜测，犹如猜测下一步，对手是否会扔出一个神奇点数，跑到一个昂贵的土地或者买到一块便宜土地上一样，如果不作弊的话，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真正监察之道，是在经济大气候发生改变时，能够看云识天气，了解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变化，才是真正监察经济周期之道，而非每天跟着市场各种混乱信息，随眼球转移焦点。

在市场中浸泡良久者，有些如老农，关节炎一痛，便知天气将巨变。但有些，耄耋之年，关节日日都痛，彻夜不眠，气候却一点都没有变化。所以，科学与直觉的差别，也在于此。直觉之道，犹如神助，无论是半夜托梦，还是占卜算命，均不可学习。但科学之道，乃是可以通过学习，累积，计算得到的策略组合。所以，后面几个部分，第一步是讲述形成现今面貌的经济历史及其基础原理，所谓鉴往而知来，指出经济增长之道。第二部分是指出几个关键影响因素，指出这几个因素有可能影响过去的面目，改变大环境变化。最后，则是描述中国现今的环境及可能的投资方向。

股票如何获利？
———论估值差异及盈利之来源（修订版）

笔者之前写过《论心理估值及盈利之来源》，这一节，是搬过来财新网之后，为股票投资者而写的简化版。喜欢思辨的同学，请自行去如下地址阅读更加深奥的版本。

先从估值讲起。买股票其实和买白菜一个道理。购买者口袋揣着一把钱，走到超市。左挑右选，挑自己觉得便宜的，不买贵的。不同消费者按着自己的财力和喜好，挑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最终捡了一篮子，到收银口结账。于是交易成交，并被计算入 GDP。

当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依据消费者个人行为，以如下三个假设作为基础：次序性、传递性、无餍足性。简单点说，即是买家先对物品的优劣有个判断，然后可以排序，同时假设默认好处越多越好。进一步的，如果 A > B，B > C，那么可得A > C。

隐含的假设是，不同物品对于不同买家，效用及优劣排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交换以获得效用增长。整个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便基于上述假设，并且进一步用瓦尔拉斯均衡的数学化体系来证明当市场完成全部交易时，达到全体最优。简单举例说，有人好古董，有人好钻石，若果彼此各执一端，两相交换，便各得其利。市场最优，便是提供个场所，给愿意换的人，自愿换到不愿意再换为止，此时市场最优。

常规下，物品的交换，是通过如下方式：物品----货币-----物品进行。除了直接的物物交换，文明社会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此，货币成为衡量事物的基尺之一。但实际上，货币的价值，也是依赖于其他物品而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基尺。也即是，货币的价值是由在市场交换中的购买力所决定的，而非可以脱离市场环境而独立存在。-----------因此，从估值的角度上说，当对任何物品进行 估值 时，加入了货币体系之后，实际上，是对该物品与货币之间进行一种相对序列的比较，而不是完全的绝对估值，因为实际上估值的绝对基尺并不存在。（想像一下倪匡的《狐变》中的世界，世界中一切事物随时间按一定比例膨胀。因此其中的事物并不觉得周围有任何变化）

但是，加入了货币作为估值的基尺之后，带来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是可计量。在任一时刻，按照一种 Mark to Market 的即时计量方式，各买家手中的一切资产可以通过市场计价而被清晰量化，并可以进一步排序。

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交换行为，而实体市场中，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即是消费物品得来的感受，由于不同消费者的感受差异，带来估值认知的不同，从而交换得以进行。

问题是，在金融市场上，买家和卖家，所追求的并不是感受，也即是说，不是追求买卖股票瞬间的快感，而是追求在后续时刻的排序中，资产面值的增加从而使排序位置更加靠前，（即是赚钱）。投资者对金钱的排序体系不会有任何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决定其买卖？理论上，如果买家和卖家都同时认为某一刻一股股票的价值高于5元时，那么，交易便无法在5元达成。如果股票能在5元成交，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对股票价值之间必然有认知上的差异。--------在交易达成那一刻，买者和卖者，在心里都笑对方是傻子。

可以观察到的是，大量股市参与者的偏好序极其混乱而不稳定。比如，早上，交易者听到某个消息，或者看到某个图形出现可能的突破，于是在4.2元买入中行，而在下午，基于对该消息的重新理解，或图形被认为是假突破，于是，该交易者执行止损操作，在3.8元将该股票卖掉。有时，这一操作并非在当天完成，而是相隔数天或者数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经济学体系的解释，交易者的行为模式是不稳定而混乱的，因为对股票的价值认知在一天之间出现非常大的偏差，而其买卖更显示了其对股票及价格排序的逆转，萨缪尔森消费者行为理论完全不可应用。

那么，该用何种模式或者稳定的理论来解释交易者的行为？对于每一交易者来说，必须揭示其每一交易的背后思考及特定条件，才能够清晰的知道其为何交易。但是，市场本身并不揭露认知，被观察到的只是行动及行动的集合，而 今天为什么涨停 这样一种话语，实际上则只是一种自由阐释。

同样，指数也只是一种事后综合，甚至具体到每一只股票的股价，也只是在每一时刻由不同参与者的投票决定，价格也只是事后的代表这种综合。因此，同样不排除有人可能由于有大量资金和大量股票，可以长期托市或者打压，从而使股票价格保持在一个非常不合理价位。

短期，股市是随机的。每一刻的股票价格，正如格雷姆所说的，短期下是投票机，每一刻，交易者都用自己手中的钞票或者股票进行买卖、投票。而其背后原因，千变万化，理由独特：或者是信息来源变化，或者是资金变化，比如说突然钱多了想买，或者因为缺钱而需要卖股票，又或者是受市场价格影响，或者心情变化。由于参与者众，因此，将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汇总为一个名词，主力，以猜测其后续策略，并做对策，实际上完全不合任何逻辑。因为该 主力 从没稳定存在过。

但长期下，情况便不同。如同先前指出，加入货币作为参照物的股票价值，变得可以计量、比较。尽管货币体系本身的价值是多变的，但以购买力作为货币的价值基尺，使得股票的价值可以通过货币这一桥梁和一篮子物品的购买力联系起来。也即是说，投资的正确与否，不是由知识逻辑本身来加以证明，而是由最终的面值，或者说，身家大小及盈利幅度，来证明。简单点说，赢钱便是正确。

同样，如同先前指出的，交易的存在，意味着估值双方的认知差异。如果股票只是交易筹码，那么，一方赢钱，必然意味着另一方输钱。再考虑上交易费用，那么，长期下，绝大多数不断交易者，都是输家。赢家，只能是开赌场的交易所，和抽税的政府。

但是，当股票代表了产权及利润剩余索取权，并可通过持有股票而从实体经济中获益时，买卖股票的收益，便并不单止来自买卖一源。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只股票有1亿股，每股市场交易价10元，总值10亿，最大的持有者，之前拥有6,000万股，面值6亿，同时，有2亿8,000万现金。总身家8亿8,000万。随着市场交易气氛悲观情绪弥漫，股价跌到了7元，持有者追加2亿8万，购买了剩余的4,000万股并完成私有化。虽然从账面上，持有者总面值只有7亿，但大股东通过重新运营该公司，使该公司在市场上重新被估值为15亿的话。那么，意味着尽管股市低迷时，票面价值缩水，但其他交易、市场、途径的存在，使得7元的价格被证明是错误定价的，因为经由最终的实体经济的检验，被证明该估价是错的。

可以看到，当存在拆骨、并购、接管、私有化等产权可灵活交易，或者企业本身有盈利并执行合适的分红规则，来使得股东通过分红回收投资成本等一系列金融、产权交易机制时，随着时间流逝，其中某些机制逐步实现，股票真正的价值，便由股票所代表的企业来实现。这即是长时间下，股票乃是称重机的原因所在，也是巴菲特以购买整个企业的角度去看待每一股股票的估值准绳的原因。

由于股票所代表的企业，最基础的价值估价方式，是由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来决定，而企业所能获得利润，严重受制于经营环境及经营者本身，连经营者自身都未必能准确预测出未来三年该企业可能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的估值，只能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局限于某一范围区间的模糊估价。

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持有股票获利的两部分盈利来源是：

1. 持有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由于经营得法，盈利增长，企业价值增厚带来企业实质价值的上升。如果有恰当的分红、分拆机制来使这部分盈利返回投资者手中的话，那么这部分企业价值的增长，或者之前的错误定价导致的价值回归，最终会体现为投资者的盈利。

2. 由于市场其他交易者对企业实质价值的错误定价，从而使股价出现严重波动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定价者通过其他交易者的偏差进行低买高卖而获利。

Michael Chen 写于2009-3-28，修订于2010-12-20

先从估值讲起。当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以消费者个人行为中，涉及偏好及效用的三大公理假设为基础，即：

• 次序性
• 传递性
• 无餍足性

简单而言，即是消费者对于物品的效用有一个主观判断，并且消费者对物品的效用大小，可以排序，同时，该序列有可传递性，而基于物质的稀缺性，人类对物品的需求乃是多多益善，由此，个体消费者通过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使得参与者的效用增加。

基于这三个假设，消费者在市场进行自主行为的交换，基于 瓦尔拉斯均衡，在无信息障碍及其他摩擦的情况下，当市场出清时，消费者福利达到最大化。此时市场为均衡状态。当阿罗-德布鲁用数学工具对这个源自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 的思想进行精致的数学化并证明以后。经济学借鉴并套上了精致的数学外衣。由此形成一套独立衍生的话语体系。

而对于 效用 这一词语及用法，在经济学整个话语体系积累的过程中，也从基数效用走向序数效用，基数效用论是以效用的可测量和可比较为前提的。但是，如何比较一个消费者 A 对于三个橙子和另一个消费者 B 对于两个苹果在不同情景下的效用？不同个体间的效用，如何找到一个独立于消费行为之外的基准标尺？

这一基尺的讨论，乃是和 行为学 联系在一起的。广义上说，一切在短期下可观察到的人类固定行为模式，都可以被列入行为学研究，在广义层面上，人类行为的诸种活动，族群、制度、与社会学、人类学大量研究交叉的主题，均可以列入 人类行为学 研究。（而 动物行为学 则容易走向 社会生物学，请参考笔者《历史哲学》系列内容）这一词最早是 Alfred Espinas 在其出版于1897年的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一书中用作专门术语，指对人类行为的最高层次的研究和理解。此后，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的《人类行为》则沿着经济学的方向，进一步拓展对这一主题的思考。米塞斯认为，人类所有的决策都是以排序方式为基础的。人类只会先移除掉那个最使他感到不快的来源，接着再移除排序第二紧迫的不快来源。除此之外，米塞斯认为主观的价值是不可能以数学方式计算的，人不可能以基数来评估他的价值衡量。但是，米塞斯并没有在逻辑上证明这一问题。

如同笔者在《历史哲学》系列所指出的，一个体系的基点或者绝对标尺，逻辑上，必然在这个体系之外，否则，便是相对序列而依赖于系统的结构而定。经济学所谓三大公理假设，即是不在 经济学 体系内证明，而是直接来自 行为学 上的假设。但行为学上，不同人关于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乃是由其个体得到的，比如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中对事物理解的价值体系，便可能和马克思不同。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基于目前的知识所及，只能勉强的说，或许在某些基本的问题上，比如求存和传种上，大部分人可以勉强取得共识。但大部分人类现今又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当货币交换成为人类制度一部分之后，如同西梅尔《货币哲学》所说明的，物品进入带有价值标尺的交换体系之后，货币便成为衡量事物的基尺之一。从而事物之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衡量。

但从一个更广义的立场上看，在一个广泛交换的系统中，比如 瓦尔拉斯均衡，货币也是物品之一，理论上，可以用任何一个物品来标尺其他物品的价值，而人类，则可以将这某个物品称为货币。尽管从历史的角度，在长时间演化下，贵金属由于其稀缺及经久而成为最广泛使用的货币。但实际上，货币的价值，依然依赖于其他物品而定，而并非独立存在。也即是，货币代表的是在市场交换中的购买力。更广义上，无论引入任何一种物品作为货币，该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必然是一种与其他物品形成一个广义博弈的相对价值，而非独立标尺，因此，货币的基准标尺不可能存在。而只能是依赖于一个实际环境的相对稳定价值。

当行为学找不到一种独立的基尺来衡量每一个人的效用时，便退而求其次，即是说，不再去寻求一种独立于物品之外的价值标尺以估量一切物品之价值。而只是通过观察，分析每一个个体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态度所形成的固定行为模式，以消费者行为代替消费者感觉来进行分析，从而效用理论从基数效用论走向序数效用论。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始作俑者，萨谬尔森，便采用显示偏好理论来对效用进行解释。并根据显示偏好的概念和对偏好的几个假定，得到无差异曲线这样一个概念。由此进一步演化成此后的经济学生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半基于逻辑，半基于故事的话语体系。

问题在于，如同笔者之前所指出的，经济学的方法论，究竟是逻辑的，还是演化的。如果是逻辑的，那么意味着可能有所谓一以贯之的历史哲学。而历史便则可能是沿着某类哲学展开，比如说，耶稣降临的叙事，或者金家王朝世代不朽的故事。而如果历史是演化的，那么，历史便可能充满大量的不可知的变异，少数的极其微小的不可觉知的事物，左右了历史的走向。而少数黑天鹅事件的存在，更是在人们认知之外，而完全打破原先的预期，只能在随后的历史演化中被吸收。由于人本身的寿命只有近百年，因此，基于时间长河的人，理论上，无法去判断历史的长期未来走向，从而回答长期下历史究竟是逻辑的，还是演化的。

目前笔者倾向长期下，历史是演化的，而短期是逻辑的，而在逻辑和演化之间，使历史面貌变化的，则包括一系列的因素，比如技术、制度、突变事件，而这些事物的积累，使得参与者的认知被重新修正并选择新的博弈策略，从而历史的走向完全在早期预测之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考虑到经济学的逻辑话语体系，乃是沿自数学，而这样一种数学化对实体世界的外衣覆盖及应用，实际上是来自牛顿的物理学对天体力学的近似。而从本质上说，数学在牛顿物理学的适用性，仅仅可能是巧合而已。（参考笔者《历史哲学》第四十一篇《牛顿科学方法论》）因此，经济学的逻辑，每一次应用于实体世界时，都必须仔细的经过一个更加广义的对事件的参照校验，才能被判断是否适用。

