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国所秉承的文化理念、社会传统及金融结构不同，在保险行业中，对于相互保险制和股份公司制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下，有着很漂移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方向，是股份保险公司转制为相互保险公司。比如美国，从1900年至1936年间，至少有15家股份制的人寿保险公司转变为互助公司，其中包括当时最大的保险公司：大都会、Metropolitan 和宝德信 Pramerica。
推动这一转型的导火索是纽约州阿姆斯特朗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该报告引发的一系列媒体与政府的调查活动，说明股份公司损害了保户利益，（见《国外相互保险公司的发展路径及影响》），
作为金融中心的纽约，立法机构成立了以参议员威廉·W·阿姆斯特朗为首的委员会对纽约寿险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
即著名的 阿姆斯特朗调查，最主要的指控是收取过高费率侵犯客户利益以及高管收入缺乏监管，不当和腐败行为盛行。
特别是，1868年，公平人寿（Equitable Life）在美国寿险市场上所推出的唐提式保险（Tontine Insurance）。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提式保险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寿险产品。至1905年，唐提式保险业务占到整个寿险业务量的2/3。在公平人寿、纽约人寿等大型寿险公司，唐提式保险甚至占到业务量的80%以上。但该种保险的设计，明显存在对客户的欺诈。
在该保险中，保费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普通终身寿险，余下的部分存入由保险公司管理的投资基金。属于保单持有人的投资收益和分红在保险期限内（通常是20年）都置于这个基金中不作分配。如果某一保单持有人在保险期间内死亡，受益人仅能得到指定死亡保险金（Specified Death Benefit），而不能得到该基金的分红和盈余。全部的分红和盈余将于保单到期日在生存的保单持有人中进行分配。最后死的人，获得剩余所有，这实际是一场关于谁活得更久的比赛，或者赌博。
尽管这看起来很类似于中国人寿所贩卖的两全分红险，但实际是一种变种的赌博，即赌谁活得更长命，而不是一种对不幸陨落者的家庭救济。（见吴民许《阿姆斯特朗调查再反思》及杨明生《重温阿姆斯特朗调查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的启示》）
阿姆斯特朗调查推动了股份制向相互保险制的回归及保险业的监管。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十大保险公司中有六家是相互保险公司。到1997年，占全球保险业务四分之三的前五大市场中，相互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约占全部保费收入的42%（Swiss Re Sigmal，1999）（即大约近半）。随着70年代末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金融服务业加速整合，全球化竞争环境下，保险公司追求规模，大量需求资本，相互保险制不再适合此一潮流。同时，新技术的出现，伴随消费者需求改变，兼并狂潮配合管理层激励，以及不断要求放松监管的金融环境变化等，改变了整体金融文化导向，随之带来组织结构变化。
整体的金融自由化，扭转了此前的趋势，不断有相互保险公司转化为股份制，特别是1998年以后，相互制寿险公司转为股份制这一趋势，特别明显。通过转换为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快速提升公司核心资本金和偿付能力，比如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认股权证，可转债等，快速获得核心资本，扩大业务，提高规模。
同时，股份公司可以绕过监管当局对保险公司经营非保险业务的限制，比如利用复杂的股权控股，进行业务兼并。由于股份公司的优点，可以绕开管理当局监管，及避开面向股东的财务报表的具体呈报，比如建立表外资产-负债项，又或者设立海外子公司以避税等。