从历史上看，对于货币的认识，便是如此，当凯恩斯对于大萧条的药方，变成滞涨，再由弗里德曼重新回归到货币无关性，指出通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时，经济学对于货币的认知及知识，正是经历了这么一个由现实进行校验的过程。尽管继续可以用各种数学化外衣，进行各种假设，而重新阐释凯恩斯的通论，但弗里德曼的货币学说，正像苏联解体对于计划经济的失败所做的注脚一样，胜利，可能不是由于逻辑上正确，而是由于认知上正确。而这样一种认知上的正确，再伴随统计数据来加以证明。对统计数据的选择及认知，可能会影响证明结果，这笔者在《科学体系的形成》系列中已经说明过。从弗里德曼学说的慢慢被接受再被正统经济学教材吸收这样一个过程，说明社会整体认知对于知识的选择，也有一种物竞天择的作用。

这样一种正确性，很可能由于认知达成新的共识，而使得过去正确的知识，不再正确。因此，经济学在现实中的正确性与否，并不是由知识本身来证明，如果经济学要成为一种彻底正确的科学，便必须剥离掉对现实的认知，而成为一种追求自身自洽的逻辑体系。但此时，经济学便成为数学符号，存在再无意义。

而如果要将经济学应用于实际世界，便如物理学一样，可能会面对近似，而只能逼近，留下大量的尚待处理的空间和矛盾之处。因此，在使用经济学时，张五常所谓的 约束条件 便显得很有用，选择不同的约束条件，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时，经济学更具有一种工具意味，即是经济学成为一种方程式，而得到的结果，实际上完全依赖于使用者的输入。这就是经济学笑话中的独臂主义，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十个预测，可能有十一个错误。但，什么是合适的约束条件呢？这又是在经济学之外甚至是富于争议甚至使得这门学科的存在很可疑的问题了。因为如果可以自行选择约束条件的话，那么，这门学科便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解释的框框而失去任何意义了。

经济学的这样一种可被塑造性，使其成为一套看似万能实际相当可疑的学说，这对应在股票市场上的理论，便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中三种不同的形态，即是所谓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市场、强式市场。对应的三种推论，读者可以参考如下链接，其中，弱式有效市场认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作用，而在半强式市场中，基础分析也失去作用，在最强式市场中，连内幕消息也失去作用。但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究竟有多少个市场？比如中国的 A 股。无论划分为深交所还是上交所，实际上只有一个市场。正如世界只有一个世界一样。如何界定这个市场究竟是有效市场假说中的哪一个？这又是在经济学工具主义的证明之外，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在经济学之先，而必须由其他学科来证明。

因此，当经济学和金融学围绕着不同的假说，衍生出大量不同而互相矛盾的文献时，看起来，便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一派的文献，都用自己心中的尺子，找到符合自己图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可能出现的情况，便如拿着千里马的图说，却找到一个驴一样，而这样大量的互相矛盾，在经济学中并行不悖，也是很神奇的事情。

更为荒谬的问题是，无论经济学或者金融学所界定的这三种市场形式。强式，弱式，半强式，都是定语，主语都是有效。即是说，无论如何，经济学并不愿意放弃有效这一假说，其所争议，只是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而已。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市场不是无效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当代源于西方的整个知识学说，其发生的背景，乃是基于17世纪大航海以来的历史为背景，而这样一段历史，其背后的力量是全球化市场的拓展以及不断扩大的参与者所进行的交换。市场成为一种先验信念，或者天然存在，而知识体系乃是基于此种背景而衍生，如果市场无效，当代的经济学说，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此，研习并传播这些理论的老师和学生们，从来不去思考如果市场无效时怎么办，因为这是一只黑天鹅，不存在于现行的话语体系中。

但问题在于，如果假定历史本身就是荒谬而不可知的，甚至认为其本质可能源自人类本身的自我矛盾和分裂，以及变异的天然随机性。那么，有很多的行为学上的假设，将与标准的经济学不同。比如说，在萨缪尔森所采用的显示偏好理论中，实际上，在逻辑上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是偏好的稳定性。所考察的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即是如果该人在上一时刻，喜欢橙子多过苹果，那么下一时刻，他必须同样喜欢橙子多过苹果。否则，橙子在序数效用理论上的排序性可传递假设便发生混乱，因为此时这个被考察者的行为，将变得很随机而不可预测。

考虑到个体人行为在短期内的相对稳定性，这一假设，或许在短期内是有效的，这就是笔者认为为什么短期内历史是逻辑上的原因。但长期下，口味同样会被改变，喜好会慢慢转移，因此，少年时候喜欢橙子多于苹果，老来却可能会改变，而同一个人，单从偏好次序角度考虑，可能会发生改变。而考虑到历史的完全不可预测性，因此笔者认为历史长期下表现为演化，所谓演化，即是说，历史，以某种形式展开，只有事后的全能全知者，才可能对其全貌予以把握并理解其发展，对于历史的参与者或者观察者来说，历史表现为一种盲人摸象的反应，可以作为看起来似乎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却是片面之言。

回到股票市场，当被交易的资产以货币作为基准来衡量时，如同前面指出的，货币也成为物品之一。可以观察到的时，此时，大量的股市参与者的偏好序极其混乱而不稳定。很容易观察到的是，在早上，某一个交易者可能因为听到某个消息，或者看到某个图形出现可能的突破，于是在4快2角买入某一股票，而在下午，基于对该消息的重新理解，或图形被认为是假突破，于是，该交易者执行止损操作，在3元8角将该股票卖掉。又或者，交易者收到消息而买入和形成判断执行卖出操作的间隔不是一天，而是数天或者数星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学上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该交易者按照自己的交易体系和认知判断，进行符合其理性行为的操作。但如果根据时候的行为模式来观察的话，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早上，该交易者将股票与4.2元排序列在无差异曲线上，而下午，则将其与3.8元列在无差异曲线上。由于货币数目在引入数学后的天然序数关系，如果再加入序数可传递的话，那么，一股相同的股票，在上下午便表现为完全不同两个事物，此时，经济学的三大公理假设与交易者的稳定偏好序冲突，萨缪尔森消费者行为理论便完全不可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的办法，是假定行为者为疯癫，不理性，还是认为该学说不合适？很有趣的是，有大量的关于股市历史的描述，比如说，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都一致的从事后的角度，认为市场参与者是疯癫的，非理性的，而不是认为参与者实际上可能每一时刻都是理性的，而这样一种行为上观察到的偏好次序混乱，可能是由于情景或者其他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甚至同一事物的心理估值发生变化，或者说，期望效用发生了变化。而不愿意承认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偏好稳定假设在股市上的不适用性。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学从业者的荒谬和抱残守缺。便如《笑林广记》中所谓的死错了人一节中认为别人死错了人，而不是祭文抄错了。

《抄祭文》：东家丧妻母，往祭，托馆师撰文。乃按古本误抄祭妻父者与之，为识者看出，主人怪而责之。馆师曰：

此文是古本刊定的，如何得错？只怕倒是他家错死了人，这便不关我事。

很容易被个体的普通人认同的是，几乎每个正常人，在历史的演化下，都会发展出符合当时社会整体情况及习俗的普遍共识。如果要对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作为合理解释的话，便必须引入一些具体的情景条件，比如说，准确的观察到某个行为者听到某消息，并形成判断，而后又卖出，也即是说，稳定偏好序中，必须引入认知或者期望一项以纠正人类行为的不一致。但由于市场本身并不揭露认知，被观察到的只是行动。

当经济学引入哈耶克的理解，认为市场本身是吸收了一切信息，也即是说，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理性思考，而做出对信息的理解之后才决定买卖，价格，反映的是信息的充分吸收，即是所谓万般消息皆入市。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证伪的假设。从波普尔的观点来看，这么一种理论，因为无法界定谁是参与人，也无法对整体进行全部观察，无法证伪，因此，完全是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处理掉的假设。但偏偏经济学就是以此来推导出市场的强式反应。这一理论的可疑，在于对人类行为的了解，知识上并非完全，在文明的背后，疯癫依然存在。

比如在市场中引入一个随机机器人而进行买卖的话，其出价或者会被接受而形成交易，或者不会被接受而流失，因此所展现的价格中，实际蕴含了一个随机因素而非完全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包含了微观为非理性的随机因素的市场，是如何展现理性的？

市场中另外一派的思维，就是将市场看成一个整体行为人，按照某股评人的说法——主力，然后每一日评论主力的意图。这实际是一个很搞笑的行为，没有人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市场上的信息整体展现的结果是什么，价格乃是由参与人的买卖决定的。而每一个股票，有时每天有数十亿成交量，有时只有数十万成交，每天成交的人及股数都不同，价格只是一种事后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天天都不同，只只不同，说主力在做什么，实际是很搞笑的理论。

另外一种，则是试图将市场的某性行为判断为假象，比如索罗斯便试图认清假象，然后参与，投入其中，再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搞笑的理论，因为如何判断市场整体的认知是否处于疯狂，便如之前所指出的历史对于每一次传说中的泡沫的记载一样，均属于一种非正确的态度，因为问题在于无法清晰的理解每一个行为人的认知并据以判断其行为是否合理。而索罗斯整体的反射理论，看起来更像笔者在《历史哲学》系列里面所讨论的历史演化的方法，某些触点引发正反馈而历史放大，某些触点引发负反馈而收敛，消失于历史中。但这最多只能是事后解释，而非事前预测。根据图形来做事后诸葛亮以指出底和顶并不难，但试图在骆驼身上加最后一根稻草，四两拨千斤，则是不可能的。

因此，索罗斯整个方法，主要的作用对象是货币本身，而非股市。皆因货币所依赖的经济系统，如果本身有内在缺陷的话，比如银行，本身依靠借贷运作，如果发生挤兑，便容易破产一样，这种系统风险，如果能够利用媒体引起认知上的变化，便容易攻击。而股市的认知，蕴含更多大量信息，更难形成统一认知。因此索罗斯的理论，在股市的整个市场上便不大可能，相反，如果资金量足够的话，操纵具体个股的股价却更是可能。

事实上，不止整个市场表现为整体的运动无关性，指数只是一种事后综合，甚至每一只股票的股价，也在每一时刻受不同参与者的投票决定，价格也只是事后的代表这种综合。因此，同样不排除有人可能由于有大量资金和大量股票，可以长期托市或者打压。根据过往历史的记录，坐庄这一行为，更适合于早期市场股票数目很少，而且资本稀缺，这时，将资金集中在一只股票，并进行操控的行为更为容易，而随着股本的扩大，参与者众，特别是基金的参与之后，如果认知上非常分散而不同，操控股价会更加艰难，而需要的资本量会更大，德隆系做庄的失败和公募基金的大量引入，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使得游戏规则与之前不同，因为从此坐庄不再容易。而股改之后，一个更大的庄家，便可能是大股东。因此，要留意的另外一个趋势，不是市场所注意的大小非，而是大小非过了之后，大股东对股票的买卖，这才是散户的隐患。

从每一时刻股票的价格上说，每一刻都类似于投票行为。或者如格雷姆所说的，短期下是投票机。每一时刻，市场的参与者乃是根据自己独特的理由，或者是信息来源变化，或者是资金变化，比如说突然钱多了想买，或者因为缺钱而需要卖股票，又或者是受市场价格影响，进行自己独特的心理估值，然后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凯恩斯所设想的，试图去判断其他参与者的行为，然后选择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游戏结果，实际上并不可能。因为简单的静态博弈论可以假定某些基础的规则，然后用大量的计算来演化模拟不同结果。但当市场参与人数目大量增加时，计算并不可能，甚至，参与人实际上每一刻都不同，而遵守的操作规则及背后实际理据更是千差万异，在这种情况下，猜测其他游戏者的行为，并汇总为一个名词，主力，以猜测其后续策略，并做对策，实际上完全不合任何逻辑。

在这一意义上，除非有新的信息对股票参与人的认知形成系统性的影响，或者主要参与人表现出一致行动，否则价格必然是随机而难以预测的。尽管市场有时会如扔色子一样，短期内表现出某些模式。但从逻辑上推断，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些模式为什么存在，而又会存在多久，看成一种随机结果，更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短期表现，甚至某些瞬间或许是逻辑的，但这一逻辑完全不可认知，因为没有人是全能全知的上帝，因此，短期，股市是随机的。

但长期下呢？长期下，衡量投资一只股票的基准，是以货币为衡量的数字。或者说，长期下，股票的购买力，是以货币来代表的。而货币的购买力，会由于货币体系（比如金本位、纸币）的变化而实际发生一种更广泛博弈均衡的波动。（即是购买同一篮子物品的不同货币，代表了货币购买力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成绩，便是用在一个可交易市场中，M（货币、股票）这样一个组合函数来体现出来。比如说，上一时刻是（1,000股股票+2,000现金），下一时刻是（500股股票+3,000现金），如果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将股票全部卖出，成为以货币为单位的话，那么，便可比较两者的投资成绩。考虑到1944年以来的金本位崩溃及纸币滥发，长期下，如果某一纸币信用继续维系的话，由于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事实上，长期下，只要股票本身是保值的话，那么，后一时刻的组合在面值上可能大于前一时刻，但对应一篮子物品的购买力则可能被侵蚀，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6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他们可怜的退休金和医疗基金，便被50年间的通货膨胀侵蚀得不成样子。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系数的话，那么，货币数目的众寡，可以用来衡量股票投资的绩效。也即是说，投资的正确与否，不是由知识逻辑本身来加以证明，而是由最终的面值（或者说，身家大小及盈利幅度）来表示证明。而其中的游戏规则是，每一刻，这一面值由于股价的波动，均发生不同的排序。简单点说，股价的波动，使得以股价代表的货币面值对应的每个参与者的身家资产急剧变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意味着由于股票交易系统的存在，使得个人的心理估值，很可能由于作用于股价，而使得资产面值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影响交易者对其资产重新计量。由此，在这整个市场中，便可能形成两种不同的估值。一是每一时刻参与者对一股具体股票的个体估值，二则是通过交易，将股票卖出成为货币，再可以进一步转换成一篮子物品购买力的估值。前者是个体评价的，后者则是交易形成的。

如果股票不代表任何产权，或者任何实物资产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赌博市场，因为个体的估值，实际上必须通过后者的交易进行验证，而最终每一个参与者的资产，便和赌徒计算身家一样，通过不断的下注及开盅，使筹码数量发生变化，最终形成新的分配结果。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最终，如果没有新资金进入的话，多次交易最终的结果，便是彻底被政府或者交易商通过索取费用而榨干了一切可能的盈利，每一个不断交易者长时间下都是输家。

但是，当股票代表了产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游戏规则来使股票持有者影响到实体企业的运作、实体资产的重新划分时，市场中的交易者，除了通过和对手买卖使得面额增加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实体资产的索取权这一途径来获得重新估值。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只股票有1亿股，每股市场交易价10元，总值10亿，最大的持有者，之前拥有6,000万股，面值6亿，同时，有2亿8,000万现金。总身家8亿8,000万。随着市场交易气氛悲观情绪弥漫，股价跌到了7元，持有者追加2亿8万，购买多了4,000万股，此时持有者面值只有7亿，但持有者却彻底私有化了这家公司。如果同时市场存在另外一个交易机制，可以将这私有化的公司转手交易，或者通过长时间经营分红回收，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获得15亿的话，那么，意味着，尽管在第二时刻，私有者的身家面值缩水，但由于其他交易及市场、途径的存在，使得7元的价格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时存在可能的套利空间。

因此，可以看到，当存在拆骨、并购、接管、私有化等产权可灵活交易，或者企业本身有盈利并执行合适的分红规则，来使得股东通过分红回收投资成本等一系列金融、产权交易机制时，随着长时间下，其中某些机制的实现，股票真正的价值，便由股票所代表的企业来决定。这本身意味股票市场不可能长期无底洞往下跌。这种思维，实际上是证券分析教父格雷姆的思维，当格雷姆证券分析知识的逐步被认知，企业价值将成为跌市的底线。当然，前提就是有相关的产权交易机制和资金来完成这样一种拆骨重组操作。而对于一些完全不存在任何盈利或者无任何相关机制来拆骨，使其重新废物利用的企业，比如大部分的 ST 公司来说，价值投资并不合适使用。

由于股票所代表的企业，最基础的价值估价方式，是由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来决定，而这则涉及大量的假设，从而估值实际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实质上是由心理估值所代表的买入股价和企业真正盈利表现出来的价值之间的认知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者用高价买入一个盈利非常可观，但却达不到投资者所认知的盈利的企业，股价可能会下跌，投资者可能会亏损。

因此，从策略上说，可以简单的将股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估值并划分出估值区间。当股价超出估值区间或者完全不可估值时，买入该股票并认为是赌博。而在低于估值区间，而最终企业实现了该估值区间，并有相关机制来使股东在交易之外获得投资结果的话，便可以认为是套利。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长时间下，如果套利收益超过交易费用的话，后一种策略会成为赢家，而前一种策略，虽然最终也可能有少数人赢出，但大部分人将是输家。其本质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执行所谓的价值投资，而是后者的策略，在交易之外，尚有其他交易机制来保护其投资，尽管有时需要的是时间和耐性来实现。而前者，除了交易别无他法。这就是格雷姆所说，长期下，股市是称重机的合理约束条件。

更为准确的说，在整个市场上，并非长期下，每只股票都是称重机。只有在交易以外有其他的机制来保护投资的股票，才可以完成套利，而此时股票才是称重机。而盈利，则等于最终企业实际表现与个体心理估值认知之间的差异。

人们使用语词以作为沟通工具，却很少意识到，同一个词语背后，可能覆盖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词语，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修正了的毛主义，或者北韩的金主义，更接近的，可以被称为邓主义。词语修辞差异，远没有显示出现实的巨大差异。这同样，适用于 权力 这个词语。

和真实世界的整体相比较而言，权力 这个词语在社会学，政治学，法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定义，均指向各自所强调的残缺的世界。甚至，在单一学科下，不同的语境或者地理环境，都可能掩盖着深刻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的阐释意义。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社会制度处于不断演化之中，而权力，同样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权力，作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一，与社会制度的整体共生演化，而被观察到的，则是社会现实。从而，观察社会现实的演变，作为一个途径，可以理解社会制度和权力的变迁。这适用于作为权力之一的话语权。

但与权力不同的是，话语权具有更弱的强制力，如果说，权力可以无视于受众的愤怒而继续，那么，话语权更强调听众的接受和理解。列宁时代的原马克思主义者，真诚的实践着马克思所发明的话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时代，仍然使用着原先那套话语，但是，使用者已经蜕变成为遵守语言规则的游戏者，而话语，则变成人尽皆知的皇帝的新衣。听众自动的过滤掉他们不想听到的，而听到不在话语之中的言外之意。可以这么说，你怎样相信，你便怎样听到。话语的权力，源自话语的听众。听众就是话语权力的来源。无论这话语，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压迫的还是说服的。这意味着，要追溯话语权力的变化，必须追溯以下这个问题：谁在听？

2. 经济学的听众

传统乡土社会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话语的内容，主要是治国的理论。而天子和同僚则是话语的主要听众。作为培养未来官僚精英的启蒙教育，仅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广大的民众，只是被奴役者而已。这一面貌，转变于1840年前后，现代化力量的入侵。当代人应该感谢1840年以来的诸次失败。如果很不幸胜利的话，恐怕今日，女孩们仍然缠着脚，而男人们，则继续跪拜着爱新觉罗的子孙。

与西洋的物品一起输入的是西学。西学东渐的结果，是民众的基础知识获得启蒙，扩大了潜在的听众市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的国门近乎封闭的狭窄，和文革对知识的摧残。1840-1949这100年间，经济学不是显学。政治动员术，战争术才是显学。甚至武术，也要远比知识来得更实用。

1949的美好广告，迷惑了天真的士大夫，以为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的时代再次到来。但他们错了。这30年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的，只有一个声音，便是毛主义。其他声音，都是噪音。先反左，后反右，再反中间派，天下的知识分子，尽玩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家股掌中。后知后觉的士大夫，继续沿用对付前代皇帝的策略，猜测天意，以期龙颜大喜，白卷成状元。殊不知，伴君如伴虎，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与流氓博弈，最好的策略是犬儒。士大夫们用了30年才明白这个道理，这30年，知识分子已是消亡殆尽。而1989，则是这种策略的后续变种对星星之火的道德理想国的最后覆灭。期间，相对于历史学科，经济学者还算幸运，他们因为没有机会出声而得以幸存。

真正更大的运气是邓主义的到来。邓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垂死之年，和保守主义作战的结果，便是使 只管抓鼠赚钱，不论黑白的猫鼠理论 成为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先验标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正是这一结果，直接赋予了经济学家话语权。

如培根 Francis Bacon 所言，Knowledge is power，后来福柯将其演绎成知识-权力关系论。知识分子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知识。正是听众的需求和无知，赋予了经济学家话语权。邓主义的倡导，使抓老鼠一下子成为所有阶层的目标。而自负包抓老鼠的预言家，便也一时新贵了。所有自负三招二式者，无论是西方回来的 Economist，还是自封的本土 经济学家，都出来跑江湖卖艺。放眼过去，市场尽是经济学家，鱼龙混杂。

和武侠小说一样，既有宝藏，便须以武定胜负，从1989-1999年这10年间，这个群体分出 Economist 和 经济学家 两宗。Economist 倚赖同行评议，以论文发表数目为判据。本土的经济学家，则以毛化马克思主义为准绳。很快，便分出胜负，Economist 独领风骚，究其原因，本土毛化马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这个名词本身很可疑，因为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的核心则是效率。在以抓老鼠为核心的时代，西方经济学可谓得天独厚，胜利也不足为奇。所以，市场中，便可以看见不少本土化 Economist，以为国师再生，喝西洋咖啡，大谈中国问题。失败的 本土经济学家 则以各种新左的面目出现，徒然悻悻不已。

3. 经济学的真相

据说林肯说过：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的论断在演进博弈论中得到推导，博弈的参与者，尽管是有限理性的，却会通过观察对手，通过试错而学习。而彼此间的信息沟通，最终会使民众知道什么是最优策略。统治者因为一时的无知和贪婪而让渡出来的话语权，在得不到期望的收益时，便会试图收回。民众则在股市、楼市、火车票、拆迁翻来覆去的买单中，学习什么是真正对他们有用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学，正如邓主义一样，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便是好猫。同时，当以需求曲线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战胜了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工具的毛式马主义之后，西方经济学 自身的分歧也逐步显现。

经济学本身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议，关于经济学，有大量的笑话，比如10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01个观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知道这些观点的共同立基何在，通过学科自身的方法，也可以发现这些观点之间的歧异。但对于民众来说，民众并不关心这种歧异自身的有趣，而只关心一个问题，谁对谁错？他们希望和乡下的小孩看大戏，按脸谱分忠奸一样，简单而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要求的结果便是，在中国化过程重新装扮了西方经济学。

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自马歇尔-萨谬尔森数学化以来，便一直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工具以及环境的变化，引起学科研究重点的变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真实世界进行政策指导，是经济学压倒性的目标。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宣称，

在当代，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要帮助社会问题的解决。

那也时经济学家如凤毛麟角，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50年发生了变化。

大规模经院主义，学术机构的出现，伴随经济学自身的数理化、专业化。这种专业化转而使经济学家追求精致严密的模型，而对经济（现实世界）的观察的陈述，并没有被经济学家看成其领域的中心所在。实证只是经济学既有理论的应用，对于理论自身而言，并无很大助益，理论和现实相符，只是多了一个案例，不相符，也无关紧要。理论越精致，离现实越远。其结果便是，经济学的市场越来越远离大众，远离政策建议，转而面向受过相近训练的同行和学生，成为一种接近于艺术的智力游戏，而不是可以生产出家具的木匠。

看起来，1989-1999的中国经济学，正重演西方经济学50年前的故事。民众渴求快速的抓鼠致富，遏制硕鼠，而无心于景仰疱丁屠龙之技。于是，最远离数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科大师，张大师，一时间竟也咸鱼翻生，大行其道。甚至，本来不关心制度的，也及时包装，直言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正宗假设，幻化出抓鼠致富的能耐，化方为圆，机心玲珑。智慧足与岳不群相媲美。难怪郭灵童要口诛笔伐了。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隐含杜威-佛里德曼思路，即是强调对经验数据的彻底理解，而不是想象的产物，这一思路，便是对于路边卖橘子这种真实世界行为的强调。另外，其结果必须面对波谱尔-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的质疑。俗语云，画鬼容易，画人难。经济学也是如此。卖假古董不易，卖橘子更难。和民众谈数理经济学尚可，和市场中的商人谈经商之道，则不是只呆在书斋读书者可做到。于是，那些呆在书斋画鬼怪者，便不免埋怨其顽童行径，本可好端端专心画鬼，何必赤膊上阵，揭穿底牌而累己累人。更何况改制乃是唐僧肉，奢谈制度者，难免动辄得咎。如同习惯法下的辩论一样，纷纷扰扰之间，听者便得以更清楚了解他们究竟买到了什么知识。总有一日，听众会明白经济学的真相仅仅是 计学，而不是经世之学。和数学一样，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已。越往深处学，便越不关世事。 到这时，便是经济学家在普通民众中话语权的彻底丧失。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听众对象的分化，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随之分化，一些将继续扮演100年前策士的角色，大言不惭的指导政策建议。另一部分，将沿着美国的路子，专心在学术期刊上构建模型，面向学生写作。或许，在后人眼中，这时那些转而贩卖信仰而不谈经济学者，也算是聪明人吧。

Michael Chen, 2005年3月

考虑到这个 Blog 文章不应太过沉闷，所以，间中写点杂文，调剂一下读者情绪。

11月3日，某总关于防止股市大幅波动的访谈于凤凰面世。友朋相告，以为从此或可免大幅起落折磨之苦，此大谬也，可知其实不谙政治之游戏。特分析如下：

政治演变到当代，已经成为戏剧。日本社会太沉闷，所以请了小泉这个极富创造力的表演人才来打破沉闷。美国社会更为神奇，体系运行太过完美，所以，有 Bush 这个搞笑天才，制造笑料全出天然，不加雕琢。台湾一众师奶，雌激素过剩，是有小马哥之存在。李敖目光如矩，知其若果改行拍 AV，必可谋杀许多菲林，而风行宝岛。

广阔神州，唱法又自不同。58年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三梯队，跨世纪接班人，前台人物，犹如三英战吕布，你唱罢来我登台。最终，无论写入黑社会龙头拐杖注册表的最红接班人，拿 你办事，我放心 红遗书的华英雄，还是用坦克车在广场再现战争风貌的邓矮子，都敌不过时间老人，到地府里去把酒重欢，如烟逝去。

58年，弹指一挥间，华山上，论剑的前人逝去罢，便有后人来登临，只可惜这后人最通晓的武功，不是九阳真经，却是源自东瀛的忍者神龟中最著名的忍字决。自当年为富强老赵打伞以来，无论谁来唱主角，都以忍字取胜。身段如样板戏，从一而终。脸谱，却花花绿绿，变脸万千。而其必杀技，乃是泪奔。此术自昔年周长须创立以来，屡战屡效。周长须之彪悍战绩，便是求太祖将满清十大酷刑，改为凌迟，而事后又必泪奔一场，水淹七军。某总研此术有年，凡禽畜瘟疫，煤矿倒塌，例必泪奔，祈天地为其感动，而六月不必飞雪，心中无神，而泪中则如祭神，犹有神在之真实。此次论市，又再放倒百姓一片，不下泪奔之效。