过去10多年来，金融业高管的高薪趋势，令到管理层将公司做大的冲动非常强烈，从而使得这种非相互保险制化（Demutualization）趋势特别明显。在十数年间，各国有大量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陆续转化为股份公司，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比如瑞士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Swiss Life）和英国第五大保险公司（Norwich Union）于1997年6月实行了转制。澳大利亚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AMP）于1998年1月也进行了转制。1998年初，加拿大四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宏利人寿保险金融公司（后来兼并了美国恒康金融）、大西部人寿保险公司（Great West Life）和加拿大人寿公司(Canada Life)（这两者后来于2003年合并成为泛西人寿保险公司）、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后来和明信理财合并），陆续从相互制转成股份制。
1998年，美国两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宣布转为股份制。南非两家最大的综合企业分别于1998年10月和1999年7月进行了转制。苏格兰第二大养老金保险公司 Scottish Widows 于1999年6月转制。2001年12月英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保诚保险公司完成转制；2000年4月美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完成转制。1995-2005年，美国寿险业33%的相互保险公司 非相互化，寿险业相互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也从1995年占比39%降至2005年16%。
同时，此种 非相互化 风潮不仅限于加拿大、日本、英国、南非等国，也传到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日本有着全世界最大的3家保险公司：日本生命相互保险公司（该公司2003年1月与上广电合资，成立广电日生人寿在中国运营。）、第一生命相互保险公司以及明治生命相互保险公司（此前为第4位，后于2004年与当时排第6位的安田生命相互保险公司合并，是日本第一宗相互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并，合并后排名第3。）此前全部采用相互制。
当日本在80年代末开始进入长期通缩期以后，利率下降到接近零水平，而之前的保险公司，都承诺了固定的高息预定利率，从而出现大量利差损。情况类似中国1997年之前保险公司所累积的大量的高息利差损保单。高额利差损严重损害保险公司核心资本金和偿付能力，同时，经济衰退过程，保费收入减少，甚至赔付支出多于收入。另一方面，退保不断增加，挤压现金流，使得保险公司被迫在股市低价变卖资产以应付开支，长期低迷的股市，又进一步损害了保险公司的资产面额。这数者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保险公司现金流枯竭，或者干脆资不抵债，只能破产。
为因应此问题，日本的保险公司，也被迫从相互制转成股份公司，因此，日本转制的原因，倒不是类似加拿大或者美国般打造金融帝国，而是为了从社会募集资金，提高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以承担社会责任，避免保险公司破产对社会的震荡。（这情况，实质上也是棺材朱当日非常急切要将保险公司上市的原因。）
但尽管如此，由于长期经济低迷，长期通缩及名义近零利率，这段时期，从1997年开始的日产生命，到2001年的大成火灾，4年间，有9家保险公司倒闭。（其中，6家是相互制公司，3家是股份制公司。）2000年的千代田生命保险破产，是战后破产的第5家寿险保险公司。也是当时破产的最大寿险公司。该公司的问题在于高息收集资金，然后投资于房地产，当地产进入长期去泡沫时期，资不抵债，现金流枯竭而直接破产。（所以，在地产狂潮末期，地产价格高企时，允许保险公司进入该行业投资，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日本文化由于其集体决策思维，羊群心态、盲目跟风传统，在位者威压传统，导致大量公司在地产高位时，将主营业务所得现金，高位购入地产，而集体责任制及复杂的持股结构，导致其报表高度不透明，使得这种损失，被拖延许多年才能体现。比如最近奥林巴斯一案，其实际损失，便来源自20多年前的错误投资，却被一直拖延，掩盖到20多年后才被揭露。
幸田真音在小说《伤》中，描述了一个知情者自杀成仁，以掩盖真相，而一干公司同仁，则通过给予死者家属以高额抚恤金，以集体沉默代替揭露真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故事，真可谓日本金融的伤痕文学。
回头看，20多年来，经过多种金融手术，日本的金融体系，仍然试图以一种镇痛剂疗法来处理，而不愿意学习美国的大规模破产方式，彻底刮骨疗伤重建。将相互保险制公司转化为上市公司，便是其中一种镇痛疗法。2002年，大同生命保险相互公司、大和生命保险相互公司转制。2004年，太阳生命保险相互公司、三井生命保险相互公司转制并上市。经过一波浪潮之后，日本的46家寿险公司中，相互公司仅存日本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明治安田生命保险、住友生命保险、富国生命保险和朝日生命保险6家。