殊不知经济之运行，有如天体，而经济中之百姓，则如宇宙之微尘。聚沙成塔，滴水穿墙，众口同声，巴别可成，而一旦股市走高，地心引力便发生作用。待到大厦将倾时，更非一梁可撑，是有2001-2005之大熊，无论其间如何托市，牛顿的苹果，落地无商量。而其间，风雨飘摇时，便如船行大海，忽起忽落。可以说，股市本身，起落才是常态，若风和日丽，便一去千里，再不回头，若风浪重重，便起起落落，犹如奥德塞回乡，非人力可左右。所以迷信某总可念咒语，而使股市平安者，乃是以为此人有无上法力，可与神对话者。若果如此，则其泪奔之后，又岂曾见煤矿不再倒塌。

股市的崩盘，便和煤矿的倒塌一样，身在其中者的一举一动，乃是其倒塌之因果，无论谁人泪奔无数次，该倒塌，依然倒塌。所以，此种承诺，无论泪奔与否，直不如次级债券，以其根本无可保证。凡做银行业务者，皆知无抵押之物，便极不可靠。

若欲使其承诺有效，其法甚易。比如欲使煤矿不再倒塌之法，则只须请其签下承诺，再倒三个，就自动辞职，又请其竞争对手计数，则某总势必不再泪奔，而必将其眼睛睁得大大，终夜长开以防煤矿倒塌。若欲使股市不跌，则可请其自行公布家产，他日跌者，由其全额赔偿。则其承诺可信程度，外人看来，远胜于一场眼泪表演。

今日之世，犹有信泪奔之表演，而不自求多福者，乃不谙神州政治表演之要术也。

连接 Google 标题：温总：会采取措施防止资产泡沫和股市大起大落(凤凰网)

1. 读过《历史哲学概述》系列的读者，或许很少人能从其中理解到和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在这个系列中，历史的考察和展开，和人的行为交织在一起。

人和人之间，人和物的互动，夹杂着时间因素，构成上一刻的历史，而下一刻的历史，并不简简单单的重复展开，而是随着参与者对于过往历史及自我的重新认识而重新修正的行为重新构成。这样一种认识论和历史的互相交织，本身意味着历史并非可以单纯的逻辑决定，而是由于历史参与者和历史本身的自反性和互动，形成一种在循环中反馈、震荡，而又有时溢出，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的历史现象。

这样一种历史，由于其独特的在线性时间下的路径依赖性质，使得历史本身是一种彻底的不可复制性和在一定程度下，由于人的认识需要随时间而逐步小幅度修正过程，而呈现出短期下的相似性。这个过程，和金融、股票市场的相似性，在索罗斯的著作中，被深刻的洞察，并以 反射理论 这个名词来进行描述。甚至，进一步的，索罗斯试图在某个节点上，以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的形式，四两拨千金的使历史终结上一个循环，而开始下一个循环。其著名的事例，是对英国汇率体制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每一个人的极其小规模的，甚至只有100股的股票的买卖，都可能使历史离开上一个循环的震荡而走向另外一个状况，正如一颗流弹在朝鲜战场的作用，使中国和北韩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差异一样。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之一，无论意识到与否，一入江湖，便已经参与了历史的制作。而对历史的洞察力，不但影响了下一个历史的开展过程，也同样使洞察者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和痛苦。带着这样一种认识论来重新看待投资和股票的话，这样一个过程，代表着沿着索罗斯方向对于金融市场的考察。而市场之中的行为，便和大历史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也融合在《历史哲学概述》的框架之中。

2. 在《工商管理知识》中，笔者则指出了工商管理知识和经济学知识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分歧之处。

在经济学科的核心分析体系——一般均衡分析和自由竞争假设中，作为社会物质主要生产和交换任务承担者的企业，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中，均被看成一个黑箱，企业家的角色，几乎完全从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消失而被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对于现代大量生活在公司制度中的人们，或者试图创建自己企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由于经济学采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并将自己努力打扮成为一种科学，在其核心分析范式中，长期下，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最终会使社会出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努力和付出，却会被同质化成为相当的基础分析元素，也就是说，在经济学标准视角中，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努力和差异，实际上只会最终趋同。或者说，经济学试图指出各种事件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这么一种必然结果，使得人的努力在整个事件中完全失去作用，这对于在企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们来说，除了令人沮丧之外，也意味着对于任何工商业知识的学习在长期下完全没有意义。

相应的，工商管理知识以企业（公司）为出发点。公司，正是现代经济体系的起点。任何工商学知识，也必将以此为起点。在德鲁克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以前，公司这一制度尽管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现代管理学的出现，这门学科围绕公司这种现代组织，对其结构、政策以及由此涉及的人文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考察。而一切的工商知识，均以此为核心。而企业是什么，这样一个核心性问题，也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在笔者的考察中，企业被看成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样一个定义，成为在股票市场对一个公司的估价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而相应的，一切的工商管理知识，则围绕如何使公司如何赚钱而展开。这样一个过程，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一种对抗。经济学所指出的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事实是，在一个机会平等、自由进入的市场中，竞争的作用，会使得产品和服务价格和利润降低下来。经济学最基础的原理说明，任何无差异的产品，在自由竞争情况下，最终会获得一个接近稳定的社会平均水准的报酬。也即是说，长远上，自由竞争情况下，企业家试图获取超越这一平均利润的行为，几乎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而一切的工商管理知识，则是追求如何在达尔文式的竞争的约束下，追求一个超越经济学约束的工商企业。这样一个行为，表现在股票投资上，则是要在要在茫茫代码中，寻找出这样一个长期超越市场平均值的公司组合和策略。从而，巴非特的投资学，实质上是站在管理学知识的一边，试图和标准的经济学市场充分有效理论对抗。

这样一个过程，本身意味着一种人对历史的洞察，而买卖过程的选择，是对这样一种洞察的最好评判。长期下，能真正战胜市场，才是这个市场的强者。而其本身的存在，意味着工商企业以及独立的个人的自由意识，对于一种形式逻辑思维的超越。英雄和命运的对抗，和超越。这样一个过程，放在人类的大历史上来看的话，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的喧嚣，但离开这个星球，放眼茫茫宇宙，却又如此孤独。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怅惘。当一个投资者试图看穿市场时，其孤独和悲凉，相信也与此仿佛。

带着上面两个不同的思路，如同两条分别通向盖尔芒特和斯万家的道路，可以开始以下一系列关于投资的时间和历史之旅。

Michael chen, 2007年10月 23日

<strong>摘要：</strong>科斯回应奈特关于企业的解释，提出交易成本是企业代替市场的关键。张五常用契约原理提出企业不是代替市场，而是要素合约取代了产品合约，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质疑了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试图重新回答科斯的问题。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开篇就写道：

本书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者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它们迅速的传播开来。

按照哈耶克在该书中的理解，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 这一扩展秩序，因其能更好的利用分散知识，而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展。

大量分散的人群，基于分工专业化进行生产，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交换，可以获得比一种孤立鲁宾孙状态更为富足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转化为群体的公益。这一猜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 看不见的手 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是 市场 这一扩展秩序，在人类经已进行了的漫长合作之后，第一次被理解并形象的表达出来，因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始。瓦尔拉斯用均衡概念证明对斯密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的尝试，在阿罗—德布罗意基于严格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之后，这一猜想演变成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想无摩擦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 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而自行运转。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理论代替了过往的神学。

问题在于，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能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正如 D.H.Robertson 所指出的：

在无意识的合作海洋中，我们发现了意识力量的小岛。就象是一桶奶油中凝结着的一块块黄油。

海洋中为什么还有孤岛存在呢？

企业是什么？

奈特教授试图从不确定性去解释这一问题。Knight 在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出 根本的不确定性 Fundamental Uncertainty 和可以用一个已知概率函数描述的风险。对于企业存在的理由，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来考察：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

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他的学生科斯教授并不满意于他的解释，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他的论证，恰恰正好是从反对他老师的观点的地方开始。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

允许某个权威（一个 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沉寂了许多年。23年后，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0年代以后，这两个问题被不断重新阐发，形成 新制度经济学 学派。

按照威廉姆森1998年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区分，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其一分支渊源自《社会成本问题》，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即是 博弈的规则 The rule of the game，这一分支伴随着经济史、产权经济学、路径依赖性等问题的关注而发展。其二渊源自《企业的性质》，重点管制问题，即是 如何博弈 The play of the game 的问题。这一分支引发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及信息问题的文献。在某种角度上说，管制是对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 思想的异议，而科斯《企业的本质》中对无意识孤海洋中孤岛的反思，与以后钱德勒《看的见的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

基于科斯对企业问题的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有新的阐发：

1. 阿尔奇安（Alchian）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 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产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报酬的分配及激励问题。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

2. 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同时强调不完全契约，即是契约签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在签约时候完全预见到并写入契约中，从而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的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3.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强调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企业的性质的影响。由于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用性资产上，买卖双方在签约前的竞争将转化为签约后的垄断，买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大坝建成后找借口违约），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卖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事先就减少投资或不投资。这样交易有可能不能完成。合理的选择是买卖双方合并为一个企业。这便是企业的契约性质。

4. 追随科斯的考察，张五常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进而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 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

张五常这个考察发表在1983年的《公司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中，时隔20年之后，在《经济解释》卷92，张五常在重新回顾当年的这一篇文章之后，再次强调，

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科斯用来解释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经过张五常重新解说之后，演变成契约原理，而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却被消解得无法回答了，正如汪丁丁在《解释经济解释》第九篇《契约原理》中所写的：

从那以后，我始终认为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

也即是说，契约原理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这是张五常比科斯高明的地方。

新制度经济学到了90年代显得停滞不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核心分析方式—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问题。

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因为交易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一个比 企业是什么 更为基础的问题便是：

什么是交易成本？

Furubotn, Eirik G. and Rudolf Richter (1997) 在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中指出，交易成本定义本身很模糊，Coase (1937) 将其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Demsetz (1968) 则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 更为直接的说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成本。问题正如 Hellwig 在 (1988) 指出的，

当信息不完全时，Coase 的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博弈）的准确特征，它无法在对体系作充分分析之前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清楚的了解整个经济体系，那么便不知道什么是 合适 的交易成本。而一旦我们清楚的了解整个体系，那么 交易成本 还有什么用？

也即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的博弈结构，这意味着博弈论可能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

如果按照张五常的思考，将企业视作契约的话，那么，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宾莫尔在《博弈论和社会契约》中指出的，所达成的契约，必须是这个契约和每一个有权力毁约的成员利益相一致，才可能让其成员自觉遵守它。也即是所谓的 自我约束契约。这很自然的将契约视作人和人之间的博弈均衡结果。也即意味着，只有基于一种博弈视角，才可能理解博弈出来的结果，再进而比较这种博弈结果之间的差异，这才是适用的 交易成本 理论。

汪丁丁从1994年到1996年在《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用博弈论代替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须有完备信息和超级理性，也即是说，决策者必须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制度，才可能选择出最优的制度来。但决策者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所以，制度是不能被选择的，也即是说，制度只可能是演进的，而制度成本的比较，也只可能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那么，有必要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或者说，博弈是如何进行，才可能比较出交易成本。

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9月）中，汪丁丁对

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整理，

他利用罗宾斯的机会成本概念说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机会成本的大些，因而交易费用大小便无法比较。接着，在《产权博弈》（《经济研究》，1996年10月）中，汪丁丁以四个案例，阐述基于开始的均衡点，如何因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导致不同的产权分配制度（另一个均衡点）。以说明

对产权关系演变的研究可以转化成在给定时刻（从而给定个人知识传统）对一次性产权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点的研究。

进而得出结论，

类似 交易费用，外部效应，和 剩余索取权 这类概念是局部分析框架里的概念，它们在博弈论框架里没有独立的意义。

或者说，应用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之后，产权、剩余索取权、交易费用均定有赖于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结果而定。产权的界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只能是在静态的均衡点上比较，当出现不对称信息的混合策略解时，这种比较有赖于概率意义而定。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假设条件，交易费用才能在不同的博弈均衡上进行静态比较。因而，汪丁丁认为：

理论不应该继续建基于 交易费用 概念上，尽管张五常的 交易费用 概念是局部均衡分析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么，什么是企业？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解答这个问题，张五常将其推演成契约原理，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以为市场和企业均是契约的特例，却没有给出在博弈论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进一步，汪丁丁还怀疑此种考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归返真实——解释〈经济解释〉之十》一开篇所说的：

对任何契约结构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研究者对契约各方所在的特定社会的整体了解。

也即是说，研究者能否对研究的事物（契约）保持客观的独立性，但却又因为身在其中以理解契约制度背后的潜规则（默会知识），这本身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工商业

简单的说，工就是生产，商就是交换。工商业的演变及对其涉及知识的认知，本质上乃是基于人类构成组织，通过分工、交换进行合作，再生产出满足人类需求物品的历史过程之上而得到。这种生产交换过程，伴随人类进化及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相始终，并日趋复杂。而关于工商业的知识认知，则必然在组织的复杂演变之后。

在有文字记录的最近数千年中，大量关于如何组织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经验被记录并形成一些简单的系统性思考，再通过书籍或教育传授给后人。比如中国在数千年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中，便发展出复杂的儒家伦理体系，以及

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

等诸种简便说法。

但是，使知识得以产生的现实生活背景，本身便处于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中。这一个演变过程，不但包括人类活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及角色的多样化，也包括由于技术改变带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这样一种过程，展现了外在范围的广度扩张以及内在组织形式的深化。

在17世纪以前，组织形式及活动范围的急剧变迁，往往是由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带来大量人口和物资有目的性的流动而引起。在没有战争的日子，人类自发的生产、物质交换行为，则如潜流一般在不同地区进行不断的物质、资本、人口交流，并进而或快或慢的推动制度和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演变。

17世纪以来，伴随植基于 希腊-罗马-基督教 文明之上的欧洲国家在航海事业上的探险及拓展，使得地球上本来分散封闭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变得密切，甚至某些国家达到唇齿相依的程度。在过去300多年中，这一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密切，引起不同地区、人种在物质生活、语言、文化、知识、制度的共融。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近百年新兴的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比如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以及可口可乐、好莱呜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而这种全球化景观的长远展望，便是 地球村 这种天涯若比邻的心理距离。

这种过程，在支持全球化者看来或许是一种 好 的过程，但对于身处在这种共融互动过程中的人们来说，伴随着生活的变动，带来不同价值观冲突的行为，这种冲突，有时很有趣和可笑，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人，认为的英国人膝盖不能弯曲，有时则由于这种急剧动荡带来迷惑、焦虑甚至挫折，比如清末民初以来面对洋人强枪利炮时，传统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对这 千年未有大变局 的彷徨和脆弱，乃至为文化所苦但却看不到传统前途而投湖自杀。

但这种变化和融合的力量，并不因为某人自杀而停止，因应于这一过程所引起的诸种对策，比如赶超英美而大炼钢铁，为强国而反思传统进行新文化运动，甚至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命以达到新的组织形态变化，以及由于这种运动失败引起的1978年后的经济上改革开放，在一个广泛的大场景下看，实质上均与此种17世纪以来不同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一以贯之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发生在不同具体文化国家独特事件背后的大场景。

无独有偶的是，这一过程及背景，并非以中国为然，比如当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之后，欧洲、美国的纺织、钢铁行业的工人的就业福利情况，便与中国的出口密切相关。而全球的资本自由流转，则使美联储的利率制定，可能成为亚洲风暴的导火线。甚至，当中国憧憬大国崛起，洗刷百年屈辱的时候，亚洲的小国，则对一个 大国 出现之后的各种威胁或危机忧心匆匆。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比17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更直接的去面对这种改变。一旦传统教育的知识和相应的人的组织行为，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生活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动的话，便会带来价值观认知上的深切痛苦。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互相影响程度更加密切，对于一方有利的事情，可能使他者严重受损。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了这一全球化过程，才能使生活在地球村的民众有更好的知识准备，以应付这一已经超越了某个个人或者团体意愿的，已经进行了300多年的大规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变迁。

2. 工商业知识教育的特性

加里贝克尔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中认为，父母给予子女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是通过影响孩子的未来潜在收入来影响孩子的经济福利的，隐含的默契是，这种投资作为对于其他诸如土地、珠宝、黄金、股票等的一种其他代替渠道，在父母年迈的时候，通过孩子相应的赡养而得到回报。

更广泛的看，任何一种形式的教育，无论是代际之间，还是个人的自我教育，在经济学含义上都可以广泛看成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本质上就是付出现在的资源和时间，来换取日后的回报。从而教育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视野下对于未来需求展望的投资行为。

从社会层面上看，知识教育可以区分为自我教育和被动教育。被动教育包括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强制性学校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关社会体制。而自我教育，则多数表现在成年人的自我学习，以及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反思和自我训练中对自我行为的修正。自我教育因人而异，与每个人的天赋及兴趣、环境有关，但相对灵活而变化多端。社会教育在当代则多数成为体制并系统化，相对变化缓慢。

就工商业知识而言，工商业所需要的知识教育，不同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个人训练，也不同于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好奇。如果将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好奇以及哲学思维培训称为知性训练的话，那么其中涉及的主要是智力思维的提升。如果将对通过文学、电影等，感受人性或者情感所涉及的心灵感受称为灵性训练的话，那么这些训练，多数以个人的体验为主，强调的目标对象是个体的感受和变化。

整体上看，工商业所需要的训练，不同于上述两种训练，重点在于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合作、生产、交换行为，看起来更接近于身体和行为的技能训练。但工商业的训练，也严格区别于琴棋书画的技艺训练，后者这种训练，被称为艺术，而工业强调的则是技术。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艺术体现了人的差别性，而技术则重点在于体现产品之间无差别的可复制性。

将系统的工商业知识的渊源，追溯到17世纪，而不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的原因在于，17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及大航海这一过程，新能源和矿物被充分利用而代替以往在农业社会的动物和人力作为生产的动力，这一能源利用的变化，长远上带来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的出现并大量应用。同时，这一变化作为一个催化剂，使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系统加速演化，使传统的农业社会，进一步转化成为工业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东、西方在物质力量上的大分流。这一过程被后世称为工业革命，技术、科学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化，自我演化，自我指涉，作用于此后的数个世纪，再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地方，再进一步催生出全球化。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工业革命的长远结果是，机器和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然后，人的行为反过来被机器所约束，或者说，人被机器所驯化。而这一点，是以前任何世代未曾出现，也从未曾为之提供知识准备的。这正是为什么可以继续借鉴17世纪以前的经典或者知识、话语资源，来进行个人的心灵或者知性训练，但却不能单靠这些传统的知识资源来习得现代所需要的工商业知识训练。因为17世纪以前，作为人类数千年宝贵经验传承者的知识阶层，无论是古老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基督传统的教士，均是以有闲阶级的面目存在，所研究的知识问题，也重在灵性、知性的训练，而非强调生产、交换过程的技能问题。

甚至反过来，这些灵性和知性的训练，养成一帮四体不勤的识字阶层，从价值观或者社会认知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典型的，比如传统基督教会反对高利贷，而传统儒家价值观则以士农工商为价值体系而鄙视商人的作用。这一结果在当代中国，则继续表现为大量继续研习传统文化的文学青年，专注于诗歌文学，空谈心性，自傲自得，却无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甚至还出现读经的以试图领导当代潮流的可笑行为，皆因这些行为背后，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全球化变化这一大趋势。

在17世纪以来，这种变化陆续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比如股份公司和平衡式簿记法因为海外冒险而产生，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在各历史时期陆续出现，直到19世纪以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的分工、组织形式来完成日常生活的物质供应，从而发展出具备明确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再进一步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分别强调生产和交换功能的工业和商业逐渐独立出来，聚集大规模人口的城市成为物质交换的中心，市民阶层、技术官僚相继出现，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政府，传统价值伦理转化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工商业知识的真正的生活背景。这一背景决定了基于其上的工商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乃是能够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分工的技能训练。这正是工商业知识的特性。

3. 工商业知识的西方经济学传统

16-18世纪间各种松散零碎的思想和并不共享一个核心分析范式的团体，组成了后来的 重商主义 这个思想总称，显示了资本主义工业观点对于政治的渗透。《蜜蜂的寓言》则作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为后来的个人自我利益促进公共利益的信条澄清了价值基础。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将人性和历史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构建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神学体系之后，后世对经济生活所进行的冷静观察及分析，便统合在这一被追认的经济学之父所建立的学科下进行。

社会经济体系得以运行的诸种制度，货币、信用、商业、价格、分工、经济增长、效率、产权、契约、国际贸易等等，甚至支持这些制度和契约得以运行背后的法律、社会意识形态、人口、技术、环境等要素对于经济运转的作用，均在此学科下开展并持续进行研究。

随着主题的广泛及对社会现象研究的深入，学科的知识分工也逐渐深化。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体系的运用，使经济学体系在形式及逻辑上日趋严密复杂的同时，也使得这一学科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言自语的神学。其原因在于数学本身在发展其自恰存在的逻辑形式的同时，并不保证其在实际生活运用的合适性。当牛顿利用数学体系发展出物理学来描述天体之间的运行时，非常碰巧的，他所研究并演绎出来的数学体系，在具备高度精密性和普适性的同时，却非常幸运的和自然无意识物体的运动定律具备高度的重合性。也即是说，他的幸运在于，他所构建的数学体系，和自然界的物体运动，特别是天体的运动，具备了高度重合的逻辑必然性和自然因果性。而这一点，在涉及非常主观能动的人类行为时，其前提并不存在。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在把自己打扮成为科学时，却越来越象神学的原因。

同时，令人沮丧的是，在经济学科的核心分析体系——一般均衡分析和自由竞争假设中，作为社会物质主要生产和交换任务承担者的企业，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中，均被看成一个黑箱，企业家的角色，几乎完全从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消失而被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对于现代大量生活在公司制度中的人们，或者试图创建自己企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由于经济学采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并将自己努力打扮成为一种科学，在其核心分析范式中，长期下，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最终会使社会出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努力和付出，却会被同质化成为相当的基础分析元素，也就是说，在经济学标准视角中，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努力和差异，实际上只会最终趋同。或者说，经济学试图指出各种事件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这么一种必然结果，使得人的努力在整个事件中完全失去作用，这对于在企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们来说，除了令人沮丧之外，也意味着对于任何工商业知识的学习在长期下完全没有意义。

正是经济学这种分析范式本质上在企业家创新精神及企业性质及经营者研究的不适应，使得大学中的各种商学院，尽管在其入门课程中都相应设置了不同的经济学科，以便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理解经济世界的视角。但在其后的课程中，更多的是依赖一种 案例学习 Case Study。用费雪的话说，商学院的理论，必然是实例理论，通过暗示揭示特定现象的可能性，着力于描写 可能发生的过程，而不是如经济学所试图揭示的逻辑必然发生的事件。这一点，正是商学教育和经济学教育的真正区别：商学教育更加体现了个人的差异对于结果不同的可能作用。

4. 商学院的教育范式及 MBA

商学院以案例学习为核心教育方式的好处在于，与经济学标准教育范式假设经济世界中的参与者，全部均为理性人，然后将经济体系的运作，抽象成为可以计算的方程式不同，商学院的案例学习的前提是将世界看成一个不确定的，可以由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人自己选择，而左右博弈结果的世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成一种由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通过进化或者演化博弈而得到可能的不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进化淘汰之后的成功案例、制度、思想通过案例思考和教育，完成从头脑到头脑的复制。案例作为载体，完成这种智力教育。在行为学中，这种案例思考和学习，通过多次重复出现事件，形成学习者记忆中的共性规律，具体的经验被推广为一般性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不必然保证成功，但这些经验和规律，在学习者此后的实践中，面对不确定性的复杂局面时，能够提供一个已经经过许多事例证明成功的决策。此种教育的好处不但在于理解过往的成败，而在于受教育者得以提早模拟以后可能面对的复杂博弈环境，并考虑于两难中，平衡估量大量难以精确计算判断的信息，再基于其上寻求可能之解决方案。而不成为标准经济学假设中贝立登的那只驴子，正是MBA教育和纯经济学教学之间的真正差异。

在这种案例教育中，寻找一系列共性的事例，并形成合适的决策力是其教育的关键，这种寻找有赖于受训练者之眼界和训练。此种教育之优势，也是其难点之所在，如何沿着

Data → Information → Knowledge → Decision → Wisdom

这一链条，将对事件的考察理解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智慧，需要学习者通过其生活经验及判断（experience）来对所涉及的新的事件进行归类判断，并纳入相应的（context）因果性联想来达到。

案例教育中，案例被利用来作为载体，但对事件及信息本身的理解，却因参与者的知识及经验过程而不同，因而案例本身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终极的答案，而是因不同参与者的解构而获得不同的意义，一旦参与者缺乏相应的独立思考及所必须的对商业环境的理解和认识，那么案例式的教育将退化为纯粹不可理解而形式化的知识教育。这一点，也正是学习者需要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理解和生活经验的原因。

在常规的工商管理教育中，依据不同的知识传统，又可以区分出美国式的 MBA 教育和德国式的工程师训练。MBA 是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大体上，现今各国的 MBA 教育多依美国为原型，所遵循的理念是，通过知识学习及实际技能训练并行，通过体验模拟出来的商业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可以在一生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得以持续学习的基点，重在鼓励独立性思维及管理视野方面的拓展。这一理念，充分体现出 MBA 教育与技师或专业工程师的教育训练之不同，后者以德国为典范，重在对 物 之技艺。前者则重在人和事的理解。同时，这一界线也显现了 MBA 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不同。比如 IESE 商业学校2002年1月的课程设计中，区分了以下三者：

• Managers: Experience, Reduced study
• MBA’s: High preparation, High dedication, Low experience, Limited maturity, Many cultures
• Doctoral: High study, Its own objectives, Test for drafts, Teaching, Research

这一划分说明，MBA 的课程设计介乎实际管理者与博士之间，比管理者有更多知识思考及准备，但却不必如博士般精深。其中，除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之外，面对人事之决策技能及对博弈环境的整体性视角为其关键。而这正是引入案例学习的原因所在。

自工业革命以来，分工的专业伴随市场拓展深化，社会竞争的副产物之一，便是随着专业化的开展，本来那些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人力资源因为这种专业化而被局限在某一分工知识上，并随之越行越远，对于鸡毛蒜皮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却对于社会层面上广泛知识无法形成一种通才共识而被 锁定 Lock-in。在这一意义上，MBA 式的通才教育，可以被看成一种在更进一步分工之前的一种工商业通才教育，从而具有广泛的视野从而可能在日后沟通各种不同的知识碎片，而能够把握错综复杂的局面。同时，由于其生源入学前已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对于社会的实际工商业环境有一定的理解，因此能够根据其原来所具备的经验，重新学习相应的知识以完成在原有经验上的创新，由此，此种教育并非完全单调技能的教育，而是一种类似于通才教育的基础性工商业知识把握。同样重要的是，当全球的不同国家，参考类似的思想渊源和教育传统来完成这种商业训练之后，比如中国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对麻省理工 MBA 教育模式及教材引进，在长远上说，在不断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类似的商业教育基础，那么，在日后跨文化的沟通中，将会有着更加容易的共鸣和理解，从而显现出其在交易成本上的优势。

MBA 的教材和课程设计，大约可分为三大类，一为静态体系的知识，比如其中关于经济学部分的学习。另一部分是技能，即为前人成法及现成制度，包括金融财务、商务沟通、统计学、会计学等各种知识及技能训练，第三部分，即是智慧之学习，比如战略管理，运营运筹、商业决策、危机管理等。这部分学习可以说是技进乎道，运用全因人而异，而进行训练的方法，即是前文所述及之 Case Study。