2010年4月1日，第一生命保险相互公司 也宣布转制上市，成为日本拥有股民最多的公司。日本寿险业剩下5个相互保险公司，持有寿险业三分之一的资产。至此，除日本和加拿大外，在欧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大型相互保险公司的 非相互化 浪潮已大致结束，这一趋势不再为市场所关注。
从相互制转成股份制，有两种不同方式：MHC式 Mutual Holding Company Conversion 和 完全非相互化 Full Demutualization。前者转化为三个公司：相互控股公司（MHC）、股份控股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情况类似中国联通H股），后者彻底转化为股份保险公司，通过IPO设立公开上市的股份控股公司，保单持有人在获得相应补偿的前提下，集体放弃对公司的所有权，保险合同则转移至该子公司。
中国人寿剥离高息保单然后上市，更接近于后者这种案例。但中国人寿上市之前并非相互保险制，从人保集团分拆出来的人寿集团业务，更接近英国光荣革命之前的特许经营，皇帝提供牌照，获得高额租金。
对于中国来说，保险业是从1980年之后重新起步。一出现在公众股东面前，便是股份制形式。其原因，是在历经大饥饿的易子而食，以及文革大屠杀的极度贫穷之后，试图以局部的产权让渡，来改善皇权制统治的低效率。
所以，80年代，从一开始，股份制、上市，引入透明的管理结构和严谨准确的财务核算，被认为是一种充满期望的制度变革，并通过希望此种产权改造，股份制改革，来重新处理产权结构，权责关系、剩余分配结构以提高机构的运营效率。（30多年之后，新一代皇帝，已经忘却了这一信条，也忘却了当日如何从贫穷中起步，向外界和西方学习的历史。）而相互保险制，则显得更像传统国营企业而被认为是低效率的。
对于重新起步的保险公司来说，作为虚位存在者 国家，并没有出具任何的实际资本金。只是提供牌照，坐地分赃。重组后剥离了盈利保单上市所剩余的人寿集团，正如《上卷》数据所显示一样，经营不善，只剩下大量亏损保单和实际上的账目负净资产，依靠于上市被包装健康的子公司不断的分红，榨取现金来填补旧窟窿。这部分，笔者在《卷一》的最后一节，已经论述了。这些剩余的系列保单，正显示了当时的经营者业务不过关，缺乏长期经济眼光，以及精算技术不过关引起的经营失败。
所以，中国式保险企业，以股份制上市，其实只不过是相当于皇帝出租了牌照，而私人出具实际资本的一种合营形式而已。而各家保险公司上市，一开始是政治任务，作为金融体系改造的一部分，同时另一个目的，也是募集资金填补旧窟窿。当然，为了吸引私人股本参与，也保留了一部分赚钱的业务和几十万业务员，只是相对于此后高速增长的保费来说，距离现今超过10年的保留保单，其比例已经微不足道。
比如说，截止2003年在港股上市之前，剥离后，属于新上市公司的年保费收入，只有2012年的三分之一。而随着逐年资产累积，这部分旧保单除了大部分已经到期终结之外，以总体资产考虑，也不足现在的二成。有一种分析，因为无能力分析拆解出国寿的利润，便努力臆想各种可能的利润，努力寻找各种可能的 好，比如误认以为遗留有大量赚钱保单，这是一种很可笑的臆测。
从此处可以看出上市募集新资本，以及一个高速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对于处理旧时坏账，以空间换时间的作用。如果四大行没有2008年四万亿产生新的坏账，实际上，以时间换空间，同样可以将10年前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坏资产，慢慢拖成很小比例。当然，此种拖和通过资产膨胀解决，从结果上看，便是使用人民币的人民，以通胀为代价，为以前的被贪污挥霍掉的旧账买单。事实上，以过往15年的M2看，确实可以称为 大洪水，只不过意义完全不同于刘仲敬此类危言耸听。而是通过货币贬值和高速通货膨胀，洗刷干净了上一手的许多坏账。
人寿保险公司上市，在A股是2007年前后，在港股是2003年。无论上市与否，其区别只在于是公开集资，公私合营，还是政府独资专营，代表红色产权的国资委从来不肯放弃控股权。因此，在整个历史演变中，通过股份制一方面重新界定产权，另一方面从私人手中募集资本金，一种变相公私合营，使得股份制成为一种当仁不让的制度。而相互保险制的结构形式，从未进入改革者的视野中，尽管其实质精神可能以其他方式表达。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相互保险制公司，比如2003年在黑龙江成立的针对农业的 阳光相互保险公司，这实际是借鉴日本经验而成立。）因此，整体上，除了一些从业者和监管者之外，多数公众小股东和从业人员，缺乏历史知识和背景，多数直接以股份公司的理念，或者上市公司的要求，去认识保险行业及其中的公司。
对于公众来说，满清以前的士绅互助传统，比如以仓储救济、宗亲福利会，同乡会、船会、镖局等各种形式为载体的民间士绅体系，自当年抢了常申凯的天下，入城以来，持续发动的各种破四旧、大革命、大清洗、大屠杀中，此一体系已经被彻底拦腰斩断，远离公众信念之外。人与人之间互相怀疑，互不信任，以邻为壑，相互举报，互相残杀，于文革达到巅峰。人性沦落为野兽不如的境界，其深度爆发出来的人性之丑陋，对文明之摧毁，ISIS拍马所不及，为数千年文明所罕见。