从这种分类看起来，MBA 教育确实因应了为工商界培养新人的需要，糅合知识、技能、智慧在一门课程中，这可以被看成 MBA 的教育模式的优点。

5. MBA 的问题及创新精神

但许多时候，往往优点也就是缺点。MBA 通才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三部分的智慧决策部分，涉及战略、危机等问题，往往和学习者的天赋有关，而很难被教育。一般而言，这一部分高度抽象性的技能，往往集中由公司的高层去面对，出现的概率也相对于日常管理事务也低很多，所以，也很难通过少量案例来模拟。而一旦出现，也往往因地制宜，很难通过通行教育训练，所以这一部分，往往是受训练者学得最模糊的地方。而剩下两部分，MBA 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精深不如经济系学生，而实务的技巧，也往往不如财会系学生。同时，由于 MBA 教育乃是模拟现有的商业体制中的案例而成，所以，其教育依附现行体制而成，适合于在现行体制打工而不适合自行创业，特别是如果有大量 MBA 在一个团队中，更能显示出其教育的好处，而反过来，则变成一种劣势。

MBA 教育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在于，由于投资学习 MBA 课程的学费、时间以及丧失工作升迁的机会成本太高，导致 MBA 学生，在创业问题上，和一般普通人比较时，受更多的门槛和机会成本限制，从而不会去从事一些明显低利润的边缘行业，比如洗衣店、理发店、私人杂货店、饮食店等，但事实上，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最低，也最多出现在各种试图独立创业的人的选择名单中。这种机会成本的限制，使得 MBA 学生的创业机会大量受限制。

从市场角色看，创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大公司的创新和私人投资的创新。这两类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私人创业来说，创业就象在急流中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其发展路径往往不可预料，而需要由创业者根据每一刻的具体情况不断做调整，不值得，也不可能在事前对于计划来做详细的规划和研究，所以，每天都不断有人出来创业，但绝大部分却被急流冲走，因为诸如资金短缺，市场变化等大量的问题，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创业的失败，最终只有极少数能成功。而对于大公司来说，创新变成一种可规划的计划任务，可以采用系统的方法进行规划、研究，并对计划进行系统而详尽的考察，从而大大减少其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讶之处在于，绝大部分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为大公司的企业，一开始的创业，往往也是由私人开创的小公司发展而成，而非现有大公司有组织的计划和设计。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正印证了奈特和哈耶克中关于不确定性的解释：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信息的分散，而这种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于另外一些人却是商机，从而，分散的个体分别利用了各自的信息，会比一个大公司搜集信息再进行决策显得更有效率，而其创业的成功，则是市场对其信息利用的补偿。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正是创新者获得风险报酬之由来。

相应的，MBA 教育本身，并不能对于信息的分散利用有所改善，因为这种分散本身是由市场决定，而非由知识教育体系决定，从而在这个问题上，MBA 并不能表现出优势。这种逆向选择的结果便是，往往 MBA 最终选择去大公司打工，成为有效的项目经理，但却很少能够私人创立一个能成长为国际大公司的企业。这一点，恐怕是很多MBA学生在选择接受这种教育训练之前很少意识到的。

6. 现代管理学的起点：公司

一门学科当可以被界定成为一个学科的时候，除了在一定限度上可以划分出其研究范围和目标之外，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一个可以称为硬核的核心分析范式。当经济学仍然依托在政治经济学门下，各种思想均以独立分散的形式出现时，这门学科的硬核尚未形成。直到二百多年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自由市场思想、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等，阿罗-德布罗意的数学化努力下融合，形成一个以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逻辑自恰的体系时，这个学科才可以被确认成为独立的学科。根据这一硬核区分出来的各种知识，通过一定次序教授给入门的学生，而那些和这个体系不同的案例考察、思想、见解、假设、历史文献，则作为一种高级课程或者专题的补充而被继续研究、深化。

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不能对应适用于工商管理学。原因在于在标准经济学体系中，市场被假设成为一个理想的无摩擦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而自行运转。而公司被看成一个技术黑箱，左边输入原料，右边便可以得到产品。而在过去的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特别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以来，以公司制度下的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形态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

相对于过去的漫漫数千年中，把人们联结起来的各种组织，无论家庭、教会、国家、氏族等，企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代表。企业成为联结人们活动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企业中形成的同事之间的群体关系及雇员的角色，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并进而形成社会的中心。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和人的角色变化，瓦解了传统的政治传统和习俗。并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变化最大的恰恰是社会本身。在1945年以前，知识工人¹ 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而到了1983年，不足40年间，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已经可以被归类为知识工人。在二战以前，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者将会成为自我雇佣者。而今天，有超过90%以上的学生，会在毕业后选择进入某一个组织工作，通过组织提供的酬劳来获得其基本开销，并呆在组织中服务终生。在过去数十年间，创建一间公司的成本越来越便宜，使得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为任何有志于创业者所自由使用。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人还是极少出去创建自己的公司，而是愿意呆在某个固定的组织中获得自己的酬劳。甚至，能够离开组织，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成为一种有反叛意识的年轻人的梦想，以至于互联网出现之后，soho 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梦想实现方式，而忘记了仅仅在数十年前，自我雇佣者才是社会的主流。社会组织的演变对于人的观念改变的影响力，有时令人如此惊讶。

如同德鲁克所说，战后的世界和平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和平不同，它不再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社会、信仰、制度能否超越国界而走向统一，转而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和平共处。而美国国内的稳定和世界和平，都依赖于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的正常运转。²

当代绝大部分的人口和国家，乃是通过市场交换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和功能，而公司则作为市场生产、交换的基本单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只有理解了公司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人的存在地位，才有可能当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和传统的组织形式发生冲突时，比如公司生活的要求和社会的基本信仰、习俗以及对传统的忠诚发生冲突时，才更可能为这一冲突过程的参与者提供新的解决途径或者价值观。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和背景下，尽管仍然有非常多的极权国家，保留了高度的集权控制和组织计划形态，也有非常多的封闭国家，保留了大量的传统习俗，但是，当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分布以及全球贸易的开展，带来资金、物品、人才的大量流通的同时，无论愿意或是不愿意，这样一种全球化贸易，必将带来这些极权封闭国家的大规模变迁，思想、制度，人对社会的理解，终将随着市场的交互而改变，这样一种改变，甚至也包括那些本来接受了各种传统潜移默化的伦理知识教育，而对市场具有强烈的反对和厌恶之情的传统知识分子，转而不得不无奈的接受并理解市场运行的逻辑，以及那些极权国家和资源垄断者，在其利润和效率受到自由市场的挑战之后，转而不得不接受相应的改革和改变，来参与这个全世界的自由市场。考虑到亚洲的妇女，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妇女，通过自由的职业选择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从而获得社会地位上的提升，这一点更加明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考虑到过去20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使得那些对于当时体制不满的人群，能够通过市场经济在体制外获得一份生存的权利和体面的职业，而不需要再去忍受各种在体制内每天必须面对的无所不在的洗脑教育，知识分子们应该更能够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亲身利益相关的冲击，才能使多数人因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从长远上改变极权社会的制度。这是市场和极权的对抗。

在这一意义上，公司，正是现代经济体系的起点。任何工商学知识，也必将以此为起点。对于工商管理来说，由于工业和商业从事的职能目标不同，工业重在组织产品的生产，商业重在组织产品流通。这两者所着重的技能和知识教育也不同。能够将这两者结合在一个学科中来讨论的原因，乃是这两者在现代均依托在公司制名下进行。在德鲁克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以前，公司这一制度尽管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现代管理学的出现，这门学科围绕公司这种现代组织，对其结构、政策以及由此涉及的人文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考察。而一切的工商知识，均以此为核心。包括此后的 MBA 教育中涉及的各个分支，除了涉及经济学部分知识作为对于经济体系运作的理解之外，其他部分，实质上也是针对不同的公司职能和环境，描述公司的行为及思考。而更早的关于管理的各种思考和研究，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霍桑效应等，甚至零碎散见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各种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组织互动的理解，均不能被列入现代管理学的原因，乃是这些考察实际上并不以公司为起点进行一个系统性考察。

7. 企业是什么？

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但公司为什么存在？工商管理学的一切学问，均以公司为起点，但并不追问这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清晰的理解作为工商管理学的核心基础的公司的存在及成因。这可以经由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思想来解释的。

标准经济学体系中，市场被假设成为一个理想的无摩擦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而自行运转。问题是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能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不满足于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和解释。

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认为企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他的学生，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

允许某个权威（一个 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企业比市场有着更低的交易成本，这是他的解释。

科斯开创了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一系列研究，其他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科斯的学生和朋友，张五常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 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他写道：

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对于张五常这一分析方式，汪丁丁的评论是，从那以后，

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

也即是说，如果经济学的分析核心是市场，而工商学的研究核心是企业的话，那么，在契约的视角下，这两者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基于国家、法律、社会制度之上的契约机制，市场和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差别。但这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会出现公司这种制度，甚至从进化的视角看，公司这种单位组织仍然在不断深化并在不同的国家、制度、地域扩展。

我个人的解释如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用一种经济学体系来对付千差万别的经济社会，使得这么一种理论要么足够抽象以做到无所不能，要么非常庞大而令人无所适从。经济学为了使自己的逻辑体系自恰，假设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但是，在现实中，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不但如此，行为人不但对自己无知，也对他人的行为以及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可能完全无知。

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不但包括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包括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这可以被称为事件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按照博弈论的术语说，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作为制度的一种的企业，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而这样一种制度，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结果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的形成减少了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公司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对技术资源如何利用的不确定性，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契约的不确定性，甚至也包括完全未知的不确定性。大公司与个人决策比较，付出成本进行调研，试图减少可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却必须付出成本。而稳定和合理薪筹结构的公司，激励了员工的努力，从而减少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而使结果更有效率。这所有种种面对不确定性所表现出来的制度、行为、经营、管理，通过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企业中所包括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状态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通过其产品获得利润，再经由利润来衡量出所有这些企业中的行为人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本来很难被定价的能力，比如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反应能力也被集结在利润中被体现估价。

从一种社会演进角度看，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是人们完全不可能知道的，或者说，未来完全在预测之外，因此，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性来。因应这种不确定性，人类社会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的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这个原理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与否，经由长时间的博弈演变，这样一种组织最终出现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秩序之中。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不同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因为企业的管理者超人的经营能力，或者是因为这个企业更加有效率的制度，也或许因为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或者创造力。但无论如何，在形成企业这种组织形态并参与市场之后，这些能力被得以量化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从而，市场自发的，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淘汰掉那些低能力的组织。企业，作为一个可以衡量的测度单位，使得人类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被衡量并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从这种角度理解，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企业乃是基于市场而诞生。甚至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将零散的市场交换行为，形式化、固定化成为企业，消除了市场交换的一些不确定性，流水的兵，铁打的盘营，这样的好处便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区分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良好而简便的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和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的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非合作组织等。企业无论进行何种生产，无论企业如何变换，到倒闭前为止，企业是一个明确的单位。

张五常的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的边界的无法确定而在契约观视角下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的话，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基于明确的会计法则，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其他过渡状态，比如说国家，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比如说 GDP 和汇率，我们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除了企业这种通过市场交换而且能更被以更低成本进行测度之外，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的成本要远远高得多。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以更好的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但作为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测度单位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

也即是说：企业存在的实质，是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样一种定价，实际是对企业这个团体所包括的行为人的努力所付出的酬劳的定价。理论的假设，会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比一个失败的企业表现出更加有效率，但现实中，许多本来可能成功的企业失败了，而非常多本来应该被淘汰的企业依然低效率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原因除了市场本身的竞争并不完全是如经济学世界所假设的完全自由竞争之外，还因为企业的参与人有着并不单纯追求利润的其他多元目标，比如对于舒适的办公环境，其他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追求，但从长期上看，诉诸一种达尔文进化论的变形的话，长期上看，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工商企业法则：利润必然是非负的，不管经理多么强烈的追求其他目标，或者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合适的策略是多么困难，任何不能满足这一准则的企业，必然会从经济舞台消失。这一准则，甚至可以涵盖那些非盈利组织，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目标而成立的非盈利组织，但是，正如方卓如所观察到的，非盈利组织同样对于效率以及目标有着明确的追求和考核，其工作强度和管理模式，实际上和盈利组织并没有很大差别。

8. 工商管理学知识纲要及关键词

工商管理之目的，为使公司赚钱。由此可以进而讨论工商管理学诸知识。简单的说，一切工商管理学知识，都以公司为基本组织起点，探讨如何使组织如何更有效率的完成生产、流通的问题，更直接点说，工商管理学，研究的是在市场中赚钱的技能，所以，投资学也在 MBA 课程中被教授，尽管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一个普通的散户在市场中的炒卖也属于投资行为而不涉及明确的对人群的组织管理问题。

人类构成社会并分工合作，以货币为媒介，通过市场交换物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只要能为人们提供服务或者产品者，都可能获得报酬。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报酬常以货币的数量来衡量。在以金钱为衡量标杆的参照系中，一切进入市场交换的服务或者产品，都必须有价而可衡量，否则便无法在市场中完成交换。市场经济中，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令到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很不舒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也一样被客观化、物质化，人之差异便为金钱所抹平。但无奈的是，市场交换必然如此。

所以，工商管理知识本身，是典型的价值无涉的工具知识，纯粹在可交换情况下，探讨如何赚更多的钱。任何一种工商知识本身，都默认了这一前提，甚至，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某些过往被认为是无价之物之物，不属于市场交换的范围的，也被利用市场经济来进行交易或者达到其他的价值目标，比如污染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本身并非只以追求利润作为单一价值维度，身处社会中的公司和个人，也有其社会责任，所以，各种各样的工商管理知识，也同样强调了如何和社会共存或者平衡公司的多个价值维度。比如公司的社会责任等，这使得现实的工商管理学知识以及公司运营本身，并非单以利润为价值目标。比如 Body Shop 公司就一直以强调环保的面貌出现，而日本的公司，在非常长时间内，认为照顾员工福利在于利润最大化之先而不愿意裁员。但是，总体上来说，追求利润仍然是公司和工商管理知识的基调。

对于工商管理学来说，另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事实是，在一个机会平等、自由进入的市场中，竞争的作用，会使得产品和服务价格和利润降低下来。经济学最基础的原理说明，任何无差异的产品，在自由竞争情况下，最终会获得一个接近稳定的社会平均水准的报酬。也即是说，长远上，自由竞争情况下，企业家试图获取超越这一平均利润的行为，几乎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完全生活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假设世界中，人的天赋不同、资源分布的环境不同、市场半径不同、初始资金积累不同、技术不同、制度环境不同、信息不同、知识运用能力不同、组织管理文化不同，种种的差异，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面目，这除了使市场中的消费者多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之外，也使企业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并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其寿命或长或短。