而随着经历文革的这一代人逐渐变老，正如俗语所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当日的红小兵，变成老不死之后，在位者以新的形式、故事为自己曾经的满手血腥，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比如白头翁薛氏，改名换姓，以抄家得来的文物起家，摇身一变慈善家，又倡导社会改革，正是典型一例。（又记：搞笑的是，白头翁貌似开明的言论，最终也被以嫖娼的罪名抓了，实在搞笑。）更有甚者，毫不讳言早年的血腥，沾沾自喜，比如任大炮不断追忆为他的战友送去几十辆吉普。
而民间整体，随着以金钱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引入，引发以金钱本位代替正统马教义和变异毛思想，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这一思潮变迁，笔者在《分裂的世界》一文中，已经说明。在这样一种以金钱为导向的思潮下，人心冷漠，以邻为壑，谋财害命，不择手段，相互投毒。而缺乏对传统相互救助、相互保险制度的共识和理解，再加上金钱价值观导向，对毛信仰的代替作用，随着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交叉于一切经济活动之中。只有随着经济规则的重新建立和博弈，才慢慢洗刷去部分意识形态的毒害。
公众对于保险公司的印象及知识，一方面，在签约之前，来自经纪人推销保单的接触，由于保险经纪人从一开始多是失业人员或者临时人员，学历又低，因此，推销方式充满着大量的欺诈和中国式的杀熟行为，口碑与传销同样恶劣。
签约之后，则来自对保险公司分红、理赔、索偿的客户关系的认知，由于利润要求，充斥着各种拒赔、推诿、躲避责任，也出现对投保人的蓄意讹诈等。同时，签署保单的投保人自身，也出现中国式特有的道德欺诈，存心不良的刻意骗保、恶意闹市，（比如中国人寿便搞出一笔维稳开支，尽管这笔开支没有清楚的记账入财务报表中）。因此，一份保险契约的各方，各怀鬼胎，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的人性丑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一开始指出相互企业和股份制的差别。但日本的相互保险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也同样出现恶意欺诈顾客的事情。（日本式的文明，看似一种良好的中西方产物，但在道貌岸然背后，隐藏着大量不足为外人道的欺诈。）比如明治安田生命相互会社，明治生命保险公司是属于二战前旧三菱财阀系统，而安田生命保险公司则是隶属于旧财阀系统，这两家公司的合并，是相互保险制下的合并，但合并后，基于利润压力或者传统，同样出现了恶意拒赔或者欺诈。比如说，代投保人签名，或者唆使投保人不正确告知健康情况，但理赔时，却以同样理由拒赔，在2005年11月被金融厅责令停业整顿，可见该种恶意理赔传统在保险业之泛滥。而日本所特有的寿险诈骗文化传统，比如大量出现于80年代的日本侦探小说，各种或真或假的自杀，以欺诈获得高额的人寿保险金，这充分展示了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互相欺诈。
这样一种紧张对立的公司-客户关系，同样体现了一种分裂的世界面貌。一方面，公众小股东，券商营业员，分析员，均只侧重于保险公司 利润 的一面，而忘却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实质，是为客户承担、分散风险，或者说救济精神。
特别是，其本质上的利润来源，正是来自于这样一种对风险的承担结果。这种公众小股东以股份制形式，对保险公司的利润压榨要求，体现在每年的年报业绩以及报告会上，公司管理层以各种利润数据，向股东汇报。而同时，在年报之外，又另外独立出具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以应付监管。重视价值的小股东则以报表利润为基准，以买卖股票来投票，来回应管理层在利润方面的经营。当然，更多小股东是炒卖，看曲线和各种技术指标，则完全和经营毫无关系了。
另一方面，体现在当局的和谐要求和对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限定上，由于和谐维稳的整体精神，因此，保监会几乎直接插手保险行业经营，设定各种规则，制度，监视保险公司的一举一动，无论是经营，还是薪金发放，甚至派遣密探设点查访，加上事后资金审计，来严密监视各家公司，严防死守，防止过度拒赔或者拖缓分红而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使得本来只负责监督任务的保监会，更像是行业唯一的游戏者，总设计师！其他行业经营者，只不过是代理人，特别是，需要拉拢有权势的在位者入伙，才能获得某些牌照，远者比如温27亿。近者如泰康腊孙婿，安邦矮孙婿。没有赤色基因杂种者，根本不可能得到牌照。这在笔者当日论述《王十大战野蛮人》时，已经探讨过了。