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背景，成为企业在市场中生存的基调，但竞争对于企业的真正影响，尽管工商业同仁都身同感受，但是，真正对其考察并将表达出来的，是 Michael Porter 在80年代末的作品《竞争优势》及其随后的《竞争战略》，波特明确说明，在竞争的前提下，一个企业要在行业中生存，要么采取低成本战略，要么采取差异化战略。也即是说，公司要赚钱，要么产品比别人便宜，要么产品比别人好，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这是工商管理学中第一次明确揭示竞争对于单一企业的基本约束。波特带出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获得比其他竞争者更低的制造、流通成本，又如何使得一个特定的企业显得与其他企业不同？

前一问题，与一系列后来的管理理论相关，比如流程改造 Process Improvement、价值链分析 Value Chain、关键路线分析 Critical Path Analysis、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等。与成本这一话题相关的文献，还包括各种管理方式的探讨，比如 成本-收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组织形式变革以获得更高效率，比如 变革管理 Change Management、管理层削减 Delayering、绩效报酬 Performance Related Pay 领导力等等。

后一问题则包括企业品牌的营造(Branding)、采用自食生存的模式竞争(Cannibalisation)、关系营销(CRM)来维持一种客户对于企业和产品的情感，又或通过质量提升，比如全面质量管理(TQM)及 Six Sigma 等来使产品和其他竞争者不同，并且在这些策略之上，构造所特有的企业文化和形象(Culture)，并引导企业追求卓越(Excellence—Tom Peters)。

通过以上种种的努力的总体，使某一个特定企业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企业，而令其他企业很难模仿，从而获得超越其他企业的利润，这样一些关键要素，被称为 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另外，企业不止应该只保持目前的产品和状态，为了使企业能够获得更高昂的利润，企业还得分析目前 产品的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为后来的企业设置 进入障碍 Barrier to entry、追求创新 Innovation 并 捍卫创新 Championing。甚至需要去研究社会未来的趋势变化，比如理解 全球化 Globlisation 和 商业周期 Business Cycle 以洞识先机。³

这样一些理念和术语，构成了绝大部分关于企业研究的主要核心话题。几乎大部分的当代管理思想史，都可以沿着这个纲要寻找到与之相关的知识联系，新的知识也可以在这个纲要中寻找到相应的谱系或定位。这些理念和术语，实际上大部分都出现在最近20年间，并且是基于各自对于实践感悟而分散出现。这些术语和理念，实际上介乎感知和解释之间。多数的术语，仍然停留于对大部分工商业现象的描述，而未足以形成一个足够抽象严密的体系来解释大部分的商业现象，或者预测企业的未来走向。这和经济学所形成的严谨抽象体系完全不同。

从叙事形式来看，经济学数学化之后，基本的叙事形式是采用数学语言及形式逻辑，试图勾勒基本的规律，以推断出一个结论。对于绝大部分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来说，结论在实际应用上的对错，远没有形式逻辑证明来得重要。而 工商管理学采用的叙事形式，多是故事叙事或者案例考察，并多以畅销书的面目出现。出现这一区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事例以及一个稳定的核心参照系，来将各种各样的企业行为统合在一个框架下解释，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影响企业成败的因素过于广泛，以至于很难实际上分离出对于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对其进行定量考察。从而，管理思想表现成为一种针对不同案例的成败碎片或者不同企业的传奇故事，非常适用于一个企业的管理方法，可能完全不适用于另一个企业，甚至如果不恰当的适用，更可能会造成更加致命的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看，Peters Senge 的《第五项修炼》会被认为是一个及其不严谨的命题，为什么是第五项修炼，而不是第六项？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只研究通用汽车，只能被看成一个各例而没有被证明能够在其他公司中适用。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这种区别，使得当经济学追求严谨而力图将自己打扮成一门科学时，却适得其反的表现得成为自言自语的形式逻辑体系，甚至也制造出一些自吹自擂的神棍及其 Fans 鼓吹只靠三招两式便可以进行经济解释。而工商管理学在努力考察某些具体的事例时，却常不自觉努力泛化表现出一种泛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至于成为不断制造各种新奇名词及畅销书的大杂烩，或者为探求企业赚钱奥秘者提供灵感，或者为夸夸其谈的咨询师或管理顾问，提供各种装饰其话语的新奇名词。尽管其中一些非常有教益的思想和内容，已经成为各种工商管理学生的教材，比如 John Kotter 的营销学著作。但另外一些仍然以野狐蝉的形式，成为市面的畅销书，比如 Peters Senge 的《第五项修炼》或者 Ken Blanchard 的《1分钟经理》。关于工商业的关键词索引，2000年 Tin Hindle 出版了Guide to management Ideas，此书后来由中信出版社以《管理思想》为名列入〈经济学人〉丛书出版，有兴趣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

9. 商界50智者排名

商业一直处于竞争中，知识、话语体系本身也一直处于竞争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每年都起起伏伏，每一年也都有大量商业名词和知识涌现。随着时间逝去，一些思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一些风靡一时的词语，也不再为人注意。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及其创造的理念和术语，会因为不断被人引用而历久弥新并构成学科的重要理念及核心。

怎么样来评价或者挑选出这些重要的词语呢？在统计学及计算机出现以前，重要的人物排名，往往是由某个见闻广博的人物来完成，比如古龙的作品中，便由百晓生完成武功高低的排名，尽管从日后的比赛结果看，排名第三的小李飞刀打败了排名第2的上官金环。但由于百晓生已经逝去，再无人更新这一排名，所以排名便成绝响。

统计学出现以后，排名的依据，大多数字化。比如富可敌国，究竟多少？财富排名榜，最通行的是福布斯的财富排名榜，后来，又有胡润排名榜。当代的富翁，大多需要通过上市来扩大其财富，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相对还是比较清楚，而每年也可以更新。比如根据最新的数字，排名世界第2的巴菲特，身家440亿美金。在将其身家的85%捐献出去做善事之前，若以非洲小国计算，非但富可敌国，则是富可敌16国。所以，数字化后的统计，便可比较。

经济学中对于人物及学术著作的重要性统计，是对已经构成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刊物上的人名及作品的引用次数来排序的。但商业著作由于其畅销书性质，以及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共同体的文献发表来作为索引。所以，早期的商业思想排名，大多是根据一些大师的点评，评选各自认为重要的商业思想或人物。比如查尔斯•汉迪应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向全球的经理人以及管理专业的学子介绍现今管理学领导潮流的节目中，便列出十多位他认为重要的管理思想大师并逐一评述，包括彼得德鲁克、比尔盖茨、大前研一、汤姆彼得斯、沃伦本尼斯等。这本书在中国，后来以《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 出版。一些比较著名的刊物，时不时也会做各种调查，比如《经济学人》、《时代周刊》、《商业周刊》等，间中会评选出对于时代或者商业有明显影响力的思想或人物，

互联网成熟以后，成为信息传播的非常重要途径，并吸引了普罗大众的参与。特别是 Google 出现以后，搜索统计工作变得简单起来。比如1998年，“Guru Guide”便统计列出近100位商界思想名人录，但没有完成排名。2002年，由Edward de Bono主持，咨询机构 Accenture 使用基于联邦法官理查•波斯纳 Richard Posner 所构想的三个条件去构建其2002年的商业50人排名，其方法如下:

1. 用Google 搜索出现的网页数，减去重复其重名部分。
2. 统计在《社会科学期刊引用文献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上的引用次数，也就是学术刊物的引用次数。
3. 根据雷克斯兰克思全球学术线上资料库 Lexis/Nexis 上，在商业与新闻媒体类别的提及次数。

然后将这三者相加，便得到一个排名榜。这个排名后来发展到200个人。

另外，由 Suntop Media 赞助的网站 The thinker 50 分别在2001、2003、2005年也设立了自己的商界50人排名榜，最新的排名，在2006年6月以书籍形式出版。该网站的排名方式，同样以 Google 为主要工具及信息来源，但以鼓励参与者投票的方式进行。

大致而言，思想界50人的每年排名，便如福布斯白人财富榜一样，每年座位或许有起有落，但有多数人是一直稳定的占据在榜上的，至于少数突然出现的，往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提供的网址或资料，自行比较那些之前出现而又突然消失者，用其去观察时代口味的变化。但本文更加关注的，则是那些无论在何种排名榜上，均有所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便如蓝筹股一样，几乎永远是任何主要组合所必备的材料，也是关注商业思想者所不能绕过的话题。

10. Accenture 2002商界50人点评

这个排名读者可以参考附录。可以看到，对商界有影响的人物，往往来自以下背景：

• 商学院：这包括一系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如排名第6的 Gary S. Becker。加里贝克以《家庭论》等一系列著作，开创了以经济学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分析。排名12的 Ronald Coase。科斯以《社会成本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经由张五常的宣传，其名声近年大响。排名22的 Robert C. Merton 罗伯特默顿，以其资产定价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并参与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建，这个公司的倒闭为华尔街以及全球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排名42的 Myron S. Scholes，他于1997年以其期权定价公式获得诺贝尔奖。

  此外，还有排名第9的 Hal Varian，范里安为经济系的学生们写了一本文字优雅，言简意赅的教材：《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但他入榜的原因，或许与其另外一本书《信息规则》有关，在这本和夏皮罗合著的著作中，他令人惊讶的论证了互联网这样一种新事物，其定价规则依然遵循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捍卫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排名第38的 Alfred Chandler，钱德勒以《看的见的手》等开创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组织和商业史的研究，令人佩服。几乎任何一个经济系的学生，无论其学习的方向是金融、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都会遇见这些令人佩服的大师。

  此外还有排名13的 Lester Thurow，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院长。排名第一的波特在哈佛大学任教，排名23的密西根大学的普哈拉 C. K. Prahalad，他与排名第7的 Gary Hamel 一起在1990年于管理学中创立了 核心竞争力 这个词语。

• 实务经理人：他们创立或者重新改造公司，将自己的理念身体力行的用行动表达出来。比如排名33的杰克•韦尔奇、排名19的 Bill Gates、排名47的 Dell 等。排名28的 Kevin Kelly，排名44的 Richard Branson，他创立了维珍集团。在这些人中，盖姿除了是世界首富之外，他所发明的 Windows，跟轮子一样，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伟大发明之一。尽管从排名系统上，这些人物由于很少在学术期刊发表任何文字而可能在统计资料上占劣势，但由于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容易出现在各个媒体的焦点中，从而具备对商界高度的影响力。

对于商界有影响力的还有另外2类，尽管这些人未必会进入前50名的排名，比如

• 记者：另外商业杂志或报纸的记者或编辑，他们也写书。例如，《哈佛商业评论》的汤玛斯•史都华 Thomas Stewart，之前他在《财星》杂志与《Business 2.0》，也是《智能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 的作者。《商业周刊》的约翰•拜恩 John Byrne 也是《网络神童》The Whiz Kids 的作者，与《杰克：全凭胆识》Jack: Straight form the Gut 共同作者。《经济学人》的艾德莱恩•伍尔德礼奇 Adrian Wooldridge 与约翰•米克斯维特 John Micklethwait，也是《完美大未来》A Future Perfect 与《企业巫医》The Witch Doctors 的共同作者。

• 顾问：这些人一般在顾问公司工作，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领导思潮，因此他们写文章、写书、在会议或私人公司演讲。例如在美智企管顾问 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 工作的艾德里安•斯莱沃斯基 Adrian Slywotzky，在裴洛系统公司 Perot System 的詹姆斯•钱辟 James Champy，与麦肯锡的劳威尔•布里安 Lowell Bryan。

在这个排名中，同样包括了一些几乎是世界性所共知的传统人物，比如排名第3在美国创立管理学的德鲁克，排名第1的提出 竞争优势 的 Michael E. Porter，排名21的写营销教材的 Philip Kotler、排名14的 Charles Handy，他在英国创立了管理学，研究组织和个人行为。来自亚洲区的还有排名40的 Sumantra Ghoshal，他是 Charles Handy 的老师。排名37的 Kenichi Ohmae，大前研一，他除了在日本将麦肯锡的业务发扬光大之外，还写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思考等100多本著作。排名30的 Robert Kaplan，创立了平衡计分卡的概念。

同时，来自互联网及新经济的人士也非常多，比如排名24的 Thomas H. Davenport，排名31的 Esther Dyson 等。随着互联网泡沫在1999的破裂，新经济和互联网何去何从仍然是未知之数，这些人会不会在以后的排名中更加靠前或者消失，有待日后知晓。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比如排名第3的 Robert Reich，他是《成功的未来》The Future of Success 及《国家的工作》The Work of Nations 作者，柯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终生为劳工福利呼吁。他的出现，不但为统计者惊讶，也非常值得研究者思考。排名第15的 Henry Mintzberg 他以批评 MBA 的教育无法产生管理者而出名，但他同样在商学院为 MBA 授课。还有另外几个研究趋势及潜能的人物，比如排名第8的 Alvin Toffler ，托夫勒以《第三次浪潮》中对未来的预言而名闻于世，排名48的 John Naisbitt，他以研究时代的大趋势出名，以及排名45的 Anthony Robbins，他以开发人的潜能而著名，这个人可以说比李阳还疯狂，可以和陈安之、李阳归结到同一个群体中去。

这些另类人物的存在，也可以显示美国人与亚洲人不同的奇怪口味。笔者无意在这里为每一个人物做分析。读者可以根据提供的名单，自行根据兴趣及方向，寻找各个人物的简介从中学习，又或许可以根据日后的更新调查表，考察时代的潮流变化。

11. 一个思考。

最后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人物和思想，中国大陆的学生能学习到什么？

从第一节开始，本文明确的指出从17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世界经济循环的影响。在这种全球化浪潮下，表现为资金、商品的逐步自由流通，无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才或者商品，都因为这种全球化而进入同一个市场，并经由其国家的先天禀赋和市场竞争完成分工合作。工商业知识作为一种实用技能，赚钱之学，本质上无分国界，无分先后。其运用因人而异，技进乎道而运用存乎一心。但作为知识而言，工商管理学知识明显受世界经济的潮流变化而影响。

从一、二战以来，英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消退，美国崛起，两国冷战，从此世界划分为两种意识形态及市场，而战后的日本则以其低成本、高品质的工业产品进入全球市场，令美国担忧。再后，在重重唱衰美国的声音中，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的创意及新产业的产地，苏联解体，而日本则陷入15年的衰退之中。制造产品的国家，陆续转移到亚洲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等，并陆续向劳动力更低的国家迁移。

中国在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及倒行逆施、杀人无数之后，从80年代开始，终于以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参与全球大市场的分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拜毛泽东所赐的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这样一种优势，在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婴儿潮陆续进入退休期之后，更加明显。在一个老龄化的欧洲、美国、日本、香港的世界中，中国以其源源不绝的为世界提供廉价劳动产品而受欢迎。

这样一种特点，配合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一个典型的生产大国，为世界各个富裕国家输送产品的同时，也勉强维持了这个国家10多亿人口的温饱。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过程。这在近年，消耗了大量地球的原始资源，带动了各种资源价格的增长。

在多大程度上，过去20多年的工业过程能否维持下去？社会经济是否能够完成转型？仍然是未知之数。但由于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的残余，政府力量的不肯退让，市场在多重夹缝中求发展。其结果便是，在工业制造方面，如何不断吸纳从农村出来的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方面，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于是，美国和日本的制造经验，很快被引入到中国并吸收，这个过程目前仍然在进行之中。

在这个过程伴随的就是大学的教育，仍然接近于德国的工程师教育，为生产过程提供更多的技师，而非提供更多的管理预备人才。而商品的流通方面的知识相当缺乏。从波特的竞争优势学说来说，中国将低成本的竞争发挥得非常彻底，而在产品的差异化及营销方面，实际上离世界尚远，至于那些潜在于产品生产背后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营造、企业再造，市场趋势研究等学问，更多的只是各种伪咨询机构的时髦用语。而实际上，这些机构更多的作为企业权力斗争洗牌的工具而不能真正的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竞争力。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前提下，奢谈工商管理之学，乃至金融财技、为商之道，多少仍离题尚远。从前面评选出来的商界思想50人来看，英美世界之外，日本只有大前研一能进入美国人的视野，而发展了20-30年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语世界，无论李嘉诚还是郭台铭，仍然没有进入这个排名榜中。至于著作等身的邱永汉、林行止，大陆又有几人阅读？

在前苏联，本来创立了 50年经济周期理论 的康德拉季也夫完全有资格可以进入这个排名榜，因为在西方世界，研究这方面最负盛名的熊比特，也只是指出经济周期的存在而已，不像他明确的提出50年以成为后人批评的基石。但可惜在斯大林大元帅的命令下，他被处决了。同样，在中国文革中，多少在美国、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一样被无声无息的处决了，这样一种结果，导致思想界的知识和教育，由此而断绝。

考虑到旧有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资源及知识的垄断，仍时时障碍着市场的运转。假如中国评选商界影响力50人的话，恐怕前五名必然是胡、温、江、邓、毛。而那些被网络屏蔽掉的网页，将成为统计最大的误差项。各种各样对于商业及经济学的误解，乃至各种本土自创的奇谈怪论，仍大量存在。无论商学院、实业界、记者、顾问业，中国仍然缺乏自由的土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学习有效率的生产，并让市场有效率的工作。这样一个重建及学习过程，看起来远需要时间，或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也未必能够达到，而在不远的将来，阅读这篇文字的年轻人，一样也将迈入退休的年龄。如何与时间竞赛。完成转型，面对竞争，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在知识上，仍需要继续全盘西化，向外学习。工商管理知识大国的崛起，为期尚早。

附录：

注释：

2005-10-24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出生的那一刻，便是肉身被抛入尘世的时刻。而后当身体慢慢成长，发育，成熟，而后衰老，死亡时，关于自我的意识，也慢慢产生，稳定，而最终随肉体的消灭烟消云散。
　　
关于自我的意识，在小时候，是通过对肢体动作的训练得到强化，但随着人的成长，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来自社会所赋予的教育，以及随后通过工作、生活等与社会的互动，来理解身边的生活环境，从而得到自我的人格，以及与之对应的相对连续、表现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自我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源于对自我以及身边环境的认知。记忆的连续性使前一刻的认知，构成下一刻行动的判断。在法律意义上，一个行为人，其关于社会及生活理解的认知，必然是相对稳定而变化缓慢的，否则，其行为便会出现跳跃式的随机动作。¹ 从而，当将延续性的时间跨度进一步延长，便可以得到，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有可能持续影响到后世长时间段下一系列的行动，从而，历史的耻辱成为后世的重负，先祖的荣光，成为子孙的面子。
　　
一个人的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为终此人之一生，所持续进行的各种行动所构成的全集。在词源学上，History 可以被分解成为 His-story，便可知道，历史，实质上，乃是关于人之故事。
　　
但关于某人的故事，所可纪录，所可考证的，乃是这某人的行为，而关于某人为何做出这行为的背后原因----某人的自我意识、某人的思维模式、某人对肉身的控制，某人的非理性的情绪波动种种，却与时俱逝，不得而知，于是，产生出关于历史发生背后动因的猜测，即是历史解释学。
　　
对于历史解释学来说，很幸运的是，由于不存在时空隧道，因此，后世所做的任何设想，任何解释，任何判断，都不会再去影响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与被考察的主体，存在着主体间无关性。这使得历史考察，看起来更具客观性。但是，同样很不幸的是，也由于逝去的全景已经不可再追，也使得历史考察，成为一种对过往各种遗迹的拼凑之后的一种想像和重现。而关于各种历史解释的优劣，则属于一个方法论问题。在本质上说，通过某种方法论得到的历史解释，仍然只是后人关于前人的一种想像而已，其影响，也只局限于当代人，对于古人来说，逝去如斯，已不可再，再与后世无涉了。
　　
后世是否能出现时空隧道，打通历史界限，回到未来，今日不得而知，但在一种情况下，后世对历史的考察，可能会影响到前世的历史变化。这就是假设前世已经考虑到后世的价值判断，而顾忌到生前身后名，从而舍身取义的情形。不同时代所信奉的关于不同时间的价值判断，构成关于时间和生命价值的不同文化观念，由此产生出关于当世生活的不同理解。比如信奉中国传统

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为浊世树楷模

的儒家观念者，可能会以盖棺之后的身前死后名，来看待今世的君王天下事。信奉六道轮回者，则可能视今生今世之苦难为前世之必然而安贫乐道，而信奉上帝之城者，则可能以天堂之生活，或者最后的宣判，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从而，对于历史考察来说，如何断定历史上行动者，在行动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一个需要详细考察的重要问题——行为者的思想，可能由社会现实渗透而诱导出来，也可能产生于闲暇时候的幻觉。另一方面，思想，也可能转化成为实际的社会行动，而产生于当时或者后世。这便涉及到思想如何产生，以及思想史与社会行动史如何相互纠缠的问题。
　　
思想如何产生，本质上说，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不应该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或者说，作为一种生物的人，其生物性，限定了人所可能行动的边界。而随着对人生物性的加深理解，或者说，对于生物性约束边界的拓展，也可能使人出现与前世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这通过对比人类最近一百年的生活面貌和一百万年前的生活面貌，便可以发现。
　　
而思想史和社会行动史的纠缠问题，则属于历史学所必须考察，也可能考察的问题。从一种哈耶克的自生自发扩展秩序的观点，社会行动的形成，在于所可能解释之先，或者说，人，乃是不自觉的行动着，而关于行动的解释，乃是在于行动之后。而从一种计划性的观点看，未来，和建筑物一样，有可能是被设计的，而设计的依据，可能来自过往的实际经验，也可能来自幻想，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都可以被看成这种设计的一个试验。凯恩斯说

政治家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

时，不过便是指出了行动可能是被设计这个道理而已。
　　
自发，还是设计，这种对立的观点，都只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释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存在记忆，记忆形成经验，并通过各种媒介保存记忆，交流经验。人类的学习和教育，正是这种经验在不同世代中的保存。而对于历史的考察，则是记忆的延续。
　　
前世的记忆，牵引今生的因缘。过往的种种，无论思想或者行动，通过各种变形或者演化，都同时呈现于当世的生活中。当代人所幸运享受到的物质生活，乃是托了此前千百万年来人类整体努力所修的功德。而当代人所种下的种种恶果，比如对环境的破坏，或者对基因的重改造，无论好坏，均可能报应于子孙后代身上。而今生今世活着的人们，则生活在过往千秋万世的死者所构成的各种局限和约束之中。

死诸葛驱走生仲达。

死者去矣，生者仍存，对死者的敬意，构成对生者的同情。试图理解今生今世生活者，都有必要通过这种追本溯源的反思，以理解人之所从来的问题，才能进而确定自己去向何处去的判断。从而，对于历史的理解，实际上是理解人在当下之局限，而不可预料的是未来的创新。往者可鉴，来者则不可知。鉴往以知来，则是自大和妄想。
　　
一旦将历史看成记忆，那么，阅读历史，便是一种回忆。阅读长时间段下，或者一个场面下的历史，便是一种对于逝水年华的追忆和重现。历史，既然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么，关于历史的回忆，便也属于一种私人性的偏好，回忆可以跳跃，可以交叉，可以变形，也可以重组。而历史，便可以跳着读，可以横着读，也可以倒过来读，颠三倒四的读，如梦境一般，变换无穷。从叙事学的观点看，历史，小说，电影，和做梦，在叙事上，本没有实质的界线。
　　
一人有一个梦想，一首歌有自己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属于自己私人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历史的线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关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和认知。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历史，去回忆过去。而每一本书，便是一种回忆录。作为文本的作者，可以随意的开始，随意的结束。而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和回忆一样，可以随意开始，也可以随意结束。因为，事实上，作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读到了自己的历史和回忆。这便是作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媒介的书籍的最重要的功能。读者能够在文字中，读出属于自己私人的回忆，或者引起自己私人的问题时，所读到文字的对错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可以被忘却，因为文本已经最大化的完成了其自身的功能。
　　
尽管如此，作为书写的回忆而言，历史哲学，便如数学中 1 + 1 = 2 一样，乃是其中最简单而基本的一种。洛维特将其定义为：历史哲学是

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

这便是说，历史哲学，实质上是试图用某种最简易的原则，或者线索，来织起关于历史复杂的认知和事实。从奥卡拇剃刀的方式看，历史哲学，可能是历史回忆中，最简单而方便的一种，尽管可能不是最有效或者优越的一种。
　　
广义上说，既然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以其自己相当私人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私人的故事，那么，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历史哲学。而任何关于过往历史的各种片断串联之后的见解，只要试图采用某些简单的线索或者原则加以描述，都可能被被假冒为一种哲学从而冠以历史哲学这个名称，特别是当考虑的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活动的普适规律时，情况更是如此。于是，可以说，就流传下来的文献，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经》、奥古斯丁、Joachim of Floris、波里比阿的著作，均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维柯、伏尔泰、孔德、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雅斯贝斯的学说，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一切历史哲学背后，都可能有一种不自觉的狂妄，每个人都可能由于其自身的自大，而将其个人的历史哲学，不自觉的的幻想成为全人类的历史现实。
　　
但本质上，历史哲学 这个词语可能仅是一个悖论。既然历史意味着后人基于观察及理解得到的过往一系列活动的片断的回忆，而哲学，则意味着一个具备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和系统，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件可能会服从一个统一的原则呢？如同哥德尔关于数论的形式一致的公理化系统中必然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的证明一样，假如真的寻找得到一个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适准则，那么这个准则必然不能存在于它所考察的对象——历史——之内。也就是说，历史无法在其自身之内获得其解释原则。从而，所有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考察及解释，均不可能被经验事实所解决，而只能称之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或者判断，必然在事实之先。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可以看到各种别有用心者，试图用各种手段，使历史确认服从某种其所合意的历史哲学，其做法，乃是先验的规定某些原则，然后再以这种原则为基础，重新挑选，包装，改造历史。选择出那些符合这些原则的历史片断，而抹杀其他的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回忆和片断。再借助各种社会制度，教育和规训，名利的激励，演说和煽动，社会群体的动员种种，删改历史记忆，然后将其转化为词语的形式，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式灌输到下一代人的脑中。同时，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通过牢牢控制各种信息传播渠道，比如报纸，媒介，电视、网络，学校、教育、出版，防止不 和谐 的传播。
　　
但本质上说，人类的好奇心乃是出自天然，关于自我的意识的追求，乃是不可抑制的自发发展，任何控制均只是一种妄想。任何具备充足好奇心者，如果长生不死的话，都可以以其自己的方式，无论是阅读，还是参与市场生活，重新追寻出以其他不同方式书写的历史哲学，而完成其自身的知识对于信仰的诘问。而书写，便是这种诘问的回忆，而文本，则是回忆的残骸。
　　
作为文章的作者而言，从一个事后编辑的角度，沿着时间的线索，以最常规的方法，描写这种对于约束考察的历史，乃是最大便利于普通读者的方式。但读者，如果能够以其自身的方式，从破碎散落的材料中，寻找出其可能的联结，并享受这种追寻的乐趣，却可能真正的得到阅读的真谛。

注释：

长棍中的股票及基金，虽然有一部分也是封闭式基金及长期持有的股票，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卖。从基金和股票的绝对面额数量（及短炒收益），也可以看见卖的频率也很频繁，也即是说，尽管被列入在长棍，但实际上在2007 - 2008年间，也经常短炒换手，而不是一味长拿，

在该节中，笔者计算了国寿的短炒交易收益。

从实际操作上看，国寿除了短炒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有部分股票、基金确实出售了。其中基金部分，年报中无进一步详细数据，只有一个总面值，股票证券部分，见下表：

表39-1 国寿股票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