这种分裂，除了体现在公众的需求与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之间的不匹配之外，也体现在行业分析员，公众小股东对保险公司投资收益、账面利润的过度强调，忽视了承保责任。而这样一种承保责任，本质上正是，前面所指出的，集结其他没遭受损失的人的资金，补偿那个遭受损失的不幸者。这才是保险的本质根源。
这样一种公众、业界、管理者、监管者在产品、业务、公司、行业认知上的分裂，全部集结于公司身上，使得公司被赋予各种身份和要求，而这些要求，本身很可能是互相冲突的。
特别是，以美国的文化背景下，竞争性金融创新思维为导向的结果，过于强调寿险公司的投资，而忘记承担、保责任才是保险公司确立的真正原因。保险公司本质上的利润来源，不但在于其承担了保险责任，而更在于这种利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保险公司能够继续长期承担这种责任。从偿付角度上说，其利润盈余，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保险公司有能力继续承担其社会责任而存在，或者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补偿，而不应该是纯粹的利用某些特许经营权的过度寻租，或者成为某些野心家扩张而获得高薪的基础。（所以，保险公司管理层发几千万薪金，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是个人就能经营的公司，给自己发一年几千万，是给人送几十亿的佣金回扣?）
从行业组织形式上说，当寿险公司从相互制转为股份制之后，明显带来股东利润和保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改造成为股份制公司之后，企业家精神和利润要求，推动保险行业进行创新，以适应变化的市场。
这体现在，传统寿险之外，新型的储蓄型、理财型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典型的是各种投连险和万能险产品大行其道。同时，大量全新产品，比如某类巨灾险（类似于英国疯牛病险，汶川之后出现的地震巨灾险、非典、感冒菌出现之后的特别险种）等保险产品层出不穷，体现了金融从业者在利润驱动下的创造力。
而一方面，相互制下的保户和股东，本来一体化利益，现在被对立起来，利润切割和一系列的信息-权力不对称问题加剧。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为了防止客户骗保，保险公司必须加强赔付部门的审核。而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会制造出新产品，以吸引新的顾客。保户则担心承保人过分追求利润，忽视或者逃避承保责任，而常常需要付诸法律进行追溯补偿，由此带来监管及系列法律问题。
但与美国文化监管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的监管，除了一方面防止保险公司设计并用使用欺诈手法售卖欺诈客户产品，又必须防止保险公司过度承担风险，最终无法履行承保责任。另一方面，是担心过度追求利润的创新动力，过度追求利润，承担不必要风险，伤害保户和社会利益，或者学美国金融骗子，胡乱出海投资，赢了拿高奖金，输了便从公众融资填补窟窿。
这使得保监会处于一个又要当爹又要当娘的 管理 地位。除了监督，还渗透着进行 管理。这在实际操作下，则常常意味着对市场及公司的过度干涉，即是以行政法令干涉市场行为。从而导致监管在法律上及实际运作上的日趋严格甚至有过度规制，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中，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的大趋势下，更是可疑。
同时，随着精算技术及金融创新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不断修改，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创新与监管互动，配合经济大时局，及社会环境，百姓认知、市场需求，不断演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推动行业演变。简单而言，保险行业这门古老的行业，其存在，是人类社会有同舟共济，分担风险的需要。相比于股份制企业的，顾客就是上帝，以利润为准绳的信条，相互制度更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类本质上的群居分担风险的需求，而这样一种本质需求，无论是在相互制转化为股份制，套上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形式后，所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的。这正是保险行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尽管在现代各国，这样一种责任所带来的承保利润，已经非常低微甚至是负数。
Michael chen 写于2012-2-3，修订于2016/2/